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周全而有光

王乾荣

    周有光，江苏常州人，中国语言学家、文字学家，通晓汉、英、法、日四种语言，青年和中年时期主要从事经济、金融工作，当过经济学教授，1955年，他的学术方向改变，开始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曾参加并主持拟定《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公布），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大陆的语文改革。

    跟周有光老人首次见面，是在2006年7月14日全国政协礼堂《群言》杂志创刊20周年座谈会上。周有光是与会者中最年长者。他中等个子，穿着朴素，风姿儒雅，戴黑色上缘框框的眼镜，面容滋润，目光睿智，头发稀疏而白，乍看，六七十岁模样，只迈步稍稍蹒跚。

    周老曾遭遇“被下放”诸种坎坷，他都平和豁达以对。他也不求什么世俗的荣华富贵。天长地自久，人道有亏盈。对人生真谛通透的体味，自足达观，随时“锻炼筋骨”，也许正是这位文化老人长寿的“秘诀”。他说了：“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作为学人，善于思考，“伏案太勤”，周先生一生著述等身，百岁过后，仍然关注社会民生，笔耕不辍，尚能一年写一本书，可谓奇迹中的奇迹。

    年轻时留美攻读经济，一个偶然机遇，改变了周老的后半生。他说自己的人生，原是个“错位”。可正是这个错位，使他成为一个著名语言学家和文化大师，成为新中国文字改革方面的重磅专家。周老幼年即具语言天赋，他那颗语言中枢敏感发达的大脑，对这门学问的奥妙魅力，充满浓厚的兴趣和热爱。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求学期间，他即选修《语言学》，热衷于参加“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并且发表过相关论文。

    这个“拉丁化运动”，简单说就是使用拉丁字母——或称罗马字母，周老笑说“有人指它是‘帝国主义的字母’”——给汉字注音，进而以拉丁字母拼写汉语，使汉语成为世界通用的“蝌蚪文”。这是咱们老祖宗几千年来从未涉猎过的先锋学术活动，始于100多年之前。

    周老语言、文改方面专著以及与之相关的论述，达20多部，广为人称道；而经济学著作仅三两部，鲜为人知。周老在语言学方面的卓越建树，对中国文字改革的巨大贡献，学界和坊间众口一词，赞誉有加。但是近年众多媒体一味尊之为“汉语拼音之父”，他却“敬谢不敏”，诚道“不敢当”。“丝绸西去，字母东来”（周有光语）。来干吗？来拼音。汉语拼音又不是他周有光“生”的，他怎能当人家“老爸”呢！

    今天，凡中国人，以及学习和使用汉语的外国人，谁离得开《汉语拼音方案》规定的拼音法？联合国也要用它呢。它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开辟了汉语和中国文化走向国际社会的一条便捷通道，功不可没。仅从这一点看，周有光其名，便将彪炳青史。

    改革开放初期，为加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通晓四国语言的周有光，又被邀参与英文《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汉译，为中方三专家之一，因此人称“周百科”；中方另二人，一是新闻巨子兼大学者刘尊棋，一是被誉为“万能科学家”的钱伟长教授。

    《百科全书》号称“没有围墙的大学”，翻译这本书，是一个浩大工程，对于不管多大的学者来说，也是一个学习、重温百科知识的过程。而这于周老，又是一个机遇。也许正是这一工作，激发了他研究全球化、信息化、语文现代化和世界多国文化的热情，使他晚年的学术生活，在更广阔的领域大放异彩。这时的周有光，就不只是翻译百科全书意义上的“周百科”了，而堪称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杰出学者。

    周老学问大，但他不是只会躲在象牙塔里啃书本的书呆子。他研究语言，搞拼音，也没有让一串串字母，将自己纠缠在一个狭小天地里。大学者雕小虫忙，近年《群言》杂志，几乎每期都刊登他议论社会现象的短文。他其实是一个温文尔雅的斗士，其人具有杂文家惯于挖掘社会病的特质，但不赤膊上阵。他把自己的“愤”，化在平实睿智之中，常以机智独特的方式针砭时弊，文字读来别有不愠不火、绵里藏针的风味。

    周老说：“我的座右铭是，活到老，学到老，思考到老，快乐到老。”希望在《群言》40周年庆祝会上，还能聆听这位极其独特老人的宏论。

（选自《北京日报》2011年11月22日 有删改）

胡秋原：两岸破冰第一人

    1910年出生于湖北黄陂的胡秋原，15岁时考入国立武昌大学学习理工，后因加入共青团，主编《武汉评论》，反对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屠杀共产党人而遭受白色恐怖的追捕。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回国投身抗战，被任命为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中央日报》副总主笔，以及《东南日报》和《香港时报》总主笔，并任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创办《祖国》《民主》《政治文化》及《评论》等刊物，宣传全民族抗战。

    1948年，胡秋原当选为国民党政府首届立法委员，1950年去台后仍任立法委员、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大学教授，独立主办《中华杂志》。胡秋原一生著作等身，达100余种3000余万字。他一生都在为促进中华民族统一奔走四方。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海峡两岸统一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胡秋原力主两岸和平统一。他曾说，台湾和大陆是一个整体，大陆不能没有台湾，没有台湾便失去屏障；台湾不能离开大陆，离开大陆便成了国际孤儿。两岸必须统一在一起，否则两边都要受到损害。他特别强调：台湾想离开大陆搞独立，不但在政治上不可能，在经济上也做不到，如硬要分裂出去，受苦的还是台湾民众。

    1988年4月，胡秋原在台岛发起成立“中华统一联盟”，并被公推为荣誉主席。9月12日，他无视台湾当局“三不”政策，偕夫人敬幼如、长女胡采禾及“统一联盟”代表，由美国旧金山直飞北京，是为海峡两岸隔绝40年后首位赴大陆访问的台湾高层人士，被誉为“两岸破冰第一”。

    到达北京的当日，胡秋原就得到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先念的亲切接见。胡秋原充满激情地说：“20世纪中华民族多灾多难，民族分裂的状况至今依然存在，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尽快地结束这个不幸。于是，我不管‘三不’不‘三不’，就迫不及待地来到这里与主席共商国是。”

    之后，胡秋原应邀前往北京大学演讲，面对数千名师生，他慷慨激昂地说：“祖国大陆在极短的时间内，能制造原子弹、氢弹和使卫星上天，说明中国人能强；台湾的经济建设，能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说明中国人能富。如果我们中国能够统一，很快就可以富强起来。”话音刚落，全场爆发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他穿梭于大陆各地参观、访问，宣扬和平统一的主张，刮起了一股“胡秋原旋风”，也惹恼了李登辉。1988年9月21日，也就是胡秋原与邓颖超握手言统一的第六天，李登辉主持的国民党中常会开除了胡秋原长达50年的国民党党籍。在国民党执政机构中甚至有人叫嚣要“法办”胡秋原。

    面对台岛当局的“法办”闹剧，胡秋原十分坦然，在完成行程逾万公里、长达36天的观光访问后，于10月18日凯旋返台。途经香港，他坦然对记者说：“我是公开去内地，我也是很光明地回去，我的话也是公开的，我没有得到共产党什么好处，我不过是讲了国共要谈判，两岸要统一，现在我更加强了这个信念……最重要的是，我是一个中国人，只要中国人不开除我，我做中国人到底了！我相信没有人再开除我的国籍，我还要尽做中国人的力量。”

    飞机抵达台北机场后，面对数百名欢迎者，胡秋原即席演说，再次强调：“统一是全体中国人的责任，是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将来而筹谋。台湾一旦脱离祖国大陆，无论有多么成功，在国际强权环境下，都没有安全可言，前途都是暗淡的。因此，未来只有朝统一发展。”

    1990年5月27日，台湾师范大学为胡秋原举行80寿辰演讲会，时年91岁的陈立夫面对上千名与会者微笑着说：“秋原这个人很勇敢，有浩气，他觉得海峡两岸今天应该讲和，不能再相互攻击，结果，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个人忽然跑到北京了……”话音刚落，全场立刻爆发起雷鸣般的掌声。

【相关链接】①胡秋原（1910-2004）湖北省黄陂人，著名史学家、政论家和文学家。生平著作等身，达100多种3000余万字。中国国民党党员，台湾资深立法委员，《中华杂志》发行人，中国统一联盟名誉主席。1989年，美国传记学会将胡秋原列入《国际著名领袖人名录》，并颁发奖状。2004年5月4日，94岁的胡秋原荣获“中华文艺终身成就奖”。②胡秋原深受顾炎武“明道教世”精神的影响，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不畏艰险，屡屡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历经顿挫而矢志不渝。非议和谪贬，都无损于他的风骨。郑学稼先生曾说：“胡秋原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镜子。”

——（谢远笋《胡秋原——大家精要》）

一钵了却谁的浮生

闫荣霞

    李叔同“二十文章惊海内”，会做诗、会填词、会书法、会作画、会篆刻，又会音乐、会演戏……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他不会的？

    鲁迅、郭沫若也以得他一幅字为无上荣耀。他作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我毕业的时候还在唱；这样的歌就是诗了，他的诗又怎能不好：“梨花淡白菜花黄，柳花委地芥花香。莺啼陌上人归去，花外疏钟送夕阳。”连他给友人夏丏尊的画随便题两句话，都好得不行的：“屋老。一树梅花小。住个诗人，添个新诗料。爱清闲，爱天然；城外西湖，湖上有青山。”（《为题小梅花屋图》）

    可是一入佛门，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就完全置之度外了。叶圣陶谈弘一晚年书法：“就全幅看，好比一位温良谦恭的君子，不亢不卑，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毫不矜才使气，功夫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就像一道虹敛去七彩，白气藏身天地间，非为字变，实则人变。当了和尚，字也有了一颗为僧为佛的心，自然是“刊落锋颖，一味恬静”。

    就如他这个人。初始华丽，剃须裹腰在舞台上扮茶花女，如今却是面容清癯，眉目疏淡，一个过午不食、行脚度世的老和尚。就像烟花“啪”地炸开，整个天地都为之增了色彩。眼看着亮了，更亮了，大了，更大了，圆了，又更圆，然后暗了，又更暗……整个人生就这样由绚丽归于平淡。

    环顾当年，人们对大才子李叔同出家动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师的弟子、著名美术家丰子恺则提出独到的见解，他说：“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三层楼。而弘一法师，就是一层一层走上去的。”丰子恺的“人生三层楼”的说法，切合实际，振聋发聩，一扫世俗们对李叔同出家因由的所有推测之说。

    庄子讲天地有大道，却是一定要做到“无己”，成为“至人”，才能得之。世事不再关注，生死不再思虑，贫富得失不是挂在心尖上的事，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游于宇内。

    可是，要想得到大道的快乐，却要能熬得过刳骨剔肉的痛苦。剃度后，与他有过刻骨爱恋的日籍夫人伤心欲绝地携了幼子千里迢迢赶到灵隐寺，他铁石心肠，竟然连庙门都没有让他们进，妻子无奈离去，只是对着关闭的大门悲伤地责问道：“慈悲对世人，为何独伤我？”

    他用刳骨剔肉的痛苦，置换了真正的自由。一切他都舍得，只为追求心中那一点萤火。

    我们对于追求自由的人一向是敬仰的。自身是燕雀，怎不羡鸿鹄？林语堂说：“他曾经属于我们的时代，却终于抛弃了这个时代，跳到红尘之外去了。”张爱玲说：“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的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

    赵朴初评他是：“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其实他才不要当什么奇珍和明月，他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心罢了。所以他出家也不是为当律宗第十一代世祖，更不为能和虚云、太虚、印光并称“民国四大高僧”。弃家毁业不为此，大彻大悟不消说。那些虚名，他是不要的。真实的他，63个流年，在俗39年，在佛24年，恪遵戒律，清苦自守，传经授禅，普度众生，却自号“二一老人”：一事无成人渐老，一钱不值何消说。

    1942年10月13日，弘一写下“悲欣交集”四字。三天后，沐浴更衣，安详圆寂。“问余何适，廓而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一钵了却他的浮生，他的粗钵里盛满自由。

注：在中国近百年文化发展史中，弘一大师李叔同是学术界公认的通才和奇才，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他最早将西方油画、钢琴、话剧等引入国内，且以擅书法、工诗词、通丹青、达音律、精金石、善演艺而驰名于世。在他艺术发展如日中天时，他毅然摒弃了世俗，中年出家后成为南山律宗一代祖师，被誉为“民国四大高僧”。

施一公：他在探究生命的密码

    2008年2月，在众人不解的眼光中，40岁的施一公辞去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执教的职务，放弃优厚的待遇，从美国全职回到中国，受聘为清华大学终身教授、并出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副院长。

    施一公的名字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父母亲给他取名“一公”，就是一心为公的意思。施一公说，当时做出回国决定，实际上只用了一个晚上。2008年，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陈希对他说：“清华急需人才，希望一公回国。”第二天，施一公就回复说，决定回国。

    《纽约时报》曾这样报道施一公的回归：“施一公和其他顶尖科学家的回归是一种信号，中国在拉近和发达国家科技鸿沟的时间上，比许多专家预期得要快。”如今，施一公和他的同事们，以一个又一个的重大科研成果，让这个预言变成了现实。

    2015年8月21日，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连续在线发表两篇施一公教授研究组中国科学家研究“剪接体”的论文，并首次报道了分辨率高达3.6埃的“剪接体”分子结构。著名癌症生物学家、美国杜克大学药理学院讲席教授王小凡评价说，“我个人相信，施一公取得的这项成就将得到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认真考虑。”

    阿尔茨海默症，又称老年痴呆症，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人类曾经花了很大气力鉴定老年痴呆症的起因，终于找到Y一分泌酶这一 “罪魁祸首”，可一直以来的结构研究却屡屡碰壁。获得Y﹣分泌酶复合物的三维结构，已成为全球生命科学领域最热门的研究课题之一。

    早在2004年，还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施一公，就把目光锁定在了这个结构生物学制高点，但研究却始终停留在初级阶段。施一公回国后，迅速组建起实验团队，也把攻克这个世界级难题的梦想带回了清华。这个团队除导师施一公外，完全由年轻博士生组成。27岁的年轻博士生马丹和26岁的卢培龙是夫妻，他们俩和远在伦敦求学的好友清华毕业生白晓晨一起，共同组成最核心的力量，此外，还有清华大学在读博士生谢田、闫创业、孙林峰、杨光辉、赵燕雨和周瑞。

    如今，面对众多赞誉之声，每一位成员都在强调团队的意义，“科学研究从来不是单打独斗，协同创新才能有大的突破。”施公总是向学生强调从事基础研究应有的担当，“全世界都在为科学研究争分夺秒。基础研究是一个国家腾飞的引擎，科学发展这么快，你在科学上的作为在哪里？你对国家的贡献又在哪里？”

    虽然身兼数职，事务繁忙，施一公在正常的科研和带研究生之外，他还坚持给本科生上课，每年将近100个课时。在课堂上除了传授知识，他还特别注意培养学生对科研的兴趣。在研究上施一公喜欢有个性的学生。无论是在实验室还是课堂上，他总是尽力启发学生的思维，希望学生挑战他的推理，鼓励学生与他争论，多次公开反对对所谓学术权威或权威思想的迷信。每次学生跟他有不同意见时，他更会刻意表扬学生！

    多少年来，他一直为教育学生的方式自豪，在他看来：“我们现在开始在大学中大力提倡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如果不从基础上改变鼓励‘乖孩子’的教育习惯，就很难持续大规模地培养出拔尖创新的人才。”

    施一公曾说，“相比院士二字，我更喜欢别人称我为老师，这是莫大的尊称。”他正是这样一位谦恭而伟岸的师者，激励那些年轻而积极向上的灵魂夜以继日的拼搏，终于让“白手起家”的中国科学家领跑全球。

    如今的他，尽管已经站在了全世界结构生物学研究的制高点上，却仍然时刻保持着拼搏的警醒和担当。“不能只把眼光盯在现在的成功上。别忘了，中国的整体创新力还只排在世界20多名。要是在所有的科研领域都能取得令人惊叹的成就，那我们的国家就真的不得了了。”

（摘编自2016年2月《中国人物传记》）

【相关链接】

①我们为什么来大学呢？我以为，是学做人。做人并不是一定要做我们觉得可望不可及的英雄模范，更不是要学八面玲珑会做人的那个“做人”，我觉得是学做一个健全的、有自信的、尊重别人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大学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培养这样的人。

（施一公《大学的意义》）

②所有成功的科学家一定具有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必须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心血。这是一条真理。实际上，无论社会上哪一种职业，要想成为本行业中的佼佼者，都必须付出比常人多的时间。

（施一公《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博士生》）

阅读下文，回答问题

陈寅恪的眼睛

    1937年，陈寅恪刚满47岁。“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的22天，日军逼近清华园车站，北平将不保。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此时已85岁，这位在上海“一•二八”十九路军抗战时，梦里狂呼“杀日本人”的老人开始绝食了。五天后，陈三立死了。

   为父亲守灵的那些晚上，叩首鞠躬，频繁弯腰、低头，极劳累，直接诱发了陈寅恪高度近视的右眼的视网膜 脱离。陈寅恪不为日寇汉奸胁迫利用，决定不做手术，放弃了复明的希望。

   八年抗日战争期间，陈寅恪一家几经逃难，1943年底才到达成都，任教燕京大学，住入学校租赁的民房内。此时物价飞涨。灯光昏暗，且常停电，陈寅恪用高度近视的左眼，照旧备课并从事学术研究，完成多篇论著。

    1944年12月12日，陈寅恪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种《元白诗笺证稿》基本完成，但就在这天早上，陈寅恪起床后痛苦地发现，他的左眼也看不清了。

   失明之后，陈寅恪仍坚苦卓绝，锲而不舍，穷十年岁月，写出了《论再生缘》和85万字的《柳如是别传》。一个双目失明的人在十余年的瞽者生涯里写出近百万字的著述，这在古今中外学术史上都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出现得益于他超人的记忆和毅力。在这段艰难的著述岁月里，有一位女性自愿给陈寅恪当助手，她叫黄萱。黄萱每天准时来到陈寅恪的住处，为眼睛看不见的陈寅恪查找书籍，朗读材料，誊录书稿，14年始终如一。

   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在感叹命运的的刻薄之余，我们不禁会问陈寅恪的眼睛为什么会失明呢？王锺翰先生在《陈寅恪先生杂忆》文中有段文字有助我们了解陈寅恪失明的原因：先生一日见告：我之目疾非药石所可医治者矣，因龆龄嗜书，无书不观，夜以继日，旧日既无电灯又无洋烛，只用细小油灯藏于被褥之中，而且四周放下蚊帐，以免灯光外露，防家人知晓也，加以清季多有光纸石印缩本之书，字既小且模糊不清，对目力最有损伤，而有时阅读爱不释手，竟至通宵达旦……

   陈寅恪中年双目相继失明是他一生最大的憾事，对于终身以读书、教学、研究学问为己任的陈寅恪而言，其痛苦是他人难以体会的。眼睛瞎了，对于陈寅恪会是怎样的一种毁灭打击？他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让人读到他内心的痛楚。据家人回忆，在最初的日子里，他变得非常暴躁。但很快，他便归于宁静。很多人回忆，陈寅恪以前上课是很有特点的，讲到深处，他会长时间紧闭双眼，但他眼睛瞎了之后，再也没有人看见他闭着眼睛讲课。他永远睁大着眼睛，永远是目光如炬。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走完了79岁的生命历程。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地流泪。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陈寅恪，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通晓二十余种语言。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其人被学界誉为“教授的教授”，其著述被同行奉为上上之作、必读之书。②1941年受邀讲授韦庄《秦妇吟》一诗，耗时两个月。同年底香港沦陷，学校停课，物资奇缺，陈寅恪懂日文，日军十分礼遇，寅恪拒受日人馈赠。香港日本政权欲以高薪聘请其任香港东亚学院院长，未果。②1957年 “双百”方针提出，大家都在极力赞颂“双百”时，陈寅恪并没有“响应”，专心地研究“钱柳姻缘”。

“今天，人们终于可以发问，无论是昨天、今天还是未来，中国社会是否需要或者说能否容得下这一类纯粹的学人？”（《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陆键东著）

笛声化作民族魂

乔忠延

    昆明甬道街边的聂耳故居很平常，三间土木结构的房屋，好在是座两层楼。严格地讲，这不是聂家的祖业，是房东杨家的房产。聂耳就出生于这里。他童年在这里度过，直到十八岁振翅远飞。

    进入院落，悠扬的音韵便萦绕在耳畔。不过，那并不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而是竹笛吹出的稚嫩音韵。对这笛音，小学课本中有篇文章曾有还原，“悠扬的笛声飘扬在林间小路上，许多行人被吸引了，都站在细雨中静静地听他吹笛子。”确实，聂耳能把笛子吹得优美迷人，但是，那其实是后来的事，是聂耳勤奋地拜师学习提高技艺的结晶。先前并不是这样，他吹出的声音不悠扬，也不婉转，甚至有些刺耳。教聂耳吹笛子的师傅姓邱，名字如同姓杨的房东一般，没人记得。可是，若是没有他的启蒙教导，就不会有后来响亮于神州大地的聂耳。而且，这位邱师傅还不是音乐教师，只是一位木工。吹笛子是他做木工活儿歇息时的业余爱好。

    勤奋好学，让聂耳叩开了通向音乐的门扉。不止如此，勤奋好学也让他叩开了通向知识的门扉。聂耳上学不久后，父亲便去世了，家庭陷入困境，连他的学费也没有着落。母亲卖掉心爱的八音钟才凑够学费，可还缺书钱。在学校里，聂耳长知识，长思想，随着个头的增高，眼界也更加开阔了。他看到祖国积弱积贫，时刻梦想着国家能富裕强大。他把满腔热情寄托于变革，为之呼吁奔走，并鼓动同学和自己一道呼吁奔走。然而，时局能忍受弱贫保守，却容忍不下激进变革，聂耳被列入另册，难以在昆明再待下去，只有告别昆明。

    离开昆明后，聂耳飘零到上海，靠在商号当伙计维持一日三餐。还是音乐，改变了聂耳的境遇。有一天，他看到《申报》刊出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招收学员的广告，身上沉睡的音乐细胞马上被激活了，便去报考。担任主考的音乐家黎锦晖，一眼看出聂耳身上潜在的音乐天赋，因此录取了他。成为歌剧社的一员后，聂耳如鱼得水，他担任首席小提琴手，但是只要是歌剧社需要的事，他都主动干。时不时还上场演出，要么扮演卖臭豆腐的小贩，要么扮演一身乌黑的煤矿工人。他才华横溢，活泼可爱，大伙儿见他耳朵大，就亲切地叫他“耳朵先生”。叫着叫着，干脆就叫成了“聂耳”——事实上，聂耳的原名是聂守信，此后称聂耳才名副其实。

    就在此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日寇侵犯，东北沦陷。聂耳不再只想着歌唱，他要呐喊！他结识了作家、诗人田汉，参加了革命音乐组织，开始为电影和戏剧创作主题曲和插曲：《大路》《开路先锋》《码头工人之歌》《毕业歌》……聂耳创作了一首又一首明快激昂的歌曲，他要用歌声惊醒沉睡的雄狮，用歌声点燃焚烧侵略者的烽火！

    聂耳的激情在蕴积！聂耳的怒火在燃烧！

    1935年，一部以宣传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风云儿女》开拍了。这是一部电影，更是呼唤共同抗日的呐喊。剧组在呐喊，聂耳也加入了呐喊——聂耳的呐喊声化作了这部电影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的《义勇军进行曲》，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唱出了抗日救亡时代万众的心声，表现出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后来更成为国歌，散发出永恒的魅力。曾经，这浑厚昂扬的旋律，激愤着国人，奋起抗战、抗战，把侵略者赶出国门。如今，这浑厚昂扬的旋律，又激励着国人，奋起建设、建设，把华夏神州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

    站在昆明甬道街聂耳故居里，听那悠扬的稚嫩笛音。那笛音，经过千锤百炼，最终怒吼出的，是民族魂，中华韵！

（有删改）

相关链接：1935年2月，田汉被国民党逮捕入狱，由他创作剧本的影片《风云儿女》开拍。当时，聂耳准备去日本，得知影片《风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写。聂耳看过歌词后，立即要求由他进行谱曲。果然，没过多久他就从日本寄回《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谱。不幸的是，1935年7月中下旬，《义勇军进行曲》在银幕上首次响起时，聂耳巳溺亡于日本，年仅2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