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作家

贾平凹

    东边的高楼是十三层，西边的高楼上也是十三层，南边是条死胡同，北边又是高楼，还是十三层。他家房在那里，前墙单薄，后墙单薄，方正得像从高楼抛下的一个纸盒，黝黑得又像是从地底冒出的一块仄石。他把楼不叫楼，叫山；三山相峙，巍巍峨峨，天晴之夜往上望去，可谓“山高月小”。

    房子方位不好，光线也不足。十一点零五分，太阳准时照来；三点二十四，太阳准时归去。他会充分利用这天光地热：花盆端出来、浴缸端出来，还有小孩的尿布，用竹竿高高地挑起，那些虽然不金贵，但在他眼里，却是幸福的旗子。

    他从来不奢华，口很粗，什么都能吃，只是嗜烟如命。烟吸多了，便喜食辣子，面条里要有，稀饭里也要有，当然面条最好，但愿年年月月如此。再就是爱看书，眼睛本来好好的，现在戴了眼镜，一圈一圈的，像个酒瓶底。于是，别人送他一副对联：“片片面，面片片，专吃面片；书本本，本本书，专啃书本。”他看了，也不恼，说是两句都用一个“专”字，不对仗，下联改成“尽”字为妙。

    什么都可满足，只是时间总觉不够。白日十二个小时，他要掰成几瓣：要给吃喝，要给儿子，要给工作，要给写作。早晨吃罢饭，妻子工厂远先走了，他洗锅涮碗，送儿子到幼儿园。儿子不肯去，横说竖劝，软硬兼施，末了还得打屁股，一路铃声不停，一路哭声不绝。晚上回来，车后捎了菜，饭他却是不做的，衣服他也是不洗的，进门就坐在桌前写。妻子接了儿子回来，大声不出，脚步轻移，洗衣做饭。他写好了，妻子让念念他的著作，他绘声绘色，念毕了，妻子说“不好”，他便沉默，若说“好”，他又满脸得意，说是知音，一家人闹在一块儿，一个快乐顿时分成了三个快乐。

    天天在写，月月在写，人变得“形如饿鬼”了。但稿子一篇篇源源不断地寄出去了，又一篇篇源源不断地退回来了。妻子说：“你没后门吧？”他说：“这不同干别的事！”一脸清高。妻子再说：“人家都千儿八百有稿费。你连个铅字都印不出。”他倒动气了：“写作是为了钱？”

    他眼泡常常是红肿的，那是熬夜熬的。衣虽然肮脏，但稿件上却不允许有半个黑墨疙瘩，脸虽然枯瘦，但文中人物却都极尽俊美。他羡慕别人发表了作品，更眼红别人作品得奖。他有时很伤感，偷偷抹了泪。但他又相信自己，因为风声、雨声、国事、家事，他装了一肚子故事。他要用笔写出来给自己看，给世人看。世人都盼星期天，他也盼星期天。世人星期天上大街，他星期天关门就写作。写得累了，看看“山上”。“山上”层层有凉台，台台种花草，养鱼鸟；有的洗了被单挂着，他想象那是白云；有的办家庭舞会，他醉心是仙乐从天而降；当层层凉台都坐了人，他就乐得嗤嗤笑，说像是麦积山的佛龛。走出门去，碰到认识的，寒暄几句，有的问：“还在写吗？”答：“还在写。”有人劝他别受苦，他哼一声，进屋把门关了。

    他最大的乐趣是把稿件往外投，信封严严实实地糊，邮票端端正正地贴，夫妻到邮局去，让儿子拿着往邮筒里塞。儿子问：爸爸挣钱了吗？做娘的说：爸爸是生活上的小人，道德上的伟人，经济上的穷光蛋，精神上的大富翁。儿子听不懂，问爸爸是干什么工作？回答是“作家”。“作家！作家！”外边人都知道了，都传说这里有一个下班回来“坐家”的人。有懂行的，说此人不可小瞧，说不定将来要去作协工作呢。楼上几个老太太便如梦初醒，但却瘪了嘴：原来是个“做鞋”的？（有删改）

位置

尹全生

    胡集镇最棒的摄影师早把照相的家伙架好了，镇机关全体人员也都各就各位摆开阵势了，就等市、县领导到位，合影照就可以开拍了。

    电话约定的时间是上午九点，这时间已经到了呀。负责组织照合影的镇文化站站长心里着急，便拨打手机询问。市文联主席回话说，距胡集镇10公里的地方公路塌方，正在疏通。

    消息一传开，本已各就各位的人便“放羊”了，站长放开嗓子吆喝：“大家都不要远离，要招之即来呀！”他特地嘱咐王夏有：“市、县领导说不准啥时候到，你半步也不要离开这里！”

    王夏有是这次合影的主角。他本是国企的下岗工人，托人帮忙才到镇螺丝钉厂打工，电工兼搬运工。就是这么个小人物，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写了部中篇小说，被国内某权威文学刊物刊发，且该刊物准备推荐其作品参评“鲁迅文学奖”！

    王夏有用不起手机。该刊物编辑部急需了解其个人情况，站长说刊物编辑部是乱点鸳鸯谱：胡集镇就这么个屁股大的地方，哪个人能写出较顺溜的广播稿，哪个人曾在市、县报刊上发表过打油诗，站长心里还是有数的；别说胡集镇了，就是县文联的笔杆子们、市里的专业作家们，也没有参评“鲁迅文学奖”的能耐呀！

    可是一了解，王夏有确有其人；再找到其本人询问，王夏有在某刊物发表中篇小说确有其事！

    小镇突然冒出了个打工的“文曲星”，这一来动静就闹大了：市、县文联主席及分管领导，一起前来召开座谈会，会前安排了个合影的活动。

    过了半点钟了。又过了半点钟了。市、县领导还没有来！

    站长心急火燎的。他不但要安排照相，又要安排座谈会，还要安排中午会餐、领导午休……因此便交代王夏有继续原地等候，自己则见缝插针，离开照相现场忙活别的事去了。

    站长忙完宾馆忙会场，到酒店后为件小事与老板争吵起来。正吵得天昏地暗时，他的手机响了。文联主席说市、县领导的车队已经通过塌方地点，马上就到！

    站长看表已经十一点了，撇下老板冲出酒店，脚跟打屁股奔向照相现场。

    站长满头大汗找到市文联主席请示问安，却遭到了一通责怪：“你起初不是说没有王夏有这么个人吗？”

    站长解释说自己办公室座机有毛病，接听时噪声最少有100分贝，把王夏有误听成“王家牛”了：王夏有是我们文化站多年培养起来的，哪能……

    这边还没解释完呢，镇长又过来催促，说是座谈会改到下午，现在十一点多了，上级领导该进餐了，马上安排照相吧！

    站长就扯起嗓子喊：“各就各位啦――”

    位置座次早上八点就排好了，领导还有王夏有的位置都预留在前排。可是，这就要开拍了才发现计划没有变化快：市、县领导不是10人而是15人！早忙晕了头的站长只得临时做工作：请原来安排在前排的副职镇领导改当“背景”。副职们都想落个“全尸”，迟迟疑疑地不愿挪窝。

    镇长见状只能拿站长杀鸡吓猴：“上级领导在大太阳下晒着，你还指手画脚个啥？你们几个还是屈尊到后排吧！”

    合影的阵势这才草草调整完毕。

    站长刚随便找了个地方，“茄子”还没出口呢，咔嚓、咔嚓――摄影师已经把活儿干完了……

    合影照第二天就出来了。照片上方有一行醒目的文字：“热烈祝贺王夏有作品参评鲁迅文学奖。”站长捧起照片端详，这一端详他的眼珠子就往外突了――从前排到后排，从左看到右，死活找不到王夏有！

    他出了一头冷汗，找到正撅屁股干活儿的王夏有：“这照片上怎么没有你？”

    年近五十的王夏有吭吭哧哧地说，当天快十一点时工厂电路出了故障，老板差人把他揪回厂排除故障去了，“老板说要是误了生产就炒我鱿鱼！”

    站长的脚就乱跺开了：“这这这……”

闲读梧桐

    梧桐就在我们住的那幢楼的前面，在花圃和草地的中央，在曲径通幽的那个拐弯口，整日整夜地与我们对视。

    它要比别处的其他树大出许多，足有合抱之粗，如一位“伟丈夫”，向空中伸展；又像一位矜持的少女，繁茂的叶子如长发，披肩掩面，甚至遮住了整个身躯。我猜想，当初它的身边定然有许多的树苗和它并肩成长，后来，或许因为环境规划需要，被砍伐了；或许就是它本身的素质好，顽强地坚持下来。它从从容容地走过岁月的风雨，高大起来了。闲来临窗读树已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某日，母亲从北方来信：寒潮来了，注意保暖御寒。入夜，便加了一床被子。果然，夜半有呼风啸雨紧叩窗棂。我从酣梦里惊醒，听到那冷雨滴落空阶如原始的打击乐。于是无眠，想起家信，想起母亲说起的家谱，想起外祖父风雨如晦的际遇。外祖父是地方上知名的教育家，一生两袖清风献给桑梓教育事业，放弃了几次外聘高就的机会。然而，在那史无前例的岁月里，他不愿屈从于非人的折磨，在一个冷雨的冬夜，饮恨自尽。我无缘见到他老人家，只是在小舅家读到一张黑色镜框里肃然的面容。我不敢说画师的技艺有多高，只是坚信那双眼睛是传了神的。每次站到他跟前，总有一种情思嬗传于我，冥冥之中，与我的心灵默默碰撞。

    浮想联翩，伴以风雨大作，了无睡意，就独自披衣临窗。夜如墨染，顷刻间我也融入这浓稠的夜色中了。惊奇地发现，天边竟有几颗寒星眨巴着瞌睡的眼!先前原是错觉，根本就没有下雨，只有风，粗暴狂虐的北风。这时，最让我“心有戚戚”的便是不远处的那株梧桐了。只能依稀看到它黛青色的轮廓，承受着一份天边的苍凉。阵风过处，是叶叶枝枝互相簇拥颤起的呼号，时而像俄罗斯民谣，时而像若有若无的诗歌。不知怎的，外祖父的遗像又蓦然浮上眼帘，似与这株沉默的梧桐有种无法言喻的契合。不求巨臂擎天的闻达，但也有荫庇一方的坦荡。

    次日醒来，红日满窗，竟是大晴。

    惦念的是那一树黄叶。推开窗棂，读到的树，竟是一个显山露水的甲骨文字。没有昨日那遮天蔽日的叶子，剩下的是虬枝挺干。我的心像是被谁搁上了一块沉重的冰，无法再幻作一只鸟，向那棵树飞去了。这一夜的风呵，就凋零了满树的生命!而风又奈你其何，坠落的终要坠落，无须挽留，你还有一身傲骨与春天之前的整个冬季抗争！

    于是，我读懂了梧桐的寂寞。不是慨叹韶华流逝的漠然，不是哀怨人潮人海中的孤寂，而是一种禅意，一种宁静和虚空的玄奥。服从自然又抗衡自然，洞悉自然又糊涂自然，任风雕雨蚀，四季轮回，日月如晦，花开花落，好一种从容淡泊的大度!不禁又感慨起外祖父的英年早逝、悲哀起他屈从天命的无奈、悲哀起那个年代里的人们。

    又是一阵熟悉的树叶婆娑的沙沙声响，亲切地叩击着耳鼓。俯目望去，一个红衣女孩雀跃在那黄叶覆盖的小径，那模样似乎每一片叶子都在为她青春的步履伴奏。此刻，我的窗台上，扑进一阙蓬松的阳光，洒在案前昨夜未曾合上的一卷旧书上。

生命中那些好

    黑山背还住着一户人家。进山的路停滞在此，可看到石头垒墙的屋，石板铺地的院，一个黑衣黑裤的老人坐在院边的条石上，手里端着搪瓷茶缸，茶缸上有一行模糊的字“为人民服务”，一双黑皮粗糙的手捧着茶缸，水汽缭绕着他的鼻尖，一双混浊的眼睛眯着。老人不时抬头望向村路。

    ①老人是黑山背的螺钉，紧拧着黑厚的泥土 ， 他知道泥土中暗藏着凶器，凶器时不时走近他，他偶尔被刺到被伤痛，可最怕凶器的，不是皮肉，而是比皮肉更柔软的东西。

    老人叫郭怀，原来的黑山背有十几户人家，大小人口60余。一天的时间不够忙乱，鸡飞狗跳，人声嘈杂，因为黑山背是靠山而建，所有人家都是石头房，高低错落，屋后人很可能把前屋的屋顶当作自己的院子，热闹起来，屋顶上是黑山背人的饭场地，屋下的人坐到自家院边仰起头来聊天，②话头像流水似的，在高高矮矮的房子和院落中来来回回穿梭。谁家的屋顶上没有过几回凌乱的笑声。一条河在黑山背下流过，河叫小河。不知什么时候，河水卷走了黑山背那些笑声，那些笑声仿佛还在枝头晃着。

    黑山背四周长满了香椿树，一些野花开着，河水流出哗哗的声音，阳光明晃晃的，那些青草在能生长的地方冒出绿来，可以闻到草香，草香是黑山背唯一的香。

黑山背的天空不是黑下来的，是蓝，深蓝，黑蓝，然后蓝黑了。天空布满了星星，一个半圆的月亮吊在那里，石头砌出的房子在明月下幽暗闪亮，那石头仿佛不是普通石头，是花岗岩，是汉白玉。一只白色的猫在一石头屋前看着什么叫着。郭怀走近它，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红薯放在屋前的粗瓷老碗里。白猫眼睛深情地望着他。郭怀蹲下身子，他突然感觉到了冷。白猫是黑山背人留下和他搭伴过日子的，走往山外的人说：“猫留给你，叫它和你做个伴儿。”

    郭怀起身打着手电往别的屋子里去，塌落了的屋子能望见天。走进去和走出来，郭怀都熟络得很。一院一院走，黑黏在墙壁上，他抚摸着黑，回想着，这屋子的顶是一场雨淋塌的。一场雨下了一星期，他一直在屋子里没有出门，出门时发现黑山背的屋子塌了好几处。一点响声都没有。那场雨过后，他就坐在自己家的院边上流泪。身体中似乎还有血性在涌动，他走近那些塌落的屋子，毫无例外地感受到了伤害，他想吵架，大张着嘴，没有对手。

    黑山背的人走出山外似乎也是一夜之间的事情。走出黑山背是社会大背景，自己的两个儿子也走了。郭怀不走，坚决不走。

    透过窗玻璃望黑漆漆的远山，眉似的下弦月，远了，淡了，一丝云笼罩着月，先是透出亮白，慢慢地就沉出了灰，月和云几乎变成了一个颜色。这时的天，无边的森冷的青烟笼罩着，天底下是黑魆魆的山形，手掌一样伸出的树木，山头上透出了青白，慢慢地隐现出了晓色，一层深褐，一层浅橘，渐渐地能看出近山的绿了。

    郭怀坐起来揉了揉眼窝，他一直没有改掉一早上工的习惯。河边的麦地里，麦子一片一片黄熟，麦子在由绿变黄，由软变硬，由秕变饱，由湿变干，该磨镰刀了。磨镰声在黑山背的清晨响起，也是黑山背宁静的韵致。日头红了几天，他决定割麦，拿了镰刀戴了草帽进了麦田。抡起臂膀开割，一上午麦地里的麦子全部伏倒。看着倒伏的麦子，郭怀顾自笑了。那些年打麦时，黑山背人脸上像天空似的灿烂。迎面见着了总想开个啥玩笑，麦场上光屁股的娃娃们吵闹得就像捅了一扁担的马蜂窝，呜，跑那边了，呜，跑这边了，都不想下河捞螃蟹，就想在麦场上翻筋斗。

割得早的人先把碌碡拽进场，有小孩早早从家里拿了笊篱站在旁边，牛拖拽着碌碡小快步在场上转，不知谁大声喊一句：“牛屙下了。”一群孩子拿着笊篱一起往牛屁股下伸。打麦场上的日子要红火好久，一场接一场打，女人们一簸箕一簸箕把麦粒簸出来，再一簸箕一簸箕装进粮袋里。收罢麦子种豆，锄地，罢了就开始收秋粮了。热闹是一场接一场。

    郭怀把麦子挑回自己的院子，院子就是场，以前的场早就荒草丛生了。

    一个人的四季，一个人的村庄。无边无际的寂静来了，他站着不动，远处蓝天高远，近处青草恣肆，万物都蓄着一腔生命的朝气呀，只有他的胸腔里固执地呼唤着自己陈旧的往事，院子里的猫和狗都睡了。只有郭怀在想着，不离开村庄是因为村庄里曾经有过的那些个好，他舍不得那些个好呀。

（有删改）

翠姨之死

萧红

    三月的原野已经绿了。郊原上的草，转折了好几个弯儿才钻出地面，草儿头上还顶着那胀破了种粒的壳，发出一寸多高的芽子，欣幸地钻出了土皮。放牛的孩子在掀起了墙脚下面的瓦时，找到了一片草芽了，孩子们回到家里告诉妈妈，说：“今天草芽出土了！”妈妈惊喜地说：“那一定是向阳的地方！”春带着强烈的呼唤从这头走到那头……小城里被杨花给装满了，大街小巷到处飞着，像纷纷落下的雪块……春来了，带着呼唤，带着蛊惑……

    翠姨和我的堂哥大概是恋爱了。

    翠姨十八九岁，长得窈窕，走起路来沉静而且漂亮，讲起话来清楚地带着一种平静的感情。翠姨很喜欢我。因为我在学堂里念书，而她没有，她想什么事我都比她明白。

    到夜里，我住在外祖父家里，她就陪着我也住下。每每睡下就谈，谈过了半夜。

    翠姨会弹大正琴，就是前些年所流行在中国的一种日本琴。她还会吹笛子。我的堂哥钢琴弹得很好，吹萧吹得也好。叔叔和哥哥他们都到哈尔滨那些大地方去读书，回到家里，大讲那里男孩子和女孩子之间的故事。翠姨听了很多的故事。

    过了不久，翠姨就订婚了。她的未来的丈夫，我见过，人长得又矮又小，穿一身蓝布棉袍子，黑马褂，头上戴一顶赶大车的人所戴的四耳帽子。

    她不知道那是她的什么人，她只当是哪里来了这样一位乡下的客人。

    有一年的冬天，刚过了年，翠姨来到了我家。伯父的儿子——我的堂哥，正在我家里。他人很漂亮，很直的鼻子，很黑的眼睛，嘴也好看，头发也梳得好看，人很长，走路很爽快。大概在我们所有的家族中，没有这么漂亮的人物。翠姨一直在看堂哥。

    翠姨订婚，转眼三年了。正这时，翠姨的婆家，通了消息来，张罗要娶。翠姨一听就得病了。

    没几天，她的母亲就带着她到哈尔滨办嫁妆去了。偏偏那带着她采办嫁妆的向导，又是堂哥介绍来的他的同学。他们住在哈尔滨的秦家岗上，风景绝佳。那男学生们的宿舍里边，有暖气，洋床。翠姨带着哥哥的介绍信，像一个女同学似的被他们招待着。翠姨受了他们不少的尊敬，请她吃大菜，请她看电影。坐马车的时候，上车让她先上；下车的时候，人家扶她下来。不用说，买嫁妆她是不痛快的，但那几天，她总算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候。

    她觉得到底是读大学的人好，不野蛮，不会对女人不客气。经这到哈尔滨去一买嫁妆，翠姨就不愿意出嫁了。

    她说她要念书，开初外祖母不肯，到后来，她说若是不让她读书，她是不出嫁的。

    念了书，不多日子，人就开始咳嗽，而且整天地闷闷不乐。

    翠姨越来越瘦了，堂哥到外祖母家看了她两次，也不过是吃饭、喝酒，应酬了一番，而且说是去看外祖母的。堂哥回来也并不带回什么欢喜或是什么新奇的忧郁，还是一样和我们打牌下棋。

    她的婆婆听说她病重，就急着娶她，因为花了钱，死了不是可惜了吗？翠姨听了，就只盼望赶快死，拼命糟蹋自己的身体。

    母亲记起了翠姨，叫堂哥去看翠姨。母亲拿了一些钱让堂哥给翠姨送去，说是送给她让她随便买点什么吃的。男子是不好先去专访一位小姐的，，这城里没有这样的风俗。堂哥进去了，坐在翠姨的枕边，他要去摸一摸翠姨的前额，是否发热，他说：

    “好了点吗？”

    他刚一伸出手去，翠姨就突然地拉住他的手，而且大声地哭起来了，好像一颗心也哭出来了似的。堂哥没有准备，就很害怕，不知道说什么，做什么。堂哥看了看翠姨就退出去了，从此再没有看见她。

    ……

    堂哥不知翠姨为什么死，大家也都心中纳闷。

    翠姨坟头的草籽已经发芽了，坟头显出淡淡的青色，常常会有白色的山羊跑过。接着杨花飞起来了，榆钱飘满了一地。春天的命运就是这么短。

    年轻的姑娘们，三两成双，坐着马车，去选择衣料去了，因为就要换春装了。她们热心地弄着剪刀，打着衣样，白天黑夜地忙着，不久春装换起来了，只是不见载着翠姨的马车来。

1941年7月

（节选自萧红《小城三月》）

春风夜

铁凝

俞小荷晚上睡觉前花了很长时间洗澡，洗得仔细，近于隆重。等在门外的刘姐就隔着门喊：差不多就行了吧，要是在别的主人家，谁能容你这么洗呀！俞小荷站在淋浴间的莲蓬喷头下，把调好温度的水龙头开到最大，缩着脖子眯着眼，享受着热水沐浴的快乐。她不理会刘姐的叫喊和不满，不搭她的腔，也不生她的气。在赵女士家里，刘姐主管买菜做饭。新来的俞小荷负责打扫卫生、洗衣服、照料室内的花卉，和刘姐两人同居一个房间。俞小荷的老公名叫王大学，开一辆大车跑运输，夫妻俩半年没见面了。明天王大学路过北京，两人约好见一面。这一夜她睡得不好，早晨一起床，就又去洗了个澡。这个澡洗得有点理亏，主人虽然不会说什么，可身为保姆一天洗两次澡，还是过分了。

三月的北京，春寒料峭。俞小荷急匆匆地出了花源湾，跨着大步往公交车站赶。她这一路要换两次公交车，再乘一段地铁，目的地是方庄。王大学给她发短信说，方庄附近有个叫“春风”的旅馆，跑车的司机们常住，便宜，管一顿早饭。五个多月前，因女儿在北京上大学，俞小荷从山西老家来到北京，经家政公司介绍到赵家上班。为了给主人一个稳定、踏实的好印象，也为了保住这份工作，她连春节都没回家。

俞小荷找到了春风旅馆102房。房间里黑咕隆咚，一股又一股烟臭、脚臭和汗酸气扑向俞小荷。从前她对这些气味并不陌生，但是今天她觉得这房间的气味真是呛人。他们和女儿见了面，一家三口就在同仁医院附近一个涮羊肉的小饭馆吃了晚饭。吃过饭，女儿说学校还有事，要先走。

天已经全黑。这样的春夜，是催人回家的夜晚，王大学和俞小荷在这样的晚上虽然无家可回，但有一个旅馆的房间在今夜属于他们，也足够他们心生喜悦了。他们回到春风旅馆，掀起被人掀过无数次的厚重的旅馆门帘，走进已不陌生的前厅，他们被前台的服务员叫住了。

服务员向俞小荷要证件。俞小荷恰恰忘了带身份证。她对服务员说早上出来得急，忘带身份证了。服务员说那就对不起了，你不能和他进房间。俞小荷想过回花源湾去拿身份证，但她很快就打消了这念头。一来一去需要两个多钟头，往返车钱得花12块。

不知不觉，到了晚上十一点十分，坐在屋角的服务员站起来对俞小荷下了逐客令。俞小荷对王大学说，那我就回了。他们一前一后出了春风旅馆。黑更半夜，人生地疏。比起别处，还是旅馆门前最安全。一会儿，俞小荷指着旅馆临街一扇亮灯的窗户说，那不是102房啊？两人就奔到窗下。王大学说，你看屋里屋外其实只隔一扇窗户，在这儿多站一会儿，没准儿我真当这外头是屋里，那屋里是外头呢。看，咱这“屋里”的地方比那“外头”还宽绰！俞小荷附和道，也是。两人就又开始在便道上来来回回地走。一阵夜风袭来，王大学“哼”了一声说，外头到底不比屋里，还是冷啊。俞小荷说，再冷也不是冬天那股劲了。

夜深人静，如果不能安睡，就是诉说衷肠的好时候。春风旅馆亮灯的窗户一扇接一扇地黑了，只有102的窗户亮着，就像为俞小荷、王大学的团聚固执地照着明。他们在这扇明窗的照耀下说了很多总也没工夫细说的话，他们的儿女，积蓄。也说到老人和买房。他们盘算着一家人往后的光景，盘算着他们最终会在哪里安家……凌晨五点了，俞小荷看看手机提醒男人说。王大学说，那你也回吧。俞小荷说，下趟什么时候过北京？王大学说，没个准头，哪儿有货，车就往哪儿开。

俞小荷回到花源湾时，赵女士一家还在安睡。刘姐问俞小荷怎么回来这么早，俞小荷讲了缘由。俞小荷的手机来了信息，是王大学发来的，上面写着俞小荷要他当面说给她听的那句话。俞小荷鼻子一酸，就要掉下泪来，可她忍住了。

俞小荷打量着温暖、宽敞的厨房，打量着兴致不错的刘姐，一阵困意袭了上来。这里也不是她的家，但这里能够让她歇息。是人都需要歇息，不管你前边还有多远的路。她有点不甘，又有点知足，在这儿闭一小会儿眼，她该去楼梯旁边的工具间拿她的拖把和抹布。

房间传出老人的咳嗽声，就这样，新的一天开始了。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