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班固

    司马迁作《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班固作《汉书》，书未成而作者因与外戚窦宪的关系，死于狱中，事在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一属西汉，一属东汉，相去公元元年各约90年。今日看来，这两部书好像联袂而出。其实它们间隔了大约180年，等于我们现在距离清嘉庆朝的时间。

    《史记》为私人著作，《汉书》则经皇帝看过，有国史的色彩。司马迁自称“成一家之言”和“藏之名山”，已和班固作书的宗旨不同。况且《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两位史家的个性癖好不同，这也使他们在取材行文之间，有相当的出入。在公元前90年和公元90年，中国的史家和思想家所处的社会环境已有大幅度的变化。其中一个关键在于，汉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议，罢斥百家，独尊儒术。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而是为了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统思想，他坦白地承认提倡学术，旨在支持当时政权。武帝之置五经博士、立学校之官、策贤良，都根据此宗旨着眼，从此中国庞大的文官集团，有了他们施政的正统逻辑。司马迁和董仲舒同时代，他读书不受这种政策的影响。而到了班固生活的年代，“正规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础。

    司马迁和班固一样，自称是周公和孔子的信徒。可是今日我们一打开《史记》，随意翻阅三五处，即可以体会到作者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无腐儒气息。他自称“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应当是一种真实的写照。他所崇奉的“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也可以说是源于儒家道德，可是这立场就已经和经过正统限制的所谓儒家不同了。

    《史记》里写荆轲和高渐离饮酒击筑，又歌又泣，旁若无人，已近于董仲舒所说的“邪辟”。并且项羽是汉高祖刘邦的死对头，而《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祖本纪》之前（若在后代必称“项酋”“伪楚”，而“本纪”只能降格为“载记”）。文中又把项羽写成一个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的角色，其英雄末路，令人怜惜。与之相较，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

    《史记》除了《刺客列传》之外，还有《滑稽列传》《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可谓涉及九流三教，有呈现整个社会之剖面的样子。班固书里虽有《东方朔传》，却不再缕列非正派或下流的文化资料。

    也因其如此，司马迁就受到班固的指责。《汉书》里就有《司马迁传》，内中批评他“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这些地方还不足以表现班固的正统思想，最使我们看出他的作品在历史上是属于“罢斥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产物的，乃是《汉书》卷二十《古今人表》。这表里列有1931位古代名人，包括传奇中的人物如女娲氏、有巢氏，《论语》中有名的孔门弟子，《春秋》中的国君等，至秦亡为止。由作者“显善昭恶”的原则按上上至下下区分为三等九则。内中得“上上圣人”者十四人，包括三皇五帝，以周公、孔子殿后。仲尼之外即再无圣人，孟子也只与颜渊、管仲同属“上中仁人”。老子与商鞅、申子、墨翟、韩非都属“中上”，与孙膑、白起一流。刺客荆轲则为“中中”，和孟尝君、吕不韦同品。而“下下愚人”里既有蚩尤、共工、三苗，也有倾国倾城的褒姒和妲己。秦始皇虽焚书坑儒，班固只贬之为“中下”，因为他下面还有二世胡亥列入“下中”，宦官赵高列入“下下”。

    因此，我们也可以推想出世俗观念中儒家的拘泥，并不一定是孔子和他门徒的真性格。那些呆板多方面的样子，还是后人所造，其目的在维持文官集团的紧凑。总算还是中国读书人的运气好，得有太史公司马迁在兰台令班固之前写作，否则没有《史记》，径由《汉书》开二十三史之端，中国史学的传统，必更趋向“文以载道”的方针，更缺乏“百家殊方”的真实性和生动活泼了。

材料一：

    2016年7月《摇滚藏獒》上映，业界内部也都予以不亚于《大鱼海棠》的期待，但其票房仅3900多万元，远低于预期。虽然票房并不能说明一切，却总归不是偶然的，国产动画电影在跨越了“低龄化”和“粗制滥造”阶段以后，又面临着质优而价劣、高投入而低产出的困扰。

    不少国产动画影片票房遭遇滑铁卢，有商业运作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创作问题。大凡成功的动画片，都是在看似天马行空、神奇乃至荒诞的叙事中隐含着极为现实的情感或情绪。从观众对《功夫熊猫》《花木兰》等这种影片的认可可以看出，大众对于具有独特中国文化风格的作品很认可。美国好莱坞借助中国的文化资源来发展自己的电影，而我们还没有找到出路，如何将我们的东方情怀和表达方式变成世界语言，这是一个基础性、方向性的问题。

材料二：

    2016年度中国电影市场上映的动画电影国产片41部，产出24亿元票房；进口片22部，产出41亿元票房；2015年度国产片41部，产出21亿元票房；进口片13部，产出24亿元票房；市场呈现出严重的分布不均状态。

    从消费端来看，中国动画电影市场对原创优质内容十分渴望，《大鱼海棠》5.65亿元的票房及其两极分化的口碑热议就是证明。观众愿意为这部影片的情怀买单，其实可以视为对原创内容需求的一次集中爆发。对创作者来说，他们追求原创的努力得到了市场的积极回应。可以说，经过多年的模仿和磨合，全社会对动画创作中原创意识的必要性已经达成共识。

    从近年票房过千万的国产动画作品来看，普遍存在创作理念格局不大、不利于在更广泛的市场内传播交流的弊病。这些作品大都有着明显排他的民族特征和区域文化特征。以《熊出没》系列为例，虽然也遵循好莱坞类型故事的讲述规范，但故事气质有明显排他的区域文化特征，决定了它只能在相对固定的受众群体内被接收。反观迪士尼制作的《疯狂动物城》，同样以拟人化的动物角色为主角，却能轻易跨越文化区隔的限制，不得不说是受益于国际化的创作理念，其角色设计、行为动机、叙事逻辑等既具备合理的假定性，又具备强烈的现实观照，甚至可以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对号入座。在市场回归理性的趋势下，动画电影市场上的赢家从来都是大小通吃的合家欢类型，一味屈从低幼，就低不就高的创作理念应该及时修正。

（选自张斌宁《国产动画电影正在崛起》）

材料三：

    日本动漫产业采取产销分离模式，简单来说就是动漫由独立的工作室制作，媒体择优营销推广。我国的动画制作目前大多自产自销，独资的动画公司发行渠道还不够通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独资动画公司的发展潜力和创新能力。此外，作品细分度高是日本动漫营销成功的重要因素，将动漫作品按照读者的年龄、性别、兴趣方式等不同进行细分，每一个受众群体都有丰富的动漫作品作为选择，从而带动了全民消费。我国的动漫作品则更偏向少儿化，也过多的承担了教育感化的职责，受众面偏窄让国产动漫损失了不少观众。美国并没有组建特别的机构来专管动漫产业。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经济的市场化、法制化程度较高，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美国的电教结合了动漫作品，极大地普及了动漫产业。

（选自易良义《国外的动漫电影为什么这么受欢迎》）

    9月19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国家大剧院举行。茅盾文学奖是中国最高文学奖项之一，代表着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最高荣誉。2011年，共有五位作家获得了这一殊荣，他们分别是张炜、刘醒龙、莫言、毕飞宇和刘震云。

    记者：在你最初得到这样一个消息，得到茅盾文学奖的时候，你当时的反应是什么？

    刘震云：当时我在菜市场买菜，然后出版人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评出来了，有你，然后我就买西红柿、鸡蛋，回家中午吃的是鸡蛋西红柿面，当时新浪的主持人还问我，是不是这面吃的跟别的不一样，我说挺一样的，鸡蛋就是鸡蛋，西红柿就是西红柿。

    记者：但心情不一样。

    刘震云：没有大喜。如果是惊喜的话，那就证明《一句顶一万句》写得不够好。

    记者：你很自信这个结果在意料之中吗？

    刘震云：那倒没有，那也很可能它评不上，我只是觉得它评不上的话，并不妨碍我对它的看法，我跟它相处那么长时间，我肯定知道它是好的。你比如讲《-句顶一万句》，没评土茅盾文学奖，它会减色很多吗？

    《一句顶一万句》这部长篇小说分为上下两部，上部“出延津记”讲的是杨百顺从故乡“出走”的过程，下部“回延津记”讲的是牛爱国从异地“还乡”的过程。通过“出走”与“还乡”，《一句顶一万句》展现了杨百顺和牛爱国的人生历程与命运逻辑，但这部作品的名字却引发了人们的好奇。

    记者：为什么叫《一句顶一万句》呢？

    刘震云：一句有见识的话，胜过一万句废话，“一句顶一万句”这个说法不是从我开始的，2000多年前有人说过，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就是早晨我得到一句有见识的话，我晚上死都可以，孔子这个话是很讲究的，他不说朝闻道朝死可矣，朝闻道夕死可矣，就是明明白白活一天，这就是“一句顶一万句”，一天顶一万天。其实《一句顶一万句》还可以起另外一个名字。

    记者：会是什么？

    刘震云：《一天顶一万天》。

    记者：我不知道对您而言现在是否是你文学作品上的一个巅峰？

    刘震云：不是吧，我觉得我的写作刚刚开始。为什么说刚刚开始呢？是由写作者变成倾听者的刚刚的开始。

    从写作者到倾听者，是刘震云在创作《一句顶一万句》时的最大感悟。作为一个倾听者，刘震云在这部作品中将每一个人物的话都原汁原味地记录下来。这不禁让人联想起他的另一部与说话有关的作品《手机》，《手机》这部作品的主人公是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严守一，因为职业的关系，严守一每天都要说很多的话，但在这部书的封底，却写着这样一行字：“世上有用的话，一天不超过十句”。

    记者：似乎说话的这个关键词还是在您的作品中延续？

    刘震云：当然，我觉得，说话是重要，说什么样的话，谁在说话，是作者在说话，还是书里的人物突然自己想说话，而这个话别人没说过。我觉得这个是靠作家的想象力抵达不了的，而是人物自己。我觉得，他突然觉得我应该有一个情绪和心灵的出口，所以当严守一的奶奶去世之后，他突然觉得他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说话了，没有任何人可以说话，他应该怎么表述呢？严守一像他6、7岁一样，拿着一个手电，一个人又到村口的同样的土岗上往天上写了一个字，奶，想你。我突然觉着的话，往天上写字的这种状态，我特别地想跟严守一坐在一起聊天。可能他在说，我在倾听，够了。当你由一个写作者变成一个倾听者的时候，你的写作也变得无比的自由，接着就有了《一句顶一万句》。

    记者：但很多人也会说，这些书中的人物也是你作家创造出来的。

    刘震云：你是创造出来了这么一个人物，但是这个创造是怎来的，过去的话，可能是刘震云让谁来的，现在的话是你们两个在一个十字路口相遇了。我曾经说过一个去我们河南汴梁的理论，我也出发了，我出发的同时，可能书里的人物也早就出发了，然后在一个黄河边上，大柳树下，我们遇到了，我说你去哪，去汴梁，你呢，也去汴梁，抽起烟来，特别对劲，说咱俩一块走吧。

    记者：只是个同路者。

    刘震云：是个同路者，是你的朋友。这样的写作状态是不是更水乳交融一些，情感上，当然比这个更重要的是解放。

    记者：哪方面的解放？

    刘震云：倾听本身就是一种解放。

    记者：我现在就很解放，很自由。

    刘震云：好的主持人一定是一个最好的倾听者，而不是最好的提问者。

（摘编自《面对面·刘震云文学之路》，有删改）

材料一：

    对于科幻电影来讲，杀青并不意味着能够松一口气，而是迎来了真正的生死挑战。因为后期制作往往更加复杂。《流浪地球》经历过两次超支，第一次是在地面部分拍摄完成后，已经没有太空戏份的拍摄资金。

    第二次超支是特效制作部分，数字视效是中国电影被吐槽最多的领域之一。为了能够让观众满意，电影制作团队投入大量财力、人力。《流浪地球》在初剪时共有4000个视效镜头，最终留下来2200个左右，其中有50％是高难度的A级视效镜头。由四家国内视效公司在极限内完成了效果最好的工作，让人们得以见到这部电影如今的样貌。

    “只要它能活下来，就会有更多的投资人有信心继续投资中国的科幻电影，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国内科幻电影目前还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体系，一整套的系统还都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当我们发现想去做一个东西的时候，中国制造能力非常强，但大量人才集中在工业级消费品上，没有人去做电影。你要想找到能做那个级别的道具的人几乎没有。我们所有道具都不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比如拍古装片，很容易做一个椅子、屏风，甚至搭一栋楼，但我们得换一个思路，不再是木工，必须去冲压、3D切割，才能做出各种金属的形态，必须拆解成一个个零件，拼装后才能构成场景。”本片导演郭帆说。

（摘自李行《<流浪地球>是怎么诞生的》，《中国新闻周刊》 2019年2月14日）

材料二：

    今年初，国产科幻电影收获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有人说，这预示着中国科幻作品从杂志、图书走向了影视时代。从冷门题材到热搜话题，“硬核科幻”的崛起，激发了更多人对未来强烈的好奇心和想象力。

    “中国现在最强的感觉是什么？是未来感。”荣获雨果奖的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用“未来感”这个关键词来解释科幻文学的繁荣。他认为，科幻发展的每一步，并不仅仅是因为科幻本身，更是因为整个时代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状态，给科幻文学、科幻电影提供了肥沃土壤。中国科幻电影的壮丽航程，恰恰反映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

    的确，看似异军突起，实则厚积薄发。科幻电影的未来感，恰恰是来自当下的现实感。以电影《流浪地球》为例，太空漫游、人工智能、外星家园……这些看似天马行空的设定，或多或少都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其源头活水。从1999年神舟一号无人飞船升空，到2003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首秀；从2007年嫦娥一号成功发射，到2019年嫦娥四号探测器着陆月球背面……中国在太空领域的里程碑式跨越，无疑是电影作品最有力、最深厚的时代背景。

    人在通往未来的过程中拥有主观能动性，可以主动地寻找和制造未来感。在通往未来的列车上，每个人不仅仅是乘客。每天都在发生新的变化，每时每刻都能碰撞出思维火花，如此一来，更多的“未来感”就会层出不穷，最终聚变成惠及所有人的美好未来。

（摘自盛玉雷《寻找更多“未来感”》，《人民日报评论》2019年3月28日）

材料三：

（数据来源：艺恩电影智库2019年）

材料四：

    卡梅隆从小就是科幻迷。早在他出生以前的二十世纪40年代，科幻文学理念就已经非常成熟——未来世界科技怎样突破、宇宙怎样变化、人类在未来如何生存，科幻文学都已有丰富的想象和描述。

    卡梅隆认为，《流浪地球》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原作的想象力和剧本出色的改编。与《流浪地球》宣扬英雄主义不同的是，《阿丽塔》的女主人公阿丽塔，并不像超级英雄那样，把自己看作城市甚至全世界的救星。卡梅隆曾经与原著作者木城雪户讨论过阿丽塔。卡梅隆最初觉得阿丽塔像圣女贞德，但木城雪户说：“不，她是一个孤独的战士，也是一个敞开内心的人。”《阿丽塔》原著漫画正是托罗推荐给卡梅隆的。《阿丽塔》的漫画原名“铳梦”，也有“枪梦”的意思，然而原著和电影里都没有出现枪。“那么枪在哪？阿丽塔，她就是枪，或者扣动扳机的那个人。”卡梅隆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是这部电影的核心所在，关于一个人找到自己的声音，从而发现个人的力量与信心。”

材料一：

中医药从“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出发，将人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精神活动与生理活动视作不可分割的整体，凸显神对形的统率作用，因而具有人文与科学相融合的特色。这是西医和西方科学在理论基础上所没有的。

中医敬重人和人的生命，所以从不把病人看作消极被动有待处置的对象，而是看作有人格的能动的主体。诊治处方，一定与病人平等商量，为病人保守隐私，让病人了解病理病机，求得病人的配合。

中医强调，人从事社会活动，有思想感情，处于一定的社会和自然的生态环境，这些对于人的健康状况有重要影响。因此，无论诊断和治疗，中医要求把病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因素考虑进去，指出过度的情志不仅会使气运失常，还可能造成器质上的损伤。而恢复和保持健康，则须要提高精神境界，协调人际关系，正确对待生活，使心情平和、恬静、愉悦，还要懂得防病养生的道理，杜绝不利治疗和健康的行为。所以，中医诊疗实行形神合一、以神统形的原则，而不把疾病和治疗看作纯系形体和技术之事。

中医学主张防重于治，注重养生。中医学的养生观博大高远，认为养生的动机和毅力应出自高尚的人生目的和社会责任感。养生的方法以心理卫生和心的调摄为首要，并要求将养自我、养他人、养万物统一起来，讲明此三者相互促进，相互为用。在中医学看来，个人的健康，人类的健康和万物的和谐发展是相需互依的整体。每一个人不仅要自己养生，还要帮助他人养生，还要保护生态环境，这样才能把精、气、神之养统一起来，才是完整的养生。

人是生物机体、心灵道德和审美求真的统一，是形和神的融会。现代医学已开始意识到，医学的职责应当从治病转换成治人。而中医学从来就是按照这样的思想为自己定位。

一些片面受西方科学思想影响的人，鉴于中医药理论与西方科学在形态上迥然不同，坚持不承认中医学是科学。他们的错误在于把产生于西方的科学当作衡量一切认识的标准，而不是把是否获得了理论形态的真理当作科学的标准。他们将科学方法绝对化，认为西方科学采用的方法是获取科学知识的唯一方法，中医学的方法与之不同，因而中医学不是科学。这就颠倒了科学方法为科学认识服务的关系，实际是以科学的非本质特征取代科学的本质特征。还有一些人，虽然承认中医药是“宝库”，但非要将这个“宝库”西化方心安理得。他们既不晓得这条路根本走不通，也不晓得中医的价值正在于中医不是西医。

21世纪，人类会更加关注生命，关注生态，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力求可持续发展……归根到底是要深入开掘时间。中国文化正是时间文化，中医学则是时间医学。生命与时间有更为深刻的内在联系，故中医学更接近生命的本质。而生命本质的揭示，必将带来对宇宙和本体实在的重新认识。

（中医中药网：《中医理论八议之一：中医百年沉浮说明了什么》）

材料二：

胡适除了查证大量史料之外，还熟读了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并以此为立论的基础，对汉代医学的形成乃至中医的基础理论加以简明阐论。在对《黄帝内经》的逐条分析之后，胡适得出阶段性结论说：

“中国医学与药学的基本理论，只是把五脏分配五行，把五味也分配五行，又把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来使用针灸药石的疗法，又把阴阳的观念来总括一切气血、脏腑、药性、针灸。初起时，自然是狠（很）浅陋的迷信。到了后来，虽然经验技术进步了，这些阴阳五行的观念已渐渐的成了医学上一些不可少的符号。有了这些符号，这种学问便更容易领会记忆。所以直到如今，这些观念仍旧盘据（踞）在医学界里……”

在研究者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各式“审查报告”之中，都认为对古代迷信进行批判，是这一运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但在这册胡适96年前使用过的讲义本中，古代迷信体系重要概念之一的“阴阳五行”，并非真那么一无是处、百害无一利。胡适没有武断地将这一概念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而是小心翼翼地将其中的“历时性”功用剥离出来，并力图将“中医”这一看似僵死的“共时性”符号重新唤醒。

当时，关涉中国医药业发展的官方意见和上世纪20年代前后的中西医论战中，中医已处于将被西医替代或兼容的难堪境地了。此时此刻，胡适却以世界哲学与科学体系的眼光来观察中医。

胡适所强调的这种学术态度，实际上就是要求人们“中性”地看待历史、“中性”地对待中医，既不能把古代文明成果当做万古不移的神明供奉起来而不求进步，也不能把古代的传统文明与文化一股脑扔进垃圾堆而一棒打杀。现代人以科学理论为基础来评判说这个不先进、那个很落后，但这种评判的客观性是否具有百分百的“科学精神”，胡适为此作出了辩证性的思索与探讨。

（来源：《人民政协报》）

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为了成长，我们“献祭”了童年的自己。

②我们常常把婴儿的记忆比喻成一张白纸，其实比喻成自适应的硬盘更加恰当。就像电脑硬盘在厂里造出来，通电后就开始损耗一样，你的大脑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也已经开始损耗了。对于以神经元个数论英雄的人来说，14周左右的你已经达到了人生巅峰——神经元个数达到了此生的极限。从此以后，神经元个数开始做减法，然后持续一生。成年后，你的神经元总个数，仅仅只有胎儿时期的一半。

③那么，人的记忆是通过什么储存的呢？并不是神经元胞体，而是神经元与神经元之间的突触连接。但胎儿（婴儿）大脑只有一个原始的智能学习系统，无法处理任何事情，不像电脑可以装载高级软件和资料，直接进行复杂工作。

④人类刚出厂的时候，除了能够一味的储存大量信息外，对外界信息的处理能力十分的低下。现在的AI就是模仿人类大脑的学习网络，一开始就是大量的信息摄入，然后不断学习，不断优化。一开始的人工智能总是给人留下又傻又蠢的印象，但随着几代升级后，很多细节就变得越来越智能。

⑤人一出生的时候，学习才刚刚开始。一方面你大脑处理能力低下，眼前任何事物，都足以让你的感官超载。而另一方面，你的大脑每时每刻，都在不断记录这些新奇的信息，建立你自己的专属神经网络。

⑥但作为新生儿的你，记忆是碎片式的，还没有连续记忆。一开始主要都是5～15秒钟的短时记忆，超过2分钟以上的记忆还很少很少。

⑦那如此短的记忆是如何延长的呢？这是因为人类的突触连接具有可塑性，当建立突触连接之后，如果你再接收到相同的信号刺激，突触连接就会加强。反之则减弱。随着相关神经网络的加强，自然也就有了形成长期记忆的基础。2个月大的婴儿，一般能有一两天的记忆。1岁的时候，大脑中的突触连接已经复杂了很多。突触连接的增加，也令脑子迅速膨大。刚出生的时候，你的脑容量只有350g，1岁便达到950g，3岁便有了1260g，达到成年人的90%。

⑧既然大脑发育得如此之快，记忆又是如何消失的呢？人类的神经元或者突触连接，并不像电脑的储存单元一样被晶体管数目和布局限定死的。储存空间是随着神经元个数以及突触连接情况而自适应的。虽然在14周的时候，我们会诞生数量最多的神经元，但神经元质量参差不齐。2岁的幼儿拥有成年人2倍的突触连接。每个神经元平均有7000个突触连接到其他神经元。人脑的空间就只有1400ml左右，让10个低质量的神经元建立1万个神经连接，可能还不如一个神经元建立5000个神经连接更加的节能高效。两三岁之前，记忆信息来者不拒，会形成十分纷乱的神经网络。随着年龄的增长，来自基因里的庞大力量，驱动着大脑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一场盛况空前的突触修剪开始了。

⑨对于长期不用的记忆，神经连接会减弱，大脑判定相关信息没用了，就会直接删掉。最终，你的大脑留下主要的神经网络，开始删除绝大多数的杂乱链接。这个过程很像“磁盘整理+垃圾清理+智能迭代升级”。

⑩随着你大脑变得越来越高效节能，你的人格越来越稳定，但同时你的童年记忆也正在消失。两三岁以前的记忆流失速度，比大多数成年人想象中的快得多。有研究统计，5岁的时候，你往往还能记住3岁前80%的重要事件。到了7岁时，便只剩下了40%。到了8～9岁的时候，就已经只能回忆到3岁左右，成年人通常只能回忆到4～5岁，年老之后，甚至只能回忆到6～7岁。总的来说，正常人的最早的记忆能追溯到3～4岁，只有极少数人能追溯到1岁。

⑪以付出童年记忆为代价，进入青春期之前，我们的注意力变得前所未有的集中起来，从而有了学习更多人类知识和社会经验的基础。记忆，是每个人自我意识的组成部分之一。所以才说，在某种意义上，为了成长，我们“献祭”了童年的自己。

（摘编自瞻云《大脑为啥要删除3岁前的记忆？为了成长，我们“献祭”了自己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