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将爱国之心转化为求真之志

                                                                                               李存山

        张岱年1909年出生，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1995年，86岁高龄的张岱年忆起一生中几个难忘的“第一次”时说：“最有意义的第一次是1945年8月15日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这是平生感到最大快乐的第一次。”

        张岱年在《八十自述》中说：“我少年时期，对于民族危机感受极深，痛感国耻的严重，于是萌发了爱国之心，唤起了爱国主义的情感。深知救国必须有知，于是确立了求真之志，培育了追求真理的热诚。自审没有从事政治活动的才能，于是走上了学术救国的道路。”

        上世纪30年代，张岱年发表多篇哲学论文。1933年，他在《大公报》上发表《论外界的实在》，用经验证明和逻辑分析的方法来论证“新唯物论”（辩证唯物论）的一个基本原理：外界的客观实在性。此文发表时，编者特附有按语：“切望平津读者不可因敌迫城下，心神不宁，遂尔忽之。同时更宜信：有作出这等文字的青年的民族，并不是容易灭亡的。”当时，日本的铁蹄已迫近平津城下。

        1935年，《国闻周报》分两期连载张岱年的《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他在文中说：“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惟有赖文化之再生，然后中华民族才能复兴。”“中国若不能创造出一种新哲学，则民族再兴只是空谈。”张岱年厚重的历史使命感跃然纸上。

        1937年7月29日，日军入侵北平。清华师生纷纷离校，张岱年与学校失去联系，未能随校南行，滞留北平。虽然时局动荡，生活艰辛，但张岱年和滞留北平的一些学者抱定一个信念：不与敌伪合作，不到伪北大和伪师大去教书。

        张岱年后来回忆：“我当时想，今日固然是国家艰难之秋，实亦民族中兴之机，个人不应颓唐丧气，因此勤力攻读，专心撰述，以期有补于来日。”他为什么怀有如此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坚定的胜利信念？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自强不息”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切的理解。上世纪80年代，本人曾听张岱年讲过，当时也有少数文化人投入敌伪政权，成了汉奸。他们之所以丧失民族气节，误以为中华民族会亡，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太肤浅”。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张岱年认为这是日本正在加速自取灭亡，中国抗战胜利在望。于是，他动笔撰写其在哲学理论上的专著。此专著原计划写“方法论”“知论”“天论”和“人论”四部分，意在“穷究天人之故，畅发体用之蕴，以继往哲，以开新风”，但到抗战胜利，终因“乱世治学”“生事颇窘”，仅写成《哲学思惟论》《事理论》《知实论》和《品德论》四部论稿，后又以《天人简论》来简述其历年致思的哲学要旨。上世纪80年代，张岱年公开出版这五部论稿时，有学者仿照冯友兰在抗战时期写的《贞元六书》，提议将此书称为《天人五论》。

        1942年，张岱年会晤私立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何其巩得知张岱年著有《中国哲学大纲》，恐他在战乱中遗失，建议其到中国大学讲课，借此将《大纲》印为讲义。张岱年欣然同意，《大纲》作为讲义第一次排印。此书历经坎坷，先后以“宇同”和“张岱年”的署名公开出版。后又多次重版，至今仍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代表性著作。

       最近，张岱年家人在其遗物中发现他在抗战时期写的几篇诗稿。其中大多是旧体诗，但也有一首新诗。诗中说：“东南起太平洋之滨，西北越昆仑山之巅，吾族经营此大地，已逾五千年……然而我们的疆土与文明不容许任何侵犯，我们誓以神圣的血液为之作干城。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照耀一切的巨星。”一位哲学家在抗战的艰难岁月中写出这样的诗句，可想而知，他抱定必胜的信念。因而，当他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必定欢欣鼓舞，以至成为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在中学时期，张岱年就立下了学术救国之志，深入研究古代哲学典籍。大学期间，在张崧年的指导下，他大量研读英国哲学家罗素、摩尔、怀特海的哲学著作，分析哲学的方法和理论成为张岱年的方法和思想的重要来源；同时，张岱年阅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及其他的唯物主义哲学的译著，认识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当代最有价值的学说”。

（选自杜小安《张岱年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及其评价》）

②张岱年先生是20世纪中国好学深思、最有远见的哲学家之一。他在青年时代就确信辩证唯物论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始终牢牢把握这一时代精神的精华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把它与民族精神的精华以及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哲学研究、文化研究、国学研究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的贡献，有力地推动了当代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发展。

（选自方克立《张岱年先生的“兼和”思想》）

    1982年，路遥的小说《人生》在《收获》杂志发表，同年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获奖后，路遥成为“在广场上生活”的公众人物，生活节奏被彻底打乱了。

    《人生》走红后，社会上还有一种论断，认为它是路遥不能再逾越的一个高度。路遥也非常清楚，《人生》是自己创作难以逾越的横杆。《人生》走红时，路遥才三十出头，正处于精力旺盛的文学创造期，他怎能躺在功劳簿上享受余生？路遥是位心性要强且格外理性的作家，他在无数焦虑失眠的夜晚警告自己，必须摆脱热闹的“广场式生活”，进行新的文学创作，一定要跨越《人生》这个横杆。

    事实上，路遥不是没有担心。他最长的作品就是十三万字的《人生》，这充其量是部篇幅较大的中篇小说，他缺乏长篇小说创作经验。而长篇小说尤其是多卷小说的创作，既需要文学才情，更需要不懈的坚持；既需要合适的创作技巧，也需要合适的题材。长篇小说应该是一位作家胆识才力与意志力的综合体现。对此，路遥十分清楚。他不愿躺在成绩簿上生活，他认识到，“如果不能重新投入严峻的牛马般的劳动，无论作为作家还是作为一个人，你的生命也就将终结”。

    他决定到毛乌素大沙漠去走一遭，在那里进行自己新创作的“誓师”。毛乌素大沙漠在陕北的北部，与蒙古高原相连接，天然地形成了中国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分界线。路遥自从年轻时到过毛乌素沙漠后，他就迷恋上这里的一切，对毛乌素沙漠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路遥在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真实地记录了他对毛乌素沙漠的理解：

    无边的苍茫，无边的寂寥，如同踏上另外一个星球。嘈杂和纷乱的世俗生活消失了，冥冥之中似闻天籁之声。此间，你会真正用大宇宙的角度来观照生命，观照人类的历史和现实。在这个孤寂而无声的世界里，你期望生活的场景会无比开阔，你体会生命的意义也更会深刻。你感到人是这样渺小，又感到人的不可思议的巨大。你可能在这里迷路，但你也会廓清许多人生的迷津。在这开阔的天地间，思维常常像洪水一样泛滥。而最终又可能在这泛滥的思潮中流变出某种生活或事业的蓝图，甚至能够明了这些蓝图实施中的难易点以及它们的总体进程。这时候，你该自动走出沙漠的圣殿而回到纷扰的人间。你将会变为另外一个人，无所顾忌地开拓生活的新疆界……

    是的，作为对象化的客体在作家的审美中已经投注了作家的主体情感，赋予了作家的情感与思考，而不再单纯是一个无生命的存在物。路遥眼中的毛乌素沙漠，是其观照自己生命质量的一面镜子，是其顿悟人生的一个道场，是一块进行人生禅悟的净土！正是有这样的深刻认识，每当面临命运的重大抉择，尤其是面临生活和精神的严重危机时，路遥都会不由自主地走向毛乌素沙漠，在那里补充生命的能量。

    这不，路遥在人生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候，再次背上行囊从省城出发，北上陕北榆林，直扑毛乌素沙漠。路遥明白，这次到毛乌素沙漠不仅仅是朝拜，更是要在那里郑重宣誓，告别过去，开启未来。“那么，就让人们忘掉你吧，让人们说你已经才思枯竭。你要像消失在沙漠里一样从文学界消失，重返人民大众的生活，成为他们中间最普通的一员。要忘掉你写过《人生》，忘掉你得过奖，忘掉荣誉，忘掉鲜花和红地毯。从今往后你仍然一无所有，就像七岁时赤手空拳离开父母离开故乡去寻找生存的道理……”

    路遥来到毛乌素沙漠后，在这个空阔的大沙漠里想到了很多很多，他想到准备创作的这部长篇小说可能将耗费数年，但他必须甘于寂寞，甘于在文坛上“消失”；他甚至还想到可能要承受青春乃至整个生命的失败……种种心绪浮出脑际，种种问题又被他一一排除。在这次孤独的沙漠宣誓仪式中，路遥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用尽全部心血创作一部属于自己最高水平的长篇小说。他认为，“只有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人才有可能成就某种事业” 。他这个人就是神圣文学的信徒，他要从一无所有的毛乌素沙漠郑重出发，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目的地迈进。

    这次沙漠誓师，是1983年的事。之后，路遥便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创作长篇小说的准备工作中去了。五年之后，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问世了。这部作品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平凡的世界》，许多城市还出现了排队购买这部作品的现象。1991年3月，《平凡的世界》荣获中国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路遥终于向文坛证明，他是可以超越《人生》这座高峰的！

（节选自厚夫《路遥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路遥（1949－1992），中国当代作家，生于陕北清涧县一个农民家庭，其代表作《平凡的世界》以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展现了改革时代中国城乡的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大变迁。（百度百科）②什么是人生？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只有选定目标并在奋斗中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虚掷，这样的生活才是充实的，精神也会永远年轻。（路遥《平凡的世界》）

田家炳传——美满家庭

    处难处之事愈宜宽处，难处之人愈宜厚处，至急之事愈宜缓处， 至大之事愈宜平处，疑难之际愈宜无意。淑芳长女勉之。

    这是1975年春，田家炳给远在异国读书的长女田淑芳的信。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田家炳在子女教育中体现的做事与做人的准则。

    田家炳1919年出生于广东梅州，16岁辍学经商，不到20岁便只身闯荡南洋，不到25岁，便经历丧父、失兄、两次财产被日本侵略者剥夺，但他没有被这些困难打倒，仍兢兢业业努力创业，秉承父亲玉瑚公的“勤、俭、诚、朴”的“家训”，以《治家格言》为修身立命之本，最终成就大业。

    田家炳牢记父亲的教导，更从乡亲们对父母亲的态度上，看到了父母的人格魅力，并不止源于言传。父亲教育他要珍惜身体，不挑食，不浪费，父亲自己也吃带皮的红薯，捐钱修路，母亲亲自挑土背砖，一点都不比男人干的少；父亲为调节乡亲的矛盾，自己出钱设和好酒，这些，比父亲说几倍的话的都有用，这烙在田家炳心中。为人父以后，田家炳除了不抽烟、不喝酒、不赌钱外，他的一言一行，都非常严谨检点。

    田家炳从小在父亲的亲自照料下成长，父亲所教导他，尽“孝”，一是要孝敬父母之心，二是孝敬父亲之身，孝的前提是敬。自己有了孩子之后，他教育孩子首先要对父母要敬，即敬父母之心，然后才是敬父母之身，这才是孝顺。田家炳定居香港时，已有九个儿子，两房太太，还有老父母，这一家十几口，田家炳是家长，他深知要让孩子们孝敬，自己必须以身作则。他对母亲照顾是无微不至，亲自端汤盛饭，问寒问暖，孩子们都看在眼里，因此，对祖母也是孝敬有加。

祖宗虽远，敬穆之心不可不存。每年过年，全家团聚之夜，田家炳都要亲自拜祖。后来子女们都信了基督，田家炳就不要求他们对祖宗跪拜烧香，只要心存敬意，不拘形式。田家炳对孩子都是公正公开透明的，一视同仁。田家炳不管在外面的工作压力有多大，从来没有朝佣人发火或进行指责，就这样，在田家炳的家里，十几口人，从来就没有过吵闹之声，没有听到过家里的任何人对佣人、园丁们的呵斥之声，大家和投奔来的亲戚，也相处得跟一家人似的。田家炳有香港的“橡胶大王”之称，家财万贯。可是，他四十多年来，吃的早餐就是两片全麦面包夹果酱，他教育孩子们从小爱惜粮食，不准浪费，尊重别人的劳动。田家炳作为一个住在香港最好地段的有着700平米有花园有泳池的大洋房的亿万富翁，可是，田家孩子口袋里零用钱较少，田家炳出门坐公交、地铁，一生只有四套西服，田家这样富有的大家庭，许多粗活，重活，都是自己家人亲自手做的，田家炳两位太太都是客家女子，以相夫教子为己任，总是把粗重之活往身上揽。

可是，田家炳对教育可谓倾囊相助。专办公益事业的田家炳基金会1982年在香港成立20年来，在全国捐助了92所大学、166所中学、40所小学20所幼儿园和专业学校、1350间乡村学校图书室，其它惠及民生项目数百宗，田家炳的九个孩子，没有一个对田家炳捐资、卖房子有疑义，没有一个抱怨田家炳没有留财产给他们，2001年，当八十三岁的田家炳毅然卖屋助学，田太太也理解支持他。就是这样，田家炳坚信“留财予子孙，不如积德予后人”的古人遗训。认为留给子女的财产太多，反而削弱子女吃苦的能力及向上的奋斗心。他相信留给子女的应该是“知识”（接受高等教育，田家炳的五个儿子和四个女儿，都是在香港读完中学才到外国读大学）和“志气”（不倚赖父母，要他们创立自己的事业，懂得做人处世，得到别人的尊重与信赖）。

    田家炳毅然放弃当年在印尼蒸蒸日上的事业，全家移居人地两生的香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让孩子们接受中华文化的教育。他教育孩子从小就要学讲“客家话”，常常用“宁卖祖宗田，莫卖祖宗言”勉励子女。

    田家炳深知健康是人生重大的财富，关系到个人的生活丰盛和事业发展。在几十年的人生经历中，注意健康饮食和做适量运动，非常自律，风雨不改。田家炳90多岁了，身体依然那么健康，他认为养身，首先是要是养心，养生，首先要做到心安理得，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心安了，不管吃什么，都会转化成营养被身体吸收利用，如果心不安，总做坏事，不管吃什么山珍海味，都不会化成对身体有利的营养的，这就是田家炳独特的养生之道！

    田家炳不仅是物质上的亿万富翁，更是精神上的亿万富翁，他的这笔财富，不仅给现世人带来福祉，更会泽被后世，使他成为一代贤圣。

记傅雷

杨绛

    说起傅雷，总不免说到他的严肃。有一次，几个客人在客厅里谈得热闹，阵阵笑声，傅雷自己也正笑得高兴。忽然他灵机一动，蹑足走到通往楼梯的门旁，把门一开，只见门后哥哥弟弟背着脸并坐在门槛后面的台阶上，正缩着脖子笑呢。傅雷一声呵斥，两个孩子在登登一阵凌乱的脚步声里逃跑上楼。梅馥忙也赶了上去。在傅雷前，她是抢先去责骂儿子；在儿子前，她却是挡了爸爸的盛怒，自己温言告诫。等他们俩回来，客厅里渐渐回复了当初的气氛，但过了一会儿，在笑声中，傅雷又突然过去开那扇门，阿聪、阿敏依然鬼头鬼脑并坐原处偷听。这回傅雷可冒火了，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只听得傅雷厉声喝，夹杂着梅馥的调解和责怪：一个孩子想是哭了，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傅雷回客厅来，脸都气青了。梅馥抱歉地为客人换上热茶，大家又坐了一会儿，辞出，不免叹口气：“唉，傅雷就是这样！”

    有人说傅雷“孤傲如云间鹤”；傅雷却不止一次在钟书和我面前自比为“墙洞里的小老鼠”。傅雷的自比，乍听未免滑稽。但傅雷这话不是矫情，也不是谦虚。我想他只是道出了自己的真实心情。傅雷曾告诉我们：某某“朋友”昨天还在他家吃饭，今天却在报纸上骂他。这种事不止一遭。傅雷讲起的时候，虽然眼睛里带些气愤，嘴角上挂着讥诮，总不免感叹人心叵测、世情险恶，觉得自己老实得可怜，孤弱得无以自卫。他满头棱角，动不动会触犯人；又加脾气急躁，止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圆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书斋；他也像老鼠那样，只在洞口窥望外面的大世界。他并不像天上的鹤，翘首云外，不屑顾视地下的泥淖。傅雷对国计民生念念不忘，只潜身书斋，作他的翻译工作。

    傅雷爱吃硬饭。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儿那样僵硬、干爽；软和懦不是他的美德，他全让给梅馥了。朋友们爱说傅雷固执，可是我也看到了他的固而不执，有时候竟是很随和的。他有事和钟书商量，尽管讨论得很热烈，他并不固执。他和周煦良同志合办《新语》，尽管这种事钟书毫无经验，他也不摈弃外行的意见。他有些朋友批评他不让阿聪进学校会使孩子脱离群众，不善适应社会。傅雷从谏如流，就把阿聪送入中学读书。

    一九五四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显然也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这就触怒了许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平心说，把西方文字译成中文，至少也是一项极繁琐的工作。译者尽管认真仔细，也不免挂一漏万，译文里的谬误，好比猫狗身上的跳蚤，很难捉拿净尽。假如傅雷打头先挑自己的错作引子，或者挑自己几个错作陪，人家也许会心悦诚服。假如傅雷事先和朋友商谈一下，准会想得周到些。

    傅雷对于翻译工作无限认真，不懈地虚心求进。他经常写信和我们讲究翻译上的问题，具体问题都用红笔清清楚楚录下原文。傅雷从不自满——对工作认真，对自己就感到不满。他从没有自以为达到了他所悬的翻译标准。他曾自苦译笔呆滞，问我们怎样使译文生动活泼。他说熟读了老舍的小说，还是未能解决问题。我们以为熟读一家还不够，建议再多读几家。傅雷怅然，叹恨没许多时间看书。有人爱说他狂傲，他们实在是没见到他虚心的一面。

    傅雷翻译传记的时候，是在“阴霾遮蔽整个天空的时期”。他要借伟人克服苦难的壮烈悲剧，帮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他要宣扬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可是，智慧和信念所点燃的一点光明，敌得过愚昧、褊狭所孕育的黑暗吗？对人类的爱，敌得过人间的仇恨吗？向往真理、正义的理想，敌得过争夺名位权利的现实吗？为善的心愿，敌得过作恶的力量吗？傅雷连同他忠实的伴侣，竟被残暴的浪潮冲倒、淹没。可是谁又能怪傅雷呢。他这番遭遇，对于传记里所宣扬的人道主义和奋斗精神，该说是残酷的讽刺。但现在这五部传记的重版，又标志着一种新的胜利吧？读者也许会得到更新的启示与鼓励。傅雷已作古人，人死不能复生。可是被遗忘的、被埋没的，还会重新被人记忆起来，发掘出来。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本文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傅雷，一代翻译巨匠，多艺兼通，在绘画、音乐、文学等方面，均显示出独特的高超的艺术鉴赏力。译著有《托尔斯泰传》《米开朗琪罗传》《贝多芬传》《约翰·克利斯朵夫》《恋爱与牺牲》《人生五大问题》《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幻灭》《贝姨》等。“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红卫兵抄家，受到连续四天三夜批斗，罚跪、戴高帽等各种形式的凌辱，被搜出所谓“反党罪证”。因受政治迫害，夫妇二人于1966年9月3日晨含冤自杀身亡。1979年4月，得以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②（他人对傅雷的评价）朱梅馥：“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一贯的秉性乖戾、嫉恶如仇是有根源的。修道院似的童年，真是不堪回首。到成年后，孤军奋斗，爱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旧传统和杀人不见血的旧礼教。为人正直不苟，对事业忠心耿耿。我爱他，我原谅他。”傅聪：“其实我父亲并不是天生喜欢在书斋里的，他是很关心国家的。关心世界，关心国家，关心人类。1956年的时候，他曾经真的觉得中国有希望。”画家黄苗子：“傅雷非常爱这个国家，所以对这个国家的要求也很严格。他爱他自己的文章，爱他所翻译的作家的作品，所以对它们非常认真。”③“亲爱的孩子，你走后第二天，就想写信，怕你嫌烦，也就罢了。可是没一天不想着你，每天清早六七点钟就醒，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也说不出为什么。好像克利斯朵夫的母亲独自守在家里，想起孩子童年一幕幕的形象一样，我和你妈妈老是想着你二三岁到六七岁间的小故事。”（《傅雷家书》）

告别布鞋院士  难忘一颗初心

余建斌

    “布鞋院士”，68岁的李小文1月10日离世，消息来得很突然。

    尽管他留下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会。但他离去的当晚，网络社交平台上，对他的怀念还是铺天盖地，一如他在去年因光脚穿布鞋授课而走红，成为网友口中“不起眼却身具盖世神功的扫地僧”，和大众眼中“有个性、有才华、有风骨”的科学家。

    李小文的“走红”，在于他身上折射出的巨大反差。最初的反差，是他朴素、不拘小节的打扮，与大众心目中的院士形象相去甚远；随着他被挖掘出更多极富个人魅力的生活细节，一个成就了“20世纪80年代世界遥感的三大贡献之一”，同时却又极为淡泊名利、执着科研的科学家形象，与人们印象中被浮躁风气浸染、公信力有所消解的科学圈形成了又一个反差。可以说，李小文个体的“出现”，实际上激荡起了社会群体潜意识的涟漪，乃至被认为有助于重塑科学界的榜样和信心。

    客观地讲，由于近年来学界出现的一些杂音，科学家的形象多少被打了折扣，长大后做一名科学家也逐渐不是小孩子们脱口而出的梦想。尽管如此，普通公众还是会对真正的科学家肃然起敬，为难以理解的科学奥秘而着迷，对科学的向往和情结依然牢固。

    一大批包括李小文在内的科学家，一直是承载这种理想标杆的坚实基础。刚刚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的89岁的于敏院士，曾隐姓埋名三十载，“两弹一星”元勋的称号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大的社会知名度，他觉得“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92岁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的植物学家吴征镒说，“我感觉到学无止境，后来居上。”孙家栋院士则只给自己打了及格分……每一位做出大成就的科学家，从事的领域、个人的性格难说相似，但求真务实的态度往往相似。“布鞋院士”最吸引人的地方，自然不是科学家的朴素，而是科学家的专注。

    有人用“纯粹”来形容和赞美李小文，但对李小文自己来说，他的生活态度和工作态度更可能是习惯，是兴趣，是爱好。只是爱“酒里乾坤，三杯两盏淡酒间与学生趣谈诗书武侠”，爱用“黄老邪”之名在博客上写写涂涂，在自己的科学天地与人小过几招。“布鞋院士”盛名之下，仍是一个喜欢光脚穿布鞋的“技术宅男”。他遵从的，只是自己的“一点素心”，一颗初心，无关其他高大上的形容词。

    李小文的一名博友说，李小文多少有些魏晋文人的风骨，而这种风骨，就是现在学术界缺少的真性情，是学者本分的回归和做学问应有的那种心态。

    李小文大学时期的校友戴绍基说，李小文的言行，维护了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本色、随性，这种影响甚至比他在遥感领域作出的贡献更可贵。

    就在几天前，1月7日，李小文以高票当选北京师范大学第六届“感动师大”新闻人物。由于他酷爱阅读金庸小说，颁奖词也颇具武侠风：“一点素心，三分侠气，伴你一蓑烟雨任平生。”当时他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但想必是乐意听到这样的评价的。

（选自2015年1月12日《人民日报》《新京报》）

相关链接：①李小文1947年3月2日生于四川自贡，中国科学院院士，专长于遥感基础理论研究，李小文—Strahler几何光学学派的创始人，硕士论文被列入国际光学工程协会“里程碑系列”，在国内外遥感界享有盛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也是973项目“地球表面时空多变要素的定量遥感理论及应用”的首席科学家。（摘自《新京报》）②他有自己的一套金钱观，认为钱的作用在本质上是“非线性和非单调性”的。对比较贫困的青年学生来说，很少一点钱，也许就能帮助他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或是拯救一条生命，产生比较好的社会效益。几年前，李小文拿出李嘉诚基金会奖励自己的钱，在母校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设立了以其长女命名的“李谦”奖助学金。对于这项奖助学金，李小文解释“自己有口酒喝，就感觉进了‘非线性区’，没什么负担，就捐了”。（摘自《中国教育报》）

“教我如何不想他”

    提到赵元任，不得不提他的语言天才。他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是天才的语言学家。他不仅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更是世界知名的语言学家。

    赵元任原籍江苏常州，1892年生于天津。他从小就显露出语言天才，各种方言一学就会。几乎每到一地，他都能很快学会当地的方言。有一次，他同客人同桌就餐，这些客人恰好来自四面八方，他居然能用八种方言与同桌人交谈。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赵元任担任翻译，每到一地，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在途中，他向湖南人学习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当地人跑来和他称“老乡”。

    1926年，在赵元任与梁启超两位导师指导下，王力完成了他的论文《中国古文法》，论文后注有一句附言：“反照句、纲目句，在西文中罕见。”赵元任批语道：“删！——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在赵元任先生看来，西文包括的语言种类很多，没有精通所有西文的文法，不应该轻易下这样的结论。

    虽然按照导师的意见删去了附言，但对“言有易，言无难”这句话的深刻思想，王力还没有完全明白。后来王力在论文《两粤音说》中提出“两粤没有撮口呼”，依据是他的家乡话博白话没有撮口呼。但1928年赵元任先生到广州进行方言调查时发现，广州话有撮口呼，马上就给王力写信，信中以“雪”字为例，说明广州话有撮口呼，《两粤音说》中的结论错了。据王力本人回忆，他这才发现自己的论文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论文题目本身有问题，调查方言要一个一个地点去调查，不能把两粤作为一个整体来调查；第二，由博白话没有撮口呼推断两粤没有撮口呼，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至此，王力才真正理解了“言有易，言无难”这六个字的分量，并从此将赵元任先生的这六个字作为座右铭。

    美国语言学家裘斯1957年曾赞誉说：“赵元任在语言上头从来没有过错误。”然而，1972年，赵元任写了一篇题为“回想我在语言上犯过的错误”的幽默诙谐的演讲稿，坦陈自己在语言学习和研究过程中走过的弯路，作为对老朋友过誉的回应。

    他曾经觉得语言的分布是跟着地理政治上的分界走的。有一年到欧洲旅行，他就无形中假定一国说一种话，或是一区说一种话。他开车在瑞士玩，因为第二天准备送车去检修，晚上住下来后就先用小字典查了汽车各部分的德文名称。没想到第二天修车的跟他讲的是法国话，这把他急坏了。赵元任说：“那不行。晚上用功用的是德文功，这车非得用德文来修不成。”这次欧洲旅行给他的印象很像坐着长江的轮船从上海到重庆，一路停一个码头变一点口音，很难说一个方言到什么地方为止，另一个方言从什么地方开始。也就是说，语言或方言的分布并没有明确的地理政治分界线。

    赵元任是个纯粹的学者，打心底里喜欢钻研学问。他学习数学、物理、哲学、语言等多个学科，而这一切都源于兴趣。纯粹，意味着心无杂念。他有他的抗拒，他害怕行政事务，终生不愿意当官，只愿埋头学问。

    然而，他并不是一个无趣的人，他同样有着深厚的“文人气”，知道如何去寻找生命中的美好和快乐。他曾告诉儿女们，自己研究语言学只是为了“好玩儿”，所以学得再多也不会成为负担；在他那里音乐也是真实的享受，大学时代，无论主修哪一门功课，他总要辅修音乐课程。他创作了百余首歌曲、钢琴曲，最为人熟知的是那首刘半农填词、他作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世间很少再有如赵先生一般的人，“教我如何不想他”！

（摘编自潘冬《赵元任：走到哪儿都是“老乡”》、苏金智《言不得过实，实不得延名》等）

相关链接：①赵元任绝对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大师，他还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位值得尊敬和钦佩的人文学者。他具备了当代一个人文学者的所有特征：尊重人的价值，培养并训练人的技能——科学的技能和艺术的技能，富于人情味和人道主义精神，还常常带着教人愉快的幽默感。（陈原《赵元任全集·前言》）②他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美国留学期间对数学、物理、哲学等学科有过专门的学习。他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既有西方现代科学精神的影响，也深受我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影响。他从事现代语言学研究重视语言事实的实地调查，重视对语言材料的鉴别和归纳分析，不说没有根据的话。（苏金智《赵元任研究语言学的实事求是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