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先生故居

郑文燮

    或许是一种机缘，或许冥冥中的感召，纯属偶然，我在暌隔三十余年之后，又回到了北京。北京城市的变化之大，几乎使我难以辨识，先前熟悉的街衢大都不知所往，连僻野荒郊的阜成门外都鳞次栉比地起了高楼。我要寻找的旧地是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的鲁迅故居。拐了几个胡同，周遭都是用红颜料刷写的加了醒目圆圈的“拆”字，好在鲁迅故居的门匾还在，寻找起来还不甚费事，只是在阴晦的冬日显得突兀而孤独，冷清的小四合院落依然冷清！

    鲁迅在北京生活了10余个年头，一共搬了三次家。“家”，这个词对鲁迅先生来说，或许并不确切，他一生或许都没有过“家”，鲁迅是孤独者。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国建立。鲁迅从故乡浙江绍兴到北京的教育部供职，在教育部做“佥事”，夜晚回到他寄居的绍兴会馆，在冷冰的屋子里百无聊赖，靠研读《佛经》和抄写古碑打发时日。钱玄同来看望他，希望他给《新青年》写点文字。鲁迅用疑惑的目光看着钱玄同，说：“写文章有什么用处！”这个在推翻满清封建专制王朝的辛亥革命中激进的青年对“革命”感到失望。他说，以前我是奴隶，现在我是奴隶的奴隶，“革命”了， “维新”了，世事依然还是原先的老样子。1926年3月18日，他任教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等，在向段祺瑞执政的国务院和平请愿时，惨遭枪杀。鲁迅先生满腔激愤，写了《记念刘和珍君》的文章，说：“三月十八日，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青年学生的热血，使鲁迅由《彷徨》到《呐喊》。

    鲁迅是周家的长子，对家庭更多一份责任。他到北京以后，把母亲、妻子朱安从故乡绍兴接到了北京，连同从日本留学回国的二弟周作人及他的日籍妻子羽太信子及子女，住进了他在西四八道湾购置的新居——一所宽敞、豁亮的“三进”大四合院。不久，周氏兄弟反目，鲁迅不得不搬出八道湾，另觅居处。他用一本书的四百元版税，在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买了一所小四合院，也就是现在鲁迅博物馆的所在地。

    四合院实在太小！院子里种植的两棵白丁香占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空间，似乎再也容纳不下几个人物的活动了。周遭的几间小屋，一间作了书房，一间住着一个女佣人，另外一间北屋住着鲁迅的母亲和妻子朱安。母亲和妻子的木床相对而立，床上挂着白夏布蚊帐，都是老家带来的旧物。鲁迅在母亲和妻子的住室连通了一个长条形的小间，戏称“老虎尾巴”。鲁迅在这“老虎尾巴”里写作和住宿，室内仅一床一桌一椅而已。床是单人的板床，两条长凳上横架着一块木板，褥子是单薄的，被子是陈旧的有着小点蓝花的布衾，床上用竹竿挂着一顶发黄发灰的夏布蚊帐。书桌旁的白墙上挂着一个镜框，里面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照片。“阴冷”“悲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孤寂的鲁迅先生相互注视，似有话要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受过死神的洗礼，是从沙皇的绞刑架上走下来的，他在执行死刑的最后一刻被“赦免”，幸存下来。

    那天天气阴霾、沉郁，像要下雪的样子。我在鲁迅故居待了很久，大约是我太专注、太虔诚的目光吸引了讲解人员——一位和善的中年女性，她打开“游人免进”的门扉，“破了例”让我进入先前只能够隔着玻璃窗看到的内室。这样我就真切地触摸到了“老虎尾巴”，“尾巴”墙上挂着那帧陀思妥耶夫斯基阴冷的照片。我在鲁迅先生曾经沉思默想的藤椅上坐了一会儿，望着窗外的景致，一座依然不大的荒芜的园子，园子角落里有一圈石头的井栏。据说这井水实在苦涩，不能饮用，只能用来浇灌园中的几棵枣树，也就是鲁迅先生《秋夜》中劈头所说的“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在我还是中学生的时候，我就在课文中读到了鲁迅先生的这篇文章。我曾向授课的语文老师请教过这句话的意思，老师支支吾吾，也未说出个所以然来。其后很久，我都未曾明白鲁迅先生写这句话的深意。而现在，身临其境的我，感悟到了鲁迅先生孤独、寂寞和无奈的心境——这是否就是鲁迅先生说过的“希望本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呢？这是否就是鲁迅先生说过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呢？……

    走出鲁迅先生故居，天上纷纷扬扬下起了雪。踏着落了雪的白茫茫的土地，我在近旁的一条胡同口，找了一家小店铺，喝了两碗羊杂碎汤，全身顿时燥热起来。

（选自《散文百家》，有删改）

水下六米的凝望

苏沧桑

    一只飞鸟俯瞰南中国，看见一条江从杭州穿城而过，江的北面有一个湖，是它熟悉的西湖；江的南岸也有一个湖，是它从未去过的湘湖。它想了想，飞向了那片陌生的水域，轻轻落在水中央一棵清瘦的柳树上，看见了湖中自己同样清瘦的倒影。

    这是一月的湘湖，讲述着完全不同于其他地方、其他季节的故事。一月，是一年里最深沉的月份，大地上的一切已经结束，一切尚未开始。这个被雨雾笼罩的上午，万籁寂静，骨骼清奇，飞鸟的身影落在湖里，没有惊起一丝涟漪，脚尖落在柳枝上，没有惊动其他任何一只鸟。

    老人家，是我年近耄耋的父母，从老家来看我和弟弟。他们常来杭州，已经把西湖看厌了。我想起仅一桥之隔却从未去过的湘湖，便带他们来了。

    船窗前的父亲，久久凝视着上午十点冬天的湘湖，没有侧过脸来，只听得见他的声音：“我见过的景色里，最像水墨画的，甚至比水墨画更美的，就是这里了。”

    一月的湘湖，就是父亲小时候教过我的那种留白很多的写意山水和花鸟画。花格船窗将天地框进一个天然的画框，雨雾如磨墨般，将天、地、水、物磨成了浓墨、淡墨，或更淡的墨，比烟还淡。浓的，是一座拱桥，一段堤坝，一群飞鸟或一群栖息的鸟；淡的，是远处一片枯干的芦苇，三两棵垂柳，或一座亭子的倒影；白的，是天空，水，雾。寥寥的几点黑，大片的浅灰和白，在船静静的前行里，泼洒，勾勒。极静，极美。

    四个月后，当我和一群文友又一次来到湘湖，我发现，初夏的湘湖，讲述着与一月完全不同的故事。

    一月清瘦的湘湖此刻已显丰满，处处是尚未老去的绿意，明净的湖面在阳光下显得光鲜亮丽。而我的父母，早已回到老家，过了一个春节后，他们又老了一岁。当我聆听着与湘湖有关的历史文化，当我站在湘湖水下六米处与八千年前的独木舟对视，我忽然想起，我和父母来时，并没有真正进入湘湖的深处。我们不知道写《回乡偶书》的贺知章就是这里人，八千年跨湖桥文化遗址就在脚下，我们也不知道，船行走在静静的湖面上时，水下六米处正躺着一艘远古先民留下的独木舟，将古老的浙江文明史又往前推了一千年。

    独木舟与我隔着一面玻璃，我的身影与它、与灯光、与周遭的一切叠映在一起，古老先民一个个鲜活的生活场景在屏幕般的玻璃上一一闪现。我困惑八千年前的那根骨针，是用什么工具钻的针眼？半根空心的玉璜，用什么钻的孔？我们最初的祖先，到底来自哪里？但不知为什么，我想得更多的，依然是我的父母，我自己的故乡，我的根。

    故乡在海岛玉环，父母留恋家乡的小院和亲朋，偶尔来杭州或者去北京姐姐家小住。我每次回老家，都有一种越来越深的恐惧：他们百年之后，我还会踏进那个再也没有他们的院落吗？

八千年前的独木舟，静静躺在水下六米，棕黑色的原木，已没有亮光。远古的先民，曾经乘着它去过很多地方，把古老的文明带到了比我们的想象更远的地方，比如南太平洋，比如大溪地。这是真的。更让人惊奇的是，2010年夏天，有人从遥远的南太平洋，如他们的祖先一样乘着一艘独木舟，沿着五万年前祖先的原始迁移路线重返本源——中国南方海边，来寻找他们的根。6名船员，有航海家、水手，也有人类学家、动植物学家。独木舟经由阿瓦鲁阿、纽埃、汤加、斐济、瓦努阿图、圣克鲁斯群岛、所罗门群岛、巴布亚新几内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中国台湾，最终抵达上海。整整1.6万海里的艰苦旅途中，他们上岛添购食物、淡水、水果，也在大海里捕捞、生吃海鱼，最后两天，一点食物都没有了，每人只有一小瓶水维持生命。他们与近十米的惊涛骇浪搏斗，看海豚们在独木舟前方带路，任不知名的海鸟停在胳膊上……最后，他们来到了这里，水下六米深处——这一条独木舟前，他们的“根”之前。

    “当他们看到独木舟时，眼睛都放光了，太惊喜了。”博物馆的人说。

    真想亲眼看看这些用生命来寻根的人。他们想要寻找的，其实并不仅仅是这一艘独木舟，而是在灵魂深处，每一个人都正在失落却又拼命想要寻回的东西。

    从水下六米处出来，我在湖边遇见了一只鸟。它栖息在一块石牌坊上，是雕刻的，有着优美的体态和姿势，翅膀如飘带卷起。它是湘湖先民的图腾。我相信它就是湘湖的灵魂，这一片水域因为一直住着它，才能这么静美。在我长久的凝望中，这只鸟渐渐活了，飞离了我的视线，飞回了湘湖的一月。

（有删改）

千古兰亭

祝勇

    王羲之不会想到，他的《兰亭序》，居然发起了一场浩浩荡荡的临摹和刻拓运动，贯穿了其后1600多年的漫长岁月。自那真迹被隐匿起来，后人一直苦心孤诣地复原着它原初的形状。这些后人包括：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米芾、赵孟頫、董其昌、八大山人、陈邦彦……几乎书法史上所有重要的书法家都临摹过《兰亭序》。

    面对着这些接力似的摹本，我们已无法辨识究竟那一张更接近它原初的形迹，但这已经不重要了，永和九年暮春之初的那个晴日，就这样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放大了，它容纳了一千多年的风雨岁月，变得浩荡无边，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把个人的生命投入进去，转眼就没了踪影 ， 但那条河仍在，带着酒香，流淌到我的面前。在漫长的时光里，这些摹本、刻本、拓本，都被编入一个紧密相连的互动结构中。白纸黑字的纸本，与黑纸白字的拓本的关系，犹如昼与夜、阴与阳，互相推动，互相派生和滋长，轮转不已，永无止境。中国的文字和图像，就这样在不同的材质之间辗转翻飞，摇曳生姿。如老子所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 周而复始，衍生不息。

    中国文化一开始往往依托于巨大的青铜器和建筑（比如长城），通过外在的宏观控制人们的视线，让文字附着在青铜礼器之上，通过物质的不朽实现自身的不朽，文字因此具有了神一般的地位，最早的语言——铭文，也借助于器物，与权力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但纸的发明改变了这一切，它使文字摆脱了权力的控制，与每个人的生命相吻合，书写也变成均等的权力。自从纸张发明的那一天，它就取代了青铜与石头，成为文字最主要的载体，汉字的优美形体，在纸页上自由地伸展腾挪。在纸页上，中国文字不再带有刀凿斧刻的硬度，而是与水相结合，具有了无限舒展的柔韧性，成了真正的活物，像水一样，自由、潇洒和率性。它放开了手脚，可舞蹈，可奔走，也可以生儿育女。它们血脉相承的族谱，像一株枝桠纵横的大树，清晰如画。王羲之或许还不会想到，他对良辰美景的流连与哀悼，对生命流逝、死亡降临的愁绪，能借助一纸《兰亭序》从时间的囚禁中逃亡，获得了自由和永生。所有浩荡无边的岁月，被压缩、压缩，变得只有一张纸那么大，那么的轻盈可感，轻得像蝉的透明翅膀，中国人的文化与生命，就是在这份轻灵中获得了自由。

    当这十几个世纪里的字画卷轴排列在一起时，我们才能感觉到文字水滴石穿一般的强大力量。文字它以临摹、刻拓的方式，从死亡的控制下胜利大逃亡，一步步步完成跨越千年的长旅。从物质性上讲，纸的坚固度远远比不上青铜，但它使复制和流传变得容易，文字也因为纸的这种属性而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永恒。当那些纪念碑式的建筑化作了废墟，它们仍在。它们以自己的轻，战胜了不可一世的重。

夜读周庄

许阳

    白天的周庄太喧闹，太嘈杂，成了一个拥满赶集人的商业街。就像一个大家闺秀，养在深闺人未识时是那样的贞淑娴静，一旦嫁为了商人妇，便失去了往日的风韵。所以，陈逸飞无不伤感地说，是他害了周庄。

    黑夜，容易使人寻觅到细雨江南的灵气。到了夜晚，游客们走得差不多了，一家家的店铺都打烊了，周庄洗尽了风尘，褪尽了铅华，才归还她天然无雕饰的纯真素颜与本来模样。夜晚的周庄，才是真正的周庄。

    吮吸着湿润的空气，独自一个人走在周庄的街道上。夜色渐浓，月华如水，在古镇的老屋和石板上肆意倾泻。远处的房子，只能看见黯黯的轮廓，近处的老屋，则如一幅明暗色彩比照的水墨画，被磨得滑滑的石板也泛着幽幽的光。四周静静的，只有自己脚踏石板的声音清脆地传向远方。

    说是街道，其实宽些的就是小河垂柳依依的堤岸，偶有一两条迟归的小船缓缓驶过，摇碎一片片波光潋影；窄些的是小镇的胡同，两侧房屋几乎伸手可触，这使人想起那句“头顶一线天，脚踏青石板”是何等的传神与精辟!身处暮色里的周庄，突然很想回到那不谙世事的孩童时代，一边走一边用手里的树枝划过苍老的墙壁，哼着歌谣，听从远处人家传来的几声犬吠。

    周庄的灯笼亮起来了。挂成一排的大红灯笼，是夜晚的周庄诗意朦胧。青瓦白墙，一旦配上这串串灯笼，古朴典雅便立刻从骨子里显露而出。灯光辉映着脚下潺潺的流水，盈盈水波又摇荡着夜泊的小船，千年古镇已经从熙熙攘攘中真正回归。豪华恢弘的沈厅安静了，精致典雅的张厅也关上了古老的大门，唯有门前的大红灯笼，在不倦的诉说着江南巨富和世家官宦们曾经的显赫与非凡。

    吹着细细的晚风，我长时间在双桥边踱步，又在桥上静坐。双桥，这是陈逸飞的双桥。在陈逸飞的笔下，双桥古朴、空灵，你可以感觉得到，她的每一条石缝间都镌刻着几个世纪的古风和遗韵。一幅《故乡的回忆》，人们才格外注意到了中国还有周庄这样美丽的地方。要是徐志摩能来这里，会不会又有“再别双桥”的另一番韵味和感慨呢？

    小小的周庄，算上双桥在内竟然有十四座桥。不必说那被称为“升官发财桥”的富安桥，也不必说那已更名为外婆桥的梯云桥，无论哪座桥，看到了桥一定会看到树，看到了树也就看到了头顶的明月与星空。

    周庄的夜，是美丽的夜，由小桥流水、青瓦白墙与柔柔的月光、红红的灯笼构成。这是一幅出自王摩诘的画卷，这是一种庄禅的意境。周庄的夜，是醉人的夜，就像一位银发的老人，在宁静中释放着积淀经年的安详与悠闲；又像一个恬静的少女，在清风里展现着她的婉丽与娇柔。

    站在石拱高高的报恩桥上，与周庄拉开一段距离，回望着周庄的座座老屋，点点灯火，思绪在不觉间已经穿越了几多流水的往事，几重渺远的时空。

    夜深了，降下阵阵凉意，夜凉如水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静静地走过一个个老屋，穿过一座座小桥，还是忍不住地回头。我知道，与临走时说还会再来的三毛一样，自己是扔不下身后的那一片风景的。

    好吧，那就回去，做一个小桥当枕、水面为床的甜甜的梦。

【注】陈逸飞：上海青年画家，他来到偏僻的江南水乡古镇周庄，发现了一座石拱桥和一座石梁桥联袂而成的双桥，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创作了一幅闻名遐迩的油画《双桥》，给九百岁的古镇周庄，插上翅膀，飞越大西洋，让全世界人民都能领略到古镇周庄的旖旎风光。

时间

龙应台

    2007年最末一个晚上，十八岁的华飞去和朋友午夜狂欢。我坐在旅店的窗边，泰北冬季的天空洁净，尤其当城市的灯火因贫穷而黯淡，星星就大胆放肆了，一颗一颗堂堂出现。但是星星虽亮，却极度沉默，下面的街头人声鼎沸，乐鼓翻腾。刚从街上的人流里撤回，我知道，像河水涌动的是情绪激越的观光客，但是暗巷里骑楼下，疲惫的女人开始收摊，她们赤脚的幼儿蜷在一旁，用破毯子裹着，早睡着了。

    然后烟火，冲向天空轰然炸开，瞬间的璀璨，极致的炫美，人们雀跃欢呼。这是跨年之夜。可是，这不是神明的生日，不是英雄的诞辰，不是神话中某一个伟大的时刻，不是民族史里某一个壮丽的发生，那么，人们庆祝的究竟是什么呢？

    想想看，你用什么东西量时间？

    一只漏沙里细沙流完是一段时间。一炷馨香袅袅烧完是一段时间。一盏清茶，从热到凉，是一段时间。钟表的指针滴答行走一圈，是一段时间。

    有时候，我们用眼睛看得见的“坏”去衡量时间。一栋每天路过的熟悉的房子，从围墙的斑驳剥落到门柱的腐蚀倾倒，然后看着它的屋顶一寸寸扩大垮陷，有一天野树爬藤从屋中昂然窜出，宣告完成——需要多少时间？

    有时候，我们用非常细微的“动”去量时间。星星的行走、潮水的涨落、日影的长短，不都是时间的量器？在香港的海滨，我看每天金星出现在海平线上的点，冬天和夏天不同。在台北的阳明山上，我看夕阳下沉时碰到观音山的那一刹那，春天和秋天不同。

    你是否也用过别的量法？孩子小时，我在他们卧房的门沿上挂一个一米半高的木板量尺。每一年孩子的生日，让他们站在门沿背对着尺，把他们的高度用小刀刻下。于是刻度一节一节高升，时间也就一节一节在走。

    南美洲有一家人，夫妻俩加五个孩子，每一年的同一天，一家七口一人拍一张大头照，三十年不曾间断。三十年中，红颜夫妻变成老夫老媪，可爱纯真的婴儿变成心事重重的中年人。

    还有那疯狂的艺术家，突然决定写数字。醒来一开眼就写连续累积数字，吃饭、坐车、走路、如厕、洗头时不断地写；搭飞机出国时，在飞机的座位上写；到医院看病打针时，在病床上写；到教堂做礼拜时，在教堂的长板凳上写。每分每刻每时写，每天每月每年写，数字愈来愈大，字串愈来愈长，艺术家这个人，是的，愈来愈老。

    写“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时候，杜甫不是在记录时间吗？唱“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的人，不是在记录时间吗？伦勃朗一年一年画自画像，从少年轻狂画到满目苍凉——他不是在记录时间吗？

    农业社会的人们认真地过春分秋分夏至冬至，难道不也是在一个看不见的门沿上，秘密地，一刀一刀刻下时间的印记？

    所以跨年的狂欢，聚集、倒数，恐怕也是一种时间的集体仪式吧？都市里的人，灯火太亮，已经不再习惯看星星的移动和潮汐的涨落，他们只能抓住一个日期，在那一个晚上，用美酒、音乐和烟火，借着人群的吆喝彼此壮胆，在那看不见的门沿量尺上，刻下一刀。

    凌晨四时，整个清迈小城在宁静的沉睡中，新年悄悄开始。我们行装齐整，离开了旅店，在黑夜中上路，往泰寮边界出发。五个小时的蜿蜒山道，两天的慢船河路，冷冽的空气使人清醒。我在想，在古老的湄公河上啊，时间用什么测量。

（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