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每到四五月份，办公电话就成了热线，十有八九是咨询转专业的。相当一部分学生在上大学前，都不知道所报考的专业到底要学什么。”近日，一位高校教务处负责人表示，与转专业相对的是高考生报志愿时的迷茫：“高考学生都说不清楚自己兴趣点是什么，将来想从事哪方面的工作，往往由家长、教师甚至委托机构代为填报。”有调查显示，在填报高考志愿时，仅有13.6%的人了解所选专业；有超70%的大学生受访者表示，如果有可能，想重新选择一次专业。

    “新高考背景下，中学生需要尽早进行科学的职业生涯规划，主动了解社会，积极探索自我，找到合适的目标，明确前行的方向。”石家庄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张惠英介绍。

（摘编自河北新闻网《生涯规划教育让学生找到前行航标》）

材料二：浙江省高中学生自我认知情况调查表

（摘编自《浙江省首届新高考学生生涯规划教育现状调查报告》）

材料三：

    在生涯发展及其各个维度上，性别、科别、学校性质、是否是独生子女等变量的影响未达到显著作用；年级、学业成绩和父母受教育程度等变量对于生涯发展及其各个维度有显著作用，并且年级越高，生涯发展水平越高，成绩越好，生涯发展水平越高，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生涯发展水平越高。

（摘编自卢淑芳《高中生生涯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其干预研究》）

材料四：

    高中生生涯教育包括学业规划、职业规划和人生规划，是学生在适当时期尽力规划个人未来生涯发展的历程。这个过程中，学生应全面展开自我评估，客观进行生涯选择，稳妥进行人生管理，由此，可以将盲目选择对人生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在新高考背景下，学生应全面评估自我，对自身能力、性格、兴趣、优劣势、个性、身处环境等有清晰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学业规划、生涯规划。生涯规划具有导向性，是随着学生年龄、经历、身处环境不断调整并继续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的规划都有助于学生清晰认识到“我是谁”“我想成为谁”“我能成为谁”等问题。

    新高考改革下，学生学会选择是其高中阶段的重要任务，也是其人生规划初期的基本要求。学生不仅要提前清晰认识评估自我，规划高中三年的选修课程，确定高考的选考科目，更要明确认识到课程选择的意义、生涯选择的重要性、社会需要与个人发展的关系以及人生的价值和责任。

    高中生选择权的增加给予学生更多机会和权力去思考规划未来的专业方向和职业道路，促使学生更早地思考人生，选择满意的生活方式，进而寻求个人价值和幸福。通过生涯教育，学生对自己的兴趣、优劣势和身处环境等有清晰的认识，对高中学习、大学专业、未来职业、自我需求和社会需要有正确的认知，进而进行客观地、主动地选择。基于此，学生思考评估后的选择更能强化学生的学习目标，促进学生自我管理，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从而有助于其终身发展和自我实现。

（摘编自刘瑞颜《新高考背景下高中生生涯教育的意义及途径》）

    材料一：

    “智慧城市”刚提出时，许多城市管理者简单理解为“数字城市+物联网”，后来发现不对，又变成“数字城市+物联网+大数据”，然后，又变成“数字城市+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现在有些地方还要加上“无人化”“智能化”，越加越多。这表明，“智慧城市”的定义不断改变，缺乏统一的认识。

    “智慧城市”的本质应该是基于地理位置信息的“智慧”服务。从建设目标看，智慧城市可以定义为“更节能、更绿色、更环保、更可持续发展”，利用综合的地理信息服务让城市里的人们生活更方便。在大数据时代，智慧城市系统能提供的基于地理信息的服务，一定是三维、全息的。它要求地理信息数据更精细、更广泛、更快速、更实时，而且更便于得出分析结果。

    “智慧城市”对地理位置信息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对数据采集技术进行突破，要从单一传感变为集成传感，从移动传感变成传感网，从有限的数据源变成多数据源。同时，几何参数要发展成为物理参数，要加上诸如温度、湿度、PM2.5等指标，推出更多的人性化应用，让城市更加“智慧”。

（摘编自刘先林《智慧城市的本质需厘清》，《光明日报> 2016年12月9日）

    材料二：

（摘编自《中国新型智慧城市发展进程与趋势》2018年10月25日）

    材料三：

    深圳积极推动实施十大工程，促进技术、业务、数据融合，加快实现万物感知、万物互联、万物智能。同时，全面完善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实现光纤入户率超过90%；启动5C试点，建成城市大数据中心和运营管理中心，建设可视化的城市空间数字平台；加快构建海陆空和地上地下的智慧化综合交通服务体系，逐步建设全市统一的智能停车系统。

    事实上，深圳正整合各区、各部门政务服务资源，建成统一的政务服务APP，为市民和企业提供统一的政务服务入口，力争实现政务服务“一号走遍深圳”，政务服务事项100%网上申报、100%网上审批，企业办事不出区，个人办事不出街，“互联网+政务服务”水平国内领先。

    深圳新型智慧城市值得期待。根据深圳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总体方案及“数字政府”建设总体方案，深圳瞄准2018年建成全国一流、2020年建成世界一流的总体目标，以提升民生服务和城市治理能力为重点，通过建设十大工程，建成国家新型智慧城市标杆市，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摘编自李少辉等《打造国内新型智慧城市标杆》，《中国经济导报》2018年12月11日）

    材料四：

    英国《金融时报》5月3日报道，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市地下深处，技术正帮助把一个有150年历史的下水道系统升级到现代标准。该项目是智慧城市运动的一个低调但却有效的范例。在智慧城市运动中，现代的数据科学正在改善城市针对居民的运行和服务。

    2010年，在8年内1300次的非法溢流把来自该市下水道网络的未经处理的污水排入密苏里河之后，联邦环境保护局失去了耐心，责成该市在25年内投资25亿美元对其进行整治。负责此项升级工作的安迪·希夫利提议，在降雨量大的时候使用闲置的排水能力，把水位高到危险程度的地方的污水引至低水位的地方，从而降低溢流发生的频率和规模。这将节省挖掘更多下水道和建设抽水设施的费用。

    维也纳的城市规划主管托马斯·马德赖特说：“对于今天的城市来说，真正的社会效益将来自对现有技术的运用，而不是采用新技术。”

（摘编自《参考消息》2019年5月5日）

材料一：

从传说的炎黄二帝至今，我们强调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可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却很难以实物证明其存在：秦汉时代的人们尚且在说虞夏商周为四代，到了秦汉以后就以夏商周为三代，自动选择忽略掉了虞朝。这一切使得中国人心中的五千年文明史更难成功论证。虽说当时的先民并没有什么文明史论，但是到清末因西方文化的冲击，有人对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一个系统归纳，当时的学者以及儒家读书人普遍认为炎黄二帝是确实存在的，无论是按照西元纪年法还是中国人的天干地支纪年法，中华文明从上古传承到清都是拥有着五千年的完整脉络，但它是建立在二十四史的基础上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书论史”。

“以书论史”是古代中国的一个学术文化，最早存在于春秋时期，后被司马迁打破，他不仅仅是以书论史，更多的是奔赴实地考察，访问天下老者，记录了诸夏与诸夷狄之间流传的炎黄二帝时代争夺天下的故事。这种以书论史和实物辅佐的文明记录方式一直在中国历代传承，但古代中国不兴考古，所以实物辅佐与实地论史的手段在清末乃至近代逐渐式微，更多的近代学者采用的依旧是以书论史的手段，从诸多帝王的纪年中进行加减，从而得出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说法。可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新史学的出现，全球的历史研究者制定了新的标准，即一个文明的存在必须要有两个条件符合，一个条件为古文明的文字，另外一个条件为古代国家的都城。大家一致认为一个文明国度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必然会出现这两样东西。而当时的中国还是“以书论史”的时代，故而夏朝与殷代都不被国际所承认。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受到质疑。

（选自《炎黄二帝与华夏文明的兴起》，有删改）

材料二：

殷墟早在清末就已出现，当时甲骨是被当作“龙骨”来售卖的，清朝史学家研究发现，龙骨也大多是传说中殷代文字的承载之物。上面的文字记录与司马迁史书上面的商王世系几乎完全契合。甲骨文证明了殷代的确是存在的，并且在西周之前已经统治中国数百年，西方史学家口口声声说中国文明止步于周的说法被打破。中国人一直坚持的五千年文明史观也一下子被证明大半。

后来三星堆的横空出世让整个中国史学吃惊。三星堆的古蜀国是一个神秘莫测的文化古国，谁也没想到华夏五千年的历史需要靠它来旁证。那里出土的青铜器物无一不代表着古蜀国有着与华夏文明相似的太阳神崇拜，而上面的铭文雕刻也叙述着古蜀与夏朝之间的恩怨。经时间验证，它们都是四千八百年前的物品。

可我们心心念念的炎黄二帝却始终虚无缥缈。而位于郑州双槐树的考古却让中国人的五千年实物文明梦得以实现。2020年5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双槐树古国时代都邑遗址阶段性重大考古成果，确认位于巩义市河洛镇的双槐树遗址是距今53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有专家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

双槐树遗址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三重大型环壕、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连片块状夯土遗迹、三处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三处夯土祭祀台遗迹等，并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时期丰富的文化遗物。这处都邑性聚落遗址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也就是说，在5000多年前的黄帝时期，黄河中下游流域就形成了繁华的都市群。”郑州市文物局局长任伟说。

“根据过去的考古发现，中原地区给人一种5000多年前社会发展相对沉寂的印象，有过‘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说法。双槐树遗址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说，这一发现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选自《河洛古国：炎黄二帝的时代以信史重现人间》，有删改）

材料三：

曾三次担任双槐树遗址发掘领队的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最津津乐道的，是一处用陶罐模拟天上北斗九星的天文遗迹。“这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天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业。”他说。专家认为，这一天文遗迹明显具有特殊人文含义，表明在聚落布局中的礼仪化思维和“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已经形成，可以认为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

“河洛古国”还发现了国宝级的文物——一只用野猪獠牙雕刻的、正在吐丝的家蚕。作为已发现的中国最早骨质蚕雕艺术品，与周边同时期遗址出土的迄今最早丝绸实物一起，实证了5300年前后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养蚕缫丝。李伯谦认为，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最早的代表。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河洛古国”的出土器物包含许多外来文化因子：折腹鼎、背壶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双腹器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这证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就是联通四方的交通孔道，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这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因素。

（选自《同望5300年！——“河洛古国”文明溯源》）

材料一：

人物视角叙事是古代小说常用的叙事观点，《红楼梦》可以从每个章节的不同人物视角来读，对同一件事也可以从不同人眼中写出。黛玉进府，是贵族少女兼伶仃孤女角度；刘姥姥进大观园是穷人兼世故老妪角度；查抄大观园是从权力顶峰跌落的王熙凤角度。这是作者熟谙人物视角叙事的结果。曹雪芹善于使用人物视角叙事，喜欢变换视角，但目标却始终围绕着贾宝玉和贾府盛衰。《红楼梦》人物视角叙事既考究且华丽，站在叙事视角的人物一定有特别深刻的叙事角度，他（或她）和所叙之事或人又肯定有重要联系。

在《红楼梦》前三回中得到详尽外貌描写的依次是熙凤、宝玉、黛玉。熙凤和宝玉都映现在黛玉眼中，黛玉到荣国府，王熙凤说：“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她夸黛玉长得好，主要为逗老祖宗开心，所以还有下边的话：“这通身的气派，倒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嫡亲的孙女。”至于黛玉标致到什么程度？曹雪芹却故意不写，他要将黛玉的外貌放到最应该观察的人眼中写，绛珠仙草只能在神瑛侍者面前显露绝世风姿。林黛玉“两弯似蹙非蹙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情目”必须从贾宝玉眼中看出，且要接着说：“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从林黛玉眼中，贾宝玉“面若中秋之月，色若春晓之花”的外貌得到了详尽展示，他的通灵玉却绝对不能从林黛玉眼中叙出，所以当袭人要拿通灵玉给黛玉看时，被婉拒。贾宝玉的通灵玉只能从最终兑现了“金玉良缘”的薛宝钗眼中叙出。每个情节都有一个主要的人物叙事视角，一丝不苟又一丝不乱。多种叙事视角的综合运用和自如转换，是《红楼梦》取得前所未有叙事成就的主要原因。

（摘编自马瑞芳《红楼故事及文本写作》）

材料二：

《红楼梦》主题历来众说纷纭，正如鲁迅所言，经学家见《易》，道学家见淫，才子见缠绵，革命家见排满……持自传说、索引说、阶级斗争说者亦众，此现象实属正常。有些文学作品就像饺子，就为了中间那口馅儿；有些文学作品就像点缀在西瓜里的那些子儿，人间百态尽在其中。其实开篇作者就借空空道人说出，即“大旨谈情”。《红楼梦》可称为“言情小说”，但与现代意义的“言情小说”不同。我们可以从“情”字来赏析《红楼梦》的主题思想：

第一层境界，是将“情”理解为爱情之情，认为《红楼梦》单纯是一部写宝黛爱情的书。若如此看待红楼，可谓未窥门径，枉费曹公十年辛苦。

第二层境界，认为《红楼梦》是为闺阁立传、女儿正名。刘鹗《老残游记》言：雪芹之大痛深悲，乃是为“千红”一哭，为“万艳”同悲。宝玉在女子面前自卑、自轻、自我否定、自我牺牲。与玉钏儿一起，他烫了手，反急问玉钏儿烫着没有。龄官画蔷，天降大雨，他只顾提醒龄官“快避雨去罢”，却不在意自己也在雨中。受父笞打，黛玉来探，却只嚷不疼，希望黛玉不要伤心……

第三层境界借写宝玉对女子的珍重体贴，探究人与人应该如何相处。体贴，以己之心体人之心，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也是“仁”的内核。当时“仁”道日渐僵化，而作为躯壳的“礼”反据要津，《红楼梦》中亦有暗讽，贾敬死后，贾珍、贾蓉“直哭到天亮喉咙都哑了方住”，回府后便寻欢作乐。而宝玉形象是对“仁”“礼”平衡的一次拨乱反正。有人说《红楼梦》的内核是对封建道德的反抗，宝玉就是代表。实则大谬，宝玉蔑视的是虚伪，是虚礼，而非道德。他领会到了仁道精髓，即体贴，是真道德的践行者。

第四层境界，《红楼梦》不仅是仁爱之书，更是充满无限情怀的天真之书、博爱之书。“仁”道建立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上，推己及人，即可得仁。宝玉对一切美好、纯净的事物都充满关爱，第三十五回说宝玉“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了鱼，就和鱼说话；见了星星月亮，不是长吁短叹，就是咕咕哝哝……”宝玉之“多情而善感”毫无矫揉，发乎真心，他有仁心，坚持、热爱、有信仰；他有诗心，天真、浪漫、充满想象。二者结合，便是宝玉这个“混世魔王”的真实面貌，而这或许也是《红楼梦》一书“大旨谈情”之“情”的真实面貌。

（摘编自王学良《如何赏析作为“言情小说”的<红楼梦>》）

材料三：

《红楼梦》是小说，是文学艺术。表达思想的方式是塑造典型形象，使用的语言是生活语言。作者只用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人物形象，并且语言具有鲜明个性特点。第二十四回自“贾芸出了荣国府回来”至“一面趔趄着脚儿去了”，一千八百多字，却写了四个人：贾芸的舅舅卜世人、贾芸的舅妈、醉金刚倪二和贾芸。前面三人虽然都只是寥寥数笔，但俱各传神。卜世人夫妇的鄙吝和倪二的仗义，皆历历如绘。人物的语言也符合各自的身份和性格。“一碗茶也争，我难道手里有蜜！”这是初恋中的智能的语言，反映她心里的甜意。“你忙什么！金簪子掉在井里头，有你的只是有你的。”这是金钏的语言，反映她因受宝玉的赏爱而心悦意肯、别无他虑的心态。“‘呦呦鹿鸣，荷叶浮萍’，小的不敢撒谎”。这是李贵的语言，反映他护送宝玉读书，但不识字，也不理会读书，只是从旁听闻的状况。《红楼梦》里最能言善语的要数黛玉、王熙凤、红玉、麝月几人。林黛玉慧心巧舌、聪明伶俐；王熙凤先意承志、博取欢心；红玉伶牙俐齿，如簧百啭；麝月在教训老婆子时词锋逼人，势猛气锐。作者对这四个人的语言是精心设计的，是特写。

《红楼梦》在古典长篇小说中确已成为“绝唱”，这是无庸争议的，但它还是一首不用韵的诗。这不仅仅是因为《红楼梦》里有许多诗，而且它从开头至八十回的叙述，也都有诗的素质，它的叙述与诗是交融的，是一体。诗是什么？是抒情，抒喜怒哀乐各种各样的情而不是干巴巴的纪事，《红楼梦》确有这种抒情性的特点。

（摘编自冯其庸《<红楼梦>的语言魅力》）

材料一：

如果想证明“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你就会去观察一大堆白色天鹅；当你看到无数天鹅都是白色的，会觉得这个假说似乎很合理。从“我见过的天鹅都是白色的”推出结论“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这种推论方式就是归纳法。演绎法则是跟归纳法很不一样的逻辑论证：如果前提是真的，结论便必定为真。举个例子，“所有人终究会死”与“苏格拉底是人”两个前提（大前提与小前提）都为真，据此得到的结论“苏格拉底终完会死”是合理的。演绎法是“从一般推出特殊”，而归纳法则是“从特殊推出一般”，从一组观察资料来论证出一个普遍性的结论。归纳法的问题在于：就算你进行再多观察，只要有一个反例就可以推翻你的普遍化主张。例如：正巧有一只黑天鹅出现，“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就会被证伪。

许多科学家与哲学家都相信，做科研就是找出证据来支持自己的假说。如果像他们一样认为科学进步是靠着归纳法，那么你就必须面对归纳法自身存在的问题。科学怎么能以如此不可靠的推论方式为基础呢？波普尔则干净利落地避开了这个问题。根据他的说法，科学不是靠归纳。科学家是从一个假说起步，即依据现有的资料来猜测现实的本质，警如“所有气体在加热后都会膨胀”。科学家的下一步是去找到办法来测试假说。在上面的例子中，便要去找一大堆不同种类的气体来加热。但测试并不是要找出证据来支持假说，而是观察这个假说能否经得起种种证伪的尝试。只要有一种气体被加热的时候没有膨胀，就足以破坏“所有气体在加热后都会膨胀”的假说。如果通过一个反例驳斥了一个假说，那么就会带来一点新知：知道那个假说不是真的。科学的进步是因为科学家从错误中学习。观察到一大堆加热时确实会膨胀的气体，不会带给我们知识，或许只是让我们对自己的假说多一点信心。但一个反例就真的能教会我们一些事情。波普尔认为，任何科学假说的关键特征是必须有“可证伪性”，这也是它与“假科学”的差异所在。一个科学假说是你有机会证伪的东西，它做出的预测有可能被证明为误。如果我说“有个无法侦测到的隐形小仙子使鲜花盛开”，那么没有一种观察能够证明我的说法有误。如果小仙子是隐形的，又不留任何痕迹，就没有任何办法能够证伪他们存在的主张。它没有“可证伪性”，所以根本不是一句科学陈述。根据波普尔的说法，科学家所做的事情是试图证明他们的理论为假。检验一个理论就意味着要看看它是否能被证明为假。一个典型的科学家先从一个大胆的猜想成推测出发，然后会试着用一连串的实验或观察来削弱这个猜测。科学是令人兴奋的冒险事业，但并不证明任何事情为真；它只是不断证伪来抛弃错误的观点，对原假说进行更新，在此过程中不断逼近科学真理。科学家特别喜欢波普尔将科学研究描述成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觉得波普尔了解他们实际上怎么做研究。 

（摘编自奈杰尔·沃伯顿《从错误中学习》，吴妍仪译）

材料二：

波普尔一再强调“证伪”，反对“证实”，为此提出“逼真度”和“可否证度”两个概念。“逼真度”指的是一个理论接近客观真理的程度。“可否证度”则指一个理论陈述的对象的普遍程度，涵盖的对象越普遍，就越容易被证伪，可否证度就越高。一个“可否证度”高的理论，还需要借助于观察和实验来判定其好坏，波普尔称之为“确认”。“确认”是指一种假说暂时能经受住事实经验的检验而未被证伪推翻。一个理论如果“可否证度”很高又能够被不断被“确认”，那么它就有着更高的“逼真度”。

实际上，波普尔所反对的“证实”是早期归纳主义的“完全证实”，而不是逻辑经验主义所说的“证实”即“确证”。早期归纳主义主张用不完全归纳的方法证实一个普遍性的结论（全称命题）。后期归纳主义的代表逻辑经验主义对此观点进行修改完善。他们认为，“证实”并不意味着从基于个别事实的单称命题推出全称命题，而是通过一个个单称命题证实的积累，不断地趋近于对全称命题的“确证”，目的是通过既有证据的不断“确证”、积累而逐渐趋近于科学真理。在引入了“逼真度”和“可否证度”等概念之后，证伪主义实际上与逻辑经验主义殊途同归。证伪主义将“证伪”作为趋近于科学真理的必经过程，证伪的思想中蕴含着“证实”倾向。不过，它比后者高明的地方在于，从“证伪”的角度来考察一个理论，能更好地解释“科学革命”，这是渐进积累式的归纳主义所做不到的。

总之，我们不能将“证实”和“证伪”对立起来。事实上，对一个理论的证伪往往伴随着对另一理论的证实；而一种理论的发展，既需要证伪，也需要证实。证伪注重对旧假说的淘汰，有助于新假说的提出；在证伪后对新假说进行证实，同祥重要。只有新假说经受经验事实的检验，才算是完成一次完整的科学发展。

（摘编自林艳、雷嘉棋《波普尔证伪主义思想中的证实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