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河：前面是终点站，下车无遗憾了

徐琳玲

暗幽幽的光线里，流沙河坐在背靠阳台窗户的单人沙发里，慢悠悠讲着《诗经》，语调平缓得如一条溪流。坐着看，这是一个干瘦干疫的老头儿，头脑却敏捷、锐利得让人赶不上趟。谈话间，他在客厅和书房间来回疾行：一会儿从书房里搬出一本厚厚的《十三经注疏》，“咬”地又一转身，拿来一个放大镜，“咬”地又起身从书房端出纸笔，给记者拆解姓氏的由来。

他原名余勋坦，笔名“流沙河”出自《尚书·禹贡》之“东至于海，西至于流沙”01931年生于成都，4岁开始研习古文，在民国时代的公立学校里念完了小学、初中、高中至大学一年级。

那是一个新旧文化彼此交汇、撞击的年代。学堂的国文老师们认为白话文浅近直白，一看就懂，老祖宗留下的古文篇章才是珍珠。“我的小学老师规定所有的作文必须用文言文写。中学时，国文老师把《古文观止》里的许多文章都选进来。所以，我们在课堂里学的，比国民政府规定的《国文教科书》要多得多。”念高中时，他已经背下了《庄子》、《孟子》、《荀子》中的不少篇章，以及曾国藩、桐城派的文章。“当时我们十三四五岁，记忆力特别好，背了这么多古诗词、经典，!现在想忘记都忘不掉。”流沙河认为，学古文的第一要义就是背诵，记住了会终生受益，“你会用一辈子来消化它，慢慢懂得它，形成一种文化性人格。”

1947年春，他考入省立成都中学高中部。和当时大多数热爱文艺的青年一样，兴趣迅速转向了新文学。巴金一的小说、鲁迅的杂文、曹禺的戏剧，还有艾青的诗歌都让他沉迷。他开始向报纸投稿，陆陆续续发表了十来篇短篇小说、诗、杂文。一个崭新的世界于1949年到来。以最高分考入四川大学农化系后，流沙河再也按搽不住热情，就读半年后就离校投身“创造历史的洪流”．先在《川西农民报》任副刊编辑，后调到四川省文联，任创作员。又任《四川群众》编辑、《星星》诗刊编辑。

此时的流沙河是一名积极上进的青年文艺工作者，用诗歌、散文、先进人物事迹报道讴歌着社会的新面貌。

随着政治运动的到来：1957年流沙河被打成右派。在省文联接受劳动监督时，他一度被分配到图书资料室管报纸。在资料室的库房里，他欣喜地发现一堆“破四旧”留下的旧书，里头大部分是先秦典籍。他一头扎进旧书堆里，每日忙完劳役后在里头读书度日。后来，他干脆把床铺也挪到书库里。在发黄的旧书堆里，这个被命运抛入谷底的年轻人找到一个与窗外世界截然不同的“桃花源”。他不复觉得自己是天下最不幸的人。在史家留下的书里，记载着各朝代的黑暗岁月、人的艰难处境，以及各种各样的冤案错案。流沙河说自己读了历史之后，就觉得个人的连遇很微不足道了，甚至开始感恩。

给他带来最多安慰的，是少年时图固吞下的《庄子》。这大抵是中国读书人的一个命运传统—一当人生遭遇困顿、“兼济天_下”的入世理想破灭，几乎无一例外地走向释、道二家。平和、柔顺、不争，这是流沙河面对外部世界的姿态，他自称是庄子2300年后的门徒。

1978年，他作为全国最后一批“右派”获得平反。一年后，他重回四川省文联，也重回《星星》诗刊编辑部。自1989年起，流沙河决意弃“诗”从“文”。冉云飞对流沙河的诗歌评价并不高，“‘他真正有价值的，是80年代之后一系列文化、文字研究的著作，包括《庄子现代版》、他写的随笔，以及这十来年的《白鱼解字》、《文字侦探》、《流沙河认字》。”“这些作品才真正匹配他今天的盛名。”近二十年来，他把大部分精力倾注于古文字研究，埋首于甲骨文、金文和篆文之中，津津有味地探究着每个汉字背后属于“自己的故事”。和写诗相比，他认为这才是自己做过的一点真正有意义的“小事”。他热爱着这些有着2300年的生命史，承载着庄子、诗经、楚辞、唐诗的方块字。它们滋养过他的身心，在他坎坷的人生中，给他带来了连绵不断的情感与知性的慰藉。

流沙河与古文字研究的缘分，最早要追溯到他的中学时代。杭日战争末期，一位成都来的刘姓国文先生自作主张，用清代王药著的《文字蒙求》，给他们上起了古文字学。十来岁的少年由此萌发了兴趣：原来汉字的组成如小孩手中的七巧板一样神奇。当右派被监督劳动时，他开始阅读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从此发现了一个趣味盎然的世界．“像毒瘾一样，每认识一个字就快活得不得了。”

“世界上那么多民族，那么多文字，帷一留下来的象形文字就是我们的汉字，没有了，全世界都没有了，连日文都半拼音化了。人类的文字最初都是从图画过来的。为什么世界上其他民族很早就告别象形，转向拼音，唯有我们这个民族一直在坚持着呢?”他说，“汉字完全应该得到尊重。”

至于他自己，他在《白鱼解字》序言里的一段话恐怕是最好的注解一一“白鱼又名蠢鱼，蛀书虫也。劳我一生，博得书虫几名。前面是终点站，下车无遗憾了。”

（摘编自《南方人物周刊》）

【相关链接】

①因为《就是那一只蟋蟀》和《理想》，流沙河成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明星诗人，可是不久，他就宣布封笔。述及缘由，他说：“那时候名声很大，但我的脑子是清醒的。我的诗都是骨头，没有肉。尤其是读过余光中的诗后，我说算了算了，不写了，我怎么写也写不出他们那样的好诗来。”（摘自《解放周末》）

②流沙河：我希望我的书能教年轻人爱国。什么是爱国?爱国是爱你的土地，爱土地上的人民，爱你的文化．爱你的母语，爱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字。研究古汉字，不仅因为这是古人留下来的有韵味的、美丽的、富有想象力的作品，还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过去。（摘自《解放周末》）

徐立平：在飞船和导弹上雕刻火药的航天人

    央视网讯（记者王甲铸）0.5毫米是固体发动机药面精度允许的最大误差，但是他雕刻的火药药面误差却不超过0.2毫米。面对火药整形这一世界难题，他一次次“亮剑”，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太空，也让自己成长为大国工匠。他，是西安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四研究院7416厂高级技师徐立平。

    徐立平的家庭是一个航天之家，家庭成员大多是航天人。1987年，他听从母亲建议，选择了母亲曾经工作过的发动机药面整形车间，为导弹固体燃料发动机的火药进行微整形。

    固体燃料发动机是导弹装备的心脏，在上千道制造工序中，发动机固体燃料微整形极为关键。火药整形在全世界也一直是个难题，无法完全用机器代替。在火药上动刀，稍有不慎就蹭出火花，就可能引起燃烧爆炸，这个极度危险的工作，全中国只有不到20个人可以胜任。

    母亲知道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和危险性，但她却说：“我刚工作的时候有同事整个手指都烧掉了，却愿意到最危险的岗位上去，我想你们年轻人也是一样的。”

    就这样，徐立平开始了近30年发动机药面整形工作。

    工作后第二年，我国某重点型号发动机出现问题，必须剥开填筑好的火药，工作难度和危险度非常大。徐立平凭着精湛的技艺和胆量加入了突击队。徐立平介绍：“可以说这是我们厂有史以来头一次钻到火药堆里去挖药。”

    在装满火药的发动机壳体里，仅留一名操作人员半躺半跪地用木铲、铜铲非常小心地一点点挖药，每次只能挖四五克，高度紧张和缺氧使人每次最多工作十几分钟。徐立平回忆：“在里面除了铲药的沙沙声，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最终，经过两个多月高度紧张的工作，徐立平和同事们挖出了300多千克药，成功排除发动机故障。

    像这样危险的任务，徐立平已不记得完成多少次了。

    “下刀的力道，完全要自己判断，药面精度是否合格直接决定导弹的精准射程。工作要求0.5毫米或0.2毫米，我们这一刀铲下去，铲不到要求的厚度的话，就可能造成产品报废。”徐立平说，“要做到心手合一并不容易，只能通过用心苦练。”如今，徐立平已经练就了仅用手摸一下就能雕刻出符合设计要求药面的绝活。

    徐立平还不断琢磨，针对不同的发动机药面，他先后设计发明了20多种药面整形刀具，有两种获得国家专利，一种还被单位以他的名字命名为“立平刀”。

    7416厂远离西安市区，安静却也偏僻。最冷和最热的时候，厂房里都难熬。工作时必须敞开“生命通道”的大门，夏天面对毒力极强的蚊子毫无办法，

    “闻了火药的蚊子战斗力就是强。”徐立平笑着，“冬天，长时间一个姿势会让冻僵的双手麻木，只能放在暖气上烤烤再重新拿起刀具。”

    更多的时候，车间的人数最多不超过两个人，戴上护具开始工作后，徐立平说感觉世界和时间都停止了，只听见挖药的沙沙声和自己的心跳声。

    近30年来，徐立平就是这样与最危险的火药为伴，抬望航天梦，俯刻匠人心。

    徐立平说：“再危险的岗位都要有人去干，每一次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杀手锏的武器走过天安门广场，心中就充满自豪感。”

    徐立平说：“总理不是也说吗，工匠精神就是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精益求精，其实没有那么多高大上的东西。”

    徐立平的母亲温荣书也说：“国家才是第一位的，没有国何有家？”

    春节过后，徐立平获得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15年度人物，颁奖词这样赞扬他：“每一次落刀，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你在火药上微雕，不能有毫发之差。这是千钧所系的一发，战略导弹，载人航天，每一件大国利器，都离不开你。你是一介工匠，你是大国工匠。”

郑哲敏院士：给力中国力学学科建设与发展

孙自法

    为中国力学学科建设与发展不遗余力、倾尽全力的著名力学家郑哲敏院士，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美国工程院外籍院士、中国爆炸力学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中国力学学科建设发展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他给力祖国，祖国给予他国家最高科技奖的殊荣。

    1943年，郑哲敏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电机系，次年转入机械系。1946年，郑哲敏所在的工学院回到北京清华园。同年，钱伟长从美国回国到清华大学任教，在他的课上，大四的郑哲敏首次接触到弹性力学、流体力学等近代力学理论，钱伟长严密而生动的理论分析引起了郑敏的极大兴趣。1947年毕业后，郑哲敏留在清华大学做钱伟长教授的助教。多年后，郑哲敏回忆，钱伟长重视数学和物理等基础学科对自己影响很大，使他确定研究力学的道路。

    1948年4月，在钱伟长等人推荐下，郑哲敏获准入学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一年后成为钱学森的博士研究生。在加州理工学院，郑哲敏深受钱学森所代表的近代应用力学学派影响：着眼实际问题，强调严格推理、表述清晰、创新理论，开辟新的技术和工业。

    1955年，郑哲敏与钱学森师生俩相继回国。郑哲敏回国前夕，钱学森特地跟他谈心：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1956年1月，钱学森回国后，创建中科院力学所，郑哲敏成为力学所的首批科技人员之一。任弹性力学组组长。在钱学森指导下，郑哲敏建立起爆炸力学学科。1984年2月，郑哲敏接过钱学森的接力棒，出任中科院力学所第二任所长。

    郑哲敏最早期科研生涯主要从事热弹性力学和水弹性力学的研究，回国后曾根据国家的需要从事地震响应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后因国家科研布局调整，郑哲敏选择高速高压塑性动力学研究方向，并于很短时间内在爆炸成形方面取得完整、深入的研究成果，从而拉开爆炸力学研究的序幕。

    郑哲敏在爆炸力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包括：一是提出流体弹塑性体模型，促进形成完备的爆炸力学学科体系；二是建立爆炸力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为武器设计与武器效应评估提供崭新的力学基础；三是开辟爆炸成形、爆炸筑堤等关键技术领域，并发展水下爆炸及其与结构相互作用的理论，解决了重大工程建设核心难题。

    郑哲敏还通过对瓦斯突出的机理研究，认为瓦斯突出的动力来源于煤层瓦斯中含有的机械能。与此同时，作为中国力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郑哲敏参与和主持制定了一系列重要力学学科及相关科学规划。他总体把握中国力学学科发展方向，积极倡导、组织和参与热弹性力学、水弹性力学、材料力学行为、环境力学、海洋工程、灾害力学等多个力学分支学科或领域的建立与发展。

    在材料力学研究中，郑哲敏提出的硬度表征标度理论，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并被广泛引用，还以他与合作者的姓氏命名为C-C方法。引领中国力学发展的郑哲敏为促进中国力学界与国际力学界的交融、提升中国力学国际地位等做出重要贡献。

    当前中国科技发展水平虽然有很大进步，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不小差距。郑哲敏认为，学术界浮躁的风气是制约发展的重要原因。“科研需要耐心。现在，一些人都急于求成，沉不下心来坐冷板凳，这样做出的最多是中等成果，很难有出色的成果。有的人急于要实效；不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最终会极大地制约整体科技的发展。”在郑哲敏眼里，现代科学精神的精髓就是古希腊时代传承下来的自由探索的精神。纵观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承，自由探索精神相对薄弱，这也是造成中国科学创新不足的核心问题。要真正激活科技界的创造力，自由探索不仅仅是一种科学精神，也应成为一种人生目标。

    郑哲敏指出，中国当下的青年科研人员压力很大，各种评奖评审、项目申请等，把人搞得很浮躁，东迎西迎，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年轻人急功近利，必然影响到他们从事科研的决心。他呼吁尽快给青年科研人员减压，把他们从浮躁的包围圈中解放出来。

    已89岁高龄的郑哲敏仍然活跃在科研一线。近年来，他将研究重心转向海底天然气水合物开采技术与安全性等方面，带领相关研究团队为国家海洋安全和海洋资源能源的开发作贡献，并指导有关课题组继续进行爆炸与冲击动力学研究。

（选自《中国新闻网》2013年1月18日，有删改）

六十岁说

陈忠实

    45年前读初中二年级时，我在作文课上写下平生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这篇大约三千字的小说习作是第一次文学创作，不再属于此前作文的意义。我对文学创作的兴趣由此萌发。这种兴趣持续了45年，至今依旧新鲜而恭敬。即使“文化大革命”扫荡一切作品和作家的时候，这种兴趣仍然没有转移或消亡，转变为一种隐蔽性的阅读。我说过我的人生的有幸和不幸，正是从在作文本上写作第一篇小说起始的：正是这一次完全出于兴趣性的写作，奠定了文学在我人生历程中的主题词。

    近年来，多种媒体和多路记者几乎无一不问及我的人生感悟和文学创作的感悟。我也几乎无一例外地首先向他们解释，我不大使用感悟、悟道一类词，我喜欢启示。即人生历程中得到的启示，文学创作中思想和艺术的启示。正是这些启示，提升着我对历史和现实的思想穿透能力，也提升着我对文学和艺术本真的体验，完成一次又一次创造理想。在这个漫长的艺术探索过程和人生历程中，有两次自我把握和两次反省成为关键性的选择和转折。

    一次把握是在1978年之初，当中国文学复兴的春潮涌动的时候，我正在灞河水利工地任副总指挥。我在完成了家乡的这个工程之后离开了，调入文化馆。我那时候对我的把握是，文学创作可以当作事业来干的时代终于出现了。第二次把握是l982年。这一年我从业余写作进入专业写作。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过当时的直接的唯一的感觉，即进入我的人生最佳生存状态。我几乎在得到专业创作条件的同时，决定回归老家，一是静下心来回嚼二十年的乡村工作和生活，进入写作；二是基于对自己知识的残缺性的估计，需要广泛读书需要充实更需要不断更新，这都需要一个可以避免纷扰的安静环境来实现。我选择了老家农村。直到《白鹿原》完成，正好十年。这两次把握，一次是人生轨道的转换，一次纯粹属于自身生存环境的选择。

    两次反省。一次是l978年秋天。当新时期文学如雨后春笋般从解冻的文坛发生时，我很鼓舞也很冷静。冷静是出于对自身具体情况的判断。我以为排除“文革”中那些“极左”思想不难，而要荡涤自有阅读能力以来所接受的“极左”的非文学的观念不易。我选择了读书，借来了一些世界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以真正的文学来摒弃思维和意识中的非文学观念，目的仅仅只有一点，进入文学的本真。这次反省大约持续四个月，到1979年春天，我获得了文学创造和艺术表现的强烈欲望。我把文学当作事业来干的行程开始了。

    第二次反省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即《白鹿原》写作的准备阶段。我那个时候的思维是最活跃的一段。尤其是文学创作理论中的人物心理结构举说，引发了我对自己以往创作的颠覆。自我的不满意以至自我否定，同时就孕育着膨胀着一种新的艺术创造理想。这种痛苦的反省完全是自发的，发生在《白鹿原》的准备和后来的整个写作过程中，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关键。

    多年以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在人生的两个重要阶段上，我把握了自己，主要是以自身的实际做出的选择。在艺术追求的漫长历程中，在两个重要的创作阶段上，进行两次反省，对我不断进入文学本真是关键性的。如果说创作有两次重要突破，首先都是以反省获得的。可以说，我的创作进步的实现，都是从关键阶段的几近残酷的自我否定自我反省中获得了力量。我后来把这个过程称作心灵和艺术体验剥离。没有秘密，也没有神话，创造的理想和创造的力量，都是经过自我反省获取的，完成的。

    仅仅在半月之前的一个上午，我完成一篇五千字的散文，在原下老家一个人兴奋不已。仅仅在十天前一个晚上，读完畅广元教授的一本文化文学批评专著，进入一种最欣慰的愉悦。四天前的那个下午，我写完一篇万余字的短篇小说，竟然兴奋不已。两天前的晚上，在杨凌参加杨凌文联成立的会场里，见到残疾人作家贺绪林，听说他的一部三十万字的长篇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感动而又感奋，同样愉悦。这样，我几十年来不断重复验证自己，文学创作才是我生存的最佳气场。

    直到我走进朋友们营造的这个隆重而又温馨的场合，我依然不能切实理解六十这个年龄的特殊含义，然而六十岁毕竟是人生的一个最重要的年龄区段。按照我们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的意思，是耳顺，是感悟，是悟道，是忆旧的年龄。这也许是前人归纳的生命本身的规律性特征。我不可能违抗生命规律。但我现在最明确的一点是，力戒这些传统和习俗中可能导致平庸乃至消极的东西。我比任何年龄区段上更强烈更清醒的意识是，对新的知识的追问，对正在发生着的生活运动的关注。这既是作为一个作家的生命意义所在，也是我这个具体作家最容易触发心灵中的那根敏感神经的颤动的。

    我唯一恳求上帝的，就是给我一个清醒的大脑。而今天所有前来聚会的朋友和我的亲人，就是怀着上帝的意愿来和我握手的。

相关链接：①陈忠实，当代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白鹿原》，于2016年4月29日因病去世，享年73岁。本文是陈忠实在60岁时写的一篇回顾自己45年漫长创作历程的文章，带有自传的性质。②为了创作《白鹿原》这部反映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农村波澜壮阔历史的史诗巨作，陈忠实蛰居乡间十年，他孤守原下一隅，以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定力，饱含激情，走访乡民，查阅史料，从民众中汲取丰富的养料与素材，深深根植乡土，体现出一位人民作家的创作情怀。

（节选自《怀念陈忠实，一位作家的担当与情怀》）

周有光的传奇人生

    周有光年轻时的经历并不算顺利，甚至有一种隐隐的“错位”：大学毕业，本可以和其他同学一样去当外交官，他却选择了学经济；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的毕业生，都到美国留学，可他由于经济原因去了日本；本想到日本京都大学去向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学经济，河上肇却被捕入狱，周有光只好专攻日语；本来可以在海外享受优裕的生活，他却毅然选择了回国；本来研究经济已经有所成就，他却被指定研究语言。

    面对这样的“错位”人生，他却很坦然：“人生很难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因为历史的浪潮把你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了。”

    1955年，时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周有光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会议，会议结束后，组织通知他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而早在1920年，周有光就参加过上海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改革运动当时还受到苏联支持。

    于是周有光扔下经济学，半路出家一头扎进语言学中。改行之后的周有光到北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参加拟定拼音方案的工作，该方案于1958年正式公布。而这段“改行”的经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既来之，则安之”。“改行要真正改行，就要深入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研究。一直到今天，我都没有离开这个机构。”

    “有人曾给我们讲笑话：你们太笨了，26个字母干三年。”周有光回想起这段往事仍不忘调侃，但他认为，“这三年时间花得还是很值得”。“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有人在提意见，而他们提的意见我们都研究过，几乎没有新的意见。今天就得到了这么点安慰。”1958年，周有光就开始在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讲授汉字改革课程，讲义《汉字改革概论》也于1961年出版。

    周有光曾有“周百科”的外号，拜其连襟沈从文所赐。1980年开始，他成为翻译《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中方三委员之一，另两位委员是刘尊棋和钱伟长。谈到当年翻译《百科全书》的细节时，周有光称，“我们翻译《不列颠百科全书》，不过由于当时国内购买力很差，就压缩成10本，称为《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此后，周有光又曾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社科部分总编委。

    80岁时，周有光决定让生命重新开始。他把80岁当作0岁，甚至 92岁那年，收到一份贺卡，上面写着：祝贺12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提起这事，老先生乐不可支。

    “开阔的世界眼光和深邃的历史眼光”，这是后辈学者对周有光的评价。当世界各地出现了“汉语热”时，一些人推断21世纪将是汉语的世纪，周有光保持了相当的冷静：“汉语的国际地位，应当作恰如其分的正确估计。汉语的国际性最弱，这是很多中国人不愿意承认的，但是，不承认并不能改变事实。要想改变事实，只有改变汉语本身，提高汉语的规范化水平。”

    专业研究因年老体衰告一段落，不再参加社会活动。但他并未停止思考，更未放弃一名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他在桑榆晚年再扬帆，开辟新领域——研究社会现实问题，撰写有关文化、历史背景的文章。晚年的周有光又先后出版《百岁新稿》《朝闻道集》等数部新作。周有光曾在纪念自己华诞的座谈会上通过视频向大家问好。他在视频中说到读书，称“读书要和生活发生关系，如果读了书不能立言，就白读了”。在旁人眼中，老人依然在与时俱进。虽然处于高龄但却天天上网，喜欢接触电脑，对外面的事情了解得很清楚，也有自己的看法。

相关链接：①周有光（1906年1月13日－2017年1月14日），原名周耀平，出生于江苏常州，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经济学家。1955年调到北京，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百度百科）②目前每个国家都生活在传统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之中，享受“双文化”生活。（金玉良《老藤椅慢慢摇：周有光和他的时代》）③叶圣陶曾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都会幸福一辈子。”周有光娶的就是张允和，夫妻相敬如宾70年。

（百度百科）

世间真君子

拾遗

    1912年正月，郭沫若屏住呼吸揭开盖头，发现新娘长着“一对露天的猩猩鼻孔”，他奔出洞房，五天后离家出走。原配张琼华独守空房68年。1906年，鲁迅被母亲骗回老家完婚。新婚晚上，他独自睡进了书房，第三天离家出走。原配朱安独守空房43年。

    胡适13岁时，母亲便做主给他定了婚，而胡适与江冬秀未曾谋面。胡适内心也曾抗拒过、疑虑过、矛盾过，但终没有推翻婚事。他说：“我深深懂得旧式婚姻中女性的地位。”1917年，留美归来的北大教授胡适迎娶了江冬秀。历史学家唐德刚说：“这位小脚、眼有翳、爱打麻将的女人，成了传统中国社会最后一位福人。”

    1919年，林语堂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没想到经费用尽，生活断炊，他求助于北大胡适，“能否由尊兄作保他人借贷1000美元，待我学成归国偿还”。不久，林语堂就收到了胡适的汇款。胡适说：“这是工资预支款，君归国后，一定要回北京大学工作。”哈佛毕业后，林语堂又赴莱比锡大学读博。他电报胡适：“再向学校预支1000美元。”后学成回国，林语堂如约到北大任教。他找到校长蒋梦麟，万分感谢。蒋校长感到意外，林语堂这才知道学校根本没出过这笔资助——那都是胡适个人的钱。而这件事，胡适从没有向外人说过。胡适资助的对象，还有吴晗、周汝昌、李敖、沈从文等一众才子，他还资助过贩夫走卒。

    胡适是倡导白话文的旗手，而黄侃是反对白话文的先锋。一次，黄侃在讲课中举例说：“如果胡适的太太死了，其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文言仅需四字：妻丧速归。”胡适的回击也令人叫绝。课堂上，胡适对学生们说：“前几天，行政院给我发信，邀我去做秘书，我拒绝了。同学们如有兴趣，可用文言代我拟一则电文。”学生写完后，胡适选了一则字数最少的——“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仅12个字，也算言简意赅。但胡适说：“我的白话文电文就5个字：干不了，谢谢。”学生们纷纷叹服。

    “宽容比自由更重要。”这是胡适流传甚广的一句名言。作为新文化运动和“自由主义”之旗手，胡适誉满天下，也谤满天下。胡适在给杨杏佛的信中说：“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新文化运动后，因政见不同，鲁迅与胡适交恶。此后，鲁迅在报刊上多次挖苦、讽刺胡适。面对鲁迅痛骂，胡适从不应战。对于鲁迅的文章，只要认为是好的，他就会大力推荐。鲁迅去世后，作家苏雪林给胡适写信，称鲁迅是“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胡适回信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鲁迅死后，胡适从没发过一句恶声。当许广平就《鲁迅全集》出版事宜给胡适写信，请他“鼎力设法”介绍商务印书馆时，胡适“慨予俯允”，立马出面推荐，为《鲁迅全集》的出版奔波效力。

胡适曾赠言北大哲学系毕业生：“我这里千言万语，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胡适学术上的伟大，不在于他的著作，而在于他的治学之方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读古人的书，一方面要知道古人聪明到怎样，一方面也要知道古人傻到怎样。”“世间有一种最流行的迷信，叫做‘服从多数的迷信’。人都以为多数人的公论总是不错的。”所以胡适觉得应该“大胆假设”，不大胆地假设、怀疑，就不会有进步和创新。但大胆假设、怀疑之后，应该“小心求证”。“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这种治学方法，也被胡适运用于做人做事中。所以他从来不站队、不妄议、不盲从，不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把别人的脑力当脑力。史学家顾颉刚说：“我的研究古史的方法，直接得之于胡先生。”

    1962年2月24日，一场庆祝酒会上。胡适发表即席演讲，不料讲到一半，突然心脏病猝发，溘然长逝。

    整个天下，哭声一片。

【相关链接】胡适曾自比唐僧，他作《<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写了个故事：唐僧取了经回到通天河边，梦见黄风大王等妖魔向他索命，即念动真言，把当日想吃唐僧一块肉延寿三千年的一切冤魂都召请来，把身上的肉割下来都布施给他们吃了，一切冤魂都得超度，他也成了正果。胡适在给友人的信中也说：“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祝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