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

王奎山

    1982年我读大四。那年的春节，我领着徐美红一起回乡下过年。徐美红的爸爸当时是我们省财政厅厅长，一个厅长千金，能看上我这乡下娃，那是因为我有三篇论文上过学报。徐美红的到来，简直在我们那个村子里刮了一场十二级的台风。女人们孩子们都挤到我家的院子里来看稀奇，一时间，院子里热闹成了一锅粥。男人们到底矜持一些，远远地站在那里看、议论。父亲拿着香烟，满面春风地上前挨个儿给大家敬。大家也不客气，会吸的，当场点着吸了起来；不会的，就夹在耳朵上。

    这是刚刚到家那天的事。此后的几天里，家里也是人来人往像赶集一样，没个冷清的时候。母亲高兴地说，咱家几十年都没有这样热闹过了。父亲点点头，说，那是哩，那是哩。

    直到年三十下午了，家里才算清净下来。母亲麻利地剁好饺子馅，妹妹和好面，和父亲三个人包起饺子来。我和徐美红表示要帮忙，被母亲坚决地拒绝了。于是，我躺在厨房一角父亲平时睡觉的地铺上看书。徐美红也找了一本闲书，懒懒地靠在我的身上看。这中间，徐美红上了一趟厕所。黄昏时候，饺子包完了。妹妹说，憋死我了，就往厕所跑。一会儿妹妹就跑回来大惊小怪地喊，猪跑哪里去了？咱家的猪跑哪里去了？父亲母亲都慌了，忙着往厕所里看，厕所里空空如也，哪里还有猪的影子？我们这里，厕所和猪圈是在一起的。

    突然，妹妹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大声说，俺嫂中间上厕所了，肯定是出来的时候忘记拴栅栏门了。这是极有可能的事。一到乡下，徐美红就暗中朝我抱怨，啥都好，就是解手太恐怖了，身边那么个大东西朝你虎视眈眈的，吓死人了。因此她匆忙离开时忘记拴栅栏门，以至于让猪跑了出去，这是极有可能的事。母亲忙给徐美红打圆场，批评妹妹说，你胡说个啥，你嫂出来咋会忘记拴栅栏门！徐美红也是个实心人，也不知道推卸责任，说，我忘记拴没拴栅栏门了。父亲宽厚地笑笑，说，我出去找找看，二百多斤重的大肥猪，还能丢了？说罢，父亲就出去找猪去了。跟着妹妹也说，反正没事，我也出去找找。

    天黑透了，四周传来噼噼叭叭的鞭炮声。别人家都在过大年了，我们家却连灯都没有点，五口人有两口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奔波呢。

    终于，父亲回来了。停了一会儿，妹妹也回来了。父亲把手一挥，朝母亲说，烧火吧，不能因为丢了一头猪，就连年也不过了，该咋过还咋过。父亲还特意朝我和徐美红笑笑，说，丢不了，一头二百多斤重大肥猪，往远处跑，它又跑不动，肯定就在附近，我明天再去找，保准找得到。

    话是这样说，但一家人谁也无法轻松下来。特别是徐美红。因为整个事件极有可能是她的粗心大意造成的，所以更显得心事重重，饺子吃了没几个，就丢下饭碗早早地上床歇息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出去找猪了。然后，妹妹也出去了。母亲说，反正我在家也是闲着，我也出去，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这样，家里就剩下我和徐美红两个人了，我想起母亲的话，“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就征求徐美红的意见，要不我也出去找？徐美红说，谁不让你去了？你去吧，你想去哪儿去哪儿！我有些尴尬地笑笑，走过去拍了拍徐美红的脑袋，也出去找猪去了。在那样一种特定的情况下，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我只能选择一头猪。我希望徐美红能理解这一点。

    一直找到中午，连根猪毛也没有找到。我垂头丧气地往回走。刚进村，就见妹妹远远地迎了上来。一看到妹妹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猪找到了。果然，是父亲在附近的崔庄找到的。原来，头天下午猪跑到人家的包产地里吃麦苗，被人家赶到自家的猪圈里圈了起来。父亲给人家买了两盒烟，才把猪赶回来的。回到家里，父亲母亲脸上都是一脸的欢笑。

    突然，妹妹发现了一个新情况，说，哎，我嫂哩？又问我，哥，我嫂不是跟你一块儿找猪去了吗？母亲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知道出大事了，像个孩子一样“哇”地哭了起来。母亲一哭，本来就是孩子的妹妹也跟着哭了起来。父亲虽然没有哭，眼圈也红红的，对我说，我马上就去国营家借车子，你赶紧到新安店去。

    新安店，是京广线上离我们家最近的一个火车站。

撤标

    技术楼建成，要进行室内装修，按照工程管理规定，得招标。三百万左右的标的，算是个不大不小的工程了。这一块正好归布小朋管，他坚持严格招标，不看关系。师党委会上，他说：“我来得罪人，你们不用怕，都推我身上。”

    前来投标的公司共有十六家，布小朋把标书拿来看，一家名叫文新经贸装饰有限公司的标书吸引了他——吸引他目光的，是其法人代表的名字——康文定。

    布小朋脑袋嗡地响了一下，他揉揉眼睛，确认没有看错。会不会是重名？这世上叫康文定的，不止他一个。但是直觉告诉他，不会是别人，就是这个康文定，这个与他的命运，与姐姐布花一家的命运密切相关的人。

    现在基地能想起康文定这个名字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偶尔听到关于他的消息，有的说他发了大财，有的说他负债累累，家庭婚姻生活似乎更是一团槽。大家一致的看法是：“康司令的这个儿子是好人，就是管不住自己，他这辈子，坏就坏在这上头了。”

    布小朋目光抚摸着标书上康文定的名字，居然产生了一个想法：真希望他打个电话过来。没有康文定，自己不可能入伍，也不可能现在还能留在军队中。如果康文定提出来，照顾一下他的公司，布小朋也许会的，哪怕自己打自己嘴巴，违犯一次规定，他也能豁出去。

    到了快下班的时候，桌上电话响了。布小朋拿起电话，是个十分陌生的声音，对方问：“您是布师长吗？”

    布小朋说：“我是副师长布小朋。”

    时方说：“布师长，您有个老朋友，晚上想请您坐坐，他在布谷鸟酒家等您，从你们师部大院北门往西走，过一个路口就是。”

    对方不等他回答，就把电话放了。

    布小朋一下子猜到，这个所谓的老朋友，就是康文定。看来他真打自己的主意了。他没有犹豫，下了班，换上便装，径直走了过去。刚才打电话的是康文定司机小辉，此刻小辉就坐在酒店门口的一辆奔驰车里，多年前他在康司令家见过布小朋一次。见布小朋过来，小辉从车里出来，打个招呼，就在前面带路。布小朋一把拉住他，说：“我自己进去。”

    到了三号包间门口，布小朋停顿一下，平静一下内心，缓缓推开门。沙发上，一个中年男人蜷缩着，似乎睡着了。此刻，布小朋眼里的康文定，头发白了一半，眼角皱纹深刻，看上去感觉背也有些驼了，留在他印象中的那个身形挺拔、相貌英俊的小伙子，成了眼下这个几乎完全认不出来的老男人，岁月给出的答案就是这样残酷。

    康文定突然醒了，猛地一下站起来，然后又愣在那里。二人都愣着，不知第一句话该说什么。还是布小朋打破沉默，他伸出手，两个人的手握到一起。

    布小明说：“康参谋，你还好吧？”

    “还好。小朋，你都当副师长了……我早想到会有这一天，祝贺你……”

    “谢谢。”

    二人落了座。服务员端上来四个菜，启开一瓶红酒，过来倒酒。康文定抓过酒瓶，给自己倒上，说：“我知道你不喝酒，你就以茶代酒吧。”其实如果康文定给他倒一杯，他是不会拒绝的，不知为什么，今晚他特别想喝一点，以前可是从来没有这样的欲望。喝了两杯酒，康文定放开了一些，忽然问了一句：“你姐……她还好吗？”

    布小朋心中一阵剧痛，愣了好久才说：“……她去世了……都六年多了。”

    咣的一声，康文定手中的杯子倒了，酒洒了出来，他慌忙地扶起杯子。他喘着粗气，抬拳捶了下脑袋，摇头不语，许久才说：“……怎么会呢？怎么会呢？……你姐她是个好人……”

    布小朋此刻心中充满了愤怒，他攥紧了拳头，真想一拳把对面的人打倒在地。但是他不能打，他打不出去，他把拳头张开，又是许久才说：“……我姐说，你也是个好人……”

    康文定冷笑了一声，似乎不同意这个说法，伸手拿起酒瓶，倒满一杯，端起，咕咚一声全灌了下去。

    布小朋耐心等待康文定说出参与投标之事，如果他张嘴求情，他一定满足他。康文定快要喝醉时，终于扯到这上头，他舌头打着弯说：“小朋，今天来找你，一是我特别、特别、特别想见你，二是我想告诉你，我参与你们技术楼的投标了。”

“我知道。”

    “以前我不知道你管这事。我来的目的，是想告诉你，我想——撤标。”

    “……为什么？”

    “你和我爸是一样的人，办事认真，我掺和进来，会让你为难。”

    这话让布小朋一热。愣一下，他说：“我不怕为难。”

    “谢谢。但我还是决定撤。”

    康文定把一瓶酒喝下去，人就醉了。布小朋叫来小辉，两人把康文定抬上车。布小朋望着奔驰车在黑夜里往前驶去，两个尾灯一闪一闪，渐渐不见了，被黑暗吞没。

（选自陶纯《一座营盘》，有删改）

我们的裁缝店

李娟

    在城市里，裁缝和裁缝店越来越少了，但在喀吾图，生活迥然不同。这是游牧地区，人们体格普遍高大宽厚，再加上常年的繁重劳动，很多人身体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变形，只有量身定做的衣服才能穿得平展。

    我们租的店面实在太小了，十来个平方，中间拉块布帘子，前半截做生意，后半截睡觉、做饭。但这样的房间一烧起炉子来便会特别暖和。很多个那样的日子，狂风呼啸，昏天暗地，小碎石子和冰雹砸在玻璃窗上，“啪啪啪啪”响个没完没了……但我们的房子里却温暖和平，锅里炖的风干羊肉溢出的香气一波一波地滚动，墙皮似乎都给香的酥掉了。

    我们还养了金鱼，每当和顾客讨价还价相持不下时，我们就请他们看金鱼，这样的精灵实在是这偏远荒寒地带的最不可思议的尤物——清洁的水和清洁的美艳在清洁的玻璃缸里曼妙地晃动，透明的尾翼和双鳍缓缓晕染在水中，张开、收拢，携着音乐一般……

    这样，等他们回过神来，再谈价钱，口气往往会软下来许多。

    当地男人们很少进屋，最固执的是一些老头儿，偶尔来一次，取了衣服却死活不愿试穿，即使穿了也死活不肯照镜子，你开玩笑地拽着他们往镜子跟前拖，让他亲眼看一看这身衣服多漂亮，可越这样他越害羞，双手死死捂着脸，快要哭出来似的。

    女人们就热闹多了，三三两两，不做衣服也时常过来瞅一瞅，看我们有没有进新的布料，如果有了中意的一块布，未来三个月就一边努力攒钱，一边再三提醒我们，一定要给她留一块够做一条裙子的。

    库尔马家的儿媳妇也来做裙子了，她的婆婆拎只编织袋跟在后面，量完尺寸我们让她先付订金，这个漂亮女人二话不说，从婆婆拎着的袋子里抓出三只鸡来-----“三只鸡嘛，换条裙子，够不够？”

    她订的是我们最新进的晃着金色碎点的布料，这块布料一挂出来，村子里几乎所有的年轻媳妇都跑来做了一条裙子。

    她说：“不要让公公知道啊？公公嘛，小气嘛。给他知道了嘛，要当当（唠叨、责怪）嘛！”

    “婆婆知道就没事了？”

    “婆婆嘛，好得很嘛！”她说着拽过旁边那矮小的老妇人，“叭”地亲一口：“裙子做好了嘛，我们两个嘛，你一天我一天，轮流换着穿嘛！”

    她的婆婆轻轻嘟囔一句什么，露出长辈才有的笑容。

    但是我们要鸡干什么？但是我们还是要了。

    还有的人自己送布来做，衣服做好后却凑不够钱来取，只好挂在我家店里，一有空就来看一看，试穿一下，再叹着气脱下来挂回原处。

    有个小姑娘的一件小花衬衣也在我们这儿挂着，加工费也就八元钱，可她妈妈始终凑不出来，小姑娘每天放学路过我家店，都会进来对着新衣服摸了又摸，不厌其烦地给同伴介绍：“这就是我的！”穿衬衣的季节都快要过去了，可它还在我们店里挂着！最后，我们先受不了了。有一天，这孩子再来看望她的衣服时，我们就取下来让她拿走，小姑娘惊喜得不敢相信。在那儿不知所措地站了好一会儿，才慢吞吞挪出房子，然后转身飞快跑掉。

    裁缝的活不算劳累，就是太麻烦，量体、排料、剪裁、锁边、配零件、烫粘合衬、合缝……做成后，还得开扣眼，钉扣子，缝垫肩、锁裤边。浅色衣服还得洗一洗，缝纫机经常加油，难免会脏一点，而且烙铁也没有电熨斗那么干净，一不小心，黑黑的煤灰就从气孔漾出来，沾得到处都是。

    是呀，从我们当裁缝的第一天起，就发誓一旦有别的出路，死也不会再干这个了。但假如有一天不做裁缝，我们还是得想办法赚钱过日子，过同样辛苦的生活。——可能干什么都一样的吧？

    是这样的，帕孜依拉来做衬衣，我们给她弄得漂漂亮亮的，她穿上以后高兴得在镜子面前转来转去地看。但是我立刻发现袖子那里有一点不平，就殷勤地劝她脱下来，烧好烙铁，“滋-----”地一家伙下去……烫糊一大片……

    怎么办呢？我们商量了半天，把糊的地方裁掉，用同样的布接了一截子，将袖口做大，呈小喇叭的样式敞开，还钉上了漂亮的扣子，最后又给它取了个名字：“马蹄袖”。

    但是后来……几乎全村的年轻女人都把衬衣袖子裁掉一截，跑来要求我们给她们加工“马蹄袖”。

    干裁缝真的很辛苦，但那么多事情，一针一线的，不是说拆就能拆得掉。当我再一次把一股线平稳准确地穿进一个针孔，总会在一刹那想通很多事情。

（有删改）

走眼

王伟锋

    老街两边，一溜儿开有十多家古玩店。“珍宝斋”的门店在老街的最里面。老板姓赵，做这一行已经有20多年了。赵老板内行，眼力好。据说，好东西只要打他眼前一过，没有看走眼的。

    一次，老街有家店收了一件钧瓷，吃不准货色。半条街的人都看过了，但谁也不敢拍板下结论。店主亲自出马，恭恭敬敬地请赵老板赏脸，过去给看一眼。赵老板热心，当即过去，反复把玩了，淡淡地说：“收着。”

    店主心中一喜，禁不住颤声问：“能收？”

    赵老板朗声道：“能收！”后来，那件钧瓷出手，价钱竟然翻了10倍。自此，赵老板声名日隆。

    但是，新近开张的“云芳斋”的李老板却偏不信这个邪。李老板的店原本开在省城，不知怎么一时兴起，在小镇开了一家分店。他初来乍到，想干一件露脸的事，好在老街尽快站稳脚跟。

    这天，“珍宝斋”来了个外乡人。看打扮，像是落难之人。一进店，那人便掏出一个精巧的盒子，说盘缠儿不够了，身上有块玉，想换俩钱花。伙计打开盒子，一看，心里一惊，赶忙一溜小跑，把正在后院竹椅上闭目养神的赵老板请了过来。

    赵老板拿过那盒子，看了一下玉，又盖上盒子，端详良久，问卖家：“想淘换多少钱？”

    卖家说：“少说也得这个数。”说着，伸出五根手指。

    赵老板不语，站起身来，踱了几步，站定，对着卖家伸出了三根手指。

    卖家摇摇头，固执地伸出五根手指，神色凝重地说：

    “这可是家传的宝贝，低于这个数，免谈。”

    “收了。给客人添茶。”赵老板微微皱了皱眉头，不动声色地吩咐道。客人走后，赵老板拿了盒子，低声嘱咐了伙计几句，然后不紧不慢地踱着方步，回后院品茶去了。

    卖家出了古玩街，在镇上拐了几个弯，又勾回头，一闪身进了“云芳斋”的后院。伙计远远地看得仔细，回来向赵老板汇报。赵老板低头深思良久，叹了口气，说：“这个李老板，不怎么地道啊！”

    隔天，李老板和街上的几个店主来到“珍宝斋”，进门便嚷：“听说贵店新近收了件好东西，拿出来，让大家开开眼！”

    赵老板拱手道：“小玩意儿而已，不值一提。”见赵老板不肯拿出玉，李老板暗自得意，忍不住大声嚷嚷：“赵老板，您不让我们开眼，莫非您这一次走了眼，收了个扔货？”

    赵老板干咳一下，默不作声。李老板愈发得意起来：“呵呵，想不到，老街赫赫有名的赵老板，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这可关系到“珍宝斋”的声誉，连伙计都急了，赵老板依旧笑而不答。

    李老板恣意取笑一番之后，领着一群人得意洋洋而去。伙计实在忍不住了，说：“老板，您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啊？莫非咱们真的着了人家的道，收了个赝品？”

    赵老板粲然一笑，说：“玉的确不怎么样，但盒子实实在在是个好东西。上等的古檀香木，名家雕刻的纹饰。你说，究竟是谁走眼了？”伙计明白过来，心里那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他不解地问：“既然如此，你为何不说，羞辱李老板一番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赵老板长叹一声，说：“都在这个圈子里混饭吃，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一个月后，“珍宝斋”做成了一笔买卖，一个雕工精良的古檀香木盒子卖了个好价钱，整条老街都轰动了。

    不久，老街的人发现，“云芳斋”的牌子在夜里悄悄摘掉了，店面转给了一个本地人。

(本文有删改)

脸面

赵新

    腊月初，沟里村的有福大叔到温泉村看望闺女，回来之后就在街面上说了一件大事。他先夸奖那温泉的水有多么热乎，多么光滑，多么清亮，多么绵软，然后话锋一转，说那天晚上自己洗澡的时候，正好遇见了县长吴浩天。吴县长伸手就给他搓背，他也给吴县长背上搓了两下。

    这话当然没人信！有人马上问：“怎么那么巧呢？吴县长肯和你在一个池子里洗澡？”有福就急了，红着一张脸给人家解释：“我的姑爷是那个温泉的负责人，那天晚上十点多了，我姑爷以为不会有领导来洗澡了，就让我进了专门为领导建造的高档小池子里洗澡，谁知刚泡进不久，吴县长就突然来了，他从外地出差回来，正好路过温泉村……”

    人们还是不相信，这时有人站出来说：“我信！有福大叔光明磊落了一辈子，是那种造谣生事的人吗？就是造谣，谁敢造到县长的头上？”

    第二天，村主任就在村里召开了全体村民大会。村主任请有福大叔详细地介绍了吴县长给他搓澡的经过，以及他的感受、他的心情、他的想法。然后村主任说：“乡亲们，这一回我们沟里村出名啦！吴县长搓澡的事情不仅是有福大叔的光荣和骄傲，也是我们全体村民的光荣和骄傲！我们要大力宣传吴县长亲民、爱民的工作作风，努力学习有福大叔实事求是精神，只要我们宣传得有力度，有深度，有强度，有广度，我们沟里村的福气就来了，你们信不信？”

    大会以后，村主任给乡政府做了汇报，乡党委书记、乡长带着礼物来看望了有福老汉，并请他到乡里给乡干部们做了报告。村主任又用车接来了县报社、县电视台、县广播局的七八位记者，请他们面对面地采访有福大叔。于是有福大叔的形象和谈话在多种媒体上报道出来，一时间成了全县的名人！

    腊月二十三，村主任带着有福大叔到了交通局，把一份有关修路的报告摆到了局长面前。局长问：“梁主任，你们村的路不是刚修好吗？怎么又要修？”主任说：“这一次是补不是修。郑局长，你认识站在我身边的这位老汉吗？”郑局长从头到脚把有福老汉打量一番，笑着说：“认识，认识，报纸上见过，电视上见过，这不是吴县长的朋友有福大叔吗？老人家，县长给您搓澡，您好大的福气啊！”

    村主任就用手悄悄地捅捅有福的后背，于是有福说：“郑局长，我们村的路确实需要补一补，可是我们没有钱！”郑局长感叹说：“大叔今天是您来了，要是光凭你们村主任找我，我这儿一分钱也没有……老人家，您要多少钱？”

    村主任又领着有福大叔进了水利局、教育局，又把打井、修整校舍的报告摆到了局长们的面前。村主任又把有福推了出来。有福又说村里实在没钱。局长们又很热情，又说有福大叔是吴县长的朋友，又问有福大叔需要多少钱。

    这天中午，村主任把有福大叔请到县城最大酒店，一边给他斟酒一边给他说：“老人家，谢谢您，您一出面咱们就要了90万。”主任接着说：“过了年，咱们接着要。不过，再请您要，我就给您提成了，一万元给您提成1000元！”主任又说：“乡政府也准备请您给他们要钱呢，他们也给您提成，您真的成了摇钱树啦！”

    有福没喝那场酒。有福说心里不好受，想吐。

    过年之后村里突然没了有福大叔的踪影。村主任着急地问有福的女人，有福的女人说：“你别找他，他出远门打工了，他说他不是摇钱树，他说他给沟里村丢尽了脸面！”

（选自《百花园》，有删减）

天嚣

赵长天

    风，像浪一样，梗着头向钢架房冲撞。钢架房，便发疟疾般地一阵阵战栗、摇晃，像是随时都要散架。

    渴！难忍难挨的渴，使人的思想退化得十分简单、十分原始。欲望，分解成最简单的元素：水!只要有一杯水，哪怕半杯，不，一口也好哇!

    空气失去了气体的性质，像液体，厚重而凝滞。粉尘，被风化成的极细小的砂粒，从昏天黑地的旷野钻入小屋，在人的五脏六腑间自由遨游。它无情地和人体争夺着仅有的一点水分。

    他躺着，喉头有梗阻感，他怀疑粉尘已经在食道结成硬块，会不会引起别的疾病，比如矽肺？但他懒得想下去。疾病的威胁，似乎已退得十分遥远。

    他闭上眼，调整头部姿势，让左耳朵不受任何阻碍，他左耳听力比右耳强。

    风声，丝毫没有减弱的趋势。

    他仍然充满希望地倾听。

    基地首长一定牵挂着这支小试验队，但无能为力，这隔一百公里，运水车不能出动，直升机无法起飞，在狂虐的大自然面前，人暂时还只能居于屈辱的地位。

    他不想再费劲去听了。目前最明智的，也许就是进入半昏迷状态，减少消耗，最大限度地保存体力。

    于是，这间屋子，便沉入无生命状态……

    忽然，处于混沌状态的他，像被雷电击中，浑身一震。一种声音!他转过头，他相信左耳的听觉，没错，滤去风声、沙声、钢架呻吟声、铁皮震颤声，还有一种虽然微弱，却执着，并带节奏的敲击声。

    “有人敲门!”他喊起来。

    遭雷击了，都遭雷击了，一个个全从床上跳起，跌跌撞撞，竟全扑到门口。

    真真切切，有人敲门。谁？当然不可能是运水车，运水车会揿喇叭。微弱的敲门声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不是来救他们的天神，而是需要他们援救的弱者。

    人的生命力，也许是最尖端的科研项目，远比上天的导弹玄秘。如果破门而入的是一队救援大军，屋里这几个人准兴奋得瘫倒在地。而此刻，个个都象喝足了人参汤。

    “桌子上有资料没有？，当心被风卷出去！”

    “门别开得太大!”

    “找根棍子撑住!”

    每个人都找到了合适的位置，摆好了下死力的姿势。

    他朝后看看。“开啦! ”撤掉顶门柱，他慢慢移动门闩。

    门闩吱吱叫着，痛苦地撤离自己的岗位。当门终于脱离了销眼，那门，便呼地弹开来，紧接着，从门外滚进灰扑扑一团什么东西和打得脸生疼的砂砾石块，屋里刹时一片混乱，像回到神话中的史前状态。

    “快，关门！”他喊，却喊不出声，但不用喊，谁都调动了每个细胞的力量。

    门终于关上了，一伙人，都顺门板滑到地上，瘫成一堆稀泥。

    谁也不作声，谁也不想动，直到桌上亮起一盏暗淡的马灯，大家才记起滚进来的那团灰扑扑的东西。

    是个人，马灯就是这人点亮的，穿着战袍，说着谁也听不懂的蒙语，他知道别人听不懂，所以不多说，便动手解皮口袋。

    西瓜！从皮口袋里滚出来，竟是大西瓜！绿生生，油津津，像是刚从藤上摘下，有一只还带着一片叶儿呢！

    戈壁滩有好西瓜，西瓜能一直吃到冬天，还不稀罕，稀罕的是现在，当一口水都成了奢饰品的时候，谁还敢想西瓜！

    蒙古族同胞利索地剖开西瓜，红红的枝叶，顺着刀把滴滴答答淌，馋人极了！

    应该是平生吃过的最甜最美的西瓜，但谁也说不出味来，谁都不知道，那几块西瓜是怎么落进肚子里去的。

    至于送西瓜人是怎么冲破风沙，奇迹般的来到这里，最终也没弄清，因为谁也听不懂蒙语，只好让它成为一个美好的谜，永久地留在记忆里。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