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百柯

2005年岁末，红学界颇不安宁，于是遥想当年，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这样讲《红楼梦》：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缓步走上讲台，坐定。一位女生站在桌边用热水瓶为他斟茶。先生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溆”四个大字。这次讲座原定在一间小教室开讲，后因听者甚众，改为大教室，还是容不下，只好改在联大教室区的广场上，学生席地而坐，洗耳恭听刘教授高论。

刘氏在西南联大开《文选》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提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一次，他却只上了半小时的课，就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那天是阴历正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一篇。有学生追忆：届时，在校园里月光下摆下一圈座位，他老人家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刘文典讲课时，同样是守旧派人物的吴宓也会前去听讲，而且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刘教授闭目讲课，每讲到得意处，便抬头张目向后排望，然后问道“雨僧（是宓的字）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教授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两位名教授一问一答之状，惹得全场为之暗笑。

一日，日机空袭，警报响起，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四下散开躲避。刘文典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且目力衰竭，于是便率几个学生折回来搀扶着陈往城外跑去。他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先走。这时，只见他平素藐视的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也在人流中，便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刘文典多年潜心研究庄子，出版了十卷本《庄子补正》，陈寅恪为之作序，推崇备至。曾有人向刘氏问起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他大发感慨，口出狂言道：“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某人。”狂则狂矣，当下不少见，但其背后那股子傲骨嶙峋的气度，却是今人学不来的。

1928年，蒋介石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是在他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他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一切皆因为刘文典冷冷掷出的一句话：“大学不是衙门。”

后来安徽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之前刘氏曾有豪言“我刘叔雅（“叔雅”为刘文典的字）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很是不满。进而两人冲突升级，刘文典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蒋介石则以“治学不严”为由，将刘当场羁押，说要枪毙。后来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关了一个月才获释。

后人赞曰“好个刘文典，名士风流，还是狷介狂人？我不知道，我能知道的是，今天，这样的知识分子已无处寻觅，所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本文选自徐百柯《民国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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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典（1889-1958），安徽合肥人，字叔雅。现代杰出的文史大师，校勘学大师与研究庄子的专家。原籍安徽怀宁。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国立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终生从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著有《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三余札记》等。

白桦：文学是我的生命

舒 心

    白桦，1930年出生于河南省信阳市。文学成为他寻找人生道路的火炬﹣﹣“我最初接触的是坊间的线装书，其中有经典，也有史籍。我既希望文学照亮自己，也希望文学照亮别人。”

    1942年至1945年，白桦离开家乡去潢川就读初中，晚上在姐姐家的织布作坊帮忙织布。作坊里什么人都有，白桦目睹难民们所受的苦难，创作了第一首诗歌《织工》，发表在《豫南日报》。那一年，白桦15岁。他热心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激愤的文字和尖锐的言谈，引起了特务的注意与跟踪。1947年，白桦逃离国统 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白桦参军后，写一些报道，把战斗故事刻印成画，发给下面的连队；但宣传用的快板，离文学还是比较远。

新中国成立初期，白桦随军驻守云南边境；1952年，任昆明军区创作组组长，在部队开始了诗歌和小说创作。

1953年，白桦的短篇小说《山间铃响马帮来》被改编成电影剧本。第二年，白桦的《无铃的马帮》又被拍成电影《神秘的旅伴》。王晓棠饰演女一号，由此而一举成名。

    1953年5月，白桦和胡风初次相识。两年后，他曾约另一位朋友一起去看望过胡风，为此，在后来的“肃反运动”中，他解释了几十次都没法交代清楚。

    1955年，白桦成为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室的创作员。其间先后出版了《边疆声音》等小说集，《金沙江的怀念》等抒情诗集，成为20世纪50年代前期知名的部队作家之一。

    1957年，27岁的白桦被划为“右派”，打入另册，当过好几年钳工。在“文革”中他的作品还一律作为毒草加以批判斗争。

    “挫折使我发誓放弃文学，甚至把所有的笔记、日记全部毁掉，扔掉所有的笔。”白桦说。但是，“文革”结束的第二天，白桦只用一周时间就写出话剧《曙光》。

    1980年底，根据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摄制成的《太阳和人》，又引起一场全国性的大震荡。故事讲述黄永玉等一大批劫后余生的中国艺术家，经历了各种生活的折磨，但对祖国的爱始终不渝，表达了对祖国的爱，是苦苦的爱恋。

    1981年，对于白桦来说，是沉重的一年，举国上下卷入这场沸沸扬扬的批《苦恋》的事件。“《苦恋》有自己经历种种波折后悲凉的情绪。今天回想起来，这场批判是一场观念的较量，是‘文革’后最为激烈的一次，它检验了很多人的观念和勇气。”白桦说。

    1982年，白桦写了一部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这部作品因其以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吴越争霸历史，引起了巨大思考和争议。33年后，这部作品得以重排，作为自己的导演处女作，89岁的蓝天野终于看到了作品重新上演。

    数十年来，白桦的家庭由于他的缘故屡遭不幸。1984年他的儿子曾劝他改变生活方式。白桦复信说：“我不能，因为文学是我的生命。一个有生命的人怎么能不重视自己生命的意义呢！……”

2009年，长诗《从秋瑾到林昭》的发表是白桦看重的事情，因为这首诗他花费了十年的心血。在云南玉溪开颁奖会时，白桦激动地流泪说：“流了八十年的眼泪，泉水依然涌动，这八十年的泪水，把我这双眼睛洗涤得像儿童那样明亮。”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徐乾清：清水徐徐洒乾坤

    1月9日上午11点15分，我国著名水利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徐乾清，静静地走了，悄然离开了他牵挂一生的水利事业。

    徐乾清的离去，带给人们的是无尽的哀思，而他心系水利，为我国大江大河治理倾注的大量心血，也深深感染着每一位水利工作者。

    徐乾清1925年出生于陕西城固，汉中人。汉水自西而东横贯于汉中盆地，建于秦汉的众多水利工程和灌区，真实反映了汉中盆地稻作农业的繁荣景象。1949年9月初，23岁的徐乾清从国立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被选派到泰州苏北行署水利处，开始了其一生的水利生涯。

    此后，从苏北到上海再辗转到北京中央水利部，他当过工程技术人员，担任过专家工作室技术组组长并兼任苏联专家组组长的助手，在水利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工作过……后来担任水利电力部计划司副司长、水利部副总工程师。

    60余年的水利生涯，从长江到黄河，从松花江、辽河到淮河、海河、珠江流域，徐乾清跑遍了祖国的各大江河湖泊，推动参与了全国主要江河流域规划的编制、修订、审查工作，参与了长江三峡、南水北调等重大水利建设项目的论证和审查工作，先后担任“黄河治理”“长江防洪”“西北水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国家科研项目的专家组长，为我国大江大河治理倾注了大量心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徐乾清几次从宏观角度指出我国水资源短缺给社会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保护带来的严重影响，提出了明确的对策。

    当“八五”攻关即将结束之时，徐乾清又敏锐地将视野投向了水资源短缺、生态脆弱的西北地区，提出要尽快开展西北地区生态需水研究。在他的积极倡导下，“西北水资源合理利用及生态保护研究”被列为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该项目的及时设立和成果产出，为20世纪末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

    了解徐乾清的人都知道，他一生出席的大小会议无数，但每次话都很少，却句句铿锵有力。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事先他都会进行充分的论证。

    “徐院士的科学作风十分严谨，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每句话、每个词都非常准确。他告诫我们，对任何事情，哪怕是一个数据都不能含含糊糊。”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胡春宏对此深有感触。

    徐乾清做人做事求真务实，在全国水利系统是出了名的。徐老总结他一生的治水经验，希望能将其精华传授给后人，而这精华，就是要实事求是，要尊重科学，要遵循客观规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好治水安邦的大业。

    对年轻学者的请教，徐乾清是从来不吝啬的，但他也有自己的原则。平时，经常有年轻的水利科研人员在评职称、报奖等方面请徐乾清帮助推荐，而他立了三个“门规”：一是被推荐的人及其所做的工作必须是他所熟悉的；二是草拟的材料必须提前送去，他认真看完及时通知对方结果，并注明“可以签”“做修改后再签”“能否请其他专家推荐”等意见；三是凡他签过字的材料，必须给一份复印件留存。

    “徐老开会发言语气十分平和，且都围绕着‘指出问题、提出建议’展开，从不以专家身份凌驾于别人之上。”同事有两个深切感受：一是“实”，徐乾清向来没有空话和套话；二是“有收获”，言之有物，从不漫无边际。

    大家都说，徐乾清一生把名利看得很淡很淡。徐乾清一辈子不要奖，谁给他个荣誉证书，他都要着急。直到2009年9月，被评为“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这也是他平生唯一接受的个人荣誉。

    “我只能算是一个平庸的水利科技工作者，根本够不上‘专家’的称号。这一生辛勤劳累有余而业绩成效甚微，不能不说是终生遗憾。”徐乾清在日记里这样概括自己的一生，“但我尽了我的一切能力，做了我力所能及的工作，无负农民给我的饭，工人供我的衣和生活用品；一生未做对不起社会和周围同志和亲朋好友的事。大概还算是一个可以问心无愧地度过这一生的普通劳动者。”

    斯人远去，魂系水利。徐乾清走了，而他为我国大江大河治理倾注的大量心血，将永留史册。

梁思礼，爱国的梁家驯火者

董海旺

    2016年4月14日，我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梁思礼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从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梁思礼与第一代航天战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创建起完整坚实的中国航天事业，使中国居世界航天强国之列。有人曾问梁思礼：“您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他回答：“爱国！”“父亲生前曾说过，‘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这句话支撑了梁思礼一生的追求。

    幼年的梁思礼确实讨人喜欢。每次觉察到父亲要抽烟，他就主动把烟连同烟嘴、火柴、烟灰缸一同递到父亲跟前，引得梁启超非常高兴，以至于父亲只要两三天见不到他就心头痒痒。然而，父亲并没有陪伴梁思礼太久，在他5岁时，父亲离开了人世。“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几个哥哥姐姐都受过父亲言传身教，国学功底数我最弱，但爱国这一课，我不曾落下半节。他遗传给我一个很好的毛坯，他的爱国思想通过我的母亲及他的遗著使我一生受益。”梁思礼曾回忆道。

    赴美留学前，梁思礼几乎都在天津。1941年中学毕业后，他便随三姐梁思懿前往美国留学。在嘉尔顿学院学习两年后，梁思礼放弃了嘉尔顿的奖学金，改领每月微薄的盟国津贴，转入以“工程师摇篮”著称的普渡大学，改学电机工程。因为那时的他一直想走工业救国之路。1945年，梁思礼从电机系毕业获得学士学位。随后，梁思礼来到辛辛那提大学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并在那儿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1949年9月，得知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后，梁思礼动员留美学生回国，同时自己也以身作则带头回国。1956年10月，中国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梁思礼被任命为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风华正茂的梁思礼，奔跑在梦想与火箭齐飞的路上。但很快，1962年的“东风二号”导弹发射试验，令踌躇满志的梁思礼尝到了失败的痛切。这枚导弹发射后不久，便摇摇晃晃，像喝醉了酒，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落在距发射点300米的地方。望着炸出来的大坑，在场的航天人泣不成声：“我们真的不成吗？”梁思礼却一言不发。后来回忆起这一幕时，他说：“我从来不觉得会不行，得收摊了。在我的想象里，就应该做下去，必须做下去，做不下去也要做下去。”

    梁思礼的驯火史更是一本失败者之书。他生命中的67年都奉献给了航天事业。虽然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但对于一位驯火者来说，失败比成功“贵”得多。正因为历经无数次失败，梁思礼才开创了航天可靠性工程学。后来，他参与了“长征二号”系列火箭的研制工作，并创造了1 6次发射全部成功的纪录。也正因为尝过无数次失败，他主持发射的洲际导弹能够横跨南北半球，跨越6个时区，向着预定海域飞去。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艘神舟飞船，每个航天史上的“首次”，经过失败的孕育，都像是梁思礼的孩子。

    航天这一行，梁思礼一做就是67年。好在，他天生就会找乐子。1974年，50岁的梁思礼被下放到河南正阳“五七”干校劳动，干校分配他当“猪倌”。人们都说，搞导弹的知识分子被派去养猪，真是浪费人才。可梁思礼却分外感谢组织的照顾：逃离“文革”这块是非之地，精神上无比轻松自在。每天，梁思礼戴好套袖，穿上围裙，打猪草、拌猪食、清猪圈，干得高高兴兴。看着自己喂养的肥头大耳的八戒军团，梁思礼满心自豪，还与它们合影留念。

    他的生活永远都是可爱的，极有价值的。即便是住院期间，梁思礼一见到家人，就迫不及待地问：“快给我讲讲，最近又发生了什么大事？”他做起什么，都别有一番意趣。自去年住院以来，他的房间里重复播放着旋律欢快的《施特劳斯圆舞曲》《天鹅湖》等曲子。有时不小心被人替换成慢板、行板，梁思礼会立即要求“换回刚才的圆舞曲”。旋律响起，躺在床上的梁思礼双手打起拍子。女儿梁旋见他的脚部在动，便合着音乐节拍帮他活动脚部。她乐感不好，梁思礼便笑着指挥道：“快了，哎，慢了。”只是，音乐还是没能留住这位老人。梁老走了，带着他熟悉的旋律，带着亲朋对他的敬意与眷恋。

    与那个年代中国所有驯火者一样，梁思礼所在之处是历史耀眼处的暗面。近处，找不见他的名字，设计图纸上没有，光荣榜上也没有，他是戈壁滩上被尘土风沙遮掩的背影，他的名字被封印在打着绝密标签的文件袋里。远处，他的名字却越发清晰，一笔一笔镌刻在历史坐标轴上，留在时代的注脚里。“爱国，不需要理由。”梁思礼总是这样说。大师风骨，就是一部活的教科书。

（节选自《人物周刊》，有删改）

弃农学文

    在太平洋上航行了半个多月，胡适等70个留学生于9月9日在旧金山登上新大陆。随后胡适便改乘火车，横穿美国国土，来到纽约州南部的绮色佳城(Ithaca)，走进了康奈尔大学的校园。

    时当清朝末年，灾难深重的祖国处在极度衰败、腐朽、贫穷落后的黑暗年代，炎黄子孙的一些先进分子便纷纷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派往国外的留学生也多是有血性的爱国青年。

    胡适赴美留学，一方面是寻求个人的出路，他在辛亥年元旦作的小诗中曾自述说：“可怜逢令节，辛苦尚争名。”说的正是真心话。但另一方面，胡适也怀抱着“愿得西乞医国术”和“执笔报国”的爱国主义目的。他在日记中曾写道：连日日所思惟，夜所梦呓，无非亡国惨状，夜中时失眠，知“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是人情天理中事也。这种身旅异域、眷怀祖国的感情在他的《藏晖室札记》中常有流露。

    在专业的选择上也反映出胡适当时所怀抱的爱国主义目的。当他准备在上海乘船赴美的时候，他的二哥特地从东三省赶来送行，并对他说因为家道中落，去美国应选学铁路工程或矿冶工程，学了这些回来可以复兴家业，并替国家振兴实业，并特别叮嘱胡适不要学文学、哲学，也不要学做官的政治、法律，这些都没有用。胡适到美国后同许多人谈论专业选择问题，那些人都对路矿不感兴趣，但他又不能辜负兄长的期望，便采取折中办法，选读农科，进了康奈尔大学附设的纽约州立农学院，想做科学的农业家，以农报国。

    但是，胡适对农学院的课程实在没有兴趣。胡适觉得学农实在违背了个人的兴趣，原来在中国古典文史方面胡适已有较好的基础，留学以来对英国文学又有了浓厚的兴趣，也涉猎了德国和法国的文学，加上当时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清朝，建立了民国，美国各界人士希望了解中国新政府的情况，胡适被邀请去作了几回有关中国问题的讲演，这样就促使他去研究辛亥革命的背景及革命领袖人物的生平，因而对政治史也发生了兴趣。这种种原因，便促成胡适于1912年春天放弃农科，转入康大文学院改学哲学和文学。

    改习文科虽是由兴趣所致，却也含有他“执笔报国”的心愿。就在转习文科的这年9月，胡适把法国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第一次译为中文，改名《割地》，登在《大共和日报》上。后来五四文学革命时又恢复《最后一课》原名收入他译的《短篇小说》第一集，列为首篇。从此，这脍炙人口的爱国名篇因胡适用白话译出便影响特大，在中国传诵数十年而不衰。稍后，他又翻译了拜伦的《哀希腊歌》，其词慷慨哀怨，也是激励希人爱国之心的名篇。这些表明胡适爱好文学，他从事外国优秀文学的翻译介绍，为的正是要“以此报国”，以此来激励中华儿女的爱国之心。

    康奈尔大学设有“卜朗吟征文奖”，以纪念英国19世纪诗人罗伯特·卜朗吟(Robert Browning 1812—1889)。1914年春天，胡适写了一篇论文《论英诗人卜朗吟之乐观主义》作为应此奖的征文。5月7日揭晓，胡适竟得了奖，获奖金50美元。他以一个外国留学生获得这项卜朗吟征文奖，在学校是少有的，因而各方面人士都有些出乎意料，报纸也作了报道和评论，各大城市报纸又加以转载，甚至登在著名的《纽约时报》上，于是影响便相当大了，一些相识的人都先后来祝贺。胡适也出乎意外的高兴，他在日记中写道：

    此区区五十金固不足齿数，然此等荣誉，果足为吾国学生界争一毫面子，则亦“执笔报国”之一端也。

    显然，胡适是把个人争得的荣誉同为祖国争荣誉联在一起了。

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

    20世纪20年代美孚公司在中国没有找到石油，再加上“海相生油”而“陆相贫油”在30年代被一些人奉为石油地质的法则，中国由此戴上了“贫油”的帽子。但是，黄汲清和另外一些地质学家并没有被这一“法则”所束缚。

    黄汲清担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祖国急需各类战略物资，为祖国寻找石油便成了他和同仁们魂牵梦萦的理想。他既是运筹帷幄的少帅，又是脚踏实地冲锋在前的战士。1937年，中央地质调查所与顾维钧的“中国煤油勘探公司”合作组成西北石油考察队，黄汲清选派了孙健初与两位美国专家，结果发现了玉门油田——中国第一个工业油田。1938年，黄汲清带领所里的青年地质学家陈秉范调查四川隆昌圣灯山的地质构造，他亲自布置钻孔，发现了我国的第一个工业气田——圣灯山天然气田。就在同一年，他又率队在大渡河边铜街子的茅口灰岩中发现了天然气苗，纠正了德国学者认为四川天然气来自上二叠统煤系、经济价值很小的错误。1938至1941年，他率领一批青年地质学家在四川威远地区进行了1∶10 000地质填图和石油天然气调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威远大气田的发现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初步的胜利鼓舞了胸怀石油大志的黄汲清，他毅然卸下行政职务，投身到西北的石油考察中。1941年夏，黄汲清率领甘肃探油队踏上了河西走廊石油考察的征途。他们沿河西走廊西行，一路考察了沿线的地质。他们对玉门油田及周边地区做了详细调查，并向南进入了高耸入云的祁连山，向北进入龙首山做穿插考察。这次重要的地质实践，为以后“陆相生油理论”的提出提供了初步的地质基础。

    1942年11月，黄汲清率一批精英组成石油地质调查队奔赴新疆，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组成自己的科学考察队对我国西部边陲进行的科学考察。考察队在天山南北的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进行了为时半年的广泛而深入的地质调查，了解到天山北山麓带的油苗，有许多是源自侏罗纪的生油岩，如独山子的石油，这些生油层都属于陆相沉积。1943年他们完成了著名的《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在报告中，黄汲清展现了其卓越的科学洞察力，他确定“这里有圈闭很好的构造，以及能够大规模生产的油田”。他科学地预见：“虽然我们无意夸大新疆油田的远景，但是将来在天山山麓带和前山带及其他有利地区，很可能发现与独山子油田同样大小，甚至更大的油田。”根据以上研究结果，结合1941年玉门、河西走廊的调查结果，黄汲清在报告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大型盆地的生油层是多期的，而沉积性质往往是陆相的，从而提出了著名的“陆相生油论”和“多期多层生储油论”两个学说。黄汲清说：“‘陆相生油论’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实际上关系重大。如果准噶尔盆地和酒泉盆地，即中国西部的陆相盆地，可以形成有经济价值的油田，那么中国东部的陆相盆地也可以形成同样的油田。”

    黄汲清理论上的优势立即在圈定石油普查区域上体现了出来。1954年黄汲清等人运用具有中国特色的“陆相生油理论”，编制了中国第一张系统而全面的油气远景预测图——《我国含油气远景分布图》，圈定含油远景地区125万平方公里。1955年2月，我国召开了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作为技术总负责，黄汲清积极组织中青年地质学家全面研究已有的地质资料，分析对比各主要沉积盆地和沉积区的油气因素，成功优选了五大盆地，亲自布置石油普查。到1957年3月，在地质部石油普查专业会议上，黄汲清展示了一幅更为精准的1∶300万的《中国含油远景分区图》，并做了《我国含油远景分区的初步意见》的报告，用醒目的橘黄色把松辽、华北、四川、鄂尔多斯四大盆地标示为重点远景区。他坚信多年实践得出的“陆相生油理论”，坚持实施松辽平原油气勘探。后来，大庆等地大规模储油构造的相继发现，充分显示了黄汲清先生的远见卓识。

    从玉门到大庆，中国石油大发现雄辩地展示了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的一个完美的科学过程。黄汲清有幸成为这个全过程的奠基人、领导者和实践者之一。

（摘编自何民《黄汲清与中国石油大发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