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带钩

戴耕

    带钩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服饰配件，是用来束带或佩系的用具，广泛流行于春秋战国以及秦汉时期，带钩一是连接带的两端，使之紧固；二是在腰间系挂器物、饰品。其造型多样生动。形象多有美好的寓意。其装饰工艺精美绝伦、技艺精湛，集当时生产技术、装饰工艺水平于大成。其材质除常见的青铜外，还有金、银、玉等。其纹饰造型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审美意识和民族精神。带钩在造型、装饰、材质等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最高的制作工艺水平和审美意识。因此，带钩是古代达官贵人以及文人武士显示高贵身份的服饰配件，也是当时满朝文武相互炫耀和攀比的饰品。《淮南子》记载：“满堂之坐，视钩而异，于环带一也。”

    早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已经开始使用玉带钩了。这一时期的玉带钩制作工艺流程可能是先将玉块切割成长方体形状，然后用对钻法从两端钻孔，钩体是用线割法把中间的部分剜去而成。这时的玉带钩，是带钩的原始形制。我们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玉带钩可以看出，在史前时期已经开始有了独特的并延续至今的中国传统玉文化。

    春秋时期，带钩又随着青铜工艺的发展而再现。在此之前的商周时期，腰带多为丝帛所制的绅带。在绅带上不好勾挂佩饰，故又束革带。当初的革带两头是用短丝绳和环系结。青铜技术在西周已达到鼎盛时期，由巫术宗教中的礼器日益蜕变为生活中的服饰配件，青铜带钩正是这个时期出现的实用装饰品。湖北曾乙侯墓出土的一组带钩，应是迄今所知最早的青铜质带钩。

    战国时期带钩已经广泛使用了，带钩的文化内涵和制作工艺空前发展。从战国时期的铸铜遗址来看，带钩陶范数量惊人。除了陶范浇铸工艺外，这个时期还出现了鎏金、包金、镶嵌等许多工艺。精湛的带钩工艺可以折射出战国时期是我国工艺美术史上最早的繁荣期。

    汉统一后，中原文化融合了其他文化的特征，造型艺术兼收并蓄、气势雄浑、浪漫生动。无论从材质、工艺、造型等方面都代表了中国玉文化的一个高峰。青铜模铸的动物形象带钩也是常见的形式。汉代的带钩装饰纹样，由云纹逐渐转变为卷草，相比春秋战国时期的对称定型，绞缠重叠，更多的是线条的自由和生动，或粗犷豪迈，或轻巧奔放。

    魏晋以后带钩进入应用的衰退期。北方少数民族迁徙，胡汉杂居。游牧民族的胡服穿着简便，于是汉族也穿起了胡服。胡人用带扣系扎固定革带，比带钩更加结实牢固，使用方便，带扣逐渐广为流传，最后完全取代了带钩。明清出现的带钩已失去实用功能，只作为一种把玩的物件而流传。

（选自《文化艺术报》，有删改）

习家池的修禊习俗

    修禊，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祀典》说：“禊者，洁也。谨按《周礼》男巫掌望祀，旁招以茅，女巫掌岁时以祓除衅浴。”但从《诗经·溱洧》来看，修禊由纯祭祀活动逐步演变为带有节日性的活动。三月桃花盛开，百花馥郁，河水荡漾，水盈碧泛，阳光明媚的时候，郑国的青年男女到溱洧两水上沐浴，以洁身除秽邪之气，临别互赠花草。《韩诗》载：“郑俗，三月上巳，之溱、洧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拂不祥。”这应该就是修禊的前身。

    但是到了两汉，修禊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其神秘繁复的色彩减少了很多，祭祀只是象征性的，在水曲隈处喝酒吟诗成主要内容，成为一种官民同乐的高雅有趣的节日活动。到了宋代其内容已经是根据喜好随意增减了。文人雅士多曲水流觞，临河赋诗歌咏。一般民众则游春踏青，赏览春光。

    史上最著名的一次修禊集会是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王羲之父子、谢安、孙绰等共41人在山阴（今绍兴）兰亭举行的。贤士名流分列两岸，参差坐于茂林修竹中，曲水赋诗，纵酒狂欢。王羲之作《兰亭集序》，成为天下第一行书。但影响巨大波及全国的修禊活动是清康乾年间扬州瘦西湖畔的三次“红桥修禊”，主持者皆为名士，参加者近万，规模空前，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盛举。其方式是在洗濯后，列坐水畔，随水流羽杯，举觞吃酒，吟诗作词。

    襄阳也是一个有修禊传统的地方，而习家池就是主要的修禊地点。《湖广通志•襄阳府》载：“县东十里，有白马泉，晋习凿齿居焉，因名习家池。”宋祝穆撰《方舆胜览•襄阳府》载：“每年三月三日，刺史禊饮于此。”六朝时的《荆楚岁时记》云：“三月三日，四民并出水滨，为流杯曲水之饮，取黍曲菜汁和蜜为饵，以厌时气。”

    襄阳习家池修禊习俗极可能源于东汉。但是，从东汉到隋没有文字记录。发现最早的修禊诗文是孟浩然《襄阳公宅饮》诗：“窈窕夕阳佳，丰茸春色好。欲觅淹留处，无过狭斜道。绮席卷龙须，香杯浮玛瑙。北林积修树，南池生别岛。”“北林积修树，南池生别岛”写修禊之时，习家池风景无限。“绮席卷龙须，香杯浮玛瑙”则写禊饮者的神态和曲水流觞的场景。

    记载比较详尽的一次习家池修禊是清道光五年（1866），习家池改扩建及灌溉工程完成，应官民要求，太守周凯亲自主持了这次庆祝落成暨修禊活动。是日，习家池松簧交翠，桃柳夹岸，泉涌石洑，潺湲邅回，七十多位嘉宾、耆旧、士人、幕僚列坐池滨。曲水流觞，大家各赋诗一首。可惜这些诗今日未能目见。从周凯其它诗中我们约略可见，“盈盈水一泓，清浅鉴毛发”“胜事不可追，兰亭久消歇”“烹泉坐池上，默默问残碣”，便勾勒出当时的情景。这次修禊，成为襄阳历史上传为美谈的盛事。

    孟浩然诗曰：“山水观形胜，襄阳美会稽。”襄阳，胜迹如林，修禊之事为何独情于习家池？习家池亦称高阳池，乃东汉初襄阳侯习郁所修建，为中国私家园林鼻祖。此处藏气聚风，名士辈出，为文人骚客垂青偏爱。高僧曾在此“弥天”，孟浩然有涧南居；李太白且醉池上亭，杜工部清思汉水上；李商隐曾共山翁把酒时，皮日休十宿高阳忘却回；白居易赋诗借良驹，欧阳修《醉翁亭记》续新词。习家池为文人雅士提供了最好的山水环境。他们的逸志闲情，往往在乐山爱水中，托酒而出。“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故习家池有“醉酒诗千篇”美誉也。

    习家池修禊，在乎山、在乎水、在乎酒、在乎意境矣！

丝绸之路串起的世界史

邹怡

    《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并非一部丝绸之路的专史，而是一部世界史。其“全新”则在于它是一部由丝绸之路串起的世界史，牛津大学历史学者彼得·弗兰科潘选择了丝绸之路这一多文明间的通道作为切入点，透视人类诸文明的接触与演进，从而避开了以某一文明为中心的偏颇。

    丝绸之路，1877年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他根据中国和欧洲史家关于中西贸易的记载，在地图上绘制了一条横贯欧亚的贸易路线，并命名为“丝绸之路”。作者并不认为这仅仅是一条丝绸贸易的商道，甚至不仅仅是贸易路线。全书25章：丝绸之路、信仰之路、皮毛之路、奴隶之路、霸权之路……这样的章节编排固然采用修辞的手法，但它们也提示着丝绸之路上所流通的远不止丝绸，金属、香料和玻璃在一些路段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

    丝绸之路对人类文明最大的影响，并不在于货品的流通，而在于丝路上穿行的人们将他们各自的文化像种子一样沿途撒播，包括观念、信仰、技术以及它们在物质上的表现。因此，丝绸之路是人类历史上诸种文明的穿行与交流之路。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以及作为西方文明基石的古代希腊和罗马，这些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文明通过丝绸之路而相遇。南北美洲的人类文明，也自地理大发现以降，深刻地介入了丝绸之路的人流和物流。尤其是中亚、西亚与东欧，它们位于欧亚大陆中部，是丝绸之路主体之所在。历史上，不同文明在此相遇交流，古老文明在此创生成长。而当今，这里既有世界级的金融中心和时尚之都，又是世界上最为动荡不安的地区，这是巧合吗？

    丝绸之路是人类诸文明间人员、物质和思想的交流之路。各种人类文明曾在这里竞演。欧亚大陆上，南部为希腊、罗马、波斯、埃及和印度等各大古国的发祥之地，而北部是游牧民族轮番奔驰的通道，匈奴人、突厥人、回鹘人和蒙古人先后在这条道路上策马西征，形成一次次民族大迁徙。彼得·弗兰科潘始终围绕着丝绸之路这一连接东西方的重要通道，描绘了一幅时间跨度两千多年、涉及地域涵盖全球的世界史长卷。他指出，在16世纪西方崛起成为世界霸主以前，东方的丝绸之路“一直是世界的中心”：历史上最早的城市和帝国都出现在丝绸之路上，世界主要宗教都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壮大，丝绸之路上的贸易让全球化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形成，古代学者聚集在丝绸之路上创造交流智慧和艺术。

    丝绸之路是人类诸文明展示其魅力的共同舞台，也是诸文明获取资源和文化的共有路径。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在争夺丝绸之路的硝烟散去之后，是沿途文明接力传递、利益共享的常态。丝绸之路的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世界史，丝绸之路就是人类文明最耀眼的舞台。它不仅塑造了人类的过去，更将主宰世界的未来。透过这部包罗万象的史诗巨著，“一带一路”的战略价值将变得一目了然。

（摘编自邹怡《丝绸之路串起的世界史》，有删改）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使用的“意境”或“境界”，指的就是情景交融。但是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情景交融所规定的是“意象”，而不是“意境”。中国传统美学认为艺术的本体就是意象，任何艺术作品都要创造意象，都应该情景交融，而意境则不是任何艺术作品都具有的。意境除了有意象的一般规定性之外，还有自己的特殊规定性，那么意境的特殊规定性是什么呢？唐代刘禹锡有句话：“境生于象外。”“境”是对于在时间和空间上有限的“象”的突破，只有这种象外之“境”才能体现作为宇宙的本体和生命的“道”。

    从审美活动的角度看，所谓“意境”，就是超越具体的有限的物象、事件、场景，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西方古代艺术家，他们给自己提出任务是要再现一个具体的物象，所以他们，比如古希腊雕塑家追求“美”，就把人体刻画得非常逼真、非常完美。而中国艺术家不是局限于刻画单个的人体或物体，把这个有限的对象刻画得逼真、很完美。相反，他们追求一种“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中国园林艺术在审美上的最大特点也是有意境。中国古典园林中的楼、台、亭、阁，它们的审美价值主要不在于这些建筑本身，而是如同王羲之《兰亭集序》所说，在于可使人“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有意味的世界。陶渊明有两句诗说得好：“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艺术就是要去寻找、发现、体验生活中的这种意味。有意境的作品和一般的艺术作品在这一点上的区别，就在于它不仅揭示了生活中某一个具体事物或具体事件的意味，而且超越了具体的事物和事件，从一个角度揭示了整个人生的意味。所以，不是任何艺术作品都有意境，也不是任何好的艺术作品都有深远的意境。清代王夫之就比较过杜甫的诗和王维的诗。他认为杜甫诗的特点是“即物深致，无细不章”，有人写诗就怕写不遇真，杜甫则太逼真了。而王维诗则能取之象外，所以他说杜甫是“工”，王维是“妙”。

    中国艺术的这种意境，它给人的美感，实际上包含了一种人生感、历史感。康德曾经说过，有一种美的东西，人们接触到它的时候，往往感到一种惆怅。意境就是如此，这是一种最高的美感。当然这不等于说西方艺术没有意境，西方艺术中也有这样的作品，例如俄罗斯民族《伏尔加船夫曲》，它不仅喝出了俄罗斯民族的苦难，而且唱出了人类共同的苦难，所以它引起了全世界听众的共鸣。

（摘编自叶朗《说意境》）

材料一：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第二批1035所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以下简称“传承学校”）。在全国中小学开展传承学校创建活动，旨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土壤，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引导青少年学生在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参与丰富多彩的美育活动的过程中，培育深厚的民族情感，增强文化自信。

    第二批传承学校体现了三个特点。一是实现了31个省（区、市）全覆盖，实现了城区、镇区和乡村学校的全覆盖。二是传承项目种类丰富。各地各校充分发掘传统文化资源，培育传承项目，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占比近55%。三是凸显育人特质。传承学校以教育教学为基础，以实践活动为载体，以师资队伍建设为支撑，采取专兼职教师结合的方法，聘请社会艺术工作者、民间艺人、非遗传承人进校园开展传承项目教育教学活动。以成果展示为助推，营造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校园文化。

（摘自2018年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有删改）

材料二：某杂志社进行了一次关于传统文化进校园的调查，部分调查结果如下：

材料三：

    2014年，教育部印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要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有序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然而，轰轰烈烈的活动之后，不少学校发现，师资缺、涵养浅，不系统，课时紧、不持久，家校分……成为实践中几乎所有学校都要面对的问题。

    弘扬传统文化，学校是最现场，课堂是主阵地，教师是基础。“教师本身的素养、人文价值，学术专业水平和教书育人的精神非常重要。仅从这三个方面来说，我们传统文化教育的师资仍很欠缺。”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袁济喜看来，教师数量不足、内涵不够使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难以展开。

    “当前，传统文化进校园以一种嵌入式、掺沙子式的模式开展，是对现有教育体制的有益补充，应该充分肯定这种进步。”在袁济喜看来，当下主要是在现有课程体系中加入一些传统文化的元素，要与现在的西式教育体系融合还需要一个过程。

（摘自2016年12月17日《中国教育报》，有删节）

材料四：

    传统文化进校园更多的是一种熏陶和感染，校园文化要有活动设计方案，扩大师生参与度。校园文化活动的目的不是比赛拿奖，少数特长生参加的活动虽然有“看点”，但受众面不广，要提供给更多学生锻炼成长的机会和平台。

    从学理上而言，文化有“道”与“术”两个层面。“道”是理念，是文化的内核、本质；“术”是形式、方法。“道”承载的是价值观体系，抽去“道”，文化将成为没有生命的空壳。两者孰轻孰重，毋庸赘言。因此，传统文化进校园不是简单地开展一系列文体活动来“堆积”，不能仅仅停留在活动层面，而要不断挖掘校园文体活动的思想内涵。校园文化其实也是一种和谐文化，和谐能激活教育的潜力，成为促进教育教学发展的正能量。

    对于传统文化教育存在的“弱势”问题，要整合现有教材，结合师生需求，进行板块式的专题教育，形成有学校特色的校本课程，真正实现课程育人。当前，“互联网+”浪潮如火如荼，要充分利用网络优质资源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来弥补师资不足的“短板”。

（摘自2017年12月6日《中国教育报》，有删改）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常常被人叫做“礼乐文化”。所谓“礼乐文化”，也就是明确表明在这种以培养人格、造就文明社会为目的的文化中，礼乐起着核心的与基本的作用。其中，乐既是个人修身成德的途径，也是理想社会和政治的旨归。这与古人对“乐”的认识有关。

    虽然儒家一直讲圣人制礼作乐，实际上古人并不将乐视为纯粹人为主观的产物。乐之本，在天不在人。古人将十二律与十二月相配，将五声对应于五行或四季，在现代人看来是牵强附会甚至是无稽之谈，却未看到古人的良苦用心。音律是由人制定的，但却是“天之道也”。音乐与人的主观情感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更不是情感的产物。一方面，与乐相比，人的情感是主观相对的，因人因地因事而不同，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写到：“夫殊方异俗，歌哭不同。使错而用之，或闻哭而欢，或听歌而戚，然其哀乐之怀均也。今用均同之情而发万殊之声，斯非音声之无常哉？”另一方面，悲伤的音乐未必使听者悲伤，喜庆的音乐也未必使听者开心。

    乐如果本出于天，为何又是人的产物呢？这是现代人才会有的问题，现代人相信天人永隔；对于古人来说，天人有别，但天人相通：“天之与人有以相通，如景之象形，响之应声。”天道运行有一定的节律，《史记·律书》中说：“律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气，天所以成孰万物也。”天之节律即人之节律，此节律也是人事的最高规范，依它行事，天下太平，万物和谐，人心安泰，即为王道。所以《乐论》中曾提出这样的观点：“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合其体，得其性，则和；离其体，失其性，则乖。”

    因此，乐作为一种政治教化的体制，它的规范应该具有绝对普遍性，不能因人因事因地而异，因为这种规范性乃人类伦理生活的基本原理与范式，它绝不是主观任意的，而是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具有先天的绝对性。否则，它就不再是一种公共的体制而只是私人产物了。教化如果变为实现任何个人或人群的利益的工具，便不是教化，而是洗脑了。圣人不是根据自己的意见，而是承袭天道作乐。正如阮籍所说：“昔者圣人之作乐也，将以顺天地之体，成万物之性也。”礼乐乃是“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而不是圣人出于一己之私的发明。

    但是，不管怎么说，乐之本质虽然是客观的，它的具体表现却是极为感性的，所以即便是嵇康，也从未否认乐对人情感的巨大作用，“声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但乐不是像大笑或哭泣那样的纯粹私人情感的宣泄；乐是通过感性的方式使人扬弃了自己狭隘的主观性而上升到存在和宇宙的普遍性，达到人生和世界的理想状态，使宇宙人生因此变得完美。

（摘编自张汝伦《论“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