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纤绳

钱国丹

弟弟打电话来，说母亲一跤摔了个脑震荡，休克了半个月都不曾苏醒，医生说很可能会变成植物人。

我的心一点一点地往下沉。我知道，再好再强壮再叱咤风云的人物，也斗不过岁月无情和造化捉弄，何况我的平民母亲？

母亲的刻苦，母亲的为人，方圆百里有口皆碑，如今她年过八旬，又是种菜又是栽花，把家里收拾得纤尘不染。这一次，她就是给邻居送丝瓜的路上，被一条狼狗冲了个仰面朝天的。

我一直以为，婚姻就是一根纤绳，把夫妻二人拴在一起。或者说它拴在“当家的”身上，拖着的是“家庭”这只船，虽然也有“荡悠悠”的风光，但更多的却是责任，是奋力“背纤”。

①传统的中国家庭，都是男人背的纤。

我的父亲是音乐教师。他天赋极好，填词作曲、吹拉弹唱都行。当年的父亲还是个热血青年，抗日救亡啊，解放战争啊，他用音乐来冲锋陷阵，奔波在白色恐怖的敌后。那些年，母亲总是提心吊胆，一家人过着聚少离多的日子。

最温馨的记忆，要算我6岁那年的春天。刚刚代表人民政府接收完柳市小学的父亲，踩着那架咕哒咕哒的旧风琴，教我唱“解放区的天”，母亲则在一旁，很幸福地看着。可谁又能料想得到，余音绕梁词犹新，父亲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关进了大牢。那一年，他还不满29岁。

父亲的纤绳戛然而断，我们家顿时就橹折舵裂。母亲义无反顾地拾起断绳，用女人柔弱的肩，背起了全家九口的纤绳，开始了艰苦跋涉。父亲的冤案长达31年，这31年，多少风浪，多少险滩，母亲的船没有沉没，没有触礁，她以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把父亲、把我们兄弟姐妹7人，一个个送到安全的岸上。

如今母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她双目紧闭，知觉全无，浑身上下插满了管子。她显得那么苍老，那么衰弱，几茎枯槁的白发在空气中微微颤动。

②床边不缺人。子孙、亲戚、友人、学生，走了一拨，又来一拨，使得单人病房像过节似的热闹。寸步不离守候着的是我的父亲。父亲非常镇静，非常安宁，那是种大彻大悟的宁静。我知道，母亲如果永远睡着，父亲将重新背起纤绳，牵着母亲双双走向永恒。

父亲一边抚着母亲那只因扎针而淤血的胳膊，一边贴近她的耳边，呼唤着：阿莲，醒醒，阿丹来了。

母亲没有反应。

父亲已经呼唤了半个月了，母亲仍旧浑浑沌沌。父亲不气馁，他说，阿莲，我们唱歌。母亲当然不会唱，父亲独自哼了起来，《小白杨》、《为了谁》、《回娘家》，一曲又一曲。

我忽然觉得，纤绳已变成一根拔河的绳子，站在这一边的是我的父亲，而那一边的却是威力无边的死神。

时间在父亲的歌声中缓缓流淌。那天下午，阳光明媚，外面突然鼓乐大作，原来是医院墙外的一对年轻人在举行婚礼，喇叭啊，锁呐啊，张扬着疯狂的《纤夫的爱》。爸对妈说：阿莲，我们也唱《纤夫的爱》。墙外的音乐如火荼，爸爸合着节拍唱着：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

奇迹出现了：妈妈那条刚刚挂好大针的手一动，又一动，然后，那胳膊便伸出了被窝，跟着音乐的节奏，缓缓摆动。妈的嘴也开始翕动，幅度极小，没有声音，父亲凑近了她，听着，听着，身子一挺，兴奋地说：醒了，你妈她醒过来了，她在唱歌呢。 

这场拔河比赛，父亲赢了。 

两位耄耋老人，两颗白发苍苍的脑袋，他们唱着，把一首轻佻的歌，唱出生死悲壮，唱出地久天长。

                                         （选自钱国丹散文集《踏歌的麻雀》）

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

    ①长沙第一师范对毛泽东的成长无疑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在这里，毛泽东度过了他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

    ②青年人求学，大多喜欢谈立志。毛泽东认为，离开真理来谈立志，只是对前人中有成就者的简单模仿。真正的立志，首先是寻找真理。1915年9月，在给好朋友萧子升的信中，他提出有“为人之学”“为国人之学”“为世界人之学”。看来，心系社会，苦学砺志，是这位师范生当时最基本的自我设计。

    ③在一师，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是教伦理学的杨昌济。杨昌济，长沙板仓人，1903年留学日本，六年学成后又赴英国修学三年，然后游历德国、瑞士。归国后，数次辞谢做官而从学，把教书育人看作自己的天职。他在一师讲修身课时，要求学生“高尚其理想”，鼓励他们要“奋斗”，“有朝气”，“有独立心”，能“立定脚跟”，而办事又要“精细”，“小不谨，大事败矣”。对学问，他认为要“贯通今古，融合中西”，自己要有分析的批判的精神。毛泽东很喜欢杨昌济的课，还时常去他的家里讨论问题。他自称：“近年来有所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除杨昌济外，毛泽东还常到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等老师那里去求学解疑。这在黎锦熙1915年的日记中有多处记载，所谈内容有“读书方法”，“在校研究科学之术”，也有“改造社会事”。

    ④在学校的课程中，毛泽东把重点放在修身、哲学、国文、历史和地理等几门上，对数学、图画不花很多精力。他给朋友的信中说：“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绪……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他每天总是在天色微明时就起身，晚上熄灯后还借外面一点微弱的灯光苦读，从不肯浪费半点时间，而且持之以恒。从先秦诸子到本省的县志，他都认真地研读。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开列了77种古代经、史、子、集的著作，说“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

    ⑤作为湖南人，毛泽东这个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选择，深受湘学士风的影响。湖南历来注重兴办书院，许多著名学者曾在岳麓和城南等书院讲过学。学子们历代相传，不断阐发，到了晚清，形成以推崇性理哲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为基本特征的湘学士风。在这种风气熏陶下，湖南学人大多关心世事，热衷于投身政治活动，涌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从而使湖南成为近代以来最有朝气的省份之一。年轻的毛泽东，自然受到这一浓厚的文化土壤的强烈感染。湖南一师规定的《教养学生之要旨》里，专列一条：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事，察社会之情状。毛泽东在《讲堂录》里记下不少这方面的言语，如：“实意做事，真心求学”；“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

    ⑥耳濡目染，手写心记，强化了毛泽东对社会实际的重要性的认识。他常对同学们讲，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这无字之书，就是实际的社会。1917年暑期，他邀了当时已从一师毕业、在楚怡小学教书的萧子升，各带一把雨伞、一个挎包，装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和文房四宝，外出“游学”。毛泽东他们没带分文，历时一个多月，走了九百多里路，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不少乡镇。途中，结交了农民、船工、财主、县长、老翰林、劝学所所长、寺庙方丈各色人等，写了许多笔记。这样的“游学”，毛泽东在校期间还进行过几次。第二年春天，他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了半个多月。他日后养成的调查研究作风，从这里已可看出些端倪。

    ⑦中国社会这时正处在剧烈的动荡中。在一师期间，毛泽东总共花了160块钱左右，大约有三分之一用在订阅报刊上面。和同学们谈起时事，他总是有条有理，了如指掌，并且往往充满着激情。于是就有了“时事通”的外号。这更加深了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⑧1918年，毛泽东从长沙一师毕业，结束了五年半修学储能的师范生时代。此时的中国，一场急风暴雨就要来临。

（节选自金冲《毛泽东传》）

怀念于北山先生

莫砺锋

    ①于北山先生出生于河北霸县的一个农家，幼年就读私塾，抗战时投笔从戎。1950年起先后在南京市第九中学、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和南京师范专科学校任教。尽管课务繁重，生活艰辛，但他始终坚持从事著述。请看他在儿子心中留下的背影：“居所并不宽敞，书房与卧室连为一体，夜半醒来，总见家君伏案写作之铁铸身影，总见家君以微笑回答我与家母的劝语。”就在这样的艰苦环境里，于先生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从事《陆游年谱》的撰写。

    ②《陆游年谱》刚刚定稿，于先生就马不停蹄地开始《杨万里年谱》《范成大年谱》的撰写和修订。没想到一场浩劫突然降临，他在红卫兵的关押下失去自由，家里也屡遭抄掠。要是《杨万里年谱》的书稿被红卫兵发现，肯定会被焚为灰烬，还会成为于先生“宣扬封建文化”的又一条罪证。这部长达50万字，装订成10册的原稿得以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完全是于先生夫人马熙惠女士的功劳。对此，于先生在《杨万里年谱》的后记中有深情的回忆：“那时，熙惠在家，老病缠绵，只身苦撑灾难。在日日夜夜担心我的生死问题之外，同时暗下决心，保护这部书稿，不忍轻易地让它化为劫灰。因为她深深知道，我为它经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几年如一日的精神消耗，心血凝聚，是得来不易的。几经考虑，索性把它投掷于走廊上煤炉旁边的火具筐内，覆以破纸杂物，与竹头木屑为伍。几年中，‘造反派’常是不速之客，但贪婪攫取的目光，却从来不屑扫射这个破筐。就这样，这部书稿才幸逃恢恢劫网，成了我仅存的青毡故物。”

    ③1978年，于先生调入淮阴师专中文科，总算恢复了与古典文学相关的工作岗位。此时大地回春，万象复原，从事学术研究不再是一项罪行了。于先生带着兴奋的心情重新开始著述，他赠给本校同仁周本淳教授的诗中有句云“天禄陈编资校理，喜看奋笔答明时”，明要与后者以此共勉。于先生恢复了横遭压抑十余年的热情和勤奋，在生命的最后九年中，争分夺秒地对三种年谱进行大幅度的增补、订正。例如早已出版并广受好评的《陆游年谱》，他重写、改写的按语竟多达400余条，真正做到了精益求精。《杨万里年谱》的原稿在家中搁置多年，字迹已有些模糊不清，就在增补的同时重新誊录。

    ④予生也晚，从未见过于北山先生。《于北山年谱著作三种》三册书的封二勒口都印着他的半身小照，红彤彤的脸膛，结实的身板，颇像一位老农。其面部神情也颇似老农，憨厚、和蔼地微笑着，但掩不住岁月风霜的痕迹。于先生自称“幽燕之士钝如槌”，自属谦词，但也堪称夫子自道。在我看来，“钝如槌”意味着鲁钝、质朴，也意味着诚实、坚强。惟其“钝如槌”，于先生从事著述绝无功利目的，而是发于对学术的衷心热爱，否则的话，在那个“白专道路”成为畏途的时代，身为中学教师的他何必要冒着风险自讨苦吃？惟其“钝如槌”，于先生治学时绝不投机取巧，而是扎扎实实地下笨功夫，否则的话，三部书稿何以耗费三十多年的心血？惟其“钝如槌”，于先生下笔时绝无哗众取宠之心，而是实事求是地撰写古代诗人的“实录”，否则的话，以先生掌握材料之富，理解文本之透，为何不像时人这般写出一堆“宏论巨著”？惟其“钝如槌”，于先生将曾获前辈学者罗根泽、汪辟疆先生指导之事在后记中郑重道出，否则的话，三书出版时两位前辈早已作古，当年请益之事，除于先生本人外又有何人知晓？……《于北山年谱著作三种》合在一起，厚约三寸这与时下某些动辄“著作等身”的学者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于北山先生生前从未获得任何“项目”的支持，也未获得任何级别的奖励，这与时下某些项目无数、获奖频频的学者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真正推动学术前进的却是前者而决非后者。兴念及此，我凝视着于北山先生的小照，崇敬之意从内心深处油然而起。

（有删改）

木笛

赵恺

南京乐团招考民族器乐演奏员，其中有一名木笛手。

应试者人头攒动，石头城气氛热烈——这是一个国际级乐团，它的指挥是丹麦音乐大师，这位卡拉扬的朋友长期指挥过伦敦爱乐乐团。

招考分初试、复试和终试三轮。两轮过后，每一种乐器只留两名乐手，两名再砍一半，二比一。 终试在艺术学校阶梯教室。房门开处，室中探出一个头来。探身者说：“木笛，有请朱丹先生。” 声音未落，从一排腊梅盆景之间站起一个人来。修长、纤弱，一身黑色云锦衣衫仿佛把他也紧束成一棵梅树。衣衫上的梅花，仿佛开在树枝上。走进屋门，朱丹站定，小心谨慎地从绒套中取出他的木笛。之后，他抬起头，他看见空濛广阔之中，居高临下排着一列主考官。主考席的正中，就是那位声名远播的丹麦音乐大师。

大师什么也不说，只是默默打量朱丹。那种神色，仿佛罗丹打量雕塑。 半晌，大师随手从面前的一叠卡片中抽出一张，并回头望了一下坐在身后的助手。助手谦恭地拿过卡片，谦恭地从台上走下来，把那张卡片递到朱丹手中。 接过卡片，只见上面写着——在以下两首乐曲中任选一首以表现欢乐：1．贝多芬的《欢乐颂》；2．柴可夫斯基的《四小天鹅舞》。看过卡片，朱丹眼睛里闪过一丝隐忍的悲戚。之后，他向主考官深深鞠了一躬。抬起眼睛，踌躇歉疚地说： “请原谅，能更换一组曲目吗?”这一句轻声话语，却产生沉雷爆裂的效果。主考官们有些茫然失措起来。

片刻，大师冷峻发问：“为什么?”

朱丹答：“因为今天我不能演奏欢乐曲。”

大师问：“为什么?”

朱丹答：“因为今天是12月13日。”

大师问：“12月13日是什么日子?”

朱丹答：“南京大屠杀纪念日。”

久久。久久。一片沉寂。

大师问：“你没有忘记今天是什么考试吗?”

朱丹答：“没有忘记。”

大师说：“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艺术前途应当懂得珍惜。”

朱丹答：“请原谅……”

没等朱丹说完，大师便向朱丹挥了挥手，果决而又深感惋惜地说：“那么，你现在可以回去了。”听到这句话，朱丹眼中顿时涌出苦涩的泪。他流着泪向主考席鞠了一躬，再把抽出的木笛轻轻放回绒套，转过身，走了。

入夜，石头城开始落雪。 没有目的，也无需目的，朱丹追随着雪片又超越雪片，开始他孤独悲壮的石头城之别。朱丹不知不觉地走到鼓楼广场。穿过广场，他又走向坐落在鸡鸣寺下的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碑。

临近石碑是一片莹莹辉光，像曙光萌动，像蓓蕾初绽，像彩墨在宣纸上的无声晕染。走近一看，竟然是孩子方阵。有大孩子，有小孩子；有男孩子，有女孩子；他们高矮不一，衣着不一，明显是一个自发的群体而不是一支组织的队伍。坚忍是童稚的坚忍，缄默是天真的缄默，头上肩上积着一层白雪，仿佛一座雪松森林。每个孩子手擎一支红烛，一片红烛流淌红宝石般的泪。

纪念碑呈横卧状，像天坛回音壁，又像巴黎公社墙。石墙斑驳陆离，像是胸膛经历乱枪。

顷刻之间，雪下大了。雪片密集而又宽阔，仿佛纷纷丝巾在为记忆擦拭锈迹。 伫立雪中，朱丹小心谨慎地从绒套中取出木笛，轻轻吹奏起来。声音悲凉隐忍，犹如脉管滴血。寒冷凝冻这个声音，火焰温暖这个声音。坠落的雪片纷纷扬起，托着笛声在天地之间翩然回旋。

孩子们没有出声，孩子们在倾听，他们懂得，对于心语只能报以倾听。

吹奏完毕，有人在朱丹肩上轻轻拍了一下。回头一望，竟然是那位丹麦音乐大师。大师也一身雪白，手中也擎着一根燃烧的红烛。朱丹十分意外，他回身向大师鞠躬。大师说：“感谢你的出色演奏，应该是我向你鞠躬。现在我该告诉你的是，虽然没有参加终试，但你已经被乐团正式录取了。”朱丹问：“为什么?”大师略作沉默，才庄重虔敬地说：“为了一种精神，一种人类正在流失的民族精神。”说完，大师紧紧握住朱丹的手。朱丹的手中，握着木笛。

宇宙是唯一的吗？

吴炎

20世纪70年代，一些科学家提出了一种假设，即我们的宇宙只不过是许多宇宙之一，生命就在其中一切条件都恰好适宜的宇宙中出现。到了20世纪80年代，现代宇宙学中的某些理论则证明，英国科学家发现了另一个“宇宙”在我们的宇宙中遗留的痕迹，他们认为有可能证明了多元宇宙的存在。

“宇宙膨胀”产生更多宇宙？

科学家通过宇宙大爆炸遗留下来的辐射证实，宇宙曾经历过一个转瞬即逝的超高速扩张阶段，科学家将这个阶段称为“暴涨宇宙”模型。简单地说（远小于1秒）内，将其体积瞬间扩大，就像吹气球一样。而如果膨胀的速率稍微改变一点儿，许多科学家开始怀疑“暴涨宇宙”模型。他们提出，我们现在观测到的宇宙空间，在宇宙之外还存在无数个泡沫，也就是说，每个宇宙都经历了一次大爆炸，它们都是在大爆炸中诞生的，并不是说所有的宇宙都能“存活”下来，只要将大爆炸的“参数”进行细微的调整

多元宇宙论的观点

支持“宇宙永恒膨胀论”的科学家认为，我们所在的宇宙只是多个更大宇宙中的其中之一，不管是我们的宇宙还是其他的宇宙都处于不停地膨胀当中，此观点也被称为“多元宇宙论”。其他宇宙的特性与我们的存在差异，但与我们所处的宇宙共存。虽然“宇宙膨胀说”仍然没有切实的理论模型，的确可以有若干宇宙以不同的速率同时膨胀。在这个更为广大的“多元宇宙”中，我们的“宇宙”只不过是极渺小的一个单元罢了。其他的宇宙中可能无法产生银河系、恒星、行星和生命，同时修改若干常量或定律，组合得出的物理学定律体系与我们的条件大相径庭，甚至可以有生命在其中诞生。

另一个“宇宙”被发现的证据

英国科学家罗杰•彭罗斯称已经发现了宇宙大爆炸之前还存在另一个宇宙的证据。他在对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研究中，发现了神秘的同心圆现象，可以认为宇宙诞生之前还有宇宙，一共发现了12个同心圆辐射“印迹”，其中有5个圆具有特别的意义，研究人员似乎开始抛弃“暴涨宇宙”模型，“暴涨”理论认为宇宙诞生于一次大爆炸中，这种宇宙模型不仅有开端，也有结束。这一发现并不是对大爆炸理论的否定，它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大爆炸可能发生过很多次。科学家们解释说我们生活于一个“循环”的宇宙中﹣﹣我们的宇宙终结，从而产生一个新的“世代”，也就是一个新的宇宙，‘大爆炸’每一万亿年发生一次，每一次都伴随着新物质和新辐射的产生

（有删改）

白洋淀边的一次小斗争

孙犁

有一天，我送一封信到同口镇去。把信揣在怀里，脱了鞋，卷起裤腿，在那漫天漫地的芦苇里穿过。芦苇正好一人多高，还没有秀穗，我用两手拨开一条小道，脚下的水也有半尺深。

走了半天，才到了淀边，拨开芦苇向水淀里一望，太阳照在水面上，白茫茫一片，一个船影儿也没有。我吹起暗号，吹过之后，西边芦苇里就哗啦啦响着，钻出一只游击小艇来，撑船的还是那个爱说爱笑的老头儿。他一见是我，忙把船靠拢了岸。我跳上去，他说：“今天早啊。”

我说：“道远。”

他使竹篙用力一顶，小艇箭出弦一般，窜到淀里。四周没有一只船，只有我们这只小艇，像大海上飘着一片竹叶，目标很小。

老头儿爱交朋友，干抗日的活儿很有瘾，充满胜利情绪，他好打比方，证明我们一定胜利，他常说：“别看那些大事，就只是看这些小事，前几年是怎样，这二年又是怎么样啊！”

过去，他是放鱼鹰捉鱼的，他只养了两只鹰，和他那个干瘦得像柴禾棍一样的儿子，每天从早到晚在淀里捉鱼。刚一听这个职业，好像很有趣味，叫他一说却是很苦的事。那风吹雨洒不用说了，每天从早到晚在那船上号叫，敲打鱼鹰下船就是一种苦事。而且父子两个是全凭那两只鹰来养活的，那是心爱的东西，可是为了多打鱼多卖钱，就得用一种东西紧紧地卡住鱼鹰的嗓子，使它吞不下它费劲捉到的鱼去，这更是使人心酸可又没有办法的事。老头儿是最心疼那两只鹰的，他说，别人就是拿二十只也换不了去；他又说：“那一对鹰才合作哩，只要一个在水里一露头，叫一声，在船上的一个，立刻就跳进水里，帮它一手，两个抬出一条大鱼来。”

老头儿说，这两只鹰，每年要给他抬上一千斤。鬼子第一次进攻水淀，在淀里抢走了他那两只鱼鹰，带到端村，放在火堆上烧吃了。于是，儿子去参加了水上游击队，老头儿把小艇修理好，做交通员。

老头儿乐观，好说话，可是总好扯到他那两只鹰上，这在老年人，也难怪他。这一天，又扯到这上面，他说：“要是这二年就好了，要在这个时候，我那两只水鹰一定钻到水里逃走了，不会叫他们捉活的去。”

可是这一回，他一扯就又扯到鸡上去，他说：“你知道前几年，鬼子进村，常常在半夜里，人也不知道起床，鸡也不知道撒窠，叫鬼子捉了去杀了吃了。这二年就不同了，人不在家里睡觉，鸡也不在窠里宿。有一天，在我们镇上，鬼子一清早就进村了，一个人也不见，一只鸡也不见，鬼子和伪军们在街上，东走走西走走，一点食也找不到。后来有一个鬼子在一株槐树上发现一只大红公鸡，他高兴极了，就举枪瞄准。公鸡见他一举枪，就哇一声飞起来，跳墙过院，一直飞到村外。那鬼子不死心，一直跟着追，一直追到苇垛场里，那只鸡就钻进了一个大苇垛里。”

没到过水淀的人，不知道那苇垛有多么大，有多么高。一到秋后霜降，几百顷的芦苇收割了，捆成捆，用船运到码头旁边的大场上，垛起来，就像有多少高大的楼房一样，白茫茫一片。

老头儿说：“那公鸡一跳进苇垛里，那鬼子也跟上去，攀登上去。他忽然跳下来，大声叫着，笑着，往村里跑。一时他的伙伴们从街上跑过来，问他什么事，他叫着，笑着，说他追鸡，追到一个苇垛里，上去一看，里面藏着一个女的，长得很美丽，衣服是红色的。——这样鬼子们就高兴了，他们想这个好欺侮，一下就到手了。五六个鬼子饿了半夜找不到个人，找不到东西吃，早就气坏了，他们正要撒撒气，现在又找到了这样一个好欺侮的对象，他们向前跃进，又嚷又笑，跑到那个苇垛跟前。追鸡的那个鬼子先爬了上去，刚爬到苇垛顶上，刚要直起身来喊叫，那姑娘一伸手就把他推下来。鬼子仰面朝天从三丈高的苇垛上摔下来，别的鬼子还以为他失了脚，上前去救护他。这个时候，那姑娘从苇垛里钻出来，咬紧牙向下面投了一个头号手榴弹，火光起处炸死了三个鬼子。人们看见那姑娘直直地立在苇垛上，她才十六七岁，穿一件褪色的红布褂，长头发上挂着很多芦花。”

我问：“那个追鸡的鬼子炸死了没有？”

老头儿说：“手榴弹就摔在他的头顶上，他还不死？剩下来没有死的两三个鬼子爬起来就往回跑。街上的鬼子全来了，他们冲着苇垛架起了机关枪，扫射，扫射，苇垛着了火，一个连一个，漫天的浓烟，漫天的大火，烧起来了。火从早晨一直烧到天黑，照得远近十几里地方都像白天一般。”

从水面上远远望过去，同口镇的码头就在前面，广场上已经看不见一堆苇垛，风在那里吹起来，卷着柴灰，凄凉得很。我想，这样大火，那姑娘一定牺牲了。

老头儿又扯到那只鸡上，他说：“你看怪不怪，那样大火，那只大公鸡一看势头不好，它从苇子里钻出来，三飞两飞就飞到远处的苇地里去了。”

我追问：“那么那个姑娘呢，她死了吗？”

老人说：“她更没事。她们有三个女人躲在苇垛里，三个鬼子往回跑的时候，她们就从上面跳下来，穿过苇垛向淀里去了。到同口，你愿意认识认识她，我可以给你介绍，她会说得更仔细，我老了，舌头不灵了。”

最后老头说：“同志，咱这里的人不能叫人欺侮，尤其是女人家，那是情愿死了也不让人的。可是以前没有经验，前几年有多少年轻女人忍着痛投井上吊？这二年就不同了啊！要不我说，假如是在这二年，我那两只水鹰也不会叫兔崽子们提了活的去！”

1945年（选自《孙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