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概说

    ①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书院之名始于唐中叶贞元年间（公元785-805年）官方设立的丽正书院和集贤殿书院，其职责为收集整理、校勘修订图书，供朝廷咨询，兼作皇帝侍读、侍讲，类似宫廷图书馆。唐末五代，读书士子多隐居避乱读书山林，后发展为聚书授徒讲学，常以书院命名读书讲学之地，遂演化为一种教育组织形式。至宋初，形成一批颇有影响的著名书院，如：白鹿洞、岳麓、嵩阳等书院。南宋时期更吸收、借鉴佛教禅林讲学的制度，使书院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经元、明而不衰，至清末，随着整个封建教育制度的衰败，近代新式学堂的诞生，古代书院才逐步改为学堂。书院在中国大地上存在了1000余年，成为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引人注目的一大奇观。

    ②书院一般是以私人创办或主持为主的，也有家族、民间出资筹办的，多数得到朝廷和地方官府的鼓励和资助，或赐名、赐银，或拨田产，成为私办官助、民办公助的办学兴教的形式。

    ③大多数书院是由名师大儒聚徒讲学发展而成的。主办者或主持人以书院为基地，研究或传布自己学术研究的心得和成果。书院生徒多是慕名师来学。

    ④讲学和学术研究是书院主要的活动内容。讲学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成为书院教育的突出特点，结合的方式灵活多样。通常由书院主持者主讲，每讲立一主题，称为明立宗旨，讲授其研究心得和研究成果，生徒边听讲，边质疑问难，形成讨论式教学。有时书院延聘不同学派的名师来书院讲学，书院师生共同听讲，开展论辩，探究不同学派之异同。如：朱熹曾邀陆九渊至白鹿洞书院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种讲学方式，更进一步发展成“讲会”制度，各书院轮流主办，邀集其他书院师生共同讲论，当地官员、士绅、民众均可自由前来听讲，从而扩展为以书院为中心的地区性学术讲习活动，并且订立了完整的“讲会规约”。

    ⑤书院的另一项重要的活动内容是开展祭祀活动。书院的祭祀活动与一般祭祀比较有其特殊性，祭祀主要着眼于教育功能，多数除祭祀孔孟等先圣先师之外，着重祭祀本学派的创始人和代表性人物，同时祭祀对本书院创办和发展做出贡献的人士。

    ⑥搜集、收藏图书也是书院的一项重要活动内容。书院的藏书活动既为书院教学和研究准备了充足的资料，又为当地士民、乡绅查阅、咨询提供了方便。不少书院自行将书院主持者或主讲人的讲义和研究成果、书院生徒的听讲笔记、读书日记，刊刻成书，既保留了教学科研的成果，又扩大了社会影响。

    孟子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王道”，一是“民本”。孟子崇尚“王道”政治，以“王道”为最高政治理想，而贬黜“霸道”。他分别以尧舜禹、“春秋五霸”为“王道”和“霸道”的代表。孟子所说的“王”，就是“以德行仁”，让人“中心悦而诚服”；他所说的“霸”是“以力服人”，结果是“非心服”。孟子要求行“仁政”，讲“民本”，其落脚点都在“王道”上。他向往尧舜禹先王之治，实质上是希望道德主体与政治主体合一，即以尧舜禹等圣王实践过的理想政治的“类型”，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通过对圣王历史与业绩的诠释，批判他所处的纷乱的战国时代，目的是引导历史的走向。

    孟子的政治思想体系以“民本”为基础，这与两千多年来中国以“君本”为基础的政治传统是形同水火的。如朱元璋读《孟子》至“草芥”“寇雠”之语而大怒，于洪武三年(1370)废黜孟子祠，并于洪武-十七年命大学士刘三吾删节《孟子》，就是明显的水火不相容的例子。两千多年来，《孟子》成了为苦难民众伸张正义的书，它召唤着历代读书人的良心，如“诗圣”杜甫的“致君尧舜上”，为民呐喊，忧国忧时。

    要讲“仁政”，就要以民为本，这就是传统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从这一理念出发，孟子阐述了自己的“仁政”学说。这一学说，简单说来，包含礼贤下士和保民爱民这两方面的内容。孟子说：“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就是说，君主若能行仁政，那他的臣民就会拥护君王，会为长官丢拼命。孟子一直以为，国君和社稷都是可以变换的，就是改朝换代，而民众是不变的，民心向背与政权的稳定与否直接相关，这是孟子民本思想的核心内容。可是，孟子以民为本的“王道”理想与现实之间毕竟存在着很大的落差，孟子其人其书对专制政治的冲击力之大，后世的不少帝王望盂生畏，《孟子》成“经”之难可见一斑。

    孟子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这一思想，是对春秋以来“以民为本”的人文主义思潮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思想界是破天荒的，对中国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

    如果说孟子言心言性是侧重于哲学思想的话，那么他谈君谈民就是偏重于政治思想了，二者密切相关。因为孟子的理想是道德主体与政治主体的合一，也就是“王道”。

    孟子“仁政”说的哲学基础是“性善论”。“性善论”，简言之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孟子以为，仁爱基于善性，这个善性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其目的是要为他的“仁政”说找依据。他说“道性善”，即善性人皆有之，应当不断加以扩充，达之于天下，那么“仁政”说就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深植于人的本性之中。这样一来，“仁政”学说就有了一种天然的合理性、普遍的可行性。他“称尧舜”，是称道尧舜的德治天下，不失为仁义之道。德治天下是人们的理想政治，孟子的机智之处就在于把自己的“仁政”说，托制于人们理想中的圣王，这样说服力、可信度都会增强。然而，孟子虽然为“仁政”说找到了“性善论”这个内在依据，不过在当时崇尚“霸道”的形势下，这种“性善论”“仁政”说是很难有市场的。难怪到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就说孟子的“仁政”说“迂远而阔于事情”了。

（摘编自郑杰文等主编《经学十二讲》）

    近年来，传统文化借助各种媒介、载体，得到了深入挖掘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媒体上涌现出《汉字英雄》《朗读者》《见字如面》等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为核心的原创文化类节目，形成了一股“传统文化热”的潮流。文化类节目的创新兴起，是对文化类节目低俗化、轻浮娱乐化倾向的剥离和反拨，对集体无意识和民族情感的唤醒，实现了思想性与观赏性的张力平衡。

    然而，传统文化类节目在高歌猛进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疲态。其主要表现是对传统文化发掘提升不够，内容雷同老套，形式单一，受众流失严重，收视率下滑。要改变文化类节目的疲态，必须持续推进节目内容形式创新，以丰富多样的内容翻新和源源不断的形式出新，满足人们文化生活的需求，主动赢得观众，积极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化创新，从而不断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传统文化是一个厚重、芜杂、多元的体系，包含着林林总总的内容，既有佶屈聱牙的疑难词句，也有通俗易懂的人文道理；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这就需要我们全面了解传统文化，从中发掘能体现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能引起观众兴趣、能与现实生活融合的部分，进一步提炼提升蕴含在其中的真善美，作为节目表现的题材和主题。

    传统文化具有民族性、稳定性、历史性等特点，而电视传播特点是大众化、娱乐化，观众看电视的主要目的是娱乐放松而不是接受教育教化。创新文化类节目，必须将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与大众化、娱乐化有机结合起来，既有传统文化的内核，又有娱乐化的载体形式，还要做好面向大众的通俗化工作。

    艺术表达的核心是人，是人性人情，是对人内心世界的艺术观照。《朗读者》《见字如面》两档节目，就是通过最简单的朗读和读信的方式，唤醒人们内心深处隐藏已久的精神诉求和情感表达，引发观众的强烈共鸣。传统文化类节目要以传统的艺术形式、价值观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为内容媒介，将镜头对准人们的内心世界，深刻讲述人物的心路历程和情感诉求，点燃观众的观赏欲求，表达媒体及社会的人文关怀。

    文化类节目要有故事，接地气，让观众融入进来。《朗读者》讲述了濮存昕、柳传志、许渊冲等名人的日常故事。《中国诗词大会》的选手是从全国遴选出的100多名诗词爱好者，有青年学生，有乡村教师，有农民，有石油工人，有基层医生，有快递员，这些选手本身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每个人都有一个与古典诗词相遇结缘的故事。通过这些选手和故事，将古典诗词挪移到当下现实，也使观众产生了代入感。

（摘自2017年11月30日光明网，王伟伟《优秀传统文化，新时代新表达》）

宝玉听说笑道：“这有何难，我荐一个人与你权理这一个月的事，管必妥当。”贾珍忙问：“是谁？”宝玉走至贾珍耳边说了两句。贾珍听了喜不自禁，连忙起身笑道：“果然妥帖，如今就去。”

宝玉推荐的人是谁？请分析被推荐人“管必妥当”的原因。

材料一：

今天，我们迎来了一个更加注重精细品质和独特体验的时代。“我是真的希望工匠精神可以变成我的墓志铭。”不久前，一位生产智能电器的企业家如是感慨。企业对高精尖、炫彩酷的不懈追求，同工匠精神不谋而合，只有像手工匠人一样雕琢技艺、打造产品，企业才有金字招牌，产品才能经受住用户最挑剔眼光的检验。

《说文》里讲：“匠，木工也。”今天的“匠”，已成为心思巧妙、技艺精湛、造诣高深的代名词。职业与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人与人却从来都有职业品质、专业精神的差别。工匠精神厚植的企业，一定是一个气质雍容、活力涌流的企业。崇尚工匠精神的国家，一定是一个拥有健康市场环境和深厚人文素养的国家。“将产品当成艺术，将质量视为生命”，正是这样的极致追求，将我们带往一个更为不凡的世界。

一盏孤灯一刻刀，一柄标尺一把锉，构成一个匠人的全部世界。别人可能觉得他们同世界脱节，但方寸之间他们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世界：不仅赋予器物以生命，更刷新着社会的审美追求，扩充着人类文明的疆域。工匠精神从来都不是什么雕虫小技，而是一种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坚守工匠精神，并不是把“拜手工教”推上神坛，也不是鼓励离群索居、“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是为了擦亮爱岗敬业、劳动光荣的价值原色，倡导质量至上、品质取胜的市场风尚，展现创新引领、追求卓越的时代精神，为中国制造强筋健骨，为中国文化立根固本，为中国力量凝神铸魂。

（摘编自李斌《以工匠精神雕琢时代品质》）

材料二：

我国自古就有尊崇和弘扬工匠精神的优良传统。《庄子》中庖丁解牛、匠石运斧等生动事例都反映了古人对工匠精神本质的深刻认知：道技合一，独具匠心。以道技合一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新时代弘扬和培育工匠精神提供了丰富的营养。立足新阶段，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智造业强国，需要一大批具有工匠精神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工匠精神的回归体现了对劳动者价值和生命存在的尊重，不仅有利于产业的转型升级，而且有利于发挥劳动者的主体性、能动性，激发劳动者的创造精神，消解和扬弃异化劳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真正的劳动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对人的潜能开发、能力发展、精神境界提升、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工匠精神强调坚守但并不意味着墨守成规，而是注重开拓创新，要求劳动者把产品当作工艺品进行精雕细琢、追求卓越。新时代新兴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劳动的创造性、自主性、智慧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劳动者要不断注重对技艺的革新，创造出设计新颖、品质卓越的劳动产品才能不断满足人民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

在工匠精神的价值引领下，劳动者将自己的思想、情感、精神、意志、智慧、创造等全身心地投入劳动过程中，达到与劳动产品完全融合，摆脱异化劳动的低智力性和强消耗性，使劳动不再枯燥乏味、机械单调，劳动者在劳动中不再受分工限制和束缚，使自己全方面的能力在劳动中都得到发展。同时，数字化劳动的发展使得人们的闲暇时间增多，为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使人的劳动逐步升华为真正的自由自觉的活动。

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下，对于工人而言，劳动仅仅是维持自身生存的手段，工人在劳动中受折磨，而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幸福。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肯定了劳动的谋生性工具价值，但更深层次突出了劳动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价值。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工匠精神的弘扬，将使劳动回归本真的模样，成为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人的体力、智力、审美能力得到全面发展。在工匠精神的引领下，劳动者超越了劳动的“谋生”工具性目的局限，以劳动者的兴趣爱好和对所从事的职业精益求精的信仰为出发点，排除纷繁世界的功利性，摒弃浮躁，执着坚守，刻苦钻研。

在工匠精神的价值引领下，劳动者在劳动中合理看待和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自觉遵守基本职业伦理规范，担负起对人类健康和安全的责任，树立质量至上、用户至上、服务社会的意识，以高度的责任心、专注执着的精神不断对产品进行改造、打磨，创造出品质优良、质量过硬的劳动产品，在为自身劳动的同时也是为他人和社会劳动。因此，工匠精神不仅关注劳动者的自我发展和实现，更凸显了劳动的社会价值。

（摘编自李国娟《工匠精神：超越异化劳动的劳动解放》）

材料一：

工业革命以来，死亡率和出生率相继下降造就了人口转型，给世界带来人口爆炸、人口红利、老龄化和少子化。发达国家作为转型的先行者，低估了人口的作用和老龄化、少子化的严重性，高估了教育科技、鼓励生育、完善养老的作用。建国以来，我国人口数量从急剧膨胀到增长趋缓，人口结构从金字塔到长方形， 而且我国的人口转型时间更短、老龄化更迅速、少子化更严重。我 国要认清人口形势已经改变，要认识到人口红利① 当时用得舒服，事后是需要偿还的负债；要认识到人口惯性是跨代际的巨大力量，其反作用力将导致人口反方向变化；要认识到教育和科技进 步难以弥补人口的下降。为此，应全面放开和鼓励生育，切实解决女性在怀孕、生产、入托、入学中的困难，综合施策，久久为功，努力实现 2035 年远景规划和百年奋斗目标。

注①人口红利： 因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而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摘编自陈浩等《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

材料二：

4 月 14 日，公众号“ 中国人民银行”发表题为《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的工作 论文。在该文的第五部分“我国的应对” 内容中，认为要“重视理工科教育，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 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 。这番表述让有的网友认为是在歧视文科生。

对文科生的偏见被如此表述，自然令人甚感不满。因为文章经由公众号“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 便不免使人猜测：这番表述是否带有官方色彩？下载论文可以看到，文章早在 3 月 26 日就已发表，且声明“本文内容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人民银行，文责自负”。而 “工作论文” 的全称是《中国人民银行工作论文》，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网站对此的解释是： 《中国人民银行工作论文》刊登 人民银行系统工作人员撰写的学术论文，内容涉及经济、金融和有关改革发展的议题，多为人民银行工作人员开展课题研究的初步成果，论文内容仅代表作者个人学术观点，不代表人民银行。

从学术角度出发，作者想表达重视理工科教育的意思，只不过论据只有“ 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并未详细展开。有人质疑作者没能征引文献、运用数据，下此判断无凭无据，有失学术严谨，也抹黑文科生。或许由于趋近论文结尾，作者已不便展开详 谈， 把过多笔墨用在展开论证这一论点，也会偏离文章中心。但问题在于：这样没有具体来由的论断，很容易使人产生歧视文科生的观感。因此，论文相关表述有失严谨。

而焦点还在于：东南亚地区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文科生过多造成的吗？对这一问题，有学者认为中等收入并不一定是“陷阱”，作为经济现象，该理论可能是伪命题。中等收入陷阱现象主要集 中在拉美和东南亚地区， 原因十分复杂，而想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要努力扩大内需、转变 发展方式、升级产业结构、布局新兴产业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同时做好制度设计。

在实现制造业升级、基础科研领域突破方面， 理工科人才十分重要， 但有关法律政策的完善、 文化生活的丰富，岂不也需要文科生的努力和付出？或许该文作者认为应平衡好文理科人才的比例， 形成科学的人才培养体系， 并提升培养质量，为重大基础领域发展提供理工科人才支撑，但相关表述的不当，则给大众造成了不少负面印象。

理工科、文科只是标签，从社会大分工来说，理工科主要提供物质基础，而文科则更注重提 升精神文明。实际生活中，不乏有良好人文素养的理工科生，也有不少文科生具备较高的科学素 质。两种教育、两种素质对人的成长同等重要，社会的多元发展，离不开彼此的配合互补。自然 科学和人文社科有紧密联系，很多著名的哲学家本就是自然科学家，他们平衡着理性和激情，成为研究和思辨并行不悖的典范。经济学本就属于社会科学，研究者通过论文追寻社会发展完善的 路径，并提出应重视理工科的发展，恰恰证明了人文社科存在的必要性，它不能直接改造社会、升级产业，却能为现实指明方向。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社《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文科生背锅？》）

材料三：

林毅夫称，按照现在国际上的一般标准，只要一国人均 GNI(国民总收入)超过12535美元，就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到高收入国家，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目前中国人均 GDP 大约在 11500美元，再增加 1000 多美元并不是难事，相信在 2025 年前后中国就能进入高收入门槛。“这在人类经济史上将会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林毅夫指出，现在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约占全世界总人口的16%-17%，中国人口占全世界总人口超18%，当中国变成高收入国家的时候，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可以翻一番。

在林毅夫看来，要实现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靠的是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水平的提高必须 靠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就要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道理很简单， 但是怎样把道理从理论变成实际的经济发展需要各方的努力。这个努力很重要的是两个制 度安排，一个是‘有效的市场’，一个是‘有为的政府’，市场跟政府‘ 两只手’都要同时用得好。中国 能跨过去，也会给其他国家带来信心。”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林毅夫：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不是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