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沙漠画第一人——黄名芊

    黄名芊出生三个月时父亲因肺病去世。他的父亲是位绘画爱好者，遗留了一些梅兰竹菊的画作在房间里。也许就是这些艺术品的熏陶，让他从小就爱上了艺术。而他很小就表现出惊人的美术天赋，看到小猫小狗小鸟，他就能用泥巴捏出来，全村的人都赞叹不已。

    大学毕业后，黄名芊被分配到学校任教。当时学校的老师不多，教学任务很重，但是他要画画的想法一直都在。后来，学校步上正轨，老师也多了，利用从教之余一切时间，包括双休日、寒暑假，黄名芊开始致力于自己的艺术创新。

    1993年、1997年，黄名芊两次由德方出资在德国举办个人抽象山水画展。展出期间，他去了卡塞尔、法兰克福、汉诺威等许多城市参观游览。

    “德国的艺术博物馆和各类博物馆都是免费的……色彩缤纷的流派我有的喜欢，有的不喜欢，但是我认为他们是敢于创造的。”他对记者说，“德国人看我国的山水画，实际个人风格不同，而他们看上去会认为是一个人画的。这也启发我，创新必须与他人拉开距离。”

    德国流行抽象艺术，黄名芊的抽象水墨画在那里很受欢迎，但回到中国后就不一样了。许多青年很喜欢，但是有些中老年艺术家看了他的画似乎就没什么感觉，有人甚至在背后道出贬义，而普通观众看后似乎很迷惑，可能是看不懂。这引起了黄名芊深深的思考和困惑。

    一次机缘巧合下，黄名芊终于找到了他今生的艺术归宿——大漠山水画。1987年，黄名芊的夫人在南京艺术学院进修工艺美术理论，需要到西部去考察，研究古代雕塑，黄名芊就陪同夫人一起去了西部。

    来到敦煌，第一次见到了沙漠，接着又去了新疆吐鲁番，看到了更多的沙漠，黄名芊不禁为沙漠的浩瀚壮美所折服，不由爱上了这片金黄大地，一种要把大漠的粗犷美画出来的感受油然而生。但是，大漠分明是一个不易攻克的山水画创作难题。沙漠缺水、少树，缺水少树势必消解山水画的亮点。总之，传统山水画、现代山水画约定俗成的种种活跃审美元素，在面对沙漠构景时，就会产生“无用武之地”的尴尬。难怪古今画家们很自然地回避了这一难见效果的题材。翻开千年中国画史，找不到前贤留下的画沙漠范本，也没有可资借鉴的画沙漠经验文字记载。

    第一次画沙漠，黄名芊以失败告终。“没画过的可以画，可到底要怎样画呢？”他默默地总结经验：还是看到的沙漠太少，只是在沙漠边缘，没有深入了解沙漠形态，对沙漠的认识不足。“我一定要再去沙漠的深处看看！”

    1994年，黄名芊第二次来到了沙漠，这次他选择了更加壮阔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这儿的沙漠虽美，可也被称为“死亡之海”。没有向导，黄名芊只能在边缘徘徊；无法深入沙漠腹地，他心中十分焦急。一直等到1996年，沙漠通了公路，他才得以深入沙漠腹地。之后他去各大沙漠考察不下10次，还多次去各地的治沙研究所，拜访沙漠专家。

    多年扎根沙漠，前五年画一张撕一张，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在大漠里吃了无数风沙，黄名芊终于开创出自己的画法——沙漠皴。在被问及如何得到这样神奇的画法时，他说了一句最普通的话：实践出真知，千虑一得。又说，踏遍天涯无觅处，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

    黄名芊笔下的沙漠，远看如瀚海波涛，逼真涌动；近看却纹理分明，沙丘上的纹理丝丝缕缕清晰分明。他说这是两个方面的功夫，一是感受素材，一是画法。素材来自他不辞辛苦、甚至出生入死一次次进入茫茫大漠，画法则源自十多年间笔耕不辍、锲而不舍地反复试验。终于他找到用笔墨在表现不同沙漠形态时的恰当技法，即浓墨铺垫连绵的沙丘底部，继而层层向上叠加整个沙丘，画到沙丘顶部时墨已干、水分变少，正好用以表现沙丘顶部的轻盈流动。密匝的墨点是沙垄，也是重墨的沙漠低地；飘逸的点线是沙峰，也是淡墨的沙漠顶部，绵密的笔法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沙漠丝绸般的光滑质感，光色的流转和明暗的变化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远处沙漠则以泼墨法写出，不宜多加，这样近实远虚，恰当地表现出远近变化。

    黄名芊终于开创出自己的天地。他画了一幅画，  画中无边大漠里，漫天黄沙，渺小的一人一驼一狗正在艰难跋涉。这幅画名为《路漫漫》。黄名芊说：“我画沙漠数十年如一日……这幅画就是我的自我写照。”

真率自然的画笔人生

徐锐

    1898年丰子恺出生在浙江省崇德县。丰子恺9岁在云芝私塾求学的时候，按《芥子园画谱》勾描人物，被塾师发现，塾师遂令他画一幅孔子像以供同学朝夕礼拜，从此，丰子恺便有了“小画家”的名声。1914年秋，丰子恺考入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期间，在李叔同的指点与鼓励下，丰子恺一方面努力写生，一方面观摩西洋名画，学习绘画理论，画艺进步很快；而时任国文老师的夏丏尊则教导严厉，要求习作“不准讲空话，要老实写”，对丰子恺影响很大。

    1919年丰子恺赴日学习绘画。留学期间，他与著名画家竹久梦二结下了不解之缘。从竹久梦二那里，他得到了更多漫画的灵感，将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和自己对个体生命与艺术的感受融会其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漫画风格。

    回国后，迫于生计的丰子恺在春晖中学授课讲学，并开始了漫画创作。好友朱自清把其中一幅拿去，刊登在文艺刊物《我们的七月》上。此后，丰子恺在《文学周刊》上多次发表作品，并冠以“漫画”的标题，于是中国才开始有了“漫画”这个名称。

    丰子恺尤其喜欢画儿童漫画。丰子恺认为，儿童是最能保全人的本性的，他们彻底的真实，纯洁而不虚饰。他的儿童画往往从日常生活中捕捉童趣，显示出一个漫画家对童心的珍视和呵护。

    丰子恺也是一位大胆创新的艺术家。他的作品题的是古诗词句，画的却往往是现代的人物，他称之为“古诗新画”。“古诗新画”是对传统山水画的创新，意在捕捉现代生活中的古诗意趣，其“取材少而精，立意深而长”的创作原则使之具有鲜明的写意性。

    为祝贺弘一法师50岁生日，丰子恺与法师合作，创作了《护生画集》。丰子恺作画，精通佛法的弘一法师撰文，珠联璧合。这套画集不仅融入了师恩和情谊，也融入了丰子恺一生所倡导的“和平、仁爱、悲悯”。丰子恺从小就受到祖父母不杀生的影响，认为杀生是一件残忍的事，出于这种心情，他以画为径，劝人戒杀、放生。丰子恺强调，“护生”就是为了“护心”——这也是画护生画的真正目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当时丰子恺已近40岁。国难当头之际，丰子恺、叶浅予等漫画家以自己的方式组成了一支特殊的抗战队伍——“救亡漫画宣传队”，去当时的抗日中心城市武汉，用画笔作枪，展开了一系列抗日救国的文化运动。1938年5月，漫画家们将大量的抗战题材作品运上了两架开往日本的飞机。两架飞机飞抵日本本土后进行投掷，各种反战宣传物品就像一枚枚真正的炸弹，深深震撼了那些有良知的日本人民的心，强烈地动摇了日军的后方阵地。丰子恺由此深感漫画抗战的力量，写下了《漫画是笔杆抗战的先锋》一文，发出“最后的胜利已经在望了，全国漫画家齐冲锋”的号召。

    除了声名远播的漫画作品，丰子恺的散文也备受读者的关注和肯定。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他的以“闲适”为特征的随笔散文蔚为风行。丰子恺的首部散文《缘缘堂随笔集》里的文章写的多是些平凡生活中的琐事，表达出作者的人生哲学，读起来轻松自在，毫无牵强做作之感，却足以引人深思。他的散文带有淡淡的“禅味”，在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丰子恺散文的禅味不仅是参禅顿悟，还有对人生、现实深切至诚的关怀。他始终关怀着人间苦难，戒惧罪恶，对生命充满爱惜，从不放弃用爱与美来拯救世道人心的努力。丰子恺以佛家的慈悲和他与生俱来的悲悯情怀关爱这个世界，他的文章始终充溢着一种人性的光辉。

    丰子恺不是一个形式上的佛教徒，他始终以清醒的头脑关注社会人生，不屑于与那些自以为信佛就可免灾的人为伍，入佛道却不为佛道淹没。与其说丰子恺信佛，倒不如说是佛家给了他一种思维方法，为他营建了一个乱世中的心灵栖息地。

    热衷于现世又不被生活磨难所击垮，丰子恺颇有苏轼的随意与旷达，也有海明威那般的“硬汉”风度。丰子恺是一个传统的中国文人，但他创作与生活中体现出来的人生态度不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选编自《传记文学》2012年第6期，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我认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艺术文化，灵魂生活就是宗教。                                    

（丰子恺《我与弘一法师》）②听说丰子恺先生的《缘缘堂随笔集》又将出版，而且听说那里面还收有好多篇从未发表过的文章。据丰一吟同志说，丰先生白天坐“牛棚”挨批斗，这些文章是丰先生在清晨灯光下悄悄地写出来的。丰先生本来是一位慈祥恺悌的君子，可是他这种韧性的战斗，就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能及，更不必拿那些随风而倒的小丈夫来对比了。

 （林放《丰子恺先生一事》）

我是天生的诗人

施立松

    邵洵美生于豪富之家，祖父邵友濂是清廷一品大员，外祖父盛宣怀是清末首富。19岁那年，邵洵美进入剑桥大学读书，原本学习政治经济学，因喜爱文学，转而研读英国文学。混乱纷争的时代，邵洵美仍一味吟风颂月，追求唯美。在他眼中，艺术是自由、是奢侈、是繁荣，是灵魂在欢乐中的跃动。他写诗，要写在没格子的白纸上，字迹秀丽，行列清晰，匀称洁净，甚至可直接付印。他的英式诗风，诗句唯美，色彩斑斓。邵洵美因此被冠以“唯美主义诗人”的称号。但邵洵美对自己的诗作成就不太在意，只是享受读诗和作诗的乐趣。

邵洵美向往法国的文学沙龙，他特意将书房布置成“花厅”（邵洵美对沙龙的雅称），供朋友们聚会。他还发文呼吁：“但愿我国诸交际领袖，把麻将扑克的约会，易为文学的谈话，则真正的文艺复兴，不难实现也。”他决定“以身试法”，培养“附庸风雅”的风尚，自己做起“花厅先生”。当时，中国这样的“文艺客厅”少得可怜，有名气的仅上海曾朴的“真善美”书店，北平林徽因家中的“太太客厅”。邵洵美的“花厅”是诗人、小说家、画家聚会的场所。画家鲁少飞曾戏谑地画了一幅《文艺茶话图》，好比是20 世纪30 年代上海文坛的集体照，上海大部分文人都在其中。

    在很多人眼里，邵洵美是个十足的书呆子：重友情，轻金钱，物质财富在他眼中微不足道，为接济朋友，甚至是不相识的文人，他也慷慨解囊。胡也频遇难后，沈从文要陪丁玲带着新生的婴儿，回湖南老家避难，可身无分文，邵洵美得知后，立即送了一千元给丁玲，并声明不需要还。为此，他也得了“文坛孟尝君”的雅誉。

    开书店、出刊物，于邵洵美是娱人悦己的梦想。他创办了《狮吼》月刊，开其出版事业先声。随后，他又用祖上遗产在上海静安路创办了金屋书店，号称“海上最高尚的文艺书店”，并出版《金屋》月刊。

    角色虽不断转变，但邵洵美的诗人气质、理想主义，却始终不变。转向出版业后，邵洵美仍不改唯美趣味，办刊物不忘注重形式美。他花五万美元从德国购买最先进的全套影写版印刷机﹣﹣由个人独资购买影写版印刷机，在现代中国出版史上，邵洵美是第一人。他为一大批朋友出书，奖掖新人，遇到贫寒尚未成名的文人不惜赔钱出书﹣﹣沈从文就是一例。

    新中国成立前夕，胡适为邵洵美订了两张赴台机票，但他以不忍离开家人和工厂无法处理为由婉拒。叶公超得知后，说服海军用军舰带邵家的人与机器一道迁台，他也谢绝了。新中国成立后，邵洵美搞出版、办书店的热情不减。不久，《人民日报》一连七天刊文批评上海时代书局出版物中的错误，出版社被迫停止运作。后来，他因一封英文信，被以“历史反革命”罪名逮捕审查。出狱后，他与儿子、儿媳妇挤在一间小房子里，穷得连床都卖了，睡在地上。但他唯美初心不改，还是会用老妈子的刨花水把头发梳得油光水滑。即使贫病交加，也照样把印有“杜甫草堂”的邮票制成书签自赏……老友施蛰存感慨：“洵美是个好人，富而不骄，贫而不丐，即使后来也没有没落的样子。”

    有人说，邵洵美是文学史上被严重低估的作家。对此，邵洵美生前早已释然。1936年，而立之年的邵洵美写了一首《你以为我是什么人》的诗：“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是个浪子，是个财迷，是个书生，是个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你错了，你全错了，我是个天生的诗人。”

【相关链接】①他爱写诗，有人评价是“柔美的迷人的春三月的天气，艳丽如一个应该赞美的艳丽的女人”。

（摘自《唯美诗人邵洵美》）

②对待抗日，邵洵美是坚决的。他积极投身抗日的洪流，在复刊的《时代》上发表《容忍是罪恶》，呼吁“要抵抗，要革命。有革命才有进步。”他支持出版的《老舍幽默诗文集》中就有《救国难歌》、《长期抵抗》等经典作品。他的五弟邵式军做汉奸，派人送来5000大洋，拉拢他为日本人做事，他严词拒绝。

（摘自章克标《海上才子邵洵美传》）

独一无二的贫民作家

    1911年，萧红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父亲专制而保守，在萧红初中毕业以前，就为她订了婚，毕业后不再让她上学。这样，她的接受教育及自由婚姻的权利过早地被剥夺了。周遭房客的女人、农妇，和她们的女儿，以不断重复着的险恶的命运呈示给她。她感到恐怖。出于叛逆和反抗，萧红离家出走，流浪生活。这使她由一个地主的女儿沧落为流浪者、穷人，进而构成为她命运的全部，包括文学的命运。萧红的文化身份自然生成了两个视角：一个是女性，一个是穷人。

    从写作第一个小说《王阿嫂的死》开始，萧红就把她的文学，献给了“永远被人间遗弃的人们”，其实也就是穷人和妇女这两部分人。众多穷苦女性的受难与惨死，在萧红笔下，更多的是来自她们的丈夫、婆婆、尊长，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歧视、侮辱和迫害，来自文化压迫。但是，萧红并不作抽象的描述，而是把不幸和死亡连结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上。每一个网眼都透出人类的愚昧。萧红说过，文学就是跟人类的愚昧作斗争。

    萧红在尝试创作时，曾经接受过左翼政治的影响，但在一生的写作过程中，基本上弃除了意识形态的规训，而坚持个人的自由写作。在她那里，穷人与女性的双重视角，充满着人本主义色彩，与当时建基于阶级斗争理论的中国左翼文学是很不同的。

    萧红与文学史上以表现乡土著名的右派作家，如废名、沈从文等人也有根本的不同。废名笔下的中国农村不曾出现压迫、苦难与挣扎，他写的是现代的“世外桃源”，恬淡、空灵，周作人称之为“梦想的幻景的写相”。沈从文在一些作品中虽然也写及农村的苦痛，但是，他和废名同样喜欢制作牧歌情调，说到底，它源自东方的一种文人情结。

    萧红没有这种文人气，她直接介入中国农村的黑暗现实，没有距离，没有创作家的所谓“美学观照”，她把自己也烧在那里面。

    即便是女作家，在写作中也未必一定用女性视角观察和处理生活。比如张爱玲，在她叙述的时候，她是冷静地旁观着的，使用的是“第三只眼”。五四时的涂女士、卢隐，都是持女性视角的，但也跟许多知识分子作家一样，缺少穷人的视角。像萧红这样兼具了穷人与女性视角的“复眼”者，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恐怕是惟一的。

    英国作家，女性主义者伍尔芙说：女性的风格是自由的风格。拿这句话来概括萧红的写作，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萧红的自由的风格，表现在她对社会和人生悲剧的诗性书写上。同时，她将小说散文化，逶迤叙来，无边地伸展，只需忠实于个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通过自由联想连缀起来，而无需依赖虚构的想象。

    从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文学生机勃发。鲁迅曾经为《生死场》作序，赞赏作者的描写的细致、明丽和新鲜。胡风写了读后记，称作“不是以精细见长的史诗”。他认为作者把一种女性的纤细感觉与非女性的雄迈的胸境相结合，在女性作家中是独创的。

    萧红同聂绀弩谈文学时，曾经这样说过：“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她不承认小说有所谓“范式”或者“顶峰”，不同意对她的小说的散文化写法的批评意见。她坚持自己。

    五四之后的一代作家中，萧红因袭的负担最小，她的文学资源主要来自新文学传统，这个传统刚刚形成，说不上深厚，但因此也就最少腐朽和保守的东西；它是现代的，开放的，尊重个性与自由的，这就给她的创作提供了更大的创造空间，带上更多的个人天才的特点。

（摘编自林贤治《回首看萧红》）

相关链接：①她打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并以独特的超常规语言、自传式叙事方法、散文化结构及诗化风格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文体风格，促进了现代小说观念的更新。

 （徐晓红《论萧红的小说创作》）

②《生死场》是描写东北人民愚昧麻木的，是描写东北大地苦难生活的，是描写整个民族痛苦遭遇的，但更是描写东北人民对自身的拷问的，更是描写东北大地对“生”的追求的，更是描写整个民族对“自强”的渴望的。……阅读萧红的作品能够增强人们的忧患意识，这些对于生活在幸福之中的我们如何不断奋进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今天我们再读萧红的意义所在。

（刘勇《今天为什么再读萧红》）

温顿列车

    二战爆发前，尼古拉斯·温顿，这个普通的英国人组织了8列火车，将669名犹太儿童从纳粹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送往英国，使他们与集中营和死神擦身而过。近70年过去，这些“温顿儿童”及其子孙，约有6000人因温顿而得以存活于世。这位英雄也因此被誉为“英国辛德勒”。

    1938年，29岁的温顿受朋友之邀，新年前夕临时取消去瑞士滑雪度假的计划，改道前往布拉格。25万刚从德军占领的苏台德地区逃出来的难民挤在这座战争阴云笼罩下的城市里。很多犹太父母自知难逃厄运，想用最后一点力气把孩子送到安全的地方。

温顿成立了专门负责救助儿童难民的办公室，从早到晚接待前来登记孩子信息的犹太家长们，而后马不停蹄地游说各国当局接收这些孩子。只有英国同意接收这些小难民，但要求温顿必须为每个犹太儿童在英国找到愿意收养他们的家庭后，政府才会同意颁发签证。

    “这些犹太难民儿童是希特勒的眼中钉。我决定试着帮他们办理前往英国的通行证。我想，如果你所做的事本质上合理，就一定能办到。”温顿制作了一批印有孩子们信息的小卡片，假期结束回国后一个一个落实收养家庭，不仅办下了签证，还为每个孩子募集到了50英镑的旅费。

    1939年3月14日，两名志愿者在捷克组织，温顿在英国接应，载着脖子上系着标明身份号码的犹太儿童的第一列火车悄悄从布拉格出发。次日，德军进入捷克首都。签证迟迟不到，温顿开始伪造入境文件，从3月到8月，先后8列火车载着669名犹太儿童逃出地狱。

    第9列火车没能跑过德国的闪电战。1939年9月1日清晨4时40分，德军闪击入侵波兰，原定于当天出发的列车在边境被截下，直接改道去了索比堡集中营的毒气室。“那一天，250个家庭等候在利物浦大道上，结果等到的却只有失望。如果火车能够提前一天出发，结局将完全不同。”时隔多年提及此事，温顿依然为没能再快一点而懊悔不已。

    1.5万名捷克儿童在二战中丧生，“温顿儿童”们基本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当身后的祖国变成人间地狱时，这669个“勇敢的求生者”走下温顿列车，在异国他乡开始陌生的生活。

    多年后，捷克总统赞扬温顿给了捷克的孩子们“最好的礼物”：获得生命和自由的机会。然而整整50年间，温顿没有对任何人提及此事。“和战争本身比起来，战前的一切都不值一提了。”温顿过后说道，“我不是故意保密……我只是没说而已。”

    在失去父母半个世纪之后，当年获救的“温顿儿童”们发现自己的“再生父亲”尚在人世，从此，温顿多了很多白发苍苍的孩子。

    2009年，温顿100岁时，孩子们沿着当年的路线，4天后抵达伦敦利物浦火车站，温顿早早地在车站等，与他们长时间相拥而泣，场面极其感人。

    拉克索娃终于见到了自己的“老父亲”，可是人人都往温顿身边挤，她好不容易握到了他的手，吻了一下，准备的礼物一直没有机会拿出来：那是一幅木雕的小版画，上面是一列正穿越欧洲地图的火车，从捷克到伦敦，从东到西。

    被救儿童难民维拉·吉辛是战后定居于英国的作家，她所著的《童年的珍珠》就记叙了那段历史。她说：“与温顿见面，拥抱他，感谢他，是我生命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他拯救了我们这一代捷克犹太人中的大多数。”

    捷克总统米洛什·泽曼在给温顿105岁生日的贺信中写道：“你的生命因众多原因而非比寻常。”

    他的故事感动了所有人，这个不苟言笑的倔老头却把如潮水般涌来的赞誉归结为自己活得太久了，“在今天看起来可能挺伟大，可我当时做的时候真没觉得怎么样。”他不喜欢被称为“英国辛德勒”，认为自己当时没遇到什么危险，在捷克避开盖世太保耳目的志愿者才是真正的英雄，只是其他人都已不在了。

    这位世纪老人常说：“一切在理论上可能的事，就是办得到的事，只要你当它是一回事，并决意去实践它。”

（有删改）

【注】①温顿爵士的功绩上世纪80年代就已被广为传颂。2015年7月1日，被誉为“英国辛德勒”的尼古拉斯·温顿爵士在医院因呼吸系统衰竭溘然长逝，享年106岁。②奥斯卡·辛德勒，德国商人，德国战争时期，利用雇用廉价的犹太人做工，保护了上千名犹太人的生命，这些人占波兰全部存活犹太人数量的一半左右。他用战争期间赚来的金钱买下一个个必遭集中营厄运的犹太人：卓斯纳、维恩、罗斯纳、费佛堡、费雪、夏法、伍兰克、霍洛维兹……

徐志摩的另一面

    1897年1月15日，徐志摩出生在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硖石镇首富，对于儿子，徐老先生不仅给他丰厚的物质、无私的爱和呵护，更多的是给他优越的教育条件。徐志摩上的小学、中学，都是当地最好的学校。1914年，徐志摩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攻读法律专业。在北京求学期间，徐志摩最重要的收获是他在父亲的支持下，由内兄张君劢介绍，于1918年夏拜在了梁启超的门下。

    带着亲友的厚望，1918年8月14日，徐志摩赴美，进入克拉克大学学习历史，当时他的抱负是未来在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上大显身手，改造中国社会，使之尽快走向民主、独立与富强。他选修了社会学、心理学、商业管理、19世纪欧洲社会政治学等课程，还参加了国防训练团，和同学一起携手并进，显示了中国留学生的气节。

    1919年底，徐志摩来到纽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学习政治学。徐志摩对于社会主义抱有同情的看法，在纽约的这一年，他购买了相关书籍，并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和书评，宣传社会主义学说。他因此被叫作“鲍雪微克”，就是布尔什维克。值得一提的是，徐志摩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的，他接受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相距甚远。

    为了追随罗素，徐志摩于1920年9月去往伦敦，此行的代价是他放弃了即将拿到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这是徐志摩的又一次转折，从此，“中国少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多了一个诗人、文人”。在伦敦，徐志摩喜欢这里频繁的社交活动和自由的民主学术气氛，他和陈西滢、章士钊等留英中国学者混熟了，也结识了傅斯年、赵元任、刘半农等中国留学生，还认识了不少英国的作家、诗人。这对于徐志摩从事文学创作并加深对文学的认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21年春，徐志摩进入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学习，从此开始了剑桥生活。他说：“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可以说，康桥的美唤起了徐志摩心中的灵性，让他苏醒。康桥的一切给了徐志摩新的洗礼—一生命的蓬勃、自然的和谐。在这里，他开始步入文学殿堂，情感的孤独与荑景的融合，个性的追求与现实的困顿，使徐志摩在康河的波光潋滟中沉淀了丰富的文学孕思。可以说，康桥情结贯穿在徐志摩一生的诗文中。

    1922年10月，徐志摩回国。在他回国之前，已经出现了两个颇具声势的文学社团，一个是1921年年初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一个是同年7月在东京成立、很快移师上海的创造社。这两个文学社团可以说都是由五四运动精神催生的，都有不可抹杀的功绩。但赓续五四精神、影响广泛的还要数1923年徐志摩首倡成立的新月社。他是新月派的中坚分子，曾一度出任《新月》的主编。梁实秋晚年回忆说：“胡适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

    领袖要的是德高望重，应者云从。而灵魂即生命，有他在，不管人多人少，这一轮新月升起落下、落下升起，运转自如；没了他，这轮新月只会落下，不复升起。事实上也确实如此，1931年11月，徐志摩遇难后，标志着新月派活力的《新月》月刊，虽经叶公超等人艰难支撑，终是气数已尽，不久便寿终正寝。

    徐志摩是这么悄悄地来，又这么悄悄地去了。他虽然不曾带走人间的一片云彩，却把永远的思念留给了中国诗坛。像徐志摩这样做一个诗人是幸运的，因为他被人们谈论。徐志摩以他短暂的一生而被人们谈论了这么久（相信今后仍将被谈论下去），而且人们的谈论中毁誉的“反差”是如此之大，这一切就说明了他的价值。不论是人们要弃置他，或是要历史忘掉他，也许他真的曾被湮没，但他却在人们抹不掉的记忆中顽强地存在着。

【相关链接】①我觉得在他所有努力过的文学体裁里，他最高的成就是在他的散文方面。（梁实秋《谈徐志摩的散文》）②徐志摩是一位说不清楚的复杂的人。他的思想驳杂这一事实，长期受到了忽视。一些评论家论及他的艺术，往往以漫不经心的方式进行概括，判之以“唯美”“为艺术而艺术”一类结论；论及他的思想倾向，则更为粗暴，大概总是“反动、消极、感伤”一类。在徐志摩那里，由于视野的开阔，培养了一个世界性的文化性格。（谢冕《云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