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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模拟题 难易度:普通

2017年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县广雅中学高考语文模拟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话说《诗经》之“风”

    风本是地球大气层内的空气涌动,它使地球上的万物能不断地接受到新鲜的空气而得以生存。那么,孔子在编集《诗经》时,为什么将一部分诗称为“风”呢?孔子自己有一段很好的解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这就是“风气”!孔子用很形象的语言形容它,风吹草伏,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伏。所以,要建立和谐社会,关键在于领导人,也就是“上行下效”。由此也形象地说明了“风”的含义,也就是说,风俗、风情、风致等,无一不是指向社会行为规范和人们的行为方式的。

    换言之,《诗经》之“风”,即是各地区、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在一般的口语中,我们称为“风俗习惯”,在先秦时期的书面语言及理论中,“风”实际上就是“礼”,就是“社会行为规范”。《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各以其所在国家和地区得名,就是记载了各地的风俗习惯、人们的行为方式,以及他们各自的价值观、思想感情。与此相印证,《周易》中有十五个卦牵涉到“风”,每个卦都对应着一种人生或社会现象。火风鼎,火下有风则上宜有鼎,而鼎凭三足,正立不倚,既强调合作,也预示持正守位,为人倚重;风火人家,以火在下而风行其上来表达一家人团聚的景象。……周文王用“风”的各种景象论述了人世间不同的社会情状。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首先考虑的不是法律法规如何规定的,而是亲友们的看法!而这些所谓的“看法”,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行为规范。亲友们认同你这个行为,你就会大胆高兴地去做;否则,你就不会去做,或者只有偷偷摸摸去做。“风俗”因此会给人一种无形的束缚。这就是孔子为什么强调“礼”的作用的真正含意。孔子删诗书、定礼乐、系易辞、著春秋,把《诗经》作为教材,是因为没有其他书籍了吗?不是,孔子是借《诗经》说明以及教育学生们要懂得各种各样的社会行为规范。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人生若想追求到快乐与幸福,就要认识社会。社会是精彩的但更是复杂的,不认识社会就只能四处碰壁,最后落个失败的人生;能认识社会就能游刃有余,利用社会。

    风俗的形成,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是大部分人“约定俗成”的,人们在实际生活、生产中,认识到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好地生存,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风俗习惯。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重读《诗经》,一是要了解古代人们的风俗习惯;二是可以借鉴和发扬一些好的风俗习惯,如春节团聚、清明祭祖等;三是创造我们今天的新风俗,使生活更加日新月异,更加幸福。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不可能都有法律约束和指导,而且人类社会的维持也不能完全依靠法律法规,那么还要依靠什么呢?就是风俗习惯、“礼”、“社会行为规范”等,依靠良好的社会风气,才能使社会肌体健康发展。一个国家或地区之所以出现混乱,一是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第二个原因就是社会风俗混乱。一群人恣意破坏另一群人的风俗习惯,便会导致争斗打闹,甚而引发战争。所以,入乡随俗,懂得并调节自己去适应不同的风俗习惯,才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这或许便是孔子编集《诗经》的主要原因吧。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周文王用“风”的各种景象论述了人世间的社会情状,形成了《周易》中的十五个卦象,而这十五个卦象正与《诗经》中的十五国风相对应。 B、孔子把君子之德喻为风,把小人之德喻为草。草随风动,强调百姓在领导者的影响下,自然会形成一种普遍的风气或社会风貌。 C、《诗经》中的“风”,实际上就是“礼”,就是社会行为规范。它要求人们要懂得这些规范,并在这些规范的约束下从事社会活动。 D、在自然界中,因为大气内空气涌动而形成的风使大地万物不断接受新鲜空气,从而保持生机;人类社会亦如此,没有正常风气,就没有美好生活。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每做一件事往往把亲友们的看法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因为这些看法代表着一种社会行为规范;而不是先考虑符不符合法律法规。 B、孔子强调“礼”的作用,正是要通过“风俗”给人设定一种无形的束缚,对人的行为提出要求,使之符合所有人约定俗成的规范。 C、孔子把《诗经》作为教材,意在向学生表明这样的思想:社会是精彩的但更是复杂的,只有认识社会,做事才能游刃有余,追求到人生的快乐与幸福。 D、而今,我们重读《诗经》,除了要了解古人的生活习惯以外,还要以此为借鉴,摒弃那些落后习俗,发扬和创造有利于我们今天生活的好习俗。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一种风俗习惯的形成,一要靠领导人的垂范和引领,二要靠长期的实践检验,三要获得民众的普遍认可,其目的是更好地生存。 B、由于风俗习惯的冲撞而引发的摩擦甚至战争,在当今世界也并不鲜见,只有彼此尊重,互相适应,才能实现民族和解与世界和平。 C、《左传》记载楚使言于齐师:“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这句话是指两国距离甚远,而非各自的风俗文化不同。 D、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属于不同的层面,人类社会的维持除了依靠法律法规,还要依靠风俗习惯,有了这两方面的结合,人们就不敢做大家不认同的事。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有人说到“经”,便有意无意地把它等同于“经典”,而提起“中国经典”,就转换成“儒家经典”。这种观念有些偏狭。中国经典绝不是儒家一家经典可以独占的,也应当包括其他经典,就像中国传统是“复数的”传统一样。

首先,中国经典应当包括佛教经典,也应当包括道教经典。要知道,“三教合一”实在是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欧洲在文化领域中最不同的地方之一,也是古代中国政治世界的一大特色,即使是古代中国的皇帝,不仅知道“王霸道杂之”,也知道要“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绝不只用一种武器。因此,回顾中国文化传统时,仅仅关注儒家的思想和经典,恐怕是过于狭窄了。即使是儒家,也包含了相当复杂的内容,有偏重“道德自觉”的孟子和偏重“礼法治世”的荀子,有重视宇宙天地秩序的早期儒家和重视心性理气的新儒家。应当说,在中国古代,关注政治统治秩序和社会伦理的儒家,关注超越世界和精神救赎的佛教,关注生命永恒和幸福健康的道教,分到承担着传统中国的不同责任,共同构成中国复数的文化。其次,中国经典不必限于圣贤、宗教和学派的思想著作,它是否可以包括得更广泛些?比如历史著作《史记》《资治通鉴》、比如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甚至唐诗、宋词、元曲里面的那些名著佳篇。

经典并非天然就是经典,他们都经历了从普通著述变成神圣经典的过程,这在学术史上叫“经典化”。没有哪部著作是事先照着经典的尺寸和样式量身定做的,只是因为它写的好,被(2页上部分)引用得多,被人觉着充满真理,又被反复解释,有的还被“钦定”为必读书,于是,就在历史中渐渐成了被尊崇、被仰视的经典。因此,如今我们重新阅读经典,又需要你把它放回产生它的时代里面,重新去理解,经典的价值和意义,也是层层积累的,对那些经典里传达的思想,原则甚至知识,未必需要亦步亦趋“照办不走样”,倒是要审时度势,活学活用,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

   阅读经典可以使人民了解从古至今“人类究竟面临哪些重大问题”,但古代经典并不是不可以违逆的圣经,毕竟历史已经翻过了几千年。因此,对于古代经典,就不必因为他不负传统望而视为累赘包袱,也不必因为他象征着传统而视为金科玉律,我的看法是:第一,经典在和口耳相传里面,他总会借尸还魂,第二,历史上的经典只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库,你不打开它,资源不会为你所用,而今天的社会现实和生活环境,是刺激经典知识是否以及如何再生和重建的背景,经典中的什么资源被重新发掘出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背景”召唤什么样的“历史记忆”,第三,经典在今天,是需要重新“解释”的,只有经过解释和引申,“旧经典”才能成为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世界中继续起作用的,呈现出与其他民族不同风格的“新经典”。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大致说来,古代城市排水系统,一是依赖城内排水沟渠,二是依靠城中河道,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我国历朝都很重视排水沟渠的疏浚和整修。例如,唐玄宗曾下诏修理两都街市、沟渠、道桥,而其旧沟渠,令当界乘闲整顿疏决。德宗时修石炭、贺兰两堰,并造土堰,开淘渠。民间也非常重视城中河道的日常疏通和维护。如唐懿宗咸通年间,“金陵秦淮河中,有小民棹扁舟业以淘河者”。可见,当时已经出现专门以养护河道为业的人,他们负责在河道上挖掘污泥、清除残秽,向管理部门领取报酬。

    相对而言,宋代在城市排洪防灾方面所做的工作更多一些,当时人们对于城市水系的排洪防灾作用已有深刻认识。成书于北宋元丰七年的《吴郡图经续记》就已明确指出,苏州城发达的河渠水系具有重要的排洪作用,能够“泄积潦,安居民”,“故虽名泽国,而城中未尝有垫溺荡析之患”。宋朝对河渠的管理有一套严格而科学的制度,每年定期疏浚河渠,颇见成效。有些制度则以皇帝诏书的形式加以确定。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六月诏:自令后汴水添涨及七尺五寸,即遣禁兵三千,沿河防护。哲宗元祐四年十二月诏:京城内汴河两岸,各留堤面丈有五尺,禁公私侵牟。

北宋都城汴京,在城市排水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汴京城水系十分发达。英国加迪夫大学建筑系访问学者刘橄介绍说,当时的北宋汴京城包括3重城壕、4 条穿城河道、各街巷的沟渠以及城内外湖池。3重城壕总蓄水容量达1765.6万立方米。4条穿城河道为汴、蔡、五丈和金水4河。根据文献记载估算,4条河道蓄水总容量约为86.63万立方米。此外,城市大街小巷有明渠暗沟等排水设施,还有凝祥、金明、琼林、玉津4个池沼。城市河道密度大、调蓄容量大是宋东京的特点,整个城市排水系统的规划设计和建造体现了很高的科技水平,城市排水设施的管理措施也很完备,是古代城市排水的典范。

    当然,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宋代官员的积极努力,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苏轼。苏轼曾亲自指导疏浚运河,开浚西湖。茅山河、盐桥河是杭州城内的两条大河,北连大运河而入钱塘江。由于江水与河水相混,江潮带的泥沙常常倒灌淤积到河内,殃及市内稠密的居民区,每隔三五年就需要开浚一次,既妨碍航运又费人力物力,居民患厌已久。苏轼“率僚吏亲验视”,组织人员花半年时间整治二河,使“江潮不复入市”。苏轼还大力疏浚西湖,采用一举两得的办法:取淤泥、葑草直线堆于湖中,筑起一条贯通南北的长堤,堤上筑六桥,堤上两旁种植杨柳。当地人民为了纪念他,就把这一长堤称作“苏公堤”。

    明清时期,人们对城市排洪防灾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深化和发展。清代对于城市排水系统的管护也十分重视,京城内外排水沟渠有专人分段进行管理。顺治元年,定令街道厅管理京城内外沟渠,以时疏浚。若旗民淤塞沟道,送刑部治罪。康熙五年,定修筑城壕例:护城河遇水冲坏处,内城由工部委官修筑;外城由顺天府及五城官修筑;城上挂漏处,由步军统领衙门会同工部委官修补。

(摘编自关照《海内沟河尽晏清——中国古代城市的排水系统》)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文后各题。

    一个气势豪迈的词儿正在流行起来,这个词儿叫做:打造文化。 常常从媒体上得知,某某地方要打造某某文化了。这文化并非子虚乌有,多指当地有特色的文化。这自然叫人奇怪了,已经有的文化还需要打造吗?前不久,听说西部某地居然要打造“大唐文化”。听了一惊,口气大得没边儿。人家“大唐文化”早在一千年前就辉煌于世界了,用得着你来打造?你打造得了吗?

    毋庸讳言,这些口号多是一些政府部门喊出来的。这种打造是政府行为。其本意往往还是好的,为了弘扬和振兴当地的文化。应该说,使用某些行政手段,是可以营造一些文化氛围、取得某些文化效应的。但这种“打造”还是造不出文化来。打造这个词儿的本意是制造。优良的工业产品和商品,通过努力是可以打造出来的。文化却不能,因为文化从来不是人为地打造出来的。温文尔雅的吴越文化是打造出来的吗?美国人阳刚十足的牛仔文化是打造出来的吗?巴黎和维也纳的城市文化是打造出来的吗?苗族女子灿烂的服饰文化是打造出来的吗?

    文化是时间和心灵酿造出来的,是一代代人共同的精神创造的成果,是自然积淀而成的。你可以奋战一年打造出一座五星级酒店,甚至打造出一个豪华的剧场,却无法制造一种文化。正像我们所说,使一个人富起来是容易的,使一个人有文化哪怕是有点文化气质可就难了。换句话说,物质的东西可以打造,精神文化的东西是不能用打造这个词儿的。难道可以用搞工业的方式来进行文化建设?那么为什么还要大喊打造文化?仅仅是对文化的一种误解么?

    坦率地说,打造文化叫得这么响,其中有一个明显的经济目的 ——发展旅游。因为,人们已经愈来愈清楚:文化才是最直接和最重要的旅游资源。一切文化都是个性化的。文化的独特性愈强,旅游价值就愈高。文化是老祖宗不经意之间留给后人的一个永远的“经济增长点”。那么在各地大打旅游牌的市场竞争中,怎样使自己的文化更响亮、抢眼、冒尖、夺人?一句话,看来就得靠“打造”了。

    很清楚了,这里所谓的打造文化其本质是对原有文化的一种资源整合,一种商业包装,一种市场化改造。当今有句话不是说得更明白吗?要把某某文化打造成一种品牌。品牌是商业称谓。文化是没有品牌的。中国文化史从来没有把鲁迅或齐白石当作过“品牌”。鲁迅和齐白石也不是打造出来的。当下的打造文化者也并不想再打造出一个鲁迅或齐白石,却想把鲁迅和齐白石当做一种旅游品牌“做大做强”。所以伴随着这种商业化的“文化打造”,总是要大办一场大哄大嗡的文化节来进行市场推广。

    进而说,如果用市场的要求来打造历史文化,一定要对历史文化大动商业手术。凡是具有趣味性和刺激性、吸引与诱惑人的、可以大做文章的,便拉到前台,用不上的则搁置一旁。在市场霸权的时代,一切原有的文化都注定地要被市场重新选择。市场拒绝深层的文化,只要外表光怪陆离的一层。此外,市场还要根据自己的需要,还要对原有文化进行再造。涂脂抹粉,添油加醋,插科打诨,必不可少。与此同时,便是无数宝贵的口头文学遗产消失不存。再有,就是假造的景点和重建的“古迹”。这儿添加一个花里胡哨的牌坊,那儿立起来一个钢筋水泥的“老庙”,再造出一条由于老街拆光了而拿来充当古董的仿古“明清街”。街两边的房子像穿上款式一样的戏装那样呆头呆脑地龙套似地站着,文化便被打造成了。

    这里边有文化吗?真实的历史文化在哪儿呢?打造出来的到底是什么“文化”?伪文化?非文化?谁来鉴别和认定?反正前来“一日游”的游客们只要看出点新鲜再吃点特色小吃就行,没人认真。也许那些对当地文化一无所知的洋人们会举着大拇指连声称好,凑巧被在场的记者拍张照片登在转天报纸的头版上,再写上一句“图片说明”:“东方文化醉倒西方客。”

(选自冯骥才《文化可以打造么?》)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宪宗欲从陕西凤翔的法门寺迎取佛骨舍利供奉宫中,韩愈不以为然,上《论佛骨表》,一题作《谏迎佛骨表》,结果险些丢了性命,最后在刑部侍郎任上被贬潮州。

    佛教在东汉从印度传入中国,魏晋之际玄学兴起,儒、道、释三教渐有融合之势,经南北朝至唐,三教的融合依旧,一些人在儒家、道家思想之外受佛教的影响,这是一种常态。而韩愈是固执的儒者,他视道、佛为异端,以儒者自居,坚定地捍卫儒学道统。他在《原道》中说:“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后面的九个字说得斩钉截铁,意思是要把佛、道之徒还俗,把他们的经书都烧掉,把佛寺、道观都改造成民房。难怪唐宪宗要把佛骨迎到宫中供奉的时候,韩愈挺身而出,激烈反对,《论佛骨表》就是这样问世的。

    韩愈说佛是“夷狄之法”,他在《原道》里也表达过不能将“佛”这一“夷狄之法”凌驾于先王之教上,或说是儒教之上。但他言及佛教在东汉流入中国后,忽地把笔宕开,叙说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夏禹直到周穆王在位年数和享年多少。韩愈要借此说明一个道理,这些帝王居位长久,生命长久,“非因事佛而致此也”。因为那时候佛教没有进入中国,也就无帝王事佛之事。这些叙说看似平淡,实际上隐含了韩愈说理的尖锐锋芒——因为唐宪宗事佛想的就是长命百岁。韩愈说,不事佛实际上是可以长寿的,不信你看看历史。

    韩愈随之和缓语气,说唐高祖李渊称帝之后,本想取缔佛教,只是由于那时的大臣目光短浅,不能洞晓先王之道、古今所宜,用先王圣明革佛教之弊,以致这事就放下来了。唐宪宗一生多次迎取佛骨到宫中供奉,元和十四年(819)的供奉,宪宗让中使(宦官)杜英奇率三十多位宫人,拿着香花,前往凤翔的法门寺迎请佛骨舍利到京城长安的皇宫,自然有群僧相随,又带动诸寺、众生供奉,成一时盛况,韩愈忧心不已。他对宪宗皇帝说:“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这话说得有些微妙。本来唐宪宗是惑于佛的,是希望崇奉佛骨以祈求福瑞祥和的,但他正话反说,说唐宪宗并无此意,不过是在年成很好、百姓高兴的时候,顺从民心,把迎佛骨到宫中供奉当作是“诡异之观、戏玩之具”,率大众游乐一场而已。这和韩愈称佛教为“夷狄之法”一样,亦可见他对佛教的轻蔑态度。韩愈是主张用儒家思想治理天下的,宪宗此举,在他看来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与他治理国家的思想完全背离,当他说出事佛会伤风败俗的时候,内心是相当沉重的。

    唐宪宗最恼怒的是韩愈在这封奏章中,说东汉后期至唐以前各朝年代短促,帝王寿命不长。居帝王高位者,谁不想延年益寿,统治久长?《旧唐书·韩愈传》记载:“疏奏,宪宗怒甚……上曰:‘愈言我奉佛太过,我犹为容之。至谓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剌也?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赦。’”唐宪宗不愿宽恕他,是因为韩愈实际上诅咒了他事佛也将短命,没想到韩愈一语成谶,第二年宪宗就命丧黄泉了。当时,唐宪宗在愤怒之下,恨不得马上把韩愈的脑袋砍了,所幸宰相裴度等人为韩愈求情,说韩愈言有冒犯,但本心忠诚,陛下只有宽容他,以后才有人敢说话,不然就堵了言路。宪宗这才退让一步,把韩愈贬为潮州刺史,以解他一时的心头之恨。

(节选自《险让韩愈丧了性命的上书》,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古代女子以黛画眉,故称黛眉。宋词中对于眉毛的描写非常多,《全宋词》中“眉”字出现的次数达到一千五百零九次。从审美学上来看,眉毛在人的面庞上的作用不容忽视,往往起到画龙点睛之作用。在一首诗词作品中,对于眉黛的描写,能体现女子的美貌动人。“层波潋滟远山横,一笑一倾城”(柳永《少年游》)描写了一个漂亮的歌女,眉毛像远山一样,眼波流转,千娇百媚。“远山眉黛长,细柳腰肢袅”(晏几道《生查子》)也是通过描写远山眉、细柳腰,向读者展示出了女子的美貌。

    宋人认为,眉毛是很好的表现情感的工具。通过对眉黛的描写,还可以表现委婉细腻的情感。宋代词人陈三聘在《鹧鸪天》中写道“春愁何事点眉山”,把女子画眉和春愁结合在了一起。同样用眉黛来表示愁情的,还有如“金缕歌中眉黛皱。多少闲愁,借与伤春瘦”(石孝友《蝶恋花》)以及“眉黛只供愁,羞见双鸳鸯字”(贺铸《忆仙姿》)。可以看出,宋词中关于眉的描写,很多时候都和“愁绪”这个意象联系在一起。眉黛代表女子,以眉而写愁绪,体现了古代女子的惆怅心理和孤苦命运。欧阳修的《诉衷情•眉意》中有这样的词句:“都缘自有离恨,故画作、远山长。”“远山”指的是北宋时期十分流行的一种眉形画法——“远山眉”,即眉毛细长而舒扬,颜色略淡。古人常以山水来表达离别之意,歌女画眉作“远山长”,表明了她内心的凄苦之情,因为她“自有离恨”,故而将眉毛画作远山之形。

    “花黄”也称“花子”“额黄”,是古代妇女面部的一种额饰。它用彩色光纸、绸罗、云母片、蝉翼、蜻蜓翅乃至鱼骨等为原料,染成金黄、霁红或翠绿等色,剪作花、鸟、鱼等形,粘贴于额头、酒靥、嘴角、鬓边等处。《木兰辞》中描写木兰得胜归家,换回女儿装的场景为“对镜贴花黄”,说明南北朝时期,在脸上贴装饰物,已然成为一种风尚。宋代上层妇女也继承前代遗风,在额上和两颊间贴金箔或彩纸剪成的“花子”。这种“花子”背面涂有产于辽水间的呵胶,用口呵嘘就能粘贴。晚唐词人温庭筠的《菩萨蛮》中描写道“小山重叠金明灭”,一说即指女子额前的装饰物有所脱落而造成的或明或暗的效果。这些装饰物,使得词人笔下的女子更添妩媚动人之态。

    “梅妆”也是宋代较为流行的一种贴面妆容,“梅妆”即“梅花妆”。这种妆扮相传始自南朝,宋武帝的寿阳公主在正月初七醉卧于含章殿下,一朵梅花落在她的额上粘住,三天后才落去,因而作“梅花妆”。陈允平的《绛都春》中有“梅妆欲试芳情懒,翠颦愁入眉弯”两句,这里词作者专门提到“梅妆欲试”,体现了这种妆扮在当时的流行性。妆容虽美,但是却“芳情懒”,欲画而未画,说明这位女子心事重重,自己提不起兴致也更因无人欣赏,故无须白白画这妆容,更能体现出女子内心的孤寂。

(摘编自梁牧原《妆容与服饰在宋词中的作用》)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纵观中国古代文化史,会发现一个现象:凡是大师巨擘,往往一门数杰。诸如汉魏三曹、西晋三张、宋代三苏、明代三袁……这样的佳话,不胜枚举。如此独特的中国式文化现象,与一门特殊的学问——“家学”的关系密不可分。

    钱穆先生认为,一个家族对于后世子孙的期冀无外乎“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并合成为当时共同之家教。其前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学。”

    先秦时期,记载学术、文化的简牍十分珍贵,朝廷藏之秘府,遣职官专守,文化被垄断,因而有“学在官府”之说;又由于小农经济的形成和宗法制度的确立,逐渐出现了父死子继、子承父业的情形。于是,掌握文化知识的为官者,业有专守,不传他人,只传弟子。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出现了诸如儒、道、法、医等不同学派,各家后人、弟子视其学术为衣钵,历代传承,这是早期家学形成的另一重要途径。

    至魏晋南北朝,家学从内容和规模上都有了突破。此前,两汉家学受独尊儒术的影响,内容多以经学为主。魏晋南北朝时文化政策变得宽松,儒家不再独大,史学、医学、文学、书法、绘画、玄学、天文历法、科技等,都成为世族家学的内容。在选官制度方面,魏晋南北朝一改两汉注重考察品行的“察举制”,采用“九品中正制”,品评人物,择优入仕,把“家世”与品行才能同时列为考察对象。至此,学业与门庭形成了相因相成的关系,要想力保门第不衰,唯有“籍家门人才济济,簪缨相继,同族引援”。由此,家学的传承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形势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家学的一大优势,就是能提供较早开展“开蒙教育”的条件,尤其世家子弟往往三四岁便开始接触史书典籍。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回忆童年生活时说,自己从四岁开始,就要每天在父母面前背诵儒家经典、唐诗宋词。与官学相比,家学最大的特点在于父教其子,兄教其弟,亲师合一,倾囊相授。同辈之间的切磋探讨也是保障家学昌盛的法宝之一。比如宋代大文豪苏轼的丹青以石竹闻名,除了自己的天赋和勤奋,他与表兄文同在创作过程中的互相借鉴探讨也功不可没。不仅是学识技艺的传授,家学中道德品行的培养也历来受重视。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叔叔王廙曾为爱侄绘制了一幅《孔子十弟子图》,并在《平南论画》中解释说,自己亲自画画、题字,意在激励王羲之,希望他明白“学书则知积学可以致远,学画可以知师弟子行己之道”,不要单单着意技法,更要注重个人品德修养。家学正是通过这种以上感下,前后相继,左右相渗,彼此研习的传统,在乱世之中,存续了学术文化,又在官学之外,培养了多方面的人才,为文化传承打下了基础。

    98岁高龄的钱学森曾反复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虽然对著名的“钱学森之问”的回答莫衷一是,但纵观中国的家学传统,我们或许能得到一些启发。

(摘编自《中华遗产》)201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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