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英镑

马克·吐温

    一个豪华房间里坐着两兄弟，这两位绅士忽发奇想：假如一位有头脑、又诚实的外地人落难伦敦，举目无亲，除了一张百万英镑的大钞一无所有，而且他还没法证明这张大钞就是他的，这样的一个人会有怎样的命运呢？大哥觉得那人肯定会被抓住，然后饿死。弟弟却不以为然，他说愿出两万英镑打赌。就在这时，沦落在伦敦街头，破衣烂衫，兜里只剩一块钱的我来了。

    他们给我一个信封，说打开便知他们的心意。我走到看不见那所房子的地方，打开信封一看，里边装的是钱哪！我急不可待地撒腿就朝最近的小吃店跑，一顿猛吃，一直到肚子实在塞不下东西了，我掏出那张钞票来展开，只扫了一眼，就差点昏倒。五百万！乖乖，我懵了，盯着那张大钞头晕眼花，想必足足过了一分钟才清醒过来。突然我计上心来，把那张大钞递到小吃店老板眼前。老板以为我是故意打扮成这样来跟他开玩笑的，说这点小钱不算什么，我想什么时候结就什么时候结。

    从小吃店出来我去找了那两兄弟，想把事情问清楚把钱还给他们，却被告知他们出远门了，得一个月才能回来。我把刚才那信封里的信抽出来，信上说这笔钱借我用三十天，不计利息。这俩兄弟在我身上打了一个赌。假如弟弟赢了，我可以在他的职权范围内随意择一个职位。我对那份美差浮想联翩，期望值也开始上升。不用说，薪水肯定不是个小数目。过一个月就要开始上班，从此我就会万事如意了。

    转眼间，我感觉好极了。看到一家服装店，我想甩掉这身破衣裳，可是，不一会儿我又转了回来，来来回回走了足有六趟，终于，我投降了，还是进去了。

    我问他们有没有顾客试过不合身的衣服。伙计没搭理我，只是朝另一个点点头，另一个也不说话，又朝第三个点点头。第三个说这就来，我等着他忙完了手头的事，看他在一摞退货当中翻了一通，挑出一套最寒酸的来。这衣服不合身，毫无魅力可言，可它总是新的。我迟迟疑疑地说：“要是你们能等两天再结账。就帮了我的忙了。现在我一点零钱都没带。”店员端出一副刻薄至极的嘴脸说：“哦，您没带零钱？说真的，我想您也没带。我以为像您这样的先生光会带大票子呢。”我火了：“我买得起，就是不愿添麻烦，让你们找不开一张大票。”他稍稍收敛了一点：“我可没成心出口伤人，我们找得开。”我把那张钞票递给他，他笑着接了过去，那种无处不在的笑容，笑里有皱，笑里带褶，一圈儿一圈儿的，就像往水池子里面扔了一块砖头。可是，只瞟了一眼钞票，他的笑容就凝固了，脸色大变，就像你在维苏威火山山麓那些平坎上看到的起起伏伏的凝固熔岩。我从来没见过谁的笑脸定格成如此这般的永恒状态。这时老板过来看到底出了什么事。

    那老板看了一眼，便一头扎进一堆衣服里乱翻起来。一边翻，一边不停唠叨：“把一套拿不出手的衣服卖给一位百万富翁！这个傻瓜！从来就没分清过谁是百万富翁，谁是流浪汉。啊，我找的就是这件。先生，请把这些东西脱了，都扔到火里去。您赏我个脸，穿上这件衬衫和这身套装。合适，太合适了！简洁、考究、庄重，完全是王公贵族的气派！”我表示满意。

    往后的事你心里明白了吧？我顺其自然，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买完了，吆喝一声“找钱！”不出一个星期，我把所需的各色安享尊荣的行头统统置办齐备，在一家价格不菲的旅馆安顿下来，日子过得阔气有排场。我已经成了这个世界大都会的显赫人物，我的思想简直是彻头彻尾地改造了。不管你翻开哪份报纸，无论是英格兰的，苏格兰的，还是爱尔兰的，你总会看到一两条有关身藏百万英镑者及其最新言行的消息。

（有删改）

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

王奎山

    1982年我读大四。那年的春节，我领着徐美红一起回乡下过年。徐美红的爸爸当时是我们省财政厅厅长，一个厅长千金，能看上我这乡下娃，那是因为我有三篇论文上过学报。徐美红的到来，简直在我们那个村子里刮了一场十二级的台风。女人们孩子们都挤到我家的院子里来看稀奇，一时间，院子里热闹成了一锅粥。男人们到底矜持一些，远远地站在那里看、议论。父亲拿着香烟，满面春风地上前挨个儿给大家敬。大家也不客气，会吸的，当场点着吸了起来；不会的，就夹在耳朵上。

    这是刚刚到家那天的事。此后的几天里，家里也是人来人往像赶集一样，没个冷清的时候。母亲高兴地说，咱家几十年都没有这样热闹过了。父亲点点头，说，那是哩，那是哩。

    直到年三十下午了，家里才算清净下来。母亲麻利地剁好饺子馅，妹妹和好面，和父亲三个人包起饺子来。我和徐美红表示要帮忙，被母亲坚决地拒绝了。于是，我躺在厨房一角父亲平时睡觉的地铺上看书。徐美红也找了一本闲书，懒懒地靠在我的身上看。这中间，徐美红上了一趟厕所。黄昏时候，饺子包完了。妹妹说，憋死我了，就往厕所跑。一会儿妹妹就跑回来大惊小怪地喊，猪跑哪里去了？咱家的猪跑哪里去了？父亲母亲都慌了，忙着往厕所里看，厕所里空空如也，哪里还有猪的影子？我们这里，厕所和猪圈是在一起的。

    突然，妹妹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大声说，俺嫂中间上厕所了，肯定是出来的时候忘记拴栅栏门了。这是极有可能的事。一到乡下，徐美红就暗中朝我抱怨，啥都好，就是解手太恐怖了，身边那么个大东西朝你虎视眈眈的，吓死人了。因此她匆忙离开时忘记拴栅栏门，以至于让猪跑了出去，这是极有可能的事。母亲忙给徐美红打圆场，批评妹妹说，你胡说个啥，你嫂出来咋会忘记拴栅栏门！徐美红也是个实心人，也不知道推卸责任，说，我忘记拴没拴栅栏门了。父亲宽厚地笑笑，说，我出去找找看，二百多斤重的大肥猪，还能丢了？说罢，父亲就出去找猪去了。跟着妹妹也说，反正没事，我也出去找找。

    天黑透了，四周传来噼噼叭叭的鞭炮声。别人家都在过大年了，我们家却连灯都没有点，五口人有两口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奔波呢。

    终于，父亲回来了。停了一会儿，妹妹也回来了。父亲把手一挥，朝母亲说，烧火吧，不能因为丢了一头猪，就连年也不过了，该咋过还咋过。父亲还特意朝我和徐美红笑笑，说，丢不了，一头二百多斤重大肥猪，往远处跑，它又跑不动，肯定就在附近，我明天再去找，保准找得到。

    话是这样说，但一家人谁也无法轻松下来。特别是徐美红。因为整个事件极有可能是她的粗心大意造成的，所以更显得心事重重，饺子吃了没几个，就丢下饭碗早早地上床歇息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出去找猪了。然后，妹妹也出去了。母亲说，反正我在家也是闲着，我也出去，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这样，家里就剩下我和徐美红两个人了，我想起母亲的话，“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就征求徐美红的意见，要不我也出去找？徐美红说，谁不让你去了？你去吧，你想去哪儿去哪儿！我有些尴尬地笑笑，走过去拍了拍徐美红的脑袋，也出去找猪去了。在那样一种特定的情况下，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我只能选择一头猪。我希望徐美红能理解这一点。

    一直找到中午，连根猪毛也没有找到。我垂头丧气地往回走。刚进村，就见妹妹远远地迎了上来。一看到妹妹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猪找到了。果然，是父亲在附近的崔庄找到的。原来，头天下午猪跑到人家的包产地里吃麦苗，被人家赶到自家的猪圈里圈了起来。父亲给人家买了两盒烟，才把猪赶回来的。回到家里，父亲母亲脸上都是一脸的欢笑。

    突然，妹妹发现了一个新情况，说，哎，我嫂哩？又问我，哥，我嫂不是跟你一块儿找猪去了吗？母亲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知道出大事了，像个孩子一样“哇”地哭了起来。母亲一哭，本来就是孩子的妹妹也跟着哭了起来。父亲虽然没有哭，眼圈也红红的，对我说，我马上就去国营家借车子，你赶紧到新安店去。

    新安店，是京广线上离我们家最近的一个火车站。

丑兵

莫言

    七六年冬天，排里分来了几个山东籍新战士，除王三社外，都是小巧玲珑的身材，白白净净的脸儿。王三社，真是丑得扎眼眶子，与其他人在一起，恰似白杨林中生出了一棵歪脖子榆树，白花花的鸡蛋堆里滚出了一个干疤土豆。

    我刚提排长，意气洋洋，神气得像只刚扎毛的小公鸡。我不但在各方面始终想压住兄弟排，就是在风度上也想让战士们都像我一样（我是全团有名的“美男子”）。可偏偏来个丑八怪，大煞风景。丑兵对任何事情都热心得让人厌烦，喜欢提建议，口齿又不太清楚，常常将我的姓“郭”字读成“狗”字。我对他的反感与日俱增。

    小豆子他们几个猴兵，天天拿丑兵开心，稍有空闲，就拉着丑兵问：“哎，老卡（卡西莫多），艾丝美拉达没来找你吗?”丑兵既不怒，也不骂，只是用白眼珠子望着天。

    有一天中午，全排正在吃饭，小豆子他们对着丑兵笑，我瞅了丑兵一眼。真没想到，这位老先生竟然戴了个脖圈！这是什么脖圈哟！黑不溜秋，皱皱巴巴，我撇了撇嘴，转过脸来。小豆子看到我的脸色，端着饭碗猴上去。“哎，老卡，”小豆子指指丑兵的脖圈说，“这是艾丝美拉达小姐给你织的吧?”丑兵的眼睛里仿佛要渗出血来，他把一碗豆腐粉条扣在了小豆子脖子上，小豆子吱吱哟哟叫起来了。

    我把饭碗一摔，对着丑兵就吼道：“把脖圈撕下来!你也不找个镜子照照!马铃薯再打扮也是土豆!”他瞪了我一眼，慢慢地解开领扣，仔细地拆下脖圈，装进衣袋，嘴里嘟哝着：“脖圈是俺娘给织的，俺娘五十八了，眼睛不好……”他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两个肩膀一个劲儿地哆嗦。大家把责备的目光投向小豆子，小豆子低下了头。

    丑兵要求到生产组喂猪，连里同意了他的请求。三年过去了，我提升为副连长，主管后勤，又和丑兵打起交道来了。

    七九年初，中越边境关系紧张。连里召开动员会，抽调一批老战士上前线。刚开过动员会，决心书、请战书一摞摞地堆在连部桌子上。下午，我到猪圈去，想看看这个全连唯一没写请战书的丑兵。丑兵正在给一只老母猪接生，浑身是脏东西，满脸汗珠子。看着他这样，我原谅了他。

    晚上，支委会讨论去南边的人员名单，丑兵闯了进来。他浑身湿漉漉的，赤脚穿着一双沾满粪泥的胶鞋，帽子也没戴，一个领章快要掉下来。他说：“请问连首长，像我这样的丑八怪放出的枪弹能不能打死敌人?扔出的手榴弹会不会爆炸?”丑兵眼睛潮乎乎地说，“我长得不好看，但我也是解放军战士!我也要上前线!”

    丑兵被批准上前线了。开完欢送会，我思绪万千，向丑兵住的房子——猪圈旁边一间小屋里走去。见我进来，他慌忙站起来连声说：“副连长，快坐。”他一边说着，一边把喂好的小猪抱进一个筐子里：“这头小猪生下来不会吃奶，放在圈里会饿死的，我把它抱回来单养。”他沉吟了半晌说：“副连长，不打出个样来，我不活着回来。我要求来喂猪是看好了这间小屋，它能提供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两年来，我读了不少书，并开始写一部小说。”他把一叠手稿递给我，我翻看着，从那工工整整的字里行间，仿佛看到一个憨拙的孩子沿着红高粱烂漫的田间小径走过来。

    几个月后，电台上、报纸上不断传来激动人心的消息，我希望能听到或看到我的丑兄弟的名字，他的名字始终未出现。

    终于，小豆子来信了。他左目已瞎，右目只有零点几的视力，他向我报告了丑兵的死讯。我和三社并肩前进，不幸触发地雷，我眼前一黑，倒了下去。不知过了多久，我感觉被人背着慢慢爬行。我问：“你是谁?”他瓮声瓮气地说：“老卡。”我挣扎着要下来，他不答应。后来，他越爬越慢，我意识到不好，赶忙喊他，摸他。我摸到了他流出来的肠子。我拼命地呼叫：“老卡!老卡!”他终于说话了，伸出一只手让我握着：“小豆子……不要记恨我……那碗豆腐……炖粉条……”他的手无力地滑了下去……。

（选自《莫言中短篇小说散文选》，有删改）

预演

（前苏联）杜姆巴泽

    我们是老同学，当时我们俩并排坐在最后一排课桌。当老师转身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我们常一起冲着老师的后背做鬼脸儿。我们还一起参加期末补考。

    那是十五年前的事了。十五年来我们一直没有见过面。今天，我终于怀着激动的心情登上了四层楼……

不知道他是否还能认出我来？

    我毅然按了一下电铃。

    “不怕烂掉你的臭爪子，可恶的东西!震得整个房子嗡嗡响。什么时候你才能改掉这个坏习惯？”里面传出一阵叫骂。

    我羞得满面通红，连忙把手塞进口袋。前来开门的是一个淡黄头发的女孩，看上去约摸有八九岁。

    “努格扎尔•阿马纳季泽在这儿住吗？”

    “他是我爸爸。”

    “你好，小姑娘，我是绍塔叔叔，是你爸爸的老同学。”

    “噢，您请进来吧!……玛穆卡!爸爸的同学绍塔叔叔来了。”女孩朝里边喊了一声，领着我向屋子里走去。

    迎面冲出一个六岁左右的小男孩，浑身是墨水污迹。

    “你们的爸爸妈妈在家吗？”

    “不在。他们很快就会回来的。”

    “你俩在做什么呢？”我问。

    “我们在玩‘爸爸和妈妈游戏’．我当爸爸，姆济娅当妈妈。”玛穆卡对我说。

    “你们玩吧，我不妨碍你们。”我一面点着烟，坐在沙发上。“不知道努格扎尔过得怎么样，”我寻思着，“生活安排得好不好，是不是幸福？”

    孩子们尖利的喊叫声把我从遐想中唤醒过来。

    “喂，孩子他妈!今天做了什么好吃的？”玛穆卡问道，显然是模仿某个人的。“吃个屁!我倒要问问你，我拿什么来做饭？家里啥也没有!”

    “你的嘴可真厉害!”

    “昨天夜里你跑哪儿逛去了？说!”姆济娅握着两个小拳头，叉腰站着。

    “你管不着!”

    “什么，我管不着？好吧，我叫你出去鬼混!”

    “你疯啦？”

    “我受够了!够了!今天我就回娘家去，孩子统统带走!”

    “不准动孩子，你自己爱上哪儿就上哪儿!”

    “没那么简单!”

    “把儿子给我留下!”

    “不行，我已经说了!”姆济娅高声叫道。

    “你听着：把儿子留下!要不然……”玛穆卡抱起枕头，一下子砸在姆济娅身上。

    “好哇，你敢打人？畜生!”姆济娅抡起洋娃娃，狠狠地打在弟弟头上。她打得那样厉害，玛穆卡的两眼当即闪出了泪花。

    我跳起来把他们拉开。

    “孩子，真不知道害臊。这是什么游戏哟!”

    “放开我，尼娜!”姆济娅突然朝我喊。“你们这些邻居不知道他是什么玩意儿!我整天受他的气，没法跟他过下去了，我的血全被他吸干了，可恶的东西! 你们瞧，我瘦成了什么样子!”姆济娅用纤细的指头戳了戳她那玫瑰色的脸蛋儿。

    “别信这个妖婆的鬼话!”玛穆冲我说。

    “不要吵了!”我实在控制不住，向他们大吼了一声。孩子们恐惧地盯着我。

    我喘过一口气，勒令两个孩子向我发誓，保证往后不再扮演他们的爸爸妈妈，然后便步履蹒跚地开了这个家。

    “看来，我的朋友生活得蛮‘快活’的!”我一路上想着姆济娅和玛穆卡，他们表演了一幕未来家庭生活的丑剧。

（有删改）

在甲板的天篷下面

[美]杰克·伦敦

    卡鲁塞尔斯小姐简直是美得惊人，她迷住了周围的每一个男人。她又是一个骄傲的女人。种族的骄傲，门第的骄傲，性别的骄傲，权利的骄傲——她都占全了，这是一种又奇怪、又任性、又可怕的骄傲。

    在科伦坡的一天早上，在甲板的天蓬下面，卡鲁赛尔斯小姐召来船长本特利，叫那群给游客表演泅水的当地小孩都到上层甲板上来比赛。她把我们的零钱全收罗过去，亲自把它们一个一个或者一把一把地扔下海，并且规定捞不着的要挨骂，捞得巧妙的会得到额外赏赐。

    有个小家伙最出色，他对天鹅入水式非常在行，我从没见过比他跳得更美的人。这个孩子一次次地这样跳，我们都很喜欢看，特别是卡鲁赛尔斯小姐。他至多不过十二三岁，是一个美丽的孩子，好像一个身体柔软的少年神仙的青铜塑像，几乎全身都射出了生命的光辉。他的皮肤闪烁着生命，眼睛里充满了炽热的生命，我几乎听到了生命从他身体里爆裂的声音。一瞧见他，就像闻到一股臭氧的气味——他就是这样新鲜，这样身体健康、精神焕发，这样粗野奔放。

    突然这些孩子拼命奔向舷门，用他们最快的姿势游水，乱糟糟地、手脚不停地打得水花四溅，脸上充满了恐怖，一蹿一跳地爬出水面。

    “怎么回事？”卡鲁赛尔斯小姐问道。

    “大概是鲨鱼。”船长本特利回答道。

    “他们怕鲨鱼吗？”她问道。

    “难道你不怕吗？”他反问道。

    她耸耸肩膀，噘了一下嘴。“无论给我什么，我也不敢到可能有鲨鱼的地方去冒险，”她说完又耸了下肩，“它们太可怕了！”

    这时，那些小孩全走上了甲板，表演结束了，船长本特利就叫他们下船。可是，她拦住了他，“等一会儿，船长。我一向听说这儿的土人不怕鲨鱼。”

    她把那个会天鹅入水式的小孩喊到身边，要他再跳水。他摇摇头，那群孩子笑了起来，觉得好像是在开玩笑。

    “有鲨鱼。”他指着水面说。

    “不，”她说，“没有鲨鱼。”    

    可是，他肯定地点着头，站在他后面的那些小孩子也同样肯定地点着头。

    “没有，没有，没有。”她叫道。接着她就对我们说，“谁愿意借给我半个克朗和一个金镑？”

    我们立刻掏出了许多克朗和金镑，她从邓尼森手里接过了两个硬币。

    她举起那个半克朗给孩子们瞧。可是谁也没有准备跳下去。她把这个半克朗扔下了海。他们望着这个银币飞下去，脸上都带着惋惜渴望的神气，不过谁也没有跟着一块下去。

    “千万别用那个金镑来引诱他们。”邓尼森低声对她说。

    她一点也不理睬，反而用这个金币在那个会天鹅入水式的小孩子眼前晃来晃去。

    “不能这样。”船长本特利说道。可是她却笑了起来，仍然引诱着那个孩子。

    “别引诱他。”邓尼森坚决地劝她。“这对于他是一笔大钱，他可能跳下去的。”    

    她转过身来对着那个孩子，又把那枚金镑举到他眼前。接着，她做了一个要扔出去的样子，这时，那个孩子好像不由自主似地向栏杆跑去，可是伙伴们的大声责备又把他拦住了，他们的声音还带着愤怒。

    “我知道你不过是在逗着玩，”邓尼森说道，“你愿意怎么逗他就怎么逗他好了，不过，看在老天面上，千万别扔出去。”

    话音未落，那个金币一下就从天篷的影子下飞到了耀眼的太阳光里，在半空中划了一道亮晶晶的弧形。大家还没来得及把那个小孩抓住，他就翻过了栏杆，非常美妙地弯着身体随着那个钱下去了。两个同时都在半空里，很好看。金镑破水而入，那个小孩子也在同一个地方，而且几乎在同一刹那，几乎连声音都没有地钻到水里。

    水很清，从上面望下去，什么都清清楚楚。那条鲨鱼很大，一下子就把那孩子咬成了两半。

    第一个开口的是卡鲁塞尔斯小姐。她的脸白得跟死人一样。

    “我……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她一面说，一面发出一种短促的、神经质的笑声。

    她的全部骄傲都在勉力使她能克制自己。她有气无力地瞧着邓尼森，她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可怕的难过神色，她的嘴唇一直在哆嗦着。

    “邓尼森先生，”她说道，“你愿意扶我下去吗？”

    他一点也没有改变他凝神注视的方向，他连眼皮也没有动一动。船上一片沉默。

    她转过身子，打算镇静地走下甲板。走了不过二十尺，她就摇晃起来，用手扶着墙以免栽倒。后来，她就这样走下去，用手扶着舱板，慢腾腾地走开了。

（节选自《世界十大中短篇小说家——杰克·伦敦》，人民文学出版社）

船夫吴嫂

崔立

    周庄成了名扬海内外的古镇后，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人前来游玩。摇一尾小小的乌篷船，在周庄的小河里缓缓摇曳，成了吸引游客的一大特色。吴嫂，就是众多摇船的男女船夫中的普通一員。

    说起吴嫂，还真不能不让人长吁短叹一番。吴嫂是周庄本地人。吴嫂的命委实不好，3岁死了爹，五岁死了娘。18岁那年，抚养她长大的爷爷奶奶双双过世。20岁，吴嫂嫁了同村的吴大有。22岁，吴嫂生下了智障儿吴小丁。25岁，吴大有在一场车祸中丧生。

    十几年来，吴嫂一个人带着儿子吴小丁过日子。

    吴嫂起先在镇上厂里打些零工，因为要照顾吴小丁，自然就不能随其他人一样做长工，收入就很少。后来，听说做船夫能赚钱，有时游客高兴了，还会给上一些小费，吴嫂就去做了船夫。

    一开始，确实累。摇上一天的船，回到家里，吴嫂手上完全没力气了。长得像个小大人样的吴小丁在家里看电视，看着看着，吴小丁说：“妈，我要喝水。”吴嫂舒展着手臂，说：“小丁，妈太累了，你自己去倒吧。”吴小丁说：“妈，我要喝水。”不知怎么的，也许真的是太累了，吴嫂心头猛地就有了气，说：“吴小丁，你就不能和正常人一样自己去倒水吗？”话一出口，吴嫂想起了什么，转过头，就看到吴小丁眼中的泪。吴嫂赶紧跑过去，抱住吴小丁，说：“小丁，对不起，妈妈不该说那样的话。”吴小丁也抱住吴嫂，一个劲地呜呜呜直哭。

    吴嫂做船夫，比其他人都要卖力，因为摇船是按摇多少趟算费用的。

    早上9点上班，吴嫂8点就来了；下午5点下班，吴嫂都到6点才走。负责调度的老黄说：“吴嫂，你这样我很难做啊。”吴嫂说：“黄哥，你就帮个忙吧，你也知道，我家里确实困难。”老黄是个心善的人，叹一口气，说：“好吧。”

    一起摇船的人也知道吴嫂家的困难，有时游客少，生意清淡，大家都会说：“吴嫂，你先去摇吧，我们再休息会儿。”每次，吴嫂都会很感动地说：“谢谢，谢谢大家。”

    张妈和吴嫂聊得多。张妈说“吴嫂，你这么拼，会累坏的。”“张妈，我是想多赚点钱，我有大用处。我问过一位上海的专家，说我儿子是智障，是可以治的，就是要10万块。我现在已经存了7万块，再有3万块，就够了。”

    说来也巧，几天后，3万块钱就有了。

    吴嫂从她摇的船上捡到了客人丢下的一个包，包里正好有3万块现金。吴嫂把钱交给了老黄，老黄把钱交给了旅游区管委会，管委会的大喇叭反复播着寻找失主的启事。

    3万块钱，可不是笔小数目啊。遗失包的，是一位外国游客，他竖起大拇指，说：“中国人，好，好！”

    这事因为涉及外宾，引起了极大的社会效应，昆山电视台特地派记者来采访吴嫂，还准备为这事做一个专题。

    吴嫂坐在摄影机前，正襟危坐。

    漂亮的女记者问：“吴嫂，听说你是这里众多船夫中的普通一员？”

    “是的。”

    “能说说，你为什么要做船夫吗？”

    “我是想赚钱，赚了钱好为我儿子治病。”

    “那在捡到钱后，你第一反应就是把钱交出去吗？”

    吴嫂说：“其实，我一开始并不想把钱交出去，你不知道，我儿子治病，一共需要10万块，我现在存了7万，还差3万块。要是加上这捡到的3万块，就能凑够10万了。所以，一开始，我是想拿这钱的。后来，我又想，要是这钱别人也是用来治病的，或是派别的用处的呢，那我不是罪孽大了吗？而且，即便是用这钱治好了儿子的病，我这一辈子都会良心不安的……”

    不知为什么，采访吴嫂的这个专题片，始终都没播出来。

（选自《小小说选刊》2016年第13期，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