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战争是为了争夺霸权或政权，结盟聚会是为了消除冲突。冲突频繁，会盟燕享频繁，成了春秋最基本的特色。会盟要讲“礼”“赋诗”，从而造就了特殊的文化现象——“诗礼风流”。

    西周人重“礼”，是重其仪式性，如典礼仪式、揖让周旋等。而春秋则将礼认作了治国大法、人生准则。春秋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230余年间，谈礼之风盛行。一部《左传》，“礼”为主要的价值标准：“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夫礼，所以整民也。”“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其每评一事之得失，辄曰：“礼也”、“非礼也”；似乎国之兴亡，皆系于“礼”。

    《左传》最早一次论礼是在桓公二年，最早一次引《诗》在桓公六年，可见赋《诗》引《诗》之风与礼治思潮乃同步而兴。事实上，会盟燕享的赋《诗》引《诗》，几乎也集中在春秋时期。在会盟燕享中，列国都想用既合于礼又合于愿而又不失为大雅的手段，实现自己的目的，赋《诗》言志便成最佳选择。会盟燕享中的诗礼交锋，直接影响了士君子的价值判断与人格修养。列国名卿的外交才能，多半表现在熟谙《诗》礼、智能达变上。鲁襄公十六年，晋侯与诸侯在温地宴会，各国大夫皆赋诗言志，而齐国的高厚歌诗与舞不配，结果惹怒晋国，高厚只好落荒而逃。鲁襄公二十八年，齐国庆封逃难到鲁，叔孙豹让乐工诵《茅鸱》骂他，他竞茫然不知。鲁昭公十二年，宋华定到鲁国出差，鲁人赋《寥萧》以示友好与祝福，他毫无反应。这些在当时都是“国际笑话”。因而这个时代要求士君子必须熟谙《诗》礼，出使四方而能专对。鲁昭公七年，鲁国孟僖子陪昭公到楚国参加会盟，因不能以礼应对而抱恨终身，临终前要儿子跟孔子学礼。熟谙《诗》礼，关乎文化修养与基本素质，即春秋时所谓的“文”。鲁襄公三十一年，北宫文子评论郑国的贤臣是：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孙挥“善为辞令”。

    在礼治思潮下，整个时代的士君子，无不以《诗》礼为立身之本，以求自我实现。因此，春秋大国曾兴起研究《诗》礼的热潮；一些小国，为了交往大国，也不得不研究诗礼；连当时的戎狄也加入此列。但这时不像汉唐那样研究《诗》的本意或寻求圣人的微言，而是将《诗》认作与“礼”有诸多联系的圣典。《左传》几乎是把《诗》作为“礼经”来用的，其所有的引《诗》段落似乎或多或少都与礼有些联系。“礼”成了《诗》的第一生命。所有引《诗》赋《诗》者，无一不是精通礼仪者。

    总之，会盟燕享，促成了赋《诗》引《诗》的热潮；礼治思潮，促成了以礼为核心的诗歌解释系统的形成。在春秋会盟燕享的外交大平台上，诗与礼绾结，为狼烟四起的春秋笼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

    古代丝绸之路是连接欧洲、亚洲和非洲之间的商贸之路，更是三大洲之间文明多层面的交流之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1860年到中亚勘察了解中国涉外商史，提出并论证在公元前2世纪，时显时隐存在着一条神秘的丝绸路线，这就是‚丝绸之路学术概念首现。古代丝绸之路纵贯先秦、汉唐、宋元、明清四个时期，开拓于陆地，也发展于海上。西汉张骞出使以后，西域与中原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中亚草原成为连接中国与西方文明的桥梁。《初刻拍案惊奇》中讲述了一个中国南方的小橘子，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漂洋过海于西欧落根安家，挽救了17世纪上万名欧洲海员生命的动人故事。

    海陆古丝绸之路具有丰厚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它昭示了古代欧亚间文明交融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揭示了欧亚不同文明间交流的历史规律和历史轨迹。

    历史文明在今天翻开新世纪的篇章，习近平主席根据新时期国际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与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调整，郑重提出共建新的国际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并以《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l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蓝图，吸引了全世界希冀的目光．“一带一路”总体规划蕴含着未来30 年到50年间全球最好的商机，古老的丝绸之路自此将焕发崭新的蓬勃生机。

    “一带一路”倡议既是历史文明的承传，更是开创了全球文明进步的新时代，为泛欧亚大陆深度合作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多边合作方案，型塑了中国与世界进行深度战略互动的基本范式。“一带一路”的主旨是冀望与利益相关国家一起解决当前国际性的难题，实现泛欧亚大陆及其沿岸地区的互联互通和贸易投资便利化，进而形成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通过深度的国际经济合作打造世界经济新的增长极，实现利益共赢。“一带一路”的复兴与共建可以将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互补、互惠、互促。总体上讲，“一带一路”东西牵着发展势头强劲的东亚经济圈和发达的欧洲北美经济圈，形成了欧亚非大陆经济对接整合的大格局，建立起了世界跨度最长、最具活力和潜力的经济大走廊。

    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命运共同体将开启国家间合作新模式。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基斯坦发表重要演讲，高度评价中国同巴基斯坦的全天候友谊和全方位合作，强调中巴要不断充实两国命运共同体内涵，做到守望相助，深化战略合作；弘义融利，实现共同发展；心心相印，坚持世代友好；风雨同舟，共对安全挑战；勇担责任，加强国际协作。

    当前，中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一带一路”倡议为各自国家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世纪新引擎。我们热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为宗旨，携手合作，共建互助开放的经济文化新体系。

（摘编自乌东峰《从“一带一路”文明史迈向新时代》）

    气候正义是环境正义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具体发展和体现。2000年前后，一些非政府组织承袭环境正义运动的精神，开始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进行伦理审视，气候正义便应运而生。气候正义关注的核心主要是在气候容量有限的前提下，如何界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正义或法律正义。

    从空间维度来看，气候正义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也涉及一国内部不同区域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气候变化的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问题。公平原则应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作为首要目标，每个人都有义务将自己的“碳足迹”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比如说，鉴于全球排放空间有限，而发达国家已实现工业化，在分配排放空间时，就应首先满足发展中国家在衣食住行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基本发展需求，同时遏制在满足基本需求之上的奢侈排放。

    从时间维度来看，气候正义涉及当代人与后代之间公平享有气候容量的问题，因而存在代际权利义务关系问题。这一权利义务关系，从消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如何约束自己的行为来保护地球气候系统，以将同等质量的气候系统交给后代；从积极方面看，体现为当代人为自己及后代设定义务。就代际公平而言，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在代际分配问题上应实现代际共享，避免“生态赤字”。因为，地球这个行星上的自然资源包括气候资源，是人类所有成员，包括上一代、这一代和下一代，共同享有和掌管的。我们这一代既是受益人，有权使用并受益于地球，又是受托人，为下一代掌管地球。我们作为地球的受托管理人，对子孙后代负有道德义务。实际上，气候变化公约或协定把长期目标设定为保护气候系统免受人为原因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干扰，其目的正是为了保护地球气候系统，这是符合后代利益的。至少从我们当代人已有的科学认识来看，气候正义的本质是为了保护后代的利益，而非为其设定义务。

    总之，气候正义既有空间的维度，也有时间的维度，既涉及国际公平和国内公平，也涉及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因此，气候正义的内涵是：所有国家、地区和个人都有平等地使用、享受气候容量的权利，也应公平地分担稳定气候系统的义务和成本。

（摘编自曹明德《中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法律立场和策略：以气候正义为视角》）

    ①黄梅戏是从民间的采茶调，发展成为如今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的，它的发展及艺术特点的形成是学习借鉴的结果。

    ②黄梅戏原名“黄梅采茶调”，起源于唐初。清乾隆时期，湖北黄梅县一带大别山采茶调传入毗邻的安徽省怀宁县等地区，与当地民间艺术结合，并用安庆方言歌唱和念白，逐渐发展为一个新的戏曲剧种。其后黄梅戏又借鉴吸收了青阳腔和徽调的音乐、表演和剧目，开始演出“本戏”。但作为地方剧种，黄梅戏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念白及唱词，很多用的是地方语言，剧情反映的也是老百姓所熟悉的故事和人物。黄梅戏中经常演出的大本戏，只限于男女情爱、伦理道德等，很少演出反映重大历史题材及文学经典的剧目。黄梅戏长期以来局限在安庆地区以及安徽其他地区范围内演出，这也局限了眼界和视角。黄梅戏的传承者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作出了很多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突破。

    ③首先，在形体语言上要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吴亚玲主演的《墙头马上》，就在形体语言上做了很大突破，这出戏把舞蹈和戏曲程式经过精心提炼，二者融成一体，戏中人物形象达到了现代古典艺术的审美高度。《墙头马上》的成功，使我们相信：形体语言的拓展与解放是可行的，甚至是必须的。当然，在借鉴的同时，也不能本末倒置，失去剧种本身的特点，而应当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所以，黄梅戏在继承的同时，需要学习借鉴，与时俱进，逐步建立起具有自身特点的、完善的艺术体系，从而向更高的艺术领域 迈进。

    ④其次，要创新运用声光电等新技术手段打造感观盛宴。近些年来，大量的高科技声光电产品运用到舞台上来，这奠定了灯光在戏曲表演中的重要地位，它不光把环境和人物照亮，更把人物立体化，背景生活化，为舞台美术增色添彩。舞台灯光在戏剧舞台中有了思想，起到了刻画人物、转换时空、渲染气氛的作用。新创作的3D版舞台剧《牛郎织女》正是一部集声光电于一体的视觉大餐，为黄梅戏舞台艺术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由此可见，积极研究与运用现代化科技手段将会越来越成为黄梅戏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一项重要内容。

    ⑤最后，要处理好新剧目创作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如今，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大潮中，如何处理好新剧目创作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平衡关系，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同时，这也是每一个文艺团体所面临的一个比较难的课题。黄梅戏剧团转企后，首先面临的是生存问题，一个企业要生存下去，经济效益是第一关注点。没有了效益，企业就失业了生存的基础，艺术创作也就无从谈起了。但如果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么，就会忽视艺术创作，忽视生存的意义，最终也会因为没有好的艺术产品提供给社会而退出市场舞台。所以，在两者之间如何权衡，如何博弈，成为了在市场经济下顺利发展黄梅戏艺术的最重要的课题，这一点对于其他艺术形式也同样适用。

    山水画，从真正诞生之时起便与中国哲学中最核心的“道”的精神紧密相连。

儒家的道德感悟是与山水连在一起的。《礼记•中庸》云：“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正是以山高水长来形容仁爱之道。同时，“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所以，孔子心目中的理想境界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道家哲学更是崇尚自然山水。在这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心灵相照、气息相通的所谓“天人合一”的关系。而庄子心目中的神人居“藐姑射之山”，“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则更是一种心游万仞的自如之境。老庄哲学，成为中国山水画最重要的哲学基础，历代山水画家几乎无一不受其影响。

    将空理与山水融合起来进行阐发更是中国佛教和禅宗的一大特色。佛教徒们“性好山泉，多处岩壑”。建于深山之中的寺庙已经成为中国山水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对山水的亲近不仅有利于僧人们的修悟，也是他们具有较高审美感受力的表现，于是中国山水画史上便有了王维和诸多卓越的画僧。

    透过对儒道释哲学与山水关系的简单梳理，我们不难看出，三者对山水的态度有着本质的相通之处，即都乐于从山水中得到审美愉悦，并且将山水大美与主体人格塑造和人生境界的不懈追求统一起来。而在山水文化基础上诞生的山水画，“以形媚道”，体现出中国哲学精神的深层内核。中国山水画，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切入传统文化和中国哲学精神的最佳途径。建立在“天人合一”哲学基础上的山水画，为山水画家创造了一个走向“天地境界”的通道，为山水画的欣赏者提供了一个深邃而广阔的体验“天地境界”的审美空间，它可以让欣赏者“澄怀观道”，得到审美愉悦的同时实现主体人格的超越。

    可以说，山水画构成了中国艺术精神的主体。山水画深刻影响和熏染着中国人的审美品格、生活方式和民族心理。毫无疑问，山水画精神的传承直接关系到中国文化精神的延续和发展。

    当代的山水画家，担负着“正本清源”，让山水画的精神内涵与艺术魅力发扬光大并且将传统山水画进行“创造性发展”的历史使命。

    “正本清源”的“源”不仅仅是山水画艺术层面上的“源”，不仅仅是明清，是唐宋，甚至是春秋，它更是中国哲学和美学之源，是对“道”的体认。如龙瑞先生所言：“我们所谓的‘正本清源’，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中国文化核心思想进行的还原。”当代的山水画家，应该在对中国哲学和美学精神深刻体悟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创作，不仅表现天地山川的自然之美，还表现出画家的秉赋、襟抱和人格境界之美，从而让人们在山水画面前产生感动，产生震撼，产生共鸣，感受到艺术之美，进而感受到山水之美以及中国人生生不息感天悟地的人文精神之美，重新建立与山水自然的亲近与和谐的同构关系，最终深刻体验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之境，感受“天地境界”，实现人格和人生境界的自我超越。

    历经数千年积淀下来的优秀山水文化基因正流淌在自己的文化血脉里不被大多数山水画家和大众所认识，山水画几乎成为“高处不胜寒”的濒危遗产。因此，当代山水画家应承担起“教育和传播”的责任，“志道”，“弘毅”，真正担负起任重道远的文化使命。

（摘编自陈仕彬《当代山水画家的文化使命》）

游学精髓就在知行合一

翟力

    传统上，游学是游学者游历四方、寻师求学、传播思想的文化活动。人有恒言曰：“百闻不如一见。”“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学之益在于体验，人世间有些知识，有些情感，有些体会，非亲历其境不能得其益。。

    游学的必要性就在于此，游学传统由来已久，早在《史记·春申君列传》中，就有“游学博闻”之语。孔子周游列国，历时十余年，行程数千里，历经艰难险阻，一边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一边带领弟子读书、体验山水、感悟人生，并将一路的所闻、所见、所感记录下来。孔子死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进行整理，编成《论语》，传诵至今。司马迁从二十岁起就漫游祖国各地，到处寻访古迹，采集传说，行迹所至，殆遍宇内。壮阔的游记，不仅开阔了眼界，增长了阅历，而且壮丽山水中的灵气，也赋予了他“疏荡颇有奇气”的文风，为他写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打下了坚实基础。一直到明代的徐霞客、清初的顾炎武，这种传统代代相传，成就了中国古人知行合一的优良士风。

其实不仅仅在中国，游学也是世界各国、各民族文明中最为传统的一种教育形式。13世纪，来自意大利的马可·波罗沿丝绸之路来到东方，并在中国游学17年，其口述的《马可·波罗游记》不仅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向往，奠定了新航路的开辟，同时也是研究我国元朝地理和历史的重要典籍。18世纪，英国上层社会也兴起了一股赴欧洲大陆游学的热潮，在加强与欧洲大陆联系的同时，也促进了自身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今天的日本，游学早已成为教育文化的一部分，国家大力支持中小学学生游学，并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其费用。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教育的发展，教育形式越来越多样化。曾经，游学这种教育形式因费时、费力、费钱等缺点的存在，加之社会各方担心学生在游学过程中会受到意外伤害，一度有被搁置的趋势。2016年末，教育部、中国国家旅游局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明确把“研学旅行”纳入中小学教育教学计划，该计划的发布和实行使游学获得了制度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其扫清障碍，解除后顾之忧。

    从目前来看，游学传统的回归弥补了学校教育的很多不足，扩大了见闻，磨炼了意志，陶冶了情操，值得大力推广。但目前也有些游学掺杂了一些别的因素。比如有些融入了过多的商业因素，游学逐渐变成商人赚钱的一种手段。有些掺入了过多道德规训的内容，偏离了青少年教育以生发和活跃为主的特点。对于这些问题，摆正心态是关键。学校和相关教育机构要意识到游学是为学生提供知识学习的有效途径，是锻炼学生意志和提升境界的绝佳方法，尤其是那些在自然界中的游学，可以使学生在天地人的交融之中陶冶人格境界，感受天地的大气象，这也是对城市生活和现代性思维的必要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