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

                                                                                               何家槐

       看见一阵人穿得清清楚楚的打她身边走过，母亲亮着眼睛问：

     “你们可是看火车去的？”

     “是的，阿南婶！”

     “我也想去。”

     “要去就去，又没有谁阻止你。”

       可是母亲摇摇头，她不能骑，虽则没有谁阻止。她成年忙碌，尤其是在收豆的时候。这几天一放光她就起身，把家事料理了妥当以后，她又忙着跑到天井里，扫干净了地，然后取下挂在泥墙上，屋檐下，或者枯树枝中间的豌豆，用一个笨重的木槌打豆。

       这几天天气很好，虽则已是十一月了，却还是暖和和的，象春天。

       母亲只穿着一身单衣，戴一顶凉帽，一天到晚的捶着豌豆，一束又一束的。豆非常干燥，所以打豆一点不费力，有许多直象灯花的爆裂，自然而然的会裂开，象珍珠似的散满一地。可是打完豆以后，她还得理清枯叶泥沙，装进大付篓，而且亲自挑上楼去。这些本来需要男子做的事，真苦够她了。

      催，催，催，催；催，催，……

       她一天打豆，很少休息，连头也难得一抬。可是当她听到火车吹响汽笛的时候，她就放下了工作，忘情地抬起头来，倾听，闭着眼思索，有时还自言自语：

     “唉，要是我能看一看火车！”

      车站离我们家里并不很远，火车经过的时候，不但可以听到汽笛的声音，如果站在山坡上，还能够看见打回旋的白烟。因为附近有铁路还是最近的事，所以四方八面赶去看火车的人很多。

      母亲打豆的田径，就在大路旁，村里人都得经过她的身旁，如果要去火车站，一有人过去，她总要探问几句，尤其当他们回来的时候：

    “看见了没有？”

    “自然看见了，阿南婶！”

    “象射一样的长吗？”

    “有点儿象。”

    “只有一个喷火的龙头，却能带着几十节几百节的车子跑，不很奇怪吗？

    “真的很奇怪。”

      因为她象小孩子似的，不断地问长问短，有许多人简直让她盘问得不能忍受。

    “我们回答不了许多的，阿南婶，最好你自己去看！”

    “我自己？”

      她仿佛吃了一惊，看火车，在她看来象是永远做不到的事。

    “是的，你要去就去，谁也不会阻止你！”

      可是母亲摇摇头，她不能去，虽然没有谁阻止。她一生很少出门，成年累月的给钉在家里，象钉子一样。

      在这呆滞古板，很少变化的生活中，她对火车发生了很大的兴趣。那悠长的，古怪的汽笛，尤其使她起了辽远的、不可思议的幻想，飘飘然，仿佛她已坐了那蛇一样长的怪物飞往另一个世界。无论什么时候一听到那种声音，她就闭上眼睛，似乎她在听着天外传来的呼唤，完全失神一样地，喂猪她会马上放下麦粥桶，洗衣服她会马上放下板，在煮饭的时候，她也会立刻抛开火钳，有时忘了添柴，有时却尽管把柴往灶门送，以致不是把饭煮得半生不熟，就是烧焦了半锅。

    “你也是坐着火车回来的吗？”

      她时常问从省城回来的人。

    “是的，阿南婶！”

    “火车跑得很快吗？”

    “一天可以跑一千多里路，我早上还在杭州，现在却在这儿跟你说话了。”

    “那是比航船还快？“”

    “自然自然。”

    “它是怎么跑的呢？”

    “那可说不上来。”

    “哦，真奇怪——”她感叹着说：“一天跑一千多里路，如果用脚走，脚胫也要走断了。这究竟是怎样东西，跑得这样快，又叫得这样响！”

    “……”

      跟她讲话的人唯恐她噜苏，急急想走开，可是母亲又拉住问：

    “你想我能坐着火车去拜省城隍吗？”

    “自然可以的，阿南婶，谁也不会阻止你！”

      可是母亲摇摇头，她不能去，虽则没有谁阻止。她举起木槌，紧紧地捏住一束豌豆，很想一槌打下去，可是一转念她却深深地叹息了。

                                                                                     （原载《文学》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第二卷第一号）

醉意的境界

单士兵

    又被贬谪，临近不惑之年，命途却还如此多舛，这让欧阳修内心有些压抑不住的忧伤。在汴京的大殿前，他兀立良久，对着静默的雕梁玉砌，悲叹：此际一别，何时得还？

    滁州在哪里？离汴京有多远？欧阳修不知道。此刻，溢满胸怀的落魄失意，正如潮水一般，一次次漫过。透过岁月依稀斑驳的影子，他看到了自己的身世浮沉。四岁时父亲亡故，是母亲用荻草秆在泥地上教他认字，才有了日后袍笏加身的荣耀，才有了“文章名冠天下”的美誉，然而，现在却又以言获罪。不是近“不惑”了吗？难道是自己越活越糊涂了？

    心里还是很委屈，委屈到想大醉一场，不再醒来。人有时很奇怪，瘦削的肩头能扛起盛名与地位，却撑不起污名与委屈。忘记委屈，也许不难，不就有许多隐逸之士，或是亲近自然，或是沽酒买醉，忘却烦忧吗？就像陶潜，悠然饮于南山，还有阮籍、刘伶，常于竹林下，酣歌纵酒，忘怀避世。特别是那个李白，失意地离开长安后，游山玩水，饮酒作诗，不亦乐哉！

    天更显阴沉了，大风乍起，皇家的亭台楼阁，在北宋的风沙中若隐似无。终于，欧阳修还是抬起了头，是该走了。这时，他反倒有了些坚定，略带解嘲意味地自语道：范仲淹不是早已走了吗？他决定不再去想什么寒窗十年、悬梁刺股了。反正，学成文武艺，是要售与帝王家的。这普天之下，哪里又不是皇土呢？

    耳畔，传来了一声雁唳。振振长衫，撩抚一下长须，欧阳修骑上了那匹瘦马。

    东京渐远，滁州在望，一片青山绿水，比东京要美多了。

    在溪边喝一口泉水，水很清洌，山很秀丽。这让他更清醒了，处江湖之远，摆脱宦海纠葛，在这里，更要经邦济世。“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做不好这地方父母官，岂不枉负了这一方山青水绿？

    处理政务之余，欧阳太守常与官员们去看明丽多姿的山水。歇脚时，会在亭中品茶。有一次，他看到老百姓喝不起热茶，只能喝溪涧泉水，便将品香茶改为饮泉水，召集幕僚们议事，也用泉水招待。与民同乐方为乐，能做到这样，这太守让“滁人爱公若父母”也就不足为奇了。最后连出家人智仙也被感动，专门修建个亭子，作太守闲看山水之用。这亭子，太守谓之醉翁亭。

    历史漫漫风尘湮灭了太多陈年遗踪。当初，又有谁会想到，就是这一方亭台，竟然会成为后人公认的“天下第一亭”呢。的确，太守文章写得好，使“滁之山水得欧公之文而愈光”。不过，千古醉翁亭，恐怕还在于其笼罩着一种不朽的醉意，千年来，从未飘散，历久弥浓。这醉意，不会诱人避世沉沦，反而催人醒世勃发；这醉意，让人明白，这世间真正值得沉醉的，不是美酒，不是仕途，而是山水，而是黎民苍生的喜忧。带着这份独特的“醉意”，此后，他在扬州，施行“宽简之政”，那“文章太守”做得更是没话说。

    一个人，有再多的委屈，历史也是不会陪你哭泣的，它只会记得你的贡献。往事越千年，如今欧阳修从历史幽暗的一隅走出来，闪光的，不只是锦绣诗文，还有为官善治。著文倡道，见心明志，说到底，不是在纸上，而是用于现实。就像欧阳太守说，“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 。这里的“文”，说的可不只是诗酒文章，更大的指归是：以生命入世，推动历史的车轮。

    现在，我们还真得感谢北宋庆历五年的贬谪事件。要不然，庆历六年，中国文坛上又怎么可能同时诞生《醉翁亭记》与《岳阳楼记》这样的千古雄文呢？这边厢，欧阳太守醉于山水，与民同乐；那边厢，范仲淹吁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真可谓，生死一知己。欧阳太守在人生的起伏颠折中，自责自求，亲历亲为，不就是将范氏“忧乐”蕴含的至高境界，收归于“醉意”二字之上吗？这样充溢着入世精神的醉意，不就是世间最高境界的醉意吗！

最后的下午茶

龙应台

    ①从一月十三日开始，我每个星期日到大理街去。冬日的下午四点，常常下着小雨，带点寒意。我们总是开了暖气，燃起灯，泡好了热茶，才开始谈话。

    ②一辈子拒绝写回忆录、不愿意被采访的余先生对摆在桌面上的几部录音机有点儿不习惯，也不让我把小麦克风别在他襟上。好，不要就不要，你别怕录音机，我不也在作笔记吗？

    ③讲到东北战争的细节，情感的冲动使他忘了录音机的威胁，抓起麦克风当道具：喏，这是沈阳，这是长春，公主岭在那边……，更激动的时候，就把笔从我手中拿去，直接在我的笔记本上画起作战地图来。

    ④我们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谈，窗外夜色越来越黑，到了晚饭时刻，管家把饭菜摆上了桌，渐渐凉掉，凉掉了再热。有一晚，起身去用餐时发现已是夜里九点，他已经口述了五个小时，却一点也不想停止。我坐在那儿发慌：回忆像甜苦的烈酒，使他两眼发光，满蓄的感情犹如雪山融化的大河涌动 ， 我们谈下去谈下去，彻底谈下去不要停。可是他猛烈地咳嗽，不得不硬生生地煞住：好，今天就到这里吧。

    ⑤他很虚弱，从回忆的缠绵迷宫中抽身而出，显得不太舍得。到了饭桌上，他又开始叙述起来，我于是干脆将收好的录音机又取出来，把盛饭声、喝汤声、咳嗽声、笑声和历史的空谷回音一并录进。

    ⑥好几个下午和夜晚，风雨无阻地，我们坐在灯下工作。有时候我带来一把乱七八糟的糖果，问他吃不吃，他总是说“吃”。于是我们一人一个，剥糖纸吃糖。我放纵自己想喝浓咖啡，问他喝不喝，他总是说“喝”，于是我们一人一杯滚烫的咖啡，慢慢儿喝，就在那冬日暖炉边。我不知道他的身体状况究竟容不容许吃糖果喝咖啡，但是他兴致盎然，好像在享受一场春日的下午茶。糖果纸是花花绿绿的玻璃纸，剥起来发出脆脆的声响，灯光照着，泛出一团绚丽。

    ⑦有一天晚上在叙述中碰到一个细节，“这我说不清了，”他说，“可是白先勇知道，你打电话给他。”

    ⑧算算时间，是美国西部的清晨两点，我犹豫着，他也犹豫着。

    ⑨然后他下了决定，说：“打吧！”

    ⑩回忆真的是一道泄洪的闸门，一旦打开，奔腾的水势慢不下来。

    ⑪电话不断地拨，总是传真的声音，试了许久，只好放弃。他露出孩子似的失望的表情，我也垂头丧气。

    ⑫他又拾起一颗糖，慢慢地在剥那五彩缤纷的糖纸。房子静悄悄的，时间是一只藏在黑暗中的温柔的手，在你一出神一恍惚之间，物走星移。

    ⑬我看见一个眼睛清亮的四岁孩子在北京的胡同里吃糖，溥仪刚退位；我看见一个十岁的学童在江苏的村子里看《史记》，直皖战争爆发；我看见一个十来岁奶声奶气却故作老成的少年在上海读《饮冰室文集》被梁启超深深震动，“五卅惨案”正在发生；我看见一个英气逼人的二十岁青年在南京街头追打误国的外交部长，“九一八”事变震惊了全世界；我看见一个心里藏着深情、眼睛望向大海的年轻人忧郁地踏上驶往伦敦的轮船，怀里揣着姊姊给的手帕，蒋委员长正在进行对共军的第四次围剿，毛泽东的部队遭到胡宗南的突袭，损失惨重，我看见……

    ⑭我看见一个文风郁郁的江南所培养出来的才子，我看见一个只有大动荡大乱世才孕育得出来的打不倒的斗士，我看见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当代典型——他的背脊直，他的眼光远，他的胸襟大，他的感情深重而执著，因为他深信，真的相信：____________。

    ⑮我看见一个伟大光明的人格。

——原载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有删改

附记：余纪忠先生(1910—2002)，台湾《中国时报》创始人。

哨兵

成征勋

    伪满洲国的讨伐队又进山了。

    听村里人说，这中共南满省委机关报编辑部就藏在这牛毛大山的密营里。这个南满省委直属的机关，除了发布最新的党的抗战指示和东北抗日联军在各地打击敌人的胜利消息外，还担负着另外一个任务，负责供给桓仁地区抗联战士穿的鞋子。牛毛沟的张皮匠就是做靰鞡鞋的高手。

    张皮匠做靰鞡鞋大多是用牛皮做，牛皮不够用时才用马、猪皮等。收来的皮张先要放到木头床子上用刀往下刮里子，然后把皮子放到装有石灰水的大缸里浸泡七天至半个月的时间，等把皮子上的毛泡掉了，再用清水泡，去掉皮子上面的灰尘。

    泡好的皮子是柔软的，将皮子拿出来，搁进皮罩子里，底下放入草点着，用烟熏皮子，这就是熟皮子。熟好的皮子再用太阳晒，晒成老红色，然后再用铲子蹬，刮刀刮，将老红色蹬成杏黄色，裁成靰鞡坯子，将靰鞡坯子和靰鞡脸儿缝到一起，撤出鞋楦子就做出靰鞡鞋了。靰鞡鞋缝出来是敞口的，上面有块布，叫靰鞡腰子，用铁梳子将苞米叶子梳成一绺一绺的，或者用山上的靰鞡草，塞进靰鞡鞋里，靰鞡鞋上有靰鞡耳朵，将绳子从中穿过，脚穿进鞋里后，将绳子一紧，一道一道地缠在靰鞡腰子上，既暖和又轻便。东北地区冬天时天寒地冻，大雪插裆深，没有靰鞡鞋根本就出不了门。

    张皮匠做的靰鞡鞋就是专门供应桓仁地区抗日联军的。

    这次进山的讨伐队有一百多人，带头的日军队长叫东日文信。一张驴脸上戴着一副近视镜，藏在镜片背后的目光永远是闪烁不定的。几次进山讨伐都是空手而归，他很是想不明白原因在哪里。情报上明明说的报社地点在何处何处，为什么他们一进山，抗联的人就找不到了呢？若说有人偷着给抗联送情报，就更不可能了，每次进山讨伐前，他都会在各个进山的路上布下暗哨，从来就没有看到过有人进山。

    他知道，今天进山了也抓不到抗联，但密探有情报，又不能不去。东日文信想偷个懒，让副队长带队进山找抗联，自己领着几个日本兵和伪军走进了张皮匠的家，他对中国人脚上穿的靰鞡鞋很感兴趣，想看看制作的工艺流程。

    张皮匠此时正在熏皮子，蒿子草冒出的黑烟经过烟囱“咕嘟咕嘟”地在牛毛沟的上空飘荡着。屋子里充满了沤皮子的臭味。东日文信实在受不了这个味道，让伪军把张皮匠拉到了制作间，他要亲眼看看一双靰鞡鞋是怎么做成的。

    张皮匠很有耐心，把一张皮子如何做成靰鞡鞋的制作过程详细地讲解了一遍，然后又缝制了一双鞋，把自己脚上穿着的鞋脱下来，演示如何往鞋里絮草，怎么穿。把个小鬼子看得心痒，非要用新做的靰鞡鞋自己试一下，穿上后蹦了两下高，觉得这鞋比自己穿的军靴好，一是保暖，二是轻快，军靴太沉。

    黄昏时，进山讨伐的日伪军陆续回来了，结果还是扑了个空。东日文信很不高兴，撅着驴嘴，穿着这双靰鞡鞋，也没有给钱就走了。

    张皮匠看他们走远了，熏皮子时就用苫房草了。望着牛毛沟上空飘荡的一缕缕轻柔的白烟，再看看峰峦起伏的大山深处，他露出了开心的笑。

    由于屡次讨伐不利，关东军要把东日文信送上军事法庭，东日文信不堪受辱，剖腹自杀了，他到死也没有弄明白，是谁、用什么办法给抗联报的信！

（选自《五女山》2016年1期，有改动）

    于是我就说：“你好么，格斯拉先生？你可以给我做一双俄国皮靴么？”

    他会一声不响地离开我，退回到原来的地方去，或者到店堂的另一边去；这时，我就维续坐在木椅上休息，欣赏皮革的香味。不久后，他回来了，细瘦多筋的手里拿着一张黄褐色皮革。他眼睛盯着皮革对我说：“多么美的一张皮啊！”等我也赞美一番以后，他就继续说：“你什么时候要？”我回答说：“啊！你什么时候方便，我就什么时候要。”于是他就说：“半个月以后，好不好？”如果答话的是他的哥哥，他就说：“我要问问我的弟弟。”

    然后，我会含糊地说：“谢谢你，再见吧，格斯拉先生。”他一边说“再见”，一边继续注视手里的皮革。我向门口走去的时候，就又听到他木皮拖鞋的踢踏声把他送回到楼上做他的靴子的梦了。但是假如我要定做的事他还没有替我做过的新式样靴子，那他一定要照手续办事了——叫我脱下靴子， 把靴子老拿在手里，以立刻变得又批评又爱抚的眼光注视着靴子，好像在回想他创造这双靴子时所付出的热情，好像在责备我竟这样穿坏了他的杰作。以后，他就把我的脚放在一张纸上，用铅笔在外沿上搔上两三次，跟着用他的敏感的手指来同地模我的脚趾，想摸出我要求的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