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春秋笔法”，也叫“春秋书法”或“微言大义”，最初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历史叙述方式和技巧。即按照一定的义例，通过选择特定称谓或在叙述时使用某些字眼，是非分明而又简约、含蓄地表明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道德评判，以达到征实和劝惩的目的。春秋笔法以合乎礼法作为标准，在不隐晦事实真相的前提下，运用曲笔“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春秋笔法来源于据传为孔子所撰的《春秋》。孔子编写《春秋》，在记述历史时，暗含褒贬，行文中虽然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是却通过细节描写、修辞手法和材料的筛选，委婉而微妙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他从当时的伦理道德出发，以定名分、明等级作为评判人物和事件的标准，“褒贬惩劝，各有义例”，有时一字暗含褒贬，由此就形成了所谓的“春秋笔法”。

    左丘明发微探幽，最先对这种笔法作了精当的概括：“《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遗憾的是，限于体例，左丘明没有充分地展开，我们只能看到他思考问题的结果，而看不到他思考问题的过程，因而“春秋笔法”在这个时期还显得有些朦胧。

    到了西汉，一代大儒董仲舒在他的代表作《春秋繁露》中，第一个结合《春秋》实例解说了这种笔法，这是一大进步。通过这样演绎，这种表现技巧具有了直观性和可操作性，加上汉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政治措施的推行，这种表现技巧具有了在更大范围内传播的条件。只是董仲舒囿于汉初学术研究的陋习，行文多附会阴阳五行之说，后代不少学者把《春秋繁露》界定为哲学著作，因而也使得“春秋笔法”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最终完成“春秋笔法”普及工作的是晋代的杜预。他彪炳后世的著作是《春秋左传集解》，在序言中，根据《左传》的论述，结合《春秋》的实例，他加以详细解说，把这种表现技巧从经院哲学中解放出来。春秋笔法由写史“义例”变为文章楷模，成为一种写作与表达的常用范式。那就是追求语言的简洁和意蕴的丰富，寓褒贬于叙事之中，通过材料的选择、详略与显隐的不同，以及用词和语气的微妙差别，委婉曲折地透露出作者的是非和爱憎。

    值得一提的是，春秋笔法只是委婉行文，并不是说谎，最多只是影射和隐瞒，而影射是靠词语的选择来表达的。隐瞒，仅是对比较小的事情所作的隐瞒，大事从简或者曲笔。春秋笔法一般都是遵从事实下的隐晦，婉转的陈述和评论以及有目的的选择；曲笔是曲折抒笔，这里的“曲”是曲折，并不是歪曲。能够在事实下有重点地描述人物和褒贬事件，以教化人民，在笔墨中又流露出更多的事实，让人看清真相，这是曲笔的最高宗旨和理想。

    孔夫子写《春秋》，本来是要用“直笔”来使“乱臣贼子”害怕的，但是写来写去，他竟写出那么多的“曲笔”，可见写“直笔”是多么不容易！春秋笔法其实是一种妥协，是一种无奈！这种办法写出的史书开创了写史服务于政治的先河，为后世考证增加了难度。

    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但人对作为理性的核心成分的逻辑的了解还十分有限。正因如此，逻辑不是被戴上神秘、深奥、抽象的光环，被敬而远之，就是被轻蔑地视为虚无、刻板、教条、缺乏活力。很多人没有受过基本的逻辑训练，任凭外部刺激指导自己的行动。但对人类历史发展真正起作用的人来说，观念的力量尤为重要，而观念的运作正是一种逻辑运作。可见，具备良好的逻辑素质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对于应对复杂多变的世界，进而提升现代生活的人文精神非常重要。

    逻辑不仅是一门独特的科学，还是一门奇异的艺术。科学在知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艺术在行的方面使理性臻于完善。从这一意义上讲，逻辑的目的就是艺术的目的。然而，除非逻辑既是一门艺术，同时又是一门科学，否则这一目的是不能达到的。人类理智的本性就是要成为理性。对于人来说，理智生活是一种发展着的东西。理性并非意味着不会犯错。人类理性的活动是推演性的，而推演活动又是一种生产性的或构造性的，理性并不保证它在生产或构造或构成中不会出错，相反，它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定义或划分，推理会出现瑕疵，思想会产生混乱。自在的理性需要一种逻辑的力量来克服它的这种先天的不确定性，从而使理性的德行臻于完善。从这种意义上说，逻辑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

    逻辑不仅仅是科学，是艺术；还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性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发、促进、鼓舞和驱使人们将人类的思维得以运用到最完善的程度，并尽其所能地去探求和确立已经确立的知识的最深刻和最完美的内涵。公理化的逻辑体系表达出人类对臻至完美的理论所应当具有的形态的认识和向往。其中逻辑公理的选择体现出人们对理论本身的最深思熟虑的判断和洞察力。逻辑规则和定义体现出人们为追求无可置疑结论而对推论施加的严苛条件。推理链条的环环相扣反映出人们对思维编织的精细严密的要求。从公理出发，一些简单的定理立刻就能得到证明，这些定理进而成为那些更深奥的定理的基石。这样一座精美的大厦就严密地建立起来。可以想象，如果一个理论将其中所有的论证一一抽出，那么这一理论就会因只剩下一堆描述性语句而坍塌，理论的结构性力量和活力由此丧失净尽。而一个确立了逻辑有效性的理论意味着它获得了一种逻辑的品行。它因逻辑而变得简洁、精美、严格、强大，内部和谐、外部精巧、经久耐用。

    逻辑能力是存在于人的大脑中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在人的成长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由于这种能力是通过对世界的领悟内化而成的潜在逻辑，因此它具有某种“自然习得”，甚至“与生俱来”的性质。但它同时也具有模糊性、直觉性和不确定性，要使这种潜在的逻辑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深刻性、确定性、批判性和反思性，在语言表达上具有清晰性、规范性、一致性和相干性的显逻辑，就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强化逻辑训练。

（节选自《光明日报》2016年11月30日第14版，作者朱建平）

    在生态伦理方面，儒家不仅提出了“取予有度”的责任律令，还提出了“用之有节”的行为规范，从而确立了节用的道德责任。儒家并没有系统创建过节用责任伦理学说，但是从两方面阐发了相关理念。

    一方面是为政之道的节用责任伦理。谈到治国方针时，孔子指出：“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朱熹在《论语集注》把这段话理解为敬事、信任、节用、爱人和使民以时“五者”，但他同时又引证《周易》经文“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加以解释说：“盖侈用则伤财，伤财必至于害民，故爱民必先于节用。”显然依照《周易》的论说，孔子的话讲的理应是三层意思，而不是朱熹所说的“五者”。孔子的思想所要表达的正是因民信而敬事、因爱人而节用，前后构成因果关系。虽然孔子这里讲述的是治理诸侯国的行为原则，而不是直接针对天人关系的生态伦理，但是，犹如朱熹所言，侈用必伤财，而伤财必浪费自然资源；而且，奢侈消费必定害民，必定与民争利，与民争利又必定驱使民众获取自然资源。

    无独有偶，孟子同样立足于民本与王道，一再倡导节制的责任要求。他说：“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尽管孟子旨在提倡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却暗含着生态伦理的指向。这是因为，做到恭俭和有制，不但自己可以节省财物，减少向自然的索取，不致奢侈贪婪，而且不会向百姓横征暴敛，从而缓解民众的生存欲求与自然界资源之间的紧张。在论述富国之道时，荀子围绕人与物的生态问题做了更为明确、较为系统的阐发。基于“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的现实，荀子认为要保持自然资源和人类社会的协调发展，就必须节用裕民，开源节流。

    另一方面是为人之道的节用责任伦理。荀子的节俭观点更为鲜明，也更为直接，在如何对待天人关系、力命关系问题上，他凸显了人的主体能动作用和责任担当意识，他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荀子是想告诉我们，人类即便在一定程度上要“靠天吃饭”，如果夯实农业这一根本，注意精耕细作，同时又力行节约、适度消费，就是有时无情的自然之天也不能使人陷入贫困境地。由此可见，强化生态责任观念，克制个人的不当欲望，追求一种俭朴生活方式，是实现天人和谐的伦理根基。

    古代，思想家也好，普通民众也好，强调节俭、节用、节约主观动机上更多的可能是因为资源的短缺、生活的贫困而做出的无奈、被动的选择，也许还包含着维持社会生态平衡的责任考量。但是，应当肯定，他们所持守的节用责任伦理客观上有助于培养当今为人们提倡的绿色消费观念、绿色消费习惯和绿色消费生活，有助于促进人与自然之间保持必要的生态张力。

（摘自涂可国《用之有节》，有删改）

关于书法中的匠气

    “匠气”一词在书法中体现为用笔千篇一律，技艺太过精熟而缺少变化，看不到灵动之处，过于死板。

    一幅书作给人产生了匠气的观感，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是临写的方法不得当，太过单一。匠气十足的书法作品，往往给人程序化的机械感。点画、结体、章法无法给人出人意料、眼前一亮的快感，让人觉得乏善可陈。我们看到明清时期的馆阁体，中规中矩、缺乏个性，在偌大篇幅下的文字抄写中，墨色光润，没有干湿浓淡之别，结体板正，起收笔千篇一律。清代洪亮吉在《北江书画》里谈道：“今楷书之匀圆丰满者，谓之‘馆阁体’，类皆千手雷同。”其发展的极致就是“千人一面”，全然没有书法艺术所需要的辨识度、独特性，后期成为了僵化的工匠式劳动。以其为范本临写，久而久之也将陷入一个死循环。若一个人经年累月地积攒了习书的坏习惯，日复一日地养成了匠气，将是十分危险的。

    另外，一些当代书家，虽然在技巧上达到了一定的水准，但是在个人自身修养上极度匮乏，这也很容易使得笔下的作品流于俗气。书法是一门除了技艺，还需要不断养修为、内涵的艺术。古时书法只是作为文人士大夫在学习各类文化知识基础上的一门技能，文人雅士以书法为日常书写，同时兼具直抒胸臆、休闲娱乐的意趣，他们不以书法为谋生工具，书法并没有与金钱利益挂钩，因而他们笔下的书法作品显露出书卷气，有丰厚的学养意味。可以说古人是先做学问，后写书法。而今人少养学问，埋头写字，不少人以书法作为谋生的工具，书法作品成了买卖的筹码。如此一来，匠气的书法家自然居多。书家的个人精神风貌通过形质、线条落于笔端，立见高下。弘一法师的书法为后世所称道，就是因为通过观其书作，觉其无烟火气息，无庙堂森严，让人心生平静、安宁。他在广泛的艺术门类领域里所积淀的学养，自然不同于那些只懂埋头练字而忽视读书养精神的字匠。

    匠气是应该尽量规避的，但却应有匠心，即工匠精神。文艺评论家陈履生说：“工匠精神即是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国历史文脉的基因，是能够映现中华文明的底板。”孙虔礼也说：“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我们临习楷体，就需要这样的工匠精神。楷书最讲究精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欧体楷书以结体严谨、点线到位著称，如果不能秉持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去临习，临摹的准确性便大打折扣，那么楷书的韵致、韵味便有所损害。即使是如行书、草书这样的快写书体，仍然需要慢临，需要推敲。米芾曾言：“余写《海岱诗》，三四次写，间有一两次好，信书亦一难事。”可见即使是率性而为的米芾，对创作的态度也仍然是严谨的，不是随意而就的。

    总之，书法艺术应当毕生修为，不仅应在锤炼技法之时应避免过度熟练，还需不断地积累自己的文化修养，如此才可避除匠气。

（摘编自2016年第10期《艺术科技》）

    对于任何一种文化传统来说，如何协调守成、创新与外来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关键问题。晚清至20世纪，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大规模接触伴随着侵略、殖民与长时间的冷战，这些历史事实增加了问题的复杂程度。尽管如此，多数人愿意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是文学史上的一个成功范例。五四新文学不仅改变了古典文学的传统形式，而且，相当多的作家动手译介域外文学，使各种西方文化元素逐渐汇入中国文学的表述体系。这开辟了汉语白话文学的新阶段——“现代文学”。之所以认定这是一次成功的文学转换，首要的标志是：相对于先秦至晚清的中国古典文学，汉语白话文学更适合表现今天的中国经验。这丝毫不存在贬低中国古典文学的意思。中国古代批评家就曾经深刻地指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及其评价依据。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都将受到文学传统与现实世界纵横坐标构成的不同压力。强调来自纵轴的文学传统，还是追求更大限度地再现当代的现实世界？现实主义的宗旨显然是后者。这时，所谓的创新可以表述为，一种再现当代现实的企图改变了文学传统的发展方向。

    这同时划出了一个区分的标准：如何辨别鲁迅式的“盗火者”与“言必称希腊”的崇洋分子？尽管二者都对西方文化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但是，“盗火者”的主旨是探索民族的独特道路，力图“师夷长技以制夷”；相反，崇洋分子热衷于将民族历史纳入一个普遍的模式，使之成为西方文化逻辑的具体例证。

    如果说，五四时期的“盗火者”曾经将西方文化视为现代性的启蒙，那么，现今的历史语境中，中国文化业已成为更重要的思想资源。中国文化浩如烟海，门类繁杂，一批饱学之士始终专心致志地从事清理和阐释工作。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只有意识到现今中国文化对于“改变世界”负有的历史使命，人们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这一批饱学之士的学术贡献。也恰恰因为意识到这种使命，人们才不会满足于某些徒具形式的表面文章，诸如儒冠儒服、三叩九拜之类。中国文化的真正活力并不是刻意维护某种古老的礼仪，而是进入当今社会，力争发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工业社会的机器节奏响彻生活的每个角落时，农耕社会的古典诗学——例如“意境”“情景交融”乃至“天人合一”——保存了哪些不可或缺的文化基因？启蒙、革命、利益、市场以及围绕这些概念产生的社会关系瓦解了古代的乡绅之治以后，儒家的“修身”与西方文化的宗教具有哪些不同的社会功能？在一个群雄争霸、风起云涌的时代，“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蕴含着着哪些重大的启示？这些问题的提出与展开，已经显现出中国文化对话历史、对话现实的思想含量与独特价值。

（摘编自南帆《中国文化的活力》，有删改）

    金观涛先生发表了题为“反思‘人工智能革命’”的文章，文中表达的结论大致是今天面对信息文明高度繁荣的学者们的共识：科学与人文的隔阂甚至对立，对人类科技进步中社会性因素的忽视，导致了技术理性的张扬和人文精神的退化。

    这个视角，从人工智能发展历史来看却似乎不成立。在人工智能研究史上，人们对智能研究的理论基础还是比较重视的，也有过多次重大的争议和讨论，不同研究领域具有强弱各不相同的立场，从而反映出它们在智能基础问题上的重大差异。

    人工智能具有工程和科学两种不同的维度，前者并不以理解人类智能为前提，主要是利用计算机、数据等资源通过算法加工来完成人类实践生活中的任务；后者则需要从人类智能原理出发来实现人工智能。例如当前的类脑计算研究，是放弃传统的计算机，改为从结构上模仿人脑来开发芯片，从而希望从结构仿真的功能涌现中来产生智能。

    对人类智能的认识是科学家当今面临的难题，在研究过程中由于对科学原理的不了解，不得不在工程上进行简化，即不对智能做任何明确的定义，而是在利用人工智能探索智能行为机制的过程中来逐步了解和解释智能的本性，这是任何具有工程和科学双重性质的技术性科学中不得不采取的务实态度，没有这种务实态度，简单地将工程实践和原理在认识论上对立起来，可能会对知识的进步产生不利影响。

    人工智能虽不是理论物理学那样高度成熟和形式化的科学，不具有严密的理论形式，但是其经验性定律及其使用的概念框架、假设也是在特定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中形成的。因此当这些定律和概念框架与常识知识中的表述不一致时，往往会形成冲突，但这种冲突可以通过对其定律、理论假设和模型的科学解释，来弥补表达日常经验的常识语言与其定律解释之间的差距，从而推动人工智能学科理论的成熟。问题是对于经验定律或理论模型的科学解释是依赖于语境和具体实践的，这种语境反映了解释者所处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金先生就是从传统控制论的背景出发，将当前人工智能和社会的关系，从认识论的角度还原到了错误的概念辨析中，而忽视了在人工智能历史的实证研究中，智能概念具有非常丰富的维度和演化过程。

    从早期人工智能研究中对“智能”概念的朴素性认识开始，经过长期的争论以及工程实践后，科学家已经对“智能”概念有了更加丰富的认识，不仅意识到社会文化因素对人类智能的重大影响，而且也意识到当前人工智能所面临的重大困难，认为实现人工智能的目标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因此，现在我们对“智能”的认识不仅没有退步，反而可能比历史上更加成熟和完整。

（摘编自陈自富《我们对“智能”的认识退步了吗？——与金观涛先生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