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人

莫泊桑

    玛兰做梦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好的官运！

    有天早上，他从报上看到从前一位同学新近当了议员。玛兰重新成了他那位同学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朋友。

    不久议员摇身一变当了部长，半年后玛兰就被任命为行政法院参事。

    起初，他简直有点飘飘然了。为了炫耀，他在大街上走来走去，仿佛别人只要一看见他，就能猜到他的身份。后来出于一种有权势而又宽宏大量者的责任感，他油然萌生一股压抑不住要去保护别人的欲望。无论在哪里遇到熟人，他都高兴地迎上去，不等人家问，就连忙说：“您知道，我现在当参事了，很想为您出点力。如有用得着我的地方，请您甭客气，尽管吩咐好了。我在这个位置上，是有点权力的。”

    一有机会，他对任何人都主动给予无限慷慨的帮助。他每天都要给人写十封、二十封、五十封介绍信，他写给所有的官吏。他感到幸福，无比幸福。

    一天早上，他准备去行政法院，屋外已经下雨了。

    雨越下越大。他只好在一个房门口躲雨。那儿已有个老神父。在当参事前，他并不喜欢神父。自一位红衣主教在一件棘手事情上客气地向他求教以后，他对他们也尊敬起来。他看看神父，关切地问：“请问您到哪一区去？”

    神父有点犹豫，过了一会儿才说：“我朝王宫方向去。”

    “如果您愿意，神父，我可以和您合用我这把伞。我到行政法院去。我是那里的参事。”

    神父抬起头，望望他：“多谢，我接受您这番好意。”

    玛兰接着说：“您来巴黎多半是为散心吧。”

    神父回答：“不，我有事。”

    “哦！是件重要的事吗？如果您用得着我，尽管吩咐好了。”

    神父好像挺为难。吞吞吐吐地说：“啊！是一件无关紧要的私事……一点小误会。您不会感兴趣的。是……是一件内部的……教会方面的事。”

    “哎呀，这正属行政法院管。您尽管吩咐我好了。”

    “先生，我也正要到行政法院去。您心肠真是太好了。我要去见勒尔佩、萨翁两位先生。说不定还得见珀蒂帕先生。”

    “哎呀，他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刮刮叫的同事。我都恳切地去替您托托关系。包在我身上好了。”

    神父嘟囔着说了许多感恩的话。

    玛兰高兴极了。“哼！您可碰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神父。瞧吧，瞧吧，有了我，您的事情解决起来一定非常顺利。”

    他们到了行政法院。玛兰把神父领进办公室，请他坐在炉火前，然后伏案写道：“亲爱的同事：请允许我恳切地向您介绍德高望重的桑蒂尔神父，他有一件小事当面向您陈述，务请鼎力协助。”

    他写了三封信，那受他保护的人接了信，千恩万谢地走了。

    这一天平静地过去了。玛兰夜里睡得很好，第二天愉快地醒来，吩咐仆人送来报纸。他打开报纸念道：有个桑蒂尔神父，被控告做过许多卑鄙龌龊的事……谁知他找到一位叫玛兰的行政法院参事做他热心的辩护人，该参事居然大胆地替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罪犯，给自己的同事们写了最恳切的介绍信……我们提请部长注意该参事令人不能容忍的行为……

    他一下就蹦起来去找珀蒂帕。

    珀蒂帕对他说：“唉！您简直疯了，居然把那老阴谋家介绍给我。”

    他张皇失措地说：“别提了……您瞧……我上当了……他这人看上去那么老实……他耍了我……卑鄙可耻地耍了我。我求您，求您设法狠狠地惩办他一下，越狠越好。我要写信。请您告诉我，要办他，得给谁写信？……对，找总主教！”

    他突然坐下来，伏在珀蒂帕的桌子写道：“总主教大人：我荣幸地向阁下报告，最近有一个桑蒂尔神父欺我为人忠厚，用尽种种诡计和谎话陷害我。受他花言巧语哄骗，我竟至于……”

    他把信封好，扭转头对同事说：“您看见了吧，亲爱的朋友，这对您也是个教训，千万别再替人写介绍信了。”

(据郝运译文删改)

你与谁聊天

白旭初

    老头子走了。女儿也走了。

    天国没有回程的路，老头子永远回不来了。女儿在南方的台资企业打工，一年才能回来一次。

    女儿回南方前对老妈说，老爸的手机您用着吧，有事打我的电话，我也会常打电话给您。

    老妈本地再无亲人，加上腿脚不太灵便，每天除了到附近菜市场买菜，自个儿做饭自个儿吃外，就是靠在沙发上，盯着茶几上的手机发呆。她期待和南方的女儿说说话，但手机沉默着一声不响。

    这天，老妈毅然拿起手机，拨了女儿的号码，但传来的是另一个女人的声音：您拨的号码已关机。

    老妈又连续拨了几次，还是关机。她生气地把手机扔在沙发上。

    傍晚时分，老妈的手机突然响起来，接着传来女儿焦急的声音：老妈，您打我5个电话，家里有急事？您还好吗？

    家里没事，我也没事，就是想和你说说话儿。老妈说，你怎么把手机关了呢？……我在流水线上干活，一刻也不能停手。女儿说，而且，上班时间接打电话要罚钱的。

    老妈说，你这么晚了才下班？

    嗯，天天加班。女儿打了个哈欠，说，下了班就想睡。

    老妈泪眼朦胧，说，下班了抓紧时间休息，不给我打电话不要紧，打长途挺费钱的！

    女儿想，老妈真可怜，今后再忙再累也不能忘了给她打打电话。

    一天，女儿轮休，她上街买日用品时给老妈打了个电话，语音提示却说：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女儿想，好事呀，老妈终于和别人有往来有联系了。

    女儿买完东西后，又给老妈打电话，语音提示还是说：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女儿想，这电话打得够久的了，老妈和谁通话呢？ 

    女儿不记得重拨了几次，老妈的手机终于接通了。女儿问，老妈，和谁打电话呀？打了这么长时间！

    老妈说，一个熟人。

    女儿说，聊些什么呢？

    老妈顿了一下，说，没聊什么，就是天南地北聊天呗！

    女儿和老妈聊了20多分钟。挂了电话后，还沉思了一会儿。

    又一天，女儿上班时，流水线突然出故障停机了。趁流水线抢修间隙，工人们都走到车间外透气。女儿忙开了手机给老妈打电话，奇怪的是，语音提示又说：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女儿隔一会儿重拨一次，直到流水线修好了，老妈的手机也没能接通。

    晚上，女儿又给老妈打电话。电话通了，母亲却说，有事吗？没事别打电话，费钱呢！

    女儿说，老妈您开电话会议呀，和谁聊天呢？

    老妈说，也是熟人。

    女儿说，聊些什么呢？

    老妈说，没聊什么，就是天南地北聊天呗！

    女儿想，老妈是不是有了相好的？女儿说，和你聊天是个老头儿吧？

    老妈不语，只嘿嘿一笑。

    女儿暗思忖：老妈还不到花甲年纪，有个老来伴也是一桩美事啊！

    女儿请了几天假，决定回家一探究竟。女儿刚进家门，老妈的手机就响起来。

    老妈把手机举到耳边，问，你好！你是谁？你找谁？

    老妈说，哦，你要我猜你是谁？哦，我猜不出。

    老妈说，你要我仔细听你的声音，我也听不出你是谁。

    老妈说，哦，你是湖北的，我猜出来了。你姓董吧？

    老妈说，怎么样？我猜对了吧！我还知道你是我老头子的亲侄子呢

    老妈说，哎呀！伯伯得癌症住了医院？借两万块钱，没问题。

    老妈说，别急！叔叔到上海出差，等几天才能回来，到时会把钱送到医院去。

    老妈说，啊，不要叔叔送？好，他回来后，就把钱给打过去……

    女儿再也听不下去，大声说，老妈，这是——

    女儿还没把“骗子”二字喊出口，老妈就急忙把通话结束键按了。

    老妈说，我早知道他们是骗子。当年你老爸就上过当。

    女儿说，知道是骗子干吗还聊得起劲？

    老妈说，一个个骗子打电话给我，我就当是聊天呗！

    老妈又说，只要不把话说死，不揭穿他们的鬼把戏，他们就会天天打电话来。

    女儿眼里顿时汪满了泪水。

蒲公英的歌唱

    教育局来信了。

    老周拿着那个印着火红大字的牛皮纸信封，如拿着一颗不知道该怎么拆卸的炸弹。作为一个外来民工子弟学校的校长，他从来没有遭遇到如此隆重的事情。此前，教育局要找他，都是一个电话，内容大多是让他协助调查邻校的打架事件或卖花团伙招未成年人上街行骗等事情。或者，就是严斥他那只有半个篮球场的校园体育设施不达标……

    他硬着头皮打开信封，以最坏的打算读完那份短短的信。信上说：六一儿童节将至，请贵校组织节目，参加区上的文艺调演。

    犹如大牢里的死刑犯，原以为接到的执行判决居然是无罪释放，差点没跳起来。他把信反复读了几遍，确信不是自己眼花了，一颗兴奋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

    光高兴没用，当务之急，是得去找老师，弄出个好的节目，才不辜负上级。

    他赶紧进城到艺术馆，想去请那里的老师们帮忙。老师们都很忙，一听说连三百元一小时的课时费都交不起，而且还要坐两路公交再转火三轮才能到达他的学校，于是果断地拒绝了。整整一天，他得到的结果都一样，不同的只是有人听他说完而有人只听他说了一半或更少。

    晚上，错过末班车的老周走在雨后的大街上，心情像他的影子一样绝望。就在他不知道该向谁说说委屈的时候，从远处桥洞下传来一阵凄凉的吉它声，那声音如泣如诉，令他忍不住走了过去，看见琴声起处，一个犀利哥样的长发男人蹲在桥墩旁，脚边乱七八糟地躺着一堆酒瓶。

    他小心地走过去，那人也只当他是一阵风，没有理会，继续弹着吉它并唱起歌，那歌是老周从没听过的，讲的是一个失去女儿的父亲在大地上流浪却再也找不到那个可爱的小天使。老周也是一个女儿的爸爸，特别能引起共鸣，听着听着，不觉已是泪流满面。

    因着这几滴泪，他们接上话来，并一直聊了起来。到天明时，老周已大体明白对方是个音乐家，因为女儿得了脑癌不治身亡而痛不欲生，四处漂泊地想挣脱痛苦，而且，老周还知道并坚信，这是天可怜他，给他送来了排练节目的老师。

    他扛着老天送来的老师回到学校，等了一整天，老师才醒，虽然说话依旧有些颠三倒四，但大致能明白老周的请求，于是爽快地答应了。几天后，音乐家写出了一首歌曲。歌词大意是讲一个不知道父母是谁的蒲公英在星空下寻找人生的答案，并且发出为什么只有美丽的鲜花才有明天的感叹。但最终，蒲公英看到普照的阳光，并寻找到生命的意义，它落地生根，开枝散叶，长成一株美丽的生命。

    老周很喜欢这首歌，曲调很美，歌词的意境与学校孩子们的心境相契合，当然，最令他喜欢的还是蒲公英的结局。

    没有伴奏，音乐家为他们设计了无伴奏童声合唱。经过几天的排练，杂乱失控的声音，便被天籁般流畅和谐的演唱所代替。仓库改造的学校，有史以来第一次传出了悠扬的歌声。为了配得起这歌声，老周花血本为孩子们订制了一套城里孩子们穿的校服，浅蓝的裙子白色的衬衣，把小家伙们包装得鲜亮整齐。为此，他推迟了给老师们发工资，但老师们并没像以往那样不高兴，纷纷说，这事，值得支持。

    演出那天，一个家长开着他的金杯车把孩子们送到演出的剧场门口。音乐家也破天荒理了发，换了身干净的衣服，帅气地坐在副驾驶座上。看着二十几天的辛苦终于结出了果实，老周脸红红的，眼亮亮的，微笑着，一语不发。

    当老周走进剧场去签到时，负责签到的张科长很困惑地问：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收到通知来的。”老周既兴奋，又有些惴惴不安地递上通知。

    科长把通知捻过来，像检验伪钞一般仔细看了一遍，然后一拍脑门说：“发错了，这是谁干的？明明是通知你们限期关闭学校，怎么装成文艺调演通知了？这不是乱弹琴吗？”老周像被太阳晒过的泡泡糖，软软地飘了回去。他不知道该怎么向孩子们解释这次不知是自己还是别人犯的错误，他觉得这比让他结束办了多年但终于还是没修成正果的学校更让他难过。

    远处飘来一阵蒲公英的吟唱，那是他的孩子们在做最后一次练习，周围路过的人们都感叹：这歌真好听啊！

（选自《小小说》）

影子

刘建超

    老街有“三老”，老招牌、老古董、老学究。

    老街的门店多，许多都是老招牌。看着不起眼的小店，门口的招牌上却是乾隆康熙所赐，在老街度过岁月的李白、杜甫、白居易、郑板桥之类的文匠骚客，他们题写的招牌楹联，不经意间就会出现在犄角旮旯的小店中。老街的古物多，古董遍地都是。老街家里打一口井，就能挖透几个朝代。老街流传个笑话，两个青年打架，一个用铁锨拍人，结果人没有拍到，却拍倒了一段土墙。这个小青年就被逮走了——被他拍倒的是隋朝古城墙，国家重点保护文物。老街以前的私塾多，教书先生多，有许多还给皇亲国戚做过先生。所以，老街有着尊师重教的传统。

    霍老、乔老、贾老都是老街文化的标志性人物。在老街，只要是有沾点文化色彩的事情，三位老者是必被邀请的。三位老者都是鹤发童颜，神采奕奕，往场合里一站，就觉得文风氤氲，儒气荡漾，场合就显得有了品位，提了档次。

    三位老者聚到一起，抱拳作揖，称兄道弟，一派和祥。其实，背地里谁也不服气谁，论年龄，三人同庚，出生月份不同；论资格，都是毕业于北京的名牌大学；论学识，也都出版过自己的文集著作。老街有场合时，请一位还行，如果是三位都到场，如何排座次就是个费死脑筋的问题了。常常是因为前后的次序不满意，有的老者就会拂袖而去，弄得主家不尴不尬。

    天下事没有难得住老街人的。有人就刨根问底儿，看看是谁最先发表过文章。三老提供的资料竟然都是同一年。那就看看谁发表的报刊级别高，居然也都是当年的《人民日报》。那就再看谁发表的文章字数多，三人都含糊着说记不清了，反正是版面挺大的。就有好事的人，去了京城的图书馆，查到了三老当年发表的文章，还复印回来了。结果是霍老的文章815字，乔老的文章770字，贾老的文章602字。霍、乔、贾的排序就被默认了。霍老自然就是德高望重的领头羊了。老街的一些脸面的事务，霍老也就当仁不让地坐在主席台子的中间。

    面子上的事情解决了，心理感受还是不舒服的。在有的场合上，有意无意地就会涌出点暗波。霍老若是发了言，乔老随后就会提点不同看法，与之“商榷”。乔老若是发言了，贾老也要从另一个角度看看问题，把乔老的意见给间接地损一番。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也都心照不宣，却能相安无事，得过且过。

    贾老心里最不安分。三个人当中，只有他年龄最大，比霍老早来到世上二十五天，比乔老早活了四十五天。贾老也比那两位早毕业一年，在学校也是一支笔杆子，若不是当年自己把不住滑，犯了点小小的作风问题，早留在京城混出个模样了。在老街混到一把年纪了，还是个“小三”，这让贾老很是不爽。排在老三，实际上就是个搭头，有你没你都一样。

    老伴最能理解贾老的心境，安慰他说，现在要看谁能熬过谁。我看那老霍老乔都不如你结实，好好锻炼吧，机会都是留给活得最长的人。贾老心中豁然开朗，制定了一整套的健身养身计划，把自己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调整到最佳。出席一些场合，他就特别注意观察老霍老乔的状态，闲聊听他俩念叨这个脂肪高那个血糖高的贾老就特别受鼓舞，自己啥都不高，就是心气高。

    事情总是在发生着变化，先是霍老中风住院去世，乔老接替了一大堆的名誉头衔。后是乔老心梗，撒手人寰，贾老继承了一大堆名誉头衔。以后，只要有车接，有饭局还有点小意思，贾老都会显身于各种场合。

    贾老在场合上可以名正言顺地坐在正中间了。坐在中间的位置上，似乎只是坐着，因为场合上的发言不是长官就是老板经理董事长，轮到贾老该说话时，就到了饥肠辘辘的开宴时分，个个都心不在焉，交头接耳，贾老也就没有了讲话的兴致。

    有一次，贾老坐在场合的中间，百无聊赖，忽觉自己的灵魂离开了肉身，在场合上空游荡，看到自己的那副没有灵魂的空壳，就如同影子一样在耗费钟点。贾老恍然，其实在场合上，自己就是被用来做影子的。

    贾老觉得影子很好玩。

（选自《百花园》，有删改）

到梨花屯去

何士光

    这故事开场时是颇为平淡的，只是后来，马车快要进梨花屯，而两个乘客也沉默时，回过头来看一看，兴许才有一点故事的意味……

    一辆马车从白杨坝出来，车夫是个老人家。在一座石桥旁，他把一个中年人让到车上来。看得出，这是位下乡干部。

    天色好晴朗。水田还没有栽上秧子，但包谷已长得十分青葱，初夏的山野，透露着旺盛的生命力，叫人沉醉不已。碎石的马路拐弯了，爬坡了，又拐弯了，又爬坡了。不时有布谷在啼叫，车上的人似乎打起盹来了。

    不知过了多久，马车停住。打盹的干部猛地抬头，看见有人正上到车上来。

    “啊，谢主任？”来人犹豫地打招呼，似乎有些意外。

    “是……老赵同志？”谢主任嗫嚅了一下，也有些突然。

    车抖了一下，从横过路面的小小水沟上驶过。

    谢主任把香烟掏出来，递一支给老赵：“去梨花屯？”语气中有和解的意味。

    老赵谨慎地回答：“是。”

    “去包队吗？

    “是。胜利大队。”

    “我也是！”谢主任和蔼地笑起来，“我们都是十回下乡九回在，老走梨花这一方！

    笑颜使气氛松动起来。三只白鹤高高飞过，不慌不忙扇动着长长的翅膀，在蓝天里显得又白又亮……

    “老赵，”谢主任开诚布公地谈起来，“我一直想找机会和你谈谈呢！为七六年秋天在梨花挖那条沟，你怕还对我有些意见呐！

    “谢主任，你说到哪里去了！”

    “实事求是嘛！当时我是工作队的负责人，瞎指挥是我搞的，该由我负责！有人把责任归到你头上，当然不应当！”

    “我……”

    “我也明知那条沟不该挖，一气就占了四十亩良田。但当时压カ大啊；上边决定要挖，社员不同意挖，是我硬表了态：我叫挖的，我负责！”

    “这种表态，”老赵想了一想，“我也表过……”

    “那是因为我先表嘛！”谢主任接过话头，“老赵，去年报上有篇报道，你读过没有？”

    “哪一篇？”

    “谈得真好！”谢主任不胜感慨地说，“是基层干部座谈。总结说：上面是‘嘴巴硬’，基层干部是‘肩膀硬’！基层干部负责任。像是报道的安徽……”

    路转了一个大弯一一在一座杉树土岗前好像到了尽头，接着又一下子在马车前重新展现出来，一直延伸到老远的山垭口…

    “正是这样嘛！”谢主任点头，“那条沟，责任由我负！”

    “我也有责任！那是分派给我的任务。如果不是我催得紧，态度那样硬，说不定就挖不成！责任归我负！”

    双方都有诚恳的态度，气氛十分亲切了，甚至到了甜蜜的地步。

    路旁出现了一条水沟，水欢快地流淌着，发出叫人喜悦的响声……

    他们无拘无束地谈下去了。谈形势，谈这次去梨花屯纠正“定产到组”中出现的种种偏差，等等。后来，拉起家常来了……

    越近梨花屯，地势就越平坦，心里也越舒畅。突然，谢主任拍了拍赶车老汉的肩膀：“停一停！”

    老人家把缰收住了。

    “两年多没到梨花，看看那条沟怎样了！”

    坝子上水田一块接着一块，已经犁过了。带着铧印的泥土静静地横陈着，吸收着阳光，像刚切开的梨子一样新鲜，透着沁人心脾的气息……

    看不见那条沟。

    谢主任问车夫：“老同志，那条沟是不是在这一带？”

    “咹？”老人家听不清。

    老赵大声说：“沟一一挖过一条沟啊！”

    “嗯，”老人家听懂了，点点头，“是挖过一条沟。唔，大前年的事喽，立冬后开挖的。分给我们六个生产队，每个劳力摊一截。我都有一截呢！顶上头一段，是红星队……”

    看来老人家说起话来是絮絮不休的。老赵终于打断了他：“现在沟在哪里？”

    “哪里？”老人家摇着头，“后来填了嘛，去年，开春过后……”

    谢主任问：“哪个喊填的？”

    “哪个？”老人家认真地想了一回，“没有哪个。是我们六个队的人商量的。总不成就让它摆在那里，沟不沟坎不坎的！唔，先是抬那些石头。论挑抬活路，这一带的人都是好手，肩膀最硬……”

    像我们在乡下会碰到的许多老人家一样，这位老人也有着对往事的惊人记忆。也许平时不大有机会说话，一旦有人听，他们就会把点点滴滴说得详详细细，有几分像自言自语，牵连不断地说下去。说下去，平平静静的，像是在叙述别人的而不是自身的事情，多少波澜都化为了涓涓细流，想当初虽未必如此简单，而今却尽掩在老人家略带沙哑的嗓音里了。

    后来，老赵提醒他：“老人家，我们走吧！”

    老赵的声意，柔和得有些异样。而且不知为什么，这以后不论是老赵还是谢主任，都没再说一句话。

    啊，前面，杂树的碧绿和砖瓦的青灰看得见了。是的，梨花屯就要到了！

1979年5月  （有删改）

超人

冰心

    何彬是一个冷心肠的青年，从来没有人看见他和人有什么来往。他不轻易和人打招呼，也永远没得到过一封信。他不但是和人没有交际，凡带一点生气的东西，他都不爱，屋里连一朵花、一根草都没有。他从局里低头独步回来，关上门，便坐在书桌旁边。偶然疲倦了，拉开帘幕望一望，但不多一会儿，便又闭上了。

    程姥姥算是他另眼看待的一个人。她端进饭去，有时便站在一边，絮絮叨叨，问他为何这样孤零。何彬偶然答应几句：“人和人都不过如同演剧一般：上了台是父子母女，亲密的了不得；下了台，摘了假面具，便各自散了。尼采说得好，爱和怜悯都是恶。”

    这一夜他忽然醒了。听得对面楼下凄惨的呻吟，这痛苦的声音，断断续续，在这沉寂的黑夜里只管颤动。他虽然毫不动心，却也搅得他一夜睡不着。月光如水，从窗纱外泻将进来，他想起慈爱的母亲，天上的繁星，院子里的花……他的脑子累极了，极力想摈绝这些思想，无奈这些事只管奔凑了来，直到天明，才微微的合一合眼。

    他听了三夜的呻吟，看了三夜的月，想了三夜的往事——

    他每天还是机械似的做他的事，然而在他空洞洞的脑子里，凭空添了一个深夜的病人。

    第七天早起，他忽然问程姥姥对面楼下的病人是谁？程姥姥一面惊讶着，一面说：“那是厨房里跑街的孩子禄儿，腿摔坏了，每夜呻吟。这孩子真可怜，今年才十二岁呢……”何彬自己只管穿衣戴帽，好像没有听见似的，走到门边，却慢慢的从袋里拿出一张钞票来：“给那禄儿罢，叫他请大夫治一治。”说完了，头也不回，径自走了。

    程姥姥一看那巨大的数目，不禁愕然，何先生也会动起慈悲念头来！

    呻吟的声音，渐渐的轻了，月儿也渐渐的缺了。何彬还是朦朦胧胧的——慈爱的母亲，天上的繁星，院子里的花……他的脑子累极了，竭力的想摈绝这些思想，无奈这些事只管奔凑了来。

    程姥姥带着禄儿几次来叩门，要跟他道谢；他好像忘记了似的，冷冷的抬起头来看了一看，又摇了摇头，仍去看他的书。禄儿仰着黑胖的脸，在门外张着，几乎要哭了出来。

    这一天晚饭的时候，何彬告诉程姥姥说他要调到别的局了，后天早晨便要起身，请她将房租饭钱，都清算一下。

    他觉得很疲倦，一会儿便睡下了。——忽然听得自己的门钮动了几下，接着又听见似乎有人用手推的样子。他不言不动，只静静的卧着，一会儿也便渺无声息。

    第二天他自己又关着门忙时，忽然想起绳子忘了买了。他打开门，只见人影儿一闪，再看时，禄儿在对面门后藏着呢。他踌躇着四围看了一看，一个仆人都没有，便唤：“禄儿，你替我买几根绳子来。”禄儿趑趄的走过来，欢天喜地的接了钱，如飞走下楼去。

    不一会儿，禄儿跑的通红的脸，喘息着走上来，一只手拿着绳子，一只手背在身后，微微露着一两点金黄色的星儿。他递过了绳子，仰着头似乎要说话，何彬却不理会，拿着绳子自己进屋去了。

    累了两天了，何彬闭上双眼，又想起了深夜的病人——慈爱的母亲，满天的繁星，院子里的花……十几年来隐藏起来的爱的神情，又呈露在何彬的脸上；十几年来不见点滴的泪儿，也珍珠般散落了下来。

    微微睁开眼，四面的白壁，一天的微光，屡屡清香，一个小人儿，蹑手蹑脚的走了出去，临到门口，还回过小脸儿来，望了一望。

    何彬竭力的坐起来。那边捆好了的书籍上面，放着一篮金黄色的花儿，花篮底下还压着一张纸：

    这篮子里的花，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名字，是我自己种的，倒是香得很，我最爱它。我想先生一定是不要的。然而我有一个母亲，她因为爱我的缘故，也很感激先生。先生有母亲么？她一定是爱先生的。这样我的母亲和先生的母亲是好朋友了。所以先生必要收下母亲的朋友的儿子的东西。

    禄儿叩上

    何彬看完了，捧着花儿，回到床前，不禁呜呜咽咽的痛哭起来。

    清香还在。窗内窗外，互相辉映的，只有月光，星光，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