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文赤壁

曹矞

    熟悉文史的人皆知，赤壁有文赤壁、武赤壁之别。武赤壁，自然指的是史上曾发生赤壁之战的武昌赤壁；文赤壁，指的是北宋大文豪苏轼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误把黄州赤壁当作赤壁之战古战场，曾于1082年秋冬先后两次游览，写下不朽的诗赋名篇“一词二赋”的地方。

    文赤壁自古素有“风景如画”之美誉。至于为何称之为赤壁，说法不一。或许因其山崖陡峭，壁如刀削，犹如城壁一般，且呈赭红色，故称之。或许当年苏轼见当地人把黄州的赤鼻矶叫作“赤鼻”，误把“赤鼻”当“赤壁”，再观其地形酷似，就不曾深究，误认为它是赤壁之战的古战场。于是，他排遣愁绪，赤壁怀古，寄情于山水之间，撰妙文于笔端，方有了后人击节赞叹不已的千古绝唱。这真是黄州百姓之荣光，实在是个美丽的错误！

    如今，慕名而来游览文赤壁的观光客，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驱车到武汉，向东走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就到了湖北黄州的文赤壁。一下车，就可远远望见儒雅文豪苏东坡，那是山坡下一尊高高站立的汉白玉石雕像。为他铸造这么一尊高大石雕，是应该的，苏东坡理所应当是这里的主角。大家纷纷走近前去，仰视这位彪炳千古的大文豪，高兴地和苏东坡合影存照。

    我凝视苏东坡良久，他英俊洒脱，气宇轩昂，那眉宇间，襟袍临风处，无不溢出文人雅士的睿智和大度，仿佛他正在拂袖挪步，缓缓走来。正欲上前与之搭讪时，不禁一愣，哑然失笑。

    迎面一座山，不高，随同众游人拾级而上。居高临下，山壁下面只剩两池死水。抬头北望，远处才是白茫茫的长江。在宋代，长江就在这座山脚下拍壁奔流的啊，几百年后已淤积成滩，如今滩地上已盖满了密密麻麻的房子。遥想当年，苏轼就在此地与友人一起两度泛舟游玩，怡情山水，饮酒作乐，感叹过“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试想，他第一次秋游之后，写下《赤壁赋》；仅仅三个月后的冬天，重游赤壁再写《赤壁赋》时，就曾感叹“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何况他去世九百多年后的今天呢？早已星转斗移，时过境迁，江山易改矣。而今虽依然涛声依旧，毕竟江面已远去，古时东坡赤壁以及泛舟游览情景，唯有梦里再现了。

    黄州之于苏轼，简直太重要了。黄州是苏轼做官时间最长的地方，有四年零两个月之久。他大体上做了四件事：躬耕东坡、放浪山水、修身养性、激情创作。黄州优美的山水风景，他自身特殊的人生经历和境遇，给了他无穷的创作源泉。谪居黄州期间，苏轼以挥洒自如的笔力，创造了具有开拓意义的新的生活和新的艺术形象，冲破了艺术樊篱，开拓了诗词歌赋反映现实生活的新路子。他一生中最有影响的作品多出自黄州，他艺术上的顶峰是在黄州。据悉，在数量上，在黄州写了753篇作品，其中诗歌214首，词79首，散文457篇，赋3篇。在质量上，文学上的代表作有“一词二赋”，书法上的代表作是《寒食帖》。平均每两天一篇，每周3.3篇。乃至饮食上的东坡肉、东坡饼、东坡羹等名菜也都是他在黄州时发明的。这些都是黄州一笔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啊。

    哦，对了，包括苏轼的号“东坡居士”，也是他躬耕于黄州东坡之时取的。东坡是营地，长期无人耕种，是瓦砾之场，不适合耕种。又因当年大旱，从未躬耕的苏轼饱尝了开荒种地的艰辛，但是他仍然很乐观，很豁达。一个月夜，苏轼拄着拐杖，走在东坡的田间小路上，诗兴大发，写下著名的小诗《东坡》：“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

    余秋雨在《苏东坡突围》中写道：“苏东坡成全了黄州，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苏轼被贬谪到黄州，反而为他营造了创作名篇佳作的主观情绪和客观环境。这真是逆境出成果，逆境造就人才的典范。苏轼个人之不幸，命运的阴差阳错，反而成就了黄州赤壁之大幸，更是中国文学之大幸！

    苏轼遭遇贬谪，遇厄运而不悲观消沉，失意而不失志，胸襟开阔大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怎不让人敬佩万分？他文如其人，直抒心灵，率直本真，赤壁怀古之赋、之词，皆于悲愤之中更见其旷达情怀。

    永远的苏东坡，永恒的文赤壁。《苏东坡传》的作者林语堂曾说：“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作为后人的我们，崇敬仰慕苏东坡如此。我们这些后人的后人，自然还会如我们一般敬仰于他，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苏东坡千古流芳，文赤壁亦随之而名垂千古。

（摘自《中国散文家》，有删改）

官舱里

茅盾

    忽然船上的茶房在太阳晒不到的一边舱外支起旧蓝布的遮阳来了。

    就有一个柔软的声音：“怎么晒不到的地方倒要遮阳？”发言者是女性，二十岁不到。太阳脚落在她的颈脖上，这虽有颇厚的电烫头发给遮住，可是头发里好像有些小虫子爬着，她时时举手到耳后掠一下。她这一句话是对同伴说的，同伴是男性，不过二十岁模样。“就要出‘塘’了，出了‘塘’这边有太阳。”对面的一位老者解释着，顺手理一理灰黄的八字须。老者有一张颇为红润的脸，疏眉朗目，声音洪亮，加之顺手摸模八字须，表示了他的身份和教养，这立刻在两位年青人的心里留下了蔼然可亲的印象。

    “啊！是，是。”男的恭恭敬敬回答，“尊姓？”

    “黄。草头黄。”

    内河小火轮的官舱中，旅客们大都是有“身份”的，往往不像客舱里的朋友们，凳子还没坐热就前后左右攀谈过。

    老先生自然是“中装”，蓝绸大褂，老式花样。老先生是吸烟的，他那枝旱烟管是湘妃竹的，红润如玉，白铜斗儿，象牙咬嘴，挂着一副白银的剔牙杖，不过盛旱烟的荷包却是外国人用来装板烟的橡皮袋儿。

    老先生极健谈，现在他已经从“今天天气哈哈”转到了当天上海报上登的叶海生案审判的情形。

    他的老伴，很清秀很文雅的眉目，一点不见老态。估量她总有五十岁，因为她的脚是地道的三寸金莲，而她的谈吐举止却叫人想到三十多岁年青时她大概是“维新派”。

    即使她穿一身时髦的衣服，着实也并不“怪样”，比她身边那位女青年自然些。那位女青年当然是又窄又长的旗袍，又硬又高的领子，三寸高跟皮鞋，面颊上涂着两团“健康色”，手指上是鲜红的蔻丹。

    男青年是穿洋服的，两个假肩头实在太阔，又翘得太高了，叫人看着难受；一双尖头皮鞋太尖了，不输于那位老太太的小脚的鞋尖。他也吸烟，衔在他嘴里的是一枝五寸来长银镶头的电木烟嘴。

    这样的两对越谈越投契了，不知怎样一来谈到“文艺”方面了。

    女青年这时忽然低声说：“巴金的《家》很好吧！”“唔！”老先生喷出一口浓烟将脑袋一侧。

    男青年赶快拿下他的太长的卷烟咬嘴，带点忸怩态度说明：“新出的，一部哀情小说。”

    “哦！”老先生和老太太几乎同时叫了起来。“也是家庭小说。”那位女青年又低声说。

    “倒不曾看过巴金。”那位老太太微微一笑，发表她的意见，“哀情小说、家庭小说，不能不推《红楼梦》。”于是她就研究起《红楼梦》来，特地对她丈夫说：“凤姐和贾母斗的牌，大概就是麻将书上说风姐放一张‘一饼’给贾母。‘一筒’北方人叫‘一饼’，不过她们是两个人就可以成局的。”

    老先生只顾一面喷着烟，一面摇着脑袋画圈子，末了，他把早烟斗在舱板上笃笃地敲着，似乎斟酌了一番才说：“恐怕牌是同样的牌，打法却不同。”

    这当儿船上的汽管叫了几声，官舱窗外移近来了一带石帮岸，岸上是一簇瓦房。船靠了埠，就有些人腿在官舱窗外走过，接着是三四位旅客涌进这官舱来，有黄布学生服的青年，也有满脸肥肉的商人，这“小世界”里现在热闹了许多，也复杂了许多。

    船再开驶后，这官舱里依然还有“风雅”的谈吐，但最多而最响的声音是茧市米价，桐油涨得太猛。

    黄布学生服的两位靠近舱门边，在争论沿河一带的“南瓜棚”到底有多少“国防”的意义。因为据说这些小小的连成一片的“南瓜棚”是奉命搭盖的，用意在万一对日战争这可以避免飞机“下蛋”，那就是“防空”！

    一九三六年

（有删改）

金络渡

聂鑫森

    这条奔流在湘东大山中的河，叫野马河。嵌在野马河中段南北相对的两个小渡口，都叫金络渡。金络渡的摆渡人，叫钟水生。

    钟水生五十好几了，身板宽厚，挺直。他怎么也想不到，高中毕业后当了四年海军，转业时本可以在城里安排工作，却回老家来摆渡，一口气到了三十年的“河军”！

    这块地方偏僻，还穷，又最冷清，不可能花大钱去架一座钢筋水泥桥，但河两岸总有人要来来往往，于是就有了摆渡人。摆渡人是由镇政府聘请的合同工。三十年前，钟水生每月工资七十元，眼下也就每月一千元。但每年全镇评“五好家庭”，钟水生的家总是上红榜。他的爹娘、老婆和孩子，都把农活、家务活包揽了，让他一门心思当好摆渡人。每早出门，爹总是嘱咐他：“当好摆渡人，带我们全家去的。”他听了都会落泪，连连点头。

    又是草长莺飞的春天。

    又是莺飞草长的春天。

    野马河上的雾气渐薄漸淡，太阳逐渐露出热情的笑脸。渡口，这时候静了下来钟水生看了看手表，上午十点钟。他用拖把开始擦洗船头上、船舷上、船舱里的泥巴脚印。野马河河滩一年四季潮乎乎的，人们都得走过这段河滩路，才能上船。从早上六点钟到现在，渡船穿梭来往，船上留下了许多泥巴脚印，但上年纪老人和学生伢的脚印都不会沾上泥巴，因为是他一个一个背上船的。

    钟水生除了寒冬穿套鞋外，其余季节都打赤脚。人们上船后，他洗干净脚上的泥巴，在船尾操起双桨，高喊一声：“坐稳了哟——开船了！”渡船便离开渡口，稳稳地驶向对岸。

    这一幕旷日持久，又平常真切。

    老人说：“水生呀，我的儿孙都没你这样耐得烦。”

    小学生说穿再漂亮的鞋子，也不会弄脏，谢谢钟爷爷。”

    钟水生灿烂地笑了，说应该的。我小时候上学和回家，都是由摆渡人背来背去的，我是比着他的样子学哩。”

    有人问：“那个摆渡人是谁呀？”

    “我叫他宫大爷。”

    “你已五十出头，宫大爷该过九十了？”

    “他老人家不在了。三十年前的那个春天，野马河发大水。他为救一个坐船不慎落水的妇女，卷进了一个大旋涡里……那个被救起的人，就是我娘。那一年我正在当兵。”

    钟水生把渡船弄得干干净净。阳光下，他又想起了他两中毕业后去参军，转业的时候，爹对他说你回老家来吧，当摆渡人。人家嫌这工作不赚钱，又苦又累，镇政府着急找不到合适的人。为了死去的宫大爷，为了过河的父老乡亲，你必须做这件事！”

    钟水生说：“我愿意。”

    钟水生知道，他也会有划不动船的那一天，好在他有两个儿子，都在本乡本土做泥工、木工，都很乐意做摆渡人。想到这里，钟水生不由得仰天打了个哈哈。

    河岸上忽然有人喊：“摆渡的，我要过河！”

    钟水生抬眼一望，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手提大公文包，西装西裤一色白，黑衬衣上系一根红领带，一双黑皮鞋贼亮贼亮。他站在河滩那一端，头昂得高高的。

    “要过河？走过来上船。”

    “我是去镇政府谈投资的，这烂泥巴路怎么走？麻烦你背我过去，我付钱就是了。”

    钟水生说：“你既是来这里投资的，虽不是老人、小孩，我破例背你一次。”

    钟水生赤脚下船，走过河滩，背起年轻人。离船还有四五米远时，年轻人嘀咕了一句：“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话音未落，钟水生双手一松，腰一挺，把年轻人丢在烂泥里，火爆爆地说：“背人上船，我从不收钱。你有钱，去找鬼推磨吧！”

    年轻人跌得一身泥，气得大喊大叫。

    这时候，河对岸有人招手、喊话，有人要到南岸来。

    钟水生抄起桨，划着空空的船飞快地过河去了。

    一河波浪，在阳光下闪着金子般的光泽。

非攻（节选）

鲁迅

他穿过厨下，到得后门外的井边，绞着辘轳，汲起半瓶井水来，捧着吸了十多口，于是放下瓦瓶，抹一抹嘴，跑进厨房里，道：

“耕柱子！给我和起玉米粉来！”

耕柱子恰恰从堂屋里走到，是一个很精神的青年。

“先生，是做十多天的干粮罢？”他问。

“对咧。”墨子说。“公孙高走了罢？”

“走了，”耕柱子笑道。“他很生气，说我们兼爱无父，像禽兽一样。”墨子也笑了一笑。

“先生到楚国去？”

“是的。你也知道了？”墨子让耕柱子用水和着玉米粉，自己却取火石和艾绒打了火，点起枯枝来沸水，眼睛看火焰，慢慢的说道：“我们的老乡公输般，他总是倚恃着自己的一点小聪明，兴风作浪的。造了钩拒，教楚王和越人打仗还不够，这回是又想出了什么云梯，要怂恿楚王攻宋去了。宋是小国，怎禁得这么一攻。我去按他一下罢。”

他看得耕柱子已经把窝窝头上了蒸笼，便回到自己的房里，在壁厨里摸出一把盐渍藜菜干，一柄破铜刀，另外找了一张破包袱，等耕柱子端进蒸熟的窝窝头来，就一起打成一个包裹。衣服却不打点，也不带洗脸的手巾，只把皮带紧了一紧，走到堂下，穿好草鞋，背上包裹，头也不回的走了。从包裹里，还一阵一阵的冒着热蒸汽。

“先生什么时候回来呢？”耕柱子在后面叫喊道。

“总得二十来天罢，”墨子答着，只是走。

墨子走进宋国的国界的时候，草鞋带已经断了三四回，觉得脚底上很发热，停下来一看，鞋底也磨成了大窟窿，脚上有些地方起茧，有些地方起泡了。他毫不在意，仍然走：沿路看看情形，人口倒很不少，然而历来的水灾和兵灾的痕迹，却到处存留，没有人民的变换得飞快。走了三天，看不见一所大屋，看不见一棵大树，看不见一个活泼的人，看不见一片肥沃的田地，就这样的到了都城。

城墙也很破旧，但有几处添了新石头：护城沟边看见烂泥堆，像是有人淘掘过，但只见有几个闲人坐在沟沿上似乎钓着鱼。

“他们大约也听到消息了，”墨子想。细看那些钓鱼人，却没有自己的学生在里面。

他决计穿城而过，于是走近北关，顺着中央的一条街，一径向南走。城里面也很萧条，但也很平静；店铺都贴着减价的条子，然而并不见买主，可是店里也并无怎样的货色：街道上满积着又细又粘的黄尘。

“这模样了，还要来攻它！”墨子想。

他在大街上前行，除看见了贫弱而外，也没有什么异样。楚国要来进攻的消息，是也许已经听到了的，然而大家被攻得习惯了，自认是活该受攻的了，竟并不觉得特别，况且谁都只剩了一条性命，无衣无食，所以也没有什么人想搬家。待到望见南关的城楼了，这才看见街角上聚着十多个人，好像在听一个人讲故事。

当墨子走得临近时，只见那人的手在空中一挥，大叫道：

“我们给他们看看宋国的民气！我们都去死！”墨子知道，这是自己的学生曹公子的声音。

然而他并不挤进去招呼他，匆匆的出了南关，只赶自己的路。又走了一天和大半夜，歇下来，在一个农家的檐下睡到黎明，起来仍复走。草鞋已经碎成一片一片，穿不住了，包袱里还有窝窝头，不能用，便只好撕下一块布裳来，包了脚。不过布片薄，不平的村路梗着他的脚底，走起来就更艰难。到得下午，他坐在一株小小的槐树下，打开包裹来吃午餐，也算是歇歇脚。远远的望见一个大汉，推着很重的小车，向这边走过来了，到得临近，那人就歇下车子，走到墨子面前，叫了一声“先生”，一面撩起衣角来揩脸上的汗，喘着气。

“这是沙么？”墨子认识他是自己的学生管黔敖，便问。

“是的，防云梯的。”

“别的准备怎么样？”

“也已经募集了一些麻，灰，铁。不过难得很：有的不肯，肯的没有。还是讲空话的多……”

“昨天在城里听见曹公子在讲演，又在玩二股什么‘气’，嚷什么‘死’了。你去告诉他：不要弄玄虚：死并不坏，也很难，但要死得于民有利！”

“和他很难说，”管黔敖怅怅的答道。“他在这里做了两年官，不大愿意和我们说话了……”

“禽滑厘呢？”

“他可是很忙。刚刚试验过连弩：现在恐怕在西关外看地势，所以遇不着先生。先生是到楚国去找公输般的罢？”

“不错，”墨子说，“不过他听不听我，还是料不定的。你们仍然准备着，不要只望着口舌的成功。”

管黔敖点点头，看墨子上了路，目送了一会，便推着小车，吱吱嘎嘎的进城去了。

（有删改）

材料一：

典型传播是媒体通过人物典型形象的塑造去反映、倡导某种社会主流价值的传播样式。在以往，传统的典型人物报道在榜样示范、政策宣传、凝聚社会等方面产生了巨大作用，历史功绩不可抹杀；如今，发生了巨大变迁的社会无疑仍然需要极具感召力、代表时代精神内核的精神楷模，而典型传播在现时的社会整合功能恰好能契合这种需要。

一方面，处于转型期的我国现时社会还是一个同质化程度相当高的社会，“典型的认识与实践功能仍然是有效的”。从另一方面来讲，社会问题越多，结构越是复杂，转型速度越快，越是需要一种积极向上的思想精神与价值观念来引导。典型人物报道可以用新闻的手法在某一社会层面提供多种不同的典型形象，为人们提供一种行为参照乃至情感诉求的渠道。

(摘编自麦尚文《中国典型人物报道创新研究》)

材料二：

媒介形象的建构是一个历史演化的过程。从历史发展来看，焦裕禄媒介形象的建构曾先后以报纸、电影、电视剧为载体，而不同时期、不同媒介形式对焦裕禄形象建构的侧重点有所差异。焦裕禄媒介形象建构的过程也就是大众媒介再现历史、建构历史的过程，而在信息社会中，大众媒介对历史的再现无疑是建构人们集体记忆的一种重要机制。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不同的媒介形象事实上在建构着不同的集体记忆。因此，焦裕禄媒介形象的变迁实际上涉及媒介建构和集体记忆两个方面。

一方面，媒介形象建构是由大众媒介来主导的生产性活动。我们知道，大众媒介在进行媒介生产活动的同时，总会受制于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力量。媒体作为政党和政府的喉舌，首先就承载着政治宣传、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功能。中国的焦裕禄是共产党员干部的模范代表，对焦裕禄这一模范人物形象的建构事实上正是中国政府宣传工作的一部分，因而，焦裕禄媒介形象的建构必然要与主流意识形态紧密结合。另一方面，集体记忆是经由文化的、社会的因素联结起来的“想象的共同体”所拥有的共同记忆，它虽然是关于过去的概念，但并不仅仅只指涉过去，它是连接现在与过去的桥梁。我们对过去的回忆总是受到我们解决现实问题的心态的影响，在每个时代，集体记忆的建构必然与当时的社会需求尤其是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相呼应。对焦裕禄集体记忆的建构，事实上也是从现实社会语境出发，通过提炼过去的人物和事件来回应当下的一种表现。

回到不同时期的具体社会背景，我们不难发现社会语境对焦裕禄媒介形象建构的制约作用。首先是20世纪60年代的典型报道。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一方面整个社会的阶级意识、革命色彩还很浓厚；另一方面，严重的自然灾害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以典型报道的形式将焦裕禄突出建构为“困境中的英雄”和“毛泽东思想的实践者”。再到20世纪90年代，电影《焦裕禄》上映，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已步入正轨，社会建设也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却是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滋生，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也逐渐疏离。因此，电影着重建构了焦裕禄严于律己、廉洁奉公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形象，正是意在通过这一集体记忆来重新拉近人民群众与党员干部之间的关系。那么，现在的电视剧《焦裕禄》所建构的焦裕禄形象及相应的集体记忆又是如何与当下的现实语境相契合的呢？细细究之，也不难发现其内在关联。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费主义的浪潮如今正势不可当地涌入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而与此同时，人们的精神领地却多有荒芜。电视剧《焦裕禄》将另一种人生哲学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剧中，焦裕禄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穿着朴素的衣裳，奔波于泥土地中。可以说，他对信仰的坚持和对理想的执着正是当下物欲社会所最缺乏的一种精神力量。另一方面，90年代以来官与民之间关系疏离的状况并未得到有效的改善。电视剧《焦裕禄》通过诸多细节讲述了作为党员干部的焦裕禄对人民群众的无私奉献：他在寒冷的冬夜给偏远的公社送去棉衣，他亲力亲为给老百姓解决买煤的问题……通过对历史细节进行影像还原，焦裕禄形象的核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剧中得以凸显，而这种精神无疑是对当下党员干部的一次心灵洗礼。

综上所述，从新闻报道到电影再到电视剧，焦裕禄媒介形象的建构表征的不仅仅是时间流逝所带来的变化，抑或是传播形式的创新，在本质上它还是不同时期中国社会的一种镜像折射。透过焦裕禄媒介形象的变迁，我们所观照的正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脉络。就当下而言，和谐社会的建设迫切需要这方面精神力量的支撑，我们期盼，通过典型人物媒介形象的建构，能将历史留给我们的财富，以集体记忆的形式转化为现实社会中强有力的精神力量。

(摘编自蔡骐、曹慧丹《焦裕禄：媒介形象的建构与发展》)

材料一        媒介素养

就是指正确地、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能力，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进步。主要包括公众利用媒介资源动机、使用媒介资源的方式方法与态度、利用媒介资源的有效程度以及对传媒的批判能力等。

媒介素养的概念属地地道道的舶来品。据学者鲁宾分析，主要有三个层面，即能力模式、知识模式和理解模式。就能力模式而言，指公民所具有的获取、分析、评价和传输各种形式信息的能力，侧重的是对于信息的认知过程。知识模式观点认为，媒介素养就是关于媒介如何对社会产生功能的知识体系，其侧重点是信息如何传输。而理解模式的观点声称，所谓媒介素养就是理解媒介信息在制造、生产和传递过程中受到来自文化、经济、政治和技术诸力量的强制作用，侧重的是对于信息的判断和理解能力。

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

“如果说媒介是人体的延伸，那么，媒介素养就是传统文化素养的延伸，它包括人们对各种信息的解读能力，除了现在拥有的听、说、读、写诸能力之外，还应具有批判性地接收和解码影视、广播、网络、报刊和广告等媒介信息的能力，以及使用电脑、电视、照相机、录音机、录像机等广泛的信息技术来制作、传播信息的能力。”

 (摘自“百度知乎")

材料二        提高青少年的媒介素养

暑假是青少年与电子设备“亲密接触”的高峰期，这让许多家长担心孩子沉迷游戏，或受到网络“三俗"的不良影响。家长们的担心并不多余，青少年媒介使用技术娴熟，但媒介素养有待提升，容易受到网络"三俗"侵蚀。

媒介素养在新媒体海量信息时代尤为重要。要提高青少年网民的媒介素养，需要“政府一学校-家庭--媒体--社会”立体参与，其中尤其要重视以下几点：价值观引领是首位。媒介素养强调的是分辨和解读信息的能力，那么以什么尺度去分辨和解读呢?先进的思想、正确的价值观就是度量信息的尺子。有的青少年容易受到“三俗”影响，其根源在于心中没有正确的价值观。要帮助青少年明是非、辨善恶、知良莠，使他们拥有度量信息的尺子。要提升青少年的媒介素养，用他们喜欢和愿意接受的方式去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就像《觉醒年代》等影视作品那样，在潜移默化中讲述党的初心和革命先烈的高尚情怀。

人文教育是奠基石。如果人文精神缺失，一些年轻人就容易陷入空虚和迷茫，让网络“三俗”钻了空子。无论教育处于哪一个阶段，哪一种模式，都应该充分重视人文教育和人文学科，仅从实用和技术层面来谈人文学科是目光短浅的。人文学科的独特价值，正是在于塑造青少年的心灵和人格，培养其批判意识和理性思考能力，而这正是良好媒介素养的必备根基。

父母是第一影响人。如果年轻父母没有节制地玩手机、刷视频，很难想象孩子能养成好的媒介使用习惯。由于父母的引导方式不同，使得孩子的互联网使用习惯产生了很大差异，有的偏向学习信息，有的偏向娱乐消遣。一样的屏幕和键盘，由于父母媒介素养的不同，让孩子走进了两个不同的世界。父母的爱和陪伴、父母的正确引导和以身示范，能使网络在青少年成长中发挥更多的积极作用。

社会团体可为助力者。社会团体在青少年媒介素养提升过程中可起着重要作用，鼓励和提倡社会团体举办丰富多彩的媒介素养实践活动，以游戏、竞技、趣味的方式来训练和提升青少年的媒介素养，使之成为学校媒介素养教育的有益补充。

总之，随着我国青少年触网年龄的不断降低，提升青少年媒介素养已是当务之急。《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就指出，加强全社会网络法治和网络素养教育，制定网络素养教育指南；加强青少年网络安全教育，引导青少年理性上网。只要政府与学校、家庭与社会团体携起手来，就一定能让青少年在面对网络信息的海洋时明辨是非，健康成长。

(选自《人民日报精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