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的由来

【法】莫洛亚

    画家比埃·杜什正在收尾，就要画完那张药罐里插着花枝、盘中盛着茄子的静物写生。这时，小说家葛雷兹走进画室，看他朋友这么画了几分钟，大声嚷道：“不行!”

    那位正在描一只茄子，惊愕之下抬起头来，不画了。“不行!这样画法，永无出头之日。你有技巧，有才能，为人正派。可是你的画风平淡无奇，老兄。这样轰不开，打不响。一个画展五千幅画，把观众看得迷迷糊糊，凭什么可以让他们停下步来，流连在阁下的大作之前……不行的，杜什！这样永远成不了名。太可惜了。”

    “为什么?”正直的杜什叹了口气。

    “作品比买主多，蠢货比行家多。没成名的成千上万，你想想，怎样才能出人头地？”

    “靠苦功，靠真诚。”

    “咱们说正经的。那些蠢货，想刺激他们一下，非得干些异乎寻常的事。炮制几篇宣言，否认存在什么动态或静态，白色或黑色，圆形或方形。发明只用红黄两色作画说是新荷马派绘画啦；或者抛出什么圆锥形绘画，八边形绘画，四度空间绘画，等等。”

    这时，飘来一缕幽微的清香，斯卡夫人到来了。这是一位美艳的女子，杜什赞赏不已。只因杜什没什么大名，她便也瞧不起他的画品，瞅了一眼画布，娇嗔地说：“昨天，我看了个展览，那是关于全盛时期的黑人艺术。噢!何等的艺术敏感，何等的造型美，何等的表现力!”

    画家送上一张自己颇感得意的肖像画，请她鉴赏。“蛮好。”她用舌尖轻轻吐出两字。之后，她失望地，婉转地，娇媚地，留下一缕清香，走了。

    杜什抄起调色板，朝屋角扔去，颓然坐倒在沙发上：“我宁可去当保险公司跑街、银行职员、站岗的警察。画画这一行，最要不得。帮闲们只知瞎捧，走红的全是画匠。那些搞批评的，不看重大师，一味提倡怪诞。我领教够了，不干了!”

    葛雷兹听毕，点上一支烟，想了半天。临了，说道：“你能不能这样做，向斯卡夫人，向其他人郑重其事地宣布，这十年来，你一直着意于革新画法?”

    “你听着……我写两篇文章，登在显著位置，告诉知识界的名流，说你开创了一个意识分解画派。真正能体现一个人的，不是肖像，而是他在我们心中唤起的意念。因此，画一位上校，就应以天蓝和金黄两色作底，打上五道粗杠，这个角上画匹马，那个角上画些勋章。实业家的肖像，就用工厂的烟囱、攥紧的拳头来表现。杜什，就得拿这些去应市，懂吗?这种肖像分解画，一个月里你能不能替我炮制二十幅出来?”

    画家惨然一笑，答道：“一小时里都画得出。可悲的是，我不会胡说八道。”

    “那好办，老兄。有人向你请教，你就不慌不忙，点上烟斗，朝他脸上喷一口烟。来上这么一句：‘难道你从来没看过江流水涌吗?’这样，人家会觉得你很高明。你等着让他们发现、介绍和吹捧吧!到时候，咱们再来谈这桩趣事，拿他们取笑一番!”

    两个月后，杜什的画展在胜利声中结束。美丽的斯卡夫人，那么娇媚地跟着新近的名人，寸步不离。“噢，”她一再说，“何等的艺术敏感，何等的造型美，何等的表现力!哎，亲爱的，真是惊人之笔，你是怎么画出来的?”

    画家略顿一顿，点上烟斗，喷出一口烟道：“难道你，夫人，从来没看过江流水涌吗?”

    波兰美女感动之下，微启朱唇，露出柔媚的微笑。

    风华正茂的斯特隆斯基，穿着兔皮领外套，在人群中议论开了：“高明!真高明!但是，杜什，你是从什么地方得到启示的？”

    杜什吟哦半晌，得意地朝他喷了口烟道：“难道你，朋友，从来没看过江流水涌吗？”

    “妙哉!妙哉!”那一位点头赞叹道。

    这时，一位有名的画商，在画室里转了一圈，抓住画家的袖子说道：“这些作品，我统统包下了。不告诉你，你就不要改变画风，我每年向你买进50幅画……行不行？”

    杜什像谜一样不可捉摸，只顾抽烟，不予理会。画室里人慢慢走空，这时楼梯上还传来渐渐远去的阵阵赞美。跟画家单独相对时，小说家兴冲冲地说：“哎，老兄，你信不信，他们全给你骗了？我原以为人类的愚蠢是深不可测的，殊不知更在我预料之外!”

    他抑止不住狂笑起来。画家皱皱眉头，看他不住地笑，突然喝道：“蠢货……”“蠢货？”小说家愤愤然了，“我刚开了一个绝妙的玩笑……”画家傲然环视那二十幅肖像分解画，踌躇满志，一字一顿地说：“是的，葛雷兹，你是蠢货。这种画自有某种新意……”小说家打量着他的朋友，愣住了。“真高明!”他吼道，“杜什，你想想是谁让你改弦更张用新法作画的？”

    这时，杜什消消停停地从烟斗里吸了一大口烟。

    “难道你，”他答道，“从来没看到过江流水涌吗？”

桥边的老人

[美]海明威

    一个戴钢丝边眼镜的老人坐在路旁，衣服上尽是尘土。

    河上搭着一座浮桥，大车、卡车、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涌过桥去。骡车从桥边蹒跚地爬上陡坡，一些士兵扳着轮辐在帮着推车。卡车嘎嘎地驶上斜坡就开远了，把一切抛在后面，而农夫们还在齐到脚踝的尘土中踯躅着。但那个老人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太累，走不动了。

    我的任务是过桥去侦察对岸的桥头堡，查明敌人究竟推进到了什么地点。完成任务后，我又从桥上回到原处。这时车辆已经不多了，行人也稀稀落落，可是那个老人还在原处。

    “你从哪儿来？”我问他。

    “从圣卡洛斯来，”他说着，露出笑容。

    那是他的故乡，提到它，老人便高兴起来，微笑了。

    “那时我在看管动物，”他对我解释。

    “噢，”我说，并没有完全听懂。

    “唔，”他又说，“你知道，我待在那儿照料动物。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圣卡洛斯的。”

他看上去既不象牧羊的，也不象管牛的。我瞧着他满是灰尘的黑衣服、尽是尘土的灰色面孔，以及那副钢丝边眼镜，问道，“什么动物？”

    “各种各样，”他摇着头说，“唉，只得把它们抛下了。”

    我凝视着浮桥，眺望充满非洲色彩的埃布罗河①三角洲地区，寻思究竟要过多久才能看到敌人，同时一直倾听着，期待第一阵响声，它将是一个信号，表示那神秘莫测的遭遇战即将爆发，而老人始终坐在那里。

    “什么动物？”我又问道。

    “一共三种，”他说，“两只山羊，一只猫，还有四对鸽子。”

    “你只得抛下它们了？”我问。

    “是啊。怕那些大炮呀。那个上尉叫我走，他说炮火不饶人哪。”

    “你没家？”我问，边注视着浮桥的另一头，那儿最后几辆大车正匆忙地驶下河边的斜坡。

    “没家，”老人说，“只有刚才讲过的那些动物。猫，当然不要紧。猫会照顾自己的，可是，另外几只东西怎么办呢？我简直不敢想。”

    “你的政治态度怎样？”我问。

    “政治跟我不相干，”他说，“我七十六岁了。我已经走了十二公里，我想我现在再也走不动了。”

    “这儿可不是久留之地，”我说，“如果你勉强还走得动，那边通向托尔托萨②的岔路上有卡车。”

    “我要待一会，然后再走，”他说，“卡车往哪儿开？”

    “巴塞罗那③。”我告诉他。

    “那边我没有熟人，”他说，“不过我还是非常感谢你。”

    他疲惫不堪地茫然瞅着我，过了一会又开口，为了要别人分担他的忧虑，“猫是不要紧的，我拿得稳。不用为它担心。可是，另外几只呢，你说它们会怎么样？”

    “噢，它们大概挨得过的。”

    “你这样想吗？”

    “当然。”我边说边注视着远处的河岸，那里已经看不见大车了。

    “可是在炮火下它们怎么办呢？人家叫我走，就是因为要开炮了。”

    “鸽笼没锁上吧？”我问。

    “没有。”

    “那它们会飞出去的。”

    “嗯，当然会飞。可是山羊呢？唉，不想也罢。”他说。

    “要是你歇够了，我得走了，”我催他。“站起来，走走看。”

    “谢谢你，”他说着撑起来，摇晃了几步，向后一仰，终于又在路旁的尘土中坐了下去。

    “那时我在照看动物，”他木然地说，可不再是对着我讲了。

    “我只是在照看动物。”

    对他毫无办法。那天是复活节的礼拜天，法西斯正在向埃布罗挺进。可是天色阴沉，乌云密布，法西斯飞机没能起飞。这一点，再加上猫会照顾自己，或许就是这位老人仅有的幸运吧。

    ①托尔托萨：西班牙塔拉戈纳省城市。

    ②巴塞罗那：西班牙最大的港市。

    ③埃布罗河：西班牙境内最长的一条河。

（选自《海明威短篇小说选》）

冯五爷

冯骥才

    冯五爷是浙江宁波人。冯家出两种人，一经商，一念书。冯家人聪明，脑袋瓜赛粤人翁伍章【注】雕刻的象牙球，一层套一层，每层一花样。所以冯家人经商的成巨富，念书的当文豪做大官。冯五爷这一辈五男二女，他排行末尾。几位兄长远在上海天津开厂经商，早早的成家立业，站住脚跟。惟独冯五爷在家啃书本。他人长得赛条江鲫，骨细如鱼刺，肉嫩如鱼肚，不是赚钱发财的长相，倒是舞文弄墨的材料。凡他念过的书，你读上句，他背下句，这能耐据说只有宋朝的王安石才有。至于他出口成章，落笔生花，无人不服。都说这一辈冯家的出息都在这五爷身上了。

    冯五爷二十五，父母入土，他卖房地、携家带口来到天津卫，为的是投兄靠友，谋一条通天路。

    他心气高，可天津卫是商埠，毛笔是用来记帐的，没人看书，自然也没人瞧得起念书的。比方说，地上有黄金也有书本，您捡哪样?别人发财，冯五爷眼热，脑筋一歪，决意下海做买卖。但此道他一窍不通，干哪行呢?

    中国人想赚钱，第一个念头便是开饭馆。民以食为天，民为食花钱；一天三顿饭，不吃腿就软，钱都给了饭馆老板。天津的钱又都在商人手里，商界的往来大半在饭桌上。再说，天津产盐，吃菜口重，宁波菜咸，正合口味。于是冯五爷拿定主意，开个宁波风味的馆子，便在马家口的闹市里，选址盖房，取名“状元楼”。择个吉日，升匾挂彩，燃鞭放炮，饭馆开张了。冯五爷身穿藏蓝暗花大褂，胸前晃着一条纯金表链，中印分头，满头抹油，地道的老板打扮，站在大厅迎宾迎客，应付八方。念书的人，讲究礼节，谈吐又好，很得人缘。再说，状元楼是天津卫独一家宁波馆，海鱼河虾都是天津人解馋的食品，在宁波厨子手里一做，比活鱼活虾还鲜。故此开张以来，天天坐满堂，晚上一顿还得“翻台”，然而赚钱并不多。冯五爷纳闷，天天一把把银钱，赛一群群鸟飞进来，都落到哪儿去了?往后再瞧帐，哟，反倒出了赤字!

    一日，一个打宁波帮工来的小伙计，抖着胆子告诉他，厨房里的鸡鸭鱼肉，进到客人嘴里的有限，大多给厨子伙计们截墙扔出去，外边有人接应。状元楼有多少钱经得住天天往外扔?

    冯五爷盛怒之后，心想自己嘛脑袋，《二十四史》背得滚瓜烂熟，能拿这帮端盘子炒菜的没辙?这就开刀了。除去那个打宁波老家带来的胖厨子没动，其余伙计全轰走，斩草除根换一拨人，还在后院墙头安装电网，以为从此相安无事，可帐上仍是赤字，怎么回事?

    又一日，住在状元楼邻近一位婆子，咬耳朵对他说，每天后晌，垃圾车一到，一摇铃铛，打状元楼里抬出的七八个土箱子，只有上边薄薄一层是垃圾，下边全是铁皮罐头、整袋咸鱼、好酒好烟。原来内外勾结，用这法儿把东西弄走。这不等于拿土箱子每天往外抬钱吗?冯五爷赶在一个后晌倒垃圾的时候，上前一查，果然如此。大怒之下，再换一拨人。人是换了，但帐本上的赤字还是没有换掉。

    冯五爷不信自己无能。天天到馆子瞪大眼珠，内内外外巡视一番，却看不出半点毛病。文人靠想象过日子，真落到生活的万花筒里，便是“自作聪明真傻瓜”。状元楼就赛破皮球，撒气露风，眼瞅着败落下来。买卖赛人，靠一股气儿活着，气泄了，谁也没辙。愈少客人，客人愈少；油水没油，伙计散伙。饭厅有时只开半边灯了。冯五爷心里只剩下一点不服。

    再一日，身边使唤的小僮对他说，外头风传，状元楼里最大的偷儿不是别人，就是那个打老家带来的胖厨子。据说他偷瘾极大，无日不偷，无时不偷，无物不偷，每晚回家必偷一样东西走，而且偷术极高，绝对查看不出。冯五爷不肯相信，这胖厨子当年给自己父亲做饭，胖厨子的父亲给自己爷爷做饭，他家的根早扎在冯家了。倘若他是贼，谁还会不是贼?

    但是，冯五爷究竟干了两年的买卖，看到的假笑比真笑多，听到的假话比真话多，心里也多了一个心眼儿了。当日晚上，状元楼该关灯闭门时候，冯五爷带着小僮到饭馆前厅，搬一把藤椅，撂在通风处，仰面一躺，说是歇凉，实是捉贼。

    等了不久，胖厨子封上炉火，打后头厨房出来，正要回家。他光着脑袋一身肉，下边只穿一条大白裤衩，趿拉一双破布鞋，肩上搭一条汗巾，手提一盏纸灯笼。他瞅见老板，并不急着脱身离去，而是站着说话。那模样赛是说：“您就放开眼瞧吧! 冯五爷嘴里搭讪，一双文人的锐目利眼却上上下下打量他，心中一边揣度——这光头光身，往哪儿藏掖?破鞋里也塞不了一盒烟呵!灯笼通明雪亮，里头放点嘛也全能照出来。裤衩虽大，但给大厅里来回来去的风一吹，大腿屁股的轮廓都看得清清楚楚，还能有嘛?是不是搭在肩上那条擦汗的手巾里裹着点什么?心刚生疑，不等他说，胖厨子已把汗巾从肩上拿下，甩手扔给小僮，说道：“外边都凉了，我带这条大毛巾做什么，烦你给搭在后院的晾衣绳上吧!”说完辞过冯五爷，手提灯笼，大摇大摆走了。冯五爷叫小僮打开毛巾，里头嘛也没有，差点冤枉好人。可是转天，这小僮打听到，胖厨子昨晚使的花活，在那灯笼上。原来插洋蜡的灯座不是木头的，而是拿一块冻肉镟的，这块肉足有二斤沉!可人家居然就在冯五爷眼皮子底下，使灯照着，大模大样提走了，真叫绝了!

    冯五爷听罢，三天没说话，第四天就把状元楼关了。有人劝他重返文苑，接着念书，他摇头叹息。念书得信书。他连念书的人能耐还是不念书的人能耐都弄不清，哪还会有念书的心思？

【注】【翁伍章】嘉庆间广州象牙球雕刻名家。其牙球雕刻极为工巧，世代家传，现已传到其孙翁荣标，而球层已达45层。

距离

安晓斯

    接到儿子从那座大城市打来的电话，张叔和张婶就没睡好过。

    儿媳生了个大胖孙子，这在农家可是大事。

    说啥也得去看看我们那大胖孙子。张叔和张婶没事就唠叨这话题。

    儿子张晖真争气。大学毕业后，顺利在城市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听说那个城市很大，距离张叔和张婶有五百多公里。工作了一年多时间，儿子就报喜来了。说在那个城市找了个对象，叫楚雪，家里就她一个女儿，条件很不错。

    张叔就说，那我和你妈去看看，替你把把关。张晖就说爸妈你们别来了，这么远的路，回头我带她回老家一趟。张叔和张婶就一直等啊等，到底没等来。

    终于等来消息了。是儿子准备结婚的消息。张叔和张婶就告诉儿子准备去一趟。儿子说，爸妈你们别来了，回头我带她回老家一趟好了。还有，把咱家的旧房子拆了再盖一次，人家是城里的姑娘，回去也得有个干干净净的地方不是？

    从此，张叔和张婶比以往起得更早，睡得更晚。张叔还一咬牙，卖了猪粜了粮食，就拆了旧房盖了新房，还更换了所有的家具。儿子电话来了，说结婚就不回去了，楚雪家把啥东西都准备好了，房子、车子也都买好了，不用咱家花钱。张叔不听，那咋行，咱必须得拿点钱。两天后儿子打来电话，楚雪家把在地下停车场买车位的事让给咱了，爸妈你们就寄五万元钱好了。后来，张叔和张婶才知道，他们花五万元购买的车位，实际上就是用白漆画的一个长方形框。

    儿子终于打来电话，说结婚日子定下了。楚雪家里人说，路太远，爸妈你们就别过来了。结过婚，我抽时间带楚雪回去一趟。

    张叔和张婶就在家里等。每天，老两口除了干农活儿，回到家就开始收拾房间，扫啊擦啊，虽然累点，可是心里很高兴。

    儿子终于又来电话了。火车票儿子都给买好了。张叔和张婶就按儿子说的，怎么到车站去取票，怎么坐车，怎么出站，在哪等，都一一记下了。坐在火车上，张叔和张婶兴奋得没法说，张婶就提醒张叔，别忘了那俩红包，听着火车上来回吆喝的卖饭声，他们只是喝一口从家里带来的凉开水。

    下了车，儿子已经在出站口等了。到了一家宾馆。张叔说，咱不住这里，我和你妈就在你那住一夜，看看孩子就走。儿子的双眼就湿湿的。

    饭后，张叔和张婶就和儿子一起去看孙子。进了门，张叔和张婶就看见一个衣着讲究、戴着金边眼镜的女人。亲家，都来了。很亲热的声音。楚雪，快来，你爸妈来了。还是那个女人的声音。张叔和张婶就知道一定是亲家母了。换了拖鞋，儿子就拉着张叔和张婶在一个紫光灯下照了一会。

    有了孩子，我们从外面回来都要照一会儿，杀菌效果很好的。还是那个女人亲热的声音。坐下来喝茶的时候，张叔就拿出那两个红包来。张婶就说，楚雪啊，这是给你的，10001元，在咱农村老家叫万里挑一。这是给孩子的，8800元，咱老家叫宝贝蛋蛋。别嫌少，是爸妈的一点心意。

    闲聊了一会，张叔和张婶就提出想看看孩子。亲家母就说，好不容易哄睡了，脚步轻点儿，咱去看看。轻轻地推开卧室的门，张叔和张婶就看见一个罩着粉红色蚊帐的婴儿车。距离一米远时，张婶想上前抱抱孙子，亲家母就拉住张婶说，咱今天就不抱了呵，就看看。哄孩子睡着不容易。张叔和张婶就隔着那个粉红色的小蚊帐，在朦朦胧胧中看见了孙子红扑扑的小脸蛋儿。

    第二天一大早，哭了一夜的张叔和张婶就来到了火车站。离开宾馆时，张叔没有告诉儿子。他把儿子交的押金留在了服务台，自己结算了房费。

    张叔对张婶说，看出来咱儿子有多难了吧。张婶流着泪点点头。哎，老头子，我眼神儿不好，你到底看清楚咱孙子没有？张叔没说话，大把的泪涌了出来。

（选自《小说选刊》2013年第11期）

（一）

      那座店房有某种朴素安静的特色，门面上没有注明任何为王室服务的标记，只有包含他自己日耳曼姓氏的“格斯拉兄弟”的招牌；橱窗里陈列着几双靴子。……那几双靴子太美观了——有一双轻跳舞靴，细长到非言语所能形容的地步；那双带布口的漆皮靴，叫人看了舍不得离开；还有那双褐色长筒马靴，闪着怪异的黑而亮的光辉，虽然是簇新的，看来好像已经穿过一百年了。只有亲眼看过靴子灵魂的人才能做出那样的靴子——这些靴子体现了各种靴子的本质，确实是模范品。我当然在后来才有这种想法，不过，在我大约十四那年，我够格跟他定做成年人靴子的时候，对他们两兄弟的品格就有了模糊的印象。因为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我总觉得，做靴子，特别是做像他所做的靴子，简直是神妙的手艺。

（二）

      后来，我再去他那里的时候，我很惊奇地发现：他的店铺外边的两个橱窗中的一个漆上了另外一个人的名字——也是个靴匠的名字，当然是为王室服务的啦。那几双常见的旧靴子已经失去了孤高的气派，挤缩在单独的橱窗里了。在里面，现在已缩成了一小间，店堂的楼梯井口比以前更黑暗，更充满着皮革气味。

（三）

      一个星期以后，我走过那条小街，我想该进去向他说明：他替我做的新靴子是如何的合脚。但是当我走近他的店铺所在地时，我发现他的姓氏不见了。橱窗里照样陈列着细长的轻跳舞靴、带布口的漆皮靴，以及漆亮的长筒马靴。

      我走了进去，心里很不舒服。在那两间门面的店堂里——现在两间门面又合二为一了——只有一个长着英国人面貌的年轻人。

我是瞎子

（美）坎特

    帕森斯先生刚刚跨出旅馆大门，就有一个乞丐沿着大马路走过来。这是一个瞎眼乞丐，拄着一根瞎子常用的斑斑驳驳的旧拐棍，小心翼翼地敲打着路面，慢慢向前移动脚步。乞丐的脖子很粗，长着绒毛，衣领和口袋上满是油腻，一只大手握着拐棍的弯把，肩上搭着一条褡裢。看样子，他还卖点什么东西。

    空气里满含着春意，金色的阳光洒在柏油路面上，暖暖的。帕森斯先生一动不动地站在旅馆门前，听着瞎眼乞丐“嗒嗒嗒”走过来的声音，心里突然升腾起一股对所有盲人的怜悯之情。帕森斯先生想，自己活着真是幸运。几年前，他只不过是一名普通的技工，现在，他获得了成功，备受尊敬，被人羡慕，这都是他在无人援助的情况下，独自冲破层层障碍，艰苦奋斗的结果。

    瞎眼乞丐刚从他面前“嗒嗒嗒”走过去，他就迈动了步子。衣衫褴褛的乞丐立即转过身来。

    “等一等，先生，耽搁你一点时间。”

    帕森斯先生说：“已经迟了，我有约会。你想让我给你点东西吗？”

    “我不是乞丐，先生，我的确不是，我这儿有些小玩意儿。”

    他摸索着，把一个小物件塞进帕森斯先生的手掌——“挺精巧的打火机，只要一元。”

    帕森斯先生站在那儿，略略感到有些烦恼和尴尬。他是一个俊雅的男人，身着整洁的灰色衣服，头戴灰色宽边礼帽，手握一根棕榈木手杖。当然，兜售打火机的人永远不会看到这些……“我不抽烟。”他说。

    “等一等。我断定你认识许多抽烟的人，买一个作送人的小礼物吧！”乞丐谄媚地说，“先生，你不会拒绝帮助一个可怜人吧？”瞎眼乞丐紧紧抓住帕森斯先生的袖子。

    帕森斯先生叹了口气，伸手在内衣口袋里摸出两张五角票来，放进乞丐手中：“当然，我会帮你的。你说得对，我可以把这东西送人。或许电梯司机会——”他犹豫了一下，不想显得粗鄙好奇，即使是同一个瞎眼小贩在一起。“你是不是完全失明了？”

    乞丐把钱装进口袋，“十四年了，先生。”接着，又加了一句，带着一种神经质的自豪，“韦斯特伯里，先生，我过去也是其中一员。”

    “韦斯特伯里，”帕森斯先生念叨了一遍这个名字，“噢，是的，那次化学爆炸……报纸多年都不提它了。当时它被认为是最大的一次灾难。”

    “你想知道我是怎样瞎的吗？”乞丐喊道，“喂，听听吧！”他的话语里含着痛苦，但又带着一种讲故事的人时常有的夸张味道。“当时，化学药品店里，我最后一个跑出去。楼房在不断爆炸，跑出去就有了活的希望。许多人都安全冲出门，跑远了。当我冲到门口，正在那些大铁桶之间爬动时，后面有人拉住我的腿，说，‘让我过去，你——’他也许是个疯子，谁知道！我试图从心里宽恕他，先生。但他比我强壮得多，他把我拉了回去，从我身上爬了过去！他把我踏进尘埃里，出去了。我躺在那儿，毒气把我包围了，还有火在燃烧，药品在……”他咽下一口唾液——颇为熟练地抽动了一下鼻子——满含着期望，默默无语地站着。他或许还会讲出下面的话来：“太不幸了，伙计，不幸极了，那么，我想——”

    “这就是那个故事，先生。”

    春风从他们身上拂过，温润，刺骨。

    “不完全是。”帕森斯先生说。

    瞎眼的小贩发疯似地颤抖起来，“不完全是？你这是什么意思，你——”

    “故事是真的，”帕森斯先生说，“除去信口雌黄的部分。”

    “信口雌黄的部分？”他粗野地哇哇叫着，“哎呀，先生——”

    “我也曾在化学药品店里待过。”帕森斯先生说，“可事实不是这样的，是你把我拉回去并从我身上爬过去的，是你比我强壮得多，马克沃德特。”瞎子好长时间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只是一个劲儿地狠狠咽着唾液。最后，他忍着气，说：“帕森斯，上苍有眼，上苍有眼！我还认为你——”接着，他再一次大声地叫道，“是的，可能，可能，但我却瞎了！我是瞎子，你一直站在这儿让我滔滔不绝地讲啊讲，你一直在嘲笑我！我真是瞎了眼啊！”街上的行人都扭过头来瞪着他。“你走开，我瞎了！你听见没有？我是——”

    “算了吧，”帕森斯先生说，“别这样吵吵啦，马克沃德特……我也是个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