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潘家铮先生

潘家铮的大名我早就熟悉了，但有幸结识先生却是2007年3月5日的事。

那一天，在接连婉拒了两次之后，先生说，他终于被我的“锲而不舍所打动”，于是接受了我的一次专访。

采访正式成行的前一周，潘先生的秘书李永立打电话告诉我：潘老说为了采访时节省时间，也为了他能更准确、更深入、更全面地回答我的问题，请我先将自己的采访提纲以电子邮件发给他。

3月5日的采访非常成功。在整个交谈中，先生思维缜密，表达严谨，几乎没有一个多余的字，没有一句多余的话。他说话舒缓、从容，有一种绅士风度。即便在说到自己的忧虑和愤懑时，也仅仅是紧锁眉头，而从无疾言厉色。先生用60分钟回答完我的所有问题，又用20分钟时间跟我轻松地聊起了他的业余爱好。我一直生活在北方，感觉江浙一带的话很难懂，也似乎并不好听。但接触先生之后，我发觉他的一口吴侬软语宛如昆曲，实在动听。

时隔五年，那天采访的许多内容都已经淡忘了，但有一段谈话却至今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当时，我国风电正在大热之时，在回答我关于对当时发展风电的看法时，先生除了对风电的优点给予充分肯定之外，更多的是表达了对当时风电大跃进式推进的批评和担忧。先生说：“我们应该把风电的优点说清楚，但也要把它的问题摆出来，说透，而且找出解决问题的措施，包括国家应采取的政策，这才是对风电真正的爱护。”

那天采访结束后，先生起身从办公桌后的书柜上取下一本《潘家铮院士文选》送我，并当即在扉页上题签：韩磊同志指正。字不大，都是一笔一划的，很秀气。

在中国科技界，潘先生以敢说真话而闻名。他的一个“段子”曾在科技界广泛流传：“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的是那些反对者。”这位在三峡工程的论证和建设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说，“正是反对者们的反复追问、疑问甚至是质问，逼着你把每个问题都弄得更清楚，才使方案一次比一次更理想、更完整。”先生的话博得了大家的广泛赞誉，称其“对反对意见不仅仅是容忍，更有海纳百川的包容”。

在我的眼里，先生性情的底子是文人。他身上有浓重的文人气息。许多读者知道，潘家铮不仅是科学家，也是一位热心于科幻创作的作家。先生的科幻小说构思巧妙、大胆，科学性严密、人情味浓，文笔生动凝练，语言幽默调侃，选材和描写不落俗套。2007年采访先生的那段时间，我上小学六年级的儿子捧着先生的《偷脑的贼》，经常读得哈哈大笑。作诗填词也是先生的业余爱好之一，然而，科幻小说和诗词其实都还不是先生的最爱。先生告诉我：“我不抽烟，也不喝酒，也不讲究饮食，衣服也是穿得邋邋遢遢，很少看电影，电视也看得不多，体育也不爱好，写诗什么的实际上也不是我的真正爱好。我真正的爱好只有一个，就是读书，我总觉得一卷在手，就可万虑皆消。”

“一卷在手，万虑皆消。”这不是真正的文人、书生么？！当然，这些还都是先生文人情怀的浅表性东西。如果你读了先生的杂文、政论之后，你一定会发现，他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爱得有多么深沉。 2001年下半年，先生有感于时事，写了一篇《我们需要再反一次党八股》的小文。此文连投多家报刊，无人敢登。一气之下，时任政协委员的先生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应邀发言时，全文宣读了自己的这篇小文章，引起轰动。

潘先生不愧为君子。潘先生非常崇拜李锐，李锐老部长是潘先生的老领导、老同事。自80年代中期以后，潘先生和李锐之间出现了一些分歧，后来裂痕越来越大，终致不相往来。即便是在两人不相往来的日子里，彼此对对方也都有非常客观、公正的评价。潘先生称赞李锐“确实是个豪杰”。李锐在谈到潘先生时，说：“潘家铮确实是个好样的专家。”2007年9月21日，潘先生亲自登门拜访李锐老部长，两位中国水电界的重量级元勋人物，又把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君子和而不同”，大概说的就是潘先生这样的人物吧！

（摘编自韩磊《我眼中的潘家铮先生》，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我已年逾耄耋，病废住院，唯一挂心的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我衷心期望，也坚决相信，在党的领导和国家支持下，电力工业将在特高压输电、智能电网、可再生能源利用等领域取得全面突破，在国际电力舞台上处处有“中国创造”、“中国引领”。                              （潘家铮语）

②在能俯看到隔流堤的厂房坝段栏杆处，他足足趴了近1刻钟。记者连忙上前询问：“潘院士您一直没有讲话，是在考虑什么问题吗？”“哪里考虑什么问题，我这是‘老年痴呆’。”看到记者满脸的疑问，工作人员笑着说：“潘老是跟你调侃呢！”                   （摘自高明昧、徐爱民《潘家铮院士在三峡》）

湿湿的想念

——沈红

    七十年前，爷爷沿着一条沅水，走出山外，走进那所无法毕业的人生学校，读那本未必都能看懂的大书。后来，因为肚子的困窘和头脑的困惑，他也写了许多本小书和大书，里面有许多很美的文字和用文字作的很美的画卷，这些文字与画托举的永远是一个沅水边形成的理想。

    七十年后，我第一次跑到湘西山地，寻回到沅水上游，寻找爷爷一生都离不开的故水故土。

    正值冬季，湘西竟还处处葱茏青翠，与北方都市的昏灰底色成鲜明对比。山还是那座山，湾依旧是那道湾，但桥已不是那座桥，房也不是那幢房，人是新人物，事是新故事了。凤凰城镇里风味独特的吊脚楼，也被速生的凤头砖瓦楼渐渐替代，这片土地已悄悄变了模样。

    看不到了，爷爷，你的印象或者只是你的梦想。你笔下的那种种传说、风情和神奇故事，我怎么想像它们曾经在这山地水域中发生过，流动过，辉煌过，闪耀过？而眼前这支清流，亦负载，亦推托，一点也不动声色。

    而我回到这里，并不是要寻找你七十年前的起点，有多少风景将永远不能回来，我只想读一读你的天地，这里有着必须刻意维护而能留存下去的东西。

    在水边长大、水边懂事，爷爷的第一所学校就是这条沅水。他在自传中说：“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同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

    水给爷爷三样东西：

    水给了他想像力和自己的思索方式。爷爷认识字，是从私塾小学校开始，而他认识课本上无从写出的丰富人生，却是在校园外，在老街店铺，桥头渡口，水上人家……没有谁来教他，他用眼睛、耳朵和机敏的鼻子接受水边的光色、声音和气味给予一颗小小心灵的感觉，把各种事物的内容和意义在游戏中融会，丰富自己的想像，最终凝聚为他对生活对世界的独特思索。

    水给了他坚忍柔韧的性格。爷爷曾说过：“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从不排斥以不同方式浸入生命的任何离奇不经事物，却也从不受它的玷污影响。”水的性格似乎特别脆弱，且极容易就范。其实则柔弱中有强韧，如集中一点，即涓涓细流，滴水穿石，无坚不摧。水的性情品格，恰好是爷爷一生处世方式的写照。他是那么温和，又是那么倔，倔得从从容容。

    水激发他对人世怀抱虔诚的爱与希望。正如爷爷说过的那样：“水教给我黏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并做横海扬帆的美梦”，“美梦”中蕴含着他的人生热望。他执著地用自然的美，人性的美，古代文明的确美编织朴实单纯的理想。虽然他不奢望以此取代社会理想，但是他热切地希望能为百病缠身的民族唤回一些健康的记忆、美好的梦想。

    爷爷曾说：“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是湿的。”此时我的眼睛也是湿的了，谁能体会他那种热情洋溢之中的忧虑，幽默后面的隐痛，微笑之间的悲凉，悲凉之外的深重的爱！很多年，我们和他一起生活，可是我们不懂。水边学校水边书，我是否来得太晚？

    尽管爷爷从二十岁起就离开了家乡，但这一片水土上的光辉，在爷爷生命中终生不灭。我记得爷爷最后的目光，默默地，停留在窗外的四季中，停留在过去的风景里。

    爷爷，有一天我要送你回来，轻轻地，回到你的土地，回到你的风景里。那风里雨里，透明的阳光里，透明的流水里，有我湿湿的想念，永远永远。（有删节）

注：①本文中的“爷爷”指作家沈从文（1902—1988）

清华的“终身校长”﹣﹣梅贻琦（有改动）

    ①梅贻琦是清华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在他长达47年的教育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他的教育思想，其教育思想是对蔡元培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集中体现在他所提倡的“五育”中，即“德、智、体、美、群”，并以此指导所从事的教育工作，从而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丰硕成果，这些思想是一笔宝贵的应该加以继承和借鉴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后人加以吸收、总结、研究和珍藏。同时，他令人称道的人格魅力和品德气质以及个人修养，都反映出近代中西两种异质文化之间在人格方面有机、完美、和谐的融合统一。

    ②从清华大学到西南联大，梅贻琦的教育思想是变化的，他在西南联大时期发表的《大学一解》中，体现了梅贻琦教育思想定型之后的核心观念。梅贻琦认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③梅贻琦非常重视教师的师德。许多人对“大师”有片面的理解，仅看到学问的一面，而梅贻琦讲的“大师”则是学问道德都好的楷模。他说，老师不但要“以己之专长之特科知识为明晰讲授”，而且要为学生的“自谋修养、意志锻炼和情绪裁节”树立榜样。为此，他提出了“从游”这一生动的比喻，以老师为大鱼，学生为小鱼。认为“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这种以教师的高尚品行和渊博学识来自然地引导学生，达到“不为而成”的观点，就是著名的“从游论”。

    ④梅贻琦针对当时教育部所提倡的“只重专才不重通才，重实科不重文理”的教育方针，首先提出了“通才教育”的观念。这种“通才教育”并非西方的简单搬移，而是一种以中国古代儒家“大学”教育思想为基础，博采近代中外大学教育思想的精粹融合而成的具有独立性的思想体系。梅贻琦认为，大学应该着眼于对学生“人格”的全面培养，至少应该有知、情、志三个方面。大学阶段的直接培养目标应该是“通才”，不应该也不可能负担起直接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专才”的任务，而大学应着眼于为学生们通向高深而做基本训练。

    ⑤清华大学一向重视体育，并把体育作为德育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与梅贻琦的倡导很有关系，他认为这是学生“养成高尚人格的最好方法”。高尚人格具体体现在“团体精神”、“急功好义”、“遵守纪律”上，要借团体的运动“去练习舍己从人，因公忘私的习惯”。并在学籍管理上明确规定“体育不及格，不得毕业”。这些十分值得我们借鉴与深思。1928年，梅贻琦还是教务长的时候，就曾明确告诉学生：“须知体育之目标，不单是造就几个跑多快、跳多高、臂腿多粗的选手，不单是要得若干银盾、锦标；除此之外，也许可以说在此之上，还有发展全人格的一个目标”。1934年，已经担任校长的梅贻琦对自己的学生说：今天我们提倡体育，不仅是为了锻炼个人的身体，更是为了养成团结合作的精神。我们要借团体项目，去练习“舍己从人，因公忘私”的习惯。他还说，体育比赛的目的不在于能不能取胜，而在于是不是各尽其能，能否使本队团结合作的精神得到有效表现。在体育比赛中，“胜固大佳，败亦无愧”。假如在比赛之前，有人因为没有取胜的可能就放弃比赛，那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忘记了在团体中应尽的任务。

    ⑥群育则是梅贻琦德育观中有特色的部分，这源于他对人类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他说：“文明人类之生活，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而教育的最大目的，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此则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也。”

    ⑦在《大学一解》中，梅贻琦着重论述了学术自由在大学教育中的特殊重要性。这也是他们那一代的教育家们的共识，1945年11月5日，梅贻琦在日记中写到：“对于学校时局则以为应该追随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相关链接】①由教授到校长，连续为清华服务近半个世纪，这在中外教育史上是罕见的。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后创造了清华的黄金期，全面提升了清华的素质和声誉，厥功至伟，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

（《人物》杂志《梅贻琦：清华的名片》）

②梅贻琦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他领导的清华为世界贡献了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新中国培养了14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涌现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等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术大师。

（黄延复《梅贻琦：一个时代的斯文》）

风雨乐清贫  生死系医学

——记我国胸心外科奠基人黄家驷

    黄家驷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曾任嘉兴府知府，父亲任盐运史，35岁时死于大咯血，他5岁丧父，5个叔伯亦相继因病早逝，因此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就萌发要当一名医生的志愿。

    少年时代，黄家驷不满足私塾的一点古文知识，13岁时瞒着母亲随堂兄到省城求学，后又投考天津南开中学。高一时，他竟提前两年以同等学力考上了门庭森严的协和医学院。193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在协和任外科住院医师。他曾说，“我感兴趣的是当一名好教师，当一名好的胸外科医师”。

    1941年，他来到美国密执安大学医学院求学。黄家驷基础扎实，在导师指引下较快掌握胸外科技术，于1943年获外科硕士学位，并通过全美专家考试取得外科专家称号。留美期间，黄家驷还担任密执安大学中国留学生会主席，每两周组织一次中国建设讨论会，立志学好本领，报效祖国。

    1945年德、日法西斯相继覆灭，黄家驷不为美国优裕待遇所动，放弃高薪聘任，决心为开创中国的胸外科事业披荆斩棘。他迫不及待搭乘太平洋上第一班通航的美军运输机回国。三天三夜的颠簸飞行，在印度转机时行李丢失，但完整无缺地带回整套开展胸外科手术的器械设备。

    回国后，他一面在上海医学院执教，一面在附属中山医院和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今华山医院）从事胸外科的创建工作。

    解放后，他与上海第二医学院和上海市南洋医院协作，建立了我国第一所胸腔外科专科医院——上海胸科医院，并亲任院长。多年来，虽然担负重要的行政工作，但总是坚持在医疗第一线。他行医近50年，亲自为数以千计的工人、农民、军人及领导干部做过手术。

    黄家驷非常重视医学教育事业。1959年，他在北京创建中国首都医科大学，这是我国唯一的8年制医科大学，先后担任校长、名誉校长，亲自主持研究决定了建校方针、教学计划以至校舍建设、师资队伍和教学设备等问题。现在国内的一些知名的胸腔外科专家，像石美鑫、苏应衡、钱中希、林尚清、钱定一等，都曾得到过他的培养和指导。

    协和医科大学1964级学生、北京协和医院著名胸外科医生方国栋回忆了一件往事：1970年夏天，毕业分配去向宣布后的一天．黄老师带我到他在外交部街的家里。知道我添置行装有困难，毕业分配后也不再回上海家里而直接赴西北，年逾花甲的黄老师亲自爬上闷顶子，递出一只旧的藤条箱说：“这个箱子你拿去，做你去西北的行装。”尤为珍贵的是，黄老师还找出人民卫生出版社留给他的、由他主编的《外科学》（上、下）和《外科学各论》送给我。黄老师还在每本书的首页都写上“国栋同学批评指正”，并签上他的名字“家驷”。知道我酷爱读书，他殷切地期望我到西北后坚持自学下去。带着黄老师赠送的这些无比珍贵的教科书，肩负着黄老师的教导和希望，我来到了当年古城武都。正是黄老师这种深藏的关爱之心让我在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倍感温暖而不气馁。

    “如何使祖国的医学事业尽快发展，这是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的问题”，黄家驷是知行合一的医者。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上出现许多新兴学科。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确定生物医学工程学为一门独立学科。黄家驷以极大热情担负起新学科的筹建工作。他各处奔走，拟出《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研发展规划》于1979年在重庆召开会议，成立国家科委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组，他被任命为组长。

    晚年的黄家驷虽退居二线，仍精神饱满地专注于医学事业，争分夺秒地笔耕。由于《外科学》要大量充实内容，再版将成为大型外科参考书。他日以继夜查阅文献，先写成《胸部损伤》 一章作为蓝本，赶在5月份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召开《外科学》编委会讨论第四版的编写计划。5月13日他按时出席了全国政协会议，5月14日主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会，在赴会途中因心脏病复发与世长辞，终年78岁。

    黄家驷逝世后，《外科学》编委会决定由吴阶平、裘法祖两教授继续他的主编工作。为纪念黄家驷对发展外科学的卓越贡献，编委们一致决定此书定名为《黄家驷外科学》。中华医学会追授黄家驷“胸心血管外科科学进步贡献奖”以表彰他一生致力于医学教育事业，发展我国胸心血管外科的突出贡献。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黄家驷，江西省玉山县人，生于1906年，1933年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1945年在上海创建胸腔外科，他主编的《外科学》等著作，促进了我国外科学的发展，是我国胸外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的奠基人之一。（摘自《历史上的今天》）．②“文革”中，他因“复辟旧协和”挨批；过后，他竭尽全力于医大的复校和老三届学生的成长、回炉、招研和放宽考研的年龄限制等，以及后来开展国际交往，学术交流，送出去、请进来．．．．对学生、同事和朋友，他都是尽其所能，有求必应。（摘自方国栋《纪念黄家驷老师逝世三十周年》）

鲍勃·迪伦一直是个谜

    鲍勃·迪伦的原名是罗伯特·艾伦·齐默曼，他在大学开始唱民歌时改名鲍勃·迪伦。他取这个名字是因为模仿美国电视节目中的西部英雄马特·狄龙。他的民谣生涯是从考上明尼苏达大学开始的。鲍勃和不少当时的年轻人一样，厌倦枯燥无味的大学生活，他常出入酒吧，试图从音乐中找到自己。当时的摇滚乐还没有成型，不少年轻人都嫌弃“三件套”式的音乐，于是鲍勃把手里的电吉他换成了一把钢丝弦的吉布森民谣吉他，随着时间的沉淀，迪伦慢慢摸索建立起属于自己的风格。

    1961年1月，他寄住在别的民谣歌手家，他和别人组队去看望住院的偶像伍迪·格斯里。后来他的偶像成了他的贵人。在签约CBS唱片公司后，迪伦崭露头角。1962年，迪伦在自己的第一张同名专辑的封面上略带羞涩地望着镜头，任由别人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年轻的民谣偶像。

    1963年和1964年的演出使得他的名声到达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也渐渐地从伍迪·格斯里的影响中走出，成为独一无二的民谣国王。1963年的一场演出中，迪伦念了一首自己写作的献给伍迪-格斯里的长诗，这既是致敬，也是告别。在这一阶段里，鲍勃·迪伦的主要创作方向是抗议民谣，这个时代的迪伦是最为人熟悉的，似乎全世界的乐迷都愿意他沿着这个模式永远走下去。

    1965年初，受到披头士等英国摇滚乐队的影响，迪伦用时髦的西装和尖头皮鞋代替了皱巴巴的牛仔裤和工装服，在接受采访时也越来越“没正型”。在电视访谈节目中谈及准备制作的新电影时，他回答说那将是一部牛仔恐怖片，当问及是否在片中扮演牛仔时，他回答说：“不，我扮演我妈妈。”

    这种离经叛道的行为让迪伦在1965年的新港民谣音乐节上遭受了来自歌迷的敌对情绪。在演出前一天，迪伦突然擅自决定挑战民谣音乐节的惯例，决定要带一支完全电声化的乐队上场。当场的情况乱成一团，抗议歌手和歌迷认为他“背叛”了民谣，迪伦尊崇的民谣领袖皮特·西格尔甚至愤怒地用斧头把扩音器的电缆斩断。他和乐队只演了三首歌就在嘘声中匆忙下台。即使在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歌迷们都难以忘记迪伦的离经叛道，为他取了个“犹大”的绰号。

    后来的一场车祸让迪伦开始远离聚光灯的中心，而他的音乐风格也再一次地发生了改变，歌词也不再犀利地直指社会现象。关于车祸后自己的转变，迪伦曾说：“我不知道别人的幻想是什么，但是我幻想能够朝九晚五地工作，在绿树成荫的地方有一所带白色栅栏的房子，庭园里盛开着粉红色的玫瑰。那会很好。那就是我最深遂的梦想。”

    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一些主流评论开始推崇迪伦文学方面的造诣，有批评家称他为现代美国继卡尔·桑德堡、罗伯特·弗罗斯特之后最伟大的诗人；1976年美国总统卡特在竞选活动中引用迪伦的诗句并称其为“伟大的美国诗人”；1990年，法兰西文学院向迪伦颁发“文学艺术杰出成就奖”。外界的各种褒奖没有使迪伦沦陷，他对自己的评价调侃而中肯：“无论我到哪里，我都是一个60年代的游吟诗人，一个摇滚民谣的遗迹，一个从逝去时代过来的词语匠人，一个从无人知晓的地方来的虚构的国家首脑。我处在被文化遗忘的无底深渊之中。”

（摘编自《三联生活周刊》《新京报》《深圳商报》等）

相关链接：①鲍勃·迪伦，美国摇滚、民谣艺术家，诗人，201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②鲍勃·迪伦创作的歌词，实际上都是最直白、最简单的诗歌，这种简单直白的诗歌形式，非常朴素，带有民间色彩。（《专访作家肖复兴：谈鲍勃·迪伦——文字会骗人，音乐不会》）

叶嘉莹：一生与诗词相恋

    近日，92岁高龄的叶嘉莹在“世界因你而美丽——影响世界华人盛典”颁奖礼中获颁2015-2016年度“终身成就奖”。此前数十年间，她身挟满腹诗书，走遍中国台湾以及美国、加拿大……为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

    1924年7月，叶嘉莹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三四岁时，父母便教她背诵诗词。而她的伯父叶廷又，是一位有很深古典文化修养的中医。在伯父的引导下，深居大院的叶嘉莹常常把院子里的草木作为对象，吟诗作词。1941年，叶嘉莹高中毕业，进入辅仁大学专攻古典文学专业。在辅仁大学，叶嘉莹遇见了她铭记一生的恩师顾随。顾随古典文化功底极为深厚，他对诗歌的讲授令叶嘉莹如痴如醉。师生二人常常诗词唱和，被师友传为佳话。顾随曾在给她的信中写道：“假使苦水（顾随别号）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但他希望叶嘉莹不仅要继承自己的衣钵，更要“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①”。

    如果顾随泉下有知，最高兴的肯定是叶嘉莹果然如他所期望那般做到了“别有开发”和“能自建树”。师徒二人在诗词世界里研读的轨迹，也有相似之处。顾随是受蔡元培之命学习西洋文学，得益匪浅；而叶嘉莹则在机缘巧合下，前往北美访问交流，在此期间接触到了西方文学理论。叶嘉莹发现，西方文学理论与中国的传统词学理论有不少暗合之处，便逐渐尝试用西方文学理论中的诠释学、符号学、接受美学等来诠释中国的古典诗词。这种将中西理论融合的研究策略很快为叶嘉莹的诗词研究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以西方文学理论解析古典小词，成为叶嘉莹治学的重要特点。南开大学原副校长、文学院院长陈洪评价叶嘉莹说：“融合中西以推进词学研究，卓有成效者，海内外自是不做第二人想。”

    在海外教书时，叶嘉莹常常感慨，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味，在翻译成英文后就要逊色不少。而用英文授课，也让她常常有不能阐尽其意之感。1979年，凭借一封寄给国家教育部的言真意切的信，叶嘉莹终于可以回国教书。从那年起，叶嘉莹便犹如候鸟一般，按照时令奔波于大洋两岸。她讲授古典诗词的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1993年，她受邀担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并捐献出一半退休金约10万美元，设立“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奖掖后学。

    她自认，这一辈子，她完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在当年顾随的课堂上，她埋首苦记，犹如录音机一般一字不差地把顾随的讲课“录”了下来，并在几十年后整理出版。另一件事，就是她去海外以后，托人把台湾大学教授戴静山先生的古近体诗歌吟诵录了下来，并最终在内地推广吟诵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这是她留给人们的两把钥匙。有了它们，人们要去领略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去感受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吟诵之美，尽可以循迹而得。如今，她也在打造自己的钥匙。她教书70年，留下来的讲课、讲演录音，有2000小时以上。学生们正在帮助她整理成书。等到出版之日，喜爱诗词的人们又将迎来一场精神盛宴。

    她亲自体会到了古典诗歌里面的美好、高洁的精神，而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进不去，找不到一扇门。她希望能把这一扇门打开，把不懂诗的人牵引到里面来。“这就是我一辈子不辞劳苦做的事情。”“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节选自《东西南北·看人物（上半月）》2016年8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我很不喜欢“才女”这两个字，有人说过我是穿裙子的“士”。我身体是女性，但是我的品格是士大夫的“士”，就有中国儒家传统的“士”的品格和持守。

                                                                                                                                           （节选自《叶嘉莹：我是穿裙子的中国“士”》，有删改）

【注】①马祖道一是禅宗洪州宗的祖师，师承南岳怀让禅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