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史学热的风还能吹多久

记者  桂杰

    正说清史的阎崇年火了。讲三国的易中天火了。还有一个个那些以前不曾熟悉的面孔和名字，似乎都在电视媒体的放大和热闹的网络中一下子跳出来。

    最近出现的大众历史热引发的关注和出版热潮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国，可以说讲史自有其传统，而独盛于今，其中自有原因。其实，早在易中天之前，讲史、读史的热潮就已经形成了。

    今年“五一”长假期间央视《百家讲坛》又趁热推出了孟宪实主讲的《贞观之治》。《孟宪实讲唐史》一书的热销又使得“唐朝”一度成为热门关键词，韩国《朝鲜日报》评价说，中国人陷入“帝国回忆”时代。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所研究员雷颐也推出了自己的新书《历史的裂缝：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着力从近现代中国史的只鳞片羽来考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关注超越时代的复杂人性与社会幽暗的方方面面，并具有浓烈的忧患意识。历史学不断升温，史学热还要热多久？面对大众史学热，专家、学者的观点不尽相同。

    现在所谓的大众史学热，其实是史学从危机和冷门回到了一个比较正常的位置。

    记者：清史、明史之后，今年一度出现了“唐史年”、“唐史热”的说法，有很多人预测这股大众史学的热潮在短时期内难以消退，您觉得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是否正常？

    雷颐：实际上，在其他国家史学都是比较热门的东西，很多历史学家写的著作都十分通俗好读，并能给人以教育和启发。但是在我国，历史学却长期是冷门，80年代历史学内部甚至反复讨论史学危机的话题，当时没有人关注历史学，研究者自身都不知道历史学的意义和作用是什么？当时的《光明日报》还曾发表过一些文章。

    现在所谓的大众史学热，其实是史学从危机和冷门这样不正常的位置回到了一个比较正常的位置。而史学危机的出现和长期以来史学被公式化教条化有关，我们甚至在谈到某个历史问题时要求引哪些经典语录都是有规定的，这些导致历史学文章干巴巴的。

    孟宪实：和英语热比起来，你能说唐史很热吗？其实我觉得史学热只是个相对的概念。在我的理解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了解得远不如日本等国家。怎么可能说它很热呢？比如，日本的“易中天”陈舜臣在几十年前就写过《大唐帝国·隋乱唐盛三百年》，并引起了广泛轰动。当然，唐史的热与不热，也许读者说的话才是最有分量的。

    几年来，我一边从事研究和教学活动，也参与了历史剧的编写，又有机会到百家讲坛讲史。这些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活动，但让我更真切的体会到，社会需要历史，社会需要历史学。历史学没有被淘汰，就是因为它的存在对社会有益，具有当代价值。

    记者：很多观众有这样的感觉，在百家讲坛听到的有关历史的内容，不像是正儿八经的课程，到像是在听人讲故事，言语生动。甚至每一集之间还留有一些悬念，而正是这样的讲述方式把很多人吸引过去，对此，您怎么看？

    解玺璋：历史叙事大众化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将论述变成了讲述。在讲述的过程中，文学手法则“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 成为讲史很重要的手段。我们有十分悠久的讲史传统，上溯唐代，敦煌变文是至今还能看到的最早的讲史文本。变文者，变相之文也，就是把史籍和佛经以及一部分儒学典籍改编为故事，王国维就把变文称为“唐朝通俗小说”，也是注意到了讲史的文学性。这是历史写作者和讲述者为了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而必须掌握的叙事技巧。易中天和于丹都是颇擅此道之人，所以，他们能把历史和典籍讲得跟评书差不多。

    梅毅：也有一种倾向，在电视媒体上，有些人只是为了讲得有趣，已经把学术的严谨抛在脑后，并越来越以媚俗为乐。比如有人说卓文君给人当“二奶”，过去可以纳妾，怎会有“二奶”之说？还有，汉武帝的一个臣子在衣服外面罩了一层轻纱做的袍子，他说别人穿的是“透视装”，这都哪儿跟哪儿？而这样说的动机就是为了故意讨好普通观众，在一味追求好看的过程中，对于历史的歪曲有时候到了流俗的地步。

    一个民族的历史观积极、乐观、正确，那么这个民族的未来创造性就会越大

    记者：您觉得大众史学热出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孟宪实：历史是既往的经历，它不仅仅属于研究者，概括地说它属于全社会共有，是社会和民族的共同财富。历史已经证明，一个民族的历史感越强，他们的使命感就会越强。一个民族的历史观积极、乐观、正确，那么这个民族的未来创造性就会越大。让全社会都来了解我们共同的历史，让全社会都拥有一个强烈的历史感、正确的历史观，毫无疑问，这是我们专业人员的理想，同时这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历史从业者的努力。培养社会的历史观，这是我们应该具有的责任。

材料一：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日前修改的地方性法规《浙江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中新增“留守儿童保护”专门章节，其中提出父母外出后应当与留守儿童每个月至少联系一次，及时了解生活\学习和心理状况。

    这一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和救助保护机制，不仅要求民政部门会同教育、公安等部门建立留守儿童信息管理平台， 还要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开展监护指导、心理疏导、行为矫治、社会融入等专业服务。此外，还规定了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定期将留守儿童监护、抚养和身心健康情况报县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摘编自2016年12月6日《广州日报》）

材料二：

    目前中国共有6102.55万的留守儿童，长期过着没有父母相陪的“一个人”生活。而湮没在历史时光中的留守者，至少有整整一代人。

    过去一直说如何重视，但具体到哪个部门负责，没有明确。这次明确了联席会议制度由民政部牵头，是二十几年来的第一次。儿童不再留守，就是要让他们与父母团聚。让父母返乡，还是让孩子随迁？学者段成荣的建议是，从制度上创造条件，让孩子跟着父母进城。

    大学毕业后，黄湘洁作了一个“逆历史潮流”的选择：留在家乡湘西的老司岩千年古寨，当一名幼儿园老师。黄湘洁的故乡在湖南老司岩，明清时期曾富贾云集的千年寨子，今天一切依旧保持地理原貌——很陡很长的石板路，村口岩壁上比谁都老的古树，还有躺在荒野中间破败的祖屋。寂静，是最大的变化。今天的老司岩仅185户农家，685人，外出务工人员占去一半。留守儿童39名，孤儿2名。

    1984年，一纸中央文件松开了乡村户籍人口“自由出入”城市的高墙。仅1989年，中国农村外出务工人数就从改革开放初期不足200万人迅速蹿到了3000万人。即使闭塞如老司岩这样的古寨，也在错过第一波打工潮后听到了风吹草动。1992年，黄湘洁的父母双双外出务工，留下她和姐姐、弟弟三人独守家中。那年黄湘洁两岁。

    “当时的乡村，穷是一种常态。”从事农村问题研究近三十年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段成荣说。1984年，还是在校研究生的他跟着导师到辽宁、山东等地的农村调研，最大的体会就是农民那股想要外出谋生的深切冲动。

    彼时的中国农村实行分田到户才不久，粮食价格低，还需缴纳农业税费，种地基本不挣钱，有时辛辛苦苦干一年，还赔钱。尤以1994-1996年最为严峻。而远在近千公里外的广东佛山，当时外来工已经可以拿到数倍于内地的工资。以至于农民外出务工，都被中西部地区政府视为一件大事拿到办公桌上讨论。

    四川则更有趣，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后，四川普查办专门成立了劳务输出办公室，由政府推动和组织农民外出务工。后来被其他地区当作经验争相效仿。

    作为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黄湘洁的归来也让村里人不解。他们说，一定是在外头找不到工作吧。2013年9月，在当了志愿者一年后，她打消了出走的念头。她说，“不要让这些孩子再被遗忘了”。

（摘编自2016年3月24日《南方周末》）

材料三：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5年6月19日《关于留守儿童群体存在问题及对策的调研报告》）

材料四：

    2016年9月21日，河南全省法院“送法进校园暨第四季普法漫画口袋书发放仪式”在郑州市古荥镇实验小学举行。这是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连续第五年送法进校园，为该省650万留守儿童送去温暖和关爱，孩子们也获得了第四季普法漫画口袋书，学习保护自己的技巧和方法。

    据悉，本次活动的主题为“让爱相伴--让法律照亮留守儿童回家的路”。活动现场，河南基层法官讲述了与留守儿童之间的故事，打动了许多人。女童保护基金负责人孙雪梅现场授课，教孩子们如何预防性侵害，保护自己。四个留守儿童代表用诗歌朗诵《爱的礼赞》，向所有关心、帮助留守儿童的爱心人士表达最朴素的谢意。

    据有关部门统计，人口大省河南留守儿童的数量达到650万，占全国的十分之一还多。

（摘编自2016年9月21日“中新网郑州”）

材料一：

    “民宿”作为一个“舶来词”于2014年7月开始，拥有相关搜索热度。在政治、经济、资本环境良好的大背景下，客栈民宿市场日益火爆，及至2016年8月，“民宿”的搜索指数超过了“酒店”。

    因为“民宿”具有由“主人文化”带来的当地特色化体验，住宿空间高度个性化、体量小而美的特点，如今越来越多人旅行时选择“民宿”——这种非标准化住宿形式。作为一个新兴的行业，民宿的发展迎合了当下“自由行”的热潮。

    从提供民宿的企业来说，民宿相较于标准化住宿，更容易取得良好的营销效果。不同的地缘环境，不同的装饰风格，不同的风俗习惯，都能天然地打包、呈现出受到“自由行”游客欢迎的产品形态。特色化住宿迎合了出行用户的关注点多样化的特点，“特色”逐渐成为影响出游决策的重要因素，正如民宿预订OTA大鱼自助游的宣传语“为一张床，赴一座城”，昔日的小众市场快速扩张。与此同时，我国在线旅游渗透率持续快速提升，在机票、酒店、景区门票等格局稳定的情况下，民宿的流量入口价值逐渐显现，为在线旅游创新企业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在万亿级周边游市场中抢占一部分市场份额。

表一：用户预订民宿关注点分布

表二：2015年中国客栈民宿分布（家）

（摘编自《2016-2017中国客栈民宿行业发展研究报告》）

材料二：

    由于乡村旅游民宿发展时间较短，尚存诸多问题。

    首先，民宿经营涉及旅游、安保、卫生等诸多方面，由于缺乏主管部门，需要地方多头管理，难免出现责任推诿、监管不力的情况。再者，目前，国内尚未出台针对民宿从业的具体法律法规，不能对整个行业的规范管理提供法律依据。

    其次是民宿产品。一是产品同质化程度高，民宿除了满足基本的吃饭、睡觉功能外，个性化、特色化并不耀眼，乡野、风俗、乡情、文化等要素无法做到有效融合。二是基础设施不健全，目前，民宿经营者多是乡村农民各自为政，自我发展，财力上不足以完善娱乐、购物、交通、卫生等旅游基础设施，眼界上不足以做到基础设施建设的有效规划与布局。

    最后，生态环境面临严峻考验。一是建设与经营过程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多数经营者只看到了经济利益，环保、绿色等理念被弃之不顾。二是游客数量的持续增多直逼环境承载能力。乡村民宿吸引的游客数量与日俱增，部分地区超过环境承载量，这将对原有生态系统造成极大的冲击，进而造成不可修复的危害。

（摘编自王璐《乡村旅游民宿的发展困境与对策研究》）

材料三：

    台湾南投县民宿观光协会总干事、民宿主人陈巨凯认为，有些地方对民宿的认识存在很大问题。“台湾平均1家民宿只有4个房间。我到浙江莫干山随便住一些民宿，发现每家都超过20个房间。到天津看一些民宿，有的超过70个房间。”他说，民宿的界定应该是小而美的，能够为游客提供独特和精致的体验，而不应该追求酒店化经营。民宿一定要有特色，这可以来自建筑风格，也可以来自“主人风格”。如果建筑缺乏特色，则“主人风格”可以弥补，例如设定专门化的有意思的主题体验。民宿的重点不在硬件，而在软件，应该通过全面而细致的服务，让客人回忆、回味、回头。

（摘编自《海南日报“民宿要小而美 令人感动回味”》）

材料一：

    当前的新能源技术并不能说十全十美，但是已经有了非常大的进步。首先，电池的能量密度提升了至少一倍，也就是说同样电量的电池，重量和体积都基本上减少了一半，而成本也降低了70%左右。同时，纯电动汽车续航里程几近翻倍，售价却基本持平，甚至个别车型还略有降低。另外，许多正在研发的技术，如在电芯内设置加热片，保证电池在低温状态下可以有很好的预加热效果；用柴油作为电池包内的液冷介质，尝试用低成本解决电池在极寒地区能量衰减的物理缺陷等，都特别令人期待。

    之前在国内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上，几乎全部都是国产品牌的产品。由于政策原因，进口新能源车很难拿到政府的购车补贴，导致其售价比中国品牌的车型贵，况且这种车还未必能进入准售目录。这就使得外资品牌只能在外围虎视眈眈地看着中国市场这块肥肉，伺机而动。

    如今距离2020年彻底取消购车补贴还有2年，所以在2018年北京车展上，各路外英与合资品牌的车型纷纷涌现了出养。针对外资品牌兵临城下的现状，国内的新能源车其实也不必紧张。从目前的车型技术和满足本土消费者需求方面来看，国产品牌并不差，甚至比外资品牌更为优秀，比如续航的距离、充电桩的兼容性，尤其是终端售价和销售果道，国内品牌经过几年的磨练已经有了先发优势。但外资品牌的后发实力不容小觑，居安思危才是王道。

（《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质疑到趋势不过几年》）

材料二：我国近年来纯电动汽车补贴政策的变化情况

【注】2013年左柱、2016年中柱、2018年右柱

（材料来源于2013—2018年我国纯电动汽车补贴政策分析）

材料三：

    2009年，中国政府实施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政策；2014年，政府实施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政策。“政策性利好”推动了新能源汽车业蓬勃发展。2017年，全球新能源汽车累计销售340多万辆，而在中国销售的电动汽车占比就超过了50%。但在购置补贴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发生了车企利用政策漏洞骗补的个案。另外，中国新能源汽车日前还存在“大而不强”的现象。微型纯电动汽车凭借价格低廉、可直接上牌照、能获得政府补贴等优势，占据中国新能源乘用车市场销量的65%（2017年数据），但这些车型排量的技术含量低。在动力电池、电池管理系统和整车系统集成等核心技术方面，中国新能源汽车与国际一流品牌仍存在不小差距。

（摘编自林芝果《解析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得失，补贴政策有待完善》）

材料四：

    有业内人士担忧，在由“政策推动”向“市场拉动”的新旧增长动能转换期，企业面临的风险更大。那么，新能源汽车产业如何摆脱政策依赖，突破增长瓶颈？

    苗圩表示，为了使新能源汽车的整车性能达到甚至超过燃油汽车，一方面要加快动力电池、智能网联等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建设，集中行业的优势资源协同攻关，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支持企业在新能源汽车平台、整车集成等方面的创新，重点攻克下一代锂电池和固态电池等新体系电池的关键核心技术。另一方面，企业要提升正向设计开发的能力，不断提高整车的轻量化和智能化水平。

    “除了自动驾驶的智能化，还要推广新一代充电技术，实现新能源智能化。”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执行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明高表示。

    有预测称，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将突破1500万辆，不同级别的自动驾驶基本普及。陈清泰认为，这将是一次涉及能源结构的调整、智能电网的建设、基础设施的升级、新一代移动通信的支持、产业链的调整改造、就业岗位的转移，以及法律法规调整的系统工程。这些仅凭企业是无法做到的。因此，政府需要未雨绸缪，做好顶层设计，给市场和社会一个应有的预期。

    有专家认为，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数量上去了，质量也在提高，但大家还需要提升对新能源汽车的认识。“新能源”是一个其有无限想象空间的概念，新能源汽车的研发担负着探索、开发人类新动力的历史使命。只有全方位布局好各个环市，新能源汽车的中国之路，才能在全球树起标杆，扛起大旗。

（摘编自搜狐网《摆脱依赖症的新能源汽车驶向何处》）

材料一：

    大数据是继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之后信息技术融合应用的新焦点，是信息产业高速增长的新引擎，将引发各领域生产模式、管理模式的变革和创新，对人们生活方式产生深刻影响。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的交汇融合引发了数据迅猛增长，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大数据时代，数据成为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以数据为基础，以人工智能为主要驱动力的新型经济形态正在蓬勃发展。

    我国主要的大数据交易平台分布在中西部和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是国内最早规划并实施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地区。中西部地区生态气候条件好，以及稳定的地质条件为信息网络设备提供了较高的“安全系数”。东部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高地，科技水平高，市场潜力大，为大数据交易平台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条件。

    大数据时代，企业的云计算使用需求显著增多。但在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之下，数据的开放和共享却远远跟不上市场的发展，无法满足数据交易的需求。这主要体现在，拥有大量数据的主体，如政府、互联网、企业运营商以及科研机构等，缺乏进一步开放共享数据的理念。

    数据交易平台的定位深刻影响着数据交易的发展，而确定交易平台的市场定位是关键之举。目前我国大数据交易平台定位不明确，大数据交易要更好地发展，离不开交易平台自身的完善。我国大数据交易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国内目前还没有任何机构制定跨区域、跨行业的大数据交易标准，各大数据交易平台的交易规则也存在差异。我国的数据交易规则有适用范围小等缺陷，并不具备在全国范围内的大数据交易平台进行推广的条件。

    大数据专业人才匮乏是阻碍大数据交易市场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大数据作为朝阳产业，其价值则需要由专业的大数据人才经数据挖掘、统筹而获得。因而，应用数学、统计学等专业人才需求量增大，相关的多学科复合型人才成为大数据人才市场热门。

（摘编自《大数据交易产业创新与政策回应—中国大数据交易合规性调查报告》）

材料二：

图一：2011—2016我国在数据交易市场规模及增速

图二：2014—2020全球大数据市场规模及增速

（数据来源：易观国际数据）

材料三：

    据媒体报道，今年全国两会前后，大数据系列推进政策将密集出台，国家将从政策层面为今年大数据产业的快速成长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相关业内人士预计，我国大数据产业将从起步阶段步入黄金期，2020年，中国有望成为世界第一数据资源大国。

    正在着力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重庆市，2018年新年伊始，便在大数据领域“大动作”不断，频频布局。1月21日上午，重庆两江数字经济产北园正式成立，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大数据产业共计34个项目入驻，总投资达183亿元。1月22日，重庆市荣昌区政府与九次方大数据、阿里巴巴签署三方合作协议，在荣昌构建国家生猪大数据中心，助力荣昌区生猪产业转型创新。这也是全国第一个农业单品产业链大数据中心。

    2月5日，城市大数据联合创新中心在重庆市地理信息中心正式揭牌成立，该中心将成为以时空信息融合城市大数据的综合性解决方案的提供者，构建城市大数据联盟，引领大数据行业的发展。

    1月26日，重庆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重庆市政府工作报告将大数据产业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未来5年，重庆将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形成智能产业、智能制造、智能化应用“三位一体”发展格局。该市经信委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重庆共有大数据产业企业约3000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约90家。2017年，该市大数据产业实现销售收入约3500亿元，同比增长30%左右。

（摘编自《重庆大数据战略再添“大动作”》）

材料一：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首次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旨在强化各方面重视就业、支持就业的导向。”这进一步彰显了就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优先位置，丰富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内涵。

    2012年以来，虽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趋于减少，但我国人口基数大，每年新增劳动力数量庞大，在就业方面始终存在巨大压力。由于措施得当有力，我国已经连续6年实现城镇新增就业人口超过1300万人，失业率始终稳定在较低水平。但随着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外部输入性风险上升，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未来几年的就业仍将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此外，一些特殊就业困难群体、零就业家庭等需要给予特殊关照。与缓解就业总量压力相比，就业结构矛盾的缓解和就业质量的提高难度更大，更需要政策持续发力。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9年04月16日）

材料二：

    [注]CIER指数=市场招聘需求人数/市场求职申请人数，Q4指第四季度。

    （数据来源于互联网）

材料三：

    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决定就业的主要因素。虽然增长的就业弹性——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即经济增长每变化一个百分点所对应的就业数量变化的百分比——会有变化，相同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一定会带来相同规模的就业，但总体来看，经济增长是扩大就业的前提。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也是把经济增长当作首要目标来追求的。但实际上，就业也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的重要力量。我国现在已进入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与高速增长阶段相比，现阶段的经济增长更依赖于创新，更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更依赖于人力资本红利的增加。最近20年来，我国各级各类教育得到了长足发展，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大幅度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显著增加，这是创新的重要源泉。可以预期，随着教育被定位于“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我国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和技能将会得到进一步提升。这一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存量如果能够最大可能地实现就业，无疑会进一步推动创新，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最终实现更高水平的增长。因此，解决好就业问题，既事关民生，也事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摘编自赖德胜《作为宏观政策的就业优先政策》）

材料四：

    在信息化时代，由互联网创造的巨大信息交互平台，逐渐成为劳动力市场参与者获取信息资源的主要渠道。互联网提供的及时有效的信息，加强了雇主与雇员之间、用户与用户之间的沟通，通过影响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工作搜寻等方式，影响个人的就业决策。此外，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与广泛应用，还创造了新的工作岗位和新的职业类别，为个体的就业带来多元化选择，能够使个人获得更多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的机会，为提高个体的就业质量带来新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目前我国互联网普及率已达53.2%，但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水平仍然较低，并且由于城乡分割、个体差异的存在，在中老年、女性和农民工等人群中的互联网使用率和使用技能都普遍偏低。

（摘编自《互联网使用、就业决策与就业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