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族创造的无形资产

陈耀明

    在四川、贵州等地的一些偏僻小镇上，很多小商店都挂着这样的牌子：“代办到东莞（长安、厚街）直通大巴，×日发车”、“代办到中山（经南海、顺德）直通车，×日入粤”……同时，这些小镇的店铺有不少打着“广式”招牌：“粤美发廊”、“穗雅时装店”、“深圳西饼屋”……

    由此不难发现打工大潮对内地的影响，沿海文化对内地的辐射。然而，“打工潮”的意义不仅于此。

    人口流动是由种种落差造成的。然而，当农村剩余劳动力莽撞地闯进城市之后，却在不自觉地缩小着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以及地区差别。这些从第一产业分离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中国城市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提供了重要的劳动力积累。同时，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在城市实现了巨大的商品价值，为中国农村发展第一产业提供了重要的资本积累。

    以东莞为例，这里的打工仔打工妹去年汇往家乡的资金达86亿元，平均每天2300多万元。

    四川省去年收到出省打工族汇款202亿元，相当于全省全年的财政总收入。其中一些县的汇款数倍于全县的财政总收入。

    事实上，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打工潮”到“创业潮”的历史跨越也已经清楚地表明：沿海地区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不仅仅是解决了几百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也不仅仅是寄回了几百亿劳务收入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中西部地区未来的发展培养了一代人！

    中国目前有流动人口8000万，其中青年人口为6000万，平均年龄是23.4岁。从这个意义上讲，“打工潮”堪称又一次“青年大迁徙”。

    中国的上一次青年大迁徙是发生在六七十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迁徙总规模为1800万人。

    然而，打工青年却比插队青年幸运得多，打工青年在发达的城市呼吸着商业文明的气息，感应着工业文明的熏陶，体验着竞争时代的冲击，接受着市场经济的洗礼。这几乎是每一位成功人士最基本的原始积累。

    四川人喜欢把珠江三角洲比作“中国市场经济学院”，他们根据打工的地点还分出“深圳分院”、“顺德分院”、“中山分院”……根据打工的工种又分出“电子专业”、“制衣专业”、“酒店管理专业”……

    湖南人把80年代南下的打工仔叫做“黄埔一期”，把90年代南下的打工仔叫做“黄埔二期”。

    贵州人认为“招工等于招生”，他们喜欢把外出的打工仔美其名曰“留粤生”、“留沪生”、“留京生”……

    四川省劳务开发办公室副主任沈亮认为：“打工仔返乡创业，意义并不在投资本身，他们带回了比投资更有价值的观念和技术，这是不可估量的‘无形资产’。”

    湖南省宁远县一位镇长则把打工仔称为“四有能人”，即：经商办厂有本钱，生产经营有技术，管理企业有经验，产品销售有门路。

    当一个打工仔从沿海地区返回故乡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土头土脑的山里娃了，而是见过世面的“城里人”。他所津津乐道的那些东西，就连乡里的干部也不大明白，什么配额、报关，CI，H股、MBA……他不但说话的声音变了，走路的姿势变了，重要的是他的脑壳变了！

    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同志对打工仔评价说：“打工仔从挣钱填肚子、攒钱盖房子，到投资办厂子，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他们是四川未来加速发展的潜力所在。”

    的确，中国农村的巨变，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打工仔从“打工潮”到“创业潮”的大转变！

“回归”是一次新的进军，当一个打工仔踌躇满志地带着资金、技术、信息，带着规划、设计、方案，从遥远的城市返回故乡的时候，他已经站在了一个更高的起点上。

    昨天，他们依靠体力出来打工，只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家庭的命运！

    今天，他们依靠资本回去创业，则能改变家乡的命运、农村的命运！

（节选自《农民工的新选择》，原载《华声报》）

材料一：

    8月8日，九寨沟地震发生18分钟后，中国地震台网的机器，写了篇新闻稿，写作用时25秒。稿件用词准确，行文流畅，且地形天气面面俱到，即便专业记者临阵受命，成品也不过如此。再考虑到25秒的写作时间，人类完败了。

    人工智能正在向高端职位进军。有人预言，除了华尔街的交易员，像律师、会计、医师等高端职位，也将大量地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埃隆·马斯克说在未来20年，全球12%至15%的劳动力将因为人工智能而失业。李开复则认为，10至15年之后，也许50%的人要面临工作部分或全部被取代的局面。

    “每一轮科技革命都会带来新一轮工作革命，人工智能将大量淘汰传统劳动力，很显然也会有不少行业，会因为人工智能的兴起而消亡。”陶庆华说，“但也要看到，人工智能会创造高端的新型的产业需求，从而带来劳动者的转型升级。所以，只有新型劳动者，才能适应人工智能时代。”

（摘编自《人工智能来了，你的饭碗会被拿走吗》，2017年9月14日《光明日报》）

材料二：

    近年，人工智能成为一个全球关注和辩论的焦点。有观点认为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会导致人类的工作机会大量缩减，甚至会对人类文明造成毁灭性冲击。但戴尔表示，他本人对人工智能并不恐慌。他认为技术就是要推动人的潜力最大化。任何一种新技术或者新工具可以有好的用途，也可以有坏的用途。“技术发展不应成为我们害怕的理由。未来的世界一定是人与机器合作的世界。”戴尔还谈到，新的技术使我们拥有更好的商业、社会和教育环境等。就如同劳动力和资本，数据已成为一个新的经济投入要素。“数据是一种新的力量，正在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

（摘编自《迈克尔·戴尔：人工智能时代是人加机，而非机减人》，9月29日新华网）

材料三：

    预计到2020年时，与全球数字化转型相关的行业增加值将达到近20万亿美元，中国约有69%的企业将数字业务发展作为未来一年内的首要任务。对于企业来讲，数字时代已然来临。在未来，个性化和预测将成为消费者客户服务需求的主题，依靠类似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推动，将把渠道内的客户服务与效率提升到极致。可以预见的是，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智能识别、智能匹配、智能解答将得到广泛的应用，为客户提供更加精准的信息推送。

（摘编自《AI将改变客户体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2017年9月29日环球网）

材料四：

    目前人工智能尽管有了长足发展，但毫无疑问都只是停留在弱人工智能的水平。我们现在缺乏一个建立在与认知科学相关的各个领域知识成就基础之上的能真正解析人类智能之谜的理论。诚然，人类原本就是自然的产物，人类能达到的智能水平，从理论上讲，通过相应的渠道机器完全可能达到。可是，当前智能机器与人类的差距显然是存在的，智能机器与人的本质差异可能就在“个性”方面。理论上讲，软硬件完全相同的机器之间，是无所谓“个性”的，而人的重要的特征就在于拥有建立在自由意志基础上的个性。

    就技术而言，不管是智能实体还是网络虚拟人，如果不能深入解析人类心智本身，则雷库兹韦尔预言的奇点，即在2029年我们将在机器中实现人类级别的人工智能的梦想就不可能到来。因此，深入解析人类“自由意志”和“个性”的本质是实现强人工智能目标的必经之路。但如果这个目标能够实现，一旦机器具备自由意志，人类将不得不面临新的伦理与现实的问题。

（摘编自《人工智能发展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2017年4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网）

材料一：

    五年间，中国高铁运营里程从不足1万公里，延长到2.2万公里，占世界高速铁路运营总里程60%以上，“四纵四横”高铁网基本成型，成为了世界上唯一高铁成网运行的国家。五年间，中国铁路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印尼雅万高铁、中老铁路建设进展顺利；吉隆坡至新加坡高铁、莫斯科至喀山高铁等多个项目正在积极推进。

    纵观国内，依靠高速铁路的助力，压缩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促进了区域间的沟通交流，让老百姓感受到了由高科技所为铁路带来的巨大成果，体验到了新时代经济动脉所焕发出的无限活力。诸如，宝兰高铁的开通运行，穿越陕西关中、甘肃天水、定西等贫困地区，结束了陇中和陇东南地区不通火车的历史，为沿线天水地区的苹果种植户带来了新的机遇。放眼世界，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发展的深入推进，中国高铁的版图已经扩展到了亚、欧、非、美等五大洲数十个国家。为世界各国踏上相互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和平共发展之路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蒙内铁路的通车运行，圆了肯尼亚的百年梦，更为铺起东非“铁路大动脉”构建了开端工程。

（《中国高铁：破茧成蝶撩起惊世之舞》2017年6月8日东北新闻网）

材料二：

    中国目前已经成功拥有世界先进的高铁集成技术、施工技术、装备制造技术和运营管理技术，具有组团出海的实力，可以挑战任何竞争对手。目前，中国高速列车保有量1300多列，世界最多。列车覆盖时速200公里至380公里各个速度等级，种类最全；动车组累计运营里程约16亿公里，经验最丰富。施工成本和效率方面，中国企业更具优势。据测算，国外企业修建高铁平均成本为每公里0.5亿美元以上，中国只需约一半，且中国企业的工期短，施工效率又是外国企业的一倍以上。成本低，标准却更高。安全性能上，中国标准与欧洲标准基本一致，施工标准远高于欧标。中国企业施工中用到的钢筋、水泥等材料等级和用量都偏高。中国铁路装备最大的优势，一是性价比高，二是交货能力强。性价比高，并不是“故意低价换市场”。中国企业核心竞争力在于对成本的控制力。中国铁路的配套产业完整，包括上下游在内的完整产业链发达，这是一般国外厂商无法做到的。中国产品交货及时，工人劳动效率高。同样一列车，国外制造要18-22个月，我们最多12个月。

（摘编自《2016-2021年中国高铁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

材料三：

    台媒称，中国高铁的名号已在世界打响，就连美国加州州长也二度赴华取经；2017年6月5日，美国加州州长布朗继2013年后，第二次搭乘中国高铁。布朗对中国高铁赞誉有加，“我是高铁的忠实爱好者，也是高铁在美国坚定的提倡者，很愿意看到加州参与中国‘一带一路’的建设，将尽一切力量促其实现。”“我很喜欢坐火车，除了可以阅读、与人交谈，更可起身走动，而且火车速度很快，非常方便。”布朗更开玩笑表示，希望能从加州搭乘高铁到中国。

    早在2010年，当时的加州州长阿诺就曾造访杭州，期望了解高铁的服务、融资状况，以利促进加州人文、产品交流以及地区发展。

    虽然美国有高速列车“阿西乐特快”，但其最高时速仅240公里，平均时速110公里，远低于中国高铁300公里以上的时速。此外，美国铁路的准点率最高仅到75%，和中国高铁“零误差”的佳绩相比逊色许多；落后的设施、乌龟般的速度，导致多数美国人不考虑当地火车。

（摘编自《参考消息网》）

    自产业化步伐加快以来，中国电影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与中国电影的大发展相伴随的是两个始终难以化解的矛盾：一个是市场业绩的向好与舆论口碑的欠佳；另一个是在国内市场的风生水起和“走出去”的举步维艰。这两个矛盾同时指向中国电影升格为电影强国的一大掣肘——叙事水平的低下。

    当张艺谋等“第五代”导演掀起武侠片的创作风潮时，他们的尝试虽提升了国产电影的制作质量，但因不适应商业大片的生产机制，他们不可避免地舍弃了构成好莱坞电影内在精髓的叙事法则，其结果是影片大多在叙事层面出现各种硬伤，观众也很容易对此产生审美疲劳。而在国产大片呈现颓势之际，以当下生活为题材的中小成本电影登上荧幕，引发追捧。但它们弱化甚至放弃了对剧情逻辑性和结构完整性的追求，在叙事上过于依赖“拼盘化叙事”而无法讲好一个完整的长故事，正如小品串演不等于一部话剧，一部由多部短片堆砌成的影片无法与一部标准规格的长片相提并论。要破解口碑与票房、本土和海外市场形成的深刻矛盾，回归行之有效的“经典叙事”成为关键。

    就电影创作而言，“经典叙事”是指在电影诞生以来不断获得丰富和修正的一套被世界各国主流电影所接纳的电影叙事规范和叙事方法。它由明晰完整的情节链条、因果分明的叙事逻辑、强烈的冲突、闭合式的结局等众多相对稳定的叙事元素及其交织而成的复杂结构系统组成。时至今日，“经典叙事”已成为一种可跨文化通约的基本“语言”，我们也许会见到偏离这种“语言”的电影叙事，但几乎找不到完全可以将其取代的另一套被普遍接受的表达方式。

    中国电影在叙事上出现诸多问题的原因很多。其一是创作者对“经典叙事”不以为然，以为它不过是粗浅的套路或僵硬的模式。事实上，“经典叙事”并不刻板教条，也不阻碍艺术创新，相反，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一方面为艺术创新预留足够的生长空间，另一方面则理性地维持着艺术创新与观众接受之间的平衡。其二是所谓“经典叙事”就是好莱坞电影的认识误区。事实上，它最初的构建与好莱坞有密切的关系，但自形成之后便不再是好莱坞的专利品了。它一方面吸纳着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养分，以修正自身的形态；另一方面也和区域文化相结合，生成具有民族多样性的主流电影。事实证明，那些可以在一定区域内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有效地抵御好莱坞的电影产品，几乎都是遵循“经典叙事”并对之加以精彩发挥之作。这些电影常有着虽称不上严密复杂却足够清晰流畅的叙事，观众总能品出与好莱坞电影相异趣的地方，这正是融入其民族文化特质的“经典叙事”。由此可见，我国那些真正在票房和口碑上取得双赢的影片恰好可以证明回归“经典叙事”是我们向电影强国迈进的必经之路。

（摘自《光明日报》，有删改）

材料一：

    我认为一个健康的中国，需要一个健康的文艺市场，中国的崛起，更离不开科学家。

    明星片酬越来越高，高得离谱。2014年，李连杰被问到其片酬高达6000万一事，不屑地称：“太低了，2000年我就拿到1000万美金，按当时汇率相当于8000万。”这个世界真是太疯狂了！

    那些终生投身科研的科学家，大多都是身居陋室，连钱学森都是住百八十平方米的旧房子。而大明星们，住豪宅开豪车，广告收入动辄七八位数，像天上掉馅饼一样容易。这种现象的存在，让成长过程中的孩子难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孩子们都已经变得很现实，觉得搞科研是没有出息的。他们的人生目标不是升官就是发财，而当明星更是名利双收。这就是我们当今的社会，价值观严重的扭曲。科学家地位远不如演艺明星，是时代的悲哀。

    一个浮躁的社会，人们追逐的都是表面的光鲜亮丽。于是各种包装炒作，让人们失去了自然和本真，浮躁的气息扩散到每一个角度，使得现代人已经不再关注社会的本源，而是追求虚无的奢侈浮华。

    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互联网变革的洪流又让人们惴惴不安，人们都在寻找精神依托。我们需要能够给国人做正确价值导向的“名人”，而恰恰社会上又非常缺少这种角色的存在，有文化、有担当、有历史责任感的名人太少了。正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思想舵手，才使很多明星、网红爬到了时代之巅，负面影响将非常深远。人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精神在哪里？中国复兴从何谈起？

（选自陈中华博客）

材料二：

经济合作于发展组织（OECD）公布了2015年的国际学生能力测试（PISA），结果显示，美国“将来期望进入科学相关行业从业的学生比例”为38%，中国只有16.8%，还不及OECD国家的平均值。

    去年，物理学家霍金开通了个人微博，短短半个月粉丝数量突破了350万。事实上，霍金之所以在全世界拥有数量巨大的粉丝，不光因为他对广义相对论的贡献，还来自于以下趣事：他在美国热门电视剧《生活大爆炸》中扮演他自己，利用电子发声器与美国的摇滚乐团录制歌曲。写得了论文，做得了网红，酷劲十足，这就是霍金的魅力，也是科学家的魅力。

    整日埋头于实验室，甚至抱病工作，英年早逝，在我们的宣传中，仿佛科学家不历经坎坷，他们的道德形象就不高大。而事实上，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的科学家形象更能凸显人生的高度和厚度。科学家对于孩子们的吸引力，除了科学本身的魅力，很大一部分是要靠科学家来具体化和人格化的。

    对青年人来说，收入和地位等实现因素也极大地影响了职业理想的选择。科学家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地位似乎不如明星、企业家也是当下的现实。现在，我国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奖金每人500万元人民币，由国家主席亲自颁发，正在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我们应以此反拨社会潮流，让科技人员真正感到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让科学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明星，成为孩子们争相崇拜的偶像，唯有如此，当科学家才能重新成为孩子们的职业理想。

（摘自2017年1月19日《光明日报》第6版）

材料三：

    社会发展到今天，必须承认和接受其多元性和复杂性。各行各业都出精英，只不过用的评价标准不同罢了。把屠呦呦和黄晓明放在一起比较，是一种危险的逻辑。正如一提援外、减免他国债务，就有人提我国的贫困人口一样，如此对比似乎已成为一种万能诡辩术。如果用北京的房价来衡量青蒿素的学术价值，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如果用一些方法降低“黄晓明们”的收入，限制“黄晓明们”婚宴和礼金规模，这又会是怎样的情形？

    市场与行政力量当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屠呦呦的反面教材，不是连结婚都会躺枪的黄晓明，也不是娱乐圈这个花花世界。演艺明星即使再奢华，也不会让科学家们眼红。反而是学术界内的各种失范现象，如学术造假、学术浮躁、科研体制僵化、收入分配不合理、科研机构衙门化、人才培养机制受阻等，才是阻碍科学家发挥更大作用的环境因素，从长远说，也损害了科学家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

（摘自2015年10月13日《新华每日电讯》）

    材料一：

    笔者是非遗工作者，经常有人问机制纸和手工纸的问题，所以在此就两种纸的特点做一些简单的说明。

    手工纸纤维材料：麻构竹藤桑、青檀稻瑞香。

    辅助材料：石灰、碱、植物纸药。

    制浆工艺：浸泡、沤制、蒸料或天然漂白、手工打浆等。

    成纸过程：手工抄造、手工焙干。

    特点：手工纸纤维分布自然、纸药经过压榨后流失干净，焙干时只有纸刷上墙贴附的压力，因此在去除水分和干燥两个过程没有过多的压力，这才使手工纸在天气潮湿时自然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在冬天干燥时能够自然释放纸张中的水分，这样保证了手工纸的使用寿命，使得天气变化时纤维不容易断裂，不影响它的纤维结构，而且在不断吸放过程中纤维会有棉化的结果，手工纸经过几百次或上千次的不断吸放后，使纤维之间的密度不断增加，纤维之间的缝隙不断减少，纸张表面给人光滑如油、温润如玉的手感。

    另外，手工纸还有很好的吸收水和墨的功能，并且会产生不同的层次效果，这点机制纸是没有的。

    用途：书画、图书印制、拓碑、收藏等。

    机制纸纤维材料：松木、權木、老竹子、杉木、草类等。

    辅助材料：烧碱、硫化碱、松香胶、漂白粉、染料、其他助剂等。

    制浆工艺：高温高压强碱纤维分散、化学漂白、机械打浆。

    成纸过程：网轮上浆、胶辊压榨、烘缸高温快速干燥。

    特点：

    ①机制纸用的纤维与手工纸纤维绝然不同，木浆纤维含山质素高，不利于长期保存。

    ②木浆纤维是经过高温快速进行纤维分散和去除纤维杂质的，这样对纤维本质破坏很大。

    ③成纸过程中纤维定向排列，而不是自然排列，榨干水分用胶辊压榨，使得压力大、密度高、拉力强。

    ④机制纸施胶用的是松香胶，这样使得纸张表面光滑，纸张密度大大增加，不容易透水，有利于硬笔书写和机器印刷。

    ⑤烘干过程的温度不低于100度，使纸张快速干燥，与手工焙纸用70度以下的温度要高得多，对纤维会产生不利影响。

    用途：印刷现代书籍、包装、生活用纸等。

    （摘编自邓金坤《手工纸与机制纸的区别》）

    材料二：

    现代生活的核心是现代人正在创造着各种生活方式。当然，现代生活方式的继承与创造中必然涉及文化传统、民族记忆、传统工艺与审美范式等要素的融入，但无疑也会面临重大技术与工艺变革、文化冲突与开放融合、产品与渠道颠覆等新挑战。当前的中国，我们面对的就是一个挑战与转型强度异乎寻常之大的“现代生活”，传统工艺的手工造纸行业迫切需要走出自己的新生之路。

    一方面，中国传统工艺文化积累了丰富的审美范式，但是，哪些范式在国际开放的生活与消费追求里能打开新天地、获得新追随，确实存在甄选、提炼、应用的再创造过程。另一方面，国际文化开放融合带来不同审美范式的强烈碰撞，激荡之中与之后，形成新审美风格的流行是大概率，因此，中国传统手工造纸行业存在着主动走进新审美愿景的挑战。

    （摘编自汤书昆、朱赟《中国南方手工造纸的田野调查与行业生态构建》）

    材料三：

    2016年春节，印有“山猴送吉”图案的家书红包诞生了（图案见下）。在“曹氏宣纸”第二十七代传承人曹建勤的精心监制下，红包的用纸以青檀皮、三桠皮、燎草等为原料，用汉唐时期的方框捞纸工艺，手工抄制而成。并使用矿物、植物颜色染色，自然晒干。红包内的信笺纸，则选用16开传统红八行信纸（福建姑田连史纸）和花草云龙信笺纸。最后再结合现代印刷工艺，将贺岁之意凝结于字里行间。

（摘编自《“无纸化时代”下的中国手工造纸——原博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