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条河

沈从文

    我的小船已把主要滩水全上完了，这时已到了一个如同一面镜子的潭里。山水秀丽如西湖，日头已出，两岸小山皆浅绿色。到辰州只差十里，故今天到地必很早。我照了个相，为一群拉纤人照的。现在太阳正照到我的小船舱中，光景明媚，正同你有些相似处。我因为在外边站久了一点，手已发了木，故写字也不成了。我一定得戴那双手套的，可是这同写信恰好是鱼同熊掌，不能同时得到。我不要熊掌，还是做近于吃鱼的写信吧。这信再过三四点钟就可发出，我高兴得很。记得从前为你寄快信时，那时心情真有说不出的紧处，可怜的事，这已成为过去了。现在我不怕你从我这种信中挑眼儿了，我需要你从这些无头无绪的信上，找出些我不必说的话……

    三三，我因为天气太好了一点，故站在船后舱看了许久水，我心中忽然好像彻悟了一些，同时又好像从这条河中得到了许多智慧。三三，的的确确，得到了许多智慧，不是知识。我轻轻地叹息了好些次。山头夕阳极感动我，水底各色圆石也极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对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地爱着！我们平时不是读历史吗？一本历史书除了告我们些另一时代最笨的人相斫相杀以外有些什么？但真的历史却是一条河。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石头和砂子，腐了的草木，破烂的船板，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若干年代若干人类的哀乐！我看到小小渔船，载了它的黑色鸬鹚向下流缓缓划去，看到石滩上拉船人的姿势，我皆异常感动且异常爱他们。我先前一时不还提到过这些人可怜的生，无所为的生吗？不，三三，我错了。这些人不需我们来可怜，我们应当来尊敬来爱。他们那么庄严忠实的生，却在自然上各担负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而活下去。不管怎么样活，却从不逃避为了活而应有的一切努力。他们在他们那份习惯生活里、命运里，也依然是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更感觉到这四时交递的严重。三三，我不知为什么，我感动得很！我希望活得长一点，同时把生活完全发展到我自己这份工作上来。我会用我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透入些！三三，我看久了水，从水里的石头得到一点平时好像不能得到的东西，对于人生，对于爱憎，仿佛全然与人不同了。我觉得惆怅得很，我总像看得太深太远，对于我自己，便成为受难者了。这时节我软弱得很，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三三，倘若我们这时正是两人同在一处，你瞧我眼睛湿到什么样子！

    三三，船已到关上了，我半点钟就会上岸的。今晚上我恐怕无时间写信了，我当说声再见！

    这里全是船了！

【注】“三三”是沈从文对妻子张兆和的爱称。

1934年1月18日

【甲】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我把幼小的脚伸到他跟前时，羞怯地问道：“格斯拉先生，做靴子是不是很难的事呢？”他回答说：“这是一种手艺。”从他的含讽带刺的红胡根上，突然露出了一丝的微笑。

    他本人有点儿像皮革制成的人：脸庞黄皱皱的，头发和胡子是微红和鬈曲的，双颊和嘴角间斜挂着一些整齐的皱纹，话音很单调，喉音很重；因为皮革是一种死板板的物品，本来就有点僵硬和迟钝。这正是他的面孔的特征，只有他的蓝灰眼睛含蓄着朴实严肃的风度，好像在迷恋着理想。他哥哥虽然由于勤苦在各方面都显得更瘦弱、更苍白，但是他们两兄弟却很相像，所以我在早年有时候要等到跟他们定好靴子的时候，才能确定他们到底谁是谁。后来我搞清楚了：如果没有说“我要问问我的兄弟”，那就是他本人；如果说了这句话，那就是他哥哥了。

（节选自《品质》）

【乙】

    烤肉刘早就不卖烤肉了，不过虎坊桥一带的人都还叫它烤肉刘。这是一家平民化的回民馆子，地方不小，东西实惠，卖大锅菜。便宜的如炒辣豆腐，比较贵一点是黄焖羊肉。夏天，烙饼的炉紧贴着门脸儿，一进门就听到饼铛里的油吱吱喳喳地响，饼香扑鼻，很诱人。

    烤肉刘的买卖不错，一到饭口，尤其是中午，人总是满的。附近有几个小工厂，厂里没有食堂，烤肉刘就是他们的食堂。男工人能吃，馅饼至少得来五个（半斤），一瓶啤酒，二两白的。女工们则多半是拿一个饭盒来，买馅饼，或炒豆腐、花卷，带到车间里去吃。退休的文质彬彬的会计，每天两块钱的“挑费”都扔在这儿。而煤站的副经理，他在烤肉刘吃了十来年了。有炮肉，他总是来一盘炮肉，仨烧饼，二两酒。给他炮的这一盘肉，够别人的两盘，因为烤肉刘指着他保证用煤。

    有一个人是每天必到的，午晚两餐，都在这里。这条街上的人都认识他，是个捡烂纸的。他穿得很破烂，总是一件油乎乎的烂棉袄，腰里系一根烂麻绳，没有衬衣。脸上说不清是什么颜色，好像是浅黄的。说不清有多大岁数，六十几？七十几？一嘴牙七长八短，残缺不全。你吃点儿软和的花卷、面条，不好么？不，他总是要三个烧饼，歪着脑袋努力地啃噬。烧饼吃完，站起身子，找一个别人用过的碗，自言自语（他可不在乎这个）：“跟他们寻一口面汤。”喝了面汤：“回见。”没人理他，因为不知道他是向谁说的。

    一天，他和几个小伙子一桌，一个小伙子看了他一眼，跟同伴小声说了句什么。他多了心：“你说谁哪？”小伙子没有理他，他放下烧饼，跑到店堂当间：“出来！出来！”这是要打架。北京人过去打架，都到当街去打，不在店铺里打，免得损坏人家的东西搅了人家的买卖。“出来！出来！”是叫阵，没人劝。压根儿就没人注意他。打架？这么个糟老头子？这老头可真是糟，从里糟到外。这几个小伙子，随便哪一个，出去一拳准把他揍趴下。小伙子们看看他，不理他。

    这么个糟老头子想打架，是真的吗？他会打架吗？年轻的时候打过架吗？看样子，他没打过架，他哪里是耍胳膊的人哪！他这是干什么？虚张声势？也说不上，无声势可言。没有人把他当一回事。

    没人理他，他悻悻地回到座位上，把没吃完的烧饼很费劲地啃完了。情绪已经平复下来——本来也没有多大情绪。“跟他们寻口汤去。”喝了两口面汤：“回见！”

    有几天没看见捡烂纸的老头了，听煤站的副经理说，他死了。死后，在他的破席子底下发现了八千多块钱，一沓一沓，用麻筋捆得很整齐。

他攒下这些钱干什么？

（节选自汪曾祺《捡烂纸的老头》，有改动）

红狐狸

刘平

    都说山里有一只红狐狸，真的。有人这样描述：那家伙浑身的毛火红火红的，在老鹰崖上一闪就不见了，速度很快，像一道红色的闪电。又有人这样描述：它浑身的毛红得那个纯啊，没半点杂色。在深溪沟也出现过，还是一闪就不见了。

    说起红狐狸，人们眼里都露出贪婪。那皮毛，值一大堆大洋！

    只有杠子爷说：“山里哪有啥红狐狸？球！想钱想疯了！”

    杠子爷守着这片山。松林坡两间木板屋，就是他的家。

    木板上挂着的一支猎枪，早就锈迹斑斑了。

    上午的天气很好，阳光渗过林子的枝丫流下来！在地上撒了一片光怪陆离的光斑。屋前一小块平地，一把木椅，杠子爷坐在椅子上，脚旁的地上放着一大缸子苦丁茶。几只松鼠在林子里窜来窜去，一只麻灰色的兔子，在一棵松树下啃青草。

    一只羊，几只鸡，两只鹅，还有一条大黄狗。这就是杠子爷的日子。

    不时有人带着猎枪、套子到杠子爷的木板屋来，都只关心一个问题：看见过红狐狸没有？ 杠子爷感到很恼火，说：“球的个红狐狸啊？这山里有啥我会不知道？”但没有人相信杠子爷的话，都说山里肯定有一只漂亮的红狐狸。

    来得最多的是松果，很多年前松果跟杠子爷学过狩猎，那时杠子爷是这片山里最优秀的猎人。可松果刚学会下套布陷阱就不学了，到山下镇上开了一家野味餐馆，去年，又开了一家皮货店。以前，松果可从不来看杠子爷，认为杠子爷只知打猎，没有本事。松果说到红狐狸眼睛就发绿，他要杠子爷和他一起收拾那狗东西，杠子爷经验丰富，那狗东西斗不过杠子爷。松果说：“师傅，只要逮住那狗东西，您这辈子的日子就舒舒服服的了。”

    杠子爷狠狠剐他一眼，说：“哪有啥红狐狸？我看你是疯了！”

    松果就不再求杠子爷，他不相信自己不能逮住那狗东西。

    “师傅！”杠子爷正撒玉米喂鸡，松果突然来了。杠子爷明白，今天松果又是为红狐狸来的。

    “你赚钱就没个够？”杠子爷说。

    “师傅！看您说的，钱哪有够呢？”松果说，往林子深处去了。

    很多年前松果很瘦；现在，松果很胖。

    杠子爷知道，松果又是去下套布陷阱。

    三个月前，杠子爷下山去过一趟镇上。镇上很热闹，松果的野味餐馆啥都有，狍子肉、麂子肉、野猪肉、野鸡肉，要啥有啥。他的皮货店也是生意兴隆，那些男人女人，往他的皮货店里丢下一把一把的大洋，然后把狼皮、狐狸皮、羊皮、野兔皮穿在身上。

    杠子子爷不喜欢那个大洋叮叮当当响的小镇。

    杠子爷心里很担心，某一天，松果的皮货店里真的会出现一件火红火红的漂亮皮货。

    午饭，杠子爷馏了两块玉米饼子，就一碗青菜汤吃了。他知道松果已经下山了，就带着大黄狗往林子深处去了。

    松果这些半吊子猎人的套路逃不过杠子爷的眼睛，从松林坡到老鹰崖，杠子爷找到了松果和另外的人布下的六个套子、三个陷阱。有两个套子，套住了一只野兔、一只山鸡。

    杠子爷把那些套子和陷阱只稍微摆弄一下，就成了。

    杠子爷还要去一个地方：深溪沟。他知道松果一定会在那个地方下套子。

    ―片翠绿中，突然闪出一团火红，还有“呜呜”的叫声，很痛苦的样子。杠子爷看见了那只令很多人垂涎三尺的红狐狸，它的前左腿被套子的钢钳夹住了！

    天快黑的时候，杠子爷抱着红狐狸回到了木板屋。烛光下，杠子爷发现，红狐狸腿上只是皮外伤，上了药，包扎好。红狐狸恋恋地看了杠子爷一眼，走了。

    第二天上午，松果进山收货。他提着一只野兔一只野鸡从杠子爷屋前过的时候，说：“差点就逮住那狗东西了！”

    杠子爷说：“啥？”

    松果说：“红狐狸！”又说：“在深溪沟，都夹住了，又跑了。狗东西！”

    杠子爷啐一口痰，说：“我看你真是疯了！”

    半吊子猎人松果，没有看出来杠子爷在套子和陷阱上做的手脚。他还是一趟趟进山寻找红狐狸，直到有一天被一头狼吓破胆，才再也不敢进山了。

    只是，关于红狐狸的传说仍然在继续：浑身的毛火红火红的，一闪就不见了！……

    这年春天，杠子爷无疾而终。他死的时候，一只狐狸守在他床前。那狐狸很漂亮，浑身的毛火红火红的，没有半点杂色。

（有删改）

搬家

    李城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能去一趟他的家乡。那时我正在青海参加一个笔会，向主办方请了假便奔向火车站。电话里李城的声音还挺风和日丽的，不像一个肺癌晚期又严重肾衰的患者。挂了电话他又往我手机里发来地址以及坐车线路——其实是多余的，即使没有这些，我也能准确无误地找到小官庄。李城无数次向我进行描述，好像小官庄也是我曾生活过的地方，那里的每一棵树，每一缕炊烟，以及头顶或缺或圆的月亮，都是我熟悉的。

    认识李城时，我刚开始写小说，妻子去世不久，而我也刚刚退休，为了排遣悲伤和寂寞，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写作上。对于小说中的人物，我总是给他们一个最朴素确切的名字，比如，小说中的女性，大多叫做王彩虹，她们内向而腼腆，追求像彩虹一样的绚烂美好；至于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大多沉默木讷，隐忍顽强，无一例外都叫做李城。

    所以，当见到一个瘦精精的他时 ， 我忍不住吃了一惊，而后又笑起来。我说，你叫李城？你确定你叫李城？

    李城也愣了一下，然后也像我那样笑起来，他说，确定，我确定就叫李城。他正在我的小屋里，和一个工人要将一摞书抬出去，清晨通透而明亮的阳光照在他的半边脸上。这个画面很多年后我都历历在目，好像是刚刚发生的一样。

    他们是搬家公司的，爱心搬家公司。

    这之后，又让他帮我做过一些鸡零狗碎的事，比如移动一下柜子，比如换一个灯泡，甚至是一颗螺丝松了，我都会给他打电话。李城很乐意，有时晚上来，有时第二天清早。自行车的铃铛在楼下先摁出两声，便噌噌跑上来。每次我会塞给他一些酬劳，他拒绝，只有我说“不收下次就不找你了”，他才会无奈收下，并总以老家的粮食蔬菜作为感谢。有一个傍晚，我去厨房倒水，转身时突然发现角落里有个金黄色的点，打开灯，原来是一朵菜花。那是李城一个礼拜前送来的，我没有吃完，蔫了，一棵已经没有根的青菜居然开出了一串花。我蹲在墙角很长一段时间，这些生命的顽强绽放使我泪水潸然。

    李城很喜欢在干完活后倚在门框上问我小说的事。

    你写过多少个李城？

    李城多大年纪了？

    怎么给他取李城这个名字？

    可以不把他写死吗？

    这篇还有多少字结尾？

    这些问题是不必回答的，很多时候他只是自言自语，之后总是告诉我小说里的李城跟他还是有那么一点相似之处的，或者说，这也许就是他的未来呢。

    后来，搬家公司倒闭，他去了一个建筑工地。对于这个工作，他很满意，住工棚，可以省下住铁皮屋的租金。

    李城比以前更黑了，也更瘦。如果不知道年龄，压根猜不出李城只有二十来岁。

    李城说他这些天都在最高的地方干活，风吹得人摇摇晃晃。

    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李城干活的场景，还有他的工友们，像蜘蛛侠似的攀援在高楼的四壁，他们吊着安全带，戴着安全帽，用混凝土一点点地将楼房喂大。楼长高了，结实了，漂亮了，他们也离开了，城里的人蜂拥而至，他们不会想起这座楼是怎么长大的，他们只会站在窗前向远方眺望。

    当我用“摇摇晃晃”这个词语描述李城时，我也曾想过，李城某一天会不会像一片树叶那样摇摇晃晃飘落下来。不过，我的想法并非完全准确，但相似的是，李城的确从一幢楼上摔下来了。我没有在现场，所以不能准确描述那一时刻。李城形容自己就像小鸟那样飞了起来，他并没有感到害怕，只是十分想念老家年迈的父母，还有他的傻姐姐。

    那些他曾经搬运过的脚手架，救了他一命。从外表看，他几乎完好无损，但体内像经历了一场地震。医生嘱咐他不能再干体力活了，只能休息。李城躺在工棚的钢丝床上，似乎很平静，把我带给他的小说读了又读，甚至还给我打过几次电话，问我正在写的小说里的李城是什么样儿的呢。

    两个月后，李城有了新工作，在一家化工厂做门卫，他觉得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恐怕连这样的“门卫”都干不了了。没到年底，他回到了小官庄。

    按照李城说的路线——下车后沿着一条石子路向西，过一个小桥，再沿着大堤向前走一段路，便是小官庄了。那片他描述过很多次的梨园，应该就在大堤下，还有桃园，柿子园，还有落满松针的松树。然而，这些，我都没看到，大堤上没有树，草皮之下的沙土已经裸露出来，一辆拖拉机正在挖土。正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但地里的庄稼毫无生机。不少树木被砍伐掉了，树桩还是新的，村庄裸露出来，显得胆怯而瘦弱。

    我顿时明白李城向我描述的小官庄，应该是它曾经的样子，是李城记忆里的模样。

    李城特别消瘦，如果用数字形容的话，就是又被削去了二分之一。我突然不知道说什么，十分难过，一路上幻想了很多结果，全部破灭。

    我无法将眼前这个人和那个骑自行车意气风发的小伙子联系在一起，仿佛他们是两个不同的人。我还记得那个人总是春风拂面，一脸笑容，他的声音清脆而干净，他喜欢帮我搬书，总是从高高的人字梯上噌地跳下来；他还和我争论小说里的人物，不能接受我将他们写成懦夫；还有，他的乐观让我从丧妻的悲痛中慢慢走出来……

    那天的阳光很好，一直照到李城床边。屋外特别安静，阳光一点点地移动，爬向我们的身体，仿佛从没感受过的轻柔与温暖。它一点点地攀登上来，向李城的身上移过去，阳光普照着，从不会对谁吝啬。

    我记不请自己后来是怎么离开这间屋子，离开小官庄的，我内心无比难受，却又无比轻松，李城说，他找我……是有一件重要的事，希望能帮帮他。我点头，身体向他倾斜，以便能听清他断断续续的声音。李城说，他想……搬家……，希望我能将他搬进小说里，和之前任何一个“李城”的命运都不一样，他希望，在小说里，他有一个……美好未来，当然，还要有他的父母和傻姐姐。

（取材于汤成难同名小说）

无法完成的画像

刘建东

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烧焦的味道。女孩被一个中年妇女领进来。中年妇女是女孩的舅妈。

时间停留在1944年的春末。这一年我十五岁，师傅杨宝丰大约四十岁，是城里唯一的炭精画画师，专门给人画像，给活着的人画，也为故去的人画，大约一天时间就能完成。师傅保持着一个传统，画遗像一定得到死者的家里去画。

舅妈说：“小姑子很任性，因为恋爱，断了和我们来往。三年前，我们来找她时，已经看不到她了，只剩小外甥女独自在家。我们找了三年，只好放弃了，就当是死了，所以才请您来她家里给画张像。”

师傅说：“我需要她的照片，你们找出来，我来挑一张。”

舅妈转向小卿：“快去把照片拿出来。”小卿指着墙角处放着的一个搪瓷脸盆，小声凄凄地说：“喏，都在那里。”舅妈只找到一本相册，照片却一张不见。

舅妈问女孩：“小卿，照片呢?”

小卿指了指在墙角处放着的脸盆，盆底有一层燃烧后的灰烬。

舅妈无奈，只好回自家去找。

小卿却对我说：“我娘没死。”

“那你娘去哪儿了?”

“找我爹去了。”

“那你爹去哪儿了?”

“我娘说，我爹去的地方不能让别人知道。”

舅妈回来了。把一张泛黄的照片递给我师傅。

师傅眉头一紧，盯着照片，似在认真辨认照片中的人，半天没有说话。

我开始做准备。师傅坐在那里，闭目养神。我在素描纸上打着方格，偶尔，还能听到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枪炮声。

师傅缓缓睁开眼，目光在纸上扫视一遍。阳光正好照在方方正正的格子上，那格子犹如一个个开着天窗的房间，敞亮而温暖。师傅起身，净手，擦干，然后端坐在桌子前，拿起铅笔开始画头像的轮廓。他画得很慢，比平时要慢许多。

舅妈坐在一边数落：“兵荒马乱，一个女子，不找个安分守己的男人，守着自己的小家，天天在外面疯跑。”

师傅紧皱眉头。

她喋喋不休。

天擦黑的时候，师傅才把铅笔稿画完。

第二天画像的过程仍然艰辛。

以往每一次，都是从眼睛画起。而这一天，1944年春天的一天，师傅犹豫了片刻，然后，用小楷毛笔沾上炭精粉，笔落在了鼻子上。鼻头的阴影慢慢地擦出来了，当师傅用炭精粉擦出第一笔黑色的线条时，像是广阔的平原上，吹过来一股春风。

第三天，师傅画了脸部。

第四天，他才最后画眼睛。到傍晚，他再也画不动了。素描纸就放在桌面上，我用宣纸把素描纸蒙住。我看到，师傅的右手布满了密密的汗珠。从来没有过这么难熬的作画过程。

第五天一早，我们就赶到了小卿家。我掀开宣纸，惊得大叫。宣纸下面是空荡荡的桌面。

舅妈把小卿喊进来，吼道：“前两天你把你娘的照片烧了，这次你又把画像弄到哪里去了?”

小卿憋着眼泪，不答话。

师傅安抚她：“不关你的事。别怕。”

接着，师傅淡定地说：“我重画。”

重画的过程是一场灾难。每一天下来，他都疲态尽显。返回的路上，听着他软弱无力的脚步声，我不忍心地说：“师傅，要不我们放弃吧。”

师傅说：“不能。”

师傅回答得那么坚决。肩上画夹中那张薄薄的素描纸，仿佛有雕塑般的形态，厚重了许多。

又过了五天。画像告成的那一刻，师傅四肢摊开，瘫坐在椅子上，面色苍白。他闭上眼，没说一句话。爱说的舅妈，也变得沉默了。小卿看了一会儿，突然放声痛哭。她一直相信，母亲一定会在某个黎明时刻，回到她的身边。现在，当她看到母亲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她面前时，也许她意识到了那个黎明永远不会到来。

我背着画夹和师傅回到店里。

不知睡了多久，暗夜中传来细碎的声音。我爬起来，摸向柜台——画夹不见了。借着淡淡的月光，只见浓浓的夜色中隐约有一个人，打着了火，在烧什么东西。视线顺着火光向上移——我一屁股坐到了地上。那个人竟是师傅。

我和师傅，谁也没有再提起画像的事。一年后的一天，我在店里等着师傅，等了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没有等到。我盘下了那个小店。一边画像，一边等师傅，就像小卿等她的母亲一样。又过了一年，遥远的枪炮声终于来到了城外，清晰而响亮。

1951年的一天，画店里进来一个姑娘，说想请我给她娘画张像。

我觉得眼熟：“好的，把照片给我。”

“有照片，但不在我手里。”

“没有照片我画不了。”

“我是小卿。”她说。

我内心涌动着一股暖流，不知是因为见到小卿，还是想到了当年画像时的师傅。我小心地问：“找到你娘了吗?”

小卿说：“一直在寻找。有一天，舅舅突然来到学校，拉着我狂奔到烈士纪念堂，我们站在一张照片前，是一张合影。合影上是四个微笑着的人，两个年轻的男人和两个年轻的女人。我惊呆了，我越看，其中一个越像我娘，我失声痛哭。后来，一个陌生的女人走到我身边，告诉我，她是照片中的另一个女人，他们四个是战友。她让我叫她黄姨。她指着我娘左边的那个年轻男子对我说，那是你爹。”

我跟着小卿来到烈士纪念堂，看到了那张照片。

那张照片虽然清晰度不高，但他们四人快乐的笑容溢出了照片。我紧紧盯着照片右首的那个男人，有点怀疑自己的眼睛。我使劲揉了揉眼睛，指着照片惊呼道：“小卿，你看，那个人，那人是我师傅。”

黄姨领着我和小卿来到一个烈士墓前，她告诉我说，这就是你师傅，这里面埋着他的一顶帽子。黄姨说，他曾经化名杨宝丰，开了一家画像馆。我这才知道，我师傅叫宋咸德。

我潸然泪下。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