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宁的权利

张承志

    进入9O年代以后再做草原之行，感觉说不清地在哪儿变了。在社会和自己、蒙古牧民和我之间，仿佛硬拱进了一个第三者。它使人别扭不快，使人心思烦乱，而且使长久的安宁被一丝丝抽去。

    在都市里我已经习惯了它。换言之，我们习惯了日复一日在罪恶的喧嚣中，让双耳渐渐失聪，让眼球终日充血，让心灵的休息和宁静被扯出一根线，川流不息逝者如斯地被抽着，像抽丝，像吸血。我们在大都市里以憔悴换回存活，再拼命干才能捎回一点意义。

    而漠北草原不同。那里静谧得简直能听见四十里外的一只獭子咳嗽。或者，在草海潮动时，能吞吸近在咫尺的声音。所以汽车和拖拉机常常闯到鼻子下才被人听见。

    我的养生之道，是两年里去草原休憩一回。然而人多难如愿，实际上只做到十年一两度。即便如此，在沉稳的静谧和安宁中，我摄取了清风露水，也摄取了安宁和平和。身心调整一月，然后人就能重返城市前线。

    原来养牧五畜的游牧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费几千年时间逐渐凝结了自己的民族和传统。他们享有几十里空阔无人的前庭，依靠绵延茂密的后山。视野里遥遥出现一星人影，他们知道那是谁家的老人去寻马找牛。夜深时仿佛传来一声响动，他们会意那是北边的某某趁月色运送青贮草。酷热的夏天午后他们放心地在山腰熟睡，因为毗邻的羊群今天向东面出牧了，而自家羊群应该在西山游荡。冰封雪断的冬月平原出现了两骑马，他们警惕地注视着，外人闯入的消息在傍晚前就能传遍方圆百里的所有人家。

    全套的语言依这种环境和生活建立起来，教科书和外语学院是无法归纳它的。全套的传统习惯和民族心理也在这里丰满。他们剽悍，因为必须降服野性的大畜；他们勤劳，因为生计贫富成败都只在自家一户每日的安排；他们寡言，因为自幼至老不出草海，针对外界的语言从来只是在半导体收音机里听过；他们满足，因为祖辈相传直至上溯成吉思汗，生活就是如此，而且平民的富裕也就是如此；他们热情，因为他们精熟四野，他们自己在风雪中独自找马或买粮的时候，也必须投宿求人。美好的文化形象被传诵了，蒙古草原，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都拥有勇猛、古老、善良的名声。

    但是，今天这一切正在遭受着粗暴的破坏。前年回草原时，以前毡房羊群布散草海的风景，被挖上了疮疤似的窟窿——原来想发财的人刨开了青草，挖出一个个土法采铜的矿井。采矿坑或是长槽，深数米；或是坑道，深不可测。草地上游荡着三五成群的闲汉，用肉引开牧民家的狗，闯进毡包抄起壶自斟自饮。夜间不时蹿过摩托，载重卡车隔几天就运走一车矿石。

    以前，牧民讲述四周地名的时候，说到奥由特，总是带着神秘的语气。“有翡翠的地方”，我听着也觉得高兴。可是如今奥由特成了破坏植被和自然的情报源，亘古以来游牧民族享有的安宁被打破了。

    去年夏天再回草原，牧民兄弟的神经已经失衡。丑陋的黑洞愈挖愈多，家门口南边山坡上，视野中已是一片疮痍。采矿队搭的地窝子挡住路口，他们每天开着拖拉机汲水，使得水井总是几近干涸。牧民们的眼神不再自信和悠闲，他们老是紧张地盯着山梁上溜达的人影。家家的狗都晕头转向，不知该叫该咬；黑糊糊的地窝子附近，草原上甚至奔跑着两三头猪。马驹在矿坑里摔断腿，掉队的羊被人盗走。争吵纠纷时一片混乱，你蒙他汉，各自吵嚷着对方听不懂的语言。

    安宁被破坏了。古老的生活，被推上了一个边缘，摇摇欲坠。粗暴的深沟，不仅挖在奥由特的山坡上，它挖得文化、自然还有人心都伤痕累累。

    享有纯粹而悠久的安宁，也许是蒙古牧民的一项奢侈。虽然它才是人的基本权利。怕的是才刚刚开头，我想着打了一个寒噤。

    自然保护的话题正在外面大肆流行，而自然于一户户牧人是“努特格”，这个词一层层有营盘、草场、家乡、祖国的含义。或许他们该去听听天山天池的哈萨克，以及北京三里河的“和屯”人，听听更地道的绝望和不安。我沉吟了许久，空空凝视着旱季的绿草原。

    正在这时门前喧闹起来。出去看，牧羊犬咆哮着，对着远处两个怪物般的黑点狂吠。孩子们抄起套马杆，兴奋地跑去追赶。原来是挖矿人养的猪窜来了。惹得孩子们想套翻它。大人又吆狗又骂孩子，后来静了下来。像是话匣子里刚响过一个难听的插曲。当夜异常的静，包外又不时有摩托的响声。

    我睁眼望着半圆形的、蒙古包的天窗。墨蓝的天穹上缀着几颗星星。还是那个古老的大陆腹心的草原之夜，它眨着眼，注视着我们的不安。

（有删改）

眼镜

老舍

    宋修身有对儿近视镜，可除读书时不戴。他正往学校里走，这回，眼镜盒子是卷在两本厚科学杂志里。本打算把盒子放在袋里，可身上各处的口袋都没空：笔记本，手绢，铅笔，橡皮，两个小瓶，一块吃剩的饼，占住了地盘。一拐弯，碰上了个同学，他站住说了几句。来了辆汽车，他本能地往里手一躲，本来没有躲的必要，可眼力不济，于是把鼻子按在墙上。汽车和朋友都过去了，他紧赶了几步，怕迟到。

    走到了校门，一摸，眼镜盒子没啦!

    登时头上见了汗，抹回头去找，哪里有影儿。拐弯的地方，老放着几辆洋车。问拉车的，他们都说没见，好像他们也都是近视眼。又往回找到校门，只摸了两手的土。心里别扭透了！掏出那块干烧饼狠命地摔在校门上。假如口袋里没这些零碎？假如不是遇上那个臭同学？假如不躲那辆闯丧的汽车？巧！越巧心里越堵得慌！定是被车夫拾了，瞪着眼不给，什么世界！天天走熟了的路，掉了东西会连告诉一声都不告诉，而捡起放在自己的袋里？一对近视镜有什么用？

    宋修身的鼻子按在墙上的时候，眼镜盒子落在墙根。车夫王四看见了，本想告诉一声，可是一看是“他”：一年到头老溜墙根，没坐过一回车。话到了嘴边，又回去了。他顺手捡起盒子，放在腰中。拾了就是拾了，活该。

    宋修身往回走，王四到个僻静地方放下车，掏出盒子，好破的盒子；打开，镜子真脏；自己戴了戴，戴不上。王四的心凉了，早知道还给那个溜墙根的学生呢！也许倒能得几毛钱的报酬。

    眼镜丢了以后，他来到教室。虽坐在前面，黑板上的字还是模糊不清。越看不清，越用力看；下了课，脑袋直抽着疼。他越发心里堵得慌。第二堂是算术习题。他把眼差不多贴在纸上，算了两三个题，他的心口直发痒，脑门非常的热。他好像把自己丢失了。平日最欢喜算术，现在他看着那些字码心里起急。心中熟记的那些公式，都加上了点新东西——眼镜，汽车，车夫。公式和懊恼搀杂在一块，把最喜爱的一门功课变成了最讨厌的一些气人的东西。他不能再安坐在课室里，他想跑到空旷的地方去嚷一顿才痛快。平日所不爱想的事，例如生命观等，这时候都在心中冒出来。

    一个破近视镜，拾去有什么用？可是竟自拾去！经济的压迫，白拾一根劈柴也是好的。不怨那个车夫了。虽然想到这个，心中究竟是难过。今天的功课交不上，明天当然还是头疼。配镜子去，做不到。今天，算术的公式好像给它们匀出来点地方。他想不出一个办法，他头一次觉得生命没着落，好像一切稳定的东西都随着眼镜丢了，眼前事事模糊不清。他不想退学，也想不出继续求学的意义。

    第二天，他没去上课，王四没等到那个近视眼。要收车时，小赵来了，他家开着个小杂货铺，他的父亲戴平光的眼镜。王四想起来了：“小赵，给你这个。”从车箱里把眼镜找出来：“别看盒子破，里面有好玩艺儿。”小赵一见眼镜，“掌柜的”在心中放大起来。果然是体面的镜子，比父亲的还好。戴上试试，不行，“这是近视镜，戴上发晕！”“戴惯就好了，”王四笑着说。小赵觉得不上算，可是又真爱眼镜。试着走了几步，摘下来，看看大家。大家都觉得戴上镜子确是体面。王四领着头说：“真有个样儿！送给你的，我拿着没用。等过二年，你的眼神不足了，再戴也就合适了。”

    “送给我的？”小赵补了一句。“真送给你！”

小赵把眼镜放在盒子里，走开。走了几步，又把盒子打开。回头看了看，拉车的们并没把眼看着他。把镜子又戴上，眼前成了模糊的一片。可是不肯马上摘下来——戴惯就好了。他觉得王四的话有理。有眼镜不戴，心中难过。况且掌柜们都必须戴镜子的。眼镜，手表，再安上一个金门牙；南岗子的小凤要不跟我才怪呢!刚一拐弯，猛地听见一声喇叭。他看不清，不知往哪面儿躲。他急于摘镜子……

    学校附近，这些日子了，不见了溜墙根的近视学生，不见了小赵，不见了王四。

（有删改）

马小菊天空的天

    马小菊从家里出来时，天还好好的，走到半路就下起了雨。马小菊没带雨具，豆大的雨点打在身上又冷又疼。她看看药店不远了，就跑了起来，跑到药店，衣服湿了个透。这个夏天的雨格外多，像失恋女人的眼泪，落得很频繁。

    “咋这天来了？”药店老板招呼马小菊。“婆婆疼得紧。”马小菊一边用她本就湿了的袖子擦拭脸上的雨水，一边回避着药店老板的眼睛。马小菊的婆婆有风湿病，一到雨天就疼得厉害。

    “向午真不是个东西，把家里的事都甩给你一个人，自个儿倒乐呵去了。”药店老板说。向午是马小菊的男人，当包工头挣了钱后就很少回家了，别人说他有了外遇。

    马小菊没理药店老板的茬，边说拿一盒膏药再拿一盒止疼片，边从温温的裤兜里往外掏钱。药店老板把找回的钱递给马小菊的时候说：“昨天二凯去省城进货看见向午了，他和一个女的在街上走着。”说完两眼盯着马小菊看，以为她会大骂向午一顿，可是马小菊似乎没什么反应，她先接过钱，然后像听别人家男人的事一样“哦”了一声。马小菊说：“要是二凯再看见向午，就跟他说他娘病了，想他。”

    马小菊说完拿上装在塑料袋里的药就往外走。雨还在下着，马小菊不紧不慢地走在雨里，密密的雨点实实地打在她身上。刚才要不是药店老板提起向午，她还想在药店避避雨的，可是药店老板提起了向午，她就不能再呆下去了。

    向午是马小菊的一块心病。刚听说向午有外心的那会，马小菊的心都碎了。她整天哭整天骂，四处向人打听向午的行踪。她还去省城找了一趟，但偌大一座省城，要找一个人谈何容易，就像绣花针落门前草坡地了。马小菊找了三天三夜，没找到，就回来了。

    马小菊回到家才知道，她不在家这几天，婆婆摔断了腿。马小菊好懊悔，如果不是自己离开家去找向午，婆婆就不会摔伤。马小菊抱着婆婆的伤腿，眼泪流得像筛子眼里落下的米。一些人笑话马小菊，说她管不住自己的男人，马小菊不去理。她觉得眼下没有比照顾婆婆更重要的事了，真的没有了。

    马小菊揣着药走到家时雨停了，她心想：这雨，好像就是给我下的。

    马小菊进了屋唤了几声娘，没人回应。马小菊以为婆婆睡着了，就去自己的房间换衣服。等她换完衣服来到婆婆房间一看，婆婆昏倒在地上，口里吐着白沫，手里却紧紧地攥着一张向午的照片。马小菊明白了，婆婆是为了找放在抽屉里的向午的照片才摔倒的。马小菊赶忙把婆婆送到了医院。医生说是脑溢血，要马小菊去交住院押金。马小菊的钱不够，就去银行取钱。

    在去银行的路上，马小菊碰见了旺子媳妇。旺子媳妇追着撵着跟马小菊说：“我在省城看到远处一个男人，好像是向午呢。”马小菊说：“你再看见向午，跟他说他娘病了，病得很重，让他赶快回来。”旺子媳妇还想跟马小菊说些什么，马小菊却匆匆走了。

    经过一夜的抢救，婆婆仍然昏迷不醒，医生说能否醒过来不好说。

    马小菊说：“怎么就不好说了呢？”她想起别人曾给过她一个治疑难杂症的偏方，婆婆用了这个偏方也许会好起来。她就回到家找到那个偏方，按方子里写的，找了几味药，最后就差一味冬瓜皮。马小菊知道前院吴二婶家种了冬瓜，就去吴二婶家要冬瓜皮。

    马小菊到吴二婶家还没开口说话，吴二婶就先和她说起了向午的事。吴二婶说：“小菊，我去省城儿子家，看见向午和一个女人在逛街。”马小菊说：“吴二婶，你再见到向午，跟他说他娘病得很重，快不行了，让他赶快回来。”

    婆婆喝了马小菊熬的药，仍旧没有好，最后还是去了。

    婆婆入土那天，又下了雨，很大的雨，雨声把马小菊的哭声给淹没了。

    雨季快要过去的时候，向午回来了。向午一身落魄地回来了，他被人骗了个精光后回来了。

    “你还回来干啥？你娘不在了你还回来干啥呢？”马小菊说着，眼泪像雨滴一样落了下来。可这时窗外的雨却停了，天空响晴响晴的。

（选自《小小说选刊》，有删改）

玻璃

贾平凹

    约好在德巴街路南第十个电杆下会面，去了却没看到他。我决意再等一阵，踅进一家小茶馆里一边吃茶一边盯着电杆。旁边新盖了一家酒店，玻璃装嵌，还未完工，正有人用白粉写“注意玻璃”的字样。

    吃过一壶茶后，我回到了家。妻子说王有福来电话了，反复解释他是病了，不能赴约，能否明日上午在德巴街后边的德比街再见，仍是路南第十个电杆下。第二天我赶到德比街，电杆下果然坐着一个老头，额头上包着一块纱布。我说你是王得贵的爹吗，他立即弯下腰，说：我叫王有福。

    我把得贵捎的钱交给他，让给娘好好治病。他看四周没人，就解开裤带将钱装进裤衩上的兜里，说：“我请你去喝烧酒！”

    我谢绝了。他转身往街的西头走去，又回过头来给我鞠了个躬。我问他家离这儿远吗，他说不远，就在德巴街紧南的胡同里。我说从这里过去不是更近吗，老头笑了一下，说：“我不走德巴街。”

    他不去德巴街，我却要去，昨日那家茶馆不错。走过那家酒店，玻璃墙上却贴出了一张布告——

    昨天因装修的玻璃上未作标志，致使一过路人误撞受伤。

    敬请受伤者速来我店接受我们的歉意并领取赔偿费。

    我被酒店此举感动，很快想到王有福是不是撞了玻璃受的伤呢，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既然肯赔偿，那就是他们理屈，何不去法院上告，趁机索赔更大一笔钱呢？我为我的聪明得意，第二天便给王有福打电话，约他下午到红星饭店边吃边谈。

    红星饭店也是玻璃装修，我选择这家饭店，是要证实他是不是真的在酒店撞伤的。他见了我，肿胀的脸上泛了笑容，步履却小心翼翼，到了门口还用手摸，证实是门口了，一倾一倾地摇晃着小脑袋走进来。

    “我没请你，你倒请我了！”他说。

    “一顿饭算什么！”我给他倒了一杯酒，他赶忙说：“我不敢喝的，我有伤。”

    “大伯，你是在德巴街酒店撞伤的吗？”

    “你……那酒店怎么啦？”“这么说，你真的在那儿撞的！”

    “这……”

    老头瓷在那里，似乎要抵赖，但脸色立即赤红，压低了声音说：“是在那儿撞的。”一下子人蔫了许多，可怜得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这就好。”我说。

    “我不是故意的。”老头急起来。“我那日感冒，头晕晕的，接到你的电话出来，经过那里，明明看着没有什么，走过去，咚，便撞上了。”

    “你撞伤了，怎么就走了？”

    “哗啦一声，我才知道是撞上玻璃了．三个姑娘出来扶我，血流了一脸，把她们倒吓坏了，要给我包扎伤口，我爬起来跑了。我赔不起那玻璃呀！”

    “他们到处找你哩。”

    “是吗？我已经几天没敢去德巴街了，他们是在街口认人吗？”

    “他们贴了布告……”

    老头哭丧下脸来，在腰里掏钱，问我一块玻璃多少钱。

    我嘿嘿笑起来。

    “不是你给他们赔，是他们要给你赔！”

    “赔我？”

    “是赔你。”我说，“但你不要接受他们的赔偿，他们能赔多少钱？上法院告他们，索赔的就不是几百元几千元了！”

    老头愣在那里，一条线的眼里极力努出那黑珠来盯我，说：“你大伯是有私心，害怕赔偿才溜掉的，可我也经了一辈子世事，再也不受骗了！”

    “没骗你，你去看布告嘛！”

    “你不骗我，那酒店也骗我哩，我一去那不是投案自首了吗？”

    “大伯，你听我说……”

    老头从怀里掏出一卷软沓沓的钱来，放在桌上：“你要肯认我是大伯，那我求你把这些钱交给人家。不够的话，让得贵补齐。我不是有意的，真是看着什么也没有的，谁知道就有玻璃。你能答应我，这事不要再给外人说，你答应吗？”

    “答应。”

    老头眼泪花花的，给我又鞠了下躬，扭身离开了饭桌。

    我怎么叫他，他也不回头。

    他走到玻璃墙边，看着玻璃上有个门，伸手摸了摸，没有玻璃，走了出去。

    我坐在那里喝完了一壶酒，一口莱也没吃，从饭馆出来往德巴街去。趁无人理会，我揭下了那张布告：布告继续贴着，只能使他活得不安生。顺街往东走，照相馆的橱窗下又是一堆碎玻璃，经理在大声骂：谁撞的，眼睛瞎了吗？！

    我走出了狭窄的德巴街。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