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借助于具体的形象符号，启发人们把握事物的抽象意义，崇尚一种观物取象、立象尽意 的思维方式。《周易•系辞传》：“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像其物宜，是故谓之象。” 卦象是《周易》的骨骼，舍象则无《易》。借助卦象，并通过象的规范化的流动、联结、转换，具象地、直观地反映所思考的客观对象的运动、联系，并借助六十四卦系统模型，推断天地人物之间的变 化，这种思想方式渗透到中医和中国古代科技之中。道家庄子主张“得鱼而忘筌”，“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魏晋玄学家王弼提出“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明象》）的命题，表明了中国 思维穿透语言，领略语言背后之象，进而穿透形象而领略其背后之意蕴的特点。

       中国儒释道三家都主张直觉地把握宇宙人生之根据和全体。儒家的道德直觉、道家的艺术直觉、 佛家的宗教直觉，都把主客体当下冥合的高峰体验推到极致。中国哲学认为，对于宇宙本体，不能依靠语言、概念、逻辑推理、认知方法，而只能靠直觉、顿悟加以把握。

       道家认为，心灵的虚寂状态最容易引发直觉思维。因此，人们要尽可能地摆脱欲望、烦恼的困扰， 保持心境的平和、宁静。而要使直觉思维真实呈现，则离不开默思冥想的“玄览”。老子主张“涤除玄览”。“涤除”即否定、排开杂念，“玄览”即深入静观。这是在高度精神修养的前提下才具备的一 种思维状态。庄子主张“心斋”、“坐忘”。“心斋”即保持心境的虚静纯一，以便直接与道契合。“坐忘”即心灵空寂到极点，忘却了自然、社会，甚至忘却了自己的肉身和智慧，物我两忘，浑然冥同大化之境。 儒家孔子的“默而识之”，孟子的“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荀子的“虚壹而静”、“大清明”，张载的“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朱熹的“豁然贯通焉”，“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陆九渊的“吾心”与“宇宙”的冥契，王阳明的“致良知”，虽不排斥客观外象直接作用于感官认知，但都是扬弃知觉思虑，直接用身心体验宇宙终极的实在，达到对道德本体之契合的一种境界或方法。

       佛家更是强调一种精神性的自得和内心的体验，彻见心性之本源。禅宗的参究方法是不立文字， 教外别传，直心而行，无念为宗，触类是道，即事而真。不执着外物，种种言行纯任心性之自然。禅宗的顿悟成佛，排除语言文字、逻辑思维工具，主体直接契入客体（人生的本性或宇宙的实相），与客体融合为一。这种思维活动的过程与结果是只可意会而不能言传的，有赖于每个人自己体悟，别人只能暗示、启发，而不能替代。

超越逻辑，祛除言诠，止息思维，扫除概念，排斥分析、推理诸理性思维活动，精神内敛，默然 返照，当下消解了主客、能所、内外、物我的界限，浑然与天道合一。这是一种思维状态，即“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当下得到了对于生活和生命，对于自然世界和精神 世界之最深邃的本质的一种整体的、综合的洞悉。但这种状态实际上是在多次反复的理性思维的基础上产生的，没有理性思维的铺垫，这种灵感或悟性就不可能出现。

（选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近年来，中国的选秀文化在相当程度上进入了困局。这既是近年来唱片业在互联网时代的转型问题所致，也是由于歌手的形象风格接近，观众的印象模糊，难以脱颖而出，通过选秀的梦想舞台选出青春偶像的情况已经不再出现，而且，观众对于选秀的形式相当熟悉，各个电视台的选秀节目又都有重复之嫌，使得观众产生了审美疲劳，造成了选秀节目的瓶颈。最近，《中国好声音》的出现既赢得了诸多关注和好评，也引发了对于选手身份、经历等方面的争议。好评和争议交错，热播和分歧共存，这其实是中国近年来选秀文化发展变化状况的折射，也是中国电视文化新的变化的投影。

    《中国好声音》之所以一出现就引发轰动效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力求超越粉丝和明星的关系，不靠选手搞噱头，不靠评委博出位，也不靠庞大阵势的粉丝投票，而是着力于音乐的专业性，力图回到尽可能纯粹的音乐的本质，力图让“好声音”成为唯才是举最重要的砝码。让刘欢、那英这些当代流行歌坛最有声望的音乐人来指点新人，依据好声音来收徒，而选手也可以选择导师，进入音乐专业领域深造从而为未来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既不同于让年轻人成为粉丝热捧的超级明星，也不同于让普通人在舞台上一展即毕的走过场。这其实是从普通人中选择真正的“好声音”，让他们得以成为好的歌唱家、艺术家，让选秀不再是一下子就实现梦想，也不是仅仅展现梦想，而是让梦想通过一个专业的路径和较为严谨的程序得以延伸，最终成为一个职业生涯的选择。将梦想的实现转换为实实在在的修业和长期的学习努力，节目正是在这一点上赢得了公众。

    今天的“80后”、“90后”处在竞争激烈，生活和事业发展的压力较大，而自身的适应和抗压能力相对较弱的矛盾之中，一举成名的冲动、展示自我的激情如何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具体路径，正是青年一代的焦虑所在。选秀节目尚未从这一方面加以具体的指点，青年的职业生涯的内在需求和成长渴望在《中国好声音》中却得到了展现。这很像是一个音乐的职场节目，对于激励青少年更好地学习，更艰苦地磨练，给他们提供更加积极向上的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所标举的脚踏实地实现梦想的路径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正面和积极的价值观。这里不是梦想止步之处，也不是梦想瞬间实现的地方，而是一个走向梦想实现的起点，一个修业和锻炼的开始。幸福感来自奋斗和梦想的力量，而这一切都在公平和公开的程序中进行，这是节目具有魅力的地方。

    但这个节目引起的质疑也值得反思。尤其是几位选手的经历描述引发了一些争议，这其实说明，这些年来公众对于诚信的要求有了更严格的标准，因为大家越来越明白，诚信的缺失造成的损害和冲击是社会无法承受的。只有诚信，社会才能向更高处进发。年轻一代所需要的是更真实的人生的反映，而不是戏剧化的表演。这其实也给这个优秀的节目一个更为苛刻的要求。只有更加真实，让每一个选手的过去都经得住追问，节目才可能赢得更多的观众。只有真实的努力，梦想才有价值，这是对“纯粹”的另一意义指向，也凸显了今天社会的必然要求。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

看远古如何造出神模样

    神是什么样子？人造出的神与鬼，不论多么狰狞，也不论多么恐怖，本质大都是人模人样。

    在史前艺术中，有一些半人半兽的艺术形象，不论是绘在彩陶上的或是刻画在器物上的，这样的形象都被我们认作是神面，是神灵人格化的偶像。这样的神面，表现出特别的恐怖感，你觉得它像人，但并非人。神面的狰狞模样，在史前艺术的表现上大约是一个通例。圆瞪的大眼，龇出的獠牙，恐怖之态令人惶惑。这样的神面，是史前人制作的神灵的简化图形，它并不只是表示一个头面，而是以头以面代表神灵的本体，头面是神灵完形的一个象征，是一个简约的造型。

    研究者比较关注的有像良渚文化玉器上雕刻的那些神面，神面装饰在一些玉牌、玉钺和玉琮等礼器上，神面刻有向上与向下龇出的獠牙，显出庄重与威严之感。从良渚人制作的神面看，有的神面是有体有面的完形，而大多都是简化的只有嘴与眼的脸面。大量的神面都是这样简化的结果，而最经典的简化，就是最后只留下了神的一双眼睛。玉琮上许多的神面，只有眼或嘴的刻画，或者连嘴也不见了。这样看来，对于良渚人来说，神的眼睛应当是最受他们关注的。

    若干件收藏在各地博物馆的传世品玉神面，是研究者经常提到的一些藏品，如美国福格美术馆收藏的一件，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也都有龇牙瞪眼的模样。这些收藏品的年代并不容易确定，有的可以早到新石器时代，有的可能晚到商周之际。商周遗址出土的同类玉器往往被归入新石器时代。

    最值得关注的是新近在山西曲沃羊舌村西周晋侯大墓中出土的一件神面玉饰，玉神面扁平形，正面阳刻狰狞兽面，臣字形大眼，上下均有一对獠牙龇出。这样的一些玉神面，虽然多数都有冠饰，有的甚至还有包括珥饰在内的细致刻画，但都只是一个头像，也都合于以头代体的神灵图像制作传统。

    当然更早的发现，是湖南黔阳高庙遗址陶器上刻画的神面。那神面的构图已是非常完整，也已经是很固定的形态，也都显露着龇出的獠牙，狰狞之态跃然眼前。这样的神面年代早到距今7000多年前，这是中国史前陶器上见到的年代最早的神面刻画。这个神面已经相当简化，只留下一张龇着獠牙的嘴；这与后来的良渚文化显得不同，良渚人简化的神眼已经没有了狰狞的模样，而高庙人简化的神面因为獠牙尚存，依然显得狞厉。

    史前狰狞的神面，也偶尔出现在彩陶上。半坡文化的彩陶上见过这样的神面，不过以往研究者似乎不大在意这个发现。在临潼马陵遗址的一件陶瓶上，绘一戴着尖顶帽的神面，一双圆圆的大眼，宽大的嘴角向上龇出一对大獠牙。神面的左右，还绘有一对倒立的大鱼。这个属于半坡文化的彩陶所绘神面纹，与高庙下层文化以及良渚与龙山文化中的神面纹，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偌大的獠牙是其共同的特征。不同之处是那两条附加的鱼纹。它告诉我们，半坡文化这样的神面，一定与鱼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与鱼崇拜有关。

    将动植物人格化，这是史前人造神的固定方式。一种动物图像，在给它安上一个人面之后，它便有了神格，半人半兽，也就成了神形的固定格式。这样说来，人面鱼纹还真可能是半坡人心中的神灵形象，尚不知是什么神格。会不会是水神，或是其他？

（摘自《光明日报》2015年11月18日）

年三十夜的爆竹

    这些年，年三十夜几乎每年都是回乡下陪父母过。按乡下的说法，叫花子都有个年三十夜，这普天同庆的日子，无论你贫穷、富有，生活在城市、乡村，是在自己的出生地，或是流浪在异乡，在年三十夜，哪怕是远隔千万里的游子，都要不辞辛劳，奔赴自己的家乡，与亲人们聚在一起，团团圆圆，开开心心过个热闹的年！

    在我们那儿乡下，年三十夜吃年夜饭前先要祭祖，家家户户，堂屋香火前八仙桌上摆上酒菜，焚香、化纸钱，对着祖宗牌位三叩九拜，然后放爆竹，但听得满村的爆竹声在群山回响，此起彼伏，经久不息。更为热闹的时刻则是凌晨“开财门”。我们那儿的习俗，年三十夜，吃过晚饭，约十点钟左右，每家每户都要大门紧闭，亲友串门只能从侧门进出，称之为“封门”；到了凌晨一至三点，在堂屋里点上红烛，斟上美酒，焚香，击磬，随着悠扬的磬声，化纸钱，祭拜天地，然后打开大门（即为“开财门”），燃放爆竹烟火，迎春纳福，迎接新的一年到来。谁家的爆竹声响得久、烟火放得多，喻意这户人家兴旺发达。一时间，爆竹声铺天盖地在群山回响，绵延不绝；黑暗的天空被焰火点亮，璀璨夺目，把年三十夜推向高潮！

    这几年回乡过年，有时我一个人回去，有时是带着妻儿回去；弟弟也偶尔带着弟媳回去；父亲长年病着，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家里有个病人，气氛难免有些压抑，年夜饭常吃得寡淡无味。斟上酒祭祀，遇弟弟也回去过春节的时候，为了烘托节日气氛，兄弟俩也喝上三两杯，浅尝则止，索然无味。隔壁的其敏表哥每年年夜饭吃得早，这几年常叫我去陪他喝酒，说与几个儿子喝不起兴，有我这个省城去的“客”，才能喝得尽兴。表哥礼数繁多，先是与他喝几杯，再安排三个儿子、媳妇，甚至于孙子分头向我敬酒，最后他还要作“总结”，几巡下来，常是一二十来杯酒下肚，让我醉意朦胧。这边还没喝完，屋下的其兵表哥又来邀了，说年三十夜，我这个贵客不能只光顾一家，他家那儿怎么也得去喝杯新年酒。又跟随着去，同样的礼数，“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喝得昏天黑地，不知身在东西南北矣！

    饭罢哪里还守得了夜，开得了“财门”，连有些串门来想见见我的寨邻都无暇顾及，早早地就去见周公，任凌晨“开财门”铺天盖地的爆竹炸响，我昏沉沉地，一觉即到天明。

    家父自2007年摔伤致残，行动多有不便，故土难离，不愿外出，母亲守着他；每年回去，想到父母不辞辛劳把我们兄弟三人养大，到了老年，妹妹远嫁他方，我们兄弟又在贵阳生活，家中只剩下他们两位老人留守，唯有寂寞相伴，心底未免郁郁于怀；前年秋，家父因病去世，春节回去陪母亲，百年老屋，只剩下母亲一人，人去屋空，触目伤怀，叫人情难自禁，唯有酒入愁肠，化作点点泪！

    母亲去年已到贵阳与我一起生活，快要过年的时候说是要回乡料理些事，还吩咐我别回去过年，她在乡下过完年即回来。因此，猴年的除夕，我没有回乡去，留在贵阳过。年三十夜，与岳父母，还有岳父弟弟一家及襟兄等，一大家子人，满满的两桌席，酒也喝了不少，幸而未醉。妻带着女儿在国外旅游，回到自己家里，我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屋子，听那窗外新年的爆竹声阵阵炸响。

    我是一只倦飞的鸟，此刻，故乡远隔千山万水之外，感知不到故乡年三十夜的欢腾。城里人的爆竹是图个喜庆，也没个讲究，常是没来由地有一挞没一挞地乱放。

    于是，在年三十夜，我一个人，听了城市半宿七零八落的爆竹声。

（有删节）

    现代海权可界定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一个国家在海洋领域或运用海洋所享有的实力、影响力或控制力，它不仅包括海上军事力量，还包括海洋经济实力和海洋科技水平。海权中的海军要素并不足以保证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海军的强大有利于保护国家的海外贸易，反过来，雄厚的经济实力有利于加强海军的实力。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必然要求实施海洋强国战略，这在一定程度上依赖海军实力的加强。但是中国的海权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海权，这主要是由文化传统和外交战略的差异决定的。

    与西方文明相比，儒家文明缺乏侵略性和扩张性，这使得中国崛起的范式和要素不同于西方大国。作为殖民主义的受害者，中国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中国经济的强大更多取决于内在的廉价的劳动力和勤劳节俭的民族传统，而不是依赖干涉性的全球海军体系和寄生性的国际货币体系。但是只要国际法还不能完全有效地制止侵略行为，中国就必须发展海军实力，以强化海权。不过中国海权的内涵与西方扩张性的传统海权有所不同，中国海军实力的提升，主要目的在于战术上的自卫和战略上的威慑，从而有效维护国家权益。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南海各国就是趁中国海军实力虚弱，事实上侵占了中国的南沙诸岛。

    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传统也使中国的海权缺乏攻击性和扩张性，中国海军强国的目的不是干涉他国内政，而是为了从海洋利用与世界和平中获取物质利益和安全保障。中国海军的制海权旨在有限防卫而不是无限战争，而且陆上防卫压力也使海军建设不能从战略层面向战术层面无限推进。战术意义上的海洋维权可由政府执法部门来完成，这样可以减轻国际舆论和外交的压力，也符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因为执法争端可归因于对国际法实施和解释上的分歧，而战术上的军事行动会因违背和平与发展潮流诱发“中国威胁论”。

    通过经济发展和海洋战略实现和平崛起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然选择。中国的战略目标是从海洋大国走向海洋强国，而不是与西方国家争夺世界霸权。只有成为海洋强国，才能有效地维护国际海洋法所赋予的基本权利，而海洋霸权国则有可能威胁他国的海洋权益。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的潮流以及儒家文化都使中国应坚持和发展海权的和平性内涵，并以国际海洋法律秩序的建构和海洋争端的解决能力等软实力来和平地维护其海洋权益。

（摘编自江河《国际法框架下的现代海权与中国的海洋维权》）

材料一

气象卫星是专门用于地球大气层和地表观测的人造卫星，不仅可以观测到广袤海洋上空和人迹罕至地区的天气过程，而且可以连续监测局地中小尺度天气变化，同时具备高频次全球覆盖的观测能力。

气象卫星主要分为两大类：静止卫星和极轨卫星。静止卫星位于赤道上空，公转方向与地球的自转方向相同，并且公转的周期与地球自转的周期一致，距离地面的高度大致是固定的，可以对同一个区域进行持续观测，频次达到分钟级，可随时获取观测区域内的多类天气过程数据。极轨卫星的轨道平面与太阳始终保持固定的取向，即在随地球一起绕太阳旋转的过程中，卫星的轨道面与日地连线的夹角始终保持不变。利用这一优势，极轨卫星可以监测到全球的天气，尤其是静止卫星难以监测到的两极地区。而且，由于所处轨道比较低，极轨卫星所获资料的空间分辨率更高。

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拥有气象卫星的国家只有苏联和美国，我国虽然能接收国外气象卫星云图，但接收的只是单纯的黑白图像，无法挖掘原始数据、反演各种气象，应用受到极大限制。1969年初，一场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席卷半个中国，由于缺少自己的气象卫星，防灾救灾工作受到了严重阻碍。同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提议下，我国开启了气象卫星的自主研制道路。

经过20年的艰苦努力，1988年，我国成功发射了首颗气象卫星———“风云一号” A星，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极轨气象卫星的国家，结束了完全依赖外国气象卫星数据的历史。1997年，“风云二号” A星的成功发射，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同时拥有极轨和静止气象卫星的国家。2008年，被称为“奥运星”的“风云三号” A星实现了四大技术跨越，技术指标达到欧美最新一代气象卫星水平。2016年，“风云四号” A星成功发射，开启了我国静止气象卫星的新时代。

高三语文 第1 页 (共10页)经过50多年的发展，截至2024年4月，中国航天共完成了两代四型共21颗气象卫星的发射、风云系列气象卫星已经成为代表中国力量、具有国际声誉的对地观测卫星、被亲切地称为知冷知热的百姓星、 自主创新的争气星、服务全球的中国星。

(取材于刘浩、黎明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2017年9月25日至28日，微信启动画面突然“变脸”——那张标志性的地球照片从美国航天员拍摄的图片换成了我国新一代静止气象卫星“风云四号” A 星的成像图。地球从未如此清晰！

“风云四号” A星采用三轴稳定工作方式。如果说“风云二号”像一个在太空中不断旋转的“陀螺”，转一圈用时600 毫秒，对地球的有效观测时间是33毫秒；“风云四号”则像在太空中支起了一个“三脚架”，可以一直对准地球进行观测。

“风云四号” A星是国际上首颗实现“高精度二维扫描成像+红外高光谱三维探测”两种遥感技术应用的气象卫星，堪称科技领域的杰作。它搭载了多项世界级的先进观测仪器，其中运行在静止轨道的全球首台干涉式大气垂直探测仪，犹如一台“超级CT”，能够精准测量每一层大气的温度、湿度，为深入研究大气三维对流、更精细预测灾害性天气提供了可能。

在中国成功发射“风云四号”之前，全球范围内，气象卫星搭载的光学遥感仪器捕获的大气成像图普遍为二维视角。而我国环境和自然灾害种类繁多、发生频率较高，实现对大气结构的精细化探测，特别是感知温湿度在垂直方向上的精确分布和动态变化，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已经着手研发探测大气三维结构的高光谱红外干涉仪； 2001年，我国干涉式大气垂直探测仪预研工作正式起步。科研工作者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关，尤其是在西方国家对我国禁运的“卡脖子”技术——分束器上，我国的青年科研工作者在团队的支持下，凭借极大的耐心和艰苦的实践，实现了该技术的自主研发。当被问及困境中如何坚持下去时，他们说：“科研人员心里只有国家任务，不管有没有条件，任务都要完成，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2016年12月，由中国研制的世界首台静止轨道干涉式大气垂直探测仪成功上星。与此同时，曾一度在气象卫星技术领域领先的美国和欧洲，由于相关计划屡遭延误，进展缓慢。

有人用“功勋卓著”来形容“风云四号” A 星。它可以在3.6万公里高空的地球静止轨道上，实现大范围高频次大气垂直探测，最快可以达到每15分钟给台风做一次“立体扫描”，追踪它们的一举一动，让台风这一气象灾害无处遁形。2022年，“风云四号” A星正式成为空间与重大灾害国际宪章的值班卫星，在全球台风、洪涝、溢油等灾害监测评估中贡献力量，发挥了风云气象卫星在国际气象防灾减灾救灾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

(取材于胡珉琦的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