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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贵州省遵义航天高级中学2016-2017学年高一下学期期中考试语文试题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城乡文化的交融

    过去,社会文化同生活方式一样,也可以分为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两者之间似乎泾渭分明。城市文化认为乡村文化缺乏文化含量,而乡村文化则认为城市文化缺少生活气息。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我国城市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逐渐由界线分明走向相互渗透,趋于统一。其中农村文化更多地表现出向城市文化靠拢的趋势。当然,这种统一并不是简单地将乡村文化包容在城市文化之中。实际上,两者之间的融合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之中,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都经历了根本的变化。

    应该说,在这个过程中,乡村文化的确呈现出衰落的迹象。如在广大农村,许多地方存在着自己的地方戏曲,它们代表了不同地方的“文化风味”,是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城市文化的猛烈冲击下,这些地方戏曲日益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特别是对青年的吸引力。现在的农村青年和城市青年一样,喜欢的是流行歌曲,在此情况下,一些地方戏曲,特别是一些小的地方戏曲的衰落就是难免的。

    但是,大凡为历代所传承的文化都不会如此脆弱。我们看到,有些地方文化在与城市文化的交融中脱颖而出,而且某些乡村文化在逐渐融入城市文化,并成为城市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东北大秧歌一直是东北乡村流行的一种文化形式,但在今天,人们更多地是通过电视看到大秧歌。而这些节目的制作者,是戴着大众的“眼镜”来生产这些节目的。到最后,连跳大秧歌的人都认为,电视上的大秧歌是“标准”的大秧歌。这样,经过改造的大秧歌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独立存在的乡村文化,而成了城市大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和构成要素了。

    再看城市文化。如果说城市化的进程对于乡村文化来说是一个衰落过程的话,那么它对于城市文化而言则是一个扩张的过程。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首先被改变的不是乡村文化,而恰恰是城市文化自身。而导致城市文化发生这一变化的核心要素,就是大众文化的崛起。

    大众文化自从产生之日起,就和城市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产生于城市,以大众为自己的“典型”受众,和原有的城市文化相比,“大众文化作为商品经济社会大众百姓的一种日常文化消费方式,更多地表现出关注世俗人生的文化品性”,这就有力地弥补了原有的城市文化远离生活的缺陷。更重要的是大众文化以现代传媒为传播手段,可以按照市场规律成批生产,大量复制,这些特点使大众文化很快就在城市文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并成为了城乡文化融合进程的主要推动力。

    具体地讲,城市文化是通过两种方式向农村延伸的:一是人口的流动传播。改革开放以来,在这众多的流动人口中,来自农村的打工者占绝大多数,这些人自然也就成为文化的传播者,使城市文化在无声无息之间渗透到了农村。二是现代传媒的传播。与城里人一样,电子传媒现在也已成了乡村居民打发闲暇时间的主要方式,其中最为典型的电视所传播的大众文化就是主要源于城市文化,一些乡村题材的节目,也是按照大众的“口味”进行加工和提炼的。当乡村居民和城里人一样坐在电视机前,津津有味地欣赏节目的时候,也正是城乡文化悄无声息相互融合的时候。可以说,城乡文化是在相互延伸中逐步走向统一,现代传媒每发展一步,这种文化传播和文化融合的速度就加快一步。

    当然,对中国而言,这种延伸还刚刚开始,但它毕竟代表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方向。

(1)、下列对于“大众文化”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大众文化是产生于城市的文化,它与城市文化密不可分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城市文化,却有力地推进了城乡文化的融合。 B、城市文化缺少生活气息,大众文化关注世俗的特点则有力地弥补了城市文化的这一先天不足。 C、大众文化的崛起会促使城市文化不断地被改变并不断向外扩张,与此同时,也必然会带来乡村文化的衰落。 D、以现代传媒为传播手段,成批生产,大量复制,大众文化利用自身优势成为推动城乡文化融合的主要力量。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随着城市化的步伐一天天跟进,我国的城乡文化的差异性也会逐渐变小,这对乡村文化的冲击最为显著。 B、跳大秧歌的人会认为电视上的大秧歌是“标准”的大秧歌,这可以看作是农村文化向城市文化趋同的表现。 C、东北大秧歌以其强大的文化生命力在城乡文化的交融中脱颖而出,印证了乡村文化也会对城乡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 D、乡村文化在城乡文化交融中呈现衰退趋势,地方戏曲尤其是地方小剧种的衰退是历史的必然。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是(    )

A、随着城乡人口的频繁流动,现代传媒的日益繁荣,势必加速城乡文化的“一体化”的到来。 B、虽然乡村文化在城乡融合过程中大体上呈现劣势,但不意味着其所有的文化都将走向衰亡。 C、从农村青年和城市青年一样喜欢流行歌曲而不愿再去关注地方戏曲中,也可以看出城乡文化的交融是大势所趋。 D、在城乡文化的交融过程中,其主流是城市对乡村文化的冲击,但农村文化对城市文化的渗透也不可忽视。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正值“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基于对这一现象的担忧,为了维护社会安定,巩固封建统治,孔子提出了如下思想:“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一些人把“寡”解为土地财产少当是误读,所谓“寡”类似于老子“小国寡民”中的“寡民”。孔子的“贫”是指土地和财产少。孔子的“均”应有两解:一是“平均”,如((荀子•君道》:“以礼分施,均编而不偏”;二是“公平”,相当于《管子•形势》所言“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小大莫不载。”

   这段话经常被当作儒家宣传平均主义的经典表达加以批判。有的学者指出,社会财富分配的公正合理,确实是社会稳定的前提之一,但孔子“患不均”之正确,并不能证明“不患贫”之合理;“均无贫”不合事实,“不均才贫”更不合逻辑;“均”是分配形式,“贫”是财富多少,财富分配之均与不均,与财富之多少没有关系。“不患贫”是危险的,因为“贫”正是“不安”的首要原因;物贫则人争,争则不安;人所争者,正是这不足之物。“均无贫”彻底的没逻辑,其极端形式是人人都是零,也就不是贫;而人人都是零,均是绝对均了,但贫还是贫。

   这番言论虽不乏深刻,但存在诸多误解。不能脱离特定的语境加以解释。要知道,孔子这段话是针对季康子掌权者之流通过对外战争攻伐等不义手段掠夺土地和人口而讲的,不是泛泛而论。他分别把“均”、“和”、“安”和“贫”、“寡”、“倾”当作两种价值,“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表面上看是只追求平均、安定而排斥土地和人口的增加,其实不然,他不过是强调通过采用“均”、“和”、“安”的手段和途径达到解决“贫”、“寡”、“倾”的问题。总之,是利用“均”、“和”、“安”的工具理性达到无贫、无寡和无倾的价值理性目的。“均”作为分配形式同“贫”并非完全没有关系,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财富的生产和不同人所占有的财富多少。“均无贫”是说“均无极贫”,绝对平均会致贫,但相对平均却可以防止极端贫困、防止两极分化。其实,从另外意义上说,孔子又何尝不“患贫”、“患寡”呢,他对足食、足兵、民信的肯定,对庶、富、教的赞许,就是最好的说明。“贫”确实是“不安”的重要原因,但历史表明“不均”也是“不安”的根源。就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均贫富,并不是绝对的平均主义。在文化分子特别是儒家的心目中,它不过是相对的平均思想,是协调贫富差距,使之保持在适当限度之意。”(封祖盛、林英南:《开放与封闭》)一定的贫富差距在私有等级社会是必要和必然,只是孔子在肯定使各个等级的财富与其身份地位相一致、强调等级分配的同时,坚决反对过度贫富差距。当季康子试图借改革税赋制度以聚敛更多财富时,孔子说:“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孔子讲季康子比王朝的周公富有,而冉求还替他搜刮、聚积增加他的财富;冉求不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大张旗鼓地去声讨他好了。

(节编自涂可国《也谈儒家的财富观》)

论述类文本阅读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正值“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基于对这一现象的担忧,为了维护社会安定,巩固封建统治,孔子提出了如下思想:“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一些人把“寡”解为土地财产少当是误读,所谓“寡”类似于老子“小国寡民”中的“寡民”。孔子的“贫”是指土地和财产少。孔子的“均”应有两解:一是“平均”,如((荀子·君道》:“以礼分施,均编而不偏”;二是“公平”,相当于《管子·形势》所言“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小大莫不载。”

    这段话经常被当作儒家宣传平均主义的经典表达加以批判。有的学者指出,社会财富分配的公正合理,确实是社会稳定的前提之一,但孔子“患不均”之正确,并不能证明“不患贫”之合理;“均无贫”不合事实,“不均才贫”更不合逻辑;“均”是分配形式,“贫”是财富多少,财富分配之均与不均,与财富之多少没有关系。“不患贫”是危险的,因为“贫”正是“不安”的首要原因;物贫则人争,争则不安;人所争者,正是这不足之物。“均无贫”彻底的没逻辑,其极端形式是人人都是零,也就不是贫;而人人都是零,均是绝对均了,但贫还是贫。

    这番言论虽不乏深刻,但存在诸多误解。不能脱离特定的语境加以解释。要知道,孔子这段话是针对季康子掌权者之流通过对外战争攻伐等不义手段掠夺土地和人口而讲的,不是泛泛而论。他分别把“均”、“和”、“安”和“贫”、“寡”、“倾”当作两种价值,“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表面上看是只追求平均、安定而排斥土地和人口的增加,其实不然,他不过是强调通过采用“均”、“和”、“安”的手段和途径达到解决“贫”、“寡”、“倾”的问题。总之,是利用“均”、“和”、“安”的工具理性达到无贫、无寡和无倾的价值理性目的。“均”作为分配形式同“贫”并非完全没有关系,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财富的生产和不同人所占有的财富多少。“均无贫”是说“均无极贫”,绝对平均会致贫,但相对平均却可以防止极端贫困、防止两极分化。其实,从另外意义上说,孔子又何尝不“患贫”、“患寡”呢,他对足食、足兵、民信的肯定,对庶、富、教的赞许,就是最好的说明。“贫”确实是“不安”的重要原因,但历史表明“不均”也是“不安”的根源。就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均贫富,并不是绝对的平均主义。在文化分子特别是儒家的心目中,它不过是相对的平均思想,是协调贫富差距,使之保持在适当限度之意。”(封祖盛、林英南:《开放与封闭》)一定的贫富差距在私有等级社会是必要和必然,只是孔子在肯定使各个等级的财富与其身份地位相一致、强调等级分配的同时,坚决反对过度贫富差距。当季康子试图借改革税赋制度以聚敛更多财富时,孔子说:“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孔子讲季康子比王朝的周公富有,而冉求还替他搜刮、聚积增加他的财富;冉求不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大张旗鼓地去声讨他好了。

(节编自涂可国《也谈儒家的财富观》)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近十五年来,中国传统村落锐减近92万个,并正以每天1.6个的速度持续递减。12月10日发布的《中国传统村落蓝皮书》列出传统村落保护的五大挑战,包括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过度商业开发、“空心村”现象等。

    有人说,中国人往上数三代,多数来自农村,来自泥土。即使人在城市,也经常会遐想“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恬淡意境。然而现实中,为了保护古村落,却往往不得不与时间赛跑。有的村子年久失修;有的村民翻新住房,拆掉祖屋抹去壁画;有的全村外出务工,留下老人儿童;有的地方把古村落当“摇钱树”,随意搭建破坏古貌……正如著名作家冯骥才所感叹的那样:“每座古村落都是一部厚重的书,不能没等我们去认真翻阅,就让这些古村落在城镇化的大潮中消失不见。”

    对于发源于农耕文化的中华文明,村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从《汉书》所言“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的自然萌生,到社会学家林耀华在《金翼》里所言“别忘了把种子埋进土里”的朴素信仰,村落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物质基础、文化属性。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写道:“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这里,“乡土”并不是一个贬义的概念,而是千百年来农业社会发展特点的集大成。即使是今天,城镇化成为通往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高楼大厦伸向天际之时,也离不开从历史文脉中吸纳地气。因而,保护村落、振兴乡村,就成了追索“从哪里来”的方式,也成为标记“向何处去”的注脚。

    城乡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构,需要顺势而为、水到渠成。这就意味着保护古村落,不仅要关注建筑风貌上的岁月留痕,更要聚焦村庄中人们的生活质量。贵州黎平铜关侗寨被称为“时光边缘的古村落”,当地侗族人居住的干栏式民居有着700多年历史。然而,在纳入国家保护试点后,有的村民却因木房子容易起火,不愿再建民族特色的木居。这启示我们,保护要见物,更要见人。村民固然是村落保护的第一责任人,但同时也要让他们成为村落保护的受益者。只有传统村落更加宜居,人们在这里生活质量更好,对村落的保护才有更坚实的基础。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城里人”和“村里人”共同的生活愿景,也是城镇化的目标所在。对许多一辈子种田劳作的村民来说,村子就是他们的家;对拥挤在钢筋混凝土森林中的人们而言,乡村又何尝不是精神的归宿?村落不可能也不应该一成不变,只是,这样的变化不应是衰败,而应是成长。惟其如此,才能守护好我们的乡愁,留住我们的根。

(摘编自盛玉雷《守护好乡愁才能留住根》)

阅读下文,回答下列小题。

一场雾霾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并已构成名副其实的灾害,与此事实相背离的是,迄今为止,它所受到的关注与其灾害性无疑不相匹配。延续早先对北京PM2.5话题的讨论,尽管其严重性一再被强调,舆论的批评,对空气质量的诉求彰显某种刻不容缓的态势,然而,无论是民众日常生活的调整,还是政府的响应,在此期间都存在重视不足的问题。现实生活中, 民众生活秩序依旧,尽管有的地方环保部门持续提供最新污染数据,并发布各种健康提醒, 然而,是否真正遵从这种提醒并采取相应措施,有待每一位遭受此次灾害的民众作答。

    我们习惯以城市为单位来衡量天气的变化,当天气伴随着灾害时,它的后果势必以个体为作用对象,这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遭遇极端天气的民众都成了灾民。北京持续多天的空气重污染给这座城市平添考验,去年年底北京出台《北京市空气重污染日应急方案(暂行)》,被视为很大的进步。方案对各政府部门有着明确的职能分工,比如市教委负责在重污染日时组织中小学及幼儿园减少或停止体育课、课间操及户外活动等,市经信委协调落实工业企业污染减排措施。如此细致分工意在发挥不同政府部门的职能优势,为天气恢复提供条件,这些规定的背后显然彰显这样一个事实,即极端天气应对不只是一两个政府部门的责任。与之相对的,去年多地颁布法规,禁止擅自发布灾害性天气警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的行为,其用意显而易见,即要排除不实信息带来社会恐慌,将信息发布的权力纳入政府一元,并重视政府的协调指挥。如果要让民众信任来自政府的信息,并习惯在灾害性天气应对过程求助于政府,这势必要以政府部门的应对能力和意愿作为支撑。此次雾霾天气对官方的应对体系是一次考验,据媒体报道,在此期间,北京市环保局担当重任,表现出较高的动员能力, 其持续提供的天气数据,回应了民间对环境数据的渴求。然而亦有批评指出,多数政府部门在此期间表现迟缓甚至冷漠,尽管迄今为止未造成直接后果,但就整个应对体系而言,无疑是一种缺憾。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波及全国的雾霾天气,不同地区相互影响,大有“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之势,鉴于此,今后的环境保护或应从中得到启示,需要明确一个基本的理念,即环境保护应该成为不同地区不同城市共同的事业,因为它既是自我保护,也是彼此保护。

早先北京市环保局提供的数据表明,煤炭污染是北京PM2.5的第二大污染源。石化能源造就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揭示了一个无奈的事实,借用《技术与文明》一书作者芒福德的话说便是:“一个地区一旦晴空万里,很可能就意味该地区工业不景气。”今天的中国,发展工业仍是头等重任,在环境保护日趋窘迫的今天,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已是国情所向,理应成为各方共识。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作为一门起源于欧洲社会的学科,人类学的诞生已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传入中国也已经超过百年。

    纵观人类学的发展史,可以发现,人类学自其发轫阶段便打上了浓浓的海外印记,从一开始人类学者便将其目光投向了远方,在异域之中寻找自己的研究对象,在与他者的对话之中建立自己的研究领域,远方、异域、他者已然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代名词。

    追溯到人类学刚创立之初,人类学的鼻祖泰勒通过海外探险家、传教士、船员等人的日记、传记、游记等开展人类学研究,力图探讨人类的进化过程,解释人类的文化现象,去解答西方社会对“他者”异文化的疑惑。将民族志奠定为科学的研究方法,使得人类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的马林诺斯基,便是受到殖民地官员邀请前往海外做田野调查,并完成了人类学的经典著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到海外去”成为欧洲人类学初学者的成年礼,作为人类学家的必修课,欧洲人类学的海外研究并不新鲜,它是作为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的基石。

    美国人类学与欧洲人类学有所不同。一开始,美国人类学家主要是研究本土的印第安人,因而建立起体质、语言、考古、文化四大分支体系的人类学学科。美国随着经济的强大并取代大英帝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人类学家开始走向海外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海外研究到达高潮。至今,海外研究仍然是美国人类学的主流。

    走向海外是中国人类学独有的一个概念,因为西方国家的人类学研究对象本身就是异文化,他们的研究本身就是海外研究,因此他们不必强调海外这一层含义。而中国的人类学,自从国外引进后,便一直致力于本土化的研究。进入21世纪后,中国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认可与尊重,也在国际人类学界占有了一定的地位,加上中国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后,对外战略也逐渐转变,从“引进来”到“走出去”,全球社会文化的研究也摆上重要的地位,因此海外民族志研究便基于这种历史传统与顺应这种发展趋势快速发展起来。中国的人类学海外研究,与西方人类学的海外研究传统也不尽相同。西方人类学的海外研究传统,与西方海外殖民密切相关,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服务于西方的殖民统治。而中国近些年所倡导的海外研究,则是顺应中国积极融入世界发展体系,与全球各国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发展趋势,其目的是为各国互相理解、和谐相处奠定文化基础,是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类学研究。中国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同时也是中国人类学突破自身社会与民族文化的界限走到全球社会中反观自身的有效形式,是面对全球文化转型的文化自觉表现。

    (摘编自周大鸣、龚霓《海外研究:中国人类学发展新趋势》)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风格乃文学之大体

郭宏安

    《列子》中讲到,秦穆公要找一匹千里马,伯乐推荐的九方皋,说马已找到,是一匹黄色的母马,而秦穆公看到的是一匹黑色的公马,秦穆公不悦,伯乐则大喜,说,九方皋相马,“得其精而忘其粗,见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事实证明,这匹马果然是匹千里马。

    这个故事让我想到文学翻译和翻译批评,当我们对文学译本进行欣赏和评判时,难道不应该力争做一个九方皋那样的人吗?“得其精而忘其粗,见其内而忘其外”,所求者,此之谓也。

    从事文学翻译以及翻译批评的人,能够从九方皋身上获得的启发是:判断译本的优劣,就要看它是否表现了原作的精气神,而不只是看译本的语句词汇是否与原作一一对应,是否严格正确、准确或精确。所谓原作的精气神乃是其“原有的风味”(钱锺书语),即风格。风格者何?岂非“绝尘弭迹”者乎!译作传达原作的风格做到铢两悉称,是不可能的,但是尽力传达,努力做到惟妙惟肖,则是可能的,这就要求译者准确地感觉、体会到原作的风格,并且能够用汉语加以正确表达,这是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也是全面落实“信、达、雅”的结果。风格是贯穿原作的一股气势,或刚或柔,或动或静,或显或隐,精气神是也,例如夏多布里昂的华美,斯丹达尔的简枯,波德莱尔的阴冷,加缪的冷静……这股气势同样应该在译文中显现。至于细节上的瑕疵,在这种风格气势的统领下,是不难纠正的。

    许多名著往往有几处瑕疵,不害其为名著,这是因为有风格的存在。唐韦庄说:“班、张、屈、宋,亦有芜辞,沈、谢、应、刘,犹多累句。”这是中国古人衡文评诗时的基本态度,即采取了瑕不掩瑜的立场。还是清沈宗骞说得明白:“每见古人所作,细按其尺寸交搭处不无小误,而一毫无损于大体,可知意思笔墨已得,余便易易矣。亦有院体稿本,竟能无纤毫小病,而鉴赏家反不甚重,更知论画者首须大体。”

    沈宗骞所说的鉴赏家正是我所说的文学翻译批评家,前者面对的是想象力对现实世界的加工和改造,而后者面对的是想象力和想象力的产品。如果让一位文学翻译批评家评论傅雷译的《高老头》,他是着眼于风格,还是细节?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版的《高老头》中,傅雷把“鸡”译成了“鸭”,只能说不留神犯了一个小错,无关宏旨。像这类小错可以纠正和避免,但并不影响《高老头》被看作是准确传达了原作风格的一部优秀译作,正如批评家李健吾所说:“巴尔扎克的庞大段落,在他是气魄,是气势,是酣畅……”傅雷译的《高老头》的风格,庶几近之。一位文学翻译批评家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译品的风格上,要独具只眼,看出作品整体的美。

    细节不可滥用。因为整体的美并不必然建立在细节的精确之上,有时候过于追逐细节的完美,以至于失去创造的活力,那就得不偿失了。法国19世纪的大批评家波德莱尔对整体与细节的关系有过十分精彩的论述,例如他毫不犹豫地赞同德拉克洛瓦“为整体而牺牲细节”,因为后者“唯恐因作业更清晰更好看而产生的疲劳减弱他的思想活力”。当然,细节的错误仍然是错误,当它危及整体的美的时候,就必须毫不留情地指出来。

(选自《人民日报》2018年11月30日2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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