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为何处境“尴尬”

    ①中国是诗歌的王国，从商周的四言，到楚骚汉赋、汉魏乐府、隋唐律绝和宋词元曲，可谓灼灼其华，蔚然大观。千百年前的黄钟大吕，至今犹萦绕在苍穹。然而中国新诗在诞生近百年后的今天，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它既没能与国际接轨，又与中华古典诗词曲赋的优良传统脱节、断裂，割断了传承关系，令广大读者望其兴叹，最后只好弃之而去。中国新诗为何会处境“尴尬”呢？

    ②首先，是由白话新诗至今未能构建审美规范更无法达成审美共识造成的。无论是《诗经》中的“风雅颂”，还是楚辞、乐府、律诗、宋词、元曲……不论其诗体形式怎么演变，但都是讲究韵律的，作品都具有节奏美、旋律美和韵式美。由于白话“新诗”“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胡适《谈新诗》）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自其诞生以来，便成为其发展的严重弊端和障碍。

    ③其次，是由某些诗人一味地强调诗体形式而忽略主题思想造成的。诗歌是文学形式美的一种体现，但形式美只是诗歌的美丽外衣而已。过分地强调诗体形式，从而否定主题思想的意义，如近年来所谓的技术主义、玄学派、立体主义、构成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等，就像失去了土壤的禾苗一样，必将枯萎。

    ④最后，是由当代诗人在商品经济时代的退缩和自闭造成的。同古典诗词曲赋相比，当代诗歌在题材内容方面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其一，迫于现实社会生存的巨大综合压力和人类因物质文明进步而带来的精神困惑，当代诗歌的内容越来越局限于私人性的东西，正日愈失去处理重大社会题材的艺术能力，这就使得它日愈减少获得公众关注的机会，而只有在少数未被现代社会物质化的心灵当中获得知音；其二，随着诗人们从社会文化中心退却，科技英雄和商业英雄、娱乐英雄取代了艺术家的中心地位，诗歌越来越被推挤到社会的边缘，诗人们成了一个不被社会关注的自我封闭、自我肯定、自我满足、自我安慰、自我陶醉的奇怪群体，这更加加剧了他们的自闭倾向；其三，当诗人们精神的价值已经从崇高、纯洁、美好、自然过渡到了喧嚣、乐趣、庸俗、时尚的方向，于是平庸困扰着诗歌界，诗歌的阵地越来越虚弱。

    ⑤面对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国新诗只有志存高远，发扬其应有的精神文化提升作用，既在主题内容方面深度切入自己的时代，又在诗艺表现方面继承并发扬光大中华传统诗词曲赋艺术，随时代、社会、语言的变化而不断创新改进，让中国新诗界尽快构建审美规范并早日达成审美共识。这样，中国新诗才能够既有技艺的美感，又有时代的气息，还有历史文化的内涵，并因此而融入中华诗歌的历史长河之中，从而有机会成为新时期的经典诗歌作品而流传于世。

（选自《长空诗话》，有删改）

    设计股权激励机制的起点是基于人性。

    自古以来，对于人性本源善恶的争论便没有标准答案。“人性本善”是中国古代儒家大师孟子的观点，但后来又有荀子“性恶论”与之相悖。西方传统经济学在进行理论分析时假设人性是自私的，日本著名实业家稻盛和夫在他的《六项精进》中，也强调了“积善行、思利他”。那么到底在设计股权激励机制时，我们的出发点是依据“性善论”还是“性恶论”呢？

    在这一问题上，中国股权激励第一人、经邦集团董事长薛中行有他独特的理念。他认为人性是同时具有自私性与利他性的矛盾体。在企业管理中，重点在于对人的引导，通过好的机制设计，引导人将自私与利他结合。好的股权激励机制能使“坏人”变成“好人”，坏的股权激励机制能使“好人”变成“坏人”，人性本矛盾。

    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72岁的美国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教授用他的学术研究验证了这一点。他认为自利原则也不是完全有效的，人们会通过合作来达到共赢，甚至会无私地牺牲掉自己的利益来进行慈善捐赠。因此，人既不完全自利，也不完全自私，只是个非完全理性的个体。

    经邦集团17年丰富的案例积累告诉我们，成功的股权激励各有各的特点，但不成功的股权激励往往存在共同点——员工未出资。员工出资是股权激励成功的必要条件，它是股权激励方案设计的关键环节。所以如何避免股权激励方案的失败，增加成功的机率？薛中行强调在于股权激励机制设计环节的重点——员工是否出资。

    薛中行认为人是一个兼具自利性与利他性的矛盾体，对自身选择也是存在矛盾的。如何增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可度、忠诚度？是股权激励设计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好的股权激励方案中，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员工出资环节。

    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的理论更是与薛中行的理念不谋而合。他的心理账户理论，也能完美的解释这一现象。他认为“初始状态”对于人们行为的选择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相同情况下，人们对自己已经持有的资源更加看好，不会轻易放弃。就像股民炒股，即使股价下跌，也不会轻易抛售手中已有的股票。所以员工出资认购企业股权之后，便不会轻易离开企业，会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心理账户理论从专业学术角度揭示了出资环节对股权激励成功如此重要的原因。

    股权激励机制成功的关键，要让员工掏出“真金白银”！

（选自《股改的真谛》，有删改）

中国人的吉祥文化

    在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长河中，吉祥文化是一条重要的支流。它凝结着中国人的伦理情感、生命意识、审美趣味与宗教情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的核心在于帮助人们更好地生活，凡是人们认为好的东西，都会表现在吉祥文化之中，构成吉祥文化永恒的主题。

    一进腊月，中国各地春节市场上民间的剪纸生意就异常地红火起来。在铺天盖地的剪纸作品中，吉祥和祝福图案的最多，四个柿子寓意“事事如意”，花瓶里插枝牡丹意味“平安富贵”，莲花上的两条鱼是祝福“年年有余”。除了剪纸，还有窗花、年画、红春联、红灯笼、红鞭炮等，到处一片红火，把年烘托得热热闹闹。

    有人粗略地统计过，我国有201个吉祥用字、吉祥符号，图案有几百种，还不包含那些从一种符号中衍生出来的。吉祥，按照字面的解释，就是“吉利”与“祥和”。所谓“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征”。《说文》中说，“吉，善也”；“祥，福也”。吉祥就是好兆头，就是凡事顺心、如意、美满。

    中国最早的吉祥物典型代表是“四灵”。“麟、凤、龟、龙，谓之四灵。”这四者千百年来成为中国人生活中恒定认同的吉祥物。麟指麒麟，称为仁兽。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凤指凤凰，为百鸟之王。麟、凤、龙，都是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复合构思所创造的虚拟动物。如龙，《尔雅·翼》中讲其“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颈似蛇，腹似蚕，麟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而象征尊贵、安闲、长寿的龟也是备受人们推崇的灵异之物。

    被人们赋予吉祥意义的动物还有很多。如羊，儒雅温和，温柔多情，自古便深受人们喜爱。甲骨文中的“美”字，即呈头顶大角之羊形，是美好的象征。猴是自然界中最接近人类的动物，人类对猴子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还因为猴与“侯”同音，猴便成了象征升迁的吉祥物。以动物表示吉祥，可单体也可复合。如龟称“万年”，鹤称“千代”，龟鹤合一就构成了一幅龟鹤齐龄，象征延寿吉祥的图案。

    被人们赋予吉祥意义的植物，有花草，有树木，有果实。如“岁寒三友”“天地长春”。前者大都用梅、竹、松来表示，后者则多数用天竹、南瓜、长春花来寓意。还有槐象征长寿，石榴象征多子多福，橘象征大吉，佛手象征幸福，芙蓉象征荣华富贵等等。

    吉祥文化早已深入到中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老百姓的春种夏收、娶妻生子、祝寿延年、开市营业、科考应试、提拔晋职、乔迁新居等与人生有关的大事都包含有吉祥文化。近年，它还广泛地存在于国家层面的活动、仪式上。中国社会这种浓厚的吉祥观，可谓是鲜明的中国文明的一大特色。毫无疑问，吉祥意识、吉祥文化已深深地植入中国人的生活中，以至于有凡物皆可为吉祥的特点。这么说当然有点绝对，但是中国的吉祥物、吉祥符号之多，大概没有其他国家可比的。

乡愁记忆：小城镇特色发展的引擎

陆邵明

    乡愁记忆既能对游子产生一种无声无形的磁力，也能够让栖居者与返乡人找到精神的原点与起点。相比大城市，小城镇拥有尺度紧凑、生活节奏慢及地方特色鲜明的优势。然而，随着城镇化、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及小城镇产业、空间、社会结构的变迁，歌曲“小城故事”中的乡愁记忆及其载体也面临着巨大挑战。

    乡愁不能仅仅成为封存在记忆里的“一幅画”，更不能沦为春节返乡的一种乡痛。那么，“如何让乡愁记忆成为小城镇特色发展的引擎”？不妨借用赫伯特·西蒙的观点，通过适宜的策略维持活化独特资源与现有环境：尽量保存稀有的乡愁资源，合理开发与利用乡愁资源并在允许范围内寻求创新发展。具体来说，要从以下两方面着力。

    一是坚持守住底线，保护保育好文化资源。充分挖掘小城镇的物质文化基因，保护好独有的地理禀赋、自然风景与文化资源，保留好特色老街、具有特色风貌的道路，构建好小城镇的记忆坐标系，让游子回家有熟悉的方向感与曾经拥有的年代感。保护好有代表性的住宅、不同时代典型的建筑物（学校、茶馆等）、有故事的活动场所（集市、庙会等），保育好一系列主题鲜明的记忆坐标点，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有归属感与自豪感。政府各职能部门及相关政策法规是守住底线的中坚力量，主要是通过技术导则来管控。

    二是打造创新引擎，开发利用好文化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乡愁资源，要做好科学规划与引导。在宏观层面的总体布局中，应正确协调好新区与老区、工业区与居住区的关系，对乡愁特色资源有干扰影响的建筑、产业或项目，应明确处理措施。

    此外，以“乡愁”为着眼点引导小城镇特色发展，需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循序渐进。基于乡愁记忆的城镇保护与发展是一个渐进过程，不要盲目求快、求大、求高，而要远近结合、量力而行。在模式机制上可以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在推动小城镇特色发展方面，政府、市场、民间力量要分工协作、形成合力。政府不能大包大揽，要守住乡愁文化底线；市场不能为所欲为，要遵守规矩、担起责任；民间力量不能盲目跟风，需要引导与培育。只有在尊重地方文化特色、定居者的生活习惯的前提下，重新组合既有资源、要素，综合考虑产业发展、就业岗位、住房保障等因素，摸清乡愁记忆的来龙去脉，充分发挥体制内外的合力，才能让小城镇保持特色、健康发展。

    总之，对于小城镇特色发展来说，乡愁是一面镜子，一方面审视“旧”故乡过去的发展历程，另一方面照亮“新”故乡未来的发展方向。对于政府来讲，职责是守住底线，科学引导乡愁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对于众多游子而言，将乡愁记忆化为建设故乡的行动才是祛除乡痛的最好良药。

    《诗经》和《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在先秦时期即逐渐沉淀成为具有文化与文学双重特质的经典。到汉代以后，《诗》与《骚》成为文人士子的必读之书。在安身立命和文章写作等多方面，历代文人对《诗》《骚》进行了独特的解读和接受，由此形成一个动态的、开放的意义阐释系统——“诗骚传统”。从这一角度来说，《诗》《骚》的源头性和经典化，是其成为“传统”和典范的内在原因。

    《诗》《骚》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但又构成互补关系的文化类型。《诗》是周代礼乐文化的产物，《周颂》和《大雅》，均是礼乐制度的表征形式。而《小雅》中的大部分及《国风》之全部则是因对现实的关注与讽谏的功能而进入《诗》文本。《骚》为南楚文化所孕育，完全呈现了个体生命的体验，充满了对现实的质疑和探索，充满了悲剧性与崇高感。综合来看，《诗》是对维系群体利益的“礼”“义”等伦常的形象再现，而《骚》则是对支撑个体存在的理想、信念、情感的浪漫表述。正是基于以上原因，二者比肩互补，具备了源头的气质和个性。

    “诗骚传统”形成中的最重要的原因是《诗》《骚》的经典化。事实上，《诗》的经典化从《诗》文本的结集过程中就开始了。《诗》文本的编成经历了数次和较长的时间跨度，体现了不同时期的文化精神与诗学思想。《诗》文本的结集过程本身就是其多重性意义结构生成的过程，也就是《诗》经典化的过程。

    春秋时期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使《诗》成为士大夫君子最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在时人观念中，《诗》与《书》、《礼》、《乐》一样，是德义所在，是治国修身的根本。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外交场合的赋《诗》言志、歌《诗》观志、引《诗》足志活动，使《诗》进一步具备了礼仪的、政治的、哲学的、伦理的、预言的等多重阐释可能性。

    《诗》文本变得空前的重要，成为春秋世族文化身份和君子“风雅”的代名词。加之孔子以《诗》为教，以《诗》兴、观、群、怨，《诗》的文化意义趋于最大化，成为征引、取资的文化资源。这标志着《诗》已被经典化了，正式成为一种代表着社会公共文化理念的经典。

    与《诗》不同，《骚》的经典化完全是因为屈原自身的独特遭际、《离骚》所创造的“发愤抒情”以升华人生苦难和命运悲剧的方式。屈原第一次把诗歌创作与人生遭际导致的悲剧命运升华结合在一起，将诗歌创作作为人生实践的一个重要方式，并在诗歌中用形象的语言探讨了人格、理想，以及个体命运与群体利益的关系等重大人生问题。因此，在屈原之后，《诗》《骚》就成为一种浪漫雄奇的文学传统，也成为一种追求理想、超越悲剧的生存哲学的传统。

（摘编自韩高年《论“诗骚传统”》）

材料一：

如今，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手机客户端新媒体的崛起给年轻一代的阅读和交流提供了更多可能，但由此而带来的“碎片化”阅读趋势也越来越引起大众的关注。身处其中的青年人应如何对待这样的阅读方式？

其实，“碎片化”阅读作为一种快速阅读方式，也并非全无是处。有人认为，“碎片化”阅读可以使大量的信息和知识以概念和模块的形式直接呈现出来，比如“知乎”等问答网站的兴起，让知识的获取更加方便，大家可以迅速找到对自己的工作生活有现实指导性的建议，这种获取信息的方式也不见得是坏事。

但另一个共识是，对于想要通过阅读提高思维能力，获取某个领域专业知识的人来说，“碎片化”阅读显然是不够的。入职某金融公司不久的小楠就在努力抵抗“碎片化”阅读对自己传统阅读方式的冲击。“微信上的内容太多太杂，但是时间太少了。如果有大段的时间，比如周末或者晚饭后，我还是愿意坐下来，有系统地阅读，并做好读书笔记。”他说。“碎片化”阅读与传统的阅读方式孰优孰劣？无法一概而论。其实一次阅读是否深入有效，关键在于阅读者对阅读内容的选择，而非阅读方式的选择。手捧畅销的成功学书籍，和认真阅读一些有含金量的微信推送文章，两者高下，不言而喻。

（摘编自《如何做一个靠谱的阅读者》）

材料二：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移动阅读成为常态，上下班通勤、等人排队、出差途中，这些碎片化时间都可以成为阅读时间。一篇篇微信、一条条微博、一段段抖音小视频、一个个喜马拉雅音频，内容涵盖时政新闻、明星八卦、育儿心得、心灵鸡汤甚至广告软文……我们从早到晚看微信、刷微博，每天花费大量时间阅读，仿佛天下事十之八九尽在胸中。可这种泛化阅读并没有带来个人真正的成长，这是很多人共同的感觉。

这一方面与互联网的内容呈现特点有关，跳跃式的非线性阅读，使得人们的思维不断被分散，注意力很难集中于某一个主题，结果阅读变成浏览，知识的获取变成了简单的资讯检索。另一方面，在眼球经济时代，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不少内容生产者热衷于用耸人听闻的标题或所谓爆款文章来吸引人们的关注，这些内容适合浅阅读，迎合了大众求新求异的心理需求，可阅读者的思辨能力却在逐渐退化。

因此，在这个“形散”已经不可避免的时代，要想保证“神不散”，读者在阅读活动过程中就要有明确的目的性。阅读的时间可以碎片化，但阅读的内容不能碎片化，即要形成知识系统。因为没有目的的阅读，就如同没有购买需求的主妇进了熙熙攘攘的大集市，茫然不知所措。在碎片化时代进行阅读，一定要珍惜自己的时间，集中注意力，并且要具备一定的判断力，有针对性地选择阅读内容，这样我们才不会成为被动的信息接收器，才能在信息泛滥的互联网环境中，最大化地利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达到阅读的目的。

日本龙谷大学经济学部客座教授原尻淳一曾根据谷歌公司7：2：1的投资基准比，从阅读时间分配上对读者的知识结构的建构进行了规划：70%的时间阅读专业领域，20%的时间阅读专业领域周边，10%的时间看未知的领域。从“知道分子”到“知识分子”，从泛化阅读到主题化阅读，其实就是在明确了个人知识体系之后，根据体系内各方面的重要程度优化时间和精力分配，采取苦读、略读、浏览等不同的阅读方式，优化自身知识结构的结果。

此外，为了应对跳跃性的思维过程和欲罢不能的鸡汤消费，读者可能还需要在阅读形式上进行某些妥协，譬如每周抽取一定的时间脱离数字化环境，迫使自己在纸质的印刷文字上深耕。其实，许多图书馆、文化馆、独立书店已经推出了不少读书日、读书月活动，号召人们将深度阅读作为放松身心的方式。

（摘编自《信息过量时代，如何克服阅读焦虑》）

材料三：

阅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能影响思维方式。以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媒介为主导的阅读方式，有可能趋向思维的碎片化、平面化、同质化，而在印刷时代形成的那种比较个性化的感知能力可能在降低。

信息时代的阅读很方便，有以往阅读方式所不具备的巨大潜能，当然要充分利用。现今，进行科学研究已经离不开网络资源。对于数字化新的阅读形态，只能主动跟进，而不能消极抵制。但要注意，新的阅读形态可能有利有弊，不能完全取代传统的阅读方式。纸质阅读和数字化阅读可以并存，既读书，也读“网”。一般而言，读“网”比较适合“浅阅读”，了解新闻信息，也是上网比较方便。但读纸质书更适合“深阅读”。要想读经典，最好还是读纸质书。因为上网阅读往往会受到其他推送信息的干扰，使这种本来“深阅读”的思维与感受变为“浅阅读”。

传统的纸质书阅读本身就是一个审美过程，装帧、开本、版式、纸张，都可能含有独特的美学意蕴，令人玩味不尽。每本书的流传过程，它的来路，都可能带有文化记忆。“坐拥书城”“有书卷气”是说一种令人羡慕的气质，这些在网络和电子设备上是得不到的。读书终究是一种生命体验，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无论现代信息科技如何发达，不能也不应当完全取代传统的阅读。在信息时代，既要适应和利用网络阅读，又要警惕和尽可能减少网络阅读带来的弊害。

（摘编自《信息时代的读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