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发短缨

田洪波

    21岁的孙凤英加入抗联队伍那会儿，一条麻花似的大辫子长至腰间，油旺旺，黑亮亮的。

    她原是宣传小分队的成员，随着战事吃紧就混编到四支队来了。对此孙凤英相当得意：俺也是抗联正规军了！

    的确，正规军的孙凤英有枪了。

    枪是短枪，而且孙凤英还扎上了绑腿，走起路来飒爽英姿。

    每天行军途中，孙凤英总不忘唱上几句《小鬼子把门》什么的。

    她嗓音清细，战士们听着脸上都一扫阴霾和疲惫。

    可惜好景不长，有一天她的歌声被从营地上下来的一位营长听到了。

    营长围着孙凤英转了两三圈，把孙凤英转毛了，小脸通红不知营长要干什么。

    “你以为这是在舞台上吗？去，把你的辫子给我剪了！”营长突然发起怒来。

有几个女兵吓得吐了下舌头，拉起孙凤英就走。孙凤英张了张嘴想告诉营长，我这辫子可是留了20来年！可末了，她看了看冲她直摇头的同伴，只是咬紧了嘴唇，什么也没说。

    孙凤英不情愿地被剪成短发了。剪成短发的孙凤英不可抑制地一个人坐在光秃秃的树桩上好顿哭。许久，才把头猛地一甩，继续冲女伴们扬起那张青春的脸说笑。

    孙凤英还是那个爱唱歌的孙凤英，只是歌词换了：红旗飘飘在半天空/好似草堆落火星/妇女姐妹入抗联/长发剪成短缨缨……

    孙凤英好像天生不知道什么愁事，哪怕子弹从她耳边穿过！

    战事紧，可每次打完仗孙凤英都不忘化化妆。用烧过的火柴杆儿、细树枝儿，或者把大红纸蘸点水洇一洇，往脸上、眉上、唇上轻轻一抹、一描、一勾，一个妩媚无比的孙凤英就出现了……对一些女伴的狐疑，孙凤英干脆搬出营长的话给挡回去——咱们是正规军。正规军就要有正规军的样子！把个女伴噎得眼直翻白。孙凤英却仰天大笑，开心无比。

    起始，战士们累了还能听孙凤英亮亮嗓子。可仗越打越激烈，孙凤英就长时间没有尽情亮嗓子的机会了。不过，除了唱歌，孙凤英还懂一点医护常识，也会把饭烧得很香，于是后来，孙凤英的角色就杂了，甚至缝缝补补，浆浆洗洗的活儿也常被她揽下来。

    就是在那会，孙凤英与副支队长刘老顺走到了一起。孙凤英有个被战士称为“百宝囊”的背兜，什么药包、天剪，补衣的碎布、针线等等，用场大着哩。可偏偏就让刘老顺给看在眼里了，就隔三差五找孙凤英，一来二去，两人就有了那层意思。

    是营长作主，给他们两人在营地上举行了婚礼。

    婚后月余，郭塌子战役便打响了。

    郭塌子战役，是抗联三团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尽管有战士在撤退过程中一直注意倒着走，在走过的脚印上撒上辣椒面，破坏敌人狼犬的嗅觉，奈何敌人还是步步紧逼，穷追不舍。

    于是在一个黄昏，六营的战士们撤到了山峰陡峭的七星峰。

    再往前走已经没有路了，而两岸悬崖相距约两米左右。营长指挥众人一个个跳过去，但轮到孙凤英这儿卡壳了——她身上背着铁锅和铁桶，还有那个永远不离身的“百宝囊”。

    把东西都扔了！营长当机立断。

    我不！孙凤英第一次顶撞起营长。

    营长瞪圆了眼睛。

    孙凤英也不瞅他，把“百宝囊”摘下来递给了刘老顺，你先过去，你过去再接应我。刘老顺伸手要摘她的锅，但孙凤英挡住了，锅在我在！说时还冲刘老顺一笑。可是你？刘老顺有点急了。

    少废话！孙凤英狠狠瞪刘老顺一眼。

    无奈，刘老顺只好咬牙跳了过去，然后揪心扯肺地等着孙凤英跳。孙凤英几次试跳都没成功。刘老顺见状，干脆和战士们砍断了旁边的桦树搭向对岸，让孙凤英小心爬过来。孙凤英爬到一半，系铁锅和铁桶的麻绳突然断了，铁锅和铁桶落入悬崖的巨大声响惊起一群山鹰。

    被惊扰的还有敌人。眼见孙凤英快要爬到对岸了，这时，一声枪响，孙凤英掉下了深渊，只留下刘老顺撕心裂肺的哭喊——凤英，凤英……

犁的情结

高维生

    农具中，我最喜欢的是犁。辽阔的土地，一头牛，一只犁杖，一个人，耕过的田地，像海中翻腾的浪花，有了鲜活的气息。犁像笔一样，写下对土地的情感，对丰收的渴望。农人的吆喝声，单调、朴实、透明，风儿似的掠过，牛儿循着熟悉的声音，牵动犁杖。

    一个农人的活计做得是否地道，不仅看他出不出力，重要的是对土地的情感和对农具的热爱。打量他的犁杖，就了解了一切。

    农具当中犁是让人尊重，敬畏的 ， 如果把农具排行的话，犁应为老大。这并不是因体积而论，是它的耐苦、执著和坚毅。犁像动物界中的老虎，平时安静，隐卧一旁，动起来有摧枯拉朽之势。一年中，大多的时候，它闲置被人遗忘，只有播种的季节，回到土地上，积攒的力量才爆发出来。

    今年春天，我回到故乡，在延吉喧闹的街头，寻找童年的足迹。童年的大杂院，变作前尘往事，一条宽大的马路，掩盖了我在异乡的不尽思念。站在马路边，注视穿梭般的车流，耳边的聒噪，有了不尽的感伤。

    第二天，在友人的陪伴下，来到了五凤屯，这是我童年生活过的地方。

    乡村人少车少，没外人打扰这儿的平静生活，一个人走在洪分河的堤坝上，两旁是桦树林，它摆脱了冬天的冷酷折磨。新生的叶子滑爽，富有弹性，清晰的纹络，流动着土地的汁液。蔓延的野草中有打碗花和飞舞的蝴蝶，草的清香像水一般地涌动，一潮潮地扑鼻。鸟儿像歌手，唤醒了深深的记忆，消除了心中郁积的烦躁。欢快的河水，像大地的女儿抛下的缎带，丰富的情感，润养岸边的村庄、田野。慢悠悠走动的牛车，铃铎的叮咚声，让我想起童年的欢乐。

    不远处的土地上，一头牛拉动犁杖。农人的吆喝声，听后特别舒坦，不像汽车的噪音，撕裂耳膜。牛听着主人的指挥，犁划开黑土地，犁尖被土地磨得锃亮，没一点斑斑锈迹。农人神情专注，无一丝杂念，那一刻，他在倾听土地和犁的情语，翻耕的泥土，像一朵朵开放的花儿，舒展的叶子，浸润清晨的露珠，漫着花的清新。我在鲁北平原，见过忙春的景象。有的人家牲口紧张，一家老少齐上阵，父亲扶犁，儿女和妻子拉犁。套绳搭在肩头，弯弓腰身，一步一个脚印，留在身后的土地上。汗水湿透衣服，滴落在泥土中。人和土地的情感，不是一两句简单话说得清的。

    我扶过犁，上学时，学工学农的热潮铺天盖地，风起云涌。一个学期要有多少课时学工学农，走出校门，到广阔的天地里去学习劳动。上农业课的老师是个男老师，课堂上除了讲课本的知识，他还说了很多的趣事。在他下乡的邻屯，有一个上海知青集体户，刚到东北的时候，闹了好多的笑话。上海弄堂长大的年轻人，细皮嫩肉，穿着统一发的黄大棉衣，戴着黄棉帽子，操一口南方口音，惹得乡下人好喜欢。他们还不知苦难的滋味，对乡村事事感到新鲜：板障子、柈子垛、土炕、雪堆、屋檐下的冰溜子。看村头往地里拉粪的牛车，觉得很有意思，就像电影中的英雄人物在战场上，对着前方大声地喊道：‚前进！‛牛车一动不动，急得不停地拍打牛身上，牛慢慢地倒刍，听不懂知青小伙子在说什么，更听不懂江水滋润的南方话。

    我们喜欢男老师的实习课，在田间地头的劳动，搀杂玩耍的因素。有一次，我们到学校的学农基地上课，一张犁摆在地头，他牵来牛，教同学们如何上套，讲耕地对一年的重要性。他做一系列的示范，告诉我们在扶犁中注意那些环节，牛在他的吆喝声中，拉着犁听话地向前走。犁翻开土地，男老师扶犁的神态，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一个同学都要上去，亲手扶犁，试一试，犁在我们的手中变得不听使唤，牛也不听话了，走走停停，像在田地散步休闲。轮到我上场，更惹得同学们大笑，我扶犁时东摇西晃，像喝醉了酒，牛儿不时地‚哞哞‛叫两声，提出抗议。

    犁在我的眼中是浪漫的，像一首长诗，歌颂人、土地、未来。它是那么地热爱土地，从不背叛。它不像镰刀，如同一只不安稳的松鼠，做些琐碎的事情，然后被人随便地丢弃。

    一个人在春天，在童年的乡村的大地，又一次听犁的歌唱。

（有删改）

舅爷

刘汀

    到死为止，舅爷都只是个光棍儿。

    舅爷的大部分人生都在和羊打交道，他是我们村从业时间最长的羊倌，前后加起来差不多有二十年，而他去世时，也才五十几岁而已。在我的印象里，他始终是那个样子：高个子，面目黝黑，牙齿发黄，粗大的鼻孔和嘴巴，说话时总带着一种嗡嗡声。这样的容貌，按说在农村来说也不算多么难看，可舅爷一辈子没正经恋爱过，更没结过婚，孤老一生。

    他只身到这儿来，没有户口也没有土地，是一个外人。在我家前面几十米，有一块空地，叔叔们在西边的荒地上脱了几千块黄土坯，晒干后运回村里，给舅爷盖了两间土坯房。大概就从这时候开始，舅爷才算真正进入了村里的生活秩序。

    不知为何，这栋新盖起的小房，两年之后就变得很破旧。窗户没有玻璃，是用塑料布封着的，但很快就露出许多大大小小的洞。屋檐上的木桩缝隙，有鸟雀和燕子做了窝，把白色和灰色的大便拉在上面，风吹日晒之后，看上去就有了日月侵蚀的意思。

    放羊回来，把各家的羊赶回去，天已经黑透了，他再一个人生火做饭。偶尔，家里蒸了馒头或豆包类的干粮，母亲会让我们叫舅爷来家吃，他总是歪着脖子说不去，似乎很生气的样子。我们回去回话，母亲就说不吃拉倒，但饭后还是会让我们把干粮给他送一些。我们走进阴暗的屋子，舅爷端坐在土炕上，面前摆着桌子，桌上有一些咸菜，看我们进来，又是很不高兴地说：“怎么才来，我都等半天了。”

    他开始大口大口地吃饭，舅爷的饭量实在惊人，他一顿能吃七八个馒头。有一年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刚吃完午饭，舅爷突然笑眯眯地进了屋，从怀中掏出两块月饼给我和弟弟。母亲拦着说我们买了，你自己吃。舅爷说吃够了，这回吃够了，我买了四斤月饼，一口气吃了三斤半，实在吃不动了，这俩给他们吃。舅爷依旧抱起膀子，咧着嘴似笑非笑，看着我们啃食月饼，眼神有一种温情。

    九几年的时候，村里面的羊突然多起来，羊倌的放羊钱也水涨船高。那两年大概是舅爷生活最滋润的日子，他甚至找电工，从外面的电线上拉了一根线，给自己的小屋接了一盏十五瓦的电灯。舅爷还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但抱回去后却没有人影，一片雪花。一群孩子跑过去看电视，看了一会儿屏幕上的雪花，听了一会儿哗哗声，就厌了，四散而去。可舅爷竟然能大半宿大半宿地盯着雪花看，好像他能从那儿看出了天线接收不到的故事一样。

    牛羊越来越多，他的收入却越来越少，许多人家的羊群过百之后，感到雇一个羊倌太亏了，便两三家合伙，一家一天自己放羊。很快，那根从空中横拉出来的电线，因为没交电费又被收了回去，那栋越发破败的孤独的小屋，重归黑暗和荒寂。

    第二年的大年初一，我们去给他拜年。他的屋里冷极了，似乎好几天都没有生过火，我看见土炕上堆着两床露出棉絮的被子。炕的另一边，盆里有一坨冻僵的黑面团，另一个盆里是冻着冰碴的碎酸菜，看不到一点肉星儿；一个盖帘儿，放着十几个饺子。我们觉得自己身上新做的衣裳，和屋子里的气氛很不对劲儿，扭扭捏捏着转身要走。“等一下，”舅爷叫住我们，然后从炕席底下摸出一把钥匙，打开炕尾的一个小箱子，手在里面摸了半天，掏出一把块儿糖，给每个小孩两块，自己也剥开一块丢进嘴里，说：“吃吧，可甜了。”说完又钻进被窝里，却没睡，眼睛盯着房顶。我们觉得无聊，赶紧出来。大街上，满是红红绿绿互相串门拜年的人，大家递着烟，说着祝福的吉祥话，偶尔有爆竹声从某家院子或小孩子的脚边响起，在空旷干冷的天空里灰飞烟灭。走出他的院子时，我心里酸酸的。

    我不知道舅爷是哪一天死的，只是仿佛某一次放假回家，他那栋破旧的小房子换了主人。有人家买下了它，推倒，重新盖起砖房，垒高院墙，开辟菜园子，打下水井，又一户普普通通的农家院就此诞生。舅爷没了，他存在的痕迹也没了，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因为不属于家族的人，他的坟不能进祖坟，只能找一处偏远的山坡埋掉。他死了，我不觉得是死于身体上的病。我无法想象在离去的那一天晚上，躺在破旧的、满是土味和烟味以及腐烂的衣服味的炕上，舅爷想过什么；我也无法想象他是否流过眼泪，是否伤过心；我甚至无法想象他作为一个人该有怎样的悲欢离合……

    他永远一个人面对着此起彼伏的群山和旷野，无论生前还是死后。

    我越来越感到，他所面对的那些孤独，那些空落落，多多少少也是我们终将要面对的。

（有删改）

遍野荆花

厉周吉

    在怪石嶙峋的山坡上，王亮小心翼翼地攀爬着。爬累了，就坐到山石上挠一阵头。遇上难以解决的事，王亮有挠头的习惯，挠来挠去，头发越来越少。这不，今天又把本就稀疏的头发挠掉了无数根。

    崮崖是个小山村，全村500多口人，只有不到300亩山岭地，却有6000多亩山场。可这么多山场有什么用？这是水源缺乏、土壤贫瘠、几乎连一棵大树都长不起来的山岭呀！凭自己的本事，让老百姓靠这些山岭富起来，那真是痴人说梦！

    可即便是梦也必须做呀，谁叫自己是县里派到这个村的第一书记呢！带领这个村快速脱贫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爬到山腰，王亮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站在这里放眼四望，山野怪石遍布，植被稀疏。多数植被是一种叫荆棵的低矮灌木，偶有几棵针叶松、刺槐之类的，也长得歪歪扭扭，一副苦大仇深的架势。他的心里更加迷茫了。

    再往上爬，山坡更陡了，王亮虽然累得浑身冒汗，但还是硬撑着继续往上爬，他在心里暗暗鼓劲，一定要爬上山顶！

    快到山顶时，他脚下一滑，多亏拽住手边的一株荆棵才没摔倒，当他站稳身子时，发现已经几乎将那株荆棵拔出来了。

    他仔细一看，这棵荆棵植株虽小，根部却遒劲有型，像极了奔跑的骆驼，非常好看。他把荆棵拍照后发到微信朋友圈，竟有好几个人争着买，争来争去，把价格抬高到100多元。一棵100元并不多，可是几百万棵呢！这里的6000多亩山场几乎全部长满了荆棵呀！如果把这些荆棵加工成盆景，即便每棵卖三五十，也是一笔很可观的财富呀！

    回到村里，王亮很快就拟好了脱贫方案。这夜，他兴奋得几乎一夜未眠。第二天是村里的议事日，等大家到齐，王亮就匆忙宣读了脱贫方案。他们听完，面面相觑了许久，最后又把目光汇聚到王亮身上，王亮顿时被他们看得心里发虚。

    “这办法真好！我们以前怎么就想不到呢！”直到村主任张凯带头说好，大家才纷纷跟着称赞起来。王亮做事干脆，再加上第二天他要去县城参加一个培训，就当场把任务安排了下去，有负责挖荆棵的，有负责整理定型的，有负责网上宣传的……

    等半个月的培训结束，王亮兴冲冲地回到村里，才知道工作几乎没有一点进展。王亮气得随手拿起一块山石，奋力扔出去，山石落地时惊得一只正在打盹的瘦狗落荒而逃。

    “我算是知道你们受穷的原因了，思想跟不上，行动也跟不上！你们不知道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半个月的时间有多么重要……”王亮把村主任张凯一顿好训，“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你们在这件事上，为什么迟迟没有行动！”张凯沉默了许久，才解释说：“那天您事先没和我们交流就宣读了脱贫方案，因为您是上级刚派来的，大家都没好意思直接提反对意见，其实荆棵值钱的事村里人早就知道，不过以前谁也没想把荆棵刨出来卖钱。这地方自然条件差，即便一株很不起眼的荆棵也可能是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好不容易长成的，如果把这些荆棵刨掉了，环境就更差了。这些日子，我们讨论来讨论去，最后还是形成一致意见——宁愿继续受穷，也不发这样的财。”

    张凯说完，王亮觉得脸上火辣辣的，比被人当众打了几耳光还难受。

    转眼间，荆花遍野的夏天来临了。这天，王亮和张凯爬上村东的一个山头，站在山顶放眼四望，整个山野到处是淡紫色的荆花，微风徐来，荆条轻摆，花间蝶飞蜂舞，鸟鸣啁啾，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清香。

    他们禁不住相视而笑。

    原来，王亮的脱贫方案被否决后，经过集思广益，崮崖村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宜的脱贫之路，那就是利用这遍野荆花，大量养蜂并生产纯正的荆花蜜。

    崮崖村生产的荆花蜜，色如纯净琥珀，入口留香绵长，投放市场后供不应求。从此，这遍野荆花成为村里永不枯竭的财富之源……

昆仑山的灯光

窦孝鹏

    20世纪60年代初，我是青藏高原的一名汽车兵，茫茫青藏线上人烟稀少，陪伴我们的就是那些设在路旁的兵站。但是，最受大家欢迎的是被解放军原总后勤部授予“红旗兵站”称号的纳赤台兵站的烧豆腐。处于昆仑山中的纳赤台兵站，常年云雾缭绕，每当夜幕降临，兵站门前的那盏大红灯笼便会被点亮，它成了我们心中的一个标志。多少次，奔波一天的汽车兵在薄暮中老远看见那盏红灯笼发出的光亮，心中便会涌起一股温暖和力量：啊，到家了!可以美美饱餐一顿，好好歇歇脚了。

    初冬的一个下午，我开的车在半道上抛了锚，由于雪天路滑，只听“扑通”一声，车子掉进了路边的一个雪坑里。在战友的帮助下，车子被拖了上来。但有两片钢板被颠断了，水箱也颠得漏了水。副连长看了看，留下修理班长和我们车组一起修车，嘱咐我修好后赶到纳赤台兵站去会合，便带车队走了。

    这里是可可西里无人区，我们冒着飞扬的大雪和刺骨的严寒修好车辆后，时间已到了晚上21时30分，我们几乎被冻僵了，几个人顾不得喘一口气，急忙打开车灯，开车上路。

    终于，我们看见纳赤台兵站门前的那盏大红灯笼了。我一看表，已是零点40分。副驾驶员小乔嘀咕道：“这么晚了，看样子我们吃不上晚饭了。”

    我笑了笑，说：“放心吧，炊事班的老班长是不会让咱们挨饿的。”

    果然，听见我们车子的响动，红灯笼下的餐厅棉门帘一掀，走出一个人来，正是兵站炊事班的老班长徐宏武。

    徐班长热情地把我们迎进餐厅，每人先送上一碗温开水。我充满歉意地说：“老班长，让你久等了!”他一瞪眼：“废话!你们最后一台车不到站，我能封炉关灶吗!”

    不一会儿，一盆高压锅蒸的米饭和面条，一盘肉末烧豆腐、一盘肉丝炒豆芽便送上了餐桌。这地方气压低，没有高压锅，米饭面条都煮不熟。老班长嘟囔道：“我向你们连长打听了，你们3人中有两个四川人，一个陕西人，所以准备了米饭和面条，慢慢吃，别烫着。”

    小乔眨眨眼说：“老班长，你的话太烫人了!”至此，我们身上的寒气和疲劳一扫而光，便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徐班长是闻名青藏线的老模范，老高原都知道他是1951年入伍的陕北汉子，是跟着青藏公路之父慕生忠将军进藏的老军人，他说自己这一辈子已离不开青藏线了，后来就索性转业到兵站当了炊事班的班长。

    当时，由于气候原因，兵站沿线都不能种菜，兵站吃的菜大都从兰州买来，长途运输浪费很大，冬天路上冻掉一半，夏天路上烂掉一半，吃到大家嘴里的普通菜也成了高价钱。

    老班长已有好几年没有回家探亲了，那年，他趁着汽车兵搞冬训、兵站接待任务不多的空儿，千里迢迢回了趟老家。到家后，他一头钻进了镇上一个豆腐坊，去拜师学艺做豆腐。一个月的假期到了，他带回的“宝贝”是一盘磨豆腐的小石磨，还有两把钢口很好的菜刀和一块磨刀石，都是当时在高原买不到的。在海拔4000米的雪山上，氧气“定量”供应，空手走路尚感吃力，人推着石磨转圈一个个累得头昏眼花，心里像塞了一团棉花，憋得喘不过气来。推着推着，眼一黑，腿一软，摔倒了。好不容易做出了第一锅豆腐，放在嘴里一尝，哎呀，又苦又涩，难以下咽。问题出在哪儿呢？他们坐下来开“诸葛亮会”，有人提醒了一句：是不是水质有问题!是呀，这里的水质太硬，平时喝在嘴里就有股苦味，对做豆腐肯定有影响。于是，他们又反复试验，把做豆腐的水提前烧开，使水碱沉淀下去，再用清水煮豆浆，果然，做出的豆腐又嫩又香。以后，他们用上了昆仑泉水，这问题才得到了圆满解决。于是，过往人员的餐桌上又多了一道豆腐菜。

    老班长不但做出了豆腐、豆腐脑和豆浆，还用新学到的手艺做出了面包、糕点、凉粉，腌制出了各种口味的小菜……兵站的伙食品种丰富了，质量提高了，名声也一下在青藏线上传开了。

    吃完饭，我一抬头，在红灯笼的照耀下，我看见墙上贴着驻站部队送给兵站的一封表扬信，上书10个大字：“风雪几千里，此地最难忘。”

    第二天天不亮，我们就起床吃饭准备出发，吃上了老班长做的豆腐脑、包子和馒头。上路前，我把写好的表扬信贴在了餐厅的门上，上面是14个大字：“双手巧做百样饭，红灯照暖万人心。”

    我们鸣着喇叭表示感谢，出发上路。走出很远很远了，我回头一看，兵站门前那盏大红灯笼于薄明中仍在闪闪发光。

    啊，昆仑山的灯光，照着一批批汽车兵，给我们无尽的温暖和力量，直至今天，直到永远。

(节选自2018年3月30日《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