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宝林：一个极其严肃的人

薛宝琨

    我第一次和侯先生见面时，他既热情又略带矜持地告示我两句话：一是“曲艺是个金饭碗，你一辈子也吃不完”，一是“别看你是北大高材生，搞这行还得从头学起”。从此我谨遵师教，不仅越发仰视他，而且越发仰视曲艺和相声。

    日前一家电视台要我提供侯宝林笑话，他们拟创办一“逗你玩”栏目，要求从头到尾笑声迭起。我哑然，在我大脑的映像里，除去舞台上侯宝林那幽默智慧的喜剧形象而外，在任何一个群落里他从不“耍活宝”，也不“逗你玩”，他的精神和灵魂世界不仅是严肃的甚而是伤感的。他在学艺时绝少说熊话或贱话——在他打钱的钱板子上是从来没有“您就当我是逗您一笑的欢喜虫”，以及猫儿狗儿之类自侮的语言。

    1940年他在天津走红，不是凭着丑化自我，而是靠他传神动听的说唱、清新洗洁的语言、略带儒雅的风度而在白天一场《空城计》夜晚一场《改行》的当天一炮打响。是他坚定了相声在剧场与其他曲种同论并列的地位，并由“倒二”递升至“大轴”。于是他第一个蓄起了分头穿上了西装，在街上碰见同行，这位朋友不屑地说：“嗬！说相声的穿西装——人啦。”侯宝林立即抗争说：“人啦怎么着，说相声的就不是人吗？”

    “他的相声文明”，这是侯宝林在天津一待五年的赫赫战绩，也是天津观众对他最贴切的评价。悲剧的内容，喜剧的形式，这是社会和时代为他提供也是侯宝林为自己找到的有力武器，于是他把严肃的感情和轻松的形式结合在了一起。侯宝林“文明”的另一表现就是舞台风度“派头”，在台上不卑琐油滑、不贫里贫气，他的自尊和自信、平稳和谦和、轻松和亲切给了他一生无休无止的“人缘”。建国后，时代赋予了他展示才华的天机。侯宝林的名字几乎成为中国相声的符号，他使相声这门艺术不仅老少咸宜，并且走出国门享誉国际。

    但是，就在他从干校归来“还原为人”不久——1979年7月，侯宝林“正式宣布退出舞台，专门从事相声研究工作”了。他的这一决定立即引起社会反响，他不是说过“一个演员若脱离了舞台，他就等于失去了生命从而成为行尸走肉了吗”？

    侯先生说，他艺术的高峰时期已经过了。他不愿像有的戏曲大师那样为了证明自己的个人魅力，把一个残缺不全老态龙钟的形象留给观众。他说他如今的心力体力都不比从前。他不愿意凭着名声让观众可怜他。虽然在录像里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他的神采飞扬，但他告诉我，那已经是勉为其难了。他对我说：“不知怎的就是高兴不起来。”我当时认为，或许是他老了——他已然六十开外了。在这之前或而后，他总是向我提及《牛虻》，“那位主人公痛苦着身心还要充当马戏团小丑逗人们发笑，这是怎样残酷和无法忍受的践踏及扭曲！”我们同时都沉默着，我联想他当时或许就是被这种情思折磨吧。“文革”所钩沉的不仅是时代的垃圾，同时还深及几千年的民族劣性，这或许才是他开心不起来的真正原因。他满怀深情地说：“我现在特别需要严肃，需要自尊，需要在尊严中度过余生。”其实我已察觉到他对那些戏称他“侯宝林儿”的人们，不管是好意还是无知、谑称，只要“林儿”字一出，他就顿时神情严肃阴沉下来。轻则装作听而不闻，重则面带愠怒。

    1979年下半年，侯宝林开始案头工作，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相声的表演》《相声溯源》等有关文字，如今汇集成册的《侯宝林谈相声》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他说：“只是为了填补空白，绝不会成为盖世奇文；只要能够铺路，为别人的建树打下基础，哪怕是有人驳辩、批判，也算是我们的功劳。”

（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侯宝林的人生和艺术哲学是“留有余地，恰到好处，宁可不够，不可过头”。他始终认为艺术的魅力在于富余，一一唯富余才能心到神到手到眼到，获取创作和表演的自由。（摘自《侯宝林的相声艺术及文化史意义》）②侯宝林12岁拜师学习京戏，三个月后开始街头卖艺。这挣饭的本事在侯宝林看来并不高明，“其实还是要饭的，只不过折着跟斗要饭而已”。他认为所出卖的与其说是技艺不如说是自尊。（摘自《侯宝林评传》）

梅贻琦：是“寡言君子”，也是治校大师

    ①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自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后，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他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成功地执掌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

    ②1931年12月，梅贻琦在清华大学发表就职演讲，这篇立言名篇中可圈点者极多。他说：“办学校，尤其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他又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能发表这样今天读来仍新鲜的“重要讲话”的人，才算是真正了解了教育的意义﹣﹣梅贻琦任校长后，不到10年，清华的面貌便彻底改观，声名鹊起。

    ③今天，我们可以随口列出清华很多杰出人物及其事迹，却很少提到梅贻琦。这跟他的教育风格很有关系。梅贻琦用的是“黄老之治”，这种思想推崇黄帝时期的政治清明，发扬老子的清净俭约，奉行无为而治。“黄老之治”希望人尽其才，故梅贻琦治校也信奉让每个人充分表达，只要提出有利于清华的建议，他就会颔首微笑“吾从众”；“黄老之治”奉行法度，故梅贻琦尊崇科学，科学即法则；“黄老之治”奉行无己，故梅贻琦可以忘我地去服务。他说，清华的教师出名、学术成果出名、优秀学生出名，而校长却不必出名。

    ④梅贻琦的寡言少语使一般人或以为他严肃，或以为他谦和，或以为他没有主见。其实他并非不懂幽默，他的反应是才士也为之叫绝的。有人奇怪，那么多校长来来去去，为何独有他能在大师云集的清华立足，梅贻琦回答：“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是没人愿意倒梅（霉）！”他的寡言也并非没人欣赏，陈寅恪就曾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⑤作为一名学养极厚的物理教授，他自幼熟读经史，背诵如流，曾对朋友笑言：“假如有谁背诵古经传有错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节。”

    ⑥不少人都能回忆起梅贻琦的律己。他做清华校长时，取消了原有的一些校长特权，不再让学校为他家中工人付工资，并拒绝领取包括手纸在内的一切免费供应。1943年，梅贻琦的母亲去世，当天，同事建议他不开联大常委会。他坚持照常“不敢以吾之戚戚，影响众人问题也”……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1941年，美国空军来华抗日，急需大量翻译，梅贻琦号召联大外文系的男同学参军。1943年，他又动员所有应届四年级身体合格的男生去当美军翻译官。在此期间，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虽然还不到四年级，却提前参军。女儿梅祖彤也随军做了护士。

    ⑦梅贻琦的风度令人难忘。学者何兆武在《上学记》中回忆：“梅校长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极有绅士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长长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拉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

    ⑧因工作繁重，梅贻琦积劳成疾，1960年被确诊罹患癌症。他终身从事教育，毫无积蓄。新竹国立清华大学为其垫付一部分治疗费，医院又酌情减少了一部分，还是不够。清华校友们商议募捐，半年间募集台币65万元。躺在病床上的梅贻琦看到凝聚着爱心的募捐记录，“阅后半晌无语，后曾流泪颔首”。

    ⑨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溘然长逝。蒋介石特颁“勋昭作育”挽额一方，副总统陈诚送的挽联是：“崇朴学以黜浮华，实大声宏，盛绩久为文苑重；树良规而垂教泽，薪传火尽，道徽犹系国人思。”梅贻琦的墓前广植梅花，刻石“梅园”，为于右任所书。清华海内外校友，每到新竹必去祭拜。当地人士每日清晨也去凭吊，十年如一日，成为新竹一景。教育家蒋梦麟曾说：“中国崛起于近代文明国家之林，（梅贻琦）厥功之伟，莫之与京（争强比胜）。”

    ⑩梅贻琦之执掌清华，是清华之幸，也是中国之幸。

（有删改）

湖畔的梭罗

汪家明

    梭罗这样的人，是人类的异端，唯其异端，才展示出奇才，就像梵高，其极端的行事他人难能仿效，但却会被后人奉为至尊。

    在美国，梭罗（1817-1862）算是古典的作家，是美国文学的开创者之一。在哈佛大学读书期间，梭罗就得以亲近爱默生，经常参加爱默生家的文人聚会，受其超验主义观点的影响，反对权威，提倡个性的绝对自由；崇尚直觉，认为人能超越感觉和理性直接认识真理。爱默生也喜欢这个年轻人，曾致信哈佛总裁推荐梭罗，使梭罗获得奖学金。

    1845年春，他决心进行向往已久的生活实验。在征得爱默生同意后，他在离村镇不远的瓦尔登湖畔属于爱默生的林地上，着手自建木屋，并于 7月4日搬进新居，独自在此居住26个月之久，基本上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他自己垦荒种植，自己伐木劈柴烧壁炉，自己做饭，用自己生产的豆子换取必需的日用品，还给人帮工。他追求“一周里只有一天工作，而有六天自由支配”的生活。这些自由支配的时间，他用来会友交谈，用来参加文人聚会，更以绝大多数时间用来观察自然、沉思冥想、读书写作。

    在湖畔小屋居住期间，他因多年拒付不合理的人头税而被捕，虽然第二天就由姑姑代缴被释放，但对他刺激极深，几年后发表了一篇名为《对政府的抵抗的文章》。这篇文章被编入论文集时，改名为《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比如甘地的“不合作运动”、托尔斯泰的“勿抗恶主义”等，其精神实质都源于这篇文章。这倒是梭罗生前难以想象的。

    离开湖畔小屋后，除了偶尔做一点勘测工作，他基本过着自由撰稿人的生活，旅行、读书、记笔记、写作是其主要内容。他喜欢数学，有测量的特长。他养成了一种习惯：测量有兴趣的物件的大小与距离，如树的大小，池塘与河流的深度和宽度，山的高度等。

    从1855年起，他开始感到身体不适，双腿发软，虽经积极治疗，一直没有痊愈，于1862年因肺结核发作去世，年仅四十五岁。

    对他的作为和个性，朋友们有许多记录。他一生放弃了太多东西：没有学着从事任何职业；没有结过婚；独自一人居住；不去教堂；不参加选举；拒绝向政府纳税；不吃肉，不喝酒，也从来没吸过烟。在生活中他用不着抵抗什么诱惑。

    但在其他方面，他却细如毫发。据说，他在池塘边找到一种花，仔细观察后，断定它已经开了五天。他胸前的口袋里有一本日记簿，上面记录了树林里应当在这一天开花的所有植物的名字；他知道某一个夜晚在河面上纷飞着地蝇，鱼们抢着吞食，吃得太饱，有些鱼竟胀死了。他有种倾向：要放大这一刹那。即便只是一个极小的物件，他也要从中看出自然界的定律。

    梭罗生前只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他在1849年自费出版的《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星期》，内容是记录他和约翰在两条河上的旅行，其中穿插着大段大段文史哲和宗教方面的议论，晦涩难懂，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另一本就是《瓦尔登湖》了，于1854年出版，一百五十年来风行天下，不知出版了多少个版本。

    “写作下面这些文字，或者说其中大部分文字时，我只身一人生活在树林里的一所房子里，距离周围的邻居都在一英里左右。房子是我自己一手建造的，位于马萨诸塞州康科德镇的瓦尔登湖湖畔。我用自己的双手辛勤劳作维持我的生计。我在那里生活了两年零两个月。如今，我又是文明生活的匆匆过客了。”……

    《瓦尔登湖》全书就是这样开始的。在书中，梭罗记录自己亲近自然、学习自然的过程，追求“简单些，再简单些”的质朴生活，希望短暂人生因思想丰盈而臻于完美。其中有许多篇幅是关于动物和植物的描写，因此有人将此书看作一本关于自然的文献，而忽略了其中关于哲学的内容。其实这不仅是一部抒情散文著作，也是一部罕见的哲学著作。

    爱默生在梭罗的葬礼后离开墓地时自言自语道：“美国还不知道——至少绝大多数人还不知道它失去了多么伟大的一位国民。”他的预言很对。1985年《美国遗产》评选“十本构成美国人性格的书”，《瓦尔登湖》名列第一。如今梭罗早已成为美国文化的偶像，美国人认为，是梭罗最先启蒙了国人感恩大地的思想。到目前为止，此书已有两百多个版本，并被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选自《难忘的书与人》，有删改）

一辈子就做一件事

                                        ﹣﹣记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赵忠贤

詹媛

    赵忠贤 1964 年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技术物理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除去搞国防任务的五年，一直从事超导研究，他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探索高温超导体。

    超导现象最子由一位荷兰科学家于1911年发现，指某些材料在低于一定的临界温度下电阻为零的现象。“假如超导现象能在常温下实现，远程超高压输电将没有损耗，能节省很大电量。”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王玉鹏说，医疗中常用的核磁共振仪器，其核心部件就用超导磁体。

    在探索十余年后，赵忠贤迎来了第一个科研高峰﹣﹣1987年2月，他带领团队独立发现液氮温区高温超导体，并在国际上首次公布其元素组成为Ba﹣Y﹣Cu﹣O。国际上很多实验室验证了中国的工作，掀起了国际高温超导研究的热潮。

    赵忠贤因此于1987年获得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物理奖，他也成为首次获此奖项的中国科学家，这一成果在1989 年又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集体一等奖。

    随后，低谷不期而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际物理学界在通过铜氧化物超导体探索高温超导机理的研究上遇到了瓶颈。国内的研究也遇冷，有人转投其他领域，但赵忠贤却坚持要坐“冷板凳”。

   “热的时候要坚持，冷的时候更要坚持。”忆及这段往事，他说，“我当时很正常，不痴迷也不呆傻。我认为超导还会有突破，所以才坚持。”

多年的坚守之后，赵忠贤科研人生的另一个高峰出现在了“大家想都不敢想”的方向上﹣﹣赵忠贤与国内的同行分别打破了国际物理学界普遍认为的40K以上无铁基超导的“禁忌”。2008年，赵忠贤带领其团队不仅发现了系列50K以上铁基高温超导体，还创造了大块铁基超导体55K的纪录，这项研究又为他赢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而他本人则在2015年被授予国际超导领域的重要奖项一 Matthias奖。

    在跌宕起伏之间，赵忠贤对“初心”的追逐从未变过，用他的话说：“我这辈子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寻找更好的超导材料。”

    中国的一系列成果发布后，美国《科学》杂志曾发文盛赞：“如果以后再有更多的样品和数据诞生于中国，我们不必感到惊讶”，“如洪流般不断涌现的研究成果标志着在凝聚态物理领域，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强国”。

然而，任何影响巨大的科研发现都不是随手捡得。两获世界赞誉的背后，是赵忠贤数十年高温超导研究中无数次制备、测试、分析、放弃、再重新开始的身影……

    人生至此，本已可安享晚年，赵忠贤却依然坚持着他的高温超导研究，“我如今的工作重点有两个，一是凝练学科方向；二是尽我所能为大家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在他衣兜里，还时常揣着一个小本，随时记录研究思路。

    1987年的美国物理学年会，是赵忠贤一个难忘的记忆。当时只有5个人受邀做特约演讲，他是其中之一。向世界展示中国超导研究的重大突破，让赵忠贤“感到光荣与骄傲”。

    实际上，赴美国做报告前，赵忠贤用的设备还是他自制的“土炉子”。据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仙辉回忆：“当时使用的是自己搭的设备，数量不够，5个教授只能共用一台设备轮流做研究。”但赵忠贤却觉得那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日子”，因为“艰苦又快乐，每两三天就有新成果出现”。而他并不介意跟别人共享实验设备，“大家轮流用，还能提高使用率，节省经费”。

    后来，在科研方向遇冷时，赵忠贤越发“抠门儿”起来，20世纪90年代，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赵忠贤认定，“有钱的时候坚持，没钱的时候更要坚持”。没有合用的设备，他淘来处理品，自己改装。有些设备老得连零件都买不到了，却还一直作为项目组的基础设备被使用。他说：“别小瞧我这‘土炮’，管用着呢！” 从事高温超导研究数十年，赵忠贤经常被问：“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有时还很辛苦，不觉得枯燥吗？”

   “这是我的兴趣所在，又能养家糊口，还有比这更理想的选择吗？”赵忠贤说，“就像有人爱打麻符，玩到半夜，是去睡觉，还是接着玩？肯定是接着玩嘛！”对他而言，做研究就像有些人爱玩麻将一样，十分有趣，并不觉得辛苦和枯燥，“我们做科研，每天总感觉更接近真理，一旦发现新现象、做出新材料、提出新问题，就像打麻将的和牌，也有大和、小和，多有意思。

   “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当时思想再解放一些就好了。”赵忠贤说，在他看来，搞科研最重要的一点是能够迅速抓住问题的本质，并驾取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去解决它，而不断创新，则是保持兴趣的重要因素。他时常勉励实验室里的年轻人“什么都可以做，不怕失败，要不断创新、不断尝试”。

（选自2017年1月10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相关链接】

   “中国‘高温超导’的年轻一代，不用像我一样坚持 40 年，。给他们十几年时间，就能获得更有影响的成果。

    2017年1月9日，赵忠贤，这位在“高温超导”领域卓有成就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这是我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谈到中国超导的未来，他寄望很高。

（选自詹嫒（一辈子都在寻找更好的超导材料））

张纯如：她用生命点亮历史

    2004年11月9日，一位年轻的华裔女作家在美国加州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的突然离去震惊了整个世界。据不完全统计，仅在美国，就有230多家报纸、电台、电视台发布了这一消息，并向这位年轻的华裔女子致以敬意。近年来，还没有哪一位华人的去世在美国引起如此之大的震动。

    她就是张纯如，《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一书的作者，与篮球天才姚明、钢琴家郎朗一起被美国华文媒体誉为“最引人瞩目的在美华人青年”。

    1968年3月28日，张纯如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一个华裔移民家庭中。纯如之名出自《论语》：“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纯如，意思是和谐美好，既有父母思念故国的苦涩，也有父母对女儿所寄托的期许。

    张纯如1989年从伊利诺伊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开始了专业写作的道路。她的第一本书《蚕丝——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广受好评。

    1997年12月，南京大屠杀60周年。张纯如在此前用近三年的时间，在世界各地访问了许多幸存者，参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在各种触目惊心的资料的基础上，撰写、出版了英文版《南京暴行》。此书一经问世，就震惊了西方世界，在随后数年内再版十余次，迄今印数已近百万册。

    在童年的时候，纯如与父母谈话时，父母经常会提到遥远的1937年，在大洋彼岸一个叫南京的城市里发生了些什么，她的祖父如何逃离那个人间地狱，滔滔长江水如何被鲜血染成了红色……1994年12月，张纯如在加州第一次看到南京大屠杀的黑白照片时，更是感到了无比的愤怒。的确有南京，的确存在大屠杀，但是为什么有人否认它？纯如为这一现象震惊了，几乎所有的西方人都知道希特勒的罪行，却无人知晓日本人在中国进行的大屠杀。她为此感到阵阵心悸。

    对于在美国这样的物质社会来说，一个年轻女孩花几年时间去写一本历史著作，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年轻人都要争分夺秒地奋斗赚钱、成家立业。不过，这位当时只有25岁的女孩有一个念头：“这本书能不能赚钱我不管，对我来说，我就是要让世界上所有的人了解1937年南京发生的事情。”

    为了撰写《南京暴行》，纯如收集了中文、日文、德文和英文的大量资料，以及从未出版的日记、笔记、信函、政府报告的原始材料，她甚至查阅了东京战犯审判记录稿，也通过书信联系日本的二战老兵。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卫星回忆说，1995年7月，张纯如在南京待了25天左右，“她那时才27岁，由于气候不适应，经常感冒，但她的工作一点也不耽误。当时南京的天气很热，她不顾自己的身体，把大部分时间用在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寻访日军暴行发生地以及翻阅国内资料上，每天工作时间有10小时以上。”当时担任纯如翻译的杨夏鸣副教授回忆说，“她很认真，更十分严谨，常常用美国材料与中文材料核对事实。她听不大懂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方言，但她全录下来了。她这个人通常会打破砂锅问到底，有时真觉得她有些偏执。”

    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张纯如最大的收获便是使中国人民找到了“中国的辛德勒”——约翰•拉贝先生，找到了拉贝详细记录南京大屠杀的日记。今天，详细记录了五百多起惨案的《拉贝日记》已经被翻译成中、英、日等多种文字，保存在德、日、美、中等国家的档案馆里，成为历史的见证。

    在完成《南京暴行》时，纯如有一个心愿，希望“这本书能够唤起其他作家和历史学家的兴趣，使他们都能尽早调查、研究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经历，毕竟，这些来自过去的声音正在逐年减少并终将全部消失。更为重要的是，我希望本书能够唤起日本的良知，接受对这桩事件应负的责任”。

    年仅36岁的纯如离开了，她死前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曾认真生活，为目标、写作和家人真诚奉献过。”她的墓碑上写有这样的话：“挚爱的妻和母亲，作家、历史学家，人权斗士。”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与纯如有过多次交往，他一直很钦佩张纯如的执著、知性和追求真相的勇气。他曾对记者说：“对于纯如的父母和孩子，他们失去的是女儿和母亲；对于中国人，他们失去的是一个正直的同胞和朋友；而对于整个世界，他们失去的则是一个勇于说真话并努力让别人相信事实的人。”（文章有删改）

丰子恺：抒情漫画缘何依然动人

范昕

    1910年，在李叔同的推荐下，陈师曾即兴创作的文人水墨画陆续发表在上海的《太平洋画报》上。这应该是中国现代的第一批漫画。其中一幅名为《落日放船好》，简单至极，画中央是一株无叶的柳树，一位身着长袍、头戴斗笠的书生独坐船头，隐于柳树后，仿佛漂浮在无尽的时空中。“即兴之作，小形，着墨不多，而诗趣横溢”，这批画给丰子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35年之后他仍记得其中一部分的题目。

    丰子恺早期的作品中，有大量的古诗新画。图画与诗意的结合，原本不稀奇，宋代以来的文人画即有这样的传统。丰子恺这一系列作品既有对文人画的继承，也有他的特别之处：不是对诗意的简单阐释，而是在技法和意境上进行大胆的创造。

    尝试古诗新画以前，丰子恺其实热衷户外写生。上世纪20年代执教于上虞的春晖中学期间，一次他向学校请假寄居在杭州西湖的朋友处。一晚月上柳梢时，他出门写生，想去描绘月光下的西湖，却怎么也无力捕捉月夜微妙的情境氛围，只得徒劳而返。他的朋友观赏过丰子恺描绘的湖光月色之后，脱口而出唐代诗人赵嘏的诗句：独上江楼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同来望月人何处，风影依稀似去年。这诗句让丰子恺豁然开朗。他突然琢磨起，是不是可以放弃对西湖的直接描画，转而尝试去表达由诗句联想到的场景。他想描绘的，其实是关于西湖的诗句引发的想象，而非风景本身。这件事令丰子恺一生难以忘怀，不禁深感“诗人眼力可佩，习画应该读诗”。

    1926年，军事冲突在上海蔓延，丰子恺一家从江湾逃离，最终在沪江大学里找到了避难所。一晚，丰子恺随口问骑在自己膝上年仅4岁的小儿子瞻瞻，“你最喜欢什么事？”瞻瞻率性回答：“避难。”丰子恺纳闷，设法探问他：“你晓得逃难是什么？”瞻瞻解释道：“就是爸爸、妈妈、宝姊姊、软软……娘姨，大家坐汽车，去看大轮船。”丰子恺恍然大悟，原来孩子理解的“逃难”是这样的！这样一次对话，激发丰子恺思考关于童年的话题。他写了一篇《从孩子得到的启示》，感叹“仆仆奔走的行人，扰扰攘攘的社会，在他们看来都是无目的地在游戏，在演剧。唉！我今晚受了这孩子的启示：他能撤去世间事物的因果关系的网，看见事物的本身的真相。”

    丰子恺能够发现孩子心里和成人完全不同的儿童世界，他的很多画都是来源于儿女的嬉戏，看到哪个孩子有个有趣的举动，就马上画下来。孩子们碰到蚂蚁搬家，不但不去伤害它们，还用小凳子放在蚂蚁搬家的路上请行人绕行。

    为丰子恺最早的“儿童相”漫画提供灵感的，则来自日常的温情一幕。一天，丰子恺完成了一天的教务，妻子抱着儿子瞻瞻，携了女儿阿宝，到弄堂门口等他回家。瞻瞻坐在母亲的臂上，口里唱着“爸爸还不来，爸爸还不来！”阿宝拉住了母亲的衣裾，在下面同他合唱。马路上熙来攘往的人群中，瞻瞻一眼就认出了带着一叠书和一包食物回家的父亲，突然欢呼舞蹈起来，几乎使他母亲的手臂撑不住。阿宝陪着他在下面跳舞，也几乎撕破了母亲的衣裾。母亲则在一旁笑着喝骂他们。这时，丰子恺觉得自己立刻化身为两个人。其中一人体验着小别重逢时的家庭团圆之乐。另一个人，则远远地站出来，从旁观察这一幕悲欢离合的活剧，看到一种可喜又可悲的世间相。

    对丰子恺而言，儿童的世界更接近真实，更具有自然之美，这正是他希望通过作品努力捕捉乃至置身其中的境地。可贵的是，丰子恺描绘日常，出于感情，也出于自然，其实也是带有诗趣的。恰如他自己所说“这种画表面都平淡，浅率的人看了毫无兴味，深于感情的人始能欣赏”。

（选自2016年02月26日《文汇报》）

【相关链接】有一天，门前来了卖鸡崽的小商贩，孩子们齐声向爸爸呐喊“买小鸡”。丰子恺和小商贩讨价不成，小商贩拔腿就走，孩子们顿时哭声一片。丰子恺再度加码讲价，小商贩还是不依，孩子们的哭声更强了。因为还会有来卖小鸡的，丰子恺就抚慰孩子们，“我们等一会再来买吧，但你们下次……”丰子恺立即把话打住了，因为下面的话是“看见好的嘴上不可说好，想要的嘴上不可说要。”这些成人世界的道理，丰子恺没有告诉孩子们。女儿丰一吟回忆说：父亲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那种对童真的珍视和守护，一言一行都饱含对子女真善美的教育。

（节选自望秋园《丰子恺是个慈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