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在集体中的诺奖得主

    几乎全世界的记者都在找她时，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屠呦呦正躺在沙发上打电话。这个世界瞩目的老太太卷着裤腿、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绿色对襟汗衫。从电视上得知获奖消息时，屠呦呦正在洗澡，以为还是哈佛大学医学院颁发的华伦·阿尔波特奖。老人皱着眉头：“这个刚闹完，又出来个诺贝尔奖。”尽管站在小区里一抬头就能看到人民日报社亮着金色灯光的大楼，这个躲藏在胡同里的小区却似乎从未离媒体如此近过，从早上开始，停满了车，保安知道小区里有个科学家得了个奖，是“什么第一”，但对这个叫屠呦呦的老人没有什么印象。

    饶有意味的是，屠呦呦参加的研发抗疟疾药物的“523项目”，正是在战争背景下开展的。1964年，美国出兵越南后，越美双方都因疟疾造成严重减员。“这个率比打仗死伤还要高”，屠呦呦回忆，双方都开始寻求治疗疟疾的全新药物。越方向中国求助，屠呦呦加入了科研项目。

     “交给你任务，对我们来说，就努力工作，把国家任务完成。只要有任务，孩子一扔，就走了。”85岁的老人倚在沙发上，平静地说起上世纪60年代的事情。屠呦呦被派去海南岛，在苏联学过冶金的老伴儿李廷钊被派去云南的五七干校。

    没有人比李廷钊更了解这个粗线条的科学家。她不太会做家务，买菜做饭都要丈夫帮忙。有一次坐火车外出开会，她想在中途停靠的时候下车走走，竟然忘了按时上车，被落在了站台上。“别人还以为我有生活秘书，他就是我的秘书。”屠呦呦眯眼笑着看着老伴儿。自从获诺奖消息传来，李廷钊还要小跑着帮耳朵不好的屠呦呦接电话，从早到晚，老两口轮流对着一通又一通电话道谢。

    电视画面上出现读着获奖感言的自己时，屠呦呦从沙发上站起来，看都没看一眼电视，去里屋找两本关于青蒿素研究的书。“我给你找书，你先看这个！”李廷钊急了。“书在哪儿？”屠呦呦在里屋问，“你先看嘛，我给你找！”老伴儿离开电视，小跑着去找书。“你看，这是个分子结构，一加热就破坏掉了。”接过老伴儿递过来的书，屠老太太自顾自地指着封面上的分子结构对记者说。

    近半个世纪前，屠呦呦从我国古人将青蒿泡水绞汁的记载中获取灵感，意识到高温煮沸可能会破坏有效成分的生物活性，将原来用作溶液的水替换为沸点较低的乙醚后，获得了更有效果的提取物。李廷钊说，研究青蒿素的时候，屠呦呦每天回到家都满身酒精味，后来甚至患了中毒性肝炎。

    没有回答记者关于获奖感受的提问，耳朵不好的屠呦呦却听清了新闻联播中的句子。“200多种中药，提取方法加起来380多种。”老人认真地对记者重复道。老两口的普通话依然保持着浓浓的江南口音。“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老两口说自己小时候都染上过这种俗称为“冷热病”的传染病。青蒿素的发现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消灭疟疾的“首要疗法”。几十年里，已经在100多个国家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为了确定药物对人类的有效性，屠呦呦和研究组的成员甚至充当了第一批志愿者，以身试药。提及此事，老伴儿李廷钊插嘴道：“人家抗美援朝还志愿牺牲呢，吃药算什么？”“当时动物试验过了，药走不出去，发病季节就过了，那就耽误一年。”85岁的屠呦呦平静地说，“所以那时候也不考虑荣誉不荣誉，我觉得荣誉本身就是一个责任。荣誉越多，你的责任就更多一点。”

    在1979年发表的关于青蒿素的第一篇英文报道中，包括屠呦呦在内的所有作者和研究人员都隐去了自己的名字。即便在屠呦呦这个名字进入公众视野后，也时常被称为“三无教授”——没有博士学位、没有海外留学背景、不是两院院士。新闻联播中的屠呦呦对着镜头读着诺奖的获奖感言，电视机前的屠呦呦坐回沙发里：“领奖的事还没考虑呢，走一步看一步。”

    虽然因为身体原因缺席华伦·阿尔波特奖，屠呦呦还是决定这次能去尽量去，“因为到底还是代表咱们中国”。但眼下，她只知道领奖时间“好像12月什么的”。

    直到现在，屠呦呦有时还会去工作单位，“药来之不易”，屠呦呦希望青蒿素的应用可以扩充到更多的领域。她也担心，用药不规范会导致对青蒿素的耐药性，“这是个问题，现在也很难控制。我只好呼吁大家重视”。这个战胜了疟疾的老人说自己已经老化了，是否得奖已经无所谓，“我是搞医药卫生的，就为了人类健康服务，最后药做出来了，是一件挺欣慰的事”。

《中国青年报》（2015年10月08日02版，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屠呦呦，2011年9月获得被誉为诺贝尔奖“风向标”的拉斯克奖，获奖理由是“因为发现青蒿素——一种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人的生命。”2015年10月5日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②1971年下半年，屠呦呦是从《肘后备急方》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记载中受到启发，古人为何将青蒿“绞取汁”，而不用传统的水煎熬煮中药之法？

清华的“终身校长”﹣﹣梅贻琦（有改动）

    ①梅贻琦是清华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在他长达47年的教育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他的教育思想，其教育思想是对蔡元培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集中体现在他所提倡的“五育”中，即“德、智、体、美、群”，并以此指导所从事的教育工作，从而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丰硕成果，这些思想是一笔宝贵的应该加以继承和借鉴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后人加以吸收、总结、研究和珍藏。同时，他令人称道的人格魅力和品德气质以及个人修养，都反映出近代中西两种异质文化之间在人格方面有机、完美、和谐的融合统一。

    ②从清华大学到西南联大，梅贻琦的教育思想是变化的，他在西南联大时期发表的《大学一解》中，体现了梅贻琦教育思想定型之后的核心观念。梅贻琦认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③梅贻琦非常重视教师的师德。许多人对“大师”有片面的理解，仅看到学问的一面，而梅贻琦讲的“大师”则是学问道德都好的楷模。他说，老师不但要“以己之专长之特科知识为明晰讲授”，而且要为学生的“自谋修养、意志锻炼和情绪裁节”树立榜样。为此，他提出了“从游”这一生动的比喻，以老师为大鱼，学生为小鱼。认为“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这种以教师的高尚品行和渊博学识来自然地引导学生，达到“不为而成”的观点，就是著名的“从游论”。

    ④梅贻琦针对当时教育部所提倡的“只重专才不重通才，重实科不重文理”的教育方针，首先提出了“通才教育”的观念。这种“通才教育”并非西方的简单搬移，而是一种以中国古代儒家“大学”教育思想为基础，博采近代中外大学教育思想的精粹融合而成的具有独立性的思想体系。梅贻琦认为，大学应该着眼于对学生“人格”的全面培养，至少应该有知、情、志三个方面。大学阶段的直接培养目标应该是“通才”，不应该也不可能负担起直接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专才”的任务，而大学应着眼于为学生们通向高深而做基本训练。

    ⑤清华大学一向重视体育，并把体育作为德育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与梅贻琦的倡导很有关系，他认为这是学生“养成高尚人格的最好方法”。高尚人格具体体现在“团体精神”、“急功好义”、“遵守纪律”上，要借团体的运动“去练习舍己从人，因公忘私的习惯”。并在学籍管理上明确规定“体育不及格，不得毕业”。这些十分值得我们借鉴与深思。1928年，梅贻琦还是教务长的时候，就曾明确告诉学生：“须知体育之目标，不单是造就几个跑多快、跳多高、臂腿多粗的选手，不单是要得若干银盾、锦标；除此之外，也许可以说在此之上，还有发展全人格的一个目标”。1934年，已经担任校长的梅贻琦对自己的学生说：今天我们提倡体育，不仅是为了锻炼个人的身体，更是为了养成团结合作的精神。我们要借团体项目，去练习“舍己从人，因公忘私”的习惯。他还说，体育比赛的目的不在于能不能取胜，而在于是不是各尽其能，能否使本队团结合作的精神得到有效表现。在体育比赛中，“胜固大佳，败亦无愧”。假如在比赛之前，有人因为没有取胜的可能就放弃比赛，那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忘记了在团体中应尽的任务。

    ⑥群育则是梅贻琦德育观中有特色的部分，这源于他对人类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他说：“文明人类之生活，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而教育的最大目的，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此则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也。”

    ⑦在《大学一解》中，梅贻琦着重论述了学术自由在大学教育中的特殊重要性。这也是他们那一代的教育家们的共识，1945年11月5日，梅贻琦在日记中写到：“对于学校时局则以为应该追随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相关链接】①由教授到校长，连续为清华服务近半个世纪，这在中外教育史上是罕见的。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后创造了清华的黄金期，全面提升了清华的素质和声誉，厥功至伟，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

（《人物》杂志《梅贻琦：清华的名片》）

②梅贻琦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他领导的清华为世界贡献了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新中国培养了14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涌现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华罗庚、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等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学术大师。

（黄延复《梅贻琦：一个时代的斯文》）

优雅的科学独行者

卡迈什瓦尔·C·瓦利

    难以想象，如此优雅的美感，竟能在一个物理学家身上得到完美的演绎。

    他总是无瑕疵地穿着做工考究的西装，其颜色在秋冬季变化于深黑和深灰之间，而在春夏季则变化于浅灰和棕黄色之间。他爱好文学和音乐。他是世界上唯一在方程式中使用哥特体字符的科学家。据说在所有用英语写作的科学论文书籍中，他的语言是最优美的。

    他叫钱德拉塞卡，原本是个有点羞涩的印度青年。19岁那年，他因成绩优异获得政府奖学金，只身乘船前往英国剑桥求学。在长达十几天的漫长航行中，他奇迹般地初步计算出一个结果：在当时，恒星的白矮星阶段被认为是一切恒星演化过程的最终阶段，但是钱德拉塞卡的计算表明，当恒星质量超过某一上限时，它的最终归宿将不会是白矮星。

    经过在剑桥的学习，钱德拉塞卡逐步完善了自己的发现。在1935年皇家天文学会的会议上，这个24岁的青年终于得到宣读自己论文的机会。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年纪轻轻便将功成名就。然而，事情的发生并不如他所愿。当钱德拉塞卡在会上宣读完自己的论文时，当时天体物理学界的权威爱丁顿走上讲台。他当众把钱德拉塞卡的讲稿撕成两半，宣称其理论全盘皆错，原因是他得出了一个“非常古怪的结论”。听众顿时爆发出笑声。会议主席甚至没有给这位年轻人答辩的机会。会议结束后，几乎所有人都走到钱德拉塞卡跟前，说：“这太糟糕了，太糟糕了……”

    “世界就是这样终结的，不是伴着一声巨响，而是伴着一声呜咽。”多年后，钱德拉塞卡仍然记得自己当时的自言自语。

    与爱丁顿的争论持续了几年，没有一个权威科学家愿意站出来支持钱德拉塞卡。最后，他终于明白应该完全放弃这个研究课题。在1937年到了芝加哥大学以后不久，他把自己的理论写进了一本书里，然后不再去理会它。差不多30年后，这个后来被称为“钱德拉塞卡极限”的发现得到了天体物理学界的公认。然后又过了20年，钱德拉塞卡获得了诺贝尔奖。1983年，当他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诺贝尔奖章时，已是两鬓斑白的垂垂老者。

    此时，回顾年轻时的挫折，钱德拉塞卡却已有了不同的看法。“假定当时爱丁顿同意自然界有黑洞……这种结局对天文学是有益处的。”他说，“但我不认为这对我个人有益。爱丁顿的赞美之词将使我那时在科学界的地位有根本的改变……但我的确不知道，在那种诱惑的魔力面前我会怎么样。”

    钱德拉塞卡的结论是，这些成功的人“对大自然逐渐产生了一种傲慢的态度”。这些人以为自己有一种看待科学的特殊方法，并且这种方法一定是正确的。但实际上，“作为大自然基础的各种真理，比最聪明的科学家更加强大和有力”。

    因此他的一生都是谨慎、谦逊和勤奋的。每当投入工作时，他就会坐在一张非常整齐、清洁的书桌前，寻觅数学的秩序。每天至少工作12小时，一周工作7天，花费10年左右，得到了“某种见解”以后才罢休------也就是说，直到宇宙的某一个方面已经完全约化为一组方程时才罢休。然后，他总是把研究的结果写成一本书，就不再关注这个领域，而去寻找天体物理学中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课题，重新埋头研究下去。直到60多岁，钱德拉塞卡仍能定期把精力转向以前从未涉足的新领域。

    他的教学同样以严谨和一丝不苟著称。据说，他的板书和讲稿是那样整洁和优美，以至可以直接拿去印刷。一个有名的故事是，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钱德拉塞卡每星期从叶凯士天文台驱车数百英里到芝加哥大学为只有两名学生的班级上课（另一种说法是包括费米在内的其他几个人偶尔也来插班听课），而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就授予了这个班级仅有的两名学生——杨振宁和李政道。

    钱德拉塞卡的一生注定是孤独和寂寞的。远离自己的祖国，研究不被认可，还因肤色遭受歧视。但他不以为意，并以始终如一的优雅默默回应一切。1999年，一只以“钱德拉塞卡”命名的天文望远镜升空。尽管它经常因做出新的发现而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新闻报道中，钱德拉塞卡却并未因此更多地被人提及和了解。

    因孤独而优雅。或许，只有一个物理学家，才能拥有如此优雅的美感。

（摘编自《孤独的科学之路：钱德拉塞卡传》

相关链接：钱德拉塞卡兴趣广泛，年轻时曾学习过德语，并读遍自莎士比亚到托马斯．哈代时代的各种文学作品。（摘自“百度百科”）

“教我如何不想他”

    提到赵元任，不得不提他的语言天才。他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是天才的语言学家。他不仅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更是世界知名的语言学家。

    赵元任原籍江苏常州，1892年生于天津。他从小就显露出语言天才，各种方言一学就会。几乎每到一地，他都能很快学会当地的方言。有一次，他同客人同桌就餐，这些客人恰好来自四面八方，他居然能用八种方言与同桌人交谈。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赵元任担任翻译，每到一地，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在途中，他向湖南人学习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当地人跑来和他称“老乡”。

    1926年，在赵元任与梁启超两位导师指导下，王力完成了他的论文《中国古文法》，论文后注有一句附言：“反照句、纲目句，在西文中罕见。”赵元任批语道：“删！——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在赵元任先生看来，西文包括的语言种类很多，没有精通所有西文的文法，不应该轻易下这样的结论。

    虽然按照导师的意见删去了附言，但对“言有易，言无难”这句话的深刻思想，王力还没有完全明白。后来王力在论文《两粤音说》中提出“两粤没有撮口呼”，依据是他的家乡话博白话没有撮口呼。但1928年赵元任先生到广州进行方言调查时发现，广州话有撮口呼，马上就给王力写信，信中以“雪”字为例，说明广州话有撮口呼，《两粤音说》中的结论错了。据王力本人回忆，他这才发现自己的论文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论文题目本身有问题，调查方言要一个一个地点去调查，不能把两粤作为一个整体来调查；第二，由博白话没有撮口呼推断两粤没有撮口呼，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至此，王力才真正理解了“言有易，言无难”这六个字的分量，并从此将赵元任先生的这六个字作为座右铭。

    美国语言学家裘斯1957年曾赞誉说：“赵元任在语言上头从来没有过错误。”然而，1972年，赵元任写了一篇题为“回想我在语言上犯过的错误”的幽默诙谐的演讲稿，坦陈自己在语言学习和研究过程中走过的弯路，作为对老朋友过誉的回应。

    他曾经觉得语言的分布是跟着地理政治上的分界走的。有一年到欧洲旅行，他就无形中假定一国说一种话，或是一区说一种话。他开车在瑞士玩，因为第二天准备送车去检修，晚上住下来后就先用小字典查了汽车各部分的德文名称。没想到第二天修车的跟他讲的是法国话，这把他急坏了。赵元任说：“那不行。晚上用功用的是德文功，这车非得用德文来修不成。”这次欧洲旅行给他的印象很像坐着长江的轮船从上海到重庆，一路停一个码头变一点口音，很难说一个方言到什么地方为止，另一个方言从什么地方开始。也就是说，语言或方言的分布并没有明确的地理政治分界线。

    赵元任是个纯粹的学者，打心底里喜欢钻研学问。他学习数学、物理、哲学、语言等多个学科，而这一切都源于兴趣。纯粹，意味着心无杂念。他有他的抗拒，他害怕行政事务，终生不愿意当官，只愿埋头学问。

    然而，他并不是一个无趣的人，他同样有着深厚的“文人气”，知道如何去寻找生命中的美好和快乐。他曾告诉儿女们，自己研究语言学只是为了“好玩儿”，所以学得再多也不会成为负担；在他那里音乐也是真实的享受，大学时代，无论主修哪一门功课，他总要辅修音乐课程。他创作了百余首歌曲、钢琴曲，最为人熟知的是那首刘半农填词、他作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世间很少再有如赵先生一般的人，“教我如何不想他”！

（摘编自潘冬《赵元任：走到哪儿都是“老乡”》、苏金智《言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等）

相关链接：①赵元任绝对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大师，他还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位值得尊敬和钦佩的人文学者。他具备了当代一个人文学者的所有特征：尊重人的价值，培养并训练人的技能——科学的技能和艺术的技能，富于人情味和人道主义精神，还常常带着教人愉快的幽默感。（陈原《赵元任全集·前言》）②他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美国留学期间对数学、物理、哲学等学科有过专门的学习。他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既有西方现代科学精神的影响，也深受我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影响。他从事现代语言学研究重视语言事实的实地调查，重视对语言材料的鉴别和归纳分析，不说没有根据的话。（苏金智《赵元任研究语言学的实事求是精神》）

爱国志士丘逢甲

    “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中日甲午战争战败后的1896年，丘逢甲回到广东蕉岭写下了这首著名的爱国诗篇《春愁》，其拳拳爱国心也成为今日两岸同胞共同的纪念。

    丘逢甲出生那年恰逢甲子年，其父认为是吉兆，故而命名为逢甲。丘逢甲自幼就志向高远，十分崇拜郑成功，以郑成功凛然的民族大义自许。郑成功这位反清复明的民族英雄也是甲子年生，更使他从小就刻意向先贤学习，言行之中流露出强烈的民族意识。

    丘逢甲生性聪颖，十四岁时以《西江月》词牌填词一首：“兴起八叉手健，吟成七步方雄。更兼经史满怀中，只觉大才适用。却布知时甘雨，愿乘破浪长风。他年位若至三公，定有甘棠雅颂。”十六岁考取秀才，二十五岁中举人，二十六岁中进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因不愿做官告假离职返台，开始从事教学，培育民智。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丘逢甲预见台湾前途危难，以“抗倭守土”为号召创办义军，并动员亲属入伍。1895年4月17日，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和澎湖列岛等割让给日本。丘逢甲愤然召集台湾乡绅咬指血书，联合电奏清政府抗争，表明“万民誓不服倭”，要求废约抗战、保卫国土。但清廷回电称“台抗京危”，不予理睬。在台湾人民“无主可依”、“无人肯援”而强敌压境的危急情况下，悲愤至极的一介书生丘逢甲力倡建立了以清朝为正朔的“台湾民主国”，与台湾绅民一起自主保台。丘逢甲倾尽家资，组织和率领数万义军，横刀跃刀与日寇浴血奋战。经过二十多个日夜艰苦卓绝的激烈战斗，气壮山河的保台抗争失败。经部将劝说，丘逢甲不得不挥泪内渡，回到祖籍广东镇平县。

    回到大陆后，丘逢甲仍想着收复台湾，他写诗自勉道：“乾坤苍莽正风尘，力挽狂澜仗要人。岂有桃源堪避世，不妨蔬水且安贫。天阊辽阻愁呵壁，时局艰危痛厝薪。只恐南阳难稳卧，中原戎马待纶布。”

    丘逢甲认为“欲强中国，必以兴起人才为先；欲兴起人才，必以广开学堂为本”。抗日保台失败后他更是切身体会到“非开民智养人才，莫能挽救国难”。内渡回大陆后，他先后在潮州韩山书院、潮阳东山书院、澄海景韩书院任主讲。1901年春，在汕头正式创办岭东同文学堂，为广东历史上第一所新式学校。1904年夏，丘逢甲在蕉岭县城桂岭书院创办专门培养小学师资的镇平初级师范传习所。1904年冬，在蕉岭东山、员山创办创兆学堂各一年。他通过自办、鼓励别人办、派出得力弟子到各地活动等形式，在嘉应、兴宁、长乐、平远、福建上杭和武平、江西寻乌等地办学，“劝办学校以百数”。

    丘逢甲大力推行新学，主张“德、智、体”等全面发展。智育方面引进西学，积极改革教学方法，聘请一些英、日籍学者及归国留学生为教师。要求教师因材施教，主张开放式教学，崇尚学术争鸣。鼓励学生自学、多思、善问，要有“与众有异的主张”，勤读报刊，关心国事。

    丘逢甲盛赞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号召粤籍巨商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精。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利用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庇护被侦捕的革命志士；广东革命军政府成立后，丘逢甲被推举为赴南京筹组中华民国中央临时政府的广东代表之一，被选为参议院参议员，在辛亥革命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丘逢甲回大陆后一直念念不忘故土台湾，谋求祖国统一，临终弥留之际，嘱咐家人：“葬须南向，吾不忘台湾也！”

（接编自《梅州日报》）

【相关链接】①丘逢甲平日最厌恶迷信、鸦片和赌博，在早年的诗词中一再提及，指为中国人的三大积弊，明白指出鸦片对国民的残害。而这些在当时被视为时尚，好此道者大有人在，尤其一些达官贵人将其视为时尚，而他独具慧眼视为毒害，这在当时可说是见解独到。（接编自《台湾周刊》）

②在其兴学十余年中，培植人才至多。广东革命志士多半出其门下。后来的广东北伐军总司令姚雨平、广东军政府总参议朱执信、中山大学校长邹鲁等均受教于丘逢甲创办的学校，皆成为后来革命的中坚力量。（接编自搜狐军事频道）

无机材料大师严东升：生而为国

    2016年9月18日早上5点56分，世界著名材料科学家、我国无机材料科学技术奠基人、两院院士严东升在上海瑞金医院病逝，享年98岁。严东升去世后，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官网首页用1/4板块推出醒目的“沉痛悼念严东升先生”专栏。

    1949年新中国成立，正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的严东升欣喜若狂，迫不及待想要回到祖国，以了“矢志科学，许身报国”的心愿，1950年2月，他中断了博士后研究历经周折回到祖国。

    严东升先生是中国当代无机材料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七十多年来，他始终将自己的科技实践与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在无机材料科学领域辛勤耕耘，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建设发展设计着蓝图并积极实践。

    刚一回国，严东升就马不停蹄赶往开滦化工研究所着手耐火材料的研究，因为他知道，新中国正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亟须重工业的崛起。1954年，严东升被委以重任，解决包头钢铁厂原料——包头铁矿石含氟量高给高炉炼铁带来的严重问题。其间，大到宏观组织调控队伍，小到研究数据的精确统计，从车间到实验室、办公室，严东升都亲力亲为，巨细无遗，为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世纪60年代，严东升参与创建了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在这里，他把科研方向从传统硅酸盐材料研究调整为先进无机材料科学指导下的新材料研究，主持研究的陶瓷基复合材料，获得国家发明奖一等奖。

    严东升先生是著名的战略科学家。他参与了中国第一个科技规划《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1963—1972十年科技规划》的起草工作。1984年，他主持制定了《关于中国科学院科技体制改革的汇报提纲》，对中科院的科技体制改革采取了一系列面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大举措，为全国科技体制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他主持开展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项目《长江三角洲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若干问题》，受到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在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严东升一生简朴，“不管在哪儿，你都能看到严先生西装革履，穿戴整洁，但你绝对看不到他穿名牌，都是非常普通的衣物”。但他对青年学子和科研教育的出手却“阔绰大方”。严东升的第一个博士生高濂在悼念恩师时说：“1996年，严先生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他领完奖回所后到我办公室，拿出奖金支票和一沓银行的定期存单，有到期的，也有未到期的，有严先生名下的，也有师母名下的，看得出来是拼凑的。他对我说，这里一共20万元，交给所里，作为创立‘严东升奖学金’的款项，帮助贫困生。”

    他一生关心和提携后进，乐于、善于发现和支持富有创见的年轻人。他鼓励年轻科研人员“走出去”，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到国外优秀实验室进行合作研究。在如今的材料科学领域里，活跃着一批他培养和指导的学生及科研人员，其中相当一部分已成为我国科技事业的领军人物。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严东升留给后人的，除了丰硕的科研成果，还有高尚的人格魅力。

    (摘编自龚新叶《环球人物》)

相关链接：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剑林研究员始终记得，1989年毕业那年很多人都选择出国，严东升反复同他讲，国内缺少年轻科学家，尽量多待在国内搞科研，出国的事我来安排。留学期间严东升给他写了很多信，最常关照的一句话是“一定要回来”。严东升的学生们都如期回来了。

    (董纯蕾《人生辛苦半九十：追忆“双料”资深院士“完美大家”严东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