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文：特立独行的“布鞋院士”

                                                                     新京报记者 贾鹏 实习生罗婷 曹忆蕾 北京报道

    貌不惊人，神功盖世。这是很多人认为李小文像《天龙八部》里扫地僧的理由。

    在北师大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教授谢云看来，李小文是国内遥感界泰斗级的专家。但第一次见面让谢云很意外。当时，为了让学院在遥感领域进一步发展，领导邀请了在中科院遥感所的李小文，“那时他才53岁，已经有那么多成果了，在我们眼里那就是偶像。”

    一天，谢云下楼时，发现迎面上楼的男子穿着白衬衫黑裤子，手里拎着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半圆形黑包，脚上是一双布鞋，“特别土，我还想这人来我们这儿有什么事，别人告诉我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小文。”

    偶像的这身装扮，让谢云很意外。他后来听同事讲，李小文第一次到学院报到，就因为这身装束，被门卫挡在了外面，以为他是来推销的农民。

    李小文在中科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做所长，白天在研究所上班，晚上回北师大做课题。地遥学院晚上11点关门，李小文经常忙到很晚，每次回来都要叫值班室帮忙开门。李小文去找系主任，“咱不是要办成国际一流大学吗?你在美国时，看哪个国际一流大学晚上11点钟就把门锁了?”后来院里把钥匙分给了李小文一把，再也不影响他忙到半夜了。

    李小文说：“我做课题的原则就是能够交差。”但身边师生都知道他对科研有多严谨审慎。学生胡容海说老师的“能交差”，指的可是把项目申请时许下的承诺全部完成。他审阅学生的报告，勘误是逐字逐句的。学生的小组汇报做完，他说，“公式是不是再好好推一推”，抠出每一个符号的疏漏。李小文的研究论文被广泛引用，波士顿大学地理系主任Strahler教授曾评价，李小文是遥感基础研究领域最顶尖的两三位科学家之一。

    李小文的快乐来自学生。有人曾问李小文喜欢带什么样的学生，李小文的观点是“有教无类”，“只要愿意跟我念书的，我都愿意带。”

    他经常用古诗词解释复杂的遥感理论。谈到遥感的优势，李小文引用苏东坡《题西林壁》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讲到自己的成名作“遥感几何光学模型”，他说其实就是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一诗中的“草色遥看近却无”，春草直生，远看绿色浓郁，但站到近处看，绿色就没有那么浓密了。

    李小文喜欢和学生打赌，学生们也知道，老师和自己打赌另有用意。有一次，一名学生在实验观测中发现，太阳可以从东北方向升起、西北方向落下。李小文起初认为这有悖于人们的常识，为了给学生一个发现真理的机会，他就和这个学生打睹。师生俩分头查阅资料，仔细论证。最终，学生赢了老师。他曾在博客里提到“老师合格的标准”：让学生做自己的“掘墓人”。

    李小文在中国科学院做讲座的一张照片走红网络，照片里，蓄着胡须的李小文穿着黑色外套，没穿袜子的脚上蹬着一双布鞋，不经意地跷着二郎腿，低头念着发言稿。山村老人形象与院士身份形成的强烈反差，让很多人惊叹，“一派仙风道骨，完全就是古龙笔下的侠士”。“李小文”作为关键词，迅速排在了搜索引擎的第一位；他在科学网开设的博客，点击量迅速超过了400万次。媒体蜂拥而至，有时，他会在电话里赔笑，“理解一下，理解一下”；有时，他会用商量的语气说：“再等等，等这波热点过去吧。”他希望赶紧出个新闻，为自己那张被热炒的照片降降温。

    一名博友说，李小文有文人的风骨，而这种风骨，就是现在学术界缺少的真性情，是学者本分的回归和做学问应有的那种心态。

（摘编自《新京报》2014年4月29日）

相关链接：①李小文（1947～2015），遥感、地理学家，1985年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地理学博士学位，200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所长。（摘自中国科学院学部与院士网）②汶川地震后第二天，李小文在自己的博客上“道歉”，说大家都关注汶川的灾情，“但到现在我们还出不了一幅图”。看见时任总理温家宝去灾区，在飞机上工作的照片里看的还是地图，而不是遥感出的现势图，李小文说，“我们搞遥感的，真是恨不得打个地洞钻下去，就算地震殉国算了。”（摘自杨三喜《微观中国：再无“扫地僧”》）

梁启超面面观

    梁启超很欣赏孔子所说的“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并以此自励，大智、大仁、大勇的梁启超为后人铭记。

    在近现代学术史上，梁启超的成就和影响都非常大。他留下了1400多万字的著述，在33年的著述生涯中平均每年要写40多万字，他撰写《陶渊明年谱》三日而成，他用一昼夜完成《戴东原先生传》，他的著作中最有名的是《清代学术概论》，本是为别人作序，结果一发而不可收，用15天写成一部6万字的著作……而这一切都是在他自戊戌以后的政治运动无不参与的情况下完成的！梁启超的治学领域极其广泛，他的著作涉及哲学、史学、文学、图书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在学术研究上，他不动手则已，一动手便有极大的格局放在那里，不管能否成功。他喜于将某一件事物、某一国学术做一个通盘的打算，进行大规模的研究，永不肯安于小就，做一种狭窄专门的精密工作。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把敢于进取冒险作为新国民应具备的品德之一，他一生中至少有三次冒险，尤以1916年只身劝广东都督龙济光反袁护国最为惊险——此前梁启超的好友汤觉顿前往劝说摇摆不定的龙济光时，竟被龙济光的部下开枪打死。梁启超强压悲愤，冒险出马，与龙济光苦口婆心地谈了十几个钟头，龙济光当时表示心悦诚服，随后龙济光把他手下的军官聚集起来给梁启超开欢迎会，这帮军官个个拖枪带刀，一开始还客客气气，酒过三巡，凶相毕露。梁启超一看耐心说服已无可能，便索性豁出去了，对龙济光吼道：“我单人独马手无寸铁跑到你千军万马里头，我本来不打算带命回去。我一来为中华民国前途求你们帮忙，二来也因为我是广东人，不愿意广东糜烂，所以我拼着一条命来换广州城里几十万人的安宁，来争全国四万万人的人格。既已到这里，自然是随你们的便，要怎样便怎样！”梁启超滔滔不绝地演说了一个多钟头，声音之大就像打雷，一面说一面不停地拍桌子，把桌子上的玻璃杯震得叮当作响，一时举座皆惊，左右皆靡。梁启超这一吼，不仅救了自己一命，也逼着龙济光宣布独立。

    粱启超一生经历过多次大风大浪，但他成不了一个老练的政治家，这与当时的政局有关，也是他的性格使然。他特别看重趣味，曾说：“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底’，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地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梁启超的学问涉及面广，就是因为他的兴趣特别广泛。他曾对子女说：“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

    梁启超一生多变，世所共知。他的多变颇遭时人及后人诟病。有人认为他一生所为学问除文学外都无大价值，不过于初学者有启迪之用，为他学问不能精深而感到惋惜；有人说他政治上“反复无常”——与康有为始合终分，与孙中山合作又对抗，对袁世凯先拥后反。梁启超晚年对自己的学生说，他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绝不是望风转舵、随风而飘的投机者。郑振铎认为，梁启超最伟大之处，最足以表现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之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他的变不过是他变他的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并未变，那就是爱国。

（有删改）

“生命呵，你是一只神鸟”

﹣﹣缅怀我的父亲高士其

高志其

    ①“生命呵，你是一只神鸟”是父亲高士其生前写的诗中他喜爱的一句，我把全诗印在《高士其全集》的封底。父亲去世后，也有知识界与出版界的人士对他的一生作了如此富有诗意的评价。

    ②父亲自幼爱好文学，是在一户书礼世家诞生的。他熟读中国启蒙读本与诸子百家经典，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1918年踏进清华校园作留美预备生后，“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在他心中扎下了根；同时，他有机会接触到西方文学与哲学。17岁他的第一篇英文作品《我的生活》获得好评。后来他加入万国童子军通讯社，锻炼了英语写作能力。

    ③父亲在美留学期间，流行性病毒正在祖国肆虐，成千上万的人，包括自己的亲姐姐，都被这“小魔王”夺去了生命，他便认定医学才能救国，就从威斯康星大学化学系转到芝加哥大学改攻细菌学这个冷门。他多次吞食食物毒细菌做自身感染试验。不幸的是，一次在实验室中，装有病毒的瓶子破裂，他受到脑炎过滤性病毒感染，中枢运动神经遭到破坏，手脚活动发生障碍，但他的思维依然非常清晰敏捷，他顽强地学完了全部医学博士课程。

    ④父亲去美国攻读科学与医学，但仍深爱着文学与哲学。在耶鲁大学图书馆，他阅遍了世界名著。在取道欧洲回国途中，他考察了十七个国家的公共卫生现状和措施，以备供祖国参考。同时，他的文学情结不解，他曾在巴黎圣母院的小书摊流连忘返，不忍离去，终于买了一本诗集才欢喜地回到旅馆。在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市，他访问了歌德故居，在那儿买到他十分珍爱的歌德名著《浮士德》。

    ⑤等到他1930年回到上海，他看到被日本侵略的祖国生病了，瘟疫横行，民不聊生，心情沉痛无比，他着手翻译《世界卫生事业趋势》、《细菌学发展史》等文介绍给国人。不久他的病情日益加重，四肢近于瘫痪。但他依然愤世嫉俗，由于不满国民党的贪官污吏，他辞去南京中央医院检验科主任的职务，失业后贫病交迫，在上海亭子间开始了科学小品创作。19 34年父亲在发表第一篇科学作品《细菌的衣食住行》时，将原名“高仕錤”改为“高士其”，并郑重宣布：“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就在这时，他经在美国就结识的好友﹣﹣读书出版社创始人李公朴引荐，正式投入了文化抗战的译著出版生活。

    ⑥之后，在李公朴、陶行知、艾思奇、黄洛峰和茅盾的支持下，他不仅成为读书出版社科普创作和译作的重要作者和编辑，还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唯一拿笔奋战且影响最大的著名科普作家。作为一名优秀细菌学专家，父亲准确地预见到了细菌战的可能和反细菌战的必要；作为一名忠贞的爱国者，父亲认为先要从最基础做起，唤醒民众对病菌的防御意识。在父亲看来，从事这项工作的意义，不但是引起对日敌警惕，更重要的还在于懂得如何保护自己不受侵害，以强健之身去拯救和保卫祖国，并使它富强。从此，父亲找到了一种把自己留美学到的专业知识，奉献给浴血奋战的中国大众的最好方式。开始，他还能用抖动的手握着笔杆，艰难地书写近百篇科学小品；以后病情加重，就先打好腹稿，一个字一个字地口述出来，请人记录。一篇几百字的文章，往往需要花费几天时间才能完成。但他每天乐此不疲。

    ⑦茅盾先生称赞我父亲妙笔生花，将这些专业知识，变成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有时用“访问记”，有时用对话体，或是幽默的叙述体。各种毒菌在他笔下都被拟人化了，贪婪、狠毒、阴险﹣﹣活像一群侵略人体的小魔王，读者能以此和抗战时期的现实生活作形象的比照。茅盾说，这样“使读者不但得了与我们民旋健康有莫大关系的知识，还激发了我们的民族意识，以及疾恶如仇的正义感”。一位惠重疾的瘫痪科普作家，能以自己手中的笔，在抗战中发挥这样的宣传作用，真是太难得了！也曾有人非难父亲，说他政治热情太高了，有时把研究自然现象的科学，用作抨击社会不正之风和投向民族仇敌的刀枪。而父亲对这些非议不以为然，他不像少数科学家那样，无视民族存亡，把自己关在风平浪静的实验室中作居奇的商贾，他坦然地宣称，他的科学研究“投降了大众”。正因为此，父亲写的每一个字，都是为这种“投降”奋斗献身的结果！读过的三联人士及其后人说，他们被高士其的民族大叉与爱国情怀深深感动，读时常常想落泪，

并认为：高士其是文化抗战的耀眼明星。

（选自《科普研究》2015年第4期，有删节）

    曹文轩，1954年出生于江苏盐城，中国儿童文学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草房子》《根鸟》《青铜葵花》《火印》以及“大王书”系列、“我的儿子皮卡”系列等。2016年4月，曹文轩获“国际安徒生奖”。这也是中国作家首次获此殊荣。

    曹文轩的人生奇迹，发生在他的20岁。他的父亲是个小学教员，既无权也无势，而且贫寒，这样的家庭背景，若没有特殊的才能，好运通常到不了他那里的。曹文轩总是在想，自己何时才能离开“牲口一般”的乡间劳作。

    由于业余创作，曹文轩在盐城颇得名气，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省里下到当地的一个高校招生名额，居然被他得到了。1974年某天，曹文轩接到北大老师王德义的电话，她要他进城来见个面，后来知道那是个面试。王老师见到曹文轩，对他说：“你去北大吧。”当时北大招生是具有优先权的，王老师最先把曹文轩的档案拿到手里，这决定了20岁的曹文轩的未来的命运。

    作为第四代儿童文学作家的代表人物，曹文轩有着“忧郁悲悯的人文关怀……作品超越儿童生活题材，进入人的本质生活领域，闪耀着生命人格的灼人光焰”。他在《草房子•＜追随永恒＞代跋》中一再地追问“‘如何使今天的孩子感动？’……能感动他们的东西无非也还是那些东西﹣﹣生死离别、游驻离散、悲悯情怀、厄运中的相扶、困境中的相助、孤独中的理解、冷漠中的脉脉温馨和殷殷情爱……感动他们的，应是道义的力量、情感的力量、智慧的力量和美的力量，而这一切是永在的。”

    曹文轩在成长小说的创作中表达着对少年儿童生存状态和心灵世界的关怀，写出了内在的人性、人情、尊严与理想。他为主人公的成长设置了很多被围困的“异境”，却又生发出新的象征意味。曹文轩写出了人生的困苦与悲怆之情，但绝不沉湎于悲切的情绪氛围里，他让读者看到即便在生命的低谷或是“绝境”当中，生命依然有它不屈与坚韧的一面，人性依然有它灿烂光辉的美质。

    曹文轩的作品意蕴丰厚，同时在表现方式上有多方位探索。曹文轩小说的叙述者，是努力把读者带到现场，让读者用自己的全部感觉去感。能做到这一点，首先即在于作者使用的是只属于作者自己的极富个性化的语言。他的作品从词汇处就是很书面化、文人化的，曹文轩小说首先选择那些能直接诉诸人的感觉，情感色彩较强的词，还有就是使用各种修辞手段，使词义向形象情感的方向偏转，变实用化为非实用化。

    曹文轩小说长句子较多，具有诗化散文的节奏感和韵律感。较多的长句的出现自然使作品显得厚重。小说的句子主要是陈述句，表明他的小说偏重于描绘、叙述，有意识地追求叙述的含蓄性。不仅一下子开启了一个思绪苍茫的回忆空间，而且给人一种一唱三叹、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感受。曹文轩小说多描写性段落，减缓了叙事的速度，也使文本显得繁丰、厚重。曹文轩小说总体上属于一种典型的写实性的文本，明白晓畅。

    对自然风光的描写是曹文轩作品的一大特色。对此，曹文轩毫不含糊地加以肯定。“我的作品之所以是我的作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是风景元素。从写作上来看，离开风景描写于我是一件非常痛苦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曹文轩说：“风景描写最能体现写作功夫，若把自然风景描写得不落俗套，而且把它与作品的情调、氛围和人物的情境融为一体，这是很难的。自然风光是自然世界，也是我作品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认为让小孩去读那些没有风景的作品是非常糟糕的。”

    北大教授曹文轩的理论研究著述颇丰，如《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等。他教授的课程有《中国当代文学》《思维论﹣﹣对文学的哲学解释》等。有着作家与学者的双重身份的曹文轩说：“学术使我获得了无论做人还是作文都需要的一份静穆而神圣的理性。而创作使我在进行学术研究时依然保持了一份必要的点石成金的感悟和做人所必需的情趣。”他的文学创作与理论话语形成了积极有效的互动，他的人文关怀和强大的学术背景使他的儿童文学创作有了更为深厚的基石，他成为当代儿童文学作家群里一颗耀眼的星。

【相关链接】①曹文轩的作品读起来很美，他书写了关于悲伤和苦痛的童年生活，树立了孩子们面对艰难生活挑战的榜样，能够赢得广泛的儿童读者的喜爱。

（国际安徒生奖颁奖词）

②哪怕只写几百字的东西，我都是在创作一个艺术品。

（曹文轩）

王安石：无私交才显王道

王安石（1021—1086）

个性名片：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奈何“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阴”。

人物简介：北宋丞相、新党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一心为民力主改革，可惜天未亮，他起得太早。

著名的包公包青天难得人情世故一回，借着牡丹花开，很风雅地置办了酒宴，请来同事小聚。作为主家和上司，包公周全地一一请酒。平日里不喜应酬、滴酒不沾的司马光，碍于情面，勉力喝了几杯。轮到王安石时，包公嘴皮子都磨破了，一张黑脸都急白了，执拗的王安石仍目中无人地岿然不动。最后，暴脾气的包公没脾气了，只得放弃。

此时的王安石，已至中年，并在官场浸泡二十余载，依然做不到官场那种客套又俗套的应酬——酒肉吃进肚里，朋友挂在嘴上。他的人生信条简单得可怕，你走天桥，我走地下道，无私交才是王道。

碰王安石钉子的，不独有实力派的包公，还有权力派的仁宗。

按照帝国规定，凡进士高第者，为官一任即三年后，便可回京述职，留到皇帝身边。这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提拔方式，有宋一代，一直被视为仕途发达的最佳捷径，他人没有条件也想创造条件地上，王安石却一再矫情地拒绝，拿仁宗签发的入京圣旨当白纸。一来二去，连钦差都习惯了他的躲猫猫，直接把圣旨送到家门口。这一次，王安石竟然极富想象力地躲进了茅房。钦差左等右等不见人来，只好把圣旨放到桌上就走。得知消息的王安石从茅房里跳出来，抓起圣旨一路狂奔，硬生生将圣旨还了回去。

情商如此低下，又如此不识抬举，王安石的前途，本该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但神宗的1069年，却变成了他一个人的舞台，他像一颗大彗星，拖着长而明亮的大尾巴呼啸而来，官拜参政知事（宰相职），权倾朝野，政界为之变色。

没办法，他情商低自有低调的活法，让别人无话可说。

当年，20岁的他一路风尘仆仆来到开封，当时的文化名流曾巩、欧阳修等，一看他的文稿，惊为天人。第二年，科举应试之日，王安石的锦绣文章，被主考官一眼就相中为状元卷子。他用甩开他人若干条街的才华，让人望尘莫及。

随后25年里，他从县令一级级地干到太守。其间，在每一个地方，全部政绩斐然。而且，在此期间，他建堤筑堰，改革学校，开办农民贷款法，也就是后来的青苗法的雏形，全部大获成功。他靠真枪实弹挣得的官声与民望，让文武百官、黎民百姓都埋头点赞。

最绝的是，他不贪色、不爱财。中国传统思想中，一个大坏官，无非这两条，可他一条都不沾。

他终生不纳妾，这在风流开放的宋代文人中几乎绝无仅有。他正经得连自己夫人都觉得无趣，于是夫人亲自出面，为他物色了一个美貌女子。结果，他不仅退还了女子，还帮女子家还清了债务。

他节俭清廉，视富贵如浮云。每次发官饷，总是拎了装钱的袋子回家，直接就上缴给夫人。据说，他的宰相俸禄几乎已经变成公款，任凭亲友甚至同事花费。而且，官居宰相高位那么些年，从未用此权力为自己及其亲族谋过私利。

如今，翻看官方修订的《宋史》，我们会赫然发现：王安石变法的最重要支持者、参与者、助手、学生和继承人，几乎全部被列入奸臣的行列，只有他这位高举变法大旗的首倡者安然无恙——他活得如此低调又本分，人品和文品一样无可挑剔，即便是他最凶猛的敌人，也很难找到攻击他的破绽来。至于变法的完败，真是怨不得他，悲剧在于，天还没亮，而他起得太早了——超前，注定了他是孤独的伟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