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材料二：

    启动、滑行，机头昂起，直冲云霄……2017年12月24日上午，“鲲龙”AG600首飞成功。

    AG600是我国为满足森林灭火和水上救援的迫切需要，首次研制的大型特种用途民用飞机，是国家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急需的重大航空装备，也是目前世界最大的在研水陆两栖飞机，首飞成功是我国通用航空产业乃至整个航空工业的重大历史突破。“鲲龙”与我国运-20大型运输机、C919大型喷气式客机一起，被称为中国大飞机“三剑客”。该机采用悬臂式上单翼、前三点可收放式起落架、单船身水陆两栖飞机布局形式，选装4台国产涡桨六发动机，最大起飞重量53.5吨，具有载重量大、航程远、续航时间长的特点。

    “鲲龙”AG600的最大特点是同时具备在陆地机场和水面起降的能力，巡天为飞机，着水为航船，是森林灭火和海上救援利器。森林灭火时，它可多次往返高效率投水灭火，20秒内可一次汲水12吨，单次投水救火面积可达4 000余平方米，接近一个足球场的面积。海上救援时，“鲲龙”可快速响应、到达，在复杂气象条件下实施救援，起降抗浪能力不低于2米，可一次救助50名海上遇险人员。

    AG600飞机还可加改装必要设备，满足海洋环境监测与保护等任务需要，以及为“一带一路”提供海上航行安全保障和紧急支援等。目前主要有俄罗斯、日本、加拿大等少数国家能够研制和装备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从2009年6月国家批复立项，到2012年攻克关键技术、完成初步设计，再到2016年7月总装下线，如今首飞成功，“鲲龙”经过8年多艰辛研制。国内共有20个省份、150多家企事业单位、10余所高校的数以万计的科研人员协作，攻克了气水动融合布局设计与试验技术等世界难题。全机5万多个结构及系统零部件中98%由国内供应商提供，全机机载成品95%以上为国产产品。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5日）

材料三：

    “鲲龙”AG600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加速转变的过程中，网友最为关心的是关键技术突破。整个设计研制过程，攻克了包括气水动融合布局设计与试验技术在内的十几项核心技术难题，实现了陆基飞机的起降模式和船体滑行的模式完美融合，在不增加飞机结构重量的情况下，同时提升了其设计功能的完整性和适用性。可以预期，随着AG600性能逐步稳定和大量投产，将会大大促进大飞机产业链完善，也会同步带动航空发动机、航电系统、高端材料等航空“关键技术”的突破。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森林灭火、水上救援、海洋环境监测、资源探测、岛礁补给、海上缉私与安全保障、海上执法与维权等多重任务，决定了AG600要适应沿海、内陆多种环境，具备抵御防水密封、防盐雾腐蚀的能力。目前，AG600采用了国内最高、收放系统最复杂的单支柱起落架，完全能够满足执行以上任务的需求。

    从基本性能指标来看，森林防火、海上救援将是这款大飞机的最大优势。按照数据计算，在海上救援方面，这款大飞机让我国首次具备了第一岛链任何地点五小时到达的远洋快速救援能力，极大强化了国家应急保障体系和远洋搜救体系，救援速度将是救捞船舶的10倍以上，可一次救助50名海上遇险人员。“鲲龙”部署在建成的海南基地，我国将具备4小时内往返南海的能力，对于维护海洋权益也具有重大意义。

    作为一款总体技术水平和性能达到国际同类飞机先进水平的大飞机而言，人们更为期待它的反潜能力。不少媒体预测“鲲龙”将会改装为较强反潜能力的大型反潜机，或者改进为集反舰—巡逻—反潜为一身的全能型远程作战飞机，从而挑战美国P-8的反潜巡逻机霸主地位。

    仅从技术角度来看，AG600改装反潜机没有太大难度，关键还要看这种改装有没有实际意义。以美国P-8远程高速反潜巡逻机为代表的现代反潜机，已经成为一种基本发展趋势，但水上反潜机较为笨重的特点，已经让其没有任何优势可言。改造成反潜机的想法虽然很美好，但现实可行性并不大。

（摘编自《新京报》2017年12月25日）

材料一：

    2018年4月2日，教育部制定印发《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其中提到发展目标：到2020年，基本完成适应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高校科技创新体系和学科体系的优化布局，高校在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研究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优势进一步提升，并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

    到2025年，高校在新一代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取得一批具有国际重要影响的原创成果，部分理论研究、创新技术与应用示范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有效支撑我国产业升级、经济转型和智能社会建设。

    到2030年，高校成为建设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的核心力量和引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的人才高地，为我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提供科技支撑和人才保障。

——摘编自教育部《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

材料二：

    2018年6月8日，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召开新闻发布会解读《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在回答“《行动计划》在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培养方面有何举措”的问题时，相关负责人说：支持高校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设置人工智能学科方向，深入论证并确定人工智能学科内涵，完善人工智能的学科体系，推动人工智能领域一级学科建设。支持高校自主设置相关二级学科或交叉学科。加快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版），积极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重视人工智能与计算机、控制、数学、统计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专业教育的交叉融合，探索“人工智能+X”的人才培养模式。鼓励高校对照国家和区域产业需求布点人工智能相关专业。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科技成果和资源向教育教学转化，推动人工智能重要方向的教材和在线开放课程建设，推动编写一批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本科生、研究生教材和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将人工智能纳入大学计算机基础教学内容。引导高校完善人工智能领域多主体协同育人机制，并通过增量支持和存量调整，稳步增加相关学科专业招生规模、合理确定层次结构，加大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培养力度。此外，还要努力构建多层次教育体系。在中小学阶段引入人工智能普及教育；不断优化完善专业学科建设，构建人工智能专业教育、职业教育和大学基础教育于一体的高校教育体系；鼓励、支持高校相关教学、科研资源对外开放，建立面向青少年和社会公众的人工智能科普公共服务平台，积极参与科普工作。

——摘编自中国政府网

材料三：

    6月10日，在江汉大学举行的高校招生咨询会上，人工智能成为了家长和考生最关注的专业之一，多数家长们看好它的就业和薪资前景。

    长江日报记者发现，大数据、机器人工程成高校爆款专业，教育部在汉高校在设置此类专业时非常积极主动。在湖北今年新增“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高校里，除“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双一流高校全部“集体上线”。

    省属高校中，湖北大学、湖北工业大学、武汉轻工大学今年新增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武汉科技大学、湖北工业大学新增机器人工程专业。

    作为市属高校的江汉大学围绕武汉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双一流高校建设需要，增加了大数据、智能制造专业方向；武汉商学院去年成立了湖北省首个机器人工程本科专业。

    部分民办高校也十分敏感，武昌理工学院、武汉工程科技学院新增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武昌首义学院、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新增机器人工程专业。

    那么，如何培养人工智能人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院长张虎认为，人工智能人才一定是交叉学科人才，培养人工智能人才时一定要打牢基础。江汉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执行院长程辉也持同一观点。他认为低年级的大学生首先要学好数学、计算机这些基础学科知识，到高年级再进行大数据挖掘分析实践。湖北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杨维明认为，人工智能人才可以结合项目进行培养。

——摘编自2018年6月12号《长江日报》

材料一：

    “每到四五月份，办公电话就成了热线，十有八九是咨询转专业的。相当一部分学生在上大学前，都不知道所报考的专业到底要学什么。”近日，一位高校教务处负责人表示，与转专业相对的是高考生报志愿时的迷茫：“高考学生都说不清楚自己兴趣点是什么，将来想从事哪方面的工作，往往由家长、教师甚至委托机构代为填报。”有调查显示，在填报高考志愿时，仅有13.6%的人了解所选专业；有超70%的大学生受访者表示，如果有可能，想重新选择一次专业。

    “新高考背景下，中学生需要尽早进行科学的职业生涯规划，主动了解社会，积极探索自我，找到合适的目标，明确前行的方向。”石家庄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张惠英介绍。

（摘编自河北新闻网《生涯规划教育让学生找到前行航标》）

材料二：浙江省高中学生自我认知情况调查表

（摘编自《浙江省首届新高考学生生涯规划教育现状调查报告》）

材料三：

    在生涯发展及其各个维度上，性别、科别、学校性质、是否是独生子女等变量的影响未达到显著作用；年级、学业成绩和父母受教育程度等变量对于生涯发展及其各个维度有显著作用，并且年级越高，生涯发展水平越高，成绩越好，生涯发展水平越高，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生涯发展水平越高。

（摘编自卢淑芳《高中生生涯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其干预研究》）

材料四：

    高中生生涯教育包括学业规划、职业规划和人生规划，是学生在适当时期尽力规划个人未来生涯发展的历程。这个过程中，学生应全面展开自我评估，客观进行生涯选择，稳妥进行人生管理，由此，可以将盲目选择对人生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在新高考背景下，学生应全面评估自我，对自身能力、性格、兴趣、优劣势、个性、身处环境等有清晰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学业规划、生涯规划。生涯规划具有导向性，是随着学生年龄、经历、身处环境不断调整并继续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的规划都有助于学生清晰认识到“我是谁”“我想成为谁”“我能成为谁”等问题。

    新高考改革下，学生学会选择是其高中阶段的重要任务，也是其人生规划初期的基本要求。学生不仅要提前清晰认识评估自我，规划高中三年的选修课程，确定高考的选考科目，更要明确认识到课程选择的意义、生涯选择的重要性、社会需要与个人发展的关系以及人生的价值和责任。

    高中生选择权的增加给予学生更多机会和权力去思考规划未来的专业方向和职业道路，促使学生更早地思考人生，选择满意的生活方式，进而寻求个人价值和幸福。通过生涯教育，学生对自己的兴趣、优劣势和身处环境等有清晰的认识，对高中学习、大学专业、未来职业、自我需求和社会需要有正确的认知，进而进行客观地、主动地选择。基于此，学生思考评估后的选择更能强化学生的学习目标，促进学生自我管理，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从而有助于其终身发展和自我实现。

（摘编自刘瑞颜《新高考背景下高中生生涯教育的意义及途径》）

材料一：

    现代中国乡村旅游萌芽于20世纪50年代，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从最初兴起的所谓“农家乐”，到现如今相对高端的“民宿”，乡村旅游产业向着更大的规模和更广的市场发展。

据统计，过去五年，中国乡村旅游游客接待人次和营业收入年均增速分别达32.0%和26.2%。2016年，乡村旅游游客接待已达24亿人次，占国内游客接待人次的54.4%；营业总收入达4800亿元，占国内旅游总收入的12.2%。预计到2020年，全国乡村旅游年接待游客将超40亿人次，实现总收入2.3万亿元。

2012~2016年中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接待人数、营业收入变化情况

材料二：

如今，很多乡村贫困地区通过发展旅游，让更多贫困户吃上了“旅游饭”，乡村旅游俨然成为旅游扶贫的主阵地。“十三五”期间，我国将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带动全国25个省（区、市）2.26．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230万贫困户、747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乡村旅游既是农民就业的重要渠道之一，也已成为有效吸纳贫困人口就业的主要途径，进而逐渐成为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重要力量。国家相关部门发布的《全国乡村旅游扶贫观测报告》显示，2015年，乡村旅游带来的农民人均收入占农民人均年收入39.4%，贫困材通过乡村旅游脱贫人数达264万人，占有全国脱贫总人数的18.3%。

    此外，乡村旅游也带来了相应的社会效益，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近90%的乡村旅游从业人员为初中及以上教育程度，高于农业从业人员的平均水平。

    但是，目前我国的乡村旅游仍然面临产业延伸不足、服务设施不完善、专业人才缺乏等方面的问题，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代的来临，乡村旅游也有待于在创新中开拓新思路、发掘新价值。

    不过值得欣喜的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乡村旅游众创”也在近几年迅速地发展起来，全国各地涌现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乡村旅游创业项目，民宿客栈、艺术村落、精致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等新形式层出不穷。

材料三：

    《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提质升级行动方案（2017年)》指出，2017年集中采取一批有力有效的政策措施，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全面提并乡村旅游发展质量和服务水平。具体来看，在改善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方面，行动方案强调要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通过PPP、公建民营等方式参与厕所及污水处理、停车场、游客咨询服务中心等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

    在优化乡村旅游扶持政策和长效机制方面，行动方案提出要推动1000个乡村旅游重点村与旅游电商、现代物流等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组织本地从业人员参加乡村旅游食宿服务、管理运营等技能培训，重点培养1000名以上乡村旅游带头人；在推动乡村旅游区城差异化发展方面，将鼓励和引导中小资本参与乡村旅游开发等。

    材料一：

    卫星导航系统可分有源（主动式）和无源（被动式）两种。我国北斗一号卫星导航系统采用有源方式，即用户进行导航定位时要主动向卫星发送信号，北斗二号和北斗三号卫星导抗系统采用无源和有源相结合的方式。

    从2017年11月5日发射首批北斗三号（2颗）地球中圆轨道导航卫星起，我国正式开始建造“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与北斗二号相比，除了服务区域由区域覆盖扩大到全球覆盖外，北斗三号在精度和可靠性上都有很大的提高。其单星设计寿命由以前的8年提高到10至12年，并首次提出“保证服务不间断”指标。

    另外，该卫星还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卫星的在轨自主完好性监测功能，这一功能对民航、自动驾驶等生命安全领域用户来说，具有极强的实用价值。其全新的导航信号体制和强大的在轨重构功能，也将极大地提升用户体验，因为通过兼容互操作技术，可为用户能在终端上接收多个信号奠定基础，给用户提供多种选择方案。

    根据计划，2018年前后完成18颗北斗三号卫星发射，届时将面向“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提供基本服务。到2020年前后，北斗三号系统面向全球全天候、全天时为各类用户提供高精度、高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北斗”发展蓝图是构建国家综合定位、导航和授时体系，以“北斗”系统为核心，建成天地一体（包括太空、地面、水下、室内）、覆盖无缝、安全可信、高效便捷的国家综合定位、导航和授时体系。

    （摘编自《解码北斗三号》，《北京日报》2017年11月18日）

    材料二：

    我国第一代导航卫星北斗一号与第二代导航卫星北斗二号以及第三代导航卫星北斗三号在工作原理上有明显不同之处。

    北斗一号卫星导航系统是通过采用卫星无线电测定业务方式来确定用户的位置。在平时，地面中心站经2颗北斗一号地球静止轨道卫星不断向用户询问是否需要定位的信号，而用户终端一般只处于光收听不发信息的状态。当需要定位时，用户终端分别经2颗北斗一号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向中心站发送需要定位的申请信号。这时，地面中心站通过测量信号的往返时间来算出用户终端分别到每颗卫星的距离。由于卫星的位置是已知的，所以可以用这2个距离测量数据进一步推算出用户位置。最后，地面中心站将该定位信号经1颗卫星传给用户终端。其优点是所需卫星少，只要2颗卫星就行；具有导航定位、发短报文和精密授时等多种功能。但其定位精度不高，系统用户容量有限。

    北斗二号和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统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采用卫星无线电测定业务和卫星无线电导航业务相结合的集成体制方式来为用户导航定位。所谓卫星无线电导航业务，就是用户被动测量来自至少4颗在卫星时钟控制下的导航卫星连续发送的无线电导航信号，并根据这些卫星信号的不同传输时间，来测定用户到这些卫星的不同距离，然后通过用户终端的数学运算得到用户的三维坐标与速度。

    （相关链接：《北斗卫星是怎么导航定位的》）

    材料三：

    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统空间段由5颗静止轨道卫星和30颗非静止轨道卫星组成，提供两种服务方式，即开放服务和授权服务。开放服务是在服务区中免费提供定位、测速和授时服务，定位精度为10米，授时精度为50纳秒，测速精度0.2米/秒。授权服务是向授权用户提供更安全的定位、测速、授时和通信服务以及系统完好性信息。

    “北斗三号”卫星导航系统其建设目标是为中国及周边地区的我军民用户提供陆、海、空导航定位服务，促进卫星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功能的应用，为航天用户提供定位和轨道测定手段，满足武器制导的需要，满足导航定位信息交换的需要。

（《百度百科》）

    材料一：

    良渚文化代表遗址为良渚古城遗址，遗址距今5300-4300年，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是人类早期城市文明的范例。中国学者们研究认为该遗址是5000年前中国古文明的遗存，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说明这一发现和研究成果得到了国际上认可。

    良渚文化时期稻作农业已相当进步。稻谷有籼、粳稻之分，并普遍使用石犁、石镰。手工业也有很高的成就，玉石制作、制陶、木作、竹器编织、丝麻纺织都达到较高水平。尤其是琢制的玉器，其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美，均达到史前玉器的高峰。玉器上的纹饰主题神人兽面纹，是良渚先民“天人合一”观念的体现和信仰的象征，并逐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玉器和陶器上还出现了不少刻划符号，这些符号在形体上已接近商周时期的文字，是良渚文化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

    大约距今5300年，大量人口移民至良渚地区。由于良渚地区地势低洼，“治水”仍是头等大事。大量人口的涌入还需要解决吃饭问题，这刺激了灌溉稻作农业的迅速发展。大规模的土木水利工程和灌溉水稻农业，使得良渚社会生产力水平迅速提升，也极大提高了良渚社会的组织动员能力，从而催生出灿烂的良渚文化。归根结底，良渚文化是长江下游地区持续文明化进程的结果，这一文明化进程的启动还与来自中原的推动有关，且与周边地区存在互动。因此，良渚文化形成于多元一体的早期中国各区域文化融合互动的背景之下。

    不过，良渚文化对中原地区产生影响是晚期以后。大约距今4500年，在晋南临汾盆地出现陶寺文化，其玉、石器都明显属于良渚文化因素；陶寺有近300万平方米的古城，此前中原从未有过如此超大规模的城，它是受良渚筑城理念启发的产物。良渚式玉器的出现，使得黄河流域人群终于找到了一种绝佳的高等级社会身份标志物；良渚式大城出现的同时，良渚文化那套政治管理模式也相应渗透到中原和北方地区。更重要的是，以陶寺文化为基点，琮、璧等玉器北向影响到老虎山文化石峁类型，西向影响到甘肃、青海、宁夏地区齐家文化，为这些粗犷的北—西北方文化平添了许多温润之气。它们甚至传承到更晚的二里头文化（晚期夏文化），以至于商、周文化。

    （摘编自韩建业《如何看待良渚文化的重要地位》，《人民日报》2019年8月10日）

    材料三：

目前来看，良渚文明是所能确证的中国最早文明，在这之后的1000多年，陶寺、石峁、二里头的相继繁荣，使得区域文明的重心不断地发生变化。除了文字和青铜器，良渚文化在各个方面均已达到国家文明的要求。青铜器在文明社会中承载的礼制规范的意义，在良渚文化中是体现在玉器上的。这些玉器以玉琮为代表，并与钺、璜、璧、冠状饰、三叉形器、牌饰、锥形器、管等组成了玉礼器系统，或象征身份，或象征权力，或象征财富。礼玉上常见刻绘有“神徽”形象，用以表达良渚人的统一信仰。文字是记录语言、传承思想文化的工具，在良渚文化中，虽然尚未发现文字系统，但这些镌刻在玉礼器上的标识，也极大程度地统一着人们的思想，而大型建筑工事所反映出的良渚社会超强的组织管理能力，也透露出当时一定存在着某种与文字相当的信息传递方式。

（摘编自刘斌《良渚与中华五千年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