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品和人品

肖瑞峰

    我们经常说两句话，“文如其人”“言为心声”。中国古代传统诗论习惯于将诗品与人品相联系，以为人品决定诗品，诗品出于人品，因而总是强调“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才有第一等真诗”。

    考察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流程，“文如其人”确实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这是一种史实，但我要向大家揭示的另一史实是，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也不难找到“言非心声”的例证，在一些诗人那里，诗品和人品其实是割裂的，背离的，永选无法契合的。如果坚持认为“诗品醇者，人品必正”，显然是一种罔顾文学史实的想当然的误判。

    提及“诗品”，熟悉中国文学史的很容易联想到梁代钟嵘和唐代司空图的两部同名著作，所谓“品”，是就区分诗歌的不同风格、境界而言的，可以理解为类别。今天我们讨论的“诗品”，有别于钟嵘、司空图的指称，指的是诗的品质、品格和品味；与此相应，所谓“人品”指的是人的品行、品性、品德。人们常常将诗品与人品相提并论。二者之间确实有密切的联系，但却不能等同，也无法对应。它们呈现出的是若即若离、错综复杂的双边关系。

    主张诗品与人品相统一，是追求诗歌理想与人格之美彼此契合的集中反映。在这方面最简明的一个论断就是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中倡言：“诗品出于人品。”最早将诗品与人品联系在一起的是先秦时期的“诗言志”思想。所谓“诗言志’’是指诗应当抒写人的情志，应当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外在表现。这实际上已涉及到“文如其人”和“言为心声”的命题。“文如其人”这一命题，可以追溯至汉代扬雄的《法言·问神》、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体性》。但从现存的文献看，明确表述“文如其人”这一命题的是苏轼的《答张文潜书》：“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这段话是苏轼评论他弟弟的。后人都认为三苏里面最有才气的是苏轼而不是苏辙。在苏轼的眼里，弟弟的文章超过了他，而世人不理解。

    后来表达类似“文如其人”的观点就太多了，比如徐增《而庵诗话》里提到，诗是人心灵的一种外化表现，见诗如见其人。验之创作实践，在中国诗歌史上，确实有许多诗人的诗品与人品是统一的，和谐的，读其诗，可以推知其人；反之，观其人，亦可想见其诗。比如李白，文如其人的典型代表；比如刘禹锡，中国古典诗歌中不屈的典型。

    在中国诗歌史上，“言非心声”的情况也很多。相当一部分诗人的诗品与人品其实是割裂的，背离的，永远无法契合的，以致出现了创作与生活严重脱节的现象：诗品高洁，而人品卑劣。读其诗，分明为志士仁人；观其行，显然是无耻败类。

    西晋诗人潘岳，后世称他潘安，是少有的美男子代表。他在作品《闲居赋》中，描述自己对功名的蔑视之情。但现实是，权贵贾谧手下有二十四个谄友，排在首位的就是潘安。南宋开国皇帝宋高宗赵构，畏敌如虎，丧权辱国，但是读他的诗《题金山》却是豪气万丈：“屹然天立镇中流，弹压东南二百州。狂虏来临须破胆，何劳平地战貔貅。”俨然以御敌英雄自命。这可归因于人格的二重性：内心深处未必无意御敌，却因懦弱自私故而终不敢御敌。

    考察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流程，尽管“言非心声”的现象并不罕见，也许永远无法杜绝，但我们仍然倡导坚守“文如其人”的传统，倡导诗品与人品的统一，鄙弃诗品与人品相背离的非正常行为。我们有理由强调：欲醇诗品，先正人品。只有不断加强道德修养，实现人格的自我完善，才能真正提升诗的品质、品格和品位，达到诗品与人品的完美融合。要正诗品就要像孟子说的，养吾浩然之气。

（节选自《浙江人文大讲堂》有删改）

增加古诗文背诵不是负担是捷径

唐晓敏

    ①新修订的高中课程标准增加了古诗文的背诵篇目，由过去的14篇增加到了72篇。有声音说，这为学生增加了很大负担。其实如果概览之前的语文教育经验，背诵并不能以负担论之，反而有审美享受的作用，甚至可以算一种学习的“捷径”。

    ②从现代语文教育本身看，背诵篇目增加的幅度很大，但若与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及民国时期的私塾教育相比，则要求背诵的篇目仍然是很少的。传统语文教育中，学子需要也能够背诵数十万字。唐宋以来，为参加科举考试，考生必须将《论语》《孟子》《书经》《仪礼》《左传》等40多万字的典籍全部精读熟背。有些人甚至背诵的更多，如顾炎武、戴震都能够将十三经全文背诵，甚至连“注”都能背诵下来。民国时期的一些学者，接受的是传统教育，他们也都有出色的背诵功夫。国学大师姜亮夫曾谈到，他在清华国学院时，同乐会上梁启超、王国维即兴表演节目是背诵古代文学作品，梁启超背诵一大段《桃花扇》，而王国维则当即背诵了《西京赋》。

    ③传统教育在背诵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至少包括如下几点：

    ④多感官参加背诵活动过程。传统语文教学中，朗读本身即是多感官参加的活动，需要同时动用眼、口、耳、脑，甚至还加上头、身体的动作。这有助于提高背诵的效率。俄罗斯教育家乌申斯基早就指出：“参与接受某种印象或是一组印象的感觉器官越多，那么，这些印象就会越牢固地在我们的机械的和神经的记忆中扎根，同时也就会越真实地保存在记忆之中，以后回忆起来也会更加容易。”因此，如果一个教师想使学生牢牢记住什么东西，那么他就应该注意尽可能让儿童更多的感觉器官，如眼、耳、口、肌肉运动的感觉来参加识记。

    ⑤最大限度发挥儿童时期听觉记忆的作用。背诵诗文，需要“从娃娃抓起”。少年的一个特点是对声音非常敏感，这使他们能够通过“听”而轻松地记住那些语言优美的古诗文。美学家朱光潜回忆自己的学习经历时说：“五经之中，我幼时全读的是《书经》《左传》。《诗经》我没正式地读，家塾里有人常在读，我听了多遍，就能成诵大半。于今我记得最熟的经书，除《论语》外，就是听会的一套《诗经》。”语言学家赵元任回忆儿时的学习情景时也说：“晚上念诗我们都觉得比白天念书轻松一点儿，我觉着也好玩一点儿。我念的是《唐诗三百首》。我哥哥跟姊妹们另外还念《千家诗》跟别的诗集。他们念的诗，我就是没念也渐渐地背得出来了。”他们都是通过“听”而记住了这些作品。

    ⑥重视最初的记忆。中国传统语文教学，背诵的量是逐渐加大的。最初的记忆量很小，而且要求学生必须做到滚瓜烂熟，能够不假思索地背诵出来。这些已经滚瓜烂熟的记忆内容，在学生的记忆中深深扎根，成为后来背诵相关内容的巩固基础。心理学家对此也早有研究，如乌申斯基就说：“儿童在学习中所学到的这些最早的形象在他们的记忆中扎根越深，那么，以后的形象也就能够越容易和越巩固地为他们所记住，自然，如果在最早的和以后的形象之间有联系的话。”中国传统语文教育有一大特点：老师对学生最初的背诵要求非常严格，必须是记得非常牢靠。每一次都是要求学生扎扎实实地背诵下来一些句子，这些句子作为“最早的形象”，“在他们的记忆中扎根”，将成为后来背诵的基础。

    ⑦从这个视角看新修订的高中课程标准，就更能明白，增加古诗文背诵恰是为了长远的“轻松”打基础。

“标准化”生活是否就完美

    ①新型智能科技的推广和普及，使得现实生活与社交网络史无前例地紧密结合在一起。任何原本日常生活中最平凡的小事都成为值得与朋友们分享或供他们评头论足的新鲜事。正如物联网软件公司创始人安迪霍布斯鲍姆所认为的那样，新型智能科技使得人们如今在现实生活中也能享受实时的社交阏络体验。

    ②可是，就在我们热衷于将智能科技融入生活的今天，更多智能科技对生活影响的质疑也不绝于耳。对于人工智能是否会替代人力智力的疑问一直没能得到解决，而互联閃与社交网络的加入却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在社交网络参与下的智能科技是否会加速虚拟生活对现实生活的入侵？是否会成为束缚我们生活的枷锁？甚至是否会使我们未来的生活变成循规蹈矩的例行公事？而我们最终是否被智能科技主宰而丧失了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力？

    ③对于智能工程师来说，智能科技则是人类实现从现实生活的不完美向完美转变的关键，然而，在由电脑决定的“标准化未来里，我们不会犯任何错误，但是却同样不会有任何惊喜发生。

    ④早在2010年，谷歌首席财政官帕特里克·皮切特就曾在一档新闻节目中提到：“在谷歌工作的电脑工程师都认为这世界是破裂不完美的。“近日他又再次提到，这世界并不完美，从交通堵塞、不称心的购物体验和过多的能源浪费，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且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就是科技。那么对于智能设计师和工程师来说，智能科技则是人类实现从现实生活的不完美向完美转变的关键。

    ⑤智能科技的重要性确实不可否认。不论是那些能够帮助检测老年人身体状况的智能皮带，还是那些能够感应是否有人摔倒的智能地毯，又或者是可以自动扫描产品条形码、并告知营养成分和产地的手推车，都是智能科技推进现实生活质量的例子之一。这些智能产品从各种方面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从而更好地生活。

    ⑥然而如今很多智能科技却不能称得上对我们真正有益。大量安装在汽车内的智能产品就并不理想∶检测我们是不是瞌睡的驾驶感应器、检测我们是否酒驾的监测仪、甚至鉴别我们是不是杗自驾驶的面部识别器，这些产品被用来代替我们进行决策，并代替我们对行为准则做出判断，我们的责任被推卸到了智能科技之上，自主控制和决策的权力也被掠夺。

    ⑦在智能革命暗潮汹涌的今天，人们应该反思，智能科技会为我们找到最完美的道路，智能科技也会为我们解决所有潜在的问题，但这样标准化的完美真的是人类所期待的吗？标准化的完美为我们解决所有问题的同时也必定会扼杀我们的创新能力，因为如果所有的错误都被智能产品挡在内外，那么生活中灵感和创意也不会涌现。人类之所以能够在科技和文明发展的道路上前进，正是因为在探索的过程中曾犯了一些错误、出了一些差错，而这往往会给人以意想不到的突破。如果没有了错误和创新，那么我们与通过程序设定好的机器人又有什么两样，不再有差异、矛盾甚至冲突的出现，多样丰富的人生体验都会被板一眼的固定模式取代。

    ⑧因此，智能设计师应该能够意识到，一个真正人性化的智能产品不是时刻提醒我们不要偏离正确轨道的监视器。科技存在的意义并不是把我们从解决问题中解放出来。相反，我们应该捋智能科技融入到我们自主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人们要的并不是一个精心设计好的“标准化"未来，而是可以帮助人类克服并解决未知挑战和挫折的独特经历。这样，拥有智能科技的未来才不会是一条一眼可以望到尽头的宽敞直路，而是充满着无限可能的精彩冒险。

    作为一门起源于欧洲社会的学科，人类学的诞生已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传入中国也已经超过百年。

    纵观人类学的发展史，可以发现，人类学自其发轫阶段便打上了浓浓的海外印记，从一开始人类学者便将其目光投向了远方，在异域之中寻找自己的研究对象，在与他者的对话之中建立自己的研究领域，远方、异域、他者已然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代名词。

    追溯到人类学刚创立之初，人类学的鼻祖泰勒通过海外探险家、传教士、船员等人的日记、传记、游记等开展人类学研究，力图探讨人类的进化过程，解释人类的文化现象，去解答西方社会对“他者”异文化的疑惑。将民族志奠定为科学的研究方法，使得人类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的马林诺斯基，便是受到殖民地官员邀请前往海外做田野调查，并完成了人类学的经典著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到海外去”成为欧洲人类学初学者的成年礼，作为人类学家的必修课，欧洲人类学的海外研究并不新鲜，它是作为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基石。

    美国人类学与欧洲人类学有所不同。一开始，美国人类学家主要是研究本土的印第安人，因而建立起体质、语言、考古、文化四大分支体系的人类学学科。美国随着经济的强大并取代大英帝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人类学家开始走向海外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海外研究到达高潮。至今，海外研究仍然是美国人类学的主流。

    走向海外是中国人类学独有的一个概念，因为西方国家的人类学研究对象本身就是异文化，他们的研究本身就是海外研究，因此他们不必强调海外这一层含义。而中国的人类学，自从国外引进后，便一直致力于本土化的研究。进入21世纪后，中国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认可与尊重，也在国际人类学界占有了一定的地位，加上中国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后，对外战略也逐渐转变，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全球社会文化的研究也摆上重要的地位，因此海外民族志研究便基于这种历史传统与顺应这种发展趋势快速发展起来。中国的人类学海外研究，与西方人类学的海外研究传统也不尽相同。西方人类学的海外研究传统，与西方海外殖民密切相关，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服务于西方的殖民统治。而中国近些年所倡导的海外研究，则是顺应中国积极融入世界发展体系，与全球各国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发展趋势，其目的是为各国互相理解、和谐相处奠定文化基础，是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类学研究。中国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同时也是中国人类学突破自身社会与民族文化的界限走到全球社会中反观自身的有效形式，是面对全球文化转型的文化自觉表现。

    (摘编自周大鸣、龚霓《海外研究：中国人类学发展新趋势》)

    最近，中国某地模仿法国风格建筑的小镇在网上热传。大到埃菲尔铁塔，小到路灯、雕塑、植被，让人真假难辨。有网友直呼，和巴黎相比，这里就差一条塞纳河了。

    这一现象并非孤例。据统计，中国至少已有6座“凯旋门”，10余座“美国国会大厦”，3座埃菲尔铁塔……徜徉其中觉得很“洋气”，“摆拍”出来像置身异域，让人不出国门就能体验世界风情。这些建筑的出现，固然有其出现的土壤，但“全心全意搞山寨”，总归是附在别人文化表层的一贴“狗皮膏药”。法国的巴塔兰克剧院作为当代音乐史上的圣地，建筑虽也融合了中国元素，但并没有因此而丢失自己的文化属性，而恰恰是因为其承载的巴黎文化，使之屹立150余年仍魅力不减。反观国内的一些高仿建筑群，哪怕是被冠以“中国的巴黎”“东方佛罗伦萨”，做到极致也不过是赝品，失了本国本土的文化精神，有皮没瓤。

    事实上，中国的建筑风格从来都是兼容并蓄的，并不一味拒绝“洋建筑”，关键在于如何在借鉴的过程中，呈现出建筑的文化主体意识。比如，北京的前门大街，就是一个融合了中西风格，呈现出独特建筑文化、民俗文化积淀的特色历史街区。而人们之所以质疑当下的一些西式建筑热，就在于其舍本逐末、生搬硬套，缺少了对历史的敬畏和对文化的理解。

    与“模西建筑热”同样遭受诟病的，还有“仿古建筑热”。有的地方，本来并没有什么前朝风土，却乐于以古街古巷为名，雕梁画栋，青砖粉墙，小饰品假古董齐出，臭豆腐烤肉串并售。如果前者是对西式风格的盲目崇拜，后者则是复古思维的畸形生长。“从街区历史找卖点，然后找投资，再找规划设计、施工队”的仿古建筑公式，对于西式建筑热来说，同样适用。无论是抄袭西方，还是效颦传统，建筑设计与规划的盲从背后，是对文化根底不自知、对文化传统不自信。

    建筑，既是文化的表现，也是生活的沉淀。每个地方的建筑，都植根于自己的历史脉络之中。千姿百态的开平碉楼，集防卫、居住功能于一体，体现了中西合璧的民居风格；马达加斯加首都族群混杂，马来高脚草屋、非洲木板棚与欧式教堂错落有致，多元才是这里的和谐；而作为中国获得普利兹克奖的第一人，王澍让每一层的每一户都有自己的小院和植物，“出则繁花似锦，入则清净悠远”。房子可模仿，文化难复制，只有立足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才能找到创新式融合的思路。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我们的文化与历史，已经给建筑留下了丰富的馈赠。立足文化本体，深挖地域特色，根深方能叶茂。北京如今大力推动中轴线沿线重点地区综合整治保护和申遗，就是因为那是老城的灵魂，中华民族“内和外安”的文化基因、“左右对称”的营城理念、“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都集中体现在这里，在人们记忆中挥之不去。缺了非物质文化的滋养，建筑即使再雄伟也缺少一条脊梁；而有了乡愁和人文的淬火，哪怕穿越千年，安身之所也能成为精神家园。

（节选自《人民日报》）

    ①国有国格，人有人格，艺术也有自己的品格。品格层次的高下决定着艺术的精神价值和历史地位的高下。艺无格不立。艺术品格是艺术作品屹立于艺术之林的脊骨。艺术品格的内涵至少包括（    ）品格、（    ）品格和（   ）品格。

    ②中国艺术有“解衣盘礴”的优秀传统。专注痴迷于创造的沉酣而不作世故的权衡和功利的算计，是进入最佳创作状态和确保艺术神圣与纯洁的前提。前人早巳发现：人多一分世故即少一分高雅；利多心急者其艺必不工。

    ③艺术品格的滑坡往往是经不住非艺术的种种诱惑而造成艺术本身相对独立性的丧失。诱于名，艺术降格为自我吹胀的钩誉虫；诱于利，艺术堕落为满身铜臭的摇钱树；诱于权，艺术奴化为察颜观色的登龙符。

    ④艺术是艺术家在泥泞思路上频频滑倒的激情与感悟，它往往能跌出灵感带血的伤口和心灵震颤的歌吟；而在舒适坦途上装作跌倒，则只能跌出滑稽的丑态和矫情的喊叫。

    ⑤任何有健康恬力的艺术都构成自己纯真的氛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游离于情节和性格的床头、拳头，噱头，是甩卖发馊肉汤的胡椒、掩盖灵魂的膏药、装扮卖笑丑妇的胭脂。

    ⑥优秀艺术总要在前人的基础上增加一些属于的东西。吴昌硕的厚度、齐白石的醇度、潘天寿的力度、傅抱石的速度，都以不与人苟同的艺术个性的戛戛独造在艺术史上留下闪光的篇页。雪地上的第一排脚印最易诱人放弃寻找自己最佳路线的选择。缺乏创造性的模仿艺术已流于下品，没有出息的倒爷艺术更无品格可言。

    ⑦艺术家的品格是由艺术家的人格决定的。艺术家不是完人，艺术创造所必须的素质偏离也常常给他们带来不可避免的缺点和怪癖，所以艺术人格与道德人格既有重叠又有一定的错位。

    ⑧艺术人格有它的标准，那就是以严肃的艺术创造为轴心的文化够感和文化献身精神。

    ⑨艺术家是文化的先知。他的追求是未来。他的任务是创造。为了人类进步及真理，他甘愿做艺术的探险者和殉道者。他想的不是名利，而是争取更多的时间燃烧自己，付出自己。

    ⑩我们期待艺术品格和艺术人格在新的高度和层次上趋于统一。我们期待创作出优秀艺术品的艺术家同时也创造出优秀的自己。

（选自翟墨《艺术的品格》 ,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