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猩猩比专家还高明？                  

林　衍

埃利奥特是个奇怪的病人。他有着超高的智商与过人的谈吐，却无法决定用蓝色的笔还是黑色的笔写作，不能选择听哪个电台的广播，每到饭前必须到很多个餐厅比较菜单、环境甚至灯光效果，却往往徒劳无功。甚至当医生给出了两个复诊日期供他选择时，他都要花费足足半个小时时间在记事本上列出两个日期的好处和坏处，以及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简单说来，他失去了决定的能力。

这一切源于几个月前的一次小手术，医生在他的大脑皮层靠近额叶的地方切除了一小块肿瘤。此后，埃利奥特就奇怪地丧失了情绪体验的能力，即使看到刺激性很强的图片，如血肉模糊的脚或着火的房子，也变得无动于衷。

在上世纪 80 年代，这一病例令人感到震惊。当时的神经科学普遍认为情绪是非理性的， 一个没有任何情绪的人理应能够做出更好的决定， 最简单的推理是，如果没有感情用事，人们就不会刷爆信用卡。

在《为什么大猩猩比专家高明——如何让那个大脑帮你做出正确的选择》一书里，作者乔纳·莱勒这样解释埃利奥特现象——他损伤的脑区是被称作眶额叶皮质的组织，专门负责将感官层面的情绪整合到决定过程中。当某人被某道菜吸引时，情绪脑系统会告诉他“就该选择这个”，而一旦这种神经连接受损，我们将无法做出有分寸的决定。这意味着，如果没有感情用事，人们连刷哪张信用卡都不知道。

那么，在通常情况下做出决定的时候，我们是更该听从直觉还是分析做出决定呢？

美国心理学家蒂莫西·威尔逊进行过这样一项实验。他找到一批大学生选择自己喜爱的海报，候选的作品是：一幅莫奈的风景画、一张凡·高的紫色百合以及三张有趣的小猫海报。

在开始选择前，大学生们被分为两组，一组为不思考组，凭感觉选择。另一组测试者的任务则复杂得多，他们要回答为什么喜欢或不喜欢。

实验结果非常有趣。不思考组 95%的测试者选择的要么是莫奈，要么是凡·高。但是，那些思考组的测试者却有一半以上的人选择了小猫。而在几星期后的追踪访谈里，不思考组的测试者中没有一个人后悔自己选了印象派，选择小猫的人则有 75%以上表达了后悔之情。

“分析过度会造成危险，你会失去知道你真得想要什么的能力，然后你选择了最糟糕的小猫海报。”威尔逊总结道。

我有过类似的经历。小时候进商场买衣服，我总习惯于把所有买得起的品牌看个遍，最终的结果往往是，精挑细选的常常转天就后了悔，第一眼看上的则八九不离十。

心理学家迪克赫斯认为，直觉在决定中起到多大作用往往取决于情境。当面临简单的选择时，比如厕纸、灯泡等家用品，顾客往往只需要计算性价比这一种变量。这时，思考时间越长，做出的决定越满意。一旦选择局面复杂起来，理性就败给了感性。他曾观察过在宜家宜居购买家具的人，发现人们在分析各种选择上耗费的时间越长，往往后悔的几率就越高。

他的结论是：应该大胆启用理性脑解决简单的问题，因为这些分析不会让我们的前额叶皮层难以承受。而情绪脑这时根本派不上用场，因为直觉既不能比较商品价格也无法计算得失。当进行异常复杂的决定时，依赖理性脑则会让大脑皮层淹没在数据的海洋里而不堪重负，因为任何超过四个变量的问题都会让理性脑承受不了。这时候，直觉告诉你的往往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你的情绪脑知道的东西往往比你自己知道的要多。简单来说，情绪脑像是精致的便携式计算机，而理性脑不过是一个过时的计算器。

但我想，真正的问题恐怕在于，人们总是不那么容易看出某个决定是不是属于复杂的类型。比如和部门同事坐在一起玩“升级”这种扑克游戏时，我常常把计算牌面上还剩下多少张主牌这种事情视为复杂的局面，并大胆运用情绪脑参与游戏。结果呢，就是我的“便携式计算机”总是被大家的“过时计算器”打败，成了个喜欢“瞎出牌”、屡屡被对家鄙视的坏典型。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

旦角

    年轻的时候，他是闻名遐迩的人士。每到农闲时节，四乡八里的人约在一起，组个草台班子，挨村唱梆子戏，都免不了跑到黄泥湾，邀他加盟。他那媚媚的扮相，妖妖的身段，在台上一走，就是一串碰头彩；一个水汪汪的飞眼，能淹死一堆小媳妇；一挑葱白似的兰花指，能醉倒一群小姑娘；再唱上那么几嗓子，连半老徐娘们都从里往外酥透了。

    他是有名有姓的人，但是人们都不叫，刚出道的时候，大伙儿都叫他“小白妮儿”，年岁大了，大伙儿又叫他“沙锅片子”。

    他怎么会有这样一个怪名儿呢？

    原来，他好抽口大烟，后来解放了，铲除了黄赌毒，他只好从中药店买点大烟壳，用砂锅煮水喝。只有喝了这水，他才有劲儿将一副媚相足足地演到一出戏终了。无论走到哪里，他任啥不带，就提着一只砂锅，到了地儿，他任啥不干，就熬他的大烟壳。每每在戏开锣半个时辰前后，就能在戏台附近闻到一缕缕淡淡的特殊的香气。那准是砂锅片子的大烟壳熬出了好滋味。

    不管演哪一出戏，都数他的戏份足。《大祭桩》中的黄桂英，《铡美案》中的秦香莲，《打金枝》中的公主，《西厢记》中的红娘，都非他莫属。

    他还真从戏迷中拐了个姑娘，做了他的媳妇儿。他再也不用自己提沙锅、熬大烟壳了，一切有关他的杂务都被那姑娘包下来了。

    他和媳妇儿相亲相爱地过了大半辈子，媳妇儿没舍得吵他一句骂他一声，横草不让他拈，竖草不让他拿，就是时不时让他在家简单地扮上，摆弄一下身段，哼那么几句。嫁给他多少年了，媳妇看了听了他的戏，仍然眼睛放光。后来，大队演样板戏，他演李铁梅、阿庆嫂，演了几次，不让他演了。他演的李铁梅、阿庆嫂怎么看怎么不像英雄人物。他不演戏，急得吃不好睡不香。媳妇儿便让他在家里偷偷演，演给她一个人看。当然，他演的是红娘，是秦香莲。有时候，媳妇还能接几句张生、黑老包呢。

    这么好的媳妇儿，打着灯笼也难找，谁知说走就走了，事前半点儿征兆都没有。他哭天抢地，眼睛哭肿了，嗓子哭哑了，好长时间，整天都像是没了魂的人。媳妇儿都埋了多半年了，他还时不时到坟头去哭，细听了，不是哭，却是唱，

    婆母娘你息怒站在路口，

    听儿把内情事细说从头，

    想当初李黄两家结亲眷，

    也算是门当户对配佳偶……

    媳妇走了，儿子在外面念书，家里只剩下他一个人，没抓没挠的。他一辈子习惯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没料理日子的本领，一烦，连出去进来都离不了的戏也免了。过了两年，儿子高中毕业回了家，不久又娶了亲，家里总算又有了一个女人。他才可以伸开肠子过一过日月、好好唱一唱他的戏了。

    亲家母年轻时也是他的戏迷。亲家母来家了，和他有说不完的话。说得兴起，偶尔他也比划比划，让亲家母直感叹，到底是老了，老了。听了亲家母的话，他不知是忧伤还是高兴。但他每回都拼命挽留亲家母多住几天。只要过一段时间亲家母没来，他还会催儿媳回娘家去接呢。

    儿媳不愿意了，和儿子吵，你爹咋回事儿，我爹还没死呢。

    儿子笑了笑。

    儿媳又说，你爹都这么大岁数了，别整天没事了哼哼唧唧的好不好，一个大老头子，男不男女不女的，算什么呀！

    儿子不笑了，叹了一口气。

    儿子还是和他谈了。从此以后，他进进出出都黑着脸，既不哼唱了，也不言语了，终于憋出一场病来。病好了，他脱了层皮似的瘦了下来。

    儿子瞒着媳妇儿，带他到省会电视台梨园春擂台赛报了名。他竟做了擂主。比赛那天，他唱了两段《西厢记》红娘唱腔，一段是：

    他二人进房去先把门上，

    门儿外战兢兢站立我红娘，

    都只为老夫人把良心昧丧，

    报不平我才陪你来到书房……

    另一段是，

    谯楼上打四梆霜露寒又凉，

    为他们婚姻事俺红娘跑断肠，

    恨死老夫人过河你拆桥梁，

    从今后再不说你治家有方……

    唱过了，看到观众和评委都给他打了全场最高分，他眼角悄悄溢出了泪花。这一辈子，能演给千千万万个戏迷看，死了也值了！

【注】旦角指的是戏曲中的女性形象，可分为青衣、花旦、刀马旦、武旦、老旦、彩旦等类别。

元宝

    除夕夜，雪还在下着，对面的山已经成了刚出笼的白面馒头，被霭霭的暮色笼罩着。咔嚓”一声，一棵枝桠在雪的重压之下，带着雪沫扑簌簌地落了下来。然后就是静寂，无边无际的静寂。

    一个亮着晕黄的灯光的草屋下，几个孩子倦倦地偎在炭烧火桶边，旁边一只烧煤的炉子，放着一只铝锅，里面“突突”地冒着热气，孩子们眼巴巴的望着。

    屋外传来“咯吱咯吱”的响声，老大飞快地拉开木门，门像老牛一般哼唧着，光亮由一根木棍被拉宽，像面镜子躺在雪地里 ， 她喊道：“妈!”

    母亲挑着两担雪，拖着一地水迹走了进来，老二老三也都一起站到了地上，眼巴巴地看着母亲。

    母亲摘下头上的围巾，脸颊冻得通红，说：“原以为有最后一班公交，没想到今天三十，中午就没了──”母亲一早就出门卖菜了。

    拨开筐子里的积雪，母亲扒拉出三棵大白菜，老二失望的眼神垂了下来，老三委屈地瘪嘴，眼圈泛红，老大瞪了他们一眼，就去拎起炉上的锅灌水。

    母亲剥去了身上的军大衣，那还是父亲留下的，抻了抻衣袖，看着这三个瘦骨伶仃的儿女，眨眨眼说：“今天过年我们吃元宝吧。”

    “元宝？”几乎是异口同声，目光也聚光灯般投向了母亲，老三吧嗒着满嘴的口水。

母亲点头，指挥道：“老大，你把这几棵白菜洗洗!”

    “老二，去把床下的粉丝拿出来!”

    老三才五岁，睁着透亮的黑眼珠注视着母亲，母亲说：“你给我准备一瓢水。”

母亲舀了几碗白面在盆里，吩咐道：“加水!”

    老三两只手颤巍巍地端着水瓢，滴了两滴，“不够!”母亲说。又加了一点，母亲直接从老三手里夺过水瓢，“哗”的一声，水冲到面里。母亲操手搓揉了起来，面团像雪球一般滚大，圆滚滚的像个白胖子，母亲安慰般拍打着面团。

    洗净的白菜从热水里捞起，切碎，放到摊开的纱布里拧干，粉丝同样烫软，一起切碎，放在一个盆子里搅拌，加盐，又一通拌着，白菜也慢慢泛着喜色。

    母亲把擀面杖直接压在了面团上，横一道竖一道，胖子被压扁，抻长。直到一张大面皮摊在桌上，又找来一个罐头瓶子，压在面皮上，一个圆形的面皮就出来了。

    “饺子!”老二惊呼道，自从父亲去世后，就一直没有包过饺子，父亲擀面皮是掐一小块面剂，擀面杖搓动两下，一块面皮就飞了出来。不像母亲这样费劲。

    饺子七零八落地散在桌上，像一群咧嘴的大肚汉。母亲对老二说：“去烧水吧!”老三在一旁不安分地用手揉揉捏捏，被母亲拍落了，老三噘着嘴，老大在一旁安静地包着饺子。

    当水汽弥漫着整个屋子，一只只水饺“扑通通”地跳下水，沉到锅底，母亲掂着锅铲说：“你们三个把对联贴上!”

    等三个孩子回到了屋里，三碗热气腾腾的水饺就端到了桌上。母亲颇为神秘地说：“这里面有惊喜，你们谁吃到了，谁明年就有好运哟!”

    老二咬了一口，惊叫道：“我吃到了!”就吐出一枚硬币，摊开手掌，熠熠生辉。

    老三有些着急，吞了几口溜光水滑的饺子，停了下来，翻着白眼看着老二，母亲吃了一个饺子，鼓励说：“三子，吃啊!”

    老三眉头锁住，又解开，叫道：“我也吃到了!”从嘴里就吐出了硬币，在手里扬了扬，那样子比吃了开心果还兴奋。

    老大看着母亲，说：“我吃撑了!”就把碗里两个饺子拨到了母亲的碗里，赶紧把碗抽走。母亲牙齿“咯噔”了一声，蹙眉，老三叫道：“妈也吃到了!”

    老二拍着巴掌说：“大姐，就你没有吃到了!”

    老大鼓起嘴咽着一口，瞪大眼说：“不好，我吞到肚子里了!”

    欢乐的笑声爆起，冲破除夕夜白雪皑皑的屋顶张扬开来。母亲转头望向墙上丈夫的照片，嘴咧开，眼圈却已经红了……

山音

秦碧薇

    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外公谢世的次日，雾霭沉沉，下着密如针脚的雨。

    我对外公印象不深，依稀记得是个文弱的老人。也只偶尔听母亲谈起，说外公生在山里，长在山里，在外求学十余载，漂泊十余载，兜兜转转又回到山里。膝下的子女都走出大山，他却执意守在山脚的泥土房里，当了大半辈子的教书先生。没料到，一场乍暖还寒的三月冷雨，竟让他与这三尺讲台永别了。

    山里的世界静极了，没有丝毫外界的声音，而那些留守山中的孩子，失去了唯一的老师，与外面的世界相牵的线，就这么生生断了。

    “山里人现在越来越少，你外公啊，一人教了几座山头的小孩，满打满算，也不过二十几个。”前来给外公下葬的一位大伯对我说，末了还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真可惜啊，那些小孩都挺喜欢他的。喏，那边就有一个他的学生。”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正好对上一双惶惑不安的眼睛。那是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头发扎得松松垮垮，身形也偏瘦小，上身一件衬衣洗得发白。她定定地看向我，板着脸，双唇紧抿，①幼兽般的眼睛漆黑发亮 ， 左手却紧抓着前面老人的衣摆。

    我凑过去问她：“你家在哪？”她抬头飞快地瞟了我一眼，不说话，朝山上一片在雨中凝固的苍翠努了努嘴。“你爸妈呢？”我注意到她的脸迅速蒙上了一层寒霜，眼皮也耷拉下来。她张了张嘴，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半晌才失落地开口：“他们去外面打工了。”“那你跟谁过？”

    “弟弟妹妹，还有奶奶。”之后我也不知该怎样搭话，便默默走开了，因为我猛然发现，虽然只差了三四岁，但我们之间已然如被巨斧劈开了一道鸿沟，我与她的距离，就像各自眼中的风景般遥远。山也跟着沉默，不发出什么声响。

    在她的奶奶走后，她突然叫住了我。“你外公教过我，我很喜欢他。”

    “他教我们认字、算术，还给我们念诗、唱歌。他还说，我们这个地方以前叫作夔州。”

    “你看到我们头顶的天空了吗？他说这是夔州特有的天空，他说这种天空是苍色的。”

    渐渐地，我跟她熟稔起来。我发现她非常喜欢看书，时常看见她捧着翻旧的课本，在风里站成一株瘦削的酢浆草，融进绿得化不开的山中。

    雨声渐疏，在某个午后，阳光居然冒了个角，从天际漏了丝丝缕缕下来。我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搬了把凳子和她在院子里打发时间，清洁润泽的空气让每一次呼吸都成为一种享受。我不由得感叹道：“还是山里好啊！”

    她不能相信地望向我，脸颊激动得有些发红。“你有没有想过这种生活，一人在山中，仅仅一人，不能做什么，只能听流水的声音，风从林间穿行的声音，鸟鸣的声音，石子滚落的声音。”远山浅淡，与天相接的地方只剩一条极细的线，是她抿起的嘴唇。她凝望那阵奔跑的风，似乎想将它捕捉。又转而凝望后山的竹浪松涛，像凝望一个梦中的幻影。“而现在我不能读书了，除了大山，外面的声音都听不到了，”她的话语似被水浸透，我转过头，看见她②眼里的泪花像在走钢丝，摇摇欲坠。

    她侧过身去不想说话了。

    深绿铺满整座山林，光斑繁密。细细的芒草摇晃，若在轻吟。她口中“苍色”的天空，从静水深渊中升起，万里无云。大地在我脚下隐隐颤动着，传出声响，混杂着风、树叶、草木、鸟鸣，是一支破碎的竹笛、一把断弦的琵琶，一声一声，都好像一种呜咽。

    而这声声呜咽在某一天顺着彤云出岫，搭上山鸢的翅膀，竟一路传到了远方，又托四月的山花捎回了一个令人为之一振的消息。

    我离开那天，她执意要来送我。

    她步履轻捷，每一步，都分毫不差地踏着我的影子。她语调平仄分明，在四下无人的山中响彻。她说：“我听说再过几个星期，学校就有人来修理了，有新学校，就有老师，就可以上学了。”

    “真的？”

    “真的！”

    而我撞入她③黑桑葚般明亮的眼睛 ， 宛若跌进鸦青色的深谷。“其孤意在眉，其深情在睫，其解意在烟视媚行。”耳畔有什么呼啸而过。

    是山音。

苏东坡突围

余秋雨

    ①苏东坡成全了黄州，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苏东坡写于黄州的那些杰作，既宣告着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他完成了一次永载史册的文化突围。黄州，注定要与这位伤痕累累的突围者进行一场壮丽的对话。

    ②我非常喜欢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但总觉得语堂先生把苏东坡在黄州的境遇写得太理想了。语堂先生酷爱苏东坡的黄州诗文，由酷爱渲染开去，渲染得风雅、圣洁。其实，就我所知，苏东坡在黄州还是很凄苦的；优美的诗文，是对凄苦的挣扎和超越。

    ③苏东坡在黄州的生活状态，在他写给李端叔的一封信中描述得非常清楚。信中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④我初读这段话时十分震动，因为苏东坡这个大名人是有很多朋友的。应酬、唱和，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基本内容，他一半是为朋友们活着。但是，一旦出事，朋友们不仅不来信，而且也不回信了。苏东坡那一封封信，千辛万苦地从黄州带出去，却换不回一丁友谊的信息。原来的世界已轰然消失，一代名人就混迹于樵夫渔民间不被人认识。本来这很可能换来轻松，但他又觉得仍有无数双眼睛注视着自己，只能在寂寞中惶恐。即便这封无关宏旨的信，他也特别注明不要给别人看。

    ⑤他真的害怕了吗？也是也不是。他怕的是麻烦，而绝不怕为道义、为百姓、为朝廷、为皇帝捐躯。他经过“乌台诗案”已经明白，一个人蒙受了诬陷即便是死也死不出一个道理来。无法洗刷，无处辩解，就像有些学者提出的“酱缸文化”，跳在里边，怎么也抹不干净。苏东坡怕的是这个，没有哪个高品位的文化人会不怕。但他的内心仍有无畏的一面。他给李常的信中说：

    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髄，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坎壕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

    多么真诚的勇敢，多么洒脱的情怀！但是，让他在何处做这篇人生道义的文章呢？没有地方，没有机会。于是，苏东坡刚刚写完，支颐一想，又立即加一句：此信看后烧毁。

    ⑥这是一种真正精神上的孤独无告。那阙著名的“卜算子”道尽了这种精神遭遇：

    缺月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⑦正是这种唯言的孤独，使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古人。他在寂寞中反省过去。这是极其诚恳的自我剖析，是想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他无情地剥除每一点异己的成分，哪怕这些曾为他带来官职、荣誉和名声。他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习惯于淡泊和静定。艰苦的物质生活，又使他体味着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

    ⑧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气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幸好，他还不年老，44岁至48岁，对一个男人来说，正是最重要的年月，今后还大有可为。

    ⑨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湍急的细流汇成了湖，结果——

    ⑩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黄州，《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马上就要产生。

（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