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中国土地上的语言奇迹

张柠

    面对如此残酷的伤痛记忆，莫言并没有使自己的小说变成“伤痕文学”，而是一种充满了民间性的“欢乐文学”。

    我至今还记得，当初读到莫言的《欢乐》《粮食》《天堂蒜薹之歌》等小说时的情境。饥荒的年代，一位农妇偷偷将生产队的豆子完整地吞进肚子，回家后再将豆子呕吐出来，喂给饥饿的孩子和濒死的婆婆，自己“死蛇一样躺在草上，幸福地看着他们围着瓦盆抢食”。

    读到这里，我的确忍不住要流眼泪，接下来的情节却让我忍俊不禁：农妇的“血骂”铺天盖地，将自己和辱骂的对象一起贬低为畜生和肉体器官，一股戏谑的民间语言的风暴扑面而来。当我正准备哈哈大笑起来的时候，天堂乡的盲歌手张扣的歌声又响了起来：“乡亲们种蒜薹发家致富／惹恼了一大群红眼虎狼／收税的派捐的成群结对／欺压得众百姓哭爹叫娘……”是这些充满伤痛的底层经验，充满民间智慧又时而戏谑的叙事语言，充满痛感又时而想象力张扬的叙事风格，刺激我写下了《文学与民间性——莫言小说里的中国经验》那篇长文，来分享和讨论莫言在中国文学叙事语言上构建出的独特性。

    而且，我不认为莫言是在学习什么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他笔下的中国乡村世界是那么真实，真实得极端残酷。我也不认为他的语言有什么“狂欢化”的特点，他的语言是悲伤的土地中蹦出来的带着泥土腐味的语言。如果说他具有“民间”色彩的话，那也是中国特色的民间，而不是巴赫金笔下的中世纪欧洲的民间。莫言的小说叙事，是中国土地上的语言奇迹，是白话汉语文学经历了100年的操练，在叙事文学中结出的最新果实。

    更具有特色的是，面对如此残酷的伤痛记忆，莫言并没有使自己的小说变成“伤痕文学”，而是一种充满了民间性的“欢乐文学”。莫言的文体，是一种生长在真正的“民间”土壤上的“欢乐文体”。他对民间悲苦的生活的表达和讲述是“悲喜剧相结合”，既不只是哭诉，或记账式的恐吓，也没有给人制造压力，没有给人心灵投下阴影，而是给人一种“欢乐”的、继续活下去的力量。真正的文学形式，就这样既凸现了生活的残酷性和荒诞性，同时又消解了那残酷生活带来的阴沉、死亡，以及随之而来的片面的“严肃性”，从而体现了文学的“民间性”中最本质的欢乐精神。这就是莫言的特殊意义。

    此外，“莫言的获奖”也很有意义。它证明了只有尊重文学创作的规律，才能使得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获得更多的共鸣。

我希望“莫言的获奖”仅仅是当代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小小的序幕。

（选自《新京报》2012年10月12日）

中国的全球地缘政治大环境

    近十多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成长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2015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接近70万亿人民币。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得我国在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地位发生了明显变化，可以说，迅速发展的中国正在改变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

    “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当代中国的全球观念和全球战略。它体现了我国在新时期全面对外开放的方针。这一重大战略的实施，将营造一个各国间经济、贸易、技术、文化交流合作的大平台，也将为中国构建一个全球地缘政治安全的大格局。

    中国北疆与俄罗斯之间没有高山或海洋阻隔，因此，在以往的几百年里，我国与俄罗斯之间有着异常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现阶段的中俄关系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中亚地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被认为是“破碎地带”、“缓冲地带”。今天，中俄两国共同维系了中亚地区的稳定。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具有巨大的政治利益及深刻的思想和文化影响。我国从中亚地区进口大量的石油、天然气，对那里的依赖程度愈来愈大。但中亚五国对我国经济上的依赖程度并不大。经济上的互相依赖是地缘关系的“稳定装置”。所以，如何加强中国与俄罗斯、中亚之间的经济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大课题。

未来我国在印度洋将同时面对美国和印度两个大国。近年来印度经济增长较快，2013年印度的GDP为我国的20.3%，但其全国的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工业生产设备陈旧，农村严重缺乏基本的公共服务。在这些方面，我国却具有较大的经济技术优势。然而，印度对我国的贸易存在大量顺差，我国的商品、资本和产业难于进入印度。中印之间未来的经济合作前景主要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进一步增强，以及中印在国际多边事务中的密切合作。

    中华民族在以往上千年时间里，与中东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古代起源于中国经过中亚、西亚到达埃及的商贸走廊，最早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命名为“丝绸之路”。祖宗留给我们的这份优质遗产，需要将其变为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巨大财富。从上世纪后期，我国就同时发展、保持了与阿拉伯各国及以色列的经济贸易合作关系。近十多年来，我国与阿拉伯世界各国经贸往来迅速增加。我国进口原油的60%来源于中东阿拉伯国家。我国对阿拉伯世界的商品出口和投资，涉及到铁路、公路、电讯等基础设施、资源勘探开发、水利工程、城市建设、教育医疗等方面，深得当地人民和政府的赞扬。今后，通过经济走廊的建设，中阿经济合作可能大幅度增加。

非洲大陆资源丰富，但整体发展程度低，基础设施条件差。非洲各国在历史上曾是欧洲大国的殖民地，二战后纷纷获得了民族独立。非洲一些国家曾经接受过美国以及部分欧洲国家附带条件的援助，而中国对非洲的合作和援助从不附加条件。2013年，我国对非洲的投资和贸易总额已经达到2000多亿美元，分别是美国和欧盟对非投资和贸易总额的3倍及1.5倍。未来中国需将重点置于扩大对非洲的投资并提高其自身发展能力方面。

    拉丁美洲由于其特殊的开发历史和特殊的地理位置，长时间被作为美国的“后院”。二-战后，拉美的矿产资源、水土资源等自然资源丰富、气候条件好，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较高，已经形成一定的经济基础，社会财富已有了长期的积累，拉美在全球事务的影响力也在明显增长，其经济发展的潜力正在发挥出来。拉美的资源、经济结构等与我国有很强的互补性，与我国的政治关系普遍较好。发展经济合作、文化及人员交流的潜力巨大。拉美是“一带一路”倡议涵盖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十多年来，中国与欧盟的经济技术合作有了大幅度增加，这种合作对于中国工业发展及其技术水平提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中国也成为了欧盟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出口对象国。中国从欧盟的大规模进口成为欧盟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在我国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力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加强与欧盟特别是其中的法、德及一部分中东欧国家的大规模深度合作，在未来创造历史的某个时刻，有可能为我国带来重要的地缘政治利益。

    由前述可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创新未来世界政治体系、经济体系的重要理念和构架。“一带一路”倡议构想如果能得到顺利实施，中华民族的“中国梦”也就能逐步实现了。

（选自《中国国家地理》2015年10月）

    道教不仅是江南山水之美的发现者，而且是江南山水之美的培育者，或者说，江南山水能够在六朝时成为一个千古不朽的审美形象，道教在其中发挥的塑造与培育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六朝时佛、道勃兴，道教在他们审定的那些洞天福地旁边修建了具有较高美学品质和神圣气质的道观，在这些道观的衬托下，朴野的江南山水开始弥漫出强烈的人文气息，获得了高贵、卓越和更加完善的形貌特征。如元嘉末陆修静在庐山构筑精庐，居处修道，号太虚观。由于陆修静崇高的威望，太虚观的建设受到了当时达官贵人和皇家的大力支持，以至于到了北宋时，太虚观仍然是南方道教规模最大、最重要的宫观。太虚观屋宇宏丽，倚崖濒泉，观后有苍翠古樟和陆修静手植的古松，这些都为提升庐山的审美品质、丰富其审美意蕴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不仅庐山如此，整个江南山水都因六朝时为它布上的浓郁的道教色彩而让人们产生更多美的想象和回味。

    六朝时期，道教领袖们将觉醒的自我意识、道家的自由精神与正在崛起的山水审美相结合，通过吟诗作赋、弹琴绘画，将自己对生活、对自然，以及对人与山水环境关系的思考与体悟生动地表达出来。道教在对江南山水的审美实践中形成的这些独创性的作品不断地融入人们的审美意识，进一步使江南山水超越了自然的局限性而含蕴了丰富的人类自由精神。如郭璞的“游仙诗”就颇具道家特色。这些游仙诗往往着力于描绘类似于“青溪千余仞”“绿萝结高林”的江南山水美景和“静啸抚清弦”“仰思举云翼”的逍遥的神秘道士，它们共同组成的和谐意境既是道教的理想生活，也是供世人把玩江南山水精神意味的动人乐章。

    六朝开放的社会心态促进了儒道释三家的融合，使得众多儒士深入江南山水之中，与佛僧、道士们论道谈仙，并在此过程中创作了大量吟咏赞美江南山水的优秀艺术作品，从而为江南山水成为六朝社会审美生活的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些作品中，有的是藉山水以体道，如孙绰《游天台山赋》中的“赤城霞起而建标，瀑布飞流以界道”“双阙云竦以夹路，琼台中天而悬居”。有的俨然把道家所构建的虚灵世界当成了自己安身立命的现实。如对司马氏政权不满而又感到世事不可为的阮籍在其创作的多首《咏怀诗》中都表达了不屑于世俗欢乐，而愿到江南山水中追随神仙、获得永恒慰藉的愿望。可以看出，道教将道和仙置入江南山水中，构成了六朝文人吟咏江南山水进行文艺创作的十分重要的诱因。

    总之，作为一种重自然、重养生的本土宗教，道教在六朝时期成为推动对江南山水进行审美，确立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的重要力量，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道教的根底在江南山水，以此来审视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许多中国美学中的玄奥、精妙命题便都可以作出更为科学合理的解释。

中国动漫缺什么？

    中国动画在历史上有过颇具特色的创作，比如《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等水墨风格、剪纸风格的作品，在一代人的生命记忆中长久存在。但是，这些今天被定位为艺术片的片子，都没有被现代的商业运作包装过，完全没有后续的延伸开发，看完之后觉得很好，但也就到此为止了。我们的动漫，在形成产业链和市场方面缺少很好的机制。

    史努比、米老鼠、KITTY猫、皮卡丘、机器猫，仅这5个可爱的“舶来”卡通，每年就从中国市场赚走6亿元，尚未成熟的产业链，导致中国动温市场80%以上的盈利流向了日美等国。动漫要发展，它的原创能力和产业深度开发之间，要形成互相推动、互为因果的良性循环，这方面，迪斯尼的成功商业模式值得我们研究。在这个动画王国的产业链里，有动画片的创作，还有版权代理、图书音像、玩具、服装乃至休闲旅游等延伸产业。迪斯尼的动画明星们，吸引了众多旅游走进迪斯尼乐园；而一个迪斯尼乐园，又造就了众多需要看迪斯尼动画片的观众，反过来刺激了迪斯尼动画片的创作。业内人士注意到，许多国外动画片以相当低的价格向电视台出售播出版权，有些甚至是免费提供。他们算的正是后续衍生产品开发的“大账”，看重的是动画片观众的购买力。国产原创动画，只有不停留在播放这一环节，着力形成产业链，才可能做大做强。

    据介绍，我国第一批动漫专业的本科生今年7月才能毕业，现在大部分从事动漫事业的人都是从其他领域转过来的，从动漫“发烧友”成长起来的，中国动漫产业缺人才，尤其是创造型人才。像这样的整体状况，这样的素质，要发展中国的动漫很困难。如果没有创造型的人才，这个产业只能是祖放型的产业。

    有专家形象地说，动漫艺术是一条河，人文与技术是这条河的两道护堤。我们要在人文关怀中关注技术的发展，在技术发展中深化人文关怀。动漫的背后有着很厚重的人文内涵，只有处理好人文与技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动漫这条河才会充满活力。

    动漫是基于技术文明的产物，现代科技催生了动漫之“动”，而这种新兴的技术文化仍然要承载人文关怀。表面看，动漫空间只是一个文化的产业空间，但是，现代的人性在这里得到孕育，并悄然成形。动漫空间里，有人文与技术的生态关系的综合呈现。技术只是一种工具，虽然计算机、摄影摄像等技术可以超越国度，但是，哪怕我们拿着同样的相机，但由于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拍出来的东西也可能不一样。同样的花木兰，美国人作了美国式的翻版和改造，如果是中国人处理，相信从造型、音乐，到对人性的理解等都会不一样。这背后，就是人文精神在闪耀。

《人民日报》（2005.6.6）

    传统表演艺术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座蕴藏丰富、有待进一步开发利用的民族民间艺术资源宝库。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一些传统表演艺术项目已走出困境，呈现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但仍有一些项目面临着不容忽视的新问题。

传统表演艺术与普通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其表演通常具有群体性特征：无论侗族大歌还是壮族山歌，人人都可展示歌喉；无论汉族的秧歌，还是藏民的锅庄，民众欢乐起舞的场面都蔚为大观。对这类非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坚持其生活性、群体性，而不仅局限于艺术团体或演出队等小范围内。广大民众为庆贺丰收、祭祖敬神、禳灾祈福而载歌载舞的即兴表演，寄托着他们深沉的精神追求和丰富情感。使传统表演艺术“雅化”，固然能彰显各类民族民间艺术的特色，但也弱化了传统表演艺术的民俗文化内涵。

    当然，各类民间表演艺术过充分提炼和艺术升华，进而搬上舞台，其成功之作对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起到促进作用。如春晚舞台上，藏族舞蹈《飞弦路春》、蒙古族舞蹈《吉祥颂》等都曾大放异彩，然而，在对民间表演艺术进行再创作的过程中，有些实施者没有坚持本真性的原则，将一些传统艺术改编得面目全非。比如，有些人在改造民乐时套用西方音乐编排方式，被改编的作品便失了自身的魂魄。因此，对民族民间艺术进行“二度创作”，应既不失其本真的艺术特性，又科学地融入现代元素，适应民众新的审美需求。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编导们深谙民间表演艺术的特性，并能进行实地调研、采风，挖掘出民间艺术的基本元素与本质精神。

    各种传统表演艺术都是在特定的时空中呈现的，靠其演出行为形式形成艺术价值。这类非物质文化产的特性决定了应对其实施活态传承与保护、使之以鲜活形态生存于民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实施中，有些地区视保存为保护，重视硬件设施，各类场馆及专题博物馆建设颇具规模，民间收集来的各种乐器、道具、面具、服装等都得到妥善收藏，这种博物馆式的展示与收藏，虽然能较好地保存民间表演艺术的物质载体，但变活态传承为固态展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件统表演艺术的生存发展问题。有人认为通过录音、录像等数字化手段便可记录、存储、呈现表演艺术的成果和过程，达到抢救性保护的效果，但是，这只是对文化遗产的部分信息进行了保存，人在进行艺术表演时涉及的很多现象难以精确量化，其中不少信息是无法获取和记录的。对传统表演艺术的保护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活态保护，才适合其自身的传承发展规律。

（摘编自李荣启《论传统表演艺术的保护与传承》）

    孔子与崇尚天籁的道家和主张非乐的墨家相比是资深的高雅音乐爱好者，歌唱是作为春秋文化的代表的孔子日常生活的常态，即使困厄如在陈绝粮，孔子也依然弦歌不绝。音乐不仅是他情感的宣泄，还意味着一种信念和坚守。作为歌者的孔子，常常借音乐表达他内心的情怀。音乐使孔子用感性的方式认知世界，用审美的方式思考人生，用艺术的方式表达思想。

    孔子对周礼的倾心追慕和深入钻研，使他对音乐的社会文化功能有着深刻的认识。歌诗、鼓琴、击磬，丰富的艺术实践和深厚的品德学养，使得三代以来的音乐艺术发展成果能够在他那里得以升华。

    “礼崩乐坏”之所谓“乐坏”，一方面表现为周代典章制度中用以昭示“以仪辨等”的用乐秩序的混乱；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贵族群体审美倾向的转移，即厌古乐而喜新乐。二者的实质，都是乐与礼的分离，即雅乐精神的失落。孔子适逢这段文化裂变期的时空中心，对行将失落的周代雅乐进行修复、改造和传播，是他必须面对的、不容回避的文化使命。

    孔子的正乐是对《诗》的乐章和音律的规范整理，使之符合周礼对雅乐的要求，也是对乐器使用制度的维护。乐音和乐器在孔子那里，不仅是供人欣赏、上下和合的表演艺术，也是载礼之器、行礼之仪，因此孔子正乐的实质在于为乱世正礼。一提到正礼，总会有人把它与简单机械的复古联系起来，仿佛孔子总在想以一己之力，紧紧握住历史前进的车轮，使其倒退到西周时代。其实不然。孔子对抱残守缺、泥古不化也是持批评态度的。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一方面礼崩乐坏，另一方面复兴礼制的呼声四起，特别是理性主义、辩证思想的集中出现，为春秋士人对西周礼乐制度的反思和超越提供了历史依据。

    在孔子看来，揖让周旋、羽龠钟鼓都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非内在的文化精神。礼乐的精神实质不是强加于人的外在规定，而是主体在践习礼乐的过程中，所得到的人格提升和审美愉悦。礼是知行合一的个人践履，乐是行有所得的内在愉悦。由此而来，乐不再仅仅是礼之用，而且是发展成为礼的内在精神。因而，孔子复礼必重正乐，两者同样不可或缺。

    孔子是第一个指出音乐美学功能的人，他说，如果没有音乐，礼的仪式就会显得质朴无文。孔子所说的文，是包含了审美的，没有文，也就没有审美，没有音乐参与的礼是素的，是不文的，也就是不美的。美是音乐非常重要的功能，所以无论是评价《武》乐的尽美，还是《韶》乐的尽善尽美，美始终是孔子关注音乐的重要视角。乐之于礼的功能，是礼在形态世界中美的呈现。

（摘编自赵玉敏《孔子与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