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精品与市场

    古往今来，每个艺术家都渴望自己的作品成为精品，具有不朽的魅力。“文章千古事”正是这种观念的表达。而在大众传媒时代和市场竞争中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认定精品呢？这是个值得追问的问题。

    艺术作品只有受到受众的喜爱，具有接受上的优势和强劲的市场号召力，才能成为精品，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然而把精品与市场反应完全对应起来，肯定是有问题的。市场有“一时”和“长久”之区别。我认为，精品是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要有穿越时空而愈增其审美价值从而也具有了市场价值的潜质。

    既然是文艺精品，就不能只是拥有当下的市场，而一定是也要拥有未来的市场。只有当下的市场而没有未来的市场，是不可能成为文艺精品的。到今天成为脍炙人口的文艺精品的，如《红楼梦》、《哈姆雷特》等，都拥有当时的市场，且拥有此后许多年代的市场。精品必定是具有能穿越时空并不断增值的艺术魅力的。

    什么样的作品可以具有穿越时空而又不断增值的艺术魅力呢？我看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文艺精品无论何种艺术门类或艺术体裁，通过一定的符号载体来表现人们的真善美的普世价值观则是共同的。真善美作为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人们的价值追求是共同的。诗词、小说、戏曲、绘画、音乐、雕塑以至于电影电视中的精品，能够真正受到最广泛的喜爱的，无不具有真善美的普世价值。如屈原《离骚》、绘画《最后的晚餐》、音乐《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不胜枚举。

    文艺精品，无论是叙事的还是抒情的，也无论是文学的还是其他门类的，都要显现出与人们的情感密切相关的人物性格或人格魅力。对于作品情节的投入，首先是基于对人物性格的认同。叙事性文艺精品中主要人物都是能够引起人们的深切同情的，并且有着丰富的内涵的，如《红与黑》中的于连就是如此。现在的电视剧更为突出。因为主要人物的性格丰富而与人们情感密切相关，才能引起我们的充分关注，也才能使人们关注情节的发展；如果只有故事，没有丰富的、与人们的情感密切相关的人物性格，人们很少甚至不会对它的情节发展有什么兴趣，这也是某些叙事类作品不能成为精品的重要原因。非叙事性的作品，没有人物和情节，但却是应该体现出作者的境界和人格魅力的，如王羲之《兰亭集序》、绘画《江山如此多娇》等。

    文艺精品还应具有独特个性的艺术语言表达形式。不同的艺术门类有不同的艺术语言，即便是同一门类的艺术家，只要他是成熟的、有成就的艺术家，也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个性化艺术语言。同是诗人，郭小川和贺敬之的艺术语言不尽相同；同是画家，吴冠中和林风眠的艺术语言是不同的；同样是电视剧导演，李少红和高希希的艺术语言也颇有不同。人云亦云的模式化作品，不可能成为精品。具有艺术个性的作品，都有真正的艺术生命，也才能有市场，既有当下的市场，也有未来的市场。当代小说中，周梅森《国殇》、路遥《人生》等，可称为精品，都是以其个性化的艺术语言表达形式为其重要标志的。

    在对当前文艺创作的分析中，注重文艺精品的市场化因素无可厚非。而依我的浅见，精品与人民的息息相关，也许和依凭于市场还不完全是一回事，或者说并不是志在市场才能出现精品，而是真正的精品拥有市场。

慎终追远  清明永驻

    清明节大约起源于周代，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最初，清明只是一个提醒农民进行春耕春种的节气。《淮南子·天文训》记：“春分后十五日，北斗星柄指向乙位，则清明风至。”《岁时百问》云：“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清明时节，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升高，雨量增多，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点豆”“清明谷雨紧相连，浸种春耕莫迟延”等农谚。这种标志物候变化、敦促春耕的节气，是怎样变成以祭奠祖先为中心的综合节日的呢?

    首先，这与清明前两天的寒食节有关。相传，寒食节起源于春秋时期的晋文公、介子推一段动人的故事。但当代学者普遍认为，寒食节与古人对于自然的认识相关。他们认为世界万物都和我们人一样是有生命的，也有生老病死，需要新陈代谢。火燃久了要熄掉，重取新火。寒食之后重生新火就是一种辞旧迎新的过渡仪式。熄灭旧火与重生新火所透露的是季节交替的信息，意味着新的一年春耕生产的开始。寒食节在清明前两日，寒食禁火冷食祭墓，清明取新火踏青出游。唐代之前，寒食与清明是两个前后相继但主题不同的节日，一为怀旧悼亡。一为求新护生；一阴一阳，一息一生。二者有着内在的文化关联。

    清明节也融合了上巳节的一些习俗。上巳节俗称三月三，它形成于春秋末期。时至唐代，上巳节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节日，人们常在此日到水边嬉戏，去郊游踏青。后来，上巳节的踏青饮宴的特点被整合到了清明节的习俗之中。清明节发展最盛的时期是宋代。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载：“寒食第三日，即清明节矣，凡新坟皆用此日拜扫，都城人出郊，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可见，宋人借祭祖扫墓的机会充分享受踏青之乐，寓嬉乐于哀痛之中。张择端绘制的风俗画长卷《清明上河图》更是形象地呈现出宋代清明节的盛况。到了元代，不仅上巳节退出了节日传统，寒食节也已基本消亡。春节之后的大好春季只剩下了清明节。

    清明节祭祖扫墓、追念先人功德的活动，与中国深层的祖先崇拜、孝文化传统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而这种文化传统正是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得以和谐稳定发展的支柱，也是清明节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民间根基。随着民族精神的复兴，对祖宗的家族性私祭发展到对中华民族共同祖先黄帝、炎帝的群体性公祭，以延续中华民族血脉相连、薪火相传的精神，这些都抒发了人们慎终追远、明德归厚的道德情怀。

    中华传统节日是民族生活的仪式，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传承中华美德的重要载体。现在我们过清明节，就是一次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感悟和认同的过程，就是要通过扫墓祭祀等形式唤起后人对祖先的追思与敬慕，全面体现对祖先的感恩、对血脉责任的认同，确保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共同记忆，得以代代相传、万载永续。

(节选自李荣启《感悟清明节的文化内涵》，有删改)

    小词在初起时本来是歌筵酒席之间的艳歌。因为它篇幅短小，而且人们对它轻视，所以称它作小词。但是这种艳歌小词却很妙，它有一种特殊的美感特质，跟诗是不一样的。诗是言志的，是它本身的情意内容就有一份感动你的地方。比如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曾云：“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当然是非常令人感动的作品；可是，它们使读者感动的原因，是杜甫本身博大深厚的感发力量所致。小词则不然。在我看来致使小词意蕴丰富起来的原因，一种是“双重性别”的作用。比如《花间集》中的作者都是男性，而他们所写的那些形象、情思和语言却都是女性的，这种“双重性别”的现象，就容易引发读者丰富的言外联想。如果换作一个女性作者写她的对镜梳妆，那就是非常现实的动作行为。而当一个男性作者用女性口吻来叙写女性对镜梳妆的时候，就容易促使读者想到这里边有象喻的意思。像温庭筠的“懒起画蛾眉”、“照花前后镜”等词句，都使读者透过词表面的女性形象，联想到一个男性的如张惠言所说的“感士不遇”一类的感情。

    致使小词意蕴丰富起来的另一种原因，是“双重语境”的作用。比如南唐作者李璟《摊破浣溪沙》“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数句，王国维认为“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从表面看，李璟这首词与温庭筠《菩萨蛮》一样，也是写一个弃妇的形象。实则不同。温庭筠词引起读者联想，是由“双重性别”引起的。因为温庭筠是个士人，所以他使读者想到一个士人的“感士不遇”。可是李璟作为南唐的君主，他无所谓“遇”与“不遇”，所以他的思妇形象没有“感土不遇”的意思。可王国维为什么从他的“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看到了“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悲哀和感慨？就是由于“双重语境”的缘故。因为李璟时代的南唐，偏安一隅，在他所处的这个小环境的相关语境之中是可以安定享乐、苟全一时的；可是在整个晚唐五代这个大环境的相关语境之中，北方的北周对于南方侵略吞并的阴影一天比一天严重，所以他的潜意识中又有一种忧危念乱的恐惧。正是这种大环境与小环境的强烈反差，才使得王国维从他的“菡萏香销翠叶残”数句想到“众芳芜秽，美人迟暮”，那是对于国家危亡，国运难以久长的一种深隐的忧虑。所以我们说小词从一开始就隐藏了多种可能性。

    一般而言，小词总是写伤春、怨别的感情。古今诗人感慨时代的时候常常用伤春来喻托，所以五代那些相思怨别、感时伤春的小词就充满了多种诠释的可能性。不过这对当时的作者本人而言，只是无意识地潜意识地有所流露，和屈原、曹植有心之喻托有本质的不同。正因为小词的作者，在他们的显意识之中写的真的就是伤春和怨别，所以才使得小词那种微妙的作用得以形成，能够引起读者丰富的联想。

    小词并没有停止在《花间集》五代的创作里。南唐中主李璟所写的“菡萏香销翠叶残”，还是指一个思妇。可是到了后主，其《相见欢》一词中“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和“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数句，何尝不是伤春？又何尝不是落花？可是，他最后却写出来：“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却从伤春写到了他自己的人生，所以他所写的不再是思妇的伤春，而是自我的伤春。这是小词一个默默的演进，它不再是为歌女而作，而是作者用歌辞的形式进行自我抒写。自此，词已经由歌辞之间变为诗人自我抒情和言志的诗篇了。这是词的第一步演变。那么，这种诗化的拓展从何而来？是从他的国破家亡而来。中国词的拓展，与世变，与时代的演进，与朝代的盛衰兴亡，结合了密切的关系。

（节选自叶嘉莹的《当爱情变成了历史——晚清的史词》）

    就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之人生而论，大体说来，似乎人常从自然走向文化，从孤独走向大群，从安定走向活动。自然、孤独与安定，如木之根，水之源。文化、大群与活动，如木之枝，水之流。若文化远离了自然，则此文化必渐趋枯萎。若大群泯失了孤独，此大群必渐成空洞。若活动损害了安定，此活动也必渐感怠倦，而终于不可久。

    乡村是代表着自然、孤独与安定的，而城市则是代表着文化、大群与活动。乡村中人无不羡慕城市，乡村也无不逐渐地要城市化。人生无不想摆脱自然，创建文化，无不想把自己的孤独投进大群，无不想在安定中寻求活动。但这里有一限度，正如树木无不想从根向上长，水无不想从源向前流。但若拔了根，倾了源，则枝亦萎了，流亦竭了。人的心力体力，一切智慧情感，意志气魄，无不从自然中汲取，在孤独而安定中成长。人类挟着这些心力体力智慧情感意志气魄，才能创建出都市，在大群中活动，来创造出文化，而不断上进，不断向前。

    一个乡里人走向城市，他带着一身的心力体力，怀抱着满腔的热忱与血气，运用他的智慧情感意志气魄来奋斗，来创造。他能忍耐，能应付。他的生活是紧张的，进取的，同时也消散了精力。一个城里人走向乡村，他只觉得轻松解放，要休息，要遗忘。他的生活是退婴的，逃避的。他暂时感到在那里可以不再需要智慧，不再需要情感，不再需要意志与气魄。他也不再要紧张、奋斗与忍耐。然而他却是来养息精力的。在他那孤独与安定中，重与大自然亲接，他将渐渐恢复他的心力体力，好回头再入城市。

    人类断断不能没有文化，没有都市，没有大群集合的种种活动。但人类更不能没有的，却不是这些，而是自然、乡村、孤独与安定。人类最理想的生命，是从大自然中创造文化，从乡村里建设都市，从孤独中集成大群，从安定中寻出活动。若在已成熟的文化，已繁华的都市，已热闹的大群，已定形的活动中讨生活，那只是挣扎。觅享用，那只是堕退。问前途，也恐只有毁灭。想补救，只有重返自然，再回到乡村，在孤独的安定中另求生机，重谋出路。

    因此人类文化之最大危机，莫过于城市僵化，与群体活动之僵化。人类从自然中产出文化来，本来就具有和自然反抗决斗的姿态。然而文化终必亲依自然，回向自然。否则文化若与自然隔绝太甚，终必受自然之膺惩，为自然所毁灭。乡里人终需走进都市，城市人终需回归乡村。科学落后的民族，如何习得科学，建设新都市，投入大群体而活动？城市人如何调整科学发展过度的种种毛病，使僵化了的城市，僵化了的群体生活，依然回过头来重亲自然，还使人享受些孤独与安定的情味？这是现代人所面遇的两大问题。而其解决困难的方法与途径各不同。这里需要各自的智慧，各自的聪明，谁也不该学步谁，谁也不须欣羡谁。

（摘编自钱穆《乡村与城市》）

宋词的文化品格

    从文化角度考察，宋词的荣耀得力于其市井文化与士林文化相互影响的双重品格。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词的别名入手加以探讨。词又称“诗余”或“长短句”，前者是循其文体嬗变脉络而言，后者是就其形式立名。至于“曲子词”、“曲子”的别名，则强调其音乐属性。从隋唐至宋，这一属性是造就词的双重文化品格的基础。西域音乐在隋唐时代传入中土，并与汉族的传统音乐融合产生出与雅乐对立的燕乐，燕乐即俗乐，词在初期就是与之相配的歌词。其市井文化的品格不言而喻。明俞彦《爱园词话》云：“诗亡，然后词作，故日余也，非诗亡，所以歌咏诗者亡。”此论也从音乐入手探讨词的产生。反言之，词之所以能够继诗之后获得演唱者或者吟咏者的青睐，又与其表现形式的灵活多样密不可分。词打破了古近体诗较为齐整的句式，参之以变化错落，因而更适于倚声弦歌与抒情迭意。

    作为配乐的歌词，词作者必须按照乐谱的音律、节拍进行创作，才能用于演唱实践，于是“倚声”、“填词”等相关术语就应运而生了。词的句法参差错落，又有多种词牌可供创作时选择，因而在传达人们复杂隐秘的内心世界时，它就有了诗所无可比拟的灵活性。古人作文吟诗，往往正襟危坐，以体现“诗言志”的尊严，却独于倚声填词较少顾忌。这就是“诗庄词媚”或“词为艳科”说之由来。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上，或许词不如诗；但若表现复杂的感情世界，词又有胜于诗的优越性。王国维曾就此论道：“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他概括出诗与词的不同文体特征，的确很有见地。

    词的文体特征与其音乐属性密切相关，而其接受方式也有了双重选择的可能。当其婉转于歌伎之口以娱悦听众时，听众成分的复杂化要求词的写作须向俚俗靠拢。除字句易于听懂外，情趣的共鸣也是不可或缺的。此外，耳听与目治的接受方式的不同，也要求词的写作不宜晦涩艰深，而要有一定的口语化基础。所有这些要求都无疑会令词的市井文化品格得到加强。否则，词将失去赖以发展的土壤，而成为纯粹供文人欣赏的案头文学。柳永“假使重相见．还得似旧时”，李清照的“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前者写恋人细语温柔，缠绵悱恻，后者感人生苍凉，寓愁于乐。词句浅显易懂，毫无费解之处，便于听唱；．如果用诗的形式表现，就很难传达出个中细腻微妙的情愫。当然，词也并非只局限于风月情怀或身世之愁的抒发。在言志咏史与挥洒壮志的有关题材中，也有区别于诗的潇洒风度，苏轼的“大江东去”的放歌，辛弃疾的“千古江山”的抒怀，皆可佐证。

    平民社会的另一个特点，是更多的人力资源被激活，社会变得更平等、更合理也更有效率，因此迸发出来的活力是以前的时代不可比拟的。科举变成了选拔人才的独木桥，这一政策使宋朝人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重视读书。宋朝儿童启蒙读的《神童诗》，一开头就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因此，宋朝的识字率、教育普及率大为提高。

    深厚的文化基础、安定的环境、优厚的待遇，使宋代成为一个文化异常发达的文质彬彬的朝代。明代著名文学家宋濂说：“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唐宋八大家，宋居其六。《全宋诗》的作者近万人，是《全唐诗》的四倍。宋词更是宋代文学最辉煌的代表，苏轼、辛弃疾、姜夔等词人成为后世不可能超越的顶峰。宋代的哲学、绘画、雕塑、瓷器等，在文化上也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峰。

    宋代文化与以前历代最大的不同，是雅文化从俗文化中汲取了大量营养，中国文化头一次出现大众化和世俗化倾向。随着科举的普及和文化的繁荣，上层文化扩展到全社会，宋代平民百姓比其他朝代的人更为彬彬有礼，连市井小贩说起话来，都带着几丝文绉绉。与此同时，随着底层成员通过科举不断涌入上层社会，富于生活气息的底层文化与高雅的上层文化也开始大面积交融。在宋代以前，中国文学一直用典雅的文言文进行创作，宋代则开了以口语化的民间语言进行文学创作的先河。小说、评书、戏剧等俗文化在宋代蓬勃发展。宋代雅文化从俗文化中获得大量灵感。比如苏东坡就非常善于运用街谈市语：“如街谈巷说，鄙俚之言，一经坡手，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自有妙处。”市井文化的活泼自然激活了一定程度上已经僵化的雅文化，使宋代的上层文化富有生活性、感染力。宋代书法从以前庄严刻板的碑书变为更自然洒脱的帖书，士大夫绘画首次出现了百姓的货摊、城中的店铺、市民的生活，比如李嵩的《货郎担图》、王居正的《纺车图》以及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宋词更是将士大夫语言和民间语言融合起来，柳永等人的词受到上下层社会的共同欢迎，以至“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如果有人问我中国哪个朝代最适合穿越回去生活，我的答案是宋朝，因为大宋的市井文化悄然崛起，可以提供更适合普通人的文化娱乐。在瓦市勾栏中听评书，看杂技，在州桥夜市煎茶斗浆，在相国寺内品果搏鱼……以今天中国人的文化水平欣赏汉唐大赋之类的贵族文化无疑有些吃力，但如果穿越回宋代就可以找到种种平民化的文化享受。

    许多学者都说，宋朝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比唐代还伟大。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李约瑟博士说，宋代是中国“自然科学的黄金时代”。确实，从许多数字指标看，在唐代臂膀上建立起来的宋代，许多方面超越了唐代。唐代中国人口最多时才五千多万，而宋朝人口超过一亿。“四大发明”中有三项——活字印刷、指南针和火药出现在宋朝。有学者认为宋仁宗时期，宋王朝的GDP占当时全世界GDP的65%。综合各个角度，宋朝在历代王朝中确实是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繁荣鼎盛朝代。

（节选自张宏杰《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