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梦不醒，红楼解味人

        2012年5月31日凌晨，95岁高龄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逝世。或许一生的喧嚣太多了，他选择安静地离开。“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安安静静地走。”他留下这样遗愿。

        进入红学研究，多少是个偶然。那是1947年，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收到兄长周祜昌寄至燕园的信函说，他看到胡适新近一篇谈《红楼梦》的文章，其中有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嘱咐周汝昌帮忙查证。周汝昌遍查燕京大学图书馆，果然在敦敏诗集中发现了一首《咏芹诗》。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发表在1947年12月5日《天津国民日报》上。没想到几天后，胡适就托人转交了一封给周汝昌的信，肯定、鼓励这位在校大学生的研究。胡适此时已是学界“大拿”，又是“新红学”的开创者，他的来信让周汝昌“欣幸无已”。1948年，正埋头撰写《红楼梦新证》的周汝昌特意跑到胡适家中拜访。令周汝昌激动的是，胡适竟将珍藏多年的孤本《甲戍本石头记》慷慨地借给他翻阅。正因为这一段渊源，周汝昌常常被看做是胡适“红学”研究的关门弟子。

        1953年，《红楼梦新证》出版。这部40多万字的“红学”研究著作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在当时很少有人敢将《红楼梦》拔到那么高的地位——周汝昌将《红楼梦》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但丁的《神曲》等世界名著相提并论，并大加赞赏。周汝昌把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的“曹、贾互证”方法最大限度地、最完整地发挥出来。由于崇尚实证，他的每一个论点的提出都以充分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又因为崇奉实录，他把全部实证工作都作为论证实录的手段。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乃至后来的“曹学”，其基本的方法论就是以历史上的曹家与小说中的贾府双向互证，在以历史材料推证小说本事的同时，又以小说情节反推历史，史学与文学合而为一。正是从《红楼梦新证》开始，“红学”实证研究开始体系化、专门化，后来它被称作“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此年周汝昌35岁，因为这部书，他得以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成了学界“红人”。也由于这部书，他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变成了“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烦琐考证”的典型代表，被关进“牛棚”下放。由于周恩来的特殊关照，1970年9月重返北京。

周汝昌将“红学”构建为四大范畴，即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其晚年在探佚学发力颇多，在他数十部“红学”著作中，曾先后提出一系列探佚成果，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但也招致不少异议。如他提出林黛玉系“沉湖而死”；“金玉奇缘”说的不是贾宝玉和薛宝钗，而是贾宝玉与史湘云等等。

1982年，周汝昌发表了《什么是红学》一文，在把人们呼吁的文学批评方法描述为“十六字真言”之后，干脆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的范围，他说：“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不能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需红学这门学问了。”在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之外的同时，他也把自己剔出了主流“红学”的研究队伍。此后，他被喻为红学界的独行侠。他关于“红学”之界定、对红学史的回顾、对曹雪芹画像的考证等等，一次次地掀起了“红学”研究的争议。

从30岁开始，周汝昌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红学”，是红学界当然的王者。他被誉为“红学泰斗”，也被批作“闭门造车”，可谓毁誉参半。他六十余年间所走过的治红学之路，因偶然而生，又历经政治对学术氛围和学术方向的多次影响，终至晚年，既得到肯定、赞誉，身上罩着光环，亦受到讥嘲与攻击。

说不尽的《红楼梦》，道不尽的人与事。周汝昌梦在其中近七十年。梦未醒，人已去，花落水流红，谁解其中味?还是让老人家安安静静地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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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幼少时即醉心欧楷笔法，20岁后又致力于唐人写经，深研《兰亭》后，得右军真脉，其“横逸飞动、作草如真”的周体法书，在众多书家中神采焕然。

周汝昌少年时期便热衷于古典诗词的创作，进入南开中学后，即研习宋词。燕大读书时，与顾随、张伯驹、钱钟书等都有唱和，其诗词功底颇得各位先生赏识。

马尔克斯，世界上最不孤独的人

陈众议

    马尔克斯走了。然而，只要我们还记得他的名字，就会不断地询问：他留下了什么？他留下的当然是作品，但又不仅仅是作品。1965年10月的一个周末，幸运女神真正眷顾了马尔克斯。那天是晴日，他和妻子梅赛德斯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驱车从喧闹的墨西哥城到风景如画的阿卡布尔科过周末。行至半途，马尔克斯突然产生了灵感。他以前所未有的激情对梅赛德斯说：“请给我10个月时间，我的小说着床了。”说罢，他掉转车头，匆匆赶回了墨西哥城，把自己关进了狭小的书房——他的“魔巢”。待他抱着一叠厚厚的书稿出现在众人面前时，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18个月。稿子是打印出来的，一式两份。他把两份稿子全部交给了梅赛德斯说：“给你。”

    他明显瘦了，而且胡子拉碴，像漂流回来的鲁滨逊。梅赛德斯接过书稿后开了一句玩笑：“是难产。”除此之外，他们就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了。他们不知道是应该庆祝还是应该哭泣。其时，梅赛德斯变卖了所能变卖的一切，而且已经债台高筑。为了不影响丈夫写作，她卖掉了汽车和一切值钱的家当，咬牙坚持了漫长的18个月。

    《百年孤独》上市不足一周后，马尔克斯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忽然听到有人像发现了奇迹似的大声嚷嚷起来：“瞧，他就是《百年孤独》的作者！”书刚上市就被人认出自己，那天，马尔克斯生平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成功的喜悦。

    于是，马尔克斯成了这个世界上最不孤独的人之一，各种文化出版机构争相邀请。同时，他又矛盾地成了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之一，只有到了这时他才真正懂得：做个凡人是多么幸福！从此往后，他的一举一动都在人们的关注之下，他将不得安宁。他们怀着各自的目的，毫不客气地侵占他的时间，把他变成了歌星一样的公众人物。

    这样的情况在他1982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又一次达到高潮。面对各色不速之客，马尔克斯不得不“退避三舍”。1983年初至1985年中，他离群索居，在卡塔赫纳一个面向大海的书房里，按照自己惯常的时间表工作：从周一到周六，从早晨8点到下午3点。如果因事致使工作被耽误，他总设法在第二天予以弥补。

    马尔克斯从文60余年，屈指算来，大约有十几部长篇小说、数十篇中短篇小说和各色脚本、随笔、评论及新闻稿若干。这么一个作家，从地球的另一端旋风般进入中国，不仅风靡一时，而且落地生根。这不可谓不魔幻。但这是有历史原因的。首先，20世纪80年代，冷战尚未结束，东西方两大阵营和全世界对以马尔克斯为代表的拉美作家的评价都非常高，甚至超乎寻常的高度一致。这客观上对他进入中国起到了推动作用。其次，拉美作家的成功对中国作家无疑既是鼓励，又是鞭策。再次，他的作品确实不同凡响。中国受马尔克斯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的作家何止莫言、阎连科或阿来、陈忠实，其中尤以“寻根派”为甚。莫言获得诺奖前不久说，终于读完了《百年孤独》，“当初生怕读完了它，自己就不会写小说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读者对马尔克斯没有理解得那么深，他们更关注他作品的形式，比如结构、技巧。直到90年代，人们才开始注意到拉美文学更为本质和深层次的精神诉求：《百年孤独》及其所代表的拉美文学在借鉴西方现代文学形式技巧的同时，并没有放弃民族大道；没有放弃替一个民族，甚至整个美洲大陆代言的责任感、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触动了中国作家。以莫言为例，他的中后期作品主要写本土内容，将注意力转向本土资源，甚至来源于童年时期听过的神怪故事。这并非是简单模仿，用莫言的话说，他是在跟马尔克斯搏斗，这种搏斗即为摆脱其影响，也为寻找属于自己的主题——替民族发声、替民族治病、承担家国道义的雄心壮志。（有删改）

相关链接：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文中称马尔克斯），1927年出生于哥伦比亚，在波哥大大学攻读法律期间开始文学创作。198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百年孤独》（1967年）、《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年）。2014年4月18日，病逝于墨西哥城，享年87岁。

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黄炎培

    1903年春，川沙小学举行开学典礼，这是黄炎培教育生涯的发端。作为校长，黄炎培只尽义务，不领薪水。他还亲自上讲台，每天讲课3小时。在他的努力下，这所小学办得如火如荼，人们以自己的孩子能入川沙小学为荣。

    1906年，黄炎培创办了浦东中学。从设计蓝图到监督施工，黄炎培都冲在第一线。所有教师的遴选、聘用，都由他把关、拍板。黄炎培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勤、朴、诚”人生修养三要点。革命家张闻天、文学家叶君健、物理学家王淦昌、翻译家卞之琳、教育家夏坚白、会计专家潘序伦、历史学家范文澜、导演谢晋以及蒋介石的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都曾就读于浦东中学。该校在当时享有“北南开，南浦东”的盛誉。

    辛亥革命后，黄炎培任江苏省教育司长，在充分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拟出了科学、严谨、可行的《江苏今后五年间教育计划书》，全力以赴进行落实，使得江苏省很快成为中国最有成就的省份，为教育界树立了楷模。

    黄炎培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在国内外进行多方考察。1914年2月，他以《申报》记者身份在安徽、江西、浙江考察教育，历时95天，写成《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一集。同年9月，他又到山东、北京、天津考察教育，历时36天，写成《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二集。1915年，他又随中国实业考察团在美国考察了25个城市52所学校，历时三个月，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包括总统威尔逊、大发明家爱迪生），尤其注重考察美国的职业教育。1917年，他还到日本、菲律宾考察，历时两个月。黄炎培由此获得了“中国教育界的徐霞客”的美誉。

    黄炎培考察的重大收获是更加肯定了职业教育的战略意义，他下定决心要在中国大力推行职业教育。1917年5月6日，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正式成立，黄炎培担任办事部主任。职教社诞生以后，逐渐形成一个完整、宏大、有机的体系，它的触角伸展到许多领域，成果之丰硕，实属罕见。光是一个中华职业学校，从1918年创立到1952年被轻工业部接管，培养毕业生多达7000人以上，其中不乏名人，包括数学家华罗庚、社会活动家徐伯昕、经济学家顾准、演员秦怡等等。

    在长期致力于职业教育实践的基础上，黄炎培不断地发展、深化着自己的职业教育思想。

    黄炎培于1913年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批判封建教育脱离生产的弊病，提倡教育与学生生活、学校与社会实际相联系，倡导重视实物教学、直观教学。这篇文章是黄炎培对于自己教育主张的第一次系统阐述，成为黄炎培职业教育的理论雏形。

    后来，在实用主义基础上，黄炎培进一步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即办职业教育必须联络乖沟通教育界和职业界，参与全社会的活动和发展，积极地寻求职业教肓对于外部环境的适应。至此，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基本成熟。

    黄炎培的教育思想散发着浓厚的平民气息。他认为，社会的组成，以人民为基本和主要的力量。要使社会健全，必先注意人民的教育。

    黄炎培崇尚简朴生活。他从不添置家产，卧室就是会客室。国难当头之时，黄炎培要求职教社同志勤俭节约，不浪费一滴水一度电，用过的信封还要使用背面。抗战胜利后，职教社总社迁回上海，由于国统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黄炎培不得不卖藏书、字画以资生活。杜月笙听说了，送来两千大洋资助他，黄炎培却把这笔数目不小的钱全部捐给了职教社，自己依旧卖字。

    黄炎培的朋友江恒源，曾经用“侠骨慈肠、锦心绣口”一语评价他。对此评价，黄炎培当之无愧。终其一生，他淡泊从容地面对人世沧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他的心中居于重要地位的永远是国家、人民、职业教育。他用一生的执著追求和光辉事业，完美地诠释了“利居众后，责在人先”八个字。

（摘编自《从中小学讲坛成长起来的杰出人物》）

【相关链接】①黄炎培始终如一地将爱国主义灌输于日常教导之中。中华职业教育社章程的第一条是：“同人认此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方法，矢愿相与始终也。”②黄炎培始终秉持一个坚定的志向：拒不做官。北洋政府两次任命他为教育总长，他坚辞不就，矢志不渝，埋首教育事业。③黄炎培先生的爱国思想、民主思想和教育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思想，贯串在他一生的业绩之中，是很值得传诸后人的。

（孙起盂1988年l1月6日题词）

硬汉海明威

    1899年7月21日，欧内斯特·海明威出生在世界五大湖之一的密执安湖南岸，一个叫橡树园的小镇。家里一共有六个孩子，海明威是第二个。父亲的影响使海明威终生充满了对捕鱼和狩猎的热爱。海明威29岁时，父亲因为糖尿病和经济困难，用手枪自杀了。

    14岁时海明威在父亲支持下报名学习拳击。第一次训练，他被职业拳手打伤，第二天裹着纱布仍跳上拳台。20个月之后，海明威在一次训练中被击中头部，左眼受伤。

    中学毕业以后，在堪萨斯明星报做了见习记者。在这里，海明威专心致志，很快掌握了新闻写作的技巧，并形成了自己的文字风格。

    1918年5月，加入了美国红十字战地服务队，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大利战场。7月初的一天夜里，海明威被炸成重伤，一个膝盖被打碎了，身上中的炮弹片和机枪弹头多达230余块，一共做了13次手术，换上了一块白金做的膝盖骨。有些弹片没有取出来，到死都留在体内。那年他刚19岁。

    大战后海明威回到美国，海明威依旧勤奋写作。1919年夏秋，他写了12个短篇，寄给报社被全部退回。母亲警告他：要么找一个固定的工作，要么搬出去。海明威从家里搬了出去，因为什么也改变不了他献身于文学事业的决心。他只想做第一流的、最出色的作家。

    1922年冬天，他承受了自己全部手稿丢失的痛苦。1923年，海明威的第一部著作《三个短篇和十首诗》在法国的一个非正式出版社出版。总共只印了300册，在社会上毫无影响。

    作为记者，海明威很受欢迎。但他呕心沥血写成的小说，却没有报刊肯用。尤其令他伤心的是，退稿信上总是称他的作品为“速写录”“短文”，甚至说是“轶事”，根本就不把他的稿件看成是文学创作。1924年，海明威辞去记者工作，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在这艰难的时候他的妻子带着儿子走了。他除了通宵达旦地写作，只能把看斗牛当作娱乐。

    1925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也升起了》问世，立即博得了一片喝彩声，被译成多种文字，成了20年代那一代人的典范之作。这部小说用美国女作家斯泰因的一句话“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作为题辞，作品契合了当时人们共有的彷徨和失望情绪，从而产生了一个文学流派——“迷惘的一代”，而海明威就成了这个流派的代表。

    《太阳也升起了》发表之后，“迷惘的一代”文学的影响在欧洲许多国家一天天扩大。1929年，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问世。这本书在几个月内就销售了10万册，是海明威20年代的代表作，也是“迷惘的一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之一。好莱坞为购买小说的摄制权，出了空前的高价。

    进入30年代，国家虽然正处在经济危机之中，海明威却捕鱼打猎，观看斗牛，过得十分愉快。1932年，海明威发表了关于西班牙斗牛的专著《死于午后》，被称为斗牛题材的经典著作。1933年他去非洲打猎和旅行，并出版了《非洲的青山》一书。1936年他又写成了短篇佳作《乞力马扎罗的雪》和《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它们是他最成功的短篇小说，均被拍成电影。

    1939年，海明威写成他自己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塑造了“硬汉”罗伯特。小说出版后几天，妻子波林与他离婚。不久，他和女作家玛莎结婚，一起到中国来度蜜月。他们作为战地记者采访了我国的抗日战争，写了6篇中日战争的报道，高度赞扬了我国人民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

    海明威始终态度鲜明地反对法西斯分子。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的当天，海明威就参加了海军。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战。他改装了自己的游艇，配备了电台、机枪和几百磅炸药，要与德国潜艇同归于尽，但海上追踪德国潜艇近两年，始终没有找到相撞的机会。

    50年代初，海明威发表了他最优秀的作品《老人与海》，“硬汉”老人有着作者自己的影子。这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品，是他全部创作中的瑰宝。不久，他因此而获得了普利策奖。

    海明威怀念非洲和狩猎生活。1954年1月，他又和妻子去非洲打猎。两次从飞机失事中站起，却带给他长长的一串病名：关节粘连、肾挫伤、肝损伤、脑震荡、二度和三度烧伤、肠道机能紊乱……身体尚未康复，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誉降临到他的头上了。他无法亲赴瑞典领奖，只好委托驻斯德哥尔摩的美国大使代他出席庆典。授奖是“因为他精通于叙事艺术，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近著《老人与海》之中；同时也因为他在当代风格中所发挥的影响”。他的作品“硬汉”形象众多。

    在完全丧失工作能力之后，1961年7月2日清晨，这位身高6英尺，体重220磅的巨人，把心爱的双筒猎枪放进嘴里，扣动了扳机。

雨后青山铁铸成

吴为山

    中国画坛一代宗师潘天寿先生，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阶段，在社会动荡、政权更迭、战争频发、文化冲突中度过一生。

    适逾而立之年，潘天寿便对“书画同源”古训有着不同以往的理解并践行于创作中，形成极富个性张力的艺术风格。熊秉明先生将此风格称为“基于楷书的静态造型美学”。楷书可谓最具儒家气质的文化符号，其中刚毅之道德意味和执着之生命情态恰与儒家的人格精神同构。元代以降，主流绘画的审美品格一直属于道、禅一路，而潘天寿意在表达“道力苍茫”的美学特质，正应和了晚清以来中国画重拾儒家美学的文脉走向。儒家知识分子的自强、弘毅、历史感和使命担当，则成为他“强其骨”的精神支撑。

    纵观潘天寿的艺术思想和实践，其儒家风骨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首先，潘天寿从不认为绘画是闲暇的遣兴之举，而将其视为可比肩立德、立言、立功的不朽事业。在潘天寿看来，中国画能够保存民族精神、体现爱国情绪、彰显国家实力，甚至发挥“救赎”功能。其次，潘天寿始终抱有强烈的自主意识和自省意识。在上下求索的艺术征程中，潘天寿理性地审视着自己的探寻方向和方式，以对图式的极端性钻研考究，日益纯化绘画语言，使画面秩序丝丝入扣，图式与思想渐臻统一，在深刻的省思和勇猛的实验过程中形成独具一格的矜重超迈。最后，潘天寿笔下的花鸟草虫作为人格之投射，远远超出普通玩赏范畴的审美意蕴。他独辟蹊径，运用如椽之笔开启巨幅花鸟画创作的先河。可以想见，当画家面对擎天立地的画幅，屏息敛神，挥斥方遒，将不起眼的花鸟草虫放大到令人惊骇的地步，若非有雄视千古的大格局、海纳百川的大胸襟、俯仰天地的大观照、澄怀味象的大体悟、悲悯众生的大境界，绝不能为之也！

    他创造性地融合“奇美”与“壮美”两个审美范畴，既拓展了中国传统“阳刚之美”的内涵，也确立了中国审美文化史上的新视觉形式。潘天寿作品中的“奇美”，虽源于八大山人、石涛等前贤大师，却没有他们的悲情愤懑，而是充满了“思接旷古而入于恒久”的高华古意和“至大、至刚、至中、至正”的浩然之气。古意，是对时间的纵深度与秩序性的表现，或言对宇宙感和历史感的传达。浩然之气，则是由创作主体存、养、充、扩而直通于天地之间的凛然生命力。两者涵映生辉，与“壮美”共同玉成了人格符号的价值取向。

    画品源于人品，技艺进于大“道”。潘天寿还从似断非断，似续非续，似曲非曲，似直非直的指画线条和斑驳烂漫、凝重浓郁的指画墨色中，窥见指画生拙的审美品格与自己朴崛的人生情调之间的深层对应。当艺术选择经由人生态度的萃沥，自然可以从中得到深刻的哲性感悟。因此，潘天寿钟情于笔情指趣的相互参证，显然是其“运笔为常，运指为变”观点的外化，助他切身体会“常中求变以悟常，变中求常以悟变”的辩证关系，进而将中国传统指画推至前所未有的高度。透过一幅幅雄肆苍古的指画作品，我们看到画家“使墨如使指，使指如使意”，在身体直接面对纸墨并与之扑搏的过程中意参造化，左右逢源，通过积、泼、冲、破，点、涂、勾、勒，把本真自我最大限度地融化于无蔽的世界，更加直观地用生命去体悟大“道”的深湛节奏。

    潘天寿的一生，凭悲悯之心参悟世相，借理性目光洞彻人间，恃非凡天赋铸就艺魂。面对来自西方、来自现代的冲击，他坚持发乎内心的真诚选择，坚信民族艺术的普遍意义，以对传统精华的自觉自给，对造化生活的拳拳之心，身体力行，守经达权，在集大成的基础上摧陷廓清，创造出极富生命意志的心灵图式，用匹配时代的陈述方式完成了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化。如今，当我们再次面对他那些极具创造性和启示性的作品，必将重见澄澈的内心世界，又闻深沉的文化心语，复感刚健的人生意识，再品高蹈的人格理想，使生命退场之后的精神力量穿越时空暌隔，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为我们回归精神家园指明方向！

（选自2017年5月7日《人民日报》，有删节）

相关链接：①“潘天寿一生的奋斗，正与西方美术思潮对中国美术的起伏冲击同时，他认为中外美术的混交，可以促进美术的灿烂发展，但他自己的创作却毕生坚持从传统自身求出新，不伸手向外来因素借鉴。”（选自人民网评）②潘先生始终置身于社会上的因循守旧和学院的西化倾向的双向涡流之中，感受中国画学传承与出新的重任。一方面，他研究历史后得出了对于外来文化结合的肯定；另一方面，他对中西混交的态度又逐步趋向审慎。他在对域外绘画流入中土分期考察之后指出：“原来东方绘画之基础，在哲理；西方绘画之基础，在科学；根本处相反之方向，而各有其极则。”进而尖锐地指出：“若徒眩中西折中以为新奇；或西方之倾向东方，东方之倾向西方，以为荣幸；均足以损害两方之特点与艺术之本意。”在那样一个时代，处在艺专的氛围中，这种识见无疑是振聋发聩的。（选自许江《立最高峰 唱大江东》）

无机材料大师严东升：生而为国

    2016年9月18日早上5点56分，世界著名材料科学家、我国无机材料科学技术奠基人、两院院士严东升在上海瑞金医院病逝，享年98岁。严东升去世后，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官网首页用1/4板块推出醒目的“沉痛悼念严东升先生”专栏。

    1949年新中国成立，正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的严东升欣喜若狂，迫不及待想要回到祖国，以了“矢志科学，许身报国”的心愿，1950年2月，他中断了博士后研究历经周折回到祖国。

    严东升先生是中国当代无机材料科学的重要奠基人。七十多年来，他始终将自己的科技实践与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在无机材料科学领域辛勤耕耘，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建设发展设计着蓝图并积极实践。

    甫一回国，严东升就马不停蹄赶往开滦化工研究所着手耐火材料的研究，因为他知道，新中国正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亟须重工业的崛起。1954年，严东升被委以重任，解决包头钢铁厂原料——包头铁矿石含氟量高给高炉炼铁带来的严重问题。期间，大到宏观组织调控队伍，小到研究数据的精确统计，从车间到实验室、办公室，严东升都亲力亲为，巨细无遗，为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世纪60年代，严东升参与创建了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在这里，他把科研方向从传统硅酸盐材料研究调整为先进无机材料科学指导下的新材料研究，主持研究的陶瓷基复合材料，获得国家发明奖一等奖。

    严东升先生是著名的战略科学家。他参与了中国第一个十二年科学技术长远发展规划和《1963-1972十年科技规划》的起草工作。1984年，他主持制定了《关于中国科学院科技体制改革的汇报提纲》，对中科院的科技体制改革采取了一系列面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重大举措，为全国科技体制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他主持开展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项目《长江三角洲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若干问题》，受到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在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严东升一生简朴，“不管在哪儿，你都能看到严先生西装革履，穿戴整洁，但你绝对看不到他穿名牌，都是非常普通的衣物”。但他对青年学子和科研教育的出手却“阔绰大方”。严东升的第一个博士生高濂在悼念恩师时说：“1996年，严先生获得‘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他领完奖会所后到我办公室，拿出奖金支票和一沓银行的定期存单，有到期的，也有未到期的，有严先生名下的，也有师母名下的，看得出来是拼凑的。他对我说，这里一共20万元，交给所里，作为创立‘严东升奖学金’的款项，帮助贫困生。”

    他一生关心和提携后进，乐于、善于发现和支持富有创见的年轻人。他鼓励年轻科研人员“走出去”，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到国外优秀实验室进行合作研究。在如今的材料科学领域里，活跃着一批他培养和指导的学生及科研人员，其中相当一部分已成为我国科技事业的领军人物。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严东升留给后人的，除了丰硕的科研成果，还有高尚的人格魅力。

（摘编自龚新叶《环球人物》有删改）

相关链接：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剑林研究员始终记得，1989年毕业那年很多人都选择出国，严东升反复同他讲，国内缺少年轻科学家，尽量多待在国内搞科研，出国的事我来安排。留学期间严东升给他写了很多信，最常关照的一句话是“一定要回来”。严东升的学生们都如期回来了。

（董纯蕾《人生辛苦半九十：追忆“双料”资深院士“完美大家”严东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