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的幽默

    马克·吐温，原名萨缪尔·兰亨·克莱门，是美国的幽默大师，19世纪后期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马克·吐温是一位划时代的作家，他终结了新英格兰作家对美国文坛的统治，使美国文学真正摆脱了附庸地位。虽然他的财富不多，却无损他的高超幽默、机智与名气。当然，马克·吐温也说过：“为幽默而幽默是不可能经久的。幽默只是一股香味和花絮，我老是训诫人家，这就是我为什么能够坚持30年。”海伦·凯勒曾言：“我喜欢马克·吐温——谁会不喜欢他呢？即使是上帝，亦会钟爱他，赋予其智慧，并于其心灵里绘画出一道爱与信仰的彩虹。”

    马克·吐温的笔有一种点石成金的魅力，能驾驭巧妙的语言，把粗俗的市井生活变得意味隽永，耐人咀嚼。他在成名作《卡县名蛙》中展示了他透彻的洞察力，让人想到中国老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卡县名蛙》是一篇赌徒轶事，作品中小斗狗和跳蛙分别与当年美国两大党头面人物同名。

    “唉，这个斯迈雷呀，他还养过拿耗子的狗、小公鸡、公猫，都是这一类的玩艺儿，不论你拿什么去找他赌，他都能跟你兵对兵，将对将，让你赌个没完没了。有一天，他逮着一只蛤蟆带回家去，说是要好好训一训；足足有三个月，他什么事都不干，光待在后院里头教那只蛤蟆蹦高。果不其然，他把蛤蟆训出来了。……斯迈雷说蛤蟆特爱学习，学什么会什么——这话我信。嘿，我就瞧见过他把丹尼尔·韦伯斯特放在这儿的地板上——那蛤蟆叫丹尼尔·韦伯斯特——大喊一声：‘苍蝇，丹尼尔，苍蝇！’快得让你来不及眨眼，蛤蟆就噌地照直跳起来，把那边柜台上的一只苍蝇吞下去了，然后像一摊泥‘扑嗒’落在地上，拿后腿抓耳挠腮，没事人似的，好像觉得自个儿比别的蛤蟆也强不到哪儿去。”(《卡县名蛙》)

    在《卡县名蛙》这样的早期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吐温对人类性格的一种轻松乐观的职业兴趣。随着19世纪后期美国社会心理从希望走向幻灭，以及个人生活的变化，马克·吐温的作品变得沉重起来，笔触犀利无比。

    ……

    马克·吐温具有独特的写作风格，其中决不缺乏一个智者的同情心。对于《败坏了哈德莱堡的人》中那对良心未泯的老者，《三万元遗产》中那对“梦里不知身是客”的夫妻，我们笑过之后，感到的是悲悯，而不是鄙视。在读者看来，马克·吐温的美国味道很足，幽默、滑稽、诙谐，夸张得要命，可又蛮真实的，有时还带点刺儿，因而男女老少都喜欢读。

    然而在美国，马克·吐温似乎有两个。

    马克·吐温是西部作家，他的创作素材都是在西部获得的。但美国当时的文化中心是在东部，西部作家的命运操在东部批评家手里。在东部批评家眼里，幽默家无异于滑稽演员，专长插科打诨，不能与当时的名家爱默生、朗费罗、霍尔姆斯等人并提。他们的文学趣味是斯文传统，斯文传统的绅士批评家怎么能赞成把流浪儿、黑奴当作主人公？行骗、宿怨、格斗怎能成为文学题材？赌咒、发誓、骂人话算什么文学语言？东部批评家可以欣赏马克·吐温的幽默才能，却不承认他有什么严肃的创作目的。

    转机出现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等重要作品出版后。《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通过黑奴孩子吉姆和白人孩子哈克在逃往“自由洲”途中所遇到的种种“意外”，描绘了密西西比河沿岸的贫困和凄凉，严厉地谴责了种族压迫的罪恶行径，劝告和教育美国人民，要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黑人。马克·吐温通过创作实践认识到幽默的作用，并且懂得怎样在理论上保卫自己。他指出“幽默家虽然轻松，却有一个严肃的目的”——“嘲弄虚伪，揭露伪装”，幽默家是“王公贵族、特权人物和一切骗人玩意儿的天敌，是人类权利、人类自由的天然朋友”。作为有影响的批评家，豪威尔斯指出，马克·吐温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幽默家，在于“笑话里含严肃的意味，这是他反复思考政治、社会可笑之处以后所采取的表达的方式”，可以帮助人们更完整地了解美国现实；马克·吐温是美国文学史上的林肯。

阅读下文，回答问题

陈寅恪的眼睛

    1937年，陈寅恪刚满47岁。“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的22天，日军逼近清华园车站，北平将不保。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此时已85岁，这位在上海“一•二八”十九路军抗战时，梦里狂呼“杀日本人”的老人开始绝食了。五天后，陈三立死了。

   为父亲守灵的那些晚上，叩首鞠躬，频繁弯腰、低头，极劳累，直接诱发了陈寅恪高度近视的右眼的视网膜 脱离。陈寅恪不为日寇汉奸胁迫利用，决定不做手术，放弃了复明的希望。

   八年抗日战争期间，陈寅恪一家几经逃难，1943年底才到达成都，任教燕京大学，住入学校租赁的民房内。此时物价飞涨。灯光昏暗，且常停电，陈寅恪用高度近视的左眼，照旧备课并从事学术研究，完成多篇论著。

    1944年12月12日，陈寅恪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种《元白诗笺证稿》基本完成，但就在这天早上，陈寅恪起床后痛苦地发现，他的左眼也看不清了。

   失明之后，陈寅恪仍坚苦卓绝，锲而不舍，穷十年岁月，写出了《论再生缘》和85万字的《柳如是别传》。一个双目失明的人在十余年的瞽者生涯里写出近百万字的著述，这在古今中外学术史上都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出现得益于他超人的记忆和毅力。在这段艰难的著述岁月里，有一位女性自愿给陈寅恪当助手，她叫黄萱。黄萱每天准时来到陈寅恪的住处，为眼睛看不见的陈寅恪查找书籍，朗读材料，誊录书稿，14年始终如一。

   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在感叹命运的的刻薄之余，我们不禁会问陈寅恪的眼睛为什么会失明呢？王锺翰先生在《陈寅恪先生杂忆》文中有段文字有助我们了解陈寅恪失明的原因：先生一日见告：我之目疾非药石所可医治者矣，因龆龄嗜书，无书不观，夜以继日，旧日既无电灯又无洋烛，只用细小油灯藏于被褥之中，而且四周放下蚊帐，以免灯光外露，防家人知晓也，加以清季多有光纸石印缩本之书，字既小且模糊不清，对目力最有损伤，而有时阅读爱不释手，竟至通宵达旦……

   陈寅恪中年双目相继失明是他一生最大的憾事，对于终身以读书、教学、研究学问为己任的陈寅恪而言，其痛苦是他人难以体会的。眼睛瞎了，对于陈寅恪会是怎样的一种毁灭打击？他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让人读到他内心的痛楚。据家人回忆，在最初的日子里，他变得非常暴躁。但很快，他便归于宁静。很多人回忆，陈寅恪以前上课是很有特点的，讲到深处，他会长时间紧闭双眼，但他眼睛瞎了之后，再也没有人看见他闭着眼睛讲课。他永远睁大着眼睛，永远是目光如炬。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走完了79岁的生命历程。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地流泪。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陈寅恪，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通晓二十余种语言。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其人被学界誉为“教授的教授”，其著述被同行奉为上上之作、必读之书。②1941年受邀讲授韦庄《秦妇吟》一诗，耗时两个月。同年底香港沦陷，学校停课，物资奇缺，陈寅恪懂日文，日军十分礼遇，寅恪拒受日人馈赠。香港日本政权欲以高薪聘请其任香港东亚学院院长，未果。②1957年 “双百”方针提出，大家都在极力赞颂“双百”时，陈寅恪并没有“响应”，专心地研究“钱柳姻缘”。

“今天，人们终于可以发问，无论是昨天、今天还是未来，中国社会是否需要或者说能否容得下这一类纯粹的学人？”（《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陆键东著）

绝密30年“于敏”被雪藏

李洪鹏

    于敏虽然是一位大物理学家，但他最大的爱好，竟然是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京剧。他从小就会背不少古诗词。退休后，工作少了，他至少一天要拿出3个小时的时间来读他喜欢的书。

    由于学习和工作的繁忙，多年来于敏一天只休息6个小时左右。数十年来，于敏是靠古诗词的安眠来完成这6个小时的睡眠的。

    少时，于敏家境贫寒，受同窗父亲的资助才得以继续攻读大学。到了北京大学，于敏如饥似渴地广泛阅读各类书籍。同学们送给他一个雅号——“老夫子”。

    但是，于敏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酸腐“夫子”，而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进步青年。当时国民党政治腐败，民怨沸腾，北大经常闹学潮，于敏常常与大家一起上街游行示威。

    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他的胃病日益加重。在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他身体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

    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冈上看火球时，已是头冒冷汗，脸色苍白，气喘吁吁。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

    直到1971年10月，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才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备战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经医生抢救方转危为安。

    由于连年都处在极度疲劳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1944年，18岁的于敏考上了北京大学工学院，1946年，他转入了理学院去念物理，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

    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考取了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任助教。毕业后，他被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这个所1950年才成立，由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长。

    1960年底，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以于敏等为主的一群年轻科学工作者，悄悄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这次从基础研究转向氢弹研究工作，对于敏个人而言，是很大的损失。于敏生性喜欢做基础研究，当时已经很有成绩，而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重，集体性强，而且意味着他必须放弃光明的学术前途，隐姓埋名，长年奔波。

    1967年6月17日，氢弹爆炸成功，爆炸当量达到330万吨。试验场上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参试人员个个激动万分。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人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创造了研制氢弹的世界纪录！

    20多年前，连于敏这个名字都是绝密，他隐姓埋名30年，直到1988年，于敏的名字才得以解禁，但由于当时的解密程度有限，许多史实还没有公开。

    很多人称呼于敏为“中国氢弹之父”。对于这样的称呼，于敏极力反对，他常常对身边工作的人说：“核武器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你少不了我，我缺不了你，必须精诚团结，密切合作。”

    实在追问之下，他只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氢弹的理论设计中，我是学术领导人之一。”

    对工作心无旁骛的大科学家，对生活就有点“不上心”了，竟有迷路的时候。一次，他去驻地外，回来的时候怎么也找不到路了，结果绕了很远的路，才总算回来。

    近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于敏记忆力稍逊从前，当学生安慰他时，他还幽默地说：“我现在是‘硬件’老了，‘软件’不老！”

（选自2015年1月9日《法制晚报》）

“平民建筑师”齐康

    在南京，有一座被誉为“一部由石头垒成的史书”的建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是全国第一座抗战史系列的纪念馆，其设计者是当今中国建筑界泰斗级任务齐康。

    齐康生于南京，虽没有亲身经历南京大屠杀，但当年父亲冒着生命危险留守南京保护难民的事迹，给齐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0多年来，难耐的悲愤，强烈的民族责任感触发了他的创作激情，使他倾注了20多年的心血设计出这座纪念馆，他说：30万南京人的血肉生命，值得我呕心沥血去祭奠。

    齐康对纪念性建筑情有独钟，他参与设计了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馆、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等上百座纪念馆。他用建筑的形式留存和传承民族的历史，表达情感，期望美好未来，被称誉为“纪念馆意义”。

    其实，齐康更喜欢别人称他为“平民建筑师”。无论是他设计的高楼大厦、园林小景，还是各种各样的纪念馆，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走进去，去感受，去领会。他说建筑必须为人服务，以人为本。在大连理工大学伯川图书馆的设计中，他在图书馆内预留大量“交往空间”，国内有些图书馆专家对此很不认同，认为应该最大限度地设计阅读空间。而他认为图书馆的功能不只是阅读，还要有交往、交流不只是人与书，还有人与人。

    在福建武夷山庄的建筑设计中，齐康从传统中传承出新，在福建地区的乡土建筑里融入时代的气息，探索出一种新的地方主义风格，使福建武夷山庄成为全国风景建筑中第一个乡土建筑时代化的作品。他说，要尊重一方土地，尊重一方水。在这个一方水土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作品来，让人看到这个建筑就像是从这个环境里长出来的。

    齐康认为建筑师应当有一种情怀，一种责任心，担负起建设和梳理城市环境的重任。他说，建筑师必须研究城市的自然特点和人文特点，建设有情感的城市。他认为每一个城市都是有记忆、爱坐标的，比如说游子回到故乡，他能依着某个建筑找到以前的记忆，而现在的城市建筑突飞猛进，人在其中感觉很孤独，如何听的见乡音，记得住乡愁？

    作为建筑设计大师，齐康信奉一句话：不下工地的建筑师不是一个好的建筑师。他认为真正的知识许多来自下层。他曾经问擦窗工人对窗台设计有什么看法，工人说，站在花岗岩表面上太滑了，窗沿太窄，铝合金的窗轨不好站。这让他深深体会到，建筑不仅为业主设计，还要为擦窗工人设计。

    面对中国科学院院士、法国建筑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首届“梁思成建筑奖”等种种荣誉，齐康很淡然，他说：“盖棺定论时，能被看作‘平民建筑师’，我就心满意足了。”

（摘编自李伶伶《齐康传》）

【相关链接】①齐康参与设计近200座建筑，其中纪念性建筑、学府建筑、文化建筑、人物建筑、风景建筑、办公建筑等多种类型。在这些建筑设计中，他运用中西方建筑的传统手法，融入丰富的哲学思想，重视空间的处理，探索中国现代建筑风格。（摘自《东南大学校友介绍》）②中工程学院院士王建国读博士时，师从齐康。王建国说：“齐先生高瞻远瞩，将建筑学有限的设计领域扩展到城市和环境领域，扩大到社会和人文领域。”（摘自“中华新闻网”）

徐志摩的另一面

    1897年1月15日，徐志摩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硖石镇首富，对于儿子，徐老先生不仅给他丰厚的物质、无私的爱和呵护，更多的是给他优越的教育条件。徐志摩上的小学、中学，都是当地最好的学校。1914年，徐志摩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攻读法律专业。在北京求学期间，徐志摩最重要的收获是他在父亲的支持下，由内兄张君劢介绍，于1918年夏拜在了梁启超的门下。

    带着亲友的厚望，1918年8月14日，徐志摩赴美，进入克拉克大学学习历史，当时他的抱负是未来在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上大显身手，改造中国社会，使之尽快走向民主、独立与富强。他选修了社会学、心理学、商业管理、19世纪欧洲社会政治学等课程，还参加了国防训练团，和同学一起携手并进，显示了中国留学生的气节。

    1919年底，徐志摩来到纽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学习政治学。徐志摩对于社会主义抱有同情的看法，在纽约的这一年，他购买了相关书籍，并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和书评，宣传社会主义学说。他因此被叫作“鲍雪微克”，就是布尔什维克。值得一提的是，徐志摩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的，他接受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相距甚远。

    为了追随罗素，徐志摩于1920年9月去往伦敦，此行的代价是他放弃了即将拿到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这是徐志摩的又一次转折，从此，“中国少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多了一个诗人、文人”。在伦敦，徐志摩喜欢这里频繁的社交活动和自由的民主学术气氛，他和陈西滢、章士钊等留英中国学者混熟了，也结识了傅斯年、赵元任、刘半农等中国留学生，还认识了不少英国的作家、诗人。这对于徐志摩从事文学创作并加深对文学的认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21年春，徐志摩进入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学习，从此开始了剑桥生活。他说：“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可以说，康桥的美唤起了徐志摩心中的灵性，让他苏醒。康桥的一切给了徐志摩新的洗礼—一生命的蓬勃、自然的和谐。在这里，他开始步入文学殿堂，情感的孤独与荑景的融合，个性的追求与现实的困顿，使徐志摩在康河的波光潋滟中沉淀了丰富的文学孕思。可以说，康桥情结贯穿在徐志摩一生的诗文中。

    1922年10月，徐志摩回国。在他回国之前，已经出现了两个颇具声势的文学社团，一个是1921年年初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一个是同年7月在东京成立、很快移师上海的创造社。这两个文学社团可以说都是由五四运动精神催生的，都有不可抹杀的功绩。但赓续五四精神、影响广泛的还要数1923年徐志摩首倡成立的新月社。他是新月派的中坚分子，曾一度出任《新月》的主编。梁实秋晚年回忆说：“胡适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

    领袖要的是德高望重，应者云从。而灵魂即生命，有他在，不管人多人少，这一轮新月升起落下、落下升起，运转自如；没了他，这轮新月只会落下，不复升起。事实上也确实如此，1931年11月，徐志摩遇难后，标志着新月派活力的《新月》月刊，虽经叶公超等人艰难支撑，终是气数已尽，不久便寿终正寝。

    徐志摩是这么悄悄地来，又这么悄悄地去了。他虽然不曾带走人间的一片云彩，却把永远的思念留给了中国诗坛。像徐志摩这样做一个诗人是幸运的，因为他被人们谈论。徐志摩以他短暂的一生而被人们谈论了这么久（相信今后仍将被谈论下去），而且人们的谈论中毁誉的“反差”是如此之大，这一切就说明了他的价值。不论是人们要弃置他，或是要历史忘掉他，也许他真的曾被湮没，但他却在人们抹不掉的记忆中顽强地存在着。

【相关链接】①我觉得在他所有努力过的文学体裁里，他最高的成就是在他的散文方面。（梁实秋《谈徐志摩的散文》）②徐志摩是一位说不清楚的复杂的人。他的思想驳杂这一事实，长期受到了忽视。一些评论家论及他的艺术，往往以漫不经心的方式进行概括，判之以“唯美”“为艺术而艺术”一类结论；论及他的思想倾向，则更为粗暴，大概总是“反动、消极、感伤”一类。在徐志摩那里，由于视野的开阔，培养了一个世界性的文化性格。（谢冕《云游》）

郁达夫：一个人的旅程

卞流光

    ①郁达夫少年即负文名。他对自己的期待很高。从他的诗中，可以感觉到他认为自己早晚会成名。扬名海内的《沉沦》发表时，郁达夫不到26岁。可是他等这一天仿佛等了好久。

    ②郁达夫属于早慧的人，因为三岁丧父，他的童年生活是孤寂的。记忆中，母亲经常奔波在外，祖母每天念经礼佛。这在一个小孩的心中播下了孤寂的种子。接下来的学习生活，从私塾到新式小学到中学，郁达夫的成绩一直优异，性格却越来越孤僻，这两者好像相辅相成，形成了他既自负又自卑的矛盾性格。1913年17岁的郁达夫东渡日本，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留学生涯，除了积极广泛的学习本领外，孤寂和落寞再次强烈地包裹了他。他曾给一个叫隆儿的女孩做过这样的诗句：几年沦落滞西京，千古文章未立名。感情上的不顺，志向的难酬，这是他一生焦虑的开始。

    ③1922年回国后，接触到中国现实后，郁达夫跟许多海外回来的知识分子一样，有一种幻灭感。《还乡记》这样写道：我一边走一边想起了留学时代在异国的首都里每晚每晚的夜行，把当时的情状和现在在中国的死灭的都会里的流离的状态一对照，觉得我的青春，我的希望，我的生活，都成了过去的云烟。《沉沦》的风行海内并没有给郁达夫带来实质性的改变。经济上照样无法立足，还引来无数的误解和谩骂。回国后一直到1927年僻居上海，郁达夫挣扎在大学教职和作家、杂志编辑两种身份之间。回国伊始，郁达夫一边在安庆教书，一边写作、编杂志，然后又因为生计无着，再去教书。这样来来回回有三四次，“为饥寒的驱使，乞食四方，车无停辙。”

    ④这个时候郁达夫写过一系列文章，如《还乡记》、《还乡后记》、《南行杂记》和《感伤的行旅》，给读者一个飘零的旅行者的背影。1926年春，时在广州的郁达夫接到远在北京的儿子龙儿病危的电报，仓惶北归，却还是没来得及见儿子一面。多年来的奔波漂泊的苦楚，一下子汩汩而出。他在散文《一个人在途上》的结尾这样写道：现在去北京远了，去龙儿远了。自家一个人，只是孤零丁的一个人，在这里继续此生大约是完不了的漂泊。如此凄凉的自况，孰料却成为他一生的谶言。

    ⑤感情上的连连受挫，加重了他的流离感。1927年与王映霞相遇之前，郁达夫放浪形迹．流连酒楼歌馆。“检点青衫旧泪痕，歌场到处有名存。”然而其背后的孤苦和辛酸，恐怕十倍于他的放纵吧。与王映霞的结合，让他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郁达夫拒绝了鲁迅的劝阻，从上海移家杭州。过起来了半名士半隐士的家居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与国事一样，家庭同样遭遇风雨?飘摇。备受打击的郁达夫此时应该是很绝望的，从他的选择可以看出：只身去国，自我放逐。“投荒大似屈原游，不是逍遥范蠡舟。忍泪报君君莫笑，新营生圹（坟墓）在星洲。”见过郁达夫临难前的最后一张照片。那沧桑的面容，蜷曲凌乱的发须，几乎让人难以辨识。

    ⑥他的一生，仿佛是一次一个人的旅程。不管是选择还是命定，郁达夫没有回头。郁达夫的性格中有一种自我毁灭的气质。他的沉沦、颓废、软弱、自卑、自我暴露，掩盖不了其率真赤诚对这个社会强大的冲击力。郁达夫有许多缺点，这些缺点让人恨，也让人爱，因为这就是他。终其一生，他没有屈服改变过，哪怕这漫漫旅程，他必须一个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