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和平都不相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秩序安排是以一种高度分裂的形态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战胜国从未像130年前的维也纳体系一样，建立起一套涵盖所有国家的总体性和平安排；战败国在与曾经的敌人缔结和约时，也分成了多个阶段，遵循不同的条款。美苏两国及其盟友之间形成了大相径庭的制度安排，并以“铁幕”为边界区隔开来。短短两年之后，“冷战”的幽灵开始在欧洲上空徘徊，新的冲突似乎已经迫在眉睫。

    然而正是这种复杂的、严重分裂的格局，最终被证明具有极强的约束力和空前的稳定性。通过建立囊括贸易、金融、货币以及政治、安全等一系列领域的多边和双边制度，美国成功地扮演起世界范围内的“自由领导者”角色；西欧各国则通过“邀请”美国建立霸权，并迫使后者承担制度运行的大部分成本，在领导者和利益关联方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双向约束。而苏联以地理政治为出发点建立的经互会模式，同样有助于工业化在若干地区的扩散。

    在以多元化的国际制度与苏联展开竞争，并通过“遏制政策”直接对莫斯科施加安全和经济压力的过程中，美国逐步建立起了作为今日全球化基础的开放政治﹣﹣经济体系和协调框架。如同19世纪的“英国治下的和平”建立在不列颠海外殖民帝国的基础之上，“冷战”结束之际形成的“美国治下的和平”正是通过制度化的权势分享体系为华盛顿积累起了足够的物质和威望基础。甚至连美国本身也无法摆脱这一体系﹣﹣进入21世纪以来，令华盛顿连遭挫折的单边主义政策正是企图放弃对国际制度的依赖、完全靠无与伦比的物质优势实施直接控制。它的失败再度证明：任何一种对权势的过度迷信都将导致无休止的义务扩张和不堪重负。

    在“二战”爆发之前20年，也曾有两派政治家试图在战争的废墟之上建设一个理想的新世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迷恋往昔的历史，认定原样移植19世纪的均势体制和惩罚性和约便足以返回黄金时代；另一部分人则陶醉于对大众舆论和“民主革命论”的迷信，以至于不愿提供足够的经济资源去促成实际的变革。“二十年休战”的悲剧终结了这两种幻想，在权势政治和核战争的阴影笼罩下，最终形成了一套不那么完美但更具合法性和互惠色彩的世界秩序，其遗产也令大半个世界受益至今。

    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回顾历史，并将研究的方向投向这场史无前例的战争如何改变人类历史，尤其是如何诞生全球化时代的制度安排与游戏规则。其意旨，自是寻找重大事件如何影响历史走向以及如何形塑现实格局，这当然是一个由知其然往知其所以然递进的过程。当我们去探寻历史逻辑的同时，如果以史鉴今，就有从历史中寻找未来发展的脉络与资源的可能。

（《三联生活周刊》2015年第36期，有改动）

    在大自然中，悦耳动听的鸟鸣声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愉悦。每一类鸟的鸣声都不尽相同。乌鸦呱呱叫，山雀的鸣声如嘹亮的哨响，隐夜鸫的叫声则似长笛声般悠扬。那么在复杂的背景噪声下，如何识别鸟鸣声？是否存在可以识别每一类鸟鸣的应用程序？

    针对上述问题，英国牛津大学的蒂莫·帕帕多普洛斯和他的同事，提出了一种能够识别各类鸟叫声的鸟鸣识别算法。

    一般情况下，自然资源保护论者需要通过定期的徒步旅行或者直升机旅行的方式，对生存在特定区域内的鸟类数目进行统计和总结。然而，如果通过音频录制鸟鸣，再将音频转化为物种计数，采用此方法代替旅行统计方式，将使得鸟类追踪的研究变得轻而易举，为研究鸟类种群数目是否下降或者鸟类的迁徙模式是否改变等，带来很大便利。

    英国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的丹·斯托博士称：“鸟鸣极其复杂，这些最简单的声音通常难以分辨，因为它们听起来如此相似。”毕竟我们无法听清远处的，特别是在嘈杂环境中的鸟叫声。

    牛津大学的研究团队在亚洲和欧洲共收录了15种不同鸟类的鸣叫声，包括新疆歌鸲、大山雀、画眉等。他们收录的鸟鸣声中混杂了不同的音频环境，如市区公园中较为平缓的背景噪声或者露天市场中密集人群的喧嚣声。

    如此多样化的混合声音，用于机器学习算法的训练过程，通过训练后的机器来选择包含鸟鸣声的音频段。尽管鸟鸣声与部分噪声频率相近，影响算法的准确性，但这些学习算法仍能成功地从噪声中区分出鸟鸣声。

    目前国内福州大学的研究团队，对于低信噪比鸟鸣识别的算法是将声音信号转化为图像，对图像进行处理得到一串被称作特征值的数字，并用这串数字代替声音进行识别。

    国外其他研究团队也在致力于研究自己的鸟鸣识别算法，尤其是那些能够识别不同鸟类物种的算法。斯托和他的同事正在测试名为Warblr的应用程序，在最佳状态下，Warblr进行鸟类识别的准确度可以高达95%，该数据已经得到巴西一家鸟类鉴定组织的认证。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团队研发了一个相似的应用程序，命名为WeBIRD，是针对本地鸟类而设计的。美国康奈尔大学鸟类学实验室研发的Merlin应用程序，通过对鸟类的大小、颜色、位置等简单情况的了解，以利于人们对鸟类进行区分。

    斯托博士认为，对鸟鸣识别应用技术进行探索的最终目标不仅仅用于识别鸟类，更是想要破译鸟类之间真正的“人际关系”，如果音频能够转换为物种计数，那么我们可以更方便地监测鸟类种群的变化。德国动物声音档案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马里奥说，类似牛津大学团队提出的鸟鸣识别算法，对研究自然环境是很有价值的。

（摘编自李应编译《鸟鸣识别》）

乡贤的道德精神是可以“看见”的

    乡贤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资源。费孝通先生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在乡土性的中国，对传统文化的追怀必然要重视乡贤文化。

    谁是乡贤？或者说谁有资格称为乡贤？大致来说，乡邑有道德声望和卓越建树的人方可称为乡贤。有没有一个标准呢？因时代不同而标准不同，但总的说来，古代标准的尺度，权衡在地方人心，落实在乡贤祠的祭祀上。一个乡邑中人，品学为地方所推崇，死后被题请祀于其乡，入乡贤祠，受春秋致祭，便称乡贤。乡贤文化属于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乡贤所创造的具有人文价值的物质成果和精神财富。当我们称乡邑某前人为“贤”的时候，是包含道德层面的肯定和赞誉的，所以乡贤文化无疑是人文道德建设的重要资源。

    清代史学家全祖望对乡贤文化的认知让我们很有启发，他辞官回乡以后，花了很大的精力对乡贤事迹深入发掘，为地方文化谱系建立永存的标识，其目的正如他在《感怀》诗中所说：“古人观世道，首重在人心。天地纵多故，此志终昭森。”这里的人心，是乡贤的道德高度，是一种至善大有、忠贞正直、悲天悯人、推己及物的典型人格。

    当然，乡贤文化是一种地方性人文标识，我们评价乡贤文化应有切实的地方视角，以“地方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来观察地方乡贤的道德风范和精神高度，并发掘出其地方文化根性。就此而言，我们可以将乡贤大致分为“当地的贤达”和“与乡邑具有地缘关系的贤达”。前者一般指乡邑士绅，他们在人格精神上保持高风亮节，在为人处世上谨慎谦退，在行为姿态上勇于担当，因此在地方享有很高的威望和信誉，是乡邑发展、稳定、和谐的主导力量。很多地方的文化精英走出了乡邑，但他们从方言音声到性格风尚、观念行为都带有乡园烙印，其实践成果和道德文章可能在更广泛的范围产生影响，但都与其乡园有着天然联系，因此应注意乡贤文化与整个历史传统文化的关系。举例来说，范仲淹的“先忧后乐”思想与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表达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和道德高度，具有历史的典型意义，如果将其放到吴文化的范畴中，他们都是苏州的乡贤，其思想观念都和苏州乃至江南之地域、人文密切相关，自然属于乡贤文化。

    在乡贤的人文道德力量传播影响方面，文献、文物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地方文献是乡贤事迹的载体，地方志中各类《人物志》往往首重乡贤，历代《乡贤考证》类的专书林林总总，谱牒家集更是汗牛充栋。这类文献的收集工作历来受到重视。文物是乡贤文化的物质遗存。庙祠、故居、碑志等故物是乡贤生活和思想的实证，其存在就是一种历史叙述。明人李东阳认为，乡贤与自己同生于一方水土，成长于同样的人文环境，如果知其名、晓其事，目睹其庙祀遗貌，崇敬、仰慕、效法之情就更易产生。这说明，乡贤的道德精神是可以“看见”的，而“看见”能产生感召力，形成亲近感，使人见贤思齐。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乡贤文化的建设上，应该对乡贤文物遗存给予足够的重视。

    文献和文物使乡贤的道德精神“看得见”，其实乡贤文化之所以产生影响，除“目染”之外，还在于“耳濡”。基层社会的文化常常通过口耳相传，人们在习得中形成精神熏陶。言偃作为孔子的“南方夫子”的事迹随着常熟“言子巷”的地名而自然为今人默念不忘，范仲淹设义庄、建义学也早已成为民间佳话而流传，周顺昌“好为德于乡”的事迹则与《五人墓碑记》同样深入人心。

    当然，古今文人重视乡贤，努力建构乡贤文化，其化育影响的作用亦不可忽视，这方面的工作应当加大力度。建构乡贤文化，要有足够的地域文化修养，同时以深厚情感投射于乡贤人物，用时代语言和历史逻辑构筑起思想的河床，用可以感知的乡贤事迹铺垫出道德文化的高地。

    《孔雀东南飞》所表现的主题思想，历来比较一致，大多赞成唐波先生的观点：揭示出封建礼教和门阀制度的罪恶。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焦母如此仇恨兰芝，仇恨到宁可舍弃儿子，宁可断后？真是她要维护封建礼教、门阀制度？

    我们知道，汉代在武帝以前，统治阶级主张的一直是“无为而治”，朝廷对地方、对百姓并不怎么干涉管束。直到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礼教才开始影响人们，但影响并不深刻。这一点在《孔雀东南飞》一文中，我们也能感知。兰芝被休回家后，只有十多天时间，就有县令派人上门为“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的三公子提亲；接着又有太守派人为“娇逸未有婚”的五公子说媒。当兰芝应婚后，太守家“金车玉作轮”“流苏金镂鞍”“赍钱三百万”“杂彩三百匹”“从人四五百”，浩浩荡荡去迎亲，没有因为兰芝是二婚，是寒门，就有丝毫的慢待。可见当时人们并不十分看重门阀等级，也不看重头婚二婚，看重的主要还是人品和相貌。这一点恐怕比当代更开明开放。连太守、县令都不怎么看重的所谓封建礼教与门阀，焦母作为一个普通妇女，真的会那么看重吗？

    焦母丧夫，儿子外出公干，女儿尚小，内心孤独郁闷却无处诉说，兰芝正好成了她发泄苦闷的对象。所以在她眼里，兰芝的一切都是“无礼节”“自专由”。兰芝的一句“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并不是每一个家庭的媳妇都难做，只是“君家”的儿媳才难为。可见焦母的行为只是个人行为，并不代表整个时代。焦母是出于个人情感与私心在时时处处刁难儿媳。这种刁难不是在维护封建礼教，而是在排解内心苦闷的近于变态的情绪。。

    所以我认为，纯粹是一个寡母强烈的“恋子情结”所产生的嫉妒与变态心理，活生生拆散了一对鸳鸯，导致了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悲剧。

    从刘兄来看，说刘兄是封建礼教的帮凶，实在是冤枉他了。他对兰芝的一番开导，合情合理。在兰芝与仲卿不可能复合的情况下，他希望妹妹趁年轻，尽快再找个好婆家，有什么错呢？再说，不嫁县令的儿子也就罢了，如果连太守的儿子都不愿嫁，以后谁还敢再上门提亲？兰芝本就是二婚，已经二十岁了，这在当时已是大龄青年。与仲卿的复合不可能，如果又没人再敢提亲，那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作为长兄，审时度势，劝导妹妹认清形势，这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就算有错，不过是有点虚荣心罢了。这是每一个平常入都可能有的虚荣心。正是这样的虚荣心，才使刘兄这个人物更真实，作品更生动。说他“热衷富贵”“时刻希望往上爬”“自私自利”，这样的罪状似乎太大。如果他真是一心只想往上爬，那县令的儿子来求亲，他就会牢牢把握机遇了，哪里还会坐等太守的儿子再来说媒呢？

    因此，作品的主题思想应该是：以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悲剧为线索，细致地描写了兰芝与焦母之间的婆媳矛盾，深刻地揭示了焦母因恋子情结而产生生的嫉妒与变态心理，有力地表现了兰芝的美丽、贤惠与反抗精神。

（《语文教学与研究（教研天地）》第11期，有删改）

    “任务驱动型作文”源自于西方国家日常语言教学和写作教学的“任务型语言教学法”，这种语言教学法是基于建构主义理论而提出的，其核心是在明确“任务”的前提下，完成语言交际口语或书面语表达。这种教学法，根据完成任务过程中所产生的互相影响把任务分成五类：拼板式任务，要求学生把散乱的若干信息拼成一个整体；信息式任务，给两个或两组学生有互补作用的信息，为了完成交际任务，双方必须协商以探清对方的信息；解决问题式任务，给学生一个问题及一系列信息，让其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做决定式任务，给学生一个可能有几种结局的问题，让他们通过协调和讨论选择一种结果，进行论述；交换意见式任务，学生参与讨论，交换意见，但无须达成一致。

    国内一些学者在“任务型语言教学法”的基础上，增加“驱动”一词，用于作文教学。教育部考试中心的张开明确提出了2015年高考课标全国卷作文的两道题目均属于“任务驱动型作文”，并对其概念做出阐释：“试题往往是给学生创作出一个情境，出现对立性的问题，让考生通过写作，提出解决处理问题的想法和方案……如今年作文中‘写信’‘权衡与选择’等任务型指令，着力发挥试题引导写作任务的功能，使考生在真实的情境中辨析关键概念，在多维度的比较中说理论证。”他认为，在材料作文中增加任务驱动型指令，能“较好地解决材料作文的泛角度与阐释作文收缩性之间的矛盾”，是在承继材料作文“自主空间大、立意角度自然、多元”等传统优势的基础上，又在避免套作方面进行了新的尝试和探索。

    与传统的材料作文对比，“任务驱动型作文”的材料具有特殊性。首先，材料的内容思想紧扣“主旋律”。正如张开所说：“作文试题凸显考试对人才培养和价值引导的作用，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法治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考查，形成在作文育人方面的合力，实现高考作文试题独特的教育功能。”其次，材料具有真实性的特点。任务驱动型作文的材料是新闻事件、社会热点，与传统的材料作文的审议故事、名言警句、诗词歌曲、图片漫画等有很大的不同，这种真实性暗含了鼓励考生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命题意图。第三，材料的价值取向具有多元性。价值取向的多元化表现在：材料往往具有争议性，争议性重在考查考生的思辨能力；关涉的人物对象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或几类人，这就保证“任务”的指向有多种选择；命题者对材料没有鲜明的感情倾向。这样的材料，能保证考生选择感受最为深刻的一点写作。同时，考生要把握好典型人物的特点和物质，这样才能避免一般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是立意的主旋律，但一定注意不要“贴标签”、“穿靴戴帽”、空发议论。在弘扬正气、传递正能量的同时，还可从反面针砭时弊，揭露社会上存在的某些消极落后现象，在对比中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意义。

（节选自《语文周报》特邀专家：尤立增《怎样写好任务驱动型作文》）

材料一：

    老年人往往多病共体，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病高发人群，又有失眠、头痛、腿脚疼痛等各类小病小痛。跟儿女说多了，儿女会嫌太啰嗦，医生大夫也大多没有耐性听老人详述病情。保健品、器械的推销员正是钻了这个“耐性的空子”，让老人们信任保健品商家胜过信任其他人。

就全国而言，中国的医疗服务体系，去年一年就接诊了79.3亿人次。巨大的数字意味着，分摊到每位患者身上的诊疗时间寥寥无几，实际情形往往是“排队俩小时，看病半分钟”。医疗服务供给则跟不上老龄化步伐，医疗服务体系没有针对老年人特点给予合理照护，目前来看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

    当务之急，是补短板、强供给，满足好老年群体快速增长的医疗保健需求。老年人生病主要原因是身体机能退化，预防、诊疗、康复、护理等医疗环节不应只关注疾病本身，而应该多方面、多学科、全方位协同来关注老年人整体感受，包括生理、心理、环境等因素。

（选自《治治“坑老”的保健品陷阱（人民时评）》）

材料二：

    目前会议营销已成为我国保健食品营销的主要手段之一。而会议营销的特殊性则令监管部门和业内专家十分挠头。

    在会议营销现场被“吹”得神乎其神的产品，其中不少为合法正规产品，在注册审批备案、标签标识声称等方面都没有问题，在日常产品抽检中都能顺利过关；而企业人员在会议现场进行的违法宣传和销售等情形，又面临着定性难和取证难的问题。会议现场往往会有营销人员对参会人员进行把控，只允许熟悉的老人入场，执法人员很难进入现场取证。

    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秘书长刘学聪表示，会议营销本身并不违法，但往往会产生违反《食品安全法》经营销售、侵犯消费者权益等违法行为。违法企业用严重高于产品价值的价格销售产品，使消费者利益受损。

    食药监管部门和工商部门分别负有相应的监管职责，政府应加强部门联动监管和衔接的制度设计，尽可能突破取证、定性难题，防止因职责交叉造成监管缺失。

（选自《保健品市场乱象令人触目惊心》）

材料三：

    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们更多地偏向情感相关的导向，往往高度关注亲情、人际关系以及身体健康等。而往往那些忽悠人的骗子都有着相似的“套路”：首先打亲情牌，跟老年人唠家常，接着给老年人一些小恩小惠，提供免费体检等服务，再然后就开始推销自己的产品。

    在这个过程中，也有老年人从众心理在起作用。老年人脱离社会工作岗位时间过长，往往与主流社会脱节，不能全面获取信息。有的时候老年人会为了使自己不处于孤立、低落的状态，行为都会受“从众心理”驱使，会盲目地购买。老年人相对更容易贪小便宜，且又有着太强的“自尊心”，即便知道被骗后也往往难以向子女启齿。就是很多骗局盯上老年人的重要原因。

    子女可以多多陪在老人身边，耐心、积极地和老年人交流，使老年人感觉到安全与陪伴，并让老年人相信子女才是最可信的人。今后一旦有骗子要打他们的主意，让他们第一时间想到与子女商量，减小被骗的可能性。

（选自《关于老人受骗我们可以做什么？》）

材料四：老年人遭遇骗局后不愿寻求帮助的原因

（选自《理财、保健品处处有陷阱 老年人缘何成诈骗重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