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十七世纪的北京，既是康熙大帝的，又是纳兰性德的。一个乃一代英主，雄韬伟略，皓如皎月；一个是御前侍卫，却诗才俊逸，灿若朗星。　　

纳兰性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其显赫家世足以令世人瞠目。他的父亲，就是权倾朝野的武英殿大学士明珠。纳兰性德本人也是少年英才，十八岁中举人，二十二岁时参加进士考试，中二甲第一名，康熙当即龙颜大悦，钦点其为御前侍卫，很快就由三等晋升为一等，可算是少年得志，前途无量了。

　　世人皆知纳兰为清代的大词人，且清词以他为最，似乎无人能出其右。但这位豪门公子不但能文，而且还是个武将。既然是御前侍卫，武功定是十分了得。纳兰性德从小练就了一身搏击之术，并精于骑射。康熙皇帝自己就是一个勇武、强悍的骑手加射手，所以，他身边的侍卫也应该是一流的角色。这样看来，纳兰性德倒是个文武全才。当然，纳兰骨子里还是个文人。

他身上有众多的矛盾之处：生为满人，他却痴迷于汉文化；骨子里是个文人，从事的却是武将这个行当；身为宰相公子、皇帝身边的一等侍卫，置身于姹紫嫣红、朱门广厦之中，心却游离于繁华喧闹之外，“视勋名如糟粕、势利如尘埃”；他是地道的满族八旗子弟，结交的却都是一些年长的汉族落拓文人，“以风雅为性命、朋友为肺腑”；他人在仕途，却一生为情所累……这样一位才情充沛、人格健全、绝世超然的“翩翩浊世公子”，竟不是缘自小说家的杜撰，竟是中国文化史册里的一位真实人物。

纳兰性德留下的是两本词集：《侧帽集》和《饮水词》，他二十多岁时就已经名满天下了，靠的不是皇帝的威风，而是他的词。后人从中精挑细选了三百四十二首，另外结集，以《纳兰词》命名。

说纳兰性德是个文人，此话一点不假。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他没有李白那种“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豪迈气概，也不可能拒绝“皇恩浩荡”，他还是捧着文房四宝上了天子的船。一边为皇帝保驾，一边做着职业以外的工作：吟诗填词。而他的不务正业照样赢得了皇帝的宠信。康熙爱读性德的诗词，经常赏赐给他金牌、佩刀、字帖等礼物，以资鼓励。

由于长年待在皇帝身边，纳兰性德应该算是真正的“御用文人”，但是，后人却并未将他归入“犬儒派”或御用文人的行列。这可能是因为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写给自己的，情真意切，言辞优美。

纳兰性德是个真性情的人，他对“侍卫”这个职位其实并没有什么兴趣。他得到过皇帝无数次的赏赐，但在他的内心深处，一直苦于仕宦漂泊，厌恶金阶伫立的侍卫生涯。率真的诗性遭遇混浊的政治，自然是徒增“胸中块垒”。

纳兰性德能入康熙法眼，外表应该也是个很重要的因素。他的人同他的词一样“纯任灵性，纤尘不染”，当得起“玉树临风”一词。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同是康熙皇帝的侍卫，和纳兰性德是同事关系。曹寅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忆昔宿卫明光宫，楞伽山人貌姣好。”楞伽山人就是纳兰性德的号。

　　曾经有人说，纳兰性德就是《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原型。曹雪芹写《红楼梦》，稿未完而人先亡。和珅将文稿呈献给乾隆皇帝，乾隆阅后说了一句：“此盖为明珠家事作也。”虽然此说有捕风捉影之嫌，但纳兰性德与贾宝玉确有许多相似之处，而曹雪芹的《红楼梦》也确实受到了纳兰性德的词的影响。　　

　　康熙二十四年，纳兰性德在跟随皇帝南巡后回到北京，不料想突染重疾，至此一病不起。1685年5月，年仅三十一岁的纳兰性德溘然长逝。在他身后留下的仅有三百四十二首《纳兰词》。　　

纳兰性德依然是那个性灵高洁的词人，他并没有受到污浊时世的浸染，生前没有，身后也没有。那一本《纳兰词》读来还是令人唇齿留香，三百年都不曾消退，因为他“不是人间富贵花”，当围绕在他身旁的繁华如云烟般散尽之后，诗人如愿以偿地回归到了诗人本身——也许，这才是世上最幸运的事情。 

                                                                                                          湘绣旗袍  薛媛媛

薛师傅的案板上云集一堆红红绿绿的布料，都是些真丝布料。这些真丝布料经过他的手，变成一件件女人旗袍。

再过几天就是薛师傅的六十大寿，过完大寿就准备不碰针了。女儿薛蓝今天穿了件吊带旗袍，圆润的肩部以及半个胸部端出来，腰部间夹了大块薄如蝉翼的雪纺，隐约看到肚脐和整个腰部。薛师傅鼓起眼睛看，火就要从眼睛里冒出来。而年轻女人爱模仿薛蓝的派头，薛蓝穿什么，她们做什么，这样一来，找薛蓝做旗袍的人越来越多。

我想请您做件湘绣旗袍，做那种低领连袖圆摆。门口站着一个女人，手里拿着一块翠绿色缎面真丝布料。

你还喜欢那种旗袍。薛师傅疑惑地看着女人。薛师傅有好几年没碰到做这种旗袍的女人了。薛师傅又看了女人一眼，这女人身材颀长，气韵好。

我父亲眼睛不好，我给你做吧!薛蓝抢着说。

薛师傅说，不是我不做，我的眼睛不好，怕把你的旗袍做坏。

女人说，我相信你会做好，我也是访问了许多人才找到你的。薛师傅站起来，要女人站到当亮的地方，自己眯一只眼，把女人从头到脚看了一眼说，把布料放在这里，你可以走了，七天后来取。薛师傅的眼睛就是皮尺。

薛师傅把自己关在房里，他开始裁剪旗袍，旗袍的领口不能歪也不大，旗袍的腰部要收好，收到增一分肥减一分瘦的地步，下摆的两侧不能露出大腿，要看得见整个小腿，既能走出风采，又不失典雅。 

旗袍的剪裁和针脚是要靠眼力的。特别那些针路，是靠手工一针一线缝出来。如果眼不好，手不匀，面子上就会浮出线头或“蜈蚣虫脚”。是湘绣的大忌。 

几天后，薛师傅打开了房门，旗袍上画了一只金凤凰的图案，凤凰的头从旗袍的胸部开始，到旗袍下摆是凤尾，深红和黄黑颜色搭配，他把老婆拉进房，又关上门。老婆在案前摆好布绷子，绷上绣件，开始飞针走线，粗的细的各种颜色的丝线在她的手中飞舞着，两朵艳丽的蝴蝶结，翩跹在领口上。 

旗袍做好后，薛师傅将旗袍穿在迎门的一个模特儿身上，薛蓝很用心地给模特儿头上戴上一顶荷叶造型的绸缎阳帽，翠绿色的旗袍，就像出水的荷叶。一阵轻风吹过，闪烁而流动，泛出幽幽的色彩。

薛蓝今天穿了件红印花超短旗袍，下摆比阿婆的短裤长不了多少。薛蓝几分得意地说，你不要这样看我，这是改良。传统的印花织布，标准的中国红中加入金色花纹，体现了浓浓的中国情结。黑色琵琶扣点缀，内配金色小吊带，现代的尖角翻领与露背元素，中西合璧，性感妩媚。纵使薛蓝讲得天花乱坠，薛师傅也只能是越看越生气。他只好不去看她，搬了条板凳坐在店门口，等女人来拿旗袍。

每天一早，薛师傅就去挂旗袍。他将叠好的旗袍轻轻打开，往模特儿身上一穿，他喜欢看这种水样滑落的感觉。

燥热的夏天就在薛师傅的等待中过去了，女人还没有来。薛蓝怕父亲急出什么病来，不满地说，其实旗袍这种衣，说看重就看重，说不看重，不过是女人衣橱里多件衣罢了。再过段时间还不知有没有人穿这种旗袍，既繁琐又不适用。 

薛师傅身体里猛然扎了一下。他知道薛蓝从心底里没有真正地喜欢过旗袍。她能做，是靠了她一股子灵性。女儿要的只是旗袍外而的世界，而不是旗袍的内涵。

又过了一段时间，女人仍然没有来。

这时，坡子街要扩建，所有的旧房要拆。这下薛师傅寝食不安了。他想女人来了怎么找旗袍店? 他很不愿意搬。薛蓝说，我们在原地方钉块牌子，告诉我们的新地址。薛师傅搬到新门面后，他又不放心了。我还是到那里去等吧! 

薛师傅端了盒子里的旗袍，蹲在薛蓝钉的牌子旁，跟上下班的人一样准时。薛师傅蹲在那里、眼睛空洞地一直望到巷子的尽头，目光游离而迷惘。这天，他终于倒在了那块牌子前。

薛师傅被诊断为晚期胃癌。病床上，薛师傅还在问，女人来了没有?

薛蓝没作声，第二天，她在晚报上登了一则领取旗袍的消息。一个星期过去了，仍然没有人领旗袍。这一天，她又找出那张报纸细看，突然看见，在她的那条消息旁边，还有一条讣告：全国著名民族学学者，省政协委员夏玉珍女士因患白血病，医治无效，于昨日去世，享年48岁。 

这天中午，薛师傅接到了一个女人打来的电话，说她就是那个订做旗袍的女人的女儿，并解释说，当时因为妈妈急于出周考察，把这事搁一边了。

送走那件旗袍后，薛师傅兴奋了大半个晚上，才迷迷糊糊睡着。这一睡，薛师傅就永远睡过去了。

薛蓝伤心至极，我这个主意馊啊!原来，是薛蓝突发奇想，找来自己的女友，扮成那个取旗袍女人的女儿。 

火化父亲和父亲的遗物时，薛蓝拿着那件旗袍，泪汪汪地盯了半天。母亲说，这是你父亲一生做得最用心的一件旗袍。他走了，让你爸带走吧!薛蓝她急忙抱过来．对母亲说，我要留着它。

（有删改）

慢，阕也

周丽

    夜深千帐灯，且做不眠人，轻轻地，把竹帘微卷，窗户推开小半，等待许久的雨水迫不及待地俯下身子，轻吻透明的玻璃心。这勤快的雨滴刚清洗完白昼的天空和大地，又耐心地穿过夜色，半空中一个跳跃，便分身无数，从瓦片、树梢、石阶上慢慢滴下来，落在枣树的叶子上，流入茶花的花苞里，滑过月季的皮肤……你看，春雨多温柔，擦拭月季花瓣时，手格外轻软，尽管如此，月季花脸上还是留下委屈的泪水。别怪花朵娇气啊，实在是雨的手有点儿凉，薄凉的雨和我一样，也怕冷，它们从天空、从屋檐爬向春分的、雨水的、惊蛰的大地，和半路相遇的绿叶一起，抱成团儿钻入大地温暖宽厚的怀抱，彼此取暖。

    看着雨水勤快地擦拭叶片的身影，听着它们在花瓣上奔跑的声音，我的心里充盈着安然和欢喜。行走人间草木，心生千般愿，愿这世间的自然万物生灵，都是我愿意用一生来长相厮守的山河故人。草不语，花不言，它们正以这样的方式慢慢地、慢慢地抵达我的精神故园。慢得就像木心先生的少年时。

    半世飘零如浮萍，从乌镇到上海，从上海到纽约，再从纽约返回故乡，漫漫旅途中，木心把疲惫的身心安放在文字里，“散步散远了的乡愁”总在不经意间造访。随着“咯吱”一声，他的记忆之门被轻轻推开，纯净、古朴、悠然的从前时光和生活断章一一浮现在眼前：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初遇《从前慢》，是在那年夏天。几只早早醒来的小鸟，清脆的鸣啼一声更比一声欢，啄碎小区的宁静，也啄破我的梦。睡意渐无，随手抓起枕边书，就着窗外半明半暗的光亮，不期而遇这几行诗句，简洁，明净，轻盈，如飞雪。倏忽间，心微微一颤，一幅画在脑海里缓缓铺开：初冬的早晨，天色微亮，街角卖早点的小铺里，夫妻俩一个劈柴，一个添火，热腾腾的蒸汽飘浮空中，给冷清的小镇增添了融融暖意。长长的街道上，没有脚步匆匆的行人，偶尔传来的，是那位坚持晨练的白发老人背着手、踱着步、悠闲地来回走动声。云中谁寄锦书来？那载着远方信笺的马车打小镇的青石板上“哒哒”而过，倚着门窗翘首期盼的，是谁家的姑娘？可真是慢啊，从清晨到黄昏，从细雨霏霏到皑皑冬雪，待把秋水望穿，方才辗转抵达。洗净双手，擦亮月光，展开信，一字一句地读，读到月下花渐眠，还紧紧攥着那把夹在信里的钥匙，不愿睡去。好看的锁，精美的钥匙，只为初时的约定，相守到终老，锁了，都懂了。

    读木心这首诗，宜冬日的午后，白雪覆盖着屋顶，地上是深深浅浅的雪泥鸿爪。手中红茶一杯暖，小口浅酌慢品，回味悠远。這一味慢啊，是时间积淀下来的沉香，这般娴静和美好。

    去三河，流连在悠长的古巷里。微风轻柔地吹拂着柳枝，夕阳慵懒地爬上房顶，攀过窗棂，照在那个安静的女子身上。她坐在门口的木凳上，系着围裙，戴着口罩。桌上堆放着大大小小的羽毛，她背后的三面墙上挂满了羽扇，彩色羽毛点缀其间，而洁白却是永远不变的底色。对于我们的到来和低声赞叹，她仿若置身无人的境地，安然的神情，轻慢的动作，看得我入了神，静静地蹲在她身边。根根白羽像一个个娉婷婀娜的仙女落入凡间，经她的手修剪，彩绘，穿线，串起了它们和我们的前世今缘。

    慢若一阕宋词，酿出浮世里最入心的一味清欢。

没文化

【俄罗斯】安德烈·马卡罗夫

    科利亚·瑟罗耶戈夫继承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半年前，他的姑妈去世了。

    “这是上帝赏给我们的，”妻子说，“因为我们受的折磨。”

    “你胡说什么！”科利亚顶了妻子一句，“我们受了什么折磨？是上帝收去了。”

    “上帝把她收去了，”妻子也不甘示弱，“可赏赐了我们，就是那套房子，以示公平。一家三口共居一室，难道不是一种折磨？”

    科利亚没有再争辩，公平就公平吧。半年过去了，失去亲人的哀痛渐渐淡忘，现在科利亚在这套房子里四处打量着，手里拿着一串钥匙，脸上是灿烂的笑容，嘴角都快咧到耳根上去了。

    姑妈是一个非常有文化修养的女人，仅书就摆满了五个古旧的大书橱。可她生活非常清贫，只有一个老式冰箱、一台电子管电视机和一台单缸半自动洗衣机。现在他们要把这些宝贝当垃圾扔掉。妻子想把这些书也一块扔了，但科利亚没同意。

    “我要在整面墙上定做一个漂亮的书柜，”科利亚说，“这样我们家也有藏书了，终于像个书香门第了。”

    他说完，像个孩子似的坐在了这堆书旁。

    “没有带图的。”妻子调侃了一句，就去厨房了。

    怎么没有！科利亚真的找到了几本图画书，小时候姑妈亲自给他读过，有《小红帽》《一个士兵》等。科利亚突然笑了起来，想起了故事里那个士兵是怎么在一个吝啬的老太太家里用锤子煮粥的。

    科利亚把这几本书摞在了一起，心想，给儿子讲是晚了，孙子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呢。他挪了挪身子，又翻弄起各种文学典籍。他拿起一本涅克拉索夫的诗集使劲儿回忆了半天，也就记得在中学教学大纲中有那首《大门前的沉思》。

    科利亚着实埋怨了一番自己没文化，刚要潜心阅读，填补一下大脑的空白，妻子就喊他把那台洗衣机先拖走扔掉。

    他们举家迁入后，科利亚立刻叫来了一位师傅，让他测量了一下墙上要定做的书柜的尺寸，计算了定做费用。但科利亚家的第一笔支出买的却是一台新电视机。他们选的那台电视机大得简直就像一块电影银幕，于是这些书暂时被挪到另一面墙边去了。一个月后，妻子又买了一套床具，那套床具实在太宽太大了，这些书只好又换了地方。又过了一个月，妻子买到了一套壁柜，带梳妆台，还有着一盏镜前灯。

    “儿子，”科利亚恳求道，“把这些书放在你的房间里吧，能占一整面墙，看着多有文化。”

    “什么？”儿子把一只耳塞从耳朵里拿出来说，“不行，我这整面墙上就挂一辆自行车。你还是给我买电子书吧，最好是一部新款的iPad。”

    儿子说完又塞上耳塞迈着舞步走了。

    “怎么搞的！”科利亚把这些书一摞摞地塞进了电视机对面的角落里。“原来我们一家三口在一个房间里都住得下，可现在一整套房子竟然连一本书都放不下了。老婆！”他怒吼道，“我们家就不能有点儿文化吗？”

    “那就看第五频道的文化台吧！”妻子回敬道。

    后来在科利亚出差的时候，妻子发了一则启事：“藏书出售，传世经典。”书当天就被人运走了，而卖书的钱妻子则买了一套小转角沙发，正好摆在了电视机对面。

    科利亚只有三本书幸免于难，这三本书一直在他床底下放着，他从来没拿出来过，但名字似乎还记得。好像一本是《鼠疫》，很有哲理，但非常枯燥，一看就犯困，而且作者的名字也很可笑，叫加缪^【注】 ， 像白兰地的名字，所以他记住了。

    科利亚难过了一段时间后又像从前一样该怎么过就怎么过了，不再想什么文化。

（有删改）

【注】加缪，全名叫阿尔贝·加缪，法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责任

程宪涛

    在东北一些地方，除逢年或喜事燃放鞭炮，还给离任领导放鞭炮。这是“欢送”领导离职，是对领导未尽职责的诅咒。离职者都会经历这一关。

    吴畏明天离职，上级在调职谈话时，拍了吴畏的肩膀说：“今年是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你恰巧今年调动，有足够的信心吗？”吴畏不敢说有或没有，只觉压力更大，甚至生出几分惶恐。

    电厂成立50多年，管理层换了多少届，没有几人记得清楚。任职者一届职满，都心怀忐忑，唯恐听见鞭炮噼啪声。

    某任领导到异地赴任。迎接的人欢天喜地，送行的人兴高采烈。领导的脸如向日葵，对属下们持续绽放。身着工装的员工们，站在马路的两侧。两根竹竿立起来，两挂鞭炮挑起来。众人愣怔的片刻，鞭炮轰然爆开，陪同的人四散弃逃，领导灿烂的笑容枯萎成瑟缩的叶子。小车仓皇挤出人群逃出小镇。

    知耻近乎勇。几届继任者，为官清廉发奋，突破发电纪录，实现辅业剥离，完成企业化改制……但是，历史轮回，又有继任者中枪。

    某任老总颇自知，离职前谎称八点离厂，却在凌晨五点钻进小车启程。原想神不知鬼不觉，却不料刚转过街口，赫然看到，鞭炮蜿蜒，犹如几条红色的蛇，转眼间火信子喷吐。寂静的清晨，爆竹声格外刺耳。领导心脏病突发，再没有站起来。

    俩领导其后两年，相继被“双规”。任职期间种种丑闻，被赤裸裸扒出，成为员工闲暇时的谈资。

    吴畏心里没有底，他穿衣下床，拿起手电筒，戴上安全帽。这是他三年来形成的习惯，每天到厂子内巡查。三年前，吴畏第一次巡查时，值班室中一片狼藉，运行人员一个酒气熏天，两个在睡大觉，三个在斗地主……还有缺岗。吴畏立刻把班长、值长、主任及主管安会、生产的副总找来，自己坐在缺岗位置上，这些人在旁林立。早会上，班长、主任被免职，分管领导被谈话处分。

    一切都需要改变。

    正值设备检修关键期，检修主任提前一小时，早晨七点到达现场，他看见吴畏在现场。次日六点半到现场，他看见吴畏在现场。第三日六点到现场，他依然见吴畏在现场。主任问：“吴总几点来的？”吴畏答：“比你提前半小时！”主任说：“今晚，我住在检修现场！”那一年的机组大修，实现了有史以来首次全优。

    无垠的天幕上，星光挥映；运行值班空内，机器浅声低唱。值班人员各司其职，目光在仪表上流动。这是一个普通的凌晨。吴畏流连在新建机组外，这是老厂的希望工程。远方山中，有在建的垃圾屯站，新型绿色能源基地……

    但是，依然有那么多遗憾，断掉了员工福利用水，停掉了家属免费用电，学校和物业社会化……那么多的责难、掣肘，还有骂娘、唾沫……改革中不间断有阵痛。

    吴畏告诉办公室主任，早七点启程，办公室主任似乎明白了，问吴畏怎么走。吴畏道：“步行。”主任说：“我知道一条小路，不会被人发现。”吴畏说：“我走大道，你把车开到小镇口。”主任说：“都知道你今天离厂，万一出现状况咋办？”吴畏道：“这是最好的检阅！”

    清晨七点十分，吴畏出现在小镇街口。吴畏看见聚集的员工，穿着整齐的工装。几十挂挑起的鞭炮形成红色的海洋。办公室主任有了惊恐慌乱，他拉一下吴畏的衣袖：“咱们坐车走吧！”吴畏走向人群，人群散开一条路。吴畏走进人群。一位老员工犹豫着，手伸出去又缩回，再次试探着伸出，吴畏拉住那双粗糙的手，更多的手伸过来……

    吴畏走出人群很远。没有爆竹炸响。身后忽然有人嘁：“吴总！”吴畏扭头回望。员工指着鞭炮阵，问：“你怕吗？”吴畏大声回应道：“怕！”人群轰的一声笑了，都是十分开心的模样，就像清晨的阳光。

    那员工高声道：“这是准备过年放的摆出来让你看看，今年是个好年头！”

    吴畏的眼眶一紧，用力地点了点头。

（选自《小小说选刊》，有删改）

平淡的事

彭家煌

几天前由北平来了个穷友，没屋子住。我替他找了两天的房子，找着了一个挂眼科牌子的医生家的一间后楼，即刻就叫他搬进去。匆忙的我不过记住了前门两边的白墙上写着“照原眼科”，也仿佛记着这医生是姓曾而已。 

翌日，我那朋友走来和我谈天。 

“昨晚那个房东走到我房里向我借一块钱买米，吓吓吓！” 

第二天，我在微光中找来找去，不知如何始终找不着“照原眼科”几个字，但是看见前门的墙壁两边有白粉的一幢房，“大概这就是的吧！”我是怀着“连一块钱都得向生朋友告贷，贫穷到这样子！”的心情去的，但进门一观察，那客堂间也点着洋灯，灯下也有两个老妈子似的顾客请他看眼睛，靠窗也陈设一张只开了两道裂缝的桌，东边墙下也摆着小圆台，台上也搁着好几瓶药水，台边还有两个一只脚都不短的藤椅。至于他本人，身上却穿着呢大衣，旧靴子上也盖着呢布，一见还知道他是穿穿西装裤的。他手中拿着揩眼睛的棉花，一见有人推门，就脸色苍白起来，知道是我，才浮出微笑，轻着脚步走近我，低声的温和的说：“夏先生在家。” 

我微笑着颠颠头。上楼时，我循环的默诵着：“难道真一块钱没有吗？——这江湖医生——这骗子。” 

在后楼，我不耐久坐，我们就下楼，走过客堂间时，老夏说：“曾先生，我们去喝酒吧！” 

他连忙鞠着躬：“好的，好的，我马上就来，请先走一步。” 

我们走到街的尽头，发现一酒馆。那酒馆不仅小，而且很模糊，里面两个桌，全用灰尘装饰着。一个鼻眼不分明的半大孩子走拢来问我们要什么，我就要了两斤酒。 

不久，曾先生笑嘻嘻的擦着手走进来了。三人就了座，我叫孩子拿酒来，又叫他买了八个子花生米。曾先生又擅自在柜台上弄了一碟发芽豆，又弄了一碟海蜇皮。 

“听说先生差了一块米钱，心里很过意不去，现在可有了？” 

“不要紧，已经赊了一块钱的米。我们喝酒吧！——这地方真好！这老板是好人，很可怜的！——她常常到我那里看眼睛，我不要她的钱。她钱不够，我就入了五块钱的股。所以，我在这里很随便的，常常来！“ 

“酒倒是少喝的好，曾先生，你何不好好把你的行业振兴一下？”我说。 

“不行！”他摇着头笑“我倒霉，连这个都没有！”他忽然把脚举起来：“你看，我这个皮鞋，底穿了，前面开了口，走起来，他冒烟。” 

我们不禁笑起来。 

“你每天也有多少收入喽？”我问。 

“没有一定，两毛，四毛，有时还倒贴。穷人多啊！一块钱看一回的。一个月难得有几次。” 

“像你这样是不行的。这鬼世界是全靠外样子，不怕你本事怎样好。”我愤愤地说。 

他只温和的笑。 

“是呀。曾先生，据前楼的人说，你的手术很不坏，你只要好好的把诊所布置得像个样，把身上弄整齐点，在门口挂个招牌，在弄堂口还挂个更大的，也定一个章程，门诊几何，出诊几何，架子一挺，人家自然不会小看你，像你这样两毛四毛，有时还送诊，有时还……那是……” 

老夏也说了一大篇。 

“这是没有办法的！”他摇头坚决的说，“他们都是穷人末！顶多只能收点药钱。——你们以为我是好人吗？其实我也很坏的，是穷人，到我这里来，他们都是别处诊不好的，他们没有钱谁给他诊。这种人，我是欢喜给好药，一次二次就好了，阔人就不同了，一次诊得好的，我给他分做几次诊，多弄他几个钱，其实我是很坏的。” 

“像你这样的人，是不能存在的。我劝你以后还是把牌子挂出来，好好的干一下，免得受苦！”我说。 

他还是温和的笑，连连把酒往口里送，酒完了，又再叫两斤。 

“是的，牌子原先挂的，在弄堂外头，因为警察要捐钱，才取下来的。” 

他已经很醉了，话便滔滔不绝。 

“原先我生意很好，每月赚二百多块钱，那不是现在这个地方，这是去年搬来的。那时候，我的日子很好过，我把老娘由乡下接来住，请了两个听差，门诊是一块二，没有钱的就减半，看人说话。不料去年革命，我的诊所烧得干干净净，好，没有想到这个革命把我打倒了。搬到这里之后，凑巧，闸北办市政，一条马路修上大半年，交通断绝了，简直没有人上门。好，这个市政又把我打倒了。三四月间落起黄霉雨来，你想谁肯爬过烂泥堆里走过丈多深的水沟到我这里来呢？ 

“好，这个黄霉雨又把我打倒了。房钱欠七个月，生意没有，我吃的是身上的衣服，是木器。我牌子是有的，弄堂外有块大的，前门的壁上写着‘照原眼科’四个大字，但是我给不起捐钱，警察天天来要，起首我就把外面的牌子取下了。昨天他又来了。我就把墙上的字也粉了，省得他来麻烦。 

“可是牌子一取消，就简直更没有瞎子能找得着我了。好，这个警察捐又把我打倒了。” 

他不再笑了，两手撑着头，慢慢的伏在桌子上。 

“这个人很可怜。老黄，你是欢喜把自己妻子儿子都上小说的，也把他上一上小说吧。哈哈！”老夏说。 

“但是——唉，在这年头，这玩意早已不时髦了，这事情，太平淡了，上了小说不会有人看的。” 

我禁抑着奔放的热情坚决的这样回答。 

一九二八，十二，二五日于上海（节选自厦门中学生助手微信公众号，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