孟子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王道”，一是“民本”。孟子崇尚“王道”政治，以“王道”为最高政治理想，而贬黜“霸道”。他分别以尧舜禹、“春秋五霸”为“王道”和“霸道”的代表。孟子所说的“王”，就是“以德行仁”，让人“中心悦而诚服”；他所说的“霸”是“以力服人”，结果是“非心服”。孟子要求行“仁政”，讲“民本”，其落脚点都在 “王道”上。他向往尧舜禹先王之治，实质上是希望道德主体与政治主体合一，即以尧舜禹等圣王实践过的理想政治的“类型”，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通过对圣王历史与业绩的诠释，批判他所处的纷乱的战国时代，目的是引导历史的走向。

    孟子的政治思想体系以“民本”为基础，这与两千多年来中国以“君本”为基础的政治传统是形同水火的。如朱元璋读《孟子》至“草芥”“寇雠”之语而大怒，于洪武三年（1370）废黜孟子祠，并于洪武-十七年命大学士刘三吾删节《孟子》，就是明显的水火不相容的例子。两千多年来，《孟子》成了为苦难民众伸张正义的书，它召唤着历代读书人的良心，如“诗圣”杜甫的“致君尧舜上”，为民呐喊，忧国忧时。

    要讲“仁政”，就要以民为本，这就是传统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从这一理念出发，孟子阐述了自己的“仁政”学说。这一学说，简单说来，包含礼贤下士和保民爱民这两方面的内容。孟子说：“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就是说，君主若能行仁政，那他的臣民就会拥护君王，会为长官丢拼命。孟子一直以为，国君和社稷都是可以变换的，就是改朝换代，而民众是不变的，民心向背与政权的稳定与否直接相关，这是孟子民本思想的核心内容。可是，孟子以民为本的“王道”理想与现实之间毕竟存在着很大的落差，孟子其人其书对专制政治的冲击力之大，后世的不少帝王望孟生畏，《孟子》成“经”之难可见一斑。

    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这一思想，是对春秋以来“以民为本”人文主义思潮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思想界是破天荒的，对中国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如果说孟子言心言性是侧重于哲学思想的话，那么他谈君谈民就是偏重于政治思想了，二者密切相关。因为孟子的理想是道德主体与政治主体的合一，也就是“王道”。

    孟子“仁政”说的哲学基础是“性善论”。“性善论”，简言之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孟子以为，仁爱基于善性，这个善性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其目的是要为他的“仁政”说找依据。他说“道性善”，即善性人皆有之，应当不断加以扩充，达之于天下，那么“仁政”说就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深植于人的本性之中。这样一来，“仁政”学说就有了一种天然的合理性、普遍的可行性。他“称尧舜”，是称道尧舜的德治天下，不失为仁义之道。德治天下是人们的理想政治，孟子的机智之处就在于把自己的“仁政”说，托之于人们理想中的圣王，这样说服力、可信度都会增强。然而，孟子虽然为“仁政”说找到了“性善论”这个内在依据，不过在当时崇尚“霸道”的形势下，这种“性善论”“仁政”说是很难有市场的。难怪到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就说孟子的“仁政”说“迂远而阔于事情”了。

（摘编自郑杰文等主编《经学十二讲》）

“散文”何谓

郭英德

    在中国古代文化语境中，作为一种文体，“散文”的内涵和外延一直相当模糊。

    首先，以韵律作为分类标准，“散文”可以与“韵文”相对称。古人曾经在“韵”“散”区别的意义上，界说“诗”与“文”两种文体，有时称为“韵语”和“散语”；有时称为“诗律”与“散文”；有时则分辨押韵与不押韵，将不押韵的文本称为“散文”。但是，在中国古人的文体辨析中，是否有韵律，并不足以区分“诗”与“文”，我们既不能说散文是非韵文，也不能说非韵文即散文。

    其次，以语体作为分类标准，“散文”可以与“骈文”相对称，排比俪偶为“骈文”，散行直言为“散文”。“散文”与“骈文”相对称的文体意义，到南宋时开始逐渐确立，并大量使用。如吕祖谦认为：“散文以深纯温厚为本，四六须下语浑全，不可尚新奇华巧而失大体。”他说的“四六”即指骈文。但是，奇偶相生、骈散相杂，原本就是汉语文章的特点。因此在历代写作实践中，骈散之分，从来都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骈文容有散行之气，散文也不乏骈偶之语。周必大早就认识到：“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辞，贵浑融有味，与散文同。”所以今人也常常以“散文”统称散体文与骈体文，甚至统称赋，并从学理上探求其相通相融，认为古典散文的研究应该包括骈文和赋在内。

    第三，以典籍目录作为分类标准，“散文”隶属集部典籍，经籍、史籍、子籍之文不属于“散文”。南朝梁萧统编纂《文选》，基本上采取了这一选文标准。但是谁也无法否认，经籍、史籍、子籍之中包含着大量的散文（或称“古文”）。经籍如《尚书》《春秋左氏传》，后人称为“史传散文”；《论语》《孟子》，后人称为“诸子散文”；即便《礼记》中的诸多篇章，也进入后人的“散文”视野。所以刘熙载说：“《六经》，文之范围也。”在中国古代典籍文献中，早就形成一个以经部为源头与规范，史部、子部分流殊派，集部蔚为大观的“散文”世界。

    因此从整体上看，中国古代散文历时久远，歧义纷呈，旁枝杂出，的确难以“正名”。“散文何谓”，这恐怕已经是，并且永远是一个难以准确回答、也不必准确回答的问题。

    当然，中国古代散文的体制、语体、体式无论多么纷繁，多么变动，就其内涵而言，应该有着一脉相承的审美对象和精神结构，借用萧统《文选序》的概括，就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我觉得，这一概括，虽然模糊，却也实用，不仅可以指称古代的散文，也可以指称现当代的散文。至于“散文”的外延，完全可以是流动性、开放性、包容性的，因时不同，因体不同，甚至因人不同。“定体则无，大体须有”，这是文体的特质，其实也是“文学”的特质。

    因此，从汉语文章的实际出发，“中国古代散文”不能仅限于那些抒情写景的所谓“文学散文”，“而是要将政论、史论、传记、墓志以及各体论说杂文统统包罗在内，不仅如此，而且连那骈文辞赋也都包括在内”（郭预衡《中国散文史·序言》）。这种广义的“散文”观念，超越了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散文”的内涵与外延的纷繁歧异的辨析，更为符合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面貌。

    新石器时代中国所在的东亚大陆野马广为散布，曾为原始人类猎取为食。距今7000年至4500年前，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首先将野马驯化为家马，并渐次传入中原农耕区。马匹作为重要的驮畜，春秋以前在中原主要用于牵引战车，赵武灵王向匈奴学习“胡服骑射”之后，更多地用于骑乘。由于自然条件所限，中原农耕区繁衍的马匹不但从数量上不能满足需要，且品种易退化，因此需从临近的蒙古高原输入。蒙古马，是世界上较为古老的马种之一，体格不大，但身躯粗壮，四脚坚实，耐力好，能够在艰苦恶劣的条件下生存。

    汉武帝时，为对抗匈奴，派张骞出使大月氏。张骞路过大宛，了解到当地最为出名的物产是骏马。这种马与中原习见的蒙古马差异明显，身长体高，速度耐力兼备，是极为优良的战马。汉使看到这种马前膊流出的汗水中有血，感到奇怪，汉郊祀歌描写道“霑赤汗，沫流赭”，便以“汗血马”名之，又称“天马”。汉武帝为求“天马”，数次向大宛遣使，而大宛不仅不答应，且杀害汉使，引起汉将李广利两次率军征讨，最终如愿获上等良马数十匹，中等以下的雌雄马3000余匹而归。

    汗血马的引进数量毕竟有限，而以良种西域名马与蒙古土种马杂交可使后代改良性状。汉以后，汗血马仍然不断输入中原。据南宋李石《续博物志》卷四记载，唐天宝中，大宛进汗血马六匹。“汗血马”在元明两代称为“阿鲁骨马”，又名“小西马”，仍然是中亚各地进献的主要贡品之一。

    除中亚之外，漠北也是中原良马的重要来源。《旧唐书•铁勒传》载，蒙古高原西北部的骨利干，于贞观中“献良马十匹”，“太宗奇其骏异，为之制名，号为十骥。唐代来自中亚的良马在当时口碑中最知名者，乃为唐太宗所喜爱的六匹骏马，太宗逝后，为之刻像陪葬，称为昭陵六骏。

    蒙元是域外良马进入中原的另一个重要时代。由于蒙古帝国地跨亚欧大陆，其西北与中欧相接，西南临地中海，因此元代对遥远地域的良马有了更多认识，知道除了中亚的汗血马以外，还有产于阿拉伯与地中海地区更好的脱必察马，即“大西马”。有专家考证，出土于我国甘肃武威的铜奔马即著名的“马踏飞燕”，其原型就是来自大宛的汗血宝马。

    由于看惯矮小蒙古马的蒙元贵族非常珍视“西马”，有些回回商人投其所好，远赴西亚购取，花费巨大。元仁宗即位之初，监察御使哈散沙奏请禁止，得到仁宗的批准。但实际上，延祐七年（1320年）仁宗去世后，察合台兀鲁思汗怯别每年都数次遣使进西马等方物，元亦给以年例或回赐，其中仅泰定二年（1325年）一次就赐钞4万锭。

    古代中国兼有东亚大陆的农耕区及与之毗邻的蒙古高原。游牧民族所驯化的马匹不仅是古代亚欧人跋山涉水长途往来的主要载畜，它本身也是丝路沿线各族人民之间互通有无的重要交换物。

（选自《光明日报》）

文化遗产首先应满足精神需求

杜晓帆

    ①人们对文化遗产的日益关注，是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现象，深刻地反映了人们历史观和文化观的转向，是民族认同感不断加深的体现。但是，文化遗产范围的扩大，不代表保护和传承的问题就解决好了。比如最近几年流行的工业厂房改造，模式大同小异，大都是将原有厂房进行整饬改造、粉饰一新，然后引入文化创意、餐饮、购物等业态进行充实。其实，厂房改造并无不可，它在一定程度上盘活了废弃的场所和空间。然而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文化遗产保护的直接目的就是保留原有的历史信息。厂房改造仅仅把原有的工业遗产视为可利用的场所和空间，大规模的干预使得依附在上面的历史信息消失殆尽，新引进的业态则是商业复制时代下的产物。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它实际上违背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它可能是优秀的厂房改造案例，但并不一定是成功的遗产保护案例。这样的现象背后反映的，是我们对文化遗产在当下能够发挥何种功能的困惑。

    ②过去的遗存之被视为文化遗产，从客观上来讲，就是它和原生社会文化环境产生了分离，进而来到了当下的语境，成为了一项有待保护和继承的文化资源。在近代欧洲历史性纪念建筑的保护实践中，人们所熟知的巴黎圣母院、古罗马斗兽场等建筑就是在那时开始作为遗产对象来进行保护和修复的。尽管那时的保护理论与技术尚不成熟，但这种有意识的保护行为仍体现了人们对于历史所持有的敬畏和向往。如果我们再往前追溯到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也会发现，人们在对古希腊罗马文化遗产的追寻过程中，本质上体现的是一种人文关怀，满足了人们重新认识自我的精神需求。从一开始，过去的遗存作为文化遗产进入到人们的视野当中时，首先满足的是人类的精神需求。

    ③认识到文化遗产首要满足的是人类的精神需求 ， 其实可以让我们在遗产范围扩大的今天，更好地去认识和理解遗产的复杂性、文化的多样性，而不是给它们贴上某一个刻板标签或者套上某个雷同的利用模板。

    ④2013年，红河哈尼梯田以文化景观的名义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这种彰显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生计智慧得到了世界的肯定。但是，与人们熟知的文物古迹不同，梯田不仅是农业文化的象征，同样也与当地村民的生产生活紧密相关，它的开辟与维护是当地村民世代耕种的结果。今天，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地区生计方式的改变，使得不少年轻劳动力离开家乡去城市打拼，农耕的转型已经在一些地区发生。哈尼梯田的保护同样面临类似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当地村民的发展问题，原来保护的主体将不断流失。在现有的保护条例下，人们对哈尼梯田所代表的农耕文化的美好想象尽管还能在物质的景观中寻得，但看得见山，看得见水，却看不见乡愁。在当代语境下，遗产的复杂性已经超越了物质形态的去留、新旧等讨论，直指人们的精神世界。

    ⑤在中国，像这样的乡村遗产还有很多，国家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等部门联合发布的传统村落名录，至今已达4000余个，仅贵州省黎平县一县就有93个传统村落。它们大多古朴、秀丽，但在发展上则显滞后。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传统村落不能因为保护掣肘了发展，也不能因为发展冲破最后的底线。振兴不是简单的经济提升，而是全方位的复苏。尽管千百年传承下来的农耕生活遭遇了现代化的巨大冲击，物质的更新速度也不断加快，但蕴含在遗产中的内在发展动力并未消耗殆尽，它固有的美好仍然在吸引着人们前去耕耘。

    ⑥文化遗产首先满足的是人类的精神需求，它承载着的是人们的想象力与前进的信念。真正支撑我们走下去的往往是蕴藏在文化遗产中的精神力量，而这种精神力量反过来才会真正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人民日报》2018年06月13日，有删节）

    儒家生态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从史料出发。与传统儒家哲学研究有所不同，儒家生态哲学研究的范围更为广泛。过去研究儒家哲学，史料范围一般是《周易》经传、四书系统以及历代哲学家文集等。研究儒家生态哲学。史料范围必须扩展到《尚书》《春秋》及《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国语》《周礼》《仪礼》《札记》、二十四史等。两汉时期除董仲舒、王充外还需扩展到郑玄经学，何休《春秋》公羊学、《白虎通》等。对于宋明时期哲学家如周敦颐、二程、朱熹、王阳明、黄宗羲、戴震、王夫之等，则须从生态的视角作出新的理解。例如，朱熹的“豁然贯通”过去一般被认为是一种神秘主义直觉，但是现在放在生态视角下去理解，它就是对人与自然、物理与人心的联系性的领悟。

    作为一门学科，中国哲学受西方哲学范式的制约，后者对中国哲学具有“预言”性，即采用哪种西方哲学作为方法论，哪种西方哲学的结论就会在中国哲学中得到“发现”。采用生态范式的研究如何避免这种现象，使得儒家生态哲学具有“中国”特点，与当代西方生态哲学开展深度对话，成为中国生态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难题。为此，须采取“从根源出发的语境还原法”“视界移置融合的诠释法”两种新方法。

    “从根源出发的语境还原法”的目标是显示概念、命题或思想在原语境状态下的意义，从而回归到儒家哲学本身，即从根源出发，确立儒家生态哲学的话语体系。这种方法要求尽量摆脱各种方法论框架的影响。以呈现研究对象的本来面目，凸显儒家生态哲学的特点，为建立生态哲学的中国话语体系奠定基础。迄今为止，中国哲学研究大体是笛卡尔以后主客对立的思维框架。生态哲学研究应把材料置于固有的语境之下进行理解。以朱熹生态哲学为例来说，可采用这样的步骤逐步还原其原貌：由哲学至理学（狭义的）、由理学至道学（包括心学）、由道学至经学、由经学至儒学，这样可以不失其特点地展示诸子哲学的内容。前述“豁然贯通”就是语境还原的结论。

    诠释学在西方一直存在，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对其进行了新的发展。伽达默尔继承海德格尔的本体论思想，认为“理解”也是“对话”，是理解者和被理解者之间的“视界融合”，真理即产生于这一融合过程。诠释学对中国生态哲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是“视界的移置融合”。古人有生态体会，但其关注的重心或者说他们的“视界”并不一定就在生态。孟子以牛山之木容易被毁来说明人心善性培养的不易，他的“视界”在性善论。可是，他借用的例子表明他对于林木的生态性生长也有一定的认识。我们可以把“视界”离开性善论，而注视于生态论，从而发现孟子的生态思想。这便是视界的移置融合。

（摘编自乔清举《儒家生态学的史料与研究方法》）

材料一

近日，河南省以及广西桂平市西山景区陆续捕获鳄雀鳝的事情，引发公众对于外来物种入侵的高度关注。鳄雀鳝原产北美洲南部地区，是史前鱼类，在地球上存在超过1亿年，在生物学分类上属于雀鳝科，是大雀鳝属下的成员。崔鳝是一种古老鱼类，主要分布在北美洲和中美洲，包括7个物种，其中一个就是鳄雀鳝。鳄雀鳝是一种食肉鱼，它有一个长吻，形成它的上下颌，其上下颌较长，延伸向前，上面有很多细小但尖锐的齿，看上去比较类似于鳄鱼的嘴巴，因此，被称为鳄雀鳝。

鳄雀鳝身体很长，长度可以达到3米多，重量可以长到137公斤，它的背鳍以及臀鳍、尾鳍等都很靠后，当它抓住猎物或把猎物杀死，会先从头吞下去。鳄雀鳝主要生活在淡水区域，常出没于水湾流速较低的地方，它可以用鱼鳔直接呼吸空气，吞入水表面的空气，耐受力很强，而不像其他的鱼出了水面就容易死。鳄雀鳝会主动攻击它认为可以作它的饵料和食物的生物，只要是水里的活物，几乎通吃，对生态具有极强的破坏性。鳄雀鳝皮糙肉厚，它的瓣片被称作硬鳞，就像盾牌一样，紧密结合在一起，非常硬。一般鱼的鳞片，比如在吃鱼的时候是可以被刮下来的。而据新闻报道：“人们抓鱼（鳄雀鳝）时，用鱼叉去叉，鱼叉都断了。”

鳄雀鳝属于大型凶猛食肉型鱼类，虽然性情凶猛，但在原产地是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一环。这种鱼产卵的时候，鱼卵会被其他鱼吃掉，所以不会泛滥，在我国生态环境中它没有天敌，一旦入侵成功，就将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破坏，其中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导致湖水里鱼群总数下降。

上海海洋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李晨虹教授认为，江湖上鳄雀鳝之前的最大淡水鱼，可能是我们最近已宣告灭绝的长江白鲟。当然，世界上还有其他鲟鱼、巨骨舌鱼、湄公河巨鲇等要比鳄雀鳝大。论体型的话，东北鳇鱼也比鳄雀鳝大。不管怎样，生猛食肉的鳄雀鳝，算得上淡水鱼类中的巨物，堪称“新鱼王”。

材料二

历经亿万年的演变，地球上任何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都有自己的生态系统，在这里每个生物几乎都有自己的天敌。此如水葫芦，在南美洲，就有象甲虫吃它的叶子。在亚马孙河，食人鱼是其他鱼类的捕杀对象。那些今天被我们视为心腹大患的外来入侵生物，在原产地，都是温顺的良民，它们曾经无心也无力与整个生态系统为敌。然而人们在引进它们时，出于对成活率的考虑，忽略了同时引进它们的天敌。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扩大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外来生物入侵日益加剧，造成原有生物群落的衰退，破坏生物多样性，导致农、林、牧、渔业损失严重，威胁全球的生态安全、经济安全和人民生命健康。外来生物入侵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和公众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的热点问题。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自达尔文提出生物进化论之后，人们开始逐渐认识到，自然界维持生态的平衡，靠的是一条奇妙的生物链。如果不幸失去了中间的任何一环，都将给当今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灾难，而目前人类研究的物种，不到地球上的20%，依据这样不完全的认识水平，人类每一次引入新的外来物种，无疑是在冒极大的风险。

我国高度重视外来入侵生物防治工作，积极采取措施，认真做好外来入侵生物的管理和防治工作。农业部成立了外来物种管理办公室，会同有关部委，分工负责，密切配合，按照“广泛发动、除防并举、突出重点、综合防治”的方针、群防群治，如对紫茎泽兰、豚草、红火蚁、水花生、少花蒺藜草等外来入侵生物进行了集中灭除，成效显著。

今年8月1日实施的《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未经批准擅自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的，将依照生物安全法第八十一条进行处罚。未经批准，擅自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根据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捕回、找回释放或者丢弃的外来物种，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涉嫌犯罪的，将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专家表示，鳄雀鳝是外来物种，尽管目前法律上仍未明确对鳄雀鳝的销售进行限制，但如果购买后随意放生或丢弃，已涉嫌违法。因此，消费者对于一些不熟悉的外来物种应谨慎购买。如果市民在公园等地发现鳄雀鳝，要尽快上报，由当地管理部门捕捞清除，并作无害化处理。

（以上二则材料取材于北青网等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