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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现代文阅读 题类:常考题 难易度:普通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宁夏大学附属中学2019-2020学年高一下学期语文期中试卷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小说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学形式之一。宋元时代,杂剧、南戏迅速发展,小说发展也出现了与它的存在在形态和历史命运休戚攸关的重大选择。小说由案头写作被抛到市井演说,由说话人发挥“舌辩”,讲述着古今故事、市井风情,并汲取了市民社会的经验、欲望和趣味,最终为世俗娱乐提供了一种新的美学文化方式。由此,小说以话本的物化形态,与无限丰沛鲜活的民间智慧结缘,为自身的白话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动力。话本的含义是话之本,包括说话之所本和说话之文本,它是说话留下的文字形态。话本的特质。在于它源于民间,它以民间智慧改造了宋元文学总体结构。

    ②话本小说的发展,与当时的人气旺、财气旺和娱乐气旺有着深刻的关系。“三气旺中首先是人气旺。宋平残唐五代之知,经一百五十年承平发展,到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人口突破一亿,远远超出盛唐时期官方统计的五千多万。南宋国土不及北宋三分之二,人口仍达六千万左右。农业经营趋于精耕细作,粮食亩产约为唐代的一倍半。这就提供了一个基础,有力地支撑着纺织、印刷、制瓷、造船、冶金等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出现了人口在几十万以上,甚至达到百万的城市。其次是财气旺。宋代城市的商业功能增强,商贾设立行会,行商长途贩运,与辽、夏开设边境贸易的榷场,与大理国茶马互市,开通泉州、广州等地的海上陶瓷之路,使得富商巨贯的财产在百万贯以上。与此相应,在非主流文化中出现某种重视商业的观念。商贸的发展,促使在大量铸造通宝铜钱的同时,于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发行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官交子,其后一工百年间发行量增加二三十倍,最多达三亿多贯。直到元朝忽必烈时期,明令用纸币取代银币、铜钱。这些都从特定的角度反映着城市商业已具规模。

    ③人气和财气在城币汇聚,就产生了其三—一娱乐气旺的效应。宋以后的城市不同于唐代四面设墙、坊与坊、坊与市分隔的坊里制,而采取了临街开店、四通八达的街巷制,这就出现了聚散方便、表演热闹的大大小小的瓦舍勾栏。各路艺人在那里表演杂技、魔术、相扑、皮影、傀儡、弹唱、说话伎艺,市民文化相当繁荣,并且有了夜场或夜生活。只要对比着阅读宋人写的《东京梦华录》一类城市风情笔记和唐人写的《教坊记》,就不难理解一种新的城市娱乐需求促进了说话伎艺和话本小说的丰富发展。丰富的大众娱乐美学可能形成了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等书中开列的“说话四家”。说话门类的出现,表明行业发达和众多艺人业有专长。说话艺人组合成雄辩社,又有书会才人撰写文本,因而各种说话名目如春草繁生、旋生旋灭者当不在少数,但一些杂书和目录书留有篇目的尚有近二百种,经过整理存世的宋元话本尚可读到五十种左右。

(节选自《中国古典文学图志》)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宋元时代的小说由案头写作被抛到市井演说,是为了能够能与杂剧、南戏遥相呼应。 B、小说为世谷娱乐提供了新的美学文化方式,从市民社会汲取养料,然后讲述古今故事等。 C、小说白话体制的形成与发展,与其话本的物化形态和无限丰沛鲜活的民间智慧结缘有关。 D、《都城纪胜·瓦舍众伎》等书开列的“说话四家”的形成源于丰富的大众娱乐美学。
(2)、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文章从人气旺、财气旺、娱乐气旺三方面论述了话本小说形成、发展、兴盛的过程。 B、文章在阐释宋元话本小说发展时,着重分析了外在因素对其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 C、文章第二段列举不同时代的人口数量,说明宋人气超过唐人气,推动了话本小说发展。 D、文章第三段从典籍中寻找例证,证明了城市娱乐需求促进话本小说发展的观点。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农业朝着精耕细作的方向发展,使粮食亩产大幅增加,这成了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基础。 B、在商贸发展中,商贾们利用榷场、茶马互市、海上陶瓷之路等途径,聚敛了大量财富。 C、银币、铜钱、纸币的流通既反映宋元时代商贸发展情况,也说明当时城市商业规模庞大。 D、与唐代不同,宋代城市采取了街巷制,出现了瓦舍勾栏,这里为市民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条件。
举一反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的题。

    “家风”是一个家族开展教育的起点。在传统中国,社会教育不发达,人的成长往往依赖家庭教育。许多大的家族组织,承担着对本家族成员的社会保障功能。家族成员之间通过礼仪性的活动取得联系,同时也接受家族的集体约束。在这一层面,家风家训好比家族“纲领”,指导和规训着每一位家族成员的生活和行为。

    “家风”还是家族的共识性的道德观念。无锡《锦树堂钱氏宗谱》所记载钱氏《家训》,可以概括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字。在传统社会,家风往往是儒家核心价值观念的具体展开,因族群的生活环境及文化传统不同,侧重会略有不同,但无外乎是教人向善、积极进取、勤劳节俭。

    在每一个具体的家族中,家风不仅仅是道德教化的口号,还是家族精神的体现,通过代代家族成员具体的行为而践行和传承。有的历史人物,可能和这个家族并无直接的血缘关系,但是因为相同姓氏往往也被说成是本族的祖先。用祖先的荣耀和事迹,增强自身的荣誉感和尊严感,凝聚家族成员,使他们对于姓氏家族本身产生认同。家风实际是一种经过历史积累而形成的精神尺度。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为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明了方向: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公民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概括,反映了现阶段全国人民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

    从家风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个具体现实,另一个宏观抽象,二者其实存在深刻的内在联系。正是有了家风这样的微观载体,宏观抽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会变得具体而鲜活,也就更容易从精神层面的“深入”,到具体行动上的“浅出”。

    现实中,家庭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载体。中国传统文化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个人、家庭、国家的统一。而受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中国人内心深处有着浓厚的家庭情结,诗礼传家、耕读传家、精忠报国等家风,更是一代代传承下来,深入到每个人的血脉当中。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风可谓是深入人心的无形力量。它有时候就是普普通通的语言,却能在日常生活中影响每个人的心灵;尽管它是最基本、最直接、最经常的教育,却能通过言传和身教让每个人刻骨铭心。正因为家风是让每个人从小就不断触及的,因此,对一个人的影响就是整体和全方位的。

    家风的作用固然不可低估,但我们也要看到,随着传统大家庭在现代社会的分崩离析,家风的传承也正面临诸多挑战。在社会加剧转型过程中,不仅传统大家族逐渐被小家庭取代,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离婚率上升、啃老等问题,也对家庭道德产生诸多负面影响。将家风作为社会主流道德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更需要我们协调好国家、集体、家庭、个人的关系,维护一个个社会细胞的和谐与安定。

    无论现实多么复杂多变,人们的价值观如何变化,一个个家庭的家风的存在,仿佛就是一棵棵参天大树,屹立不动。它们从历史中成长起来,植根于深厚的文化土壤中,有强烈的道德感召力,让人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启示。我们继承历史留给我们的深厚家风,我们也要不断发扬民族的家国精神,让家风这一棵棵大树,最终成长汇聚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茂密森林。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管仲的经济思想中,最为奇特的一项是鼓励消费,他甚至倡导奢侈,这在古往今来的治国者中可谓仅见,在《管子》一书中就有一篇奇文《侈靡篇》。

    中国历代的治国思想向来以倡导节俭为正途,这显然是长期短缺经济的必然产物。然而管仲却提出“俭则伤事”的观点,在他看来,大家都不消费,就会造成商品流通的减少,从而妨碍生产营利的活动,故曰“伤事”。(见《管子•乘马》:“俭则金贱,金贱则事不成,故伤事。”)要如何才能推动消费?他的答案是,多多消费,甚至无比奢侈地去消费。(见《管子•侈靡》:“问曰:兴时化若何?莫善于侈靡。”)

    管仲的这一论述曾经迷惑了此后数千年的中国学者,很多他的信奉者言及于此,要么视而不见,要么顾左右而言他,要么百般替管仲声辩。直到近世,历史学家郭沫若才给予了合理的解释。郭氏认为:“他是肯定享乐而反对节约的,他是重视流通而反对轻视商业的,他是主张全面就业而反对消极赈济的,为了能够全面就业,他主张大量消费,甚至主张厚葬。他的重点是放在大量消费可以促进大量生产这一面。因而在生产方面该如何进行,如何改进技术之类的话,他就说得很少,几乎可以说没有。”( 郭沫若:《侈靡篇的研究》,《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

    管仲倡导奢侈的理由是,“丹砂之穴不塞,则商贾不处。富者靡之,贫者为之”。就是说,只要不人为地堵塞利源,商贾就会日夜不息地从事营运而不知休息,而富裕的人只有不断地消费,贫穷的人才有工作可做。为了强化自己的观点,管仲甚至做过极端的比喻,他建议在煮蛋之前应先加雕绘,在烧柴之前要先加雕刻﹣﹣“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

    管仲本人就是一个富足的享乐主义者。孔子说他的奢侈堪比国君﹣﹣“其侈逼上”,《史记》说他“富拟于公室”。据《韩非子》和《论语》等书记载,齐桓公把齐国市租的十分之三赐归于管仲。

    当然,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管仲对侈靡的推崇,并不仅仅为了自己的享乐。在《管子•乘马数》中,他谈及了一个非常先进的观点。他说,每当年岁凶歉的时候,人民没有本业可作,国家就应该进行宫室台榭的修建,以促进人民就业,尤其要雇用那些丧失了家产的赤贫者。这时候修筑宫室,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促进就业,平衡经济。

    这种通过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来刺激经济复苏、促进就业的做法,西方人在两千多年后才学习到手,以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为例,当时的美国、德国等无一不是采用了这样的政策,才走出低谷。可是在两千多年前,管仲就有这样的智慧,确实是让人惊叹的。据美籍华人经济学家杨联陞的考据,在漫长的中国经济史上,除了管仲,只有宋代的范仲淹等极少数人曾经有过类似的思想。

(选自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各题。

    在既有的殷商甲骨文残片中,已经多次出现“登人”字样。这里的“登人”即登记人口的意思。

    当时的登记人口是以人丁为计量单位,目的是征集兵丁组建军队。西周时创建了原始的人口登记办法。据《周礼》记载:“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当时已设立了掌握户籍的官职“司民”。

秦朝户籍管理更加严格和完备,登记的内容非常详细,对不报、虚报和假报户口的或未经官府批准而檀自更籍的,统统严加惩罚,还做出了迁徙时必须审核和必须办理更籍手续等规定。

    汉代的户籍管理实行“编户齐民”,从法律意义上说,所谓“编户齐民”,是指所有编入户籍的居民,不论东西南北,不分男女老幼,都是国家的公民,具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20世纪20年代出土的张掖郡居延汉简记载这样的一个户籍信息:“徐宗,年五十;妻一人;子男(户主儿子)一人;男同产(户主兄弟)二人;女同产(户主姐妹)二人。宅一区直三千;田五十亩,直五千;用牛二,直五千。”内容已经相当详备。

    唐朝在申报户籍信息的时候,必须接受一道叫做“团貌”的程序。就是衙门在居民登记户籍时,要查看相貌。因此,唐代的户籍档案通常还记录有人户的体貌特征。在敦煌出土的唐代籍帐残卷中,就发现不少户籍资料都注明了诸如“右足破,耳下小瘤,面有黑子”之类的文字。这些对体貌特征的描述相当于今天户籍中的照片,可以防止作伪,也可作为民户脱籍逃亡后的追捕线索。另外,在唐代“贱民”是没有户籍的,他们只能依附于“良民”。

    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战乱局面,因此全国人口增长迅速,开宝九年(976年),全国户数为309万户,大观四年(1110年)则达到峰值2088万户。当然,短时间内人口不会如此膨胀,但是它却从另外一方面表明户口统计更加完整(少数民族因为政府的“羁磨之策”也不断被编入户)。宋朝的户籍制度不再区分“良民”与“贱民”,而是根据居城或居乡,划为“坊郭户”与“乡村户”,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城乡居民户口。又根据居民有无田产,划分“主户”与“客户”,再以家庭财产之多寡,将主户划为不同户等。宋朝的税制,完成了从以人头税为主到以财产税为主的转变。

    宋代商品经济相对发达,因此流动性强。一些地方,由于“主户少而客户多,往来不定,口尤难记”。宋代城市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流入,且管理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一个人移居到一个地方生活一年以上,便可获得当地户籍。

    明朝创造以登记人口为主的“黄册”和以登记土地为主的“鱼鳞册”,标志着中国古代户口调查登记制度的相对成熟。这个制度肇创于明太祖朱元璋,虽然随着形势的变化时有增损,但其基本框架和根本原则,终明之世并无改变。沿袭元朝做法,明政府将全国户口按照职业划为民户、军户、匠户等籍,各色户籍世袭职业,不容更改。

    清初沿用明代的黄册制度,在黄册之外,另编《赋役全书》和《编审册》作为配套。由于康熙和雍正两朝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政策,赋税与人丁之间没有了直接的联系,统计户口的意义也就不如以往那么重要,因此户籍管理相比明朝宽松。但是这也从另一方面保证了户籍统计比以前更加科学、客观。

(摘编自曾庆江《户籍册上的古代中国》)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我国古代的书写材料主要是竹木和简牍,远在商代已然如此。《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在甲骨文中“册”字作 ,是像若干支简编联成册之形。当时称呼史官就叫“作册”。

    依质地分,简牍有竹、木两类。与竹简的宽度相仿的木条则名札。竹简和木札在用途上并无区别,所以木札也可以称为简。不过竹简修治好了以后,还要烤干主材中所含汁液,以防蠹并防止变形,叫“汗青”或“杀青”。文字则写在篾黄的一面,是为简的正面。篾青是简的背面,篇题有写在这一面的;因为卷起来之后,它反而露在外面。木简则无须杀青,它的材质有松木,有柳木,其中用毛白杨木的也不少。

    以多支竹木简写长文时,须先编联成册。编绳多数为麻绳,它的专门名称叫“书绳”,讲究的简册用丝绳编联。根据书写的内容不同,简的长度亦有别。最长的三尺简是“书法律”用的,故汉人有“三尺律令”“三尺法”的说法。书写儒家经典要用汉尺二尺四寸的简。皇帝的策书长二尺。策书以下的制书、诏书、诫敕等用的简短些,为汉尺一尺一寸,称“尺一诏”,或简称“尺一”。用简牍作为书写材料,竹木可就地取材,供应充足,自有其方便之处,缺点是太笨重。古人虽然也有用帛代替简牍的,但丝织物价昂。东汉时当过济北相的崔瑗有一部书要送人,犹自称“贫不及素”,即用不起帛来抄写。这些情况促使我国发明了纸。

我国西汉就有了纸。它们以破旧的麻絮、麻布、绳头等为原料,已经过简单的切、舂、打浆和抄造,然而纤维交织状态差,纸面粗糙不平,大约只用作包装材料。到了东汉前期,在蔡伦的主持下,造纸技术出现了一次飞跃。这是在原料中增加了树皮和鱼网。用树皮造纸是一项新技术,它开辟了木浆纸的先河。可是要把树皮制成纸浆,仅用类似沤麻的石灰发酵是不够的,还必须反复舂捣、脱胶,并以强碱液蒸煮。鱼网的网结硬,也必须施以强化的机械处理和化学处理;而这一套新技术推广到麻纸生产上,又必然使后者的质量得到改进。1974年在甘肃武威旱滩坡出土的东汉晚期字纸,是一种单面涂布加工纸,厚约0.07毫米,涂层均匀,纸面平整。它的纤维帚化度高,交结紧密,是已经发现的东汉最精工的纸张。

    到了晋代,造纸技术有了很大的改进,开始在纸外涂一层矿物质白粉,继而采用植物淀粉糊作涂层。之后,又将淀粉糊直接掺到纸浆中,成为悬浮剂,可使纸浆中的纤维均匀分散,便于抄造。采用这些措施的目的都是为了堵塞纸面上纤维间细微的孔隙,使运笔时不致滃晕走墨。此外,还先后采用施胶、染潢、加蜡、砑光等法对纸张进行加工。其中染潢是以黄檗液染纸。黄檗是芸香科的树木,其韧皮中含有小檗碱。用黄檗液染过的纸呈淡黄色,防蛀。由于纸是黄色,书帙(书套)随之也用黄色。潢纸还可以用雌黄涂改误笔,雌黄与潢纸的颜色相近,误写处“一漫即灭,仍久而不脱”(《梦溪笔谈》)。后来衍生出“信口雌黄”的成语,指任意窜改和胡编乱造。染潢后加蜡砑光的纸叫硬黄纸。经过后来技术的不断改进,到了唐代,这种纸坚硬光滑,书写流利,抗蛀防水,是当时最高级的纸张品种。

(节选自孙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章,完成各题。

文化自信:本质属性与力量之源

冯鹏志

    在5000多年的沧桑岁月中,中华民族共同经历非凡奋斗、共同创造美好家园、共同培育民族精神、共同坚守理想信念,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建构出独特高标的精神气质,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始终把中华民族和各族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正是我们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维系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脉。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任何一个民族的道路和命运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顺境中从容淡定、在逆境中奋进崛起,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在漫长历史中确立起来的包括理念自信、道德自信、人文自信等在内的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维系了我们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多元一体、天下一家的历史命脉。理念自信,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性格禀赋、文化心性,开拓了中华儿女的精神世界和心灵空间;道德自信,维系了中华民族千百年的团结统一、泱泱大国的伦理秩序和中华儿女的共同情感;人文自信,激发了中华民族的创新精神和创造活力,创造了中华民族生活世界的丰富性多样性独特性,在人类文明史上矗立起卓越而独特的中国传统和中华格局。

    文化自信造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中华民族从远古走来,在世界的东方生息繁衍、超越突破、融合交流、开放发展,积淀并升华出了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独特的精神标识、丰厚的精神滋养和崇高的天地境界。理念自信,塑造出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天下理念、大同追求和知行观念;道德自信,塑造出中华民族刚毅朗健的担当意识、爱国情怀、优良品格和荣辱观念;人文自信,塑造出中华民族仁恕宽厚的为人之道、处世方法、理想抱负、进取精神、教化观念、博大胸怀和生活理念。文化自信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为我们今天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昂扬而现实地展现中国的文明大国、东方大国、负责任大国和社会主义大国形象,提供了最根本的精神支撑。

    文化自信建构了中国方案的文明气度。“中国特色”文化自信,不论是体现为中国道路的深化扩展和坚持完善,还是体现为中国方案的实践推进和意义呈现,其所坚守和强调的始终都是不同文明、不同发展道路之间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其所瞩望和践行的始终都是在对话学习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在共存共赢中美美与共。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展开和实现,以中国方案为重要内容和表征的“中国特色”及其文化自信,必将在21世纪结出更加丰硕的实践成果,绽放出更加璀璨的中国光焰。

(节选自2017年7月12日《学习时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玉门关既是丝绸之路重要关隘,也是唐代边塞诗的重要题材和各种文化传播的集散地。唐代有关玉门关题材的诗歌有百余首,这些诗作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

玉门关题材诗歌丰富了唐诗表现天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地理空间。唐代玉门关题材诗歌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表现战争的诗歌;二是描写民族交流融合的诗歌;三是表现西北边塞风光的诗歌;四是反映边患给社会民生带来深广影响的诗歌。上述四方面都是唐代之前中国诗学涉之不深或未涉及的内容。如描写西北大漠风光的诗歌,唐代以前虽有乐府诗涉及,但多为虚写。有唐一代,西域山川、国度、物产大量出现在玉门关题材诗歌中。它们生动展现了玉门雄关的辽阔之景和西域的丰富物产、独特民俗,可视为民族志和民族文学的文本,无疑丰富了唐诗的表现内容,将中国文学地图向西北边疆拓展。

玉门关题材诗歌有力地提升了唐诗的刚健气度。唐诗的刚健气度得益于巍峨雄关的激荡。唐王朝国力强大,玉门雄关是中原王朝开疆拓土与对外开放的坚强后盾,也滋养着大唐诗人刚健向上、彪悍勇武的精神力量:“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昌龄《从军行》其四)他们远赴玉关,效命沙场,不仅极大地改变了自己的诗歌风貌,更使唐诗在对大漠雄关的歌唱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同时,玉门关、阳关、铁门关等雄关峙立,构筑起以长城为核心的边防体系,保障着丝路畅通,大量城外文明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原。粗犷胡风的浸润,成为唐诗刚健气质形成的另一重要动因。

玉门关将民族自信刻入中国文学的书写之中。作为护卫中原王朝的战略屏障,玉门关扼西域之咽喉,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根基之所在。“都护征兵日,将军破虏时。扬鞭玉关道,回首望旌旗。”(李华《奉使朔方赠郭都护》)唐人的民族自信跃然纸上。之所以有此,玉门关及其勇敢尚武品格乃是其力量之源。即使在晚唐日暮途穷的国运中,唐彦谦“百战沙场汗流血,梦魂犹在玉门关”的歌唱,仍流淌着一腔激情锐气。

玉门关地处边陲,地势高峻、地形复杂、气候恶劣,加之周围茫茫黄沙、大漠戈壁、蜿蜒长城、亭障烽燧、西域胡风,构成了一幅幅辽阔、粗犷、荒凉、壮美的边塞图景,具有一种“巨大的、野蛮的、粗犷的气魄”(狄德罗语),恰好与唐代诗人昂扬豪迈的人生理想相合拍。“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李白《关山月》)明月、天山、云海、玉关,意象极为阔大壮观,语言极富张力,给人以壮美辽阔之感。这些带有原始性、异质性、不同文明交流融合而特有的雄健气度,“就可能给中原文学输进一些新鲜的、不同于原来文明的新因子”(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玉门关题材诗歌独特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由此而获得呈现。

(摘编自霍志军《玉门关上话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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