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寒门子弟到行政长官

20世纪30年代，梁振英的父亲梁忠恩只身离开家乡山东威海闯荡香港，在清水衙门当警察。梁振英于1954年8月出生，有一姐一妹，是家中独子。二十岁之前，梁振英与家人住在七号差馆宿舍及荷李活道警察宿舍。那里没有独立卫生间，一层楼十几户人家共用一个厕所。小时候，为省一毛钱的电车费，梁振英和姐姐、妹妹都是走路上学。上中学时，为节省每顿一块五毛钱的饭钱，梁振英总是步行半个小时回家，用十分钟时间狼吞虎咽地吃完饭，再匆匆忙忙赶回学校上课。从上幼儿园起，梁振英就已经开始忍受贫困生活的煎熬。但懂事的小振英只是默默承受，从不抱怨。稍大一点儿时，他就开始分担家务活，帮助母亲买菜、择菜。为了贴补家用，帮附近的塑料玩具厂加工塑胶花。当时梁振英才十一岁，下午到学校上学，其他时间则要干活——要么背着几十公斤重的材料往返家里与工厂，要么与家人一起做塑胶花。这段时光尽管清苦，却被梁振英视为第一堂人生课，不仅培养了他不畏艰辛、自食其力的能力，还让他认识到执著追求的可贵。

梁振英从小成绩优异。他从荷李活道警察小学毕业后考入香港著名的中学——英皇书院，后又进入当时的香港工业学院（现香港理工大学）修读建筑测量系。取得高级文凭后，梁振英于二十岁那年前往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现为西英格兰大学) 攻读估价及地产管理学。在留学英国的三年多时间里，梁振英靠半工半读维持自己的学习及生活费用。他每周打工三个晚上，每次六个半小时，回到宿舍时往往是凌晨了。为了节省车费，他每天上学放学都要步行十多公里。即使这样，他仍然坚持参加社会活动。当时梁振英是当地香港留学生的学生会主席，经常举办中国文化宣传活动，每个星期天他还去教当地的华侨子弟学中文。1977年，梁振英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从布里斯托理工学院毕业。

学成回港的梁振英，开始了自己白手起家的创业历程。起初，他加入老牌测量师行“仲量行”，成为一名测量师。过了五年，梁振英被擢升为这家英资公司的合伙人及该企业第一位华人董事。当时年龄不足三十岁的梁振英年薪已高达上千万港元。1988年，三十四岁的梁振英被评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

1993年，梁振英创立了梁振英测量师行。2000年，通过互换股份与英国DTZ及新加坡的戴玉祥产业咨询公司合并，梁振英测量师行易名为戴德梁行。这家布点遍及四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房地产服务公司，迅速发展成为亚太区最具规模的物业顾问公司。2006年，梁振英成为该公司最大的个人股东，首度晋身集团董事局。一年后，梁振英又由戴德梁行北亚区主席升任为亚太区主席。此时，离他事业起步刚好三十年，梁振英已从一无所有的小青年变成了颇具经济实力的香港企业家。

作为香港专业联盟主席，梁振英率先鼓动香港十个专业团体五万多专业人才加强与内地交流。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内地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身为香港“专业人士促进现代化协会”成员的梁振英，就开始与内地结缘，并频繁穿梭于深港沪之间。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开始。1984年，中英谈判碰上新界的租约问题。当时，新界的全部土地楼房，不论地区、新旧、用途，地契年期全部在1997年6月27日届满后，由中、英两国共同解决。由于当时内地还没有房地产市场，缺乏经济和合约上的知识，中央想找个香港人咨询意见。有位官员记起一个经常到内地讲课的年轻人——梁振英，就请他帮助写意见书。梁振英立即动笔撰写。几个月后，这份意见书中的建议成为中方意见，并成为《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三《关于土地契约》的主要内容。

在帮助和支持内地房地产事业发展的同时，梁振英亦开始在政治上崭露头角。1985年，梁振英出任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1988年，三十四岁的梁振英出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秘书长；1993年，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政务小组港方组长；1996年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副主任；1997年出任香港特区第一届行政会议成员、召集人。此外，他还担任第十届和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梁振英不无自豪地回忆道：“参与回归的全过程，为香港回归效力，亲历国家和平统一的阶段性成果，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和最难忘的经历。”

（选自2012年第6期《名人传记》，有改动）

两个孤独的人

【奥地利】茨威格

    像一股广阔的深色的激流，熙熙攘攘的工人穿过大门。在这密密匝匝的人群后面相当远的地方有一个工人孤孤零零地走着。他还不老，很强壮，但是他不能与那些人保持同样的步子，因为他那条瘸腿无法使他快速地行走。远处欢快的声音还在发出回响。他听到了，对这人群发出的嬉闹的声音并不感到痛苦。他的残疾早就使他习惯了孤独，在孤独中他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哲学家，以弃世者的冷漠面对生活。

    他一瘸一拐地慢步向前。从远处昏暗的田野里涌来不久就要成熟的庄稼的暖洋洋的芳香，冷爽的晚雾也无法遏止它的飘散。远方的笑声消逝了。不时还有一只孤零零的蟋蟀发出唧唧声，除此到处一片寂静，是那种深深悲哀的寂静。在这样的寂静中沉默的思想开始言语了。

    突然他谛听起来。他觉得他听到了有人在呜咽。他凝神静听。一切都在沉默，像在无梦的睡眠中。但在随后的瞬间他又听到哭声，更为低沉更充满了痛苦。透过模糊的苍茫的暮色他看到在公路上有一个身影，坐在堆摞起来的铁轨上哭泣。他先是想静悄悄地走过了事。但当他走近时，他认出了这个不停呜咽的少女。

    她是和他在同一工厂的一个女工。他是在每个人都称她是“丑八怪尤拉”时认识她的。她的丑陋是那样惹人注目，他们给她登记上这个她早在孩提时代就有的名字。她的脸粗糙，不成规矩，皮肤的颜色是一种脏兮兮的黄色，那样污浊不堪，令人厌恶。再加上体型是那样显眼的不协调，孩子般孱弱和消瘦的上身，长着一个宽大和有些弯曲的臀部。唯一漂亮的是她那双安详和熠熠闪光的眼睛，它们把所有的轻蔑和憎恶的目光当作是温柔的顺从再次映射出来。

    不受怜悯地继续生活下去，他本人业已承受了过多的秘密痛苦。他走近她，把手善意地放到她的肩膀上。

    她吃了一惊，像是从梦中醒来。

    “放开我！”

    她不知道是在同谁说话，只是由她的狂暴的痛苦而嘶叫起来。现在她认出了这个陌生人，变得安静下来。她注意过他，因为他是厂里从没有嘲笑她的少数人中的一个。她喃喃地推开他。

    “放开我！这是我自个的事。”

    他小心地问道：

    “他们又欺负了你？”

    这个问题又触到她的痛处。血一下子涌到面颊，她的话急促忙乱，充满了怒气：

    “他们要到乡下，到村里去。有一个人建议，这立刻得到大家赞同。在有人数一数有多少人去时，我蠢极了，也报了名。所有人都笑了起来，他们恶言恶语，他们挖苦嘲笑，还从没有这样狠毒，直到我发起火来。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了，我失去耐性，就对他们说了些他们认为是下流人说的话。于是他们——就——把我——打了一顿……”

    她又剧烈地啜泣起来。他陷入极度的激动，感到有必要对这个可怜的姑娘说几句话，于是他开始讲起他本人的苦恼。

    但她不想减缓她的痛苦，她不愿放弃每个受侮辱人感受到的那种殉难者的快乐。

    “不是他们，那些伤害我的人。是所有的一切，是整个生活。有时，当我想起自己时，我就厌恶自己。我为什么这么丑陋？这太不公平了。可我整个一生都在承受。早在是个孩子时我就感到他们在嘲笑我。我从不想与其他孩子一起玩耍，因为我怕他们，因为我嫉妒他们！”

    他震颤地听她讲，她对他袒露了如此多的痛苦，他完全能够理解。因为这由成千上万小时积贮起来的痛苦，他原认为早已死寂了，现在又都从他的睡眠中苏醒起来，他早就忘记了，他是来这里安慰她的。完全不由自主地他也讲起了他的遭际，因为他找到了能理解他的人。他轻声对她说：

    “也有一个人，他想与其他人一起玩耍，但是他不能。每当他们狂跑乱跳，他总是吃力地一瘸一拐地跟在后面，老是落在后面。其他人嘲笑他。他总是听之任之，傻里傻气的。比起你来，他也许更糟，你毕竟有健康的腿啊，整个世界属于这样的人哪！”

    她内心激动得越来越厉害。她感觉到她生活中的痛苦从深处在碎成破片。

    “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命苦。我从没有看到母亲，没有人对我说过一句好话。当每个姑娘同她们的情人在一起时，我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这同时我还感到，事情会永远如此。也必然是永远如此，若是人们像所有其他人一样都这样想的话。我的上帝，我真想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

    他俩从没有对人讲述过的，也几乎自己都没有供认过的，这两个还几乎是陌生的人彼此都袒露了出来。每一声呐喊都在他们的灵魂中得到了回响，因为两个人在痛苦上是相亲共感的。

    他立起身来，简单而乞求地对她说：“走吧！”

    她同他一起上路。天色已完全变得昏暗了。他无法再看清她的面孔，而她根本没有察觉到，在她的痛苦缓缓消失之中她在迎合着他的脚步。两个人就这样慢慢地一起走着。一种模糊不清的相互理解的情感像一种天国的快乐飘临到两个孤独者的天空。他们的交谈变得越来越亲切和细声，必须完全靠在一起才能听得清楚。

牛

张爱玲

    禄兴衔着旱烟管，叉着腰站在门口。雨才停，屋顶上的湿茅草亮晶晶地在滴水。地下，高高低低的黄泥潭子，汪着绿水。水心里疏疏几根狗尾草，随着水涡，轻轻摇着浅栗色的穗子。迎面吹来的风，仍然是冰凉地从鼻尖擦过，不过似乎比冬天多了一点青草香。

    禄兴在板门上磕了磕烟灰，紧了一紧束腰的带子，向牛栏走去。在那边，初晴的稀薄的太阳穿过栅栏，在泥地上匀铺着长方形的影和光，两只瘦怯怯的小黄鸡抖着粘湿的翅膀，走来走去啄食吃，牛栏里面，积灰尘的空水槽寂寞地躺着，上面铺了一层纸，晒着干菜。角落里，干草屑还存在。栅栏有一面磨擦得发白，那是从前牛吃饱了草，颈项发痒时磨的。禄兴轻轻地把手放在磨坏的栅栏上，抚摸着粗糙的木头，鼻梁上一缕辛酸味慢慢向上爬，堵住了咽喉，泪水泛满了眼睛。

    他吃了一惊——听见背后粗重的呼吸声，当他回头去看时，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禄兴娘子已经立在他身后，一样也在直瞪瞪望着空的牛栏，头发被风吹得稀乱，下巴颏微微发抖，泪珠在眼里乱转。他不响，她也不响，然而他们各人心里的话大家看得雪亮。

    瘦怯怯的小鸡在狗尾草窝里簌簌踏过，四下里静得很。太阳晒到干菜上，随风飘出一种温和的臭味。

    后天的早上，鸡没有叫，禄兴娘子就起身把灶上点了火，禄兴跟着也起身，吃了一顿热气蓬蓬的煨南瓜，把红布缚了两只鸡的脚，倒提在手里，兴兴头头向蒋家走去。

    黎明的天上才漏出美丽的雨过天青色，树枝才喷绿芽，露珠亮晶晶地，一碰洒人一身。树丛中露出一个个圆圆的土馒头，牵牛花缠绕着坟尖，把它那粉紫色的小喇叭直伸进暴露在黄泥外的破烂棺材里去。一个个牵了牛扛了锄头的人唱着歌经过它们。

    蒋家的牛是一只雄伟漂亮的黑水牛，温柔的大眼睛在两只壮健的牛角的阴影下斜瞟着陌生的禄兴，在禄兴的眼里，它是一个极尊贵的王子，值得牺牲十只鸡的，虽然它颈项上的皮被轭圈磨得稀烂。他俨然感到自己是王子的护卫统领，一种新的喜悦和骄傲充塞了他的心，使他一路上高声吹着口哨。

    到了目的地的时候，放牛的孩子负着主人的使命再三叮咛他，又立在一边监视他为牛架上犁耙，然后离开了他们。他开始赶牛了。然而，牛似乎有意开玩笑，才走了三步便身子一沉，伏在地上不肯起来，任凭他用尽了种种手段，它只在那粗牛角的阴影下狡猾地斜睨着他。太阳光热热地照在他的棉袄上，使他浑身都出了汗。远处的田埂上，农人顺利地赶着牛，唱着歌，在他的焦躁的心头掠过时，都带有一种讥嘲的滋味。

    “杂种畜牲！欺负你老子，单单欺负你老子！”他焦躁地骂，刷地抽了它一鞭子，“你——你——你个杂种的畜牲，还敢欺负你老子不敢？”

    牛的瞳孔突然放大了，翻着眼望他，鼻孔涨大了，嘘嘘地吐着气，它那么慢慢地，威严地站了起来，使禄兴很迅速地嗅着了空气中的危机。一种剧烈的恐怖的阴影突然落到他的心头。他一斜身躲过那两只向他冲来的巨角，很快地躺下地去和身一滚，骨碌碌直滚下斜坡的田陇去。一面滚，他一面听见那涨大的牛鼻孔里咻咻的喘息声，觉得那一双狰狞的大眼睛越逼越近，越近越大——和车轮一样大，后来他觉得一阵刀刺似的剧痛，又咸又腥的血流进口腔里去——他失去了知觉，耳边似乎远远地听见牛的咻咻声和众人的喧嚷声。

    又是一个黄昏的时候，禄兴娘子披麻戴孝，送着一个两人抬的黑棺材出门。她再三把脸贴在冰凉的棺材板上，用她披散的乱发揉擦着半干的封漆。她那柔驯的战抖的棕色大眼睛里面塞满了眼泪；她低低地用颤抖的声音告诉：“先是……先是我那牛……我那会吃会做的壮牛……活活给牵走了……银簪子……陪嫁的九成银，亮晶晶的银簪子……接着是我的鸡……还有你……还有你也给人抬去了……”她哭得打噎——她觉得她一生中遇到的可恋的东西都长了翅膀在凉润的晚风中渐渐地飞去。

    黄黄的月亮斜挂在烟囱，被炊烟薰得迷迷濛濛，牵牛花在乱坟堆里张开粉紫的小喇叭，狗尾草簌簌地摇着栗色的穗子。展开在禄兴娘子前面的生命就是一个漫漫的长夜——缺少了吱吱咯咯的鸡声和禄兴的高大的在灯前晃来晃去的影子的晚上，该是多么寂寞的晚上呵！

（节选自《张爱玲文集》）

绿地

陈忠实

春天里一个平平常常的星期六下午，河口公社党委副书记侯志峰骑着自行车回到家里。

“回来了，侯书记。”

踏进里屋，一位陌生的老年农民笨拙地从椅子上站起，殷切地和他打招呼。肯定是求他办事，好多人求他办事，不去公社机关，专等周日赶到家里来，弄得他不得安宁。

“有啥事?”他问，想尽快打发他走。

来人开始诉说：他的儿子在本大队小学当民办教师，有四五年教龄了，支部书记现在正串通校长，要把他的儿子解雇，再把自己的女儿填补进去。

这是可能的。干部利用职权，搞些乱七八糟的事，在他们公社的几十个大队里，时有发生。他干脆地回答说：“你说的要是属实，我负责解决。下周上班后，我了解一下再说。”

“您歇息。”来人站起告辞了，“您在公社辛苦……”他解开自己的黄帆布袋的结绳，把一盒点心放在桌子上。

“甭弄这号事!”侯志峰死死抓住他的手，要把点心盒塞进帆布袋里去，“这算做啥?”

“留就留下。”妻子秀绒说，“又不是外人!”侯志峰松了手，羞得把脸转到一边去。

送走客人，两口回到屋里，几乎同时愣住了：娃子一手拿着点心，一手攥着一把十元票子……

“给我。”秀绒从儿子手里抓过钱，脸色变了。

    “多少?”侯志峰问。

    “一百。”秀绒答。

    “给我。”

    “做啥?”

    “还给人家嘛!”

“追得上？”秀绒说，她把钱装进内衣口袋，转身出门的时候，回过头来，“我去借驾车，赶天黑给猪圈拉两车土。你在屋歇着。”

他惶惶不安。这件意料不到的事，破坏了他回到家中的愉快情绪。他在屋里打转转，坐不住也躺不稳，他想到土壕里去，和妻子秀绒把话说透。

“秀绒，那个钱……咱们不能收。”“我是党员，大小算个干部，不能往自个儿脸上抹黑。又是在本地工作……”

“哼!”秀绒转过身，手拄镢把，讥诮地说，“咱村玉玲的阿公，在百货公司当经理，一米料子三毛钱，还不跟白拿一样。仙惠男人在县上工作，拉了一车木头，只花了一顿饭钱……”

“各人是各人的事嘛!”他给女人解释，“钱呢?应该还给人家。”

“迟了!”秀绒早有准备似地，“我交给出纳了。”

“你……”他急了，瞪起眼。

“欠队里的粮款，赶收麦交不齐，不给分口粮。”秀绒揶揄说，“我跟娃娃要吃粮，你挣三十九块五，好多的钱呀!你革命，你清官，你红脸忠臣……你羞你先人!”

“你……”侯志峰气得脸色煞白，把镢往地上一扎，嘴唇哆嗦，说不出话来。窝窝囊囊地过完了星期天，周一清早，侯志峰出了家门，上班去了。他发觉，他的精神处于一种难以控制的敏感状态中。大清早，两个农民，撕扯着走到他的门口，其中一个满脸血污。问问原由，不过是分粮中有五斤差错。五斤小麦，值不到一块钱，打得头破血流。一百块钱能买多少小麦呢?

随手翻阅的卷宗里有一份通报，地处秦岭山区的一位副社长，参与了盗伐森林的活动，给开除党籍了。侯志峰坐不住了，急急赶到汪水寨村口。他打问出来，民办教师的父亲叫汪生俊。侯志峰找到了他。

“你所反映的问题，我负责去调查解决。”

“这个钱，”侯志峰从内衣口袋掏出十张十元票，放到桌子上，这是他刚刚借来的。

“这……唉!”汪生俊慌忙抓起钱，又塞回他的手里，连他的手一齐抓紧不放，“你这人……”

“放开手!”侯志峰生气了，恼怒了。汪生俊的手松了，起先是愣神，后是吃惊，随之就尴尬绝望了。

“我走了。”侯志峰站起身。他扬起头，走出汪水寨的村巷。高原上的初夏时节，梯田里卷迭着一层层绿浪，点缀着几株桃树和杏树，墨绿色的帐篷，落日前的一瞬，正呈现出一派绚烂的色彩。他踏着自行车，朝中心小学的方向驰去。

实在料想不到，汪生俊本人就是大队支书的近门哥哥，他的儿子进学校当民办教师凭借的就是支书哥哥的权力，他的儿子不仅没有特长，一二年级学生也组织不到一起……

侯志峰忽然记起中学时期一位班主任的话来，“我愿你们，从年轻的时候，就注意培养自己心灵中的一块绿地……”培养和保持心灵中的这一块绿地，真是不容易呢!有多少诱惑企图污染它啊!他从草地上站起，拍拍屁股上的草屑，推动车子，晚霞愈加灿烂了。

 (有删改)

千顶红帽子

程瑞嘉

    七十五岁的秋明老汉去了一趟徽州，回来的时候，像变了个人似的。

    十三岁那年，秋明的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更不用说拿钱供他读书了。为了不饿死，秋明辞别了双亲离开徽州老家。像当时的顺口溜说的：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一把雨伞，一个包袱，秋明从新安江顺流而下，到人间天堂杭州去讨生活。外面的生活很精彩，也很无奈。秋明干过商店的伙计，做过运输码头的短工和苦力，捡过垃圾。没有文化又在异地他乡，秋明的日子就过得很浪，很苦。他最后浪到了浙江的宁波，依然是过着靠捡拾垃圾度日的生活，饿不死，也不富裕。

    时间像个磨盘，一圈一圈地转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秋明由一个懵懂不更事的少年变成了一个头发和胡须花白、腰弯背驼、老眼昏花的七十五岁的老汉。生活的艰辛磨去了他衣锦还乡的美梦，有的是日里夜里对故乡的念想和企盼。

    有人是生活的幸运儿，他们在外面靠努力和勤奋成了腰缠万贯的富人，回到家乡投资，办企业，甚至将自己的名字变成学校的名字，过着受人尊重、子孙满堂的幸福生活。秋明何尝不想这样呢？但生活似乎老开他的玩笑，总让他一辈子辛劳地推着大石头上坡，结果却一无所获，如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

    秋明老汉最近总做梦，梦见回到了故乡，听到了久违的乡音，看到许多不熟悉的面孔，内心感到兴奋和激动，每次醒来，泪水都打湿了枕巾。要么就是长时间的失眠，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呼唤，那是一个母亲对久未归乡的游子的呼唤。

    秋明老汉终于被那个强烈的念头折磨得失去了形体，愁容满面。他于是打点行装，踏上了回徽州的行程。车窗外的景色迷糊了双眼，再也找不到儿时的感觉了，有的只是临近故乡的激动。“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贺知章老先生的诗好像就是为这时的秋明老汉写的。

    虽说回到了故乡，但一切都改变了秋明老汉脑子里对故乡的印象。山，还是那座山，河，还是那条河，当年的小伙伴已经大多不在了，即使还在的，也已经变成了不熟悉的生面孔。村庄比儿时更大了，也更新和繁荣了，家乡的变化让老汉欣慰。老房子早已不在，只记得房子的边上是学校，如今学校还在，也不是当年自己读过三年书的学校了。如今的学校让秋明老汉惊喜：校园又大，教室又宽敬，那么多的教室，能坐上千名学生吧？！突然，学校里放学的铃声大作，许多学生从教室里跑出来，把陷入沉思的秋明老汉吓了一跳。看着这么多可爱的孩子，放学跑到了公路上往家赶，秋明老汉是又高兴又担心，要是过往的汽车不注意碰到孩子怎么办？他听村里的人说，过往车辆碰到孩子的事情时有发生，好在还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的恶性事件。学校也为这事伤脑筋，一直没有好的办法。

    秋明老汉没有孩子，但他却比谁都更喜欢孩子。

    要是学生的头上能戴一顶小红帽该多好，既可以提醒过往的司机当心，看上去也醒目，夏天还可以抵挡一下天上的毒太阳。想到这里，秋明老汉咧开缺牙的嘴笑了，他跨进学校的大门，径直向校长室走去。时间不长，秋明老汉又从校长室里愉快地走了出来，好像换了个人似的。

    秋明老汉把用捡垃圾换来的一千顶红帽子交给学校的时候，校长召集全校教师和学生举行了隆重的接受仪式：千名学生排成整齐的队伍站在学校的操场上，每人的头上都戴着一顶红帽子，初升的太阳照在孩子们红扑扑的小脸上。一个孩子跑出队列，喊一声爷爷，将一条红领巾戴在秋明老汉的脖子上，然后迅速跑回队列。孩子们伸出右手向秋明老汉敬少先队队礼。秋明老汉也笨拙地举起右手行了一个少先队队礼，站在秋明老汉身边的校长和教师都被他的举动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秋明老汉看着孩子们戴着他的红帽子在学校操场和校外的公路上走成一支浩荡的队伍，心里想从今以后谁敢说他秋明老汉孤身一人，他分明有了一千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想到许多路过的汽车司机都要停下来向他们鸣笛致意，他流下了激动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