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本身是最具经典性的艺术。它不但是语言艺术的最高形式，还常常是社会变革的前驱，甚至是革命的“号角”。雪莱说：“诗人们是世界上未经公认的立法者。”“立法者”写出的作品当然应该称为“经典”。诗在富有“诗教”传统的古代中国更具有经典性。很多中国文人都将曹丕的名言牢记于心：“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诗文通常是中国文人实现“铁肩担道义”这一兼济天下理想的重要工具。然而社会功能的过多承载往往伤及新诗的审美意蕴，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新诗的经典意识。

    经典常常与传统相依相存。新诗是以反对甚至彻底打倒崇尚经典的古代汉诗的“造反者”角色登上历史舞台的，坚持的是反传统立场。这种“出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诗是一种缺乏经典意识，甚至抵制经典化的特殊文体。清末的“诗界革命”和民初的“白话诗运动”都不仅仅是纯粹的文体革命，更是巨大的反传统运动，新诗革命的领袖们的理想是赋予普通人写诗的权利和能力。

    新诗产量较高，1988 年出版的《中国新诗大辞典》就收入了1917年以来70年间诗人、诗评家764人，诗集4244部，诗评论集306部。最近20年产量更高。新诗的诗体建设是最薄弱的，却也建立起了四种准定型诗体：现代格律诗、散文诗、小诗和长诗。

    优秀诗人和诗作更多，仅在新诗草创期就有：胡适的《朋友》、刘半农的《晓》、沈尹默的《三弦》、郭沫若的《天狗》、闻一多的《死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但是总的说来，过去百年新诗严重缺乏经典意识甚至精品意识，有优秀诗人少诗歌大师，多庸品少精品，堪称经典的诗作更少。

    新诗史上的一些经典作品与某种诗体的出现与成熟休戚相关。如刘半农的《晓》标志着中国散文诗的问世，沈尹默的《三弦》则是这种诗体成熟的标志。再如冰心的《繁星》和《春水》，系新诗草创期“小诗运动”的代表作，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价值”，所以通常情况下，新诗史只能称其为“经典”了。由此可以把新诗史的“经典”结论为四种产生方式的结果：著名文体造就的经典，著名诗人造就的经典，著名诗派造就的经典和优秀作品自成经典，前三者，特别是第二和第三者占大多数，却是最不可靠的，产生了很多伪经典。另外，新诗缺乏经典也是新诗没有地位甚至缺乏文体“合法性”的重要原因。在解构主义思潮盛行的时代，网络诗歌的繁荣带来了新诗新一轮的世俗化和反经典化。很多诗人急于在网上发表，不愿意使用剪刀与磨石，诗人更会缺乏精品意识和经典意识，导致大量“垃圾诗歌”问世。

    当前，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发展重要时期，新诗在积累了百年建设经验基础上，十分必要倡导创作的经典意识，通过诗歌教育、诗歌研究、诗体建设等手段使新诗迈向经典化道路。（选自《人民日报》，有删减）

    文字是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语言是有声的思维，文字是有形的思维。二者都是思维的外化。像语言一样，文字也是思维能力的反映，蕴含着思维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古文字是对思维进行考古的工具。

    古人类主要运用形象进行思维。这种特点反映在古诗歌中，人们喜欢用比兴来说明某种道理；反映在原始神话中，人们通过具体的故事来说明某个道理，抽象的道理是没用的。形象思维曾是人类最得心应手的思维方式。抽象思维是在形象思维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从文字的创造特点看，绘画文字是最早的文字。这种文字的主要特点是象形。不仅中国的古文字用形象来表示，古巴比伦人、古雅玛人、古埃及人等无一不是从象形开始来创造古文字的。

    创造文字的时代，人们抽象思维的能力还比较薄弱。人们进行抽象思维，还很难脱离具体形象来进行，往往要依赖于对形象的类比、比较、联想来进行。表现在文字的创造上，形与义密切结合在一起，人们是从形象来了解符号的意义的。文字的产生一方面是以人类抽象思维的能力达到一定水平为基础的。但另一方面，象形文字又标志着人类抽象思维能力还不发达，这种低下的抽象思维能力不可能创造太抽象的符号。

    抽象思维能力的低下还主要表现在古文字上的词类上，表现为形容词的极端贫乏。从甲古文看，形容词数量相当少，只有白、厚、明、光、赤、美、丽等为数不多的形容词。事物的性质包含在事物之中，与事物不可分离，只能通过人的思维才能把事物的性质从事物本身分开。在近代一些少数民族那里，要说热，只能说“像火一样”。

    早期文字中的“鱼”字是各种各样的鱼类象形，后来逐渐概括出一种共同的鱼的特征的象形文字，作为各种各样鱼的代表。早期文字中，几乎每个文字都经历了一定的概括过程。没有概括过程，就不可能产生一般意义上的文字。这种概括能力使人们能概括出事物的共同性质，撇开了同类事物之间的差别性、个性和偶然性，产生了最初的种、类概念。

    在概括能力发展的同时，形象思维本身也在不断发展着。形象思维从自身中演化出了抽象思维。抽象思维的发展又推动着形象思维的发展。古人类从事物中抽象出事物的性质，从而创造了形容词后，又创造着代表新的形象的词。例如，从羊的肥大的形象创造了“美”字，进一步又创造了“美服”“美女”等新的名词。形容词产生后，也使原有的一些代表具体形象的词成为更形象生动的新词。例如月字、镜字，在抽象出了“明”字后变成了“明镜”“明月”，使形象更逼真。古人类从众多的个别的事物中概括出代表一般意义的词后，又以此为指导去认识新的个别事物，创造新的字。

    从古文字的演变进化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在互相补充、互相促进中辩证地发展，使人类的思维能力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从而使人类能够更探更广地认识世界。

（摘编自朱长超《从古文字看原始思维及其发展》，有删改）

行客

    赣州龙南客家的关西新围是我头回见到的“围屋”，它有着偏居一隅，自成一统的巍峨，以及蜜蜂营巢般的严谨﹣﹣看过从天空俯拍的圆型围屋图片，正如一个巨形蜂巢！“其方、圆式围楼结构和堂、横屋纵横交织的综合性大型建筑形制，具有极强的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及风水意识。”﹣﹣建筑往往是通向历史与文化深处的路径，每块砖，每根梁椽，都暗藏着社会与历史形态的密码。

    在这样的建筑中，安居着客家人。

    秦汉以来，几乎每次王朝更迭的背后都有大批迁徙的身影。两晋至唐宋时期的战乱饥荒，更造成黄河流域的中原汉人被迫五次大南迁！他们扶老携幼，挥泪作别故土，避居于南方的荒野陵谷，由此有了中国迁徙文化中浓重的一笔﹣﹣客家文化。

    从一些客家人身上，似乎可反映这个民系身上的特点：勤勉，倔犟，有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拗劲，同时还有着未雨绸缪的精明与安危意识。血脉是性情的策源地，被强大基因辖制的性格分子，无论怎样飞溅四溢，最终，仍会呈现出源流的特征。

    这座关西围屋，主人是当地名绅徐名钧。清嘉庆三年他开始找名匠建筑此围，历时二十九年竣工，是赣南现存五百多座客家围屋中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的一处。整体结构像个巨大的“回”字，中间的“口”字部位是围屋的祠堂，也是围屋的精神核心所在，以其为中轴线，遵照礼制依次分布着不同等级的厅堂，由天井、连廊和夹道串联，体现着莫大向心力。

    整座围屋充满强烈的家族意识，散发着森严、自洽的气息。进来参观的人，即使踩着最轻的脚步，都有几分像贸然的闯入者。

    客家人，这群因大迁徙而啸聚一处的中原族裔，何以在南迁过程中，生出了一呼百应的具有高度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同质文化？行走于围屋之内，这种发问无处不在。

    五代十国以降，中原文明屡遭来自北方游牧部落的侵袭，加之宫廷朝政倾轧，动辄殃及池鱼，大批中原失势的贵族和流民自此踏上南迁之旅，无形中，他们担负起赓续文化的重任（至今，中原古音的客家山歌仍在老辈口中吟哦），中原文化得以薪火相传。而这文化也在离乡背井之后才愈铭心亲切﹣﹣此时的故乡已虚化为一种惟借助于文化符号、民俗礼仪才可复现的集体记忆。

    中原客所引入的儒家文化显示了其强大的异类教化和秩序构建力。在儒家纲常架构起来的社会当中，合作与秩序替代了对抗与机会主义，尤其是在个体力量尚不足以对抗各种动荡的年代，儒家力倡的以族系血脉和宗法伦理为主旨的文化显示出其强大实用性！

    围屋，即是这一文化的充分彰显。

    “安居”一直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核心表征，安居才可“人和、意顺、神畅、福至”。“途中”意味流离失所，意味未知凶险。北宋《云笈七签》曰：“譬於器中安物，物假器而居之，畏器之破坏，物乃不得安居。”﹣﹣这和人与屋的关系一样，人是物，屋为器。器不安，物何置？对辞别故乡，辗转上路的中原客来说，迁徙中的漂泊之感更加剧了他们对安居之所的向往。一旦有能力起屋，那将是迁徙中对安顿之梦的践行！坚固，齐备，世代居于其中，外坚内和，尽享天伦。

    到了明清时期，中原客们使大约五百座围屋在赣南大地拔地而起！青砖筑起的厚围墙，围墙上建有可射击的炮楼。围墙之内是自成一统的家族，在琐碎日常生活外，亦完成着宗教、议事与附骥励志等功能。

    这些维系着同宗血脉的客家围屋，首尾相连，自成一体，在每座围屋的中轴线上坐落着供奉着祖先的宗祠。敬祖穆宗本是儒家宗法的基本要义，在必须借助团队力量才可生存的年代，这种建构在血缘关系之上的群居乃是一种关系最为稳定的组合！

    对每一座围屋，“家族”是建筑灵魂所在，带有牢不可破的宿命与天成意味。围屋的每间屋子朝向中轴线上的宗祠﹣﹣围屋的建筑形式加强着成员们凝聚力。

    在“聚族于斯”的氛围里，“家族观念”烙印一般，成为成员们的精神自觉。

    时代变化，“聚族于斯”不再是呕心沥血的宗法理想，相反，成员们四散天下，去国他乡才彰显家族的活跃与能量。

    “客”具有中国文化中的怅惘身份！“客”在中国古诗词中是个出现率颇高的字，“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晨起动征铎，客行悲故乡”，“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奈客思家”……一句“独在异乡为异客”更是定格了“客”在中国文化中的怅惘身份！

    “客家人”，在这称谓中贯穿着命途的坎壈 （lǎn）之感，即使境遇通畅，这个“客”字总显得有些“生活在别处”。而围屋便是变“客”为“主”的践行！一座围屋即是一户客家人的堡垒，一处精神的框架，一根心魂永系的地平线。甚至在建材中也渗透着“客家人”未雨绸缪的安危意识：围屋的内壁常以糯米或薯粉掺入，不仅增加墙体黏性，饥馑之年还可充饥。此外，围内还设有储粮暗井，灭火装置，有些围内的井中养活鱼数条，防人投毒……

    这些严防死守的安全设施之外，亦有怡情遣心的庭园戏台，可供吹笛引鹤，比如徐老四的关西新围内。戏台今已萧然，但可遥想当年围内如何在乱世风云里另有一番桃源之逸。这世代安居的梦想业已消散！在关西新围及其他围屋中，现居的只有寥落老者，前现代乡村的价值、故土信念和生活方式，与城市板块发生着前所未有的碰撞！乡村人口向城市大面积漂移，城市飞速扩张，田园次第荒芜……

    当年，宋朝在登记户籍时为与“土著”区分，将客家先民登记为“客藉”，后衍变为客家。而今，迁徙已成最普遍的人类生态，从乡村出走，从县城出走，从二三线城市出走，从此岸向彼岸出走，去往GDP的更高处！在当代的巨幅地图上，布满错综频繁的流动与迁徙……

    对一个城邦而言，客与主已然混淆，谁为客，谁又为主？到处是摩肩接踵的行客，“我族”的概念渐消遁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存在形式里。

    离开围屋，时近黄昏，夕阳为这排建筑留下浓重廓影。白发老妪立于槛边，她身后的围屋宏大，幽深，依稀折射出朗朗家训及隐蕴笛声。

材料一：

    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要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式成为国家战略。粤港澳大湾区是由广州、深圳、珠海等9个城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形成的城市群。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一二三四”格局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显著特点和优势。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综合实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土地面积达5.6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6800万，被视为全球经济未来的第四个增长极。从面积、人口、GDP总量等方面对标纽约湾、旧金山湾、东京湾三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初具世界级湾区规模。据2017年统计数据，粤港澳大湾区“9+2”城市GDP总量已突破10万亿元。以2016年的数据进行比较，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超过旧金山湾区，逼近纽约湾区；经济增速分别是纽约湾区的2.26倍，东京湾区的2.19倍，旧金山湾区的2.93倍。

（摘编自《粤港澳大湾区来了！》，《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15期）

材料二：2000－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GDP及同比增速

【注】GDP同比增速：第n年的GDP绝对额与第n-1年的GDP绝对额相比的增长幅度（%）。

（摘编自《粤港澳大湾区：演进发展、国际镜鉴与战略思考》，《改革与战略》2018年第3期）

材料三：

    湾区对科技创新资源具有集聚效应，湾区经济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高质量发展，其核心竞争力主要表现为：高能创新要素集聚和发达，科技、金融与产业化的市场机制完善，高科技产业和高端制造业发达。粤港澳大湾区既背靠珠三角地区强大的制造产业体系，又有全球前沿的高科技产业与人才汇聚，已经成为连接国际先进技术和产品的重要平台。结合科技变革趋势，构建创新体系，培育创新空间，实现创新驱动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需求。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拥有1个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3个国家创新型城市、43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超过200所普通高校和200万在校大学生。其中，香港和广州拥有8个国家级高新园区、16个“863”基地，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的重大战略平台与空间载体。截至2015年底，粤港澳大湾区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到2万家，居全国第一；发明专利总量为155074件。与此同时，粤港澳大湾区还培育了一批领先世界的创新型企业，在全球细分领域占据重要地位。

（摘编自《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发展特征、瓶颈与策略探讨》，《岭南学刊》2018年第4期）

材料四：

    广州南沙地处珠江出海口和大珠江三角洲地理几何中心，距香港38海里、澳门41海里，在整个大湾区中，南沙具有天然地理优势。广州要集中力量建设南沙自贸区，让自贸区真正成为对外贸易、吸引投资以及企业走出去的门户枢纽。广州是全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要以广府文化为粤港澳重要的文化资源和黏合资源，让广州的“软实力”在湾区的整合中发挥独特的价值。广州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在突出位置，2016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2800多家，总数达到4700多家，科技创新企业超过12万家，科技企业孵化器近190家，新引进世界500强项目16个、投资272亿元。广州GDP总量大，但科技创新能力、创新企业活力相对弱一些。特别是金融产业目前比较薄弱，如果能够探讨出新的模式，会给大湾区注入新的动力。

（摘编自《大湾区龙头城市之广州——发挥“9+2”排头兵作用》，《小康》2017年17期）

    长期以来，文学创作被看作一种只有作家才能拥有的天赋，而这种天赋是不能或者不易被学校培养的。正是基于这种观念，我国大专院校的文学教育形成了“不培养作家”的传统，这导致“写作学”在大学学科体系内处于边缘化甚至不被承认的地位，一些大学的中文系一度取消写作学课程和教研室，更谈不上该学科的现代化转型及向“创意写作学”的深度发展。

    “创意写作”是一切创造性写作的统称，包含狭义虚构类创造性写作和非虚构类创造性写作等。创意写作不仅培养作家，还更多地着力于为整个文化产业发展培养具有创造能力的核心从业人才，为文化创意、影视制作、出版发行、印刷复制、广告、演艺娱乐、文化会展、数字内容和动漫等所有文化产业提供具有原创力的创造性写作人才。

    今日的中国已经进入了文化产业化发展时代，中国当代文学至此已经不再仅仅是所谓“圣手”作家的天才事业，而是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当代文学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20世纪80年代所谓“纯文学”概念可以概括的范畴，文学写作逐渐成为文学编辑、广告人、编剧、书评人和影评人等的修养基础。此外，文学经过口头时代、纸面时代的发展，其创作规约和技巧已经无比丰富，超越了绝大多数人可以无师自通的能力范围，没有相对专业的训练，要想成为一个作家已经变得非常困难，而时代主流艺术形式的新变化，更要求我们建构现代意义上的创意写作学，使得这种写作技能可以通过有效途径得以培养。

    首先，创意写作学的发展是繁荣当代文学创作的需要。创意写作学在美国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科学有效的创意写作学训练可以培养作家、繁荣创作。谁也不能否认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领先地位及成就，而这个成就与创意写作学科在美国高校的发展息息相关。在今天的美国，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受过创意写作训练的“作家”，美国战后普利策奖获奖人多数出身于创意写作训练班。美国当代知名作家几乎都有创意写作学位，许多作家甚至受聘于大学，任教创意写作专业，我们所熟悉的白先勇、严歌苓、闾丘露薇等都曾系统学习过创意写作，著名作家哈金也在作家工作室教授创意写作。

    其次，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产业化发展格局呼唤创意写作学科的创生。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未来的国力竞争是文化创意产业的较量。谁在文化上占据了先机，谁就能真正在“观念”上影响世界，就可能在竞争中获胜，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落后最主要是由高校文学艺术教育落后所致，发展文化创意产业需要强大的文学艺术教育学科，但我们缺乏这个学科引擎。2009年国务院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出台，首次确认了文化可以产业化发展的思路，此后各地各级政府对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视为我国走向文化资源大国、文化创造大国、文化消费大国、文化输出大国创造了条件，也为中国创意写作学科的创生和发展提出了要求。

（摘选自许道军、葛红兵《创意写作：基础理论与训练》）

    与书本不同，互联网已被普遍视为个人记忆的替代物，而非补充品。这种情况源自一个隐喻：人脑和电脑的本质相同。这大概是所有关于人脑的错误论断中涉及最广、危害最大的一个了。如果此言成立的话，记忆不仅丧失了神性，也丧失了人性，记忆女神变成了一台机器。大量的神经科学研究表明，那些极力鼓吹把记忆外包给互联网的人被一个比喻误导了，他们忽视了生物记忆的有机性质——对记忆内容的每次回忆都会重新启动巩固记忆的完整过程。换言之，生物记忆是处于不断更新的动态过程，而存储于计算机中的记忆内容则是静态的比特形式，两者简直是天壤之别。

    无论何时，只要一上网，铺天盖地的信息就会奔涌而来，这不仅会给我们的工作记忆带来过重的负荷，也会导致大脑颞叶难以专注于任何一件事，巩固记忆的过程因而难以启动。我们的大脑在越来越依赖网络的过程中变得善于遗忘，因为大脑控制注意力的能力已经变得空前薄弱了，我们逐渐丧失了对思考内容和思考方式加以控制的能力，关注对象的选择往往是被动的，更可怕的是对于这一事实许多人竟然浑然不知，因为关于以上种种的自我意识在上网时已灰飞烟灭。没有专注，便没有记忆，神经学家对于人脑细胞级和分子级工作机理的有关研究与发现着重指出了这一点。

    个人记忆形成并支持着作为文化支撑的集体记忆。鉴于此，我们每个人都在表现和设计未来的历史，文化在我们的神经突触中得以支持和延续。把记忆任务推卸给外部数据库，并不仅仅危及个体的深度和独特个性，还会危及我们共享的社会文化的深度和独特个性。美国剧作家理查德·福尔曼警觉地道出了潜在的危险：“随着我们深厚文化遗产的内部库存日渐枯竭，我们面临着变成扁平人的危险，我们访问那个规模庞大的信息网络时，仅需点击按钮即可，可谓广阔延伸但极其稀薄。”

    无论如何，人类文明不只是互联网所承载的全世界信息的总和，也不只是可以简化为二进制代码并上传至互联网的所有内容。人类文明要保持勃勃生机，就必须在每一代人的所有成员的头脑中重建。如果把人类的记忆通过“外包”的形式托付给互联网，那么人类文明将面临消亡的危险。

（选自吴靖《浅浏览时代的文明忧思》，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