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船在岸上碰了一下，发出隐约可闻的响声，停住了。父亲走进水里，捏住一只桨架，把船推上去一点，然后把烟蒂扔进水里，把盖尔卡从船头里抱出来，裹在棉背心里，捧在两只手上，沿着木梯级向小木屋走去。

    有时，盖尔卡醒过来含含糊糊地问：

    “我们已经到家了吗？”

    “到了，到了。睡吧，女歌手。”父亲说着把她更紧地贴在自己的身上，她则把细小而又香甜的暖气呼向他的胸脯，他真想说：“你是我的小心肝，你是我的小宝贝！没有你，我会怎么样呢？……”

    可是他不会把这句话说出来的，而仅仅停在陡岸上，嘶哑地清了一阵子被甜丝丝的愁绪哽住的喉咙，把女儿紧贴在自己的身上，仿佛害怕单独留在这黑沉沉的夜色当中，留在黑黝黝的河流上空。在这条河上稀稀拉拉地闪现着航标的灯光，远处的某个地方传来了桨叶的击水声和拖轮的排气声。

    “轮船在行驶，”父亲轻轻地说，同时倾听着自己的声音，“女儿，它正在看你点的灯光，所以不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的……”

    她就是在那儿——在航标工的小木屋里长大的。她把父亲也葬在那儿，与母亲并排地葬在一个绿草如茵的小山冈上。现在她在一个挺大的机关里工作，坐在一块绘图板的后面。有时候一出神，她就会轻轻地忧伤地唱起歌来：

    心上人啊，你要去哪儿，要去哪儿啊？……

    这时，设计科的同事们就从桌子、描图纸、绘图板上抬起头来，不时地含笑打量着这位白皙的、不知何故总是默默无言和忧郁的姑娘。很少有人了解她从前生活得如何，在哪儿长大的，在想些什么。

    傍晚，她经常走到堤岸上去，把双肘支在栏杆上，望着河流，凝视着那些与铁浮桶连在一起的自动闪光航标，目送播放着欢快的乐曲和灯窗通亮的轮船，等待着某种东西。她等待着：有朝一日这些轮船中的一艘会驶到她的跟前来，把她随船载去，把她带到想停靠的那个地方去。也许，在那儿，在黑幕中，闪烁和燃烧着那盏惟一的灯光，它是富有生气的、温暖的，她想念它，想念得如此长久而又有耐心。

野外理发处

丰子恺

    我的船所泊的岸上，小杂货店旁边的草地上，停着一副剃头担。我躺在船榻上休息的时候，恰好从船窗中望见这副剃头担的全部。起初剃头司务独自坐在凳上吸烟，后来把凳让给另一个人坐了，就剃这个人的头。我凝神纵目，眼前的船窗便化为画框，框中显出一幅现实的画图来。这图中的人物位置时时在变动，有时会变出极好的构图来，疏密匀称姿势集中，宛如一幅写实派的西洋画。有时微嫌左右两旁空地太多或太少，我便自己变更枕头的放处，以适应他们的变动，而求船窗中的妥帖的构图。

    平日看到剃头，总以为被剃者为主人，剃者为附从。故被剃者出钱雇用剃头司务，而剃头司务受命做工；被剃者端坐中央，而剃头司务盘旋奔走。但我看来，适得其反：剃头司务为画中主人，而被剃者为附从。因为在姿势上，剃头司务提起精神做工，好像雕刻家正在制作。听说今春杭州举行金刚法会时，班禅喇嘛叫某剃头司务来剃一个头，送他十块钱，剃头司务叩头道谢。若果有其事，我想当他工作的时候，“活佛”也是默默地把头交付他，任他支配的。被剃者不管是谁，都垂头地坐着，忍气吞声地让他弄。纯粹用感觉来看，剃头这景象中，似觉只有剃头司务一个人；被剃的人暂时变成了一件东西。因为他无声无息，呆若木鸡；全身用白布包裹，只留出毛毛草草的一个头，而这头又被操纵在剃头司务之手，全无自主之权。独有被剃头的人一声不响，绝对服从地把头让给别人弄。因为我在船窗中眺望岸上剃头的景象，在感觉上但见一个人的活动，而不觉得其为两个人的勾当。我很同情于这被剃者：那剃头司务不管耳、目、口、鼻，处处给他抹上水，涂上肥皂，弄得他淋漓满头；拨他的下巴，他只得仰起头来；拉他的耳朵，他只得旋转头去。这种身体的不自由之苦，在照相馆的镜头前面只吃数秒钟，犹可忍也；但在剃头司务手下要吃个把钟头，实在是人情所难堪的!我们岸上这位被剃头者，耐力格外强：他的身体常常为了适应剃头司务的工作而转侧倾斜，甚至身体的重心越出他所坐的凳子之外，还是勉力支撑。我躺在船里观看，代他感觉非常的吃力。人在被剃头的时候，暂时失却了人生的自由，而做了被人玩弄的傀儡。

    我想把船窗中这幅图画移到纸上。起身取出速写簿，拿了铅笔等候着。等到妥帖的位置出现，便写了一幅，放在船中的小桌子上，自己批评且修改。这被剃头者全身蒙着白布，肢体不分，好似一个雪菩萨。幸而白布下端的左边露出凳子的脚，调剂了这一大块空白的寂寞。又全靠这凳脚与右边的剃头担子相对照，稳固了全图的基础。凳脚原来只露一只，为了它在图中具有上述的两大效用，我擅把两脚都画出了。我又在凳脚的旁边，白布的下端，擅自添上一朵墨，当作被剃头者的黑裤的露出部分。我以为有了这一朵墨，白布愈加显见其白；剃头司务的鞋子的黑在画的下端不致孤独。而为全图的主眼的一大块黑色——剃头司务的背心——亦得分布其同类色于画的左下角，可以增进全图的统调。

    船主人给十个铜板与小杂货店，向他们屋后的地上采了一篮豌豆来，现在已经煮熟，送进一盘来给我吃。看见我正在热心地弄画，便放了盘子来看。“啊，画了一副剃头担!”他说：“小杂货店后面的街上有许多花样：捉牙虫的、测字的、旋糖的，还有打拳头卖膏药的……我刚才去采豆时从篱笆间望见，花样很多，明天去画!”我未及回答，在我背后的小洞门中探头出来看画的船主妇接着说：“先生，我们明天开到南浔去，那里有许多花园，去描花园景致!”她这话使我想起船舱里挂着一张照相：那照相里所摄取的，是一株盘曲离奇的大树，树下的栏杆上靠着一个姿态闲雅而装束楚楚的女子，好像一位贵妇人；但从相貌上可以辨明她是我们的船主妇。大概这就是她所爱好的花园景致，所以她把自己盛妆了加入在里头，拍这一张照来挂在船舱里的。我很同情于她的一片苦心。世间颇有以为凡画必须优美华丽的人，以为只有风、花、雪、月、朱栏、长廊、美人、名士是画的题材。我们这船主妇可说是这种人的代表。我吃着豌豆和这船家夫妇俩谈了些闲话，他们就回船梢去做夜饭。

（有删节）

长凳

周海亮

    乡下的雨比城里的雨大，我这样认为。

    逢夏季，逢大雨，雨便把乡村浇得亮晃晃的，呈现一种模糊和扭曲的景致。于是河水暴涨，黄浊，湍急，直冲而下，村人就跑出来，急匆匆的，却不是为了看景，村人没那个雅兴和时间，他们出来，是为了捞东西。

    总会有可捞的东西。河的上游连着很多村落。河水里飘来垃圾、南瓜、巨木，甚至家具，当然，更多的时候，只会飘来一些碎草。碎草被河边裸露的树根挡住，就有村妇拿了粪叉，捞半天，捆紧，带回家，晒干，可以煮五六碗的稀饭。方言里，这叫“捞浮”，几乎每一个村人，都干过这事。

    宝田与三麻同龄，论辈分，宝田管三麻叫“叔”，但从不叫，亲哥俩似的友谊。那时三麻正跟一条鲢鱼搏斗，三斤多重的鲢鱼自己蹦上岸，三麻扑过去，手一滑，鲢鱼又蹦回到水里。三麻骂，成心逗老子呢你。这时他听到宝田的声音，凳子！

    是长凳，放在堂屋，一次可以坐三四人的那种。凳子从上游飘下来，被雨后的阳光照着，闪着木质的暗黄。等凳子靠近，宝田便拿一根粪叉，看准了，猛地向岸边一划。凳子在水中打一个旋儿，飘到叉子所不能及的地方。

    宝田急了，凳子，飘了！凳子，飘了！他向着凳子喊，很无助的样子，却并不看三麻。凳子飘出很远，颜色开始暗淡。宝田向回跑，寻着更长的粪叉，或者棍子。三麻正是这个时候，跳下水的。

    三麻是村里水性最好的一个，没费多大劲儿，就把凳子救回。他把凳子坐在屁股下，一边哆嗦，一边拿手抚摸。三麻说，多好的凳子啊！

    三麻把凳子带回家，三个孩子争抢着坐。一个孩子跛脚，很严重，吃饭时，几乎趴在地上。三麻的女人说，这下好了，这下好了。三麻说，好个屁，那是宝田的凳子。女人便看着他，尽是不满。

    宝田常来。他对三麻说，这凳子，是我先看见的。三麻说，是。宝田说，我的叉子，没捅准。三麻看一眼正在凳子上玩得起劲的跛脚儿子，说，是。宝田就不再说话，有时喝一碗三麻家的玉米粥，把嘴巴咂得夸张地响。

    有时三麻去找宝田。三麻对宝田女人说，要是我不去捞那个凳子，凳子就冲远了。宝田女人说，知道。三麻对宝田女人说，家里孩子，腿不好。宝田女人说，知道。三麻对宝田女人说，下次再捞浮，如果有凳子，我拼了命也为你家捞一条。宝田女人的嘴就撅起老高。不会那么巧，她说，捞了这么多年，头一次看见你捞到凳子。宝田火了，丢了手中的筷子，大骂他的女人。女人就哭，数落着宝田的窝囊。

    凳子就放在三麻家的堂屋。宝田来了，常常坐在上面。一边用手摸着，一边说，多好的凳子啊！

    那年，没有为三麻和宝田再下一场大雨。天热得很，三麻的承诺，被太阳烤焦了。

    第二年夏天，终于下了一场大雨。好像所有的云彩都变成了雨，直接倒在了河里。河水再一次暴涨，更浑浊，更湍急，河面变得更宽。

    雨还没有停，三麻就叫上宝田，要去捞浮。宝田说，等雨停了吧，会有凳子吗？三麻说，现在去，会有。

    还没到河边，两人就发现河面上飘着一只凳子。尽管影影绰绰，看不确切。三麻说，是凳子吗？宝田说，像。三麻就狂奔起来，奇快，宝田在后面喊，三麻！三麻没有回答，依然狂奔。他跳下了河。

    三麻就这样被河水冲走了。宝田还记得，三麻在河水中举起的那条“凳子”，不过是一个窄窄的硬木板。

    尸体是在下游很远的地方发现的，三麻被泡得肿胀和惨白，像发过的笋。三麻的女人只看一眼，就昏过去；众人把她叫醒，她再看一眼，再昏过去；众人再把她叫醒，她就疯了。

    她把跛脚儿子抓起来，扔到院子里。然后抱着凳子，去找宝田。她对宝田说，别再捞浮了，叫三麻回家吧。宝田嘿嘿地笑，像哭。她再说，三麻水性好，但水太凉，别让他下水。宝田再嘿嘿地笑，更像哭。她再说，三麻呢？宝田便不再笑了，抹一把泪说，对不住你，婶娘。宝田头一次叫三麻的女人婶娘，三麻女人感觉不是在叫她。

    那以后，村人常常听到宝田在夜里，打她的女人。女人的惨叫，传出很远。

    后来我知道，三麻家中曾经失火，那条被宝田送回来的凳子，早已化为一把清灰。

    小的时候，在雨后，我也常常和大我十几岁的堂哥，跑去捞浮。我们捞到了碎草、葫芦、树枝、油桶、南瓜、竹篓、八仙桌。我们捞到了很多东西，但我们依然贫穷。

寻找民工老海

    过了春节，何家庄的男人就踏上了淘金之路。出了火车站，一帮人背着铺盖卷，浩浩荡荡走了两条街，忽然发现队里的老海不见了。一行人急忙掉转头往回找，可哪儿找得见老海的人影？

    大伙都急了，这老海五十多岁的大老粗，大字不识一个，头一次出远门不说，身上也没带什么钱，如今让他一个人落了单，这还不要了他的老命哇！大伙儿回到火车站，以为老海会撞回到这里来的，谁知等了一天一夜，还是没见人。

    第三天，来了一个招工的胖子，把他们带到了一个建筑工地。大伙儿惦记着老海，安顿好以后，就接着出去找老海。可要想在这几百万人口的大都市找一个人，况且这个人还是个文盲，这简直比海底捞针还要难。

    人没找着，大伙心里不好受，老板一看不乐意了，说：“我叫你们来就是为了赶工程的，你们倒好，天天跑到外面玩，明天再不开工，我只好去叫别人了。”队中年纪最长的老山头急忙赔着笑解释：“老板，我们走丢了一个同伴，不找到他，心里不踏实呀！”老板一听笑了：“我还以为丢了个小姑娘呢，不就是个大男人吗？你们还怕他被骗去当小姐呀！要干就开工，不想干趁早走人……”大伙儿一听老板的话没有商量余地，就想，还是先保住这份活，再慢慢找吧。

    于是，以后大伙就利用收工后的空闲时间出去找老海。他们一共七个人，就分成几组，往几个方向找去，像在家里围猎野猪一样，一定要把老海围出来。可这种方法一到大城市显然就行不通，一个月下来，他们的足迹几乎走遍了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根本不见老海的人影儿。大伙一商量，就想出了个新招：在走过的地方贴上他们的名字和地址，这样老海看到就知道他们在哪了。转念一想，这老海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得，就算看到了，还不是睁着眼走过去？

    时间一天天过去，仍然没有老海任何消息。大伙又着急又担心，老海身上那点钱肯定早用光了，他普通话不会说，字不会认，肯定也没法子找到活干。这样一来，老海不知道已经饿了多久肚子了，说不定就加入丐帮了呢！大伙难过得说不出话来。后来，大伙出去时，眼睛总是盯着街上那些乞丐，一看到跟老海身子有点像的，就走上去仔细认一认。一看不是，就比划着向他打听，然而，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劲，老海好像已经在这座城市蒸发了。

    一天，队里一个年轻后生忽然想出了个主意，兴奋地说：“老海虽然不认字，可他不是瞎子啊！我们只要在去过的地方留下一个他认得的东西，这样就容易多了！”大伙一听，觉得这主意不错。可有什么东西能让老海知道是他们留下的呢？想来想去，家里这时候不是家家都在搞编织吗？对，就留一个家里特有的那种小篾箪，老海看到了，再怎么笨的人也该知道是家里人留的吧，然后他就会在那地方等，这样，他们碰面的机会就大多了。

    说干就干，第二天大伙收了工，就在工地上捡了一些不用的竹子，开成篾片，编成一个个小篾箪，街上的电线杆上、路边的大树上、公园大门口，都挂了一些上去。在一些小篾箪里，他们还放进了水和一块大面包，这样老海看到的时候，马上可以拿来充饥。他们又考虑到，如果老海发现了小篾箪，跟着来找他们怎么办？于是，他们在通往工地的小路口挂了十多个小篾箪，用油漆涂成红色，显得十分醒目。

    这样一来，他们找人的方法从游击战变成了“守箪待人”。每过两天，他们就像在家里查野猪夹一样，到挂有小篾箪的地点去巡查一遍，看看里面装的东西还在不在。如果东西没动，担心变质，就拿回去大家吃，再换上新鲜的水和面包。

    一晃又是一个月过去了，老海既没找到工地来，大伙儿也没在挂小篾箪的地方守到他。大伙都挺失望：这老海，咋就不能多走动走动，多抬头瞧瞧呢！可是，这办法还得坚持下去，他们轮流着隔两天三天就去查看，更换水和面包。

    不知不觉，一年就要过去了，工地在春节前半个多月就停工放假。一天，老板回到工地查看，发现工棚里还住着人，进去一瞧，原来是他们这一伙，老板奇怪了，别人巴不得赶早回去，这伙人看样子还没有走的打算，就问：“咋的？我又没少你们一分工钱，不想回家过年啊？”老山头忙说：“哪能不想回家啊，一年没见着家里人，心早回去了。可我们还少一个人。”

    老板这才想起他们说过走丢了一个同伴这回事：“哦，还没找到呀！我看，你们别等了，这年头无名死者多了，没人认领，往火化炉一扔完事！”大伙一听，脸顿时变了色，面面相觑。这个他们倒从没想过，难道老海真的……老山头紧紧闭着嘴唇，脸上的肌肉颤抖了几下，缓缓开了口：“我们乡下人，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十个人进山，决不能九个人回来，不管是人还是尸。我们八个人来，不能七个人回去。”

    老板想了想，说：“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吧，不过得花钱。在报上登个寻人启事，说明有报酬，就是一只蚂蚁也能给你找出来。”大伙忙问要多少钱，老板笑了：“这就说不准了，有钱人找条狗找只猫出个三万五万不算多，没钱的找儿找女三百五百不算少，这要看他在你们心中是什么分量！”大伙儿转头看着老山头，等着他发话。老山头叭叭地抽了一回烟，说：“这样吧，我们七个人，一人凑五百出来。”说着，率先掏了五百元。大伙纷纷拿出钱，很快凑了三千五百块。老板有点惊讶地打量着他们，他知道他们这一年到头也就挣了四五千块而已，这五百块可就是他们一个月的血汗钱呢！老板二话没说，就带着他们找到报社，第二天，寻找老海的启事就登出来了。报社还根据他们的描绘，用电脑拼了一张老海的图。见报后，他们满怀希望地在工地等候着。

    时间过去了好几天，他们还是没有等来好消息。眼看离春节只有几天了，老山头心情沉重地对大伙说：“这个年，大家都别回去了，在这过吧！”大伙儿默默地点头，决定留下来后，他们就一起到挂小篾箪的地点去查一遍。走了几个地方，没发现什么异样，大伙累了，蹲在一棵树下歇脚。忽然，一个后生指着树干喊了起来：“你们看，这儿写着老海！”大伙凑近一瞧，果然没错，树根上被人用刀歪歪斜斜地刻着两个字：老海。大伙顿时兴奋起来，这么说，一定是老海曾来过这儿，还在这儿给他们留下了记号。他们来了劲，继续往前搜寻，走了两条街，又发现了一棵留有老海名字的树。看来，老海一定在这一带出现过。

    可是，老海根本就不认识字啊！大伙想来想去，觉得还是不放过这一线希望，就坐在树下等，一直坐到天黑，也没见到老海的影子，他们决定明天再来。回到工地，他们发现工棚里亮起了灯光，疑惑地走进去一看，乐了，屋里坐着两个人，一个是老板，另一个不是老海是谁？

    “老海！”大伙冲上去和老海抱在一块，又跳又喊。好半天，大伙才问老海到底躲在什么地方，害他们找了一年。老海嘿嘿地笑了：“我命好，被一个煤气店老板看中，叫我去拉煤气，一天给十五块钱。我一想，这活也挺好，可以天天在街上，说不定就能碰见你们呢！后来我又想，你们不是都认得字吗？我求人教会了自己的名字，把它刻在树上，这样你们一看到我老海的名字，就知道我在这里出现了。”大伙一听，原来是这么回事，都怪自己光注意高处的小篾箪，哪里想到老海会有这一手哟！大伙又问老海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老板拿出一张报纸笑了：“你们看看吧！”大伙接过一瞧，原来是老海登的一个寻人启事：寻找七个民工……老海挠着脑袋说：“快过年了，老板问我为啥还不回家，我说不行啊，我们八个人来的，找不到那七个，我不能回去呀。他就给我出了个主意，在报上登这个东西，谁给我找着你们，给他一千块！”说着，老海就从身上掏钱，大伙一看明白了，是老板看了报纸带老海来工地的。可老板却把老海的钱推了回去，并且从包里拿出几张车票来，一边塞到老山头手里，一边说：“这是我托人买到的车票，过完节，我在工地等你们来。记住，是八个人，一个都不能少！”

    (有删改)

一个老百姓

赵 新

    村里人把在国家机关正式上班的人叫作公家的人。他就是一个公家的人：市政府上班，名张亦然，男性，35岁，举止文雅，某某局办公室主任。

    过了中秋节，草木上有了一层霜雪的时候，张亦然到郊县下乡。办完公事开着车往回走，张亦然看见了大路旁边红了叶子的柿子树，红了叶子的柿子树上挂着密密麻麻的大柿子，那柿子就像灯笼一样，红得耀眼，红得透明，红得热烈。正是傍晚时刻，夕阳西下，山野苍茫，那一棵又一棵的柿子树就是一团团烈火，就是一簇簇落霞。

    心里一激动，张亦然就把轿车靠路边儿停了下来。张亦然是个喜欢吃柿子的人，张亦然的夫人是个非常喜欢吃柿子的女人，张亦然12岁的女儿是个特别喜欢吃柿子的孩子。他们一家三口，脾气秉性各不相同，但都喜欢吃硬柿子、脆柿子。

    下了车，立在田埂上看了看，前边的村庄炊烟缕缕，朦朦胧胧，有饭香时隐时现地飘过。张亦然感到很有诗意，也感到很是奇怪：这么繁茂的一大片丰收的柿子树，怎么没有看护人员呢？

    张亦然笑了，抬手在树上摘了三个柿子，心里说：“够了，我们家一人一个，拿回去尝尝新鲜，意思到就行了，切不可‘人心不足蛇吞象’，摘了一个又一个。”张亦然走了几步又返了回来，又从树上摘了三个：啊，我反正是来了，反正是摘了，那就好事成双，一个人吃两个吧！

    这一次他拔腿要走时，背后响起一声怒喝：“站住！你为什么偷我的柿子？”

    张亦然浑身一颤！回头一看，一位老汉从柿子树后面转了出来。老汉中等个头，黑红面孔，身板硬朗，60岁左右。在一片落霞里，手里握着的镰刀寒光闪闪，给人冷飕飕的感觉。

    张亦然立在那里，低头说：“大叔，您好。我错了，我不该摘您的柿子。”

    老汉走到张亦然跟前：“光天化日，你那是摘吗？你重说！” 张亦然血红了一张脸：“老人家，是偷，是偷。”

    老汉不依不饶：“你说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呢？无非是拿出一些钱，赔偿人家的损失罢了。张亦然很虔诚地问：“大叔，您说吧，您要多少钱我给您多少钱！”

    老汉从头到脚把他大量了一番，然后问他：“你能给多少钱？”

    张亦然没有说话，从兜里掏出一张百元大钞，一伸手递到了老汉面前，他想早些回去。

    老汉斜斜地看了张亦然一眼，啐了一口唾沫说：“你很有钱是不是？你太小看人了，我几个柿子能值那么多钱？你这不是侮辱我吗？”

    张亦然觉得脸上火辣辣的，赶紧把那张100的换成50的。

    老汉把张亦然的手推回去：“多，多，多！”

    张亦然又换成20的。

    老汉把脚一跺：“多，还是多！”

    张亦然真的迷惑了。他说：“大叔，我还急着赶路呢。求求您，您老人家高抬贵手！”

    老汉缓和了口气，很认真地问他：“看你也是一个公家的人，你说这世界上只有钱才能解决问题吗？”

    张亦然马上回答：“当然不是。还有政策，还有章程，还有纪律，还有思想觉悟，还有真诚和友谊，还有人格和品质……”

    他把那六个柿子掏出来，整整齐齐地摆放在老汉面前。

    老汉说：“还有规矩，还有教训，还有良心！同志，你给我5块钱算了，5块也不少啊！”

    张亦然把一张10元的钞票塞到老汉手里，说自己身上再也没有比这小的零钱了。

    老汉说：“你一位国家干部，为什么要在野地里摘人家的柿子呢？”

    张亦然很难堪，很羞臊。他眨了眨眼睛，低下头回答：“大叔，我老娘已经上了年纪，她非常喜欢吃新鲜柿子，作为她的儿子，我……”

    老汉挥了挥手：“明白了，你走吧。同志，我想搭你的车回家，到前边那个村你给我停一下，行吗？”

    张亦然拍手欢迎：“大叔，那太好了，您收拾收拾，就来上车吧。”

    想了想，张亦然又问了一句话：“老人家，您挺好，您是村干部吗？”

    老汉摇了摇头：“哪呀，我就是一个老百姓，就知道耕种锄耪收获庄稼！”

    太阳已经落山了，山野一片烟霭，一片朦胧。老汉坐上张亦然的车之前，张亦然足足等了他15分钟。

    第二天张亦然上班时突然发现他的车里有个鼓鼓囊囊的书包，书包里塞满了红得透亮的柿子。张亦然倒出来数了数，一共18个。还倒出来一张10元的钞票。

    张亦然沉默了，心里却波涛滚滚：这柿子是给老娘吃的吗？可老娘远在乡下，有千里之遥。这柿子不给老娘吃吗？可那话是他亲口说出来的……

    张亦然拿出那张钞票看了又看，倏忽之间，闻到了一股汗腥。

（选自《百花园》，2019年第1期，有删改）

喝晃汤

江岸

    无论如何，大过年的，总得让老婆、孩子高高兴兴吃上一顿猪肉，一家人总得围在一起热热闹闹包一次饺子！

    可是，有一年，快过年了，周全明还没有想好，怎样弄到过年要吃的那几斤猪肉。有十多年了吧，他家就没有杀过年猪。黄泥湾这十几户人家，虽然不是家家户户每年都杀年猪，但多数家隔个三年两载也要杀一头。整个湾子十多年没杀过年猪的，只有周全明一家。他上有偏瘫老娘，下有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他和老婆两人在生产队挣工分，粮食都不够吃，还能吃猪肉?他家年年向集体借粮，才不至于挨饿。

    好在黄泥湾有一个老辈子传下来的习惯，没有杀年猪的人家，可以向杀年猪的人家赊一块肉来吃，等到自己家杀年猪了，再还上就是了。每一年，周全明点头哈腰地从别人手里接过称好的猪肉，满面笑容地说，今年吃你家的，明年吃我家的。这句话，被他重复说了十多年。后来，他再开口赊肉的时候，要么热脸贴了人家凉屁股，人家干脆不理睬他，要么他赊五斤，人家只肯给三斤，而且还是猪后裆处的囊囊膪^①。

    周全明几乎欠了整个湾子所有人家的猪肉，今年找谁借呢?找谁借，都难以启齿。他到姐姐家串门，他姐不忍心，悄悄塞给他五元钱，对他说，你到公社食品站去买几斤猪肉，给娘和孩子们过年吃吧。

    周全明攥紧五元钱，手心里汗津津的，走到食品站的时候，竟将一张钞票都捂湿了。食品站却排着一个长龙似的买肉的队伍，他只好站在队尾，焦急地看着案板上的半扇猪肉被一点点肢解，一点点被人买走。

    突然，一个年轻人径直走到肉案前，也不言语，卖肉的赵师傅却挥刀砍下一一大块好肉，递给年轻人。

    我们排半天队了，凭什么他不排队?

    还讲不讲先来后到……

    人群里响起纷乱的抗议声。

    赵师傅叭一声把刀砍在肉案上，双手往腰间围裙上一叉，傲慢地说，他是我儿子。谁喊我一声爹，我也给他砍一块肉!

    大家顿时沉默下来。

    周全明慢慢走到肉案前，对着赵师傅响亮地喊了一声，爹!

    赵师傅愣了，所有等待买肉的人都愣了。

    周全明不由分说，从肉案上拔起刀，砍下一块好肉，拎起来，大步流星地走了。

    分田到户那一年，周全明家田地分得多，打下的粮食堆积如山。他家不仅能吃饱饭了，而且过年要杀年猪了！还要请众乡邻喝晃汤。

    黄泥湾人把猪血叫做猪晃子，杀了年猪，往往要开一两桌席面，把每家家长请来坐席，俗称喝晃汤，席上的主菜就是猪肉、猪肠、猪心肺、猪血放在一起的乱炖，就是晃汤。另外还要给每家每户送一海碗炖好的晃汤。这种杂烩为什么不叫别的名字，而叫晃汤，可能和猪血最廉价有关。这应该是一个乡间的谦词。

    喝晃汤这天，周全明家少有地热闹起来。

    酒至半酣，有人笑道，老周，你家的猪拱进萝卜地里了吗？

    还有一个更促狭的人，竟然踢了一脚桌下抢吃骨头的狗，对着席面说，睁开你的狗眼看看，够不够人吃的？你们还想抢？

    虽然是开玩笑，但是周全明的脸立马红到了耳根。他讪笑着，吱吱唔唔地说，俺家欠大伙儿十多年的肉账呢，还清以后，一头猪就剩下头蹄和下水了。明年一定让大家吃个痛快，保证一块萝卜不兑，全炖好肉。

    你还让我们等到明年？我看见你家厨房里还挂着一块好肉呢，怎么不炖上？肯定是留到过年自己吃吧！有人不依不饶。

    周全明解释道：这块肉，是留下来还给公社食品站卖肉的赵师傅的。

    赵师傅已经退休了。

    当周全明敲开他家大门时，他问，你找谁?有事吗?

    周全明毕恭毕敬地说，我就找您，今天专门过来还几年前借您的猪肉。说着，双手递过猪肉，深深鞠了一躬，转身走了。

    赵师傅接过沉甸甸的猪肉，死活想不起来周全明是谁，更想不起来自己何时借给他这么一大块猪肉。

(选自《2017中国年度作品微小说》，有删改。)

[注]①囊囊膪[口语nāngnāngchuài]猪胸腹部肥而松的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