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是唯一会脸红的动物？

徐风

    人类是唯一会脸红的动物，达尔文把这一行为称作“最独特和最具人类特征的表情”。达尔文早在研究进化论时就已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他发现，不论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人，在感到难为情时都会面红耳赤，而包括一些灵长类在内的高级动物却不会出现脸红。达尔文解释不了这种奇怪的现象。著名生物学家、美国埃默里大学的弗朗斯·德瓦尔教授也把脸红描述为“进化史上最大的鸿沟”之一。他说：“我们是唯一对尴尬情境或者谎言被揭穿时脸会变红的灵长类动物。”可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种表达内心情感的信号呢？

    科学家经过研究发现，脸红是由人的大脑决定的。当遇到特殊刺激时，人们通过眼睛、耳朵等感受器官把刺激信号传给大脑皮质，而大脑皮质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刺激肾上腺，而肾上腺受到刺激，就会分泌出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在体内由酪氨酸转变而来，它的作用特点是，少量分泌时能够使血管扩张，尤其引起脸部的皮下小血管扩张；可是大量分泌肾上腺素的时候，反而会使血管收缩。当外界刺激比如害羞等信号传入大脑的时候会分泌少量肾上腺素，就引起面部血管扩张，血流增加，血的颜色是红的，所以容易引起心理性脸红。

    科学家认为，如果用“险恶、野蛮和无礼”来描述人类早期社会是正确的话，那么冒犯是可能导致暴力冲突的。结果，人类就发展出了表达歉意的方法，以告诉别人他们为自己所做的事而感到后悔。

    想想你们家那条狗的表现，当它在你的院子里刨坑被你发现时，它就在地上打滚。你的狗躺在地上向你展示它的肚子，告诉你它不想在此时挑战你的愤怒——这是痛悔的表示。对大多数人来说，很难对一条在地上翻滚的狗继续保持愤怒。与此类似，脸红可能是人为自己的错误行为而懊悔的标志。通过脸红，我们可以告诉别人我们认识到了自己做得不对，我们正为此付出代价。而此时看到我们脸红的人则可以了解我们在那一刻所经历的不快感受，脸红也许就是我们对所犯错误表示歉意的身体语言。

    当然，对人类来说，语言才是最主要的交流方式。但是语言是受意识控制的，可以进行欺骗，而不受意识控制的脸红却能透露真实的想法，这些想法有时是你想用语言掩饰的。脸红发出的信号有时甚至比语言还要准确：脸红会让人们的撒谎变得困难。因此脸红使人类保持诚实可信，促使群体更团结。

    在哺乳动物中，只有灵长类具有三色视觉，能够看到由三原色组成的彩色世界，其他哺乳动物都是色盲。如牛、羊、马、狗、猫等，几乎不会分辨颜色，反映到它们眼睛里的色彩，只有黑、白、灰3种颜色，如同我们看黑白电视一样单调。感谢造物主让人类有一双最敏感的眼睛，也只有这双眼睛才能捕捉到脸红的信息。

（摘编自《百科知识》）

    酒可以激发诗人的灵感，诗人也可以借酒浇胸中的块垒，所以唐人有“斗酒诗百篇”和“乞酒缓愁肠”之说。由于诗人与酒的关系极为密切，唐代诗歌中不但写到了酒，还写到了酒价。

    杜甫在《逼侧行赠毕四曜》一诗中写道：“街头酒价常苦贵，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杜甫诗歌对酒价的叙述，成了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

    以为然者不乏其人。宋代刘颁《中山诗话》写道：“真宗问近臣：‘唐酒价几何？’莫能对。丁晋公独曰：‘斗直三百。’上问何以知之，曰：‘臣观杜甫诗：速须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宋代陈岩肖《庚溪诗话》也认为：“少陵诗非特纪事，至于都邑所出，土地所生，物之有无贵贱，亦时见于吟咏。如云：‘急须相就饮一斗，恰有青铜三百钱。’”

    不以为然者认为，杜甫诗中所谓的“三百青铜钱”之说，来自前人的典故。北齐卢思道曾说过“长安酒钱，斗价三百”，所以王嗣奭在《杜臆》中指出，杜甫诗歌中“‘酒价苦贵’乃实语，‘三百青钱’，不过袭用成语耳”。

    那么唐代酒价究竟是多少呢？ 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建中三年，复禁民酤，以佐军费，置肆酿酒，斛收直三千。”在古代容量单位中，一斛等于十斗，“斛直三千”也就是“斗直三百”。这样看来，似乎杜甫诗歌确实反映了现实生活，无愧于“诗史”的赞誉。但需要说明的是，“建中”是唐德宗的年号，这与杜甫生活的时代相距几十年了，所以不能以此作为坐实杜诗对于唐代酒价叙述的依据。

    唐代写到酒价的绝不只有杜甫，许多诗人都在诗中写到了酒价问题。如李白“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王维“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崔国辅“与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钱”；白居易“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陆龟蒙“若得奉君饮，十千沽一斗”。这些诗人虽然分布于盛唐、中唐和晚唐各个时期，但他们的诗歌却普遍地说到唐代的酒价乃每斗十千钱。

    那么，杜甫和李白等人对于酒价的叙述，差异为何如此之大呢？也许有读者认为，李白、王维等人所说的乃是美酒的价格。这话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十千沽一斗”之说也有其渊源。曹植在《名都篇》中曾经写道：“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尽管“他人所道，我则引避”，但曹植才高八斗，其于文章，“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因此他的叙述便成为一种难以撼动的范式。唐代诗人受曹植的影响，不排除在诗歌中对这一典则的普遍追摹和袭用。

    唐代诗歌中的酒价问题引起了不少误读，初看是诗人的意图意义和读者的解释意义之间出现了龃龉，其实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读者以诗为史。王夫之曾幽默地讥诮这种诗史不分的情况说：“就杜陵沽处贩酒，向崔国辅卖，岂不三十倍获息钱邪？”在王夫之看来，诗歌与历史差别很大，历史要求具有实录精神，而诗歌则不然，“诗之不可以史为，若口与目之不相为代也”。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文艺的力量来自哪里？来自火热的社会实践，来自伟大的人民群众，来自深厚的文化情怀。

    作品是作家立身之本，实践是作品的立足之基。古今中外的名篇经典无一不是历史变迁、社会变革、时势变局的写照。人类的发展史、民族的苦难史、国家的奋斗史、社会的兴衰史、政党的成长史，都是伟大作品的原材料。没有饥寒交迫，就不会有《国际歌》的深沉、有力。没有山河破碎，就不会有《义勇军进行曲》的铿锵、激越。真实的社会生活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今天，文艺当立足于大时代、大视野、大情怀，气势磅礴地呈现中华儿女正在共同书写的壮丽史诗“中国梦”。

    人民是社会生活的主体、历史舞台的主角，是书写历史的主人、贯穿时代的主线、推动进步的主力，人民是文艺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文艺的繁荣源自人民、发展依靠人民，人民是文艺的立足点，也是生长点；评判文艺的标准由人民掌握，检验文艺的成果由人民说了算，人民的满意度是文艺的着眼点，也是着力点。关注人民、体恤苍生，是文艺的本分。能不能闻见人民的气息，能不能感到人民的脉动，决定着文艺是不是有生命力。文艺的创造力表现在对人民心灵的深层观照、思想的高度映照、精神的真实写照。人民滋养文艺，文艺反哺人民。表达人民的喜怒哀乐和酸甜苦辣，反映人民的精神面貌和生存状态，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和文化权益，文艺义不容辞。

    价值观是文艺的生命。“文载道，诗言志。”自古以来的中华经典无一不是思想的峰峦。文艺的审美观，以道德观为轴心。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凝成中华道德文化的遗传基因。孝老爱亲、乐善好施、见义勇为、知恩图报等汇成中华民族的浩荡古风。几千年的古老民族栉风沐雨地反复锻打一个“德”字，高尚的道德观一直流淌在中华民族炽热滚烫的血脉里，也奔涌在绵延不绝的文脉中。

    文艺要有批评。文艺有两个功能不能放弃，一个是赞美，做满腔热忱的讴歌者，一个是批评，做训练有素的质疑者。不会赞美就没有温度，不敢批评就没有力度。“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是神圣的使命；批评的文艺与文艺的批评，是前行的双桨。文艺要做批评人性缺陷，抨击社会阴暗、针砭世相时弊的“啄木鸟”，也要做歌颂光明、赞美高尚、褒扬美好的“百灵鸟”。要提高人生境界、提升社会温度、增强生活信心、帮助群众进步，给人以希望。要赞美平凡中的伟大、平实中的崇高、平和中的智慧，对人民要关爱，怜惜、心疼，而不是淡化、矮化、丑化，甚至是谩骂、讥讽、羞辱。

    文艺要自重。要以思想的力量、道德的底蕴、智慧的光芒衡量作品的价值，而不是依靠虚情假意、矫情做作、滥情失范来迎合人性的弱点。文艺是市场的主人而不是奴隶。要做大文艺市场，而不能大搞市场文艺。

    长期以来，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就是认为中国人不信宗教，因而没有真正的信仰。这种观点是武断的，其实，中国的民间信仰实质上就是中国宗教。

    中国虽然不是一个宗教的国度，但民众却不缺少宗教信仰；虽然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明确的宗教归属，但却似乎比任何民族更笃信神灵。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来看，中国的先民自古就信奉和祭祀天地神灵。可以说，在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建造了如此之多的神庙供人们进行宗教祭祀活动，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从事着如些复杂多样的宗教祭祀活动。

    在祭祀的对象上，中国人按照与自身关系的远近把整个统一的神灵世界划分为“天”与“祖”两个系列，于是，祀天祭祖二神崇拜就构成了中国人宗教信仰的基本形态。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在这种独特的宗教信仰的基本形态中，其中祭祖、崇祖既是基础和本质的东西，又是主要的载体，而祀天、敬天则是演化和派生出来的一种观念，它历来都附着于祭祖和崇祖的活动和礼仪之中。正如美国学者J·L·斯图尔特所说的：“祖先崇拜事实上才是中国的真正的宗教。”

    在祭祀的主体上，按照国家的行政隶属关系可划分为不同的层级。先秦时期，祭祀活动从上至下由天子、诸侯、大夫、士和庶人分别掌管。秦之后，其祭祀的政府主体就由天子以及各级官吏担任。在民间，其基本的祭祀主体是广大的农民群众，他们所从事的私人祭祖或祀神活动完全遵循传统习俗自发而为，但宗祠或地区性的大型集体祭祀活动则由家族首领和地方会首出面组织和主持。至于国家的祭祀天地的活动，是为天子的特权，秦汉之际，天子主要通过封禅和郊祭来祭祀天帝，秦汉之后，祭天和祭地同时进行，其仪式更为隆重和繁琐。明永乐年间，在北京南郊还专门建造了天坛供祭天之用。

    在祭祀的性质上，按照神灵的属性可区分为不同的种类。与西方的一神教不同，中国的宗教神灵除了至高无上的“天”之外，其他的神祗都属于有限的特殊神。如山神、门神、灶神、土地神以及其他的动植物神和行业神，都属于担负特定职能的神祗，只能给人们提供某一方面的护佑。但有些地方社神，却被演化和升格为具有多种社会职能的地区守护神。由于在整个封建社会，祭祀至上神“天”乃为天子的特权，民间不得擅自祭祀，这种神权垄断状况一方面造成了民间信仰实用性的不断强化，致使原始的自然崇拜难以得到扬弃和升华；但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多神信仰在民间的和平共处和共同发展，不致发生像西方那样的宗教冲突和战争。

    各种祭祀活动是信仰的载体，是一定宗教信仰的外在物化形式。透过它我们看到这种扎根于民众生活、内存于民众精神世界的信仰是如此之深厚，无论是外来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是自创的道教，都不曾动摇过它的地位。“文化大革命”也未能真正摧毁它。改革开放之后，民间信仰迅速复兴。这再次证明了一个客观规律，信仰是人的精神生命，一个民族的信仰就是其内在的“活的灵魂”，它如同遗传基因一样通过这个民族的世代相传而得以延续，而不因个体的消亡而消亡。因此，对于信仰特别是一个民族的信仰来说，我们是无法用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来将其从人们的精神中加以消灭的，外在的强力只能消灭人的肉体，而无法消灭人的信仰，信仰的存在和改变是一个遵循其内在固有的逻辑而缓慢演化的过程。

（节选自《中国乡村发现》，作者左亚文，有删改）

记者：你被译成中文的作品里，我是先读了《南京安魂曲》，之后就是这部《通天之路：李白传》。虽然两部作品属于不同体裁，但都涉及对大量材料的处理。当然，同样是处理材料，你的取舍，还有使用的方法很可能是不同的。就这部传记而言，以我看，最是与众不同的有两个方面，一是你详细写了有些传记作者避而不谈或轻描淡写的李白在老家江油当小吏的经历；二是你只在序里谈到李白诗歌里的月亮意象，在正文里就很少提及，更没做什么渲染，而是偏重分析与李白生平遭际、日常行止相关的诗歌。你在写作前后一般怎么处理材料？

哈金：我的基本原则是有趣。一开始出版社就强调不要学术著作。如果大量分析李白的诗歌，可能使叙述松弛下来，对多数读者来说会乏味。但传记的核心人物是伟大的诗人，所以我必须要解读他的一部分诗歌。这本传记主要是给英语世界中诗歌的爱好者读的。把这个故事讲好，主要还是靠细节，特别是新鲜有趣的细节，同时对这些细节要有自己的看法。

记者：你在写李杜相遇，还有李白与孟浩然交往等细节时，显然融入了合理的想象。而《南京安魂曲》虽然是小说，因为高度依托于史料，也必然包含某些非虚构的部分。很多人认为，既然是非虚构就得写眼见的真实，融入想象会让写作偏离真实。但以我看，写作者对真实的理解本身，就需要在想象中展开，所以想象不可避免，没有想象也写不出深度的真实。

哈金：英语世界中有“创意非虚构”之说，我倒并不刻意追求非虚构的手法。在这部传记中有些地方，不虚构一些，故事就会出现漏洞，比如李杜相会。这么大的事情，不能几笔带过，一定要写得丰满些，所以我就根据已有的诗文资料做了一些推想。这样做是为了把故事讲好，在现在的非虚构的写法中并不出格。

记者：基于材料之于这部传记，乃至《南京安魂曲》都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在你看来，材料之于写作，尤其是小说写作，有何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作家写作如果过多依赖材料，会更多产生以分析性见长的匠人的形象，就好像他的写作在艺术创造力和表现力上是打了折扣的。

哈金：材料当然重要，就像厨师没有食材，无法做饭，但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饭菜不一样。想象力的一个重要成分是怎样组织运用材料，当然小说可以大量发挥，特别是在没有多少原始材料的情况下。但《南京安魂曲》的情形比较特殊：资料太多，太杂乱，不好整理出一条清晰的叙述线路。英语文学理论传统中从浪漫诗人柯尔律治（Coleridge）开始就强调想象力的核心是综合能力（unifying power）。降低姿态是写作的一种正确态度，很多作家对自己的人物有种优越感，比如《阿Q正传》中的叙述者。果戈理有“虫子仰视”的说法，那是他幽默的主要来源。鲁迅非常崇拜果戈理，却没像他那样谦卑地写作。

（摘编自《哈金：我写的不是文化想象中的李白》，《文学报》2020年7月）

材料一：

什么是疫苗？疫苗是将病原微生物（如细菌、立克次氏体、病毒等）及其代谢产物，经过人工减毒、灭活或利用转基因等方法制成的用于预防传染病的自动免疫制剂。疫苗保留了病原菌刺激动物体免疫系统的特性。当动物体接触到这种不具伤害力的病原菌后，免疫系统便会产生一定的保护物质，如免疫激素、活性生理物质、特殊抗体等；当动物再次接触到这种病原菌时，动物体的免疫系统便会依循其原有的记忆，制造更多的保护物质来阻止病原菌的伤害。

灭活疫苗和减毒活疫苗是疫苗的两种类型，减毒活疫苗的优势在于接种后可以在人体内不断繁殖，许多疫苗效果比较持久，只需要打一到两针就好。麻疹、水痘、流行性腮腺炎等疫苗都是减毒活疫苗。灭活疫苗则有着不同的原理，即用各种方法（比如加热）让这些病原不能在人体内繁殖，比如狂犬疫苗、流感疫苗和甲型肝炎疫苗。这些疫苗制作起来相对容易，不需要对病毒进行改变，只要杀灭病毒的活性就好了。但它的缺点在于产生的免疫力比较低，病毒不增殖，要多次接种才行。疫苗有着极尽曲折的诞生历程和传奇历史——虽然它的研发历史不过短短几十年。

（摘编自《以“毒”攻毒：疫苗的传奇历史》

材料二：

“我国目前已有5个新冠病毒疫苗进行Ⅲ期临床试验，数量位于全球前列”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工作组组长、国家卫健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忠伟日前接受记者专访时说，“疫苗研发已经进入冲刺阶段，我们处于全球第一方阵，但不为第一而抢跑。”

郑忠伟说，评价一个疫苗需要多项综合指标，其中安全性、有效性、可及性、可负担性是最重要的。“我们正做好大规模生产准备。”

据了解，疫情发生以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和有关方面以战时状态推进疫苗各方面工作，科研人员争分夺秒、奋力攻关。目前5条技术路线共15个疫苗进入临床试验。

相关方面正在继续科学严谨推进疫苗Ⅲ期临床试验，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国际认可的技术标准做好审评审批工作，确保疫苗安全有效，经得起各方面检验，经得起历史检验。

已经进入Ⅲ期临床试验的疫苗包括国药集团中国生物的2个灭活疫苗、北京科兴中维公司的1个灭活疫苗、军事医学研究院和康希诺公司联合研发的腺病毒载体疫苗、中科院微生物所和智飞生物公司联合研发的重组蛋白疫苗。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此前公布的消息，我国已于6月启动新冠病毒疫苗的紧急使用。

（《中国疫苗，重磅官宣！》，《人民日报》2020年12月17日）

材料三：

自去年12月以来，阿联酋、巴林、摩洛哥、巴基斯坦、土耳其、阿根廷、埃及、巴西、泰国、墨西哥、秘鲁、印度尼西亚等全球10多个国家已与中国签署新冠疫苗订购协议，掀起“排队”订购和接种中国新冠疫苗的热潮。据法新社报道，埃及卫生与人口部部长哈拉·扎耶德1月2日称，埃及正式批准在埃紧急使用中国国药集团新冠灭活疫苗。来自中国的第一批疫苗已于2020年12月到位，第二批将在今年1月的第二、第三周相继到达。埃及计划从中国订购4000万剂疫苗，双方已于2020年12月31日签署《中埃关于新冠疫苗合作意向书》。

“中国的疫苗不需要超低温储存，给居住在偏远地区的人们带来希望。”墨西哥总统洛佩斯一语道出对中国疫苗投出信任票的原因。他还表示：“康希诺疫苗在中国已经投入使用较长时间，效果良好。”

2020年12月29日，来自欧洲、亚洲、拉丁美洲国家的驻华使节及国际组织代表参观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了解中国新冠疫苗研制最新成果。参观者纷纷表示，这样的走访，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为全球打赢新冠肺炎这场战役提供的强有力保障。

马来西亚驻华大使拉惹·拿督·努西尔万表示，中国多款疫苗研发取得巨大进展，这给全球共同抗击疫情传递了积极信号。今天我们也了解到，中国有制造相当产量疫苗的能力。这对于世界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贡献。

路透社报道称，土耳其方面2020年12月24日公布的Ⅲ期试验数据显示，中国新冠疫苗有效性达到91.25%。

2020年10月，中国加入了“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各国使节及国际组织代表认为，中国正在以实际行动促进疫苗公平分配，履行将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承诺。

摘编自《全球多国欢呼：中国新冠疫苗来了！》，《人民日报·海外版》2021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