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2018年7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开展幼儿园“小学化”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以来，截至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已印发工作方案，按照标本兼治、疏堵结合的原则，推进治理工作。近年来，一些幼儿园“小学化”倾向严重，违背教育规律，影响幼儿身心健康。通知要求开展以严禁教授小学课程内容、纠正“小学化”教育方式解决教师資质能力不合格、小学坚持零起点教学等为主要内容的专项治理。

    当然，让幼儿园去“小学化”，不能寄予一纸禁令来破解。一方面要多措并举治理“小学化”。像江西省建立问题清单销号制度，制作“小学化”治理自查表和汇总表，要求幼儿园、小学、校外培训机构摸底自查、依标对表，把存在的“小学化”问题逐一登记，列出整改清单，实行挂账销号管理，同时将纠正“小学化”纳入省、市、县幼儿园评估标准和督导评估内容等，这些做法值得借鉴。

    另一方面，各地要将学前教育的办学逐渐纳入义务教育体系，使办学从无序的竞争，转向关注学前孩子应该得到的教育、引导等方面。另外，教育部门经常要到幼儿园、早教机构进行检查、指导、评估，对幼儿教育中有小学化倾向的现象和问题及时纠正，才能使幼儿教育脱离庸俗化和功利化，让幼教回归“本分”，才能防止学前教育“小学化”，把天真烂漫还给孩子。

（摘编自《治理幼儿园“小学化”让幼教回归“本分”》）

材料二：

    很多幼儿“抢跑”背后的直接推动者都是家长，是他们让孩子从幼儿园退园进入学前班，给孩子报一个又一个学前班的都是孩子家长。但事实上，最无奈、最焦虑的也是家长。现在的家长到底怎么了？

    “有人说我们这是揠苗助长，但谁不想让孩子快乐，谁不想让自己轻松点？”在一个英语培训机构外面，一位正在等待孩子下课的妈妈向记者抱怨。

    她的孩子今年3岁半，刚上幼儿园，却已经上了一年的英语兴趣班。

    她这样提前让孩子学英语，是为了孩子将来能通过她看中的一所小学的面试，并且入学后能有优势。

    “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一些专家建议不要提前学习，如果早期形成一些错误观念，后期很难纠正过来。但一些家长的需求和专家的建议是冲突的。”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教师、21世纪教育研究院课程研究中心主任徐莉说。

    她在跟家长的接触中了解到，很多家长觉得学过的东西再学一遍，孩子会比较自信，对于学业水平的提高比较显著。尤其对于一些资质一般的学生，通过提前学习能够取得良好的学习成绩。

（摘编自《人民日报·民生周刊》）

材料三：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中明确指出，建立对幼儿发展的合理期望，实施科学的保育和教育，让幼儿度过快乐而有意义的童年。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是最重要的，应该严禁“拔苗助长”式的超前教育和强化训练。

（摘编自《你的孩子真赢在“起跑线”上了吗？》）

材料四：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统计，2017年全国幼儿园在园儿童460.14万人，幼儿园教职工419.29万人，专任教师243.21万人，按照国家规定的1：9的比例计算，保教人员缺口大。在一些农村地区，“一师一桌一凳，屋里坐一天”成了民办幼儿园的真实写照。人手不足加上专业知识欠缺，一些幼儿园不得不向幼儿提前灌输小学的课程知识，导致幼儿刚入园就丧失了学习兴趣。

    即便幼儿教育的缺口相当大，但由于待遇偏低、缺乏专业认同等原因，幼师这个岗位的职业吸引力依旧偏低。

    同样有待提高的还有公办幼儿园的比例。一系列现象背后，是环环相扣的因果链，制约着学前教育的健康发展，也阻碍了学前教育去“小学化”的进程。

（摘编自《幼儿园加码去“小学化”的背后》）

    中国传统文明被称为礼乐文明，文化被称为礼乐文化，政治被称为礼乐政治，对礼乐的崇尚和实践构成了中国传统文明、文化、政治的基础，诗教、礼教和乐教则构成了国民教育的主干。就中国古人对诗、礼、乐的理解来看，我们很难分清它到底是属于美学还是伦理学的问题。礼主要涉及道德伦理问题，乐则指向伦理性的至善理想。也就是说，虽然按照现代学科划分，美与善或者美学与道德之间存在分界，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论述中，两者却是混融的，其一体性要远远大于分离性。

    但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美与善之间仍然存在差异。比如在《论语·八佾》中，孔子评价上古乐舞《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则“尽美矣，又尽善也”。这一方面说明美与善不可相互取代，另一方面则说明善必然是从美出发的善，美对于道德之善而言具有奠基性和先发性。正是因此，自孔子以后，中国儒家向来主张以审美教育涵养道德教育，即以美储善。所谓以美储善，就是通过对善的渗透和包容，使美成为道德的容器和存在的境域。春秋时代，孔子对西周政治推崇备至，一段时间梦不见周公就心怀惶恐。但他在讲西周政治的特色时并没有讲到善或道德的问题，而是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说明人文性的美并不仅仅是为善的到来铺陈前奏，而是对至善之境具有整体的涵盖和弥漫性。中国传统儒家强调美对善的生成和涵养作用，同时也强调善向美的二次生成。人们相信，人的内在道德品质与外在形貌具有一体关系，良善的本性总会以美的形象向外显现。孟子认为涵养内在的“浩然之气”是培育君子之德的要务，被这种道德化的“浩然之气”充盈的状态就是美的状态，由此显现的形象的光辉就是崇高。

    在中国古代，美一方面涵养道德，一方面则引领道德；它在个体层面涉及“以美立人”的问题。在国家层面涉及“以美立国”的问题。一种美德共济、美善相乐的雅化国风正是借此形成的。在美与德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思想者之所以以美和艺术作为国家道德建设的重要手段，原因在于美深化了道德的人性基础。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者之所以持之以恒对人民进行诗教和乐教，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看到了美和艺术对人性之善的发蒙、滋养和化育作用。从中国历史来看，由儒家确立的社会道德原则和伦理秩序之所以具有纵贯数千年的生命力，关键在于它借助美和艺术深化了道德的人性基础，活化了社会伦理秩序，软化了诸多人伦规则的机械和僵硬，使其更合乎人性和人情。

    认清这一点，有助于更深刻的体认美育之于中国当代学校乃至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也有助于为国家道德建设开启一条更趋行稳致远的道路。

（选自《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美”与“德”》有删改）

风格乃文学之大体

郭宏安

    《列子》中讲到，秦穆公要找一匹千里马，伯乐推荐的九方皋，说马已找到，是一匹黄色的母马，而秦穆公看到的是一匹黑色的公马，秦穆公不悦，伯乐则大喜，说，九方皋相马，“得其精而忘其粗，见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事实证明，这匹马果然是匹千里马。

    这个故事让我想到文学翻译和翻译批评，当我们对文学译本进行欣赏和评判时，难道不应该力争做一个九方皋那样的人吗？“得其精而忘其粗，见其内而忘其外”，所求者，此之谓也。

    从事文学翻译以及翻译批评的人，能够从九方皋身上获得的启发是：判断译本的优劣，就要看它是否表现了原作的精气神，而不只是看译本的语句词汇是否与原作一一对应，是否严格正确、准确或精确。所谓原作的精气神乃是其“原有的风味”（钱锺书语），即风格。风格者何？岂非“绝尘弭迹”者乎！译作传达原作的风格做到铢两悉称，是不可能的，但是尽力传达，努力做到惟妙惟肖，则是可能的，这就要求译者准确地感觉、体会到原作的风格，并且能够用汉语加以正确表达，这是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也是全面落实“信、达、雅”的结果。风格是贯穿原作的一股气势，或刚或柔，或动或静，或显或隐，精气神是也，例如夏多布里昂的华美，斯丹达尔的简枯，波德莱尔的阴冷，加缪的冷静……这股气势同样应该在译文中显现。至于细节上的瑕疵，在这种风格气势的统领下，是不难纠正的。

    许多名著往往有几处瑕疵，不害其为名著，这是因为有风格的存在。唐韦庄说：“班、张、屈、宋，亦有芜辞，沈、谢、应、刘，犹多累句。”这是中国古人衡文评诗时的基本态度，即采取了瑕不掩瑜的立场。还是清沈宗骞说得明白：“每见古人所作，细按其尺寸交搭处不无小误，而一毫无损于大体，可知意思笔墨已得，余便易易矣。亦有院体稿本，竟能无纤毫小病，而鉴赏家反不甚重，更知论画者首须大体。”

    沈宗骞所说的鉴赏家正是我所说的文学翻译批评家，前者面对的是想象力对现实世界的加工和改造，而后者面对的是想象力和想象力的产品。如果让一位文学翻译批评家评论傅雷译的《高老头》，他是着眼于风格，还是细节？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版的《高老头》中，傅雷把“鸡”译成了“鸭”，只能说不留神犯了一个小错，无关宏旨。像这类小错可以纠正和避免，但并不影响《高老头》被看作是准确传达了原作风格的一部优秀译作，正如批评家李健吾所说：“巴尔扎克的庞大段落，在他是气魄，是气势，是酣畅……”傅雷译的《高老头》的风格，庶几近之。一位文学翻译批评家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译品的风格上，要独具只眼，看出作品整体的美。

    细节不可滥用。因为整体的美并不必然建立在细节的精确之上，有时候过于追逐细节的完美，以至于失去创造的活力，那就得不偿失了。法国19世纪的大批评家波德莱尔对整体与细节的关系有过十分精彩的论述，例如他毫不犹豫地赞同德拉克洛瓦“为整体而牺牲细节”，因为后者“唯恐因作业更清晰更好看而产生的疲劳减弱他的思想活力”。当然，细节的错误仍然是错误，当它危及整体的美的时候，就必须毫不留情地指出来。

选自（《人民日报》2018年11月30日24 版）

材料一：

近日，深圳至珠海的首条低空短途运输航线正式开通，为商务往来、旅游观光、家庭出游提供了新的选择，进一步丰富了大湾区综合交通网络体系。这是当地抢占低空经济新赛道的一个缩影。

①何谓“低空经济”？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低空经济一般是指各类航空器在真高1000米以下的低空空域进行各类飞行活动及其辐射产生的经济形态。其主要包括低空飞行器制造、低空运营服务、低空基础设施建设和低空飞行保障四个板块，具体涵盖居民消费和工业应用两大场景，呈现出产业链条强劲、应用场景复杂、使用主体多元、辐射效果明显等特点。其发展主要依托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因素：

科技创新是低空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技术进步为低空飞行提供了更加安全、高效的航空器和飞行控制系统。目前，国内低空飞行器行业在无人机及通用航空器的设计、研发与制造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和先进技术，众多企业纷纷涉足无人机制造、应用服务等领域，在适航审定、航线执飞、上线销售等方面取得了不俗的进展，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以无人机、飞行汽车为代表的“新通航”已走在世界前列。

近年来，我国低空经济发展环境持续向好，政策举措不断优化。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的《通用航空装备创新应用实施方案（2024—2030年）》提出，到2030年，推动低空经济形成万亿级市场规模。各省市也正在加速布局低空经济赛道，竞相发力建设“天空之城”。作为新质生产力催生的综合经济形态，低空经济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政策的强劲赋能已渐露蓬勃之势，迎来了重大机遇期，2024年也被称为“低空经济元年”。

低空经济迎来风起之时，其背后所蕴含的超万亿市场规模逐渐显现，展现出巨大潜力。有机构测算，2023年我国低空经济规模达到5059.5亿元，民用无人机产业规模接近1200亿元。截至2024年2月，中国低空经济领域共有超5.7万家企业正在加快抢占“低空版图”，试图“乘风起飞”。从区域角度来看，地方政府灵活运用各类财政工具，一体推进低空经济各产业环节协同发展，产业集聚优势明显，呈现出各自的产业特征。其中深圳作为全球闻名的“无人机之都”，凭借着产业政策与资源上的优势，集聚了大量无人机行业头部企业，建立了良好的产业基础与相对完备的产业配套，飞行规模全国领先。

但也应看到，相较于高空飞行成熟的空域管理和商业运营，我国低空经济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面临一些不确定性。引导低空经济乘势起飞，助力低空经济“飞”得更高、“飞”得更快，基础在于优化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要充分释放低空空域管理改革动能，优化空域资源配置，扩大低空空域开放，与此同时，要夯实低空基础设施，在充分利用直升机停机坪等通航基础设施的同时，推动通信导航、气象装备、能源动力以及低空空域管控系统、无人机飞行信息系统等配套基础设施更新换代。期待随着低空经济的蓬勃发展，“空中的士”能加速走进大众生活，为广大消费者带来更多元的出行选择，为经济增添增长的动力。

（摘编自孙新《低空经济乘势起飞，开拓“万亿规模”新蓝海》）

材料二：

今年春天，江苏省无锡市丁蜀机场“空中赏樱”专线在樱花盛开期日均起降超30架次，为游客提供了欣赏春日美景的新视角。目前，低空应用场景仍在不断丰富，从“赏樱游”到“城市游”，更多特色低空旅游项目正在酝酿。此举为实现低空领域的市场化提供了一个范例。

应用场景是低空经济产业链的关键一环。现实中的应用场景为高技术产品提供了试验场，为企业提供了市场，也为科研人员提供了方向。②当前，一大批新技术、新产品正在各类应用场景中“拔节生长”，为培育新产业、新模式不断拓展新空间。一段时间以来，多个城市启动专门计划，积极开拓应用场景。以场景创新带动产业落地，实现场景与产品的“双向奔赴”，推动低空经济发展才有坚实的基础。

供需联动是场景创新的关键，应尽量避免出现供需不匹配。一方面，要从群众生活和城市发展的难点、痛点、堵点出发，打造智慧化、便捷化、普惠化的数字化应用场景；另一方面，应重视并满足人民群众的个性化、多样化需求。拿发展低空经济来说，可聚焦“低空+观光旅游”，策划多样化的低空观光产品；聚焦“低空+城市治理”，更好赋能环境、交通、应急、安防等治理需求，需求是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动力，要根据市场变化，做好以场景育产业的文章。

开拓应用场景，不仅要挖掘现实需求，还要突出创新思维，探索更多“人无我有”的应用场景。要坚持因地制宜，在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现实能力的基础上，开动脑筋、大胆实践，形成自身特色。开发低空经济场景，可以与数字经济等其他领域的场景结合起来，培育智慧城市、文旅发展、数字生活等领域的潜在场景，进行协同开发。这需要加强统筹协调，做好数据共通、资源共享、发展共谋，促进产业集群化发展。

为新技术新产品寻找更多应用场景，正成为各地开辟新赛道、塑造新动能的现实选择。抓住机遇，以需求为导向，以创新为动力，为产品找场景、为场景找产品，推动场景资源向企业开放，定能促使更多创新成果加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摘编自杨丽《用新场景牵引低空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