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出的戏码叫《老包坐监》。关于包公的戏，民间早已演得烂熟。最著名的当首推《铡美记》了。我小时看过这个戏的京剧，却丝毫不记得还有个什么《老包坐监》。我生疑这戏绝不是包公戏的正宗嫡传，早出“五服”了。看来这又是当地人的别出心裁，生造出来的老包新传。如此编下去，包老爷不仅可以坐监，且能逃狱，乃至东山再起，挂帅讨征哩……

    姑不论戏码怎生地瞎编乱造，台上的老包却唱得十二分地卖力，血气沸腾，声贯丹田，包括那一招一式都功候极深，成熟到家。惜乎的是那些配角，不是唱得跟不上锣鼓眼儿，便是手脚动作不配套。好在这些小小的瑕疵，并不能打退台下看客的热情。豫剧毕竟姓豫。

    作为中国“四大梆子”之一的豫剧，是拥有剧团最多的全国第一大剧种。它的腿最长，生命力最强。它不像京剧那么多的老框老套，也不像昆曲那样的高深古雅，它的全部特征个性，就在于它的不搭架子，不囿陈法，土极且又俗极上。由于河南地处中原，五方杂居，便在客观上形成了豫剧兼收并蓄的优点。不分调名，亦无板眼，乃“郑声之最”。有人统计，单就《朝阳沟》一出戏，便有越调、曲剧、道情和河南坠子等数种。无怪乎当地有俗谚：“一清二黄三越调，梆子戏是胡乱套。”可别小觑轻贱了这胡乱套，它不仅是豫剧的一大特点，还是迎合自己的“衣食父母”——掏农民腰包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目前戏剧日渐式微的情形下，似乎还独有这个胡乱套的豫剧，未见衰败蔫垮，不靠官办俸禄，活得有滋有味。

杏花春雨江南

王清铭

    看过徐悲鸿先生的自题联“白马秋风塞上，杏花春雨江南”，印象特别深刻，每个人都有侠骨柔情的一面，骑白马驰骋在秋风萧瑟的辽阔塞上，马蹄得得，强劲的风刮动鬣鬃一般的头发，心头的豪情也随之猎猎作响。突然马一声长嘶，一个阳刚的形象镌刻在后人瞩望的视野里。

    画家吴冠中先生把这一句改为“骏马秋风冀北”，意境相似，后一句则完整保留。画家李可染更是以“杏花春雨江南”为题，画了一幅水墨画。在很多人的心中，江南是故乡，是心灵的家园，也是感情的寄托。台湾作家余光中先生在《听听那冷雨》中就这样写道：“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

    江南是一种时光无法磨灭的诗意，一种藏在心灵角落的柔情，是长期缠绕在思念之中的情结。我很有兴趣地查阅了“杏花春雨江南”的出处，它最早出现在元代诗人虞集《风入松寄柯敬仲》中，画家柯敬仲要回江南，虞集写词相送：“报道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词翰兼美，一时争相传刻，流传遍海内。特别是节拍处“杏花春雨江南”，入画入书或入印，还被人织成锦帕，为时所贵。由此可见，这句词曾引发了无数人的共鸣。

    如果再往前到宋代，写杏花和江南雨的诗词非常多。陈与义写“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曾经得到宋高宗的欣赏。诗人客居他乡，在诗歌的平仄中消磨时光，在淅沥的雨声中，杏花突然开放了，粉红腮颊，仿佛想念中伊人的脸庞，那押了韵的思念被雨声一遍又一遍地洗濯，诗人的心中布满了水意，那场春雨来自心头，仿佛就在他的眼眶里下着。

    江南是美丽的，“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江南又是忧伤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或许是因美丽而忧伤，或是因忧伤而美丽？如果再往前到唐代，我们会遇上落魄的杜牧，沿着牧童手的指向，我们会在细雨霏霏的杏花村，端起盛满感伤的酒杯，与他隔着一千多年碰响这水底的火焰。

    我很奇怪，杏花开放带来的是热闹的春意，宋祁就写过“红杏枝头春意闹”，但我们想到江南就想到柔情的雨，想到春雨就想到了在雨中开放和飘零的杏花。或许杏花春雨江南是一个缠绵的梦境，或是一种难以愈合的伤痛。或许，人生多苦难，生命的本质就是忧伤的，在我们远离故乡，或者感觉光阴悄然远逝，我们的心头就有杏花开放，就有江南雨犹如唐诗宋词一样，在我们梦的边缘平平仄仄地滴落，淋湿了我们押韵的心情。

    生命不可缺少诗意。我们也不难明白，春节晚会上那个《小城雨巷》的舞蹈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多现代人的情感共鸣。人们并不是真的要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去寻找“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这样的诗意和浪漫在现代生活早已消逝，但并没有隔断现代人的向往。人们是怀旧的，也向往过上一种诗意的生活，这是日渐丰富的物质生活所无法弥补的心灵空缺。人们对杏花春雨江南的向往和怀恋，也是同样的情愫。

    余光中先生说：“无论工业如何发达，一时似乎还废不了雨伞。只要雨不倾盆，风不横吹，撑一把伞在雨中仍不失古典的韵味。”在杏花春雨的江南，也许我们不需要一把油纸伞，嗅着杏花的幽香，走在江南的雨里，被雨淋湿，也不失一种幸福。

英雄

佛刘

    清明节前夕，爸爸给乡下的奶奶打电话，乡下的奶奶说，今年就不用回来啦，有些事奶奶一个人就都办了。爸爸说，那怎么行呢，即便是我答应，虎子也不会答应啊。乡下的奶奶说，那你们就来吧，其实我也想虎子了。

    虎子不是别人，就是我。不算今年，我已经是第四次回去看望乡下的奶奶和叔叔了。一想到乡下奶奶的小院，我的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向往，我知道，那是我另一个意义上的家。

    回去那天的阳光很不错，春风已经把田野吹出了毛毛绿。老远，我就看见了站在村口的奶奶，我大喊一声，像一只脱了缰的小马驹，奔向奶奶的怀抱。

    乡下的奶奶流泪了，她喜悦的脸庞上堆满了皱纹。这样的时刻，无论是奶奶、爸爸，还是我，都是幸福的。

    乡下奶奶的院落不是很大，有一年下雨，西边的院墙还倒掉了，本来乡下的奶奶是想等当兵的叔叔回家修砌的，可是叔叔没有等来，却等到了爸爸。那一次，爸爸很卖命，他拦住了所有想帮奶奶修墙的乡亲们，一个人忙活了两天，虽然墙修砌得不是很好，可是爸爸却累虚脱了。乡下的奶奶说，你这又是何必呢？爸爸说，只有这样，我的心才能安慰一些。

    现在，爸爸修砌的那堵墙还好，上面爬满了干枯了的牵牛花的叶蔓，一株枣树探出墙外，似乎在等着我们的到来。

    乡下奶奶的房子已经很旧了。前几年，叔叔牺牲的时候，政府准备出资为乡下的奶奶翻盖一下老房子，却被奶奶拒绝了。奶奶说我这么大年纪了，房子还能用，没那个必要了，如果政府真的关心我的生活，那么就请你们把村里的小学修一修吧。村里的小学被重新翻盖了，学校是以叔叔的名字命名的，我去过一次，还在学校的门口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后来爸爸也想为乡下的奶奶盖一座新房子，可是奶奶依旧没答应。

    爸爸常常给乡下的奶奶买很多的东西，但那些东西，是吃的都被她分给了左邻右舍，如果是穿的，就捐赠出去。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再没有比乡下的奶奶更倔强的人了，但大家都无法改变她，只好改变自己。

    我没有看到过生前的叔叔，乡下的奶奶常常向我描述叔叔小时候的样子，说那时的叔叔爬墙上树，摸鱼捉鸟，无所不会。等长大了，就变得不怎么爱说话了，但心肠好，碰上邻居有什么帮忙的活儿，总是不惜体力，村里的人都很喜欢他。顺着乡下奶奶的目光，我能够看见那时的叔叔，他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有一颗善良的心，他威武的身影常常走进我的梦中，让我流一梦的泪水。

    叔叔是个英雄，他死于一次探亲回家的路中，因为两个落水儿童，叔叔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叔叔的事迹感动了那个小城所有的市民，他被大家称为英雄。白发人送黑发人，悲痛自不必说。后来政府遵从乡下奶奶的意愿，把叔叔安葬在了老家，因为在那里，乡下的奶奶可以时常地去看一看儿子。

    我和爸爸这次回来的目的主要是给叔叔扫墓，其实即便我们不回来，乡下的奶奶还有那些乡亲也会把叔叔的墓地扫得干干净净的，但是爸爸说，心里不踏实。

    清明这一天，天气晴朗，空气中已经有了麦苗的味道。一路上，我们无语，爸爸一手扶了乡下奶奶的胳膊，每年他都是这样的姿态，这样看上去他们更像是一对母子。

    乡下的奶奶把爸爸买来的鲜花一一摆放在叔叔的墓碑上。整个过程，她的表情肃穆、慈祥，没有一点悲伤。她说，儿子，你哥和你侄子又来看你了，你看看你侄子已经有你那么高了。爸爸说，给你叔鞠个躬吧，我点点头，然后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透过水泥地，我似乎可以感受到叔叔的生命，正一点点传输到我的身体中。

    说到这里，可能大家都明白了，乡下的奶奶不是我的亲奶奶，叔叔也不是我的亲叔叔，可是自从叔叔救了我，我们就成了一家人。

（有删改）

卖书

刘立勤

    空闲的时候，我喜欢到县中门口遛遛。那里有一个书摊，我喜欢看书摊上有没有我喜欢的书，也喜欢和卖书的老李拉呱几句闲话。

    老李好像是陕北人，亦或是山东人，我记不清了，只记得老李是邮电局的职工，说着一口外地话。几十年都没有改变他的乡音，几十年也没有改变他的行当。几十年里，他都用那外地话卖着从外地进来的花花绿绿的书。

    老李卖的书主要是文学书籍和期刊杂志，什么挣钱就卖什么。从他书摊杂志的多寡，能够看出书籍的流行。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文学书籍一统天下，间杂着一些娱乐杂志；世纪交替前后，文学屈居第二，《家庭》《读者》等占据了主要的位置；故事类的杂志书籍又占领了大部分的地方，娱乐类书籍又靠了边。

    认识老李的时候，我刚刚在一个乡村小学当代课教师。那时候穷呀，记得一个月拿到手的工资只有一十三块五毛钱，可我却喜欢读书。一年总有几个周末，我会骑着自行车专门到县城买书。

    那时候县城不大，却有十多家卖书的。有的是书报亭，有的是店铺，只有老李在县中门口摆了一个书摊。别人家的书大多高高的挂在墙上让人仰望，只有他的书摆在那里让人挑选阅读。不过，老李很忙，在他那里买书的人很多。

    老李进的图书很多，杂志也很全，我在翻阅那些图书时，忍不住圪蹴在他的书摊前看起来，忙碌的他也不催促，偶尔还会把自己的小凳子让我坐着看。坐着看书的感觉真好，就像饥饿的汉子走进了免费的餐厅，大快朵颐而不知羞惭。

    太阳终归要西下，我也终归要回家。专程进城为了买书，而我又没有多少钱，每次只能买上三五本书。常常是把书拿在手上，才发现钱不够。正在尴尬之际，老李操着重重外地腔说，你先拿走吧，下次来了再补上。其实，老李并不认识我，我也不知道下一次是什么时候来，看看他信任的目光，我不敢辜负他的好意，还是把把书拿走了。路上，我听说老李卖书挣了不少钱，还买了单元楼。我默默的期盼老李挣更多的钱，卖更多的书，我有读更多好书的机会。

    然而好景不长。不几年，我也来到县城工作，县城繁华了许多，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可城里的书摊已经所剩无几了。书店萎缩了，原来的报刊亭全部拆除，原来卖书的门市部要么改行卖烟酒，要么卖时装，有的甚至改作了发廊，有的改卖教辅资料，专门卖杂志和文艺书籍的书摊只有老李一家。老李的书摊算得上是县城里一道风景了。

    我以为老李的生意会好起来，可老李说生意越发的难了。老李本来的书摊有两张钢丝床，现在只有一张床了，文学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娱乐杂志也江河日下，只有《读者》《故事会》还在勉力维持。熟悉的成人越来越少，主要客户是一些上学的孩子。老李显得很清闲，常常是茫然地看着街上忙忙碌碌的行人。

    我也很少掏钱买书了。上班下班的时候，习惯性喜欢到老李的书摊看看，喜欢和老李说说闲话。遇上喜欢的杂志也买一本两本，老李善解人意地说，看完了就放我这里寄卖，又给了我一个看白书的机会。

    生意真的很清淡。有时候一连几天还不见老李的书摊。问及原因，老李说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城管让他把书摊收起来。老李的书摊没有占道，他不明白领导为什么不准他摆书摊，我也说不明白。领导来了，他把书摊搬走了；领导走了，城管又默许他把书摊摆了出来。他们互相理解着各自的不易。

    老李日渐的老了，老李的老伴儿也去世了，老李的孩子去了很远的地方。老李乌黑的头发变白了，挺直的腰板也佝偻了下来。老李的书摊还在坚守，他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买书看。偶尔谈起上世纪八十年书摊的兴盛，老李一边喘一边说，不知道人们为什么不读书了？我也不知道，只知道老李进的书越来越少，有些很好的杂志干脆也不订了。老李吃饭的时候，书摊放心的摆在那里，也没有人去拿他的书。

    记不得多久没有读书了，也忘记了老李和他的书摊。忽然想起去看看老李，老李的书摊也不见了。问及熟悉的朋友，说是老李病了。期盼着老李的病能好起来，期盼着老李的书摊再摆起了。期盼了一个冬天，期盼了一个春天，也不见老李好起来，心中就有了不安。

    后来，听说老李死了。听说老李死前把他的房子卖了一大笔钱，为县中捐献了一间图书室。我不知道老李的图书室里有多少读者，却看见老李摆书摊的地方变成卖撸串的摊子了，小摊前等待吃撸串的客人站成长长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