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中，人文科学以人类精神世界及其积淀的精神文化为研究对象，运用意义分析和价值解读方法来研证人类的情感、观念、精神和理念；社会科学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综合文化研究的各种方法，考究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及其诸多表现，探索和发现人类社会及其诸领域的发展规律。人文社会科学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尺，更是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催化剂，以其独到的价值理性的导向功能和工具理性的实效功能，探索指引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提炼升华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理念，滋养培育着人类自身的发展方向。

    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人类历史的发展，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已成为社会发展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近代以来，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工具理性、技术理性至上的观念也相应而生并逐渐膨胀，直至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传统人文精神，稀释了价值理性的全真意义，从而遮蔽了人类的双眼，步入了物质越丰富、精神越匮乏的悖论和怪圈。这种现象提醒我们要重视对新型大学精神和大学理念的塑造。

    客观而言，大学既是知识的宝库，又是精神的殿堂，它具有追求真理和传承善德的双重使命。大学不仅应成为国家强大的智力资源宝库，而且应成为人类进步、社会发展的精神灯塔。追求知识、崇尚科学，无疑是大学的重要使命，但“知识”与“科学”难以实现其自身价值的崇高性，无法解决其自身存在的意义问题。“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只有得到大学之“道”的规范和引领，“知识”和“科学”才能成为人类的福祉。同时，人文情怀是科学精神的不竭动力，唯有接受人文精神的引导，科学精神才能冲破功利主义的藩篱，摆脱唯我主义的束缚。自古以来，那些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所具有的顽强的求真精神、崇高的献身精神、不懈的探索精神和无穷的创造精神，正是源于他们博大的生命情怀、无私的人生态度、高洁的人生志趣和崇高的人生理想。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是我国的教育方针，这就意味着大学造就的是德、智、体、美、心全面发展，和谐发展，健康发展的人，而不是残缺不全、工具化、碎片化的人。大学教育塑造的人应该具备高尚的道德、宽阔的胸襟、远大的目光、丰富的知识、善良的意志和健康的体魄，应该具有强劲的创新创造能力，更应该拥有正确运用这种能力的德性。爱因斯坦曾说：“学者必须德才兼备，与美善为邻。徒有专业知识，只不过像一头训练有素的狗。”爱因斯坦告诫我们要有丰富的人文知识、厚重的人文底蕴、广博的人文情怀和深刻的人文素养，只有这样，才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拥有大智慧的人，一个有益于人类的人。

    现代大学承担着人才培养的重要使命，秉承着人类文明的重要传统。基于高等教育发展现状，我国实施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建设，不论在内涵发展还是在外延拓展方面都离不开科学精神的支撑，更离不开人文情怀的滋润。

    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商王室及其他贵族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历史上，系统讲述商史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但此书撰写的时代距商代较远，即使公认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被改造过的文章。因此，胡适曾主张古史作为研究对象，可“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甲骨文的发现，将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的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

    甲骨文的发现也使《史记》之类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那么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恐怕也不是向壁虚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甲骨文的发现同时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辨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注重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具有催生作用。1928年秋，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继续寻找甲骨。而第二次发掘时，已从主要寻找甲骨变成了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

    甲骨文的发现还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传统的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较大的冲击。甲骨文的发现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源的理论难以维持，从此中国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摘编自朱凤瀚《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

    中国古人确信天地山川、花草树石有某种德性，并力图借助它们砥砺自己修德。比德观是从自然物象中体悟人伦之理，然后效法自然物象，因而是推天道以明人事与以人合天的逻辑延伸。

    比德观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观念，认为自然物象的某些特征有若德性的显现，通过欣赏、效法它，可以从中得到道德的夹持。

    从义理逻辑上讲，“比德”首先是一种道德功课，但它又对中国古人的审美意识产生深远影响。战国时期，屈原常以青草美人比况志行的高洁，堪称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咏物诗的《橘颂》，便是一比德的名篇。而“四君子”“岁寒三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绘画永恒的画题，原因正在于它们是人格的象征，如松柏喻坚贞，兰竹喻清高。

    有相当多的论者错误地认为“比德”是儒家独有的观念。实际情况则是比德观是中国古人的普遍观念，既不是儒家所创始，亦非儒家所独有。《老子》也常用天地、水、江海、溪谷等自然物象来比况道之玄德，最简洁的说法莫过于“上德若谷”“上善若水”，这些都是再明确不过的比德观念，只是没有点出“比德”二字而已。这说明，在儒家之先、儒家之外，已存在鲜明的比德观念。

    中国自古以来有一种“尊天情结”。中国哲人之所以尊天的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天地有着崇高的德性，世人需要悉心体取，进而依照所谓的天德行事，以来塑造人的在世方式。这种观念自天而言，是推天道以明人事；自人而言，是要求人道去合天道。如果人能“与天地合其德”，就是天人合一了。

    这种“德配天地”的观念推扩开来，很容易使人由天地迁想到山水玉石、花草树木等自然物象，因为它们也属“天”的范畴。中国古人往往从日常所见的自然物象中体味出道德启示，这在《周易》中体现得最为集中，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当然，自然物本无德性可言，事实是人将德性附会到自然物上，所以有论者质疑比德观，他们认为，这种“远取诸物”的类比推论从无生命跨到生命界，是一种不伦不类的比拟，而且把物的特性和人的品德对应得越确凿，就越显得生硬而勉强。笔者以为，这类质疑确有一定道理，但不能上升为对比德的全盘否定。在强调天人感通的古人那里，认为自然物若有德性的比德观念是十分自然的，而且这种究天人之际的比德观内含着某种独特智慧。

（摘编自汪韶军《究天人之际的比德观》）

材料一：

    咬文嚼字有时是一个坏习惯，所以这个成语的含义通常不很好。但是在文学，无论阅读或写作，我们必须有一字不肯放松的谨严。文学借文字表现思想情感，文字上面有含糊，就显得思想还没有透彻，情感还没有凝练。咬文嚼字，在表面上象只是斟酌文字的分量，在实际上就是调整思想和情感。从来没有一句话换一个说法而意味仍完全不变。

    一般人根本不了解文字和情感的密切关系，以为更改一两个字不过是要文字顺畅些或是漂亮些。其实更动了文字就同时更动了思想情感，内容和形式是相随而变的。姑举一个人人皆知的实例，韩愈在月夜里听见贾岛吟诗，有“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两句，劝他把“推”字改为“敲”字。这段文字因缘古今传为美谈，于今人要把咬文嚼字的意思说得好听一点，都说“推敲”。古今人也都赞赏“敲”字比“推”字下得好，其实这不仅是文字上的分别同时也是意境上的分别。“推”固然显得鲁莽一点，但是它表示孤僧步月归寺门原来是他自己掩的，于今他推。他须自掩自推，足见寺里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个和尚。在这冷寂的场合，他有兴致出来步月，兴尽而返，独往独来，自在无碍。他也自有一副胸襟气度。“敲”就显得他拘礼些，也就显得寺里有人应门。 他仿佛是乘月夜访友，他自己不甘寂寞，那寺里假如不是热闹场合，至少也有一些温暖的人情。比较起来，“敲”的空气没有“推”的那么冷寂。就上句“鸟宿池边树”看来，“推”似乎比“敲”要调和些。“推”可以无声，“敲”就不免剥啄有声。惊起了宿鸟，打破了岑寂，也似乎平添了搅扰。所以我很怀疑韩愈的修改是否真如古今所称赏的那么妥当。究竟哪一种意境是贾岛当时在心里玩索而要表现的，只有他自己知道。如果他想到“推”而下“敲”字，或是想到“敲”而下“推”字，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问题不在“推”字和“敲”字哪一个比较恰当，而在哪一种境界是他当时所要说的而且与全诗调和的。在文字上“推敲”，骨子里实在是在思想情感上“推敲”。

（朱光潜《咬文嚼字》（节选））

材料二：

    有一天，苏小妹、苏东坡和黄山谷（黄庭坚）三人在一起谈论诗句。苏小妹为了显示她的才华，抢先说：“轻风细柳，淡月梅花。请哥哥在这两句各自的中间加上一个字，作为诗的“腰”，成为五言联句。”苏东坡略加思索，随即说道：“轻风摇细柳，淡月映梅花。”即前句加了一个“摇”、后句加了一个“映”。苏小妹不屑地说：“还尚好。不过，只能算为下品，这个‘腰’不够美。”那么，怎样的“腰”才算美呢？苏东坡认真思索后，得意地说：“有了，轻风舞细柳，淡月隐梅花。”即分别加了“舞”与“隐”这两个“腰”。苏小妹笑道：“好是好，但仍不属上品。”坐在一旁的黄山谷也认为加这样的“腰”很好，心想，是不是苏小妹在故弄玄虚？于是忍不住问道：“依小妹的高见呢？”苏小妹便得意地念了起来：“轻风扶细柳，淡月失梅花。”苏东坡、黄三谷拍手称绝。

（清·褚人获《坚瓠集》）

“和合”理念具有重要价值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和合”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标识，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对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着重要影响。

    在历史上，汉字“和”与“合”有相近涵义。唐代学者孔颖达在解释《礼记·郊特牲》时说，“和，犹合也”。“和合”理念强调世界是人与万物的一体性存在，构成世界的诸多要素存在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融合的关系，它们在矛盾与融合中共同发展演变，然后产生新要素、新事物、新生命，客观世界因而不断发展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合”是变化之源、运动之力、发展之本、生长之根。

    “和合”理念具有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首先体现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发轫于先秦。《周易》提出“与天地合其德”的天人内在统一思想。《左传》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意思是说，礼是天道与人道相统一的自然法则，必须按礼行事。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直言天人一体。天人合一宇宙观强调整个世界的有机关联，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身与心之间是共生共存共荣的关系。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内含着一种相互联系而非孤立片面看待世界的视角，这让中国人很早就产生了“天下”的观念，视天下为一体。《尚书·尧典》说：“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说明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协和处理不同国家关系的观念，认为不同国家之间应和睦共处、相互合作。在“天下”观的滋养下，中国人生发出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追求和责任担当。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人追求天下大同，有一种要共同实现美好生活的担当。

    和而不同的社会观是“和合”理念在社会领域的展开。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提倡和而不同的人格、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人与人之间有性别、年龄、能力、性格等方面的分别，社会中也有因民族、宗教、地域、阶层、文化、职业等形成的差异，只有在承认和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寻求最大公约数、凝聚最大共识，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和谐有序。

    在调适具体的人与人关系上，“和合”理念表现为人心和善的道德观，其核心是“仁”。“仁”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据着特殊重要地位，孔子将“仁”解释为普遍道德原则，汉代儒学将“仁”解释为“天心”，宋明儒学以“仁”为核心构筑价值体系。千百年来，与人为善、人际和睦、立己达人、推己及人等道德准则已经深深烙印于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之中。

    从宇宙观、国际观到社会观、道德观，中华民族对“和合”理念的认知和践行一以贯之。当今时代，“和合”理念为我们处理各种难题提供了宝贵智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等，都体现出“和合”理念的精髓。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把握当代中国与当今世界的发展实际，我们就可以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作者：陈秉公  摘自《人民日报》2018年11月8日）

    金庸小说从文化角度构建了中国的民族国家形象，建立了一个磅礴宏伟的“文化中国”，从而赢得了不同政治立场、不同价值观念的大多数读者的喜爱。这是金庸小说的决定性魅力。

    金庸小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展示是在两个向度上同时进行的。一个是从大处着眼，展示中华文化的多样性、综合性、融汇性；再一个是从小处入手，展示中华文化的奇妙性、精巧性和艺术性。从大的方面来说，金庸小说涉及儒家、墨家、道家、佛家等中国文化思想层面，组成了一部“三教九流”众声喧哗的文化交响乐。同时，他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描写了中国东西南北不同地域各具特色、神采各异的文化风貌，并且写出了不同朝代、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起伏演变，从而构成了一幅动态的、立体的中国文化长篇画卷。

    在金庸的前期作品中，儒家思想和墨家思想明显占据显要的甚至主导的地位：《书剑恩仇录》和《碧血剑》都对主人公为民请命、为民锄奸的正义行为持赞赏笔调，《射雕英雄传》更是把郭靖所代表的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儒墨精神褒扬到了极致。在金庸的中期作品中，道家思想、游仙思想开始令人注目：《神雕侠侣》可以看做从前期进入中期的一座分水岭，这部作品既有郭靖掷地有声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之举，又有杨过蔑视宗法礼教、为个人爱情不惜与整个武林为敌以及单人独剑四方漂游之行。在金庸的后期作品中，佛家思想的气息愈来愈浓，在《连城诀》和《侠客行》中，是非善恶已经开始变得扑朔迷离、标准难立，狄云和石破天对于究竟应该如何做人，可以说自始至终也没有找到答案。

    金庸的作品涉及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化分区，从《雪山飞狐》中的雪山极顶到《天龙八部》中的苍山洱海，从《书剑恩仇录》中的新疆雪莲到《笑傲江湖》中的福建山歌……经常在一些大部头的作品中带领读者进行全方位的中国文化旅游。金庸不仅描绘出了各地不同的景物、风俗，更写出了各地文化本质上的区别，使读者鲜明地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版块构成”。例如郭靖成长于蒙古大漠，黄蓉成长于东南海岛，萧峰成长于中原武林，韦小宝成长于扬州妓院……这些人物身上的个性都与他们的“水土”密不可分。

    金庸笔下的中国文化，在时间轴上也是富有变化的。同是儒家思想，在金庸笔下，宋朝时显得博大刚健，如郭靖与萧峰成为金庸小说中最高大的英雄；到了宋朝以后，则显得气象衰弱、难克重任；到了明末清初，儒家文化更显得酸腐可笑、百无一用，《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自负文武双全，结果一事无成。金庸在表现中国文化时，并非一味弘扬，而是带有鲜明的批判。

    金庸小说中这些“大文化”的展现是建立在具体描摹的基础之上的。例如在《天龙八部》中，金庸就通过对一个不知名的灰衣老僧的描写，充分展现了佛家文化一灰衣老僧轻而易举地制服了所有的超一流高手，他在给天下英雄论述佛法与武功的关系时说，练武功本是为了提高佛法境界，然而佛法境界达到很高时，却又不屑于练武功了。这种对“大文化”的了解，让金庸在写作时挥洒自如。

    上世纪50- 70年代的文学作品，出于“五四”新文学的美学惯性以及重写历史和歌颂新中国的需要，对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否定多而肯定少，竭力给读者造成一种“开天辟地”的新气象。这样的国民文学使读者心理长期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相比之下，金庸小说所建立的民族国家形象，则从容、厚重，更具长久的稳定性。

(摘编自孔庆东《金庸与国民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