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瑶的泰坦尼克

萨苏

    为琼瑶的小说流泪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琼瑶书中的恩恩怨怨，多少觉得是“小女子心态”，和我不大相关。

    直到看了她的《我的故事》这本自传。书中，记录了一段我们早已忘记的历史，也颠覆了我对琼瑶的看法。

    琼瑶的确出生于教授之家，书香门第。1944年，六岁的琼瑶，随着全家开始了逃难的历程。

    那一年，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琼瑶家的祖屋所在地衡阳，是两军决战之地。中国军队第十军在这座城市死守了四十七天，终因援军不济，力竭城破。

    逃亡中，琼瑶第一次目睹了死亡。“山沟外面，忽然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响……一个平凡的农人，腿上滴着血，一跛一跛地飞跑着逃走，然后，就是一阵日本人的呼喝声，又一排枪声，那农人倒了下去。我呆住了，第一次了解死亡是怎样突然就能来临的，第一次看到鲜血从一个活生生的人体里流出来。”

    逃难中，琼瑶几乎同时失去父母：他们又被日军围住搜查，一切财产都被抢去，连琼瑶的母亲都险些被日军掳去。“一向文质彬彬的父亲，立即爆发了，他陡然间冲过来，抱住母亲，对那日本兵大吼大叫：‘放手！你这禽兽！放手！’一切发生得好快，我看到那日本兵举起木棒，对父亲拦腰一棒，父亲站立不稳，那山沟又是一个往下倾斜的斜坡，父亲摔了下去，顺着斜坡，就一直往下滚。我们三个孩子，这一哭哭得惊天动地，我们边哭边喊着：‘妈妈不要走！妈妈不要走！’”

    只是因为琼瑶的弟弟恰好和带队日本军官的孩子同岁，使他产生了恻隐之心，一家人才逃过此难。

    写下这样文字的，是我们所认为自己熟悉的琼瑶吗？

    在这本书中，琼瑶这样的记录，比比皆是，处处都是那双六岁的眼睛亲眼所见——为了避免大家被发现，表叔伸手去扼死自己的亲生儿子；悄然将与琼瑶每天抱着睡在一起的小妹丢弃在旅途中；父母赴水自尽又被琼瑶的哭声唤回；生死辗转中祖父却固执地在口袋中留着自己抗日救国的诗歌；宁可被枪毙也不让汉奸侮辱……

    弱国子民的血泪，尽在于此。

    琼瑶在书中写到——“我的国家民族观念，就是在这枪口下建立起来的。所以我常说，别人童年的教育来自学校，我童年的教育，却来自战争。”

    2004年台湾地区大选，琼瑶阿姨为反台独在网站上发表公开信：

    “亲爱的朋友啊！从何时开始，长江、黄河、青海、长城、喜马拉雅山……都不再是我们的骄傲了？唐宋元明都不再是我们的历史了？我真的陷进无法自拔的痛楚里。”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心中有一点淡淡的疑问——有着这样经历的琼瑶，成年后的作品中为何却只有温柔婉约，而没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刚强之气呢？

    直到看到《泰坦尼克》中的一段，我忽然若有所悟。《泰坦尼克》的结尾，罗丝是怎样对杰克喃喃自语的呢？她没有说我是多么地怀念你，在心底爱你这些话。她说，我结了几次婚，爱过几个人，生了几个孩子，走了世界多少个地方……她的一生怎样的快乐和有价值。

    杰克的死，是为了罗丝的生。而他让罗丝活下去，假如她从此只是忧伤地怀念自己，我想并不是杰克所要的最好报答。那最好的报答就是罗丝自己所说的——她是那样珍爱杰克换来的生命，所以让自己的一生都快快乐乐，轰轰烈烈，一直到九十岁。

    她的生命是属于两个人的，她快乐了，他才快乐。我们的先人在艰难时刻能够勇敢地面对苦难，却不是为了把我们变成冰冷的钢铁，而是为了让我们按照和平与善良的本性生活。

    在读琼瑶的书时，我居然落泪了。从此，也不可以笑话那些读琼瑶落泪的女生了吧。

李安，一辈子拍同一部电影的世界级导演

    李安的电影很难说风格。首先，他不是那种影像多彩的导演，包括新片号称“120帧4K”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竟然不是一个视觉大片，他用最新的技术找回了演员脸上的戏。也就是说，李安理解的“技术”的作用不是立体效果、宏伟主题、惊心动魄的场面，而是用他自己的话说让戏回到“每个眼里的血丝、每个演员脸上的雀斑之上”。

    提及李安导演，大部分人都会觉得他是一个外表收敛、内心激越的人。我特别喜欢他的“父亲三部曲”。李安把他的家事搬进电影，有些对白就是他自己说过的话，《喜宴》里包括评字、做菜，甚至婚礼前新郎新娘跪在父母前听训的情景、对白都是他经历过的。据他说：“以前，爸爸对我电影中的这些情景好像没什么反应，我本以为这都是我一厢情愿的抒发。”而这些抒发也促使大家开始思索父子关系。

    我认为新片《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的主题不是反战，而是现实中的理解，从开始到结尾都在探讨彼此的理解。 首先是主人公林恩姐弟之间的理解，其次是“英雄”与身边经理人或者大众的理解，还有拉拉队女孩对林恩的理解，士兵对死去班长的理解……甚至包括李安对战争的态度。李安对电影怀有真心，或者可以理解成“电影”里蕴含着一个“自己”——他始终面对自己。

    2000年的《卧虎藏龙》让好多熟悉他的人都会惊讶他改变了伦理片风格，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一个曲折动人的悲情故事。电影主角俞秀莲说过一句话，“无论你选择何种生活道路，都要对自己真心相待。”此话里提到的“道路”、“真心”道出了李安从未变更过的追求。

其实，这次的李安和以往一样，同样站在东西方立场上寻找答案。涉及战争，却没有拍主流观众所期待的反战主题。所以，我说李安的导演风格较为特殊，谦卑地正视未知。

    老话说：“好多作者一辈子写同一个小说。” 我想说的是李安导演也是一辈子在拍同一部电影。

    李安有句话是“没有事物是不变的，这是我电影的重心。人们希望相信某件事物，希望抓住某件事物，以获得安全感，希望彼此信任。”同一个场合，他又说：“寻求安全感与缺乏安全感，将成为我电影中另一个重要主题。”

    这部电影的张力在于以林恩为代表的士兵们的战后焦灼，包括他“普通人”的一面被遮蔽。这点尤其明显的是：爱情来了，他本想留下来，女孩却说你是英雄。多么悲哀：一件理所应当的事，忽因英雄之名，而变成了类似幻想与现实的对立——女孩对林恩的认识一开始就是“这是一个英雄，他要回战场上去”，而林恩也逐渐意识到自己在女孩心中只是一个“英雄”。

     “如果你想了解我，一切尽在我的电影中。”李安与他的电影像他说的一样，不仅是制造剧情，还有鲜明的人格。随着他的电影旅程，这种力量将不断在生活与电影风格中展现出。

     “电影与镜子”不是新提法，一些人照进了现实。但李安这面镜子却闪耀着本质之光，如信任、情感、关系、真诚、勇气、信仰、牺牲。这引导着他穿越人性的迷林。他关注着人类情感道路上，每一个动人的灵魂，如果有人理解了他的作品，就会理解他的为人——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李安会是一位世界级导演。

（摘自《北京日报》2016年11月17日）

陈复礼：耄耋大师赤子情

刘伟忠

    陈复礼先生是著名的世界摄影大师，与吴印成先生、郎静山先生并称摄影界“华夏三老”。陈老今年97岁高龄，从事摄影长达六十多年。他的摄影艺术成就得到了海内外文艺界的广泛认可，饮誉无数。1996年，中国摄影家协会曾专门召开陈复礼摄影艺术研讨会。“年方十八高大全，亦父亦师亦友一巨人”——这是当时中国摄影界给予陈复礼的集体评价。那一年，陈复礼80岁。

    1916年7月20日，陈复礼出生在广东潮安县官塘镇石湖村，其父陈必名先生饱读诗书，喜爱潮州音乐、戏曲，尤其醉心于笔墨丹青。陈复礼出生于这样的家庭，一方面具有天然的艺术基因，一方面从小就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陈复礼八岁启蒙，上了六年小学后，又读了一年私塾，读完了《论语》《孟子》《左传》等诸多古籍经典。1931年，15岁的陈复礼就读于潮州韩山“广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又称韩山师范，以“总评甲等”的成绩毕业。之后遭逢战乱，“过番”①东南亚，泰国求亲，越南靠友，后又辗转老挝、柬埔寨。直至中年移居香港，生活才算安定下来。

    陈复礼回忆说：到越南后，为生存奔波无暇学画，后来在一本法国杂志上看到了台湾摄影家郎静山的摄影作品，感受到摄影也可以如此富有画意，便开始对摄影着迷。画画需要安稳的环境，而摄影却比较灵活，比较适合他当时的生活状态。

    “诗情画意王摩诘，镜里丹青复礼陈。”这是原广东省委书记王匡对陈复礼的评价。王匡认为，正如唐朝诗人王维的诗句中渗透着画意一样，陈复礼的镜头下散发着浓厚的丹青气息。他将中国画运用空白和墨线来区分物体的方法融入摄影，在黑白摄影中，运用单色来表现被拍摄物体的质感和立体感，体现出中国传统绘画去粗取精、删繁就简、虚实相间、藏露结合的精华。

    在风光摄影彰显中国画意的基础上，陈老进一步吸收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配套元素，将书法、篆刻、诗歌等以题句、落印的方式融入到照片中。他的许多摄影作品，还以著名诗词或化用诗词来命名。这个时候，“中国画意”已经不足以概括他的作品风格，而只能形容为“中国气派”。

    高扬着“中国气派”的旗帜．沿着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道路阔步向前，陈复礼收获了他的另一大发明——“影画合璧”。所谓影画合璧，在兼具中国画意、书法、诗词、篆刻等文化元素于一体的照片上，补充中国传统绘画，绘画题材与照片题材有机融合，成为一幅新的“合璧”作品。陈复礼先后与李可染、吴作人、刘海粟、启功、古元、范曾、黄胄、李苦禅、黄永玉、程十发等20多位书画名家合作“影画合璧”作品。现在，参与合作的书画家很多已经故去，这些独特的艺术品变得更加珍贵。

    在早期作品中，陈复礼通过摄影镜头表现出对劳苦大众的同情、爱怜和寄望，也寄托着自己对人生和社会的深刻体悟。他的代表作之一《战争与和平》，以铁丝网中的鸽子为主角，配以布满乌云的天空背景。其子陈惊雄说：“这与父亲的经历也是紧密相关的。日本侵华战争迫使他背井离乡，日本侵入泰国迫使他辗转越南，在越南又赶上越法之战，与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通过镜头表现出来的对和平的热爱尤其强烈。”

    在改革开放之前，陈复礼的作品以拍摄祖国的名山大川为主，展示华夏大地的秀美风光。改革开放后，陈复礼的作品开始捕捉时代的脉搏，记录社会的变迁，渗透了浓厚的时代色彩。如果说风光摄影着重体现了陈复礼追求的“美”，那么一系列写实性较强的作品则体现了“真”和“善”。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丑恶社会现象，陈复礼也没有规避，他以镜头为武器，或夸张、或映射，进行犀利的批判。

    历尽沧桑的一代大师，如今终于可以静享天伦，颐养天年。但陈复礼先生对摄影艺术界的影响并没有停止发酵，就在2011年的香港苏富比春拍中，他的两幅作品《喜雨》《朝晖颂》作为中国艺术精品亮相，引起了海内外摄影艺术界的关注。作为当代摄影中国气派的代表者，陈老的影响注定是深远的。

相关链接：潮汕一向有艺术之乡的美誉。自小耳濡目染，受影响非常大。举一个例，潮汕的屋脊，那些画，门口的那些画，尽管是农民的画、工匠的画，但都有一定的艺术造就。我自小看这些，深深理解潮汕乡土文化，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自自然然，不知不觉跟着这条路走。（陈复礼《我的艺术之路》）

【注】①过番：旧时闽南人称到南洋谋生。

一根绳子

    今天是镇上赶集的日子。戈德维尔的集市广场上，人群和牲畜混在一起，黑压压一片。整个集市都带着牛栏、牛奶、牛粪、干草和汗臭的味道。

    布雷奥戴村奥士高纳大爷正在向集市广场走来。突然他发现地下有一小段绳子，奥士高纳大爷具有诺曼底人的勤俭精神，他弯下身去，从地上捡起了那段细绳子。这时他发现自己的冤家对头马具商马朗丹大爷在自家门口瞅着他，颇感丢脸。他立即将绳头藏进罩衫，接着又藏入裤子口袋，然后很快便消失在赶集的人群中去了。

    教堂敲响了午祷的钟声，朱尔丹掌柜的店堂里，坐满了顾客。突然，客店前面的大院里响起了一阵鼓声，传达通知的乡丁拉开嗓门背诵起来：“今天早晨，九、十点钟之间，有人在勃兹维尔大路上遗失黑皮夹子一只。内装法郎五百，单据若干。请拾到者立即交到乡政府或者曼纳维尔村乌勒布雷克大爷家。送还者得酬金法郎二十。”

    午饭已经用毕，这时，宪兵大队长突然出现在店堂门口。他问道：“奥士高纳大爷在这儿吗？”坐在餐桌尽头的奥士高纳大爷回答说：“在。”于是宪兵大队长又说：“奥士高纳大爷，请跟我到乡政府走一趟。乡长有话要对您说。”

    乡长坐在扶手椅里等着他。“奥士高纳大爷，”他说，“有人看见您今早捡到了乌勒布雷克大爷遗失的皮夹子。马朗丹先生，他看见您捡到了啦。”

    这时老人想起来了，明白了，气得满脸通红。“啊!这个乡巴佬!他看见我捡起的是这根绳子，您瞧!”他从口袋里掏出了那一小段绳子。但是乡长摇摇脑袋，不肯相信。

    他和马朗丹先生当面对了质，后者再次咬定他是亲眼看见的。根据奥士高纳大爷的请求，大家搜了他的身，但什么也没搜着。最后，乡长不知如何处理，便叫他先回去，同时告诉奥士高纳大爷，他将报告检察院，并请求指示。

    消息传开了。老人一走出乡政府就有人围拢来问长问短，于是老人讲起绳子的故事来。他讲的，大家听了不信，一味地笑。他走着走着，凡是碰着的人都拦住他问，他也拦住熟人，不厌其烦地重复他的故事，把只只口袋都翻转来给大家看。他生气，着急，由于别人不相信他而恼火，痛苦，不知怎么办，总是向别人重复绳子的故事。

    第二天，依莫维尔村的农民布列东大爷的长工马利于斯•博迈勒，把皮夹子和里面的钞票、单据一并送还给了乌勒布雷克大爷。这位长工声称确是在路上捡着了皮夹子，但他不识字，所以就带回家去交给了东家。

    消息传到了四乡。奥士高纳大爷得到消息后，又立即四处讲起他那有了结局的故事来。他整天讲他的遭遇，在路上向过路的人讲，在酒馆里向喝酒的人讲，星期天在教堂门口讲。不相识的人，他也拦住讲给人家听。现在他心里坦然了，不过，他觉得有某种东西使他感到不自在。人家在听他讲故事时，脸上带着嘲弄的神气，看来人家并不信服。他好像觉得别人在他背后指指戳戳。

    下一个星期二，他纯粹出于讲自己遭遇的欲望，又到戈德维尔来赶集。他朝一位庄稼汉走过去。这位老农民没有让他把话说完，在他胸口推了一把，冲着他大声说：“老滑头，滚开!”然后扭身就走。奥士高纳大爷目瞪口呆， 越来越感到不安。他终于明白了：人家指责他是叫一个同伙把皮夹子送回去的。

    他想抗议。满座的人都笑了起来，他午饭没能吃完便在一片嘲笑声中走了。他回到家里，又羞又恼。愤怒和羞耻使他痛苦到了极点。他遭到无端的怀疑，因而伤透了心。于是，他重新向人讲述自己的遭遇，故事每天都长出一点来，每天都加进些新的理由，更加有力的抗议，更加庄严的发誓。他的辩解越是复杂，理由越是多，人家越不相信他。

    他眼看着消瘦下去。将近年底时候，他卧病不起。年初，他含冤死去。临终昏迷时，他还在证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一再说：“一根细绳……乡长先生，您瞧，绳子在这儿。”

（节选自《外国短篇小说选》，有删改）

丰子恺故居—一钩新月天如水

    桐乡石门镇，缘缘堂。

    一个初冬的上午。我将手肘支在方桌上，将身体舒展成他穿棉袍时的闲适样子，望见了江南初冬依然绿影婆娑的院子，绿影婆娑的时光深处慢慢出现了一些声音和画面——春天里两株开满花的树下，跑过几只小鸡，有燕子呢喃；夏日午后门外传来货郎的叫卖声，傍晚的芭蕉树下，摆起了客人小酌的桌子；花坛边洋瓷面盆里游着一群蝌蚪……他从秋千上抱下老三或老四，说，在面盆里，小蝌蚪永远不会长成青蛙的，来，我们送它们回家！

    这些场景，是缘缘堂的主人——丰子恺先生漫画里的场景，也是他《缘缘堂随笔》里真实的生活场景。而缘缘堂则是他曾经的现实家园和精神乐园。

    我将目光收回，落到了桌面隐隐发亮的木纹理上，肘关节与桌面接触的一小片肌肤上，有一丝隐隐的温暖。这是错觉，错觉还牵引着我闻到了他略带烟味的呼吸，一个眼神睿智、端庄平和的白发长者立在了我的眼前。寒风中他身穿黑棉长袍，头戴黑棉帽，棉帽上趴着一只黑白色小猫。

    民国大师无数，而丰子恺是难得的一位德才兼备的艺术家、教育家。沿着他一生的脉络探寻，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在爱与慈悲里成长的幸运儿。丰子恺出生于一个有染坊、有良田的大户人家。阳光雨露没有宠坏那个叫“丰仁”的孩子，反使他成长为知书达理、谦恭好学的少年。入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正式更名为丰子恺，也遇到了生命里十分重要的两位大先生——李叔同（弘一法师）、夏丏尊。他们之间长达一生、直抵灵魂的情缘，给了他深远的影响。他的婚姻虽是媒妁之言，夫妻竟一生恩爱、生死相随，育有七个子女。这一切因缘，造就了他“光风霁月”般的人格。

    在与他同时代挚友们的记忆里，他获得了这样的评价：巴金说他是“一个与世无争、无所不爱的人，一颗纯洁无垢的孩子的心”。朱光潜在《丰子恺的人品和画品》里说：“他老是那样浑然本色，无忧无嗔，无世故气，亦无矜持气”。

    丰子恺的画，重于身边平凡事，如姐姐缝衣，弟弟上学，大人醉酒，孩童用两个蒲扇当自行车骑，也有描绘将一个个孩子从同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针砭时弊的题材。人间万物，在他的笔下是小可爱、小情趣，又是大悲悯、大气象，深得人心。

    他的代表作《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仿佛就是他人画合一的写照：简洁，平和，澄静，深邃，阔远。

    1927年初秋，二十九岁留日归来在上海教书的丰子恺恳请李叔同为寓所起名。李叔同让他在纸上写上许多他喜欢而又能互相搭配的字，团成小纸球撒在释迦牟尼画像前的供桌上抓阄。奇妙的是，丰子恺两次都抓到了“缘”字，便取名“缘缘堂”。后来无论迁居哪里，他都把李叔同写的“缘缘堂”匾额挂在家里，“犹是形影相随，至于八年之久”。1933年春天，在母亲的心心念念下，丰子恺用稿费在故乡的梅纱弄里，自家老屋后建好了一幢三开间砖木结构的高楼，加之前后两个小院，一个极具深沉朴素之美的“缘缘堂”诞生了。

    搬家那天，热闹如戏场。丰子恺充满深情地写道——“我们住新房子的欢喜与幸福，其实以此为极！”“民国二十二年春日落成，以至二十六年残冬被毁，我们在缘缘堂的怀抱里的日子约有五年。现在回想这五年间的生活，处处足使我憧憬”。除了偶尔往返于沪杭等地，他大部分时间都与全家老小住在缘缘堂，完成了近二十部著作。神奇的小院见证了天真如孩童、深邃如老者的一代大师生命里最幸福的时光。让人痛心疾首的是，短短五年后，幸福和缘缘堂一起，在日寇的炮火中化为乌有。

    颠沛流离、九死一生，是抗战时期丰子恺一家辗转逃难于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四川等地的写照，而一个个噩耗追随着他的脚步接踵而至——1938年1月，他在江西逃难时，“缘缘堂”被炮火夷为平地；1942年他在重庆避难时，“慈父”弘一法师在泉州圆寂；战争结束的次年，战乱中一直与他通信在精神上支撑着他的夏丏尊辞世，未能见上最后一面……

    文革中，他因散文《阿咪》获罪，一家人住的日月楼被安置进了四五家人，丰子恺只得睡在连接阳台的走廊上，用棕绷搭个小床，棕绷太短，便在脚那头放个凳子，蜷缩着睡。小床边摆一张小方桌，就是他的书桌。无数个不眠之夜，唯有一钩新月静静陪伴一团蜷缩的身影。如此境地，他却说“天于我，相当厚”。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怀着对苍生的大爱，他完成了弘一法师的遗愿、师生间灵魂的相约——《护生画集》。

    “我是是一个天真的，热情的，好奇的，不通世故的孩子”，“在中国，我觉得孩子太少了。成人们大都热衷于名利，萦心于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实业问题……孩子们呢……弄得像机器人一样。长此以往，中国恐将全是大人而没有孩子，连婴孩也都是世故深通的老人了。”

    时光隧道里传来的这一段话，振聋发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