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的压力

[英]克瑞斯·罗斯

    我在大街上走着，步履匆匆，因为我快要迟到了，但是我想不起来是被什么事耽搁了。我注意到我手中拿着一只香蕉，可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拿着这只香蕉，只是隐约觉得这只香蕉对我十分重要，而且肯定与耽误我的事有关。

    然后，在一个拐弯口，我碰到了艾丝尔姨妈。这应该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我已经有20多年没有见过她了。“姨妈，你好。”我对她说，“我们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见面了！” 艾丝尔姨妈见到我后并不惊奇。“小心你手中的香蕉！”她说。我大笑，因为我知道这是一根重要的香蕉，我会小心的。她提出与我同行，这让我很为难，因为我快要迟到了，必须加快步伐，艾丝尔姨妈走得实在太慢了。

    拐了一个弯，一头大象挡在我们面前。大象出现在别的城市大街上也许不算是奇怪的事，可这是曼彻斯特呀！然而，不知为什么，我并没有感到奇怪。我想的是：“糟糕，大象挡住了去路，我真的要迟到了，艾丝尔姨妈和我在一起，我手里还有一只重要的香蕉……”

    我十分着急，然后就醒了。

    “只是一个梦。”我长舒一口气，但还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怎么会梦到大象、香蕉和艾丝尔姨妈呢？收音机还在播放着节目，它每天早晨6点钟自动开启，起到闹钟的作用。我抬头看了一眼表，已经是7点7分了。我必须加快行动，我洗漱时听到一则新闻：一头大象从马戏团逃到大街上，给行人带来了许多麻烦。我恍然大悟，或许我是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听到了这则新闻的，然后就梦到了大象。

    我吃完早饭，准备去上班。我在一家电影公司上班，负责策划、创意、写剧本。我突然想，如果有一部关于大象出现在曼彻斯特大街上的电影，效果肯定会不错。我拿包的时候，发现包旁边有一张纸条，纸条上是我妻子的笔迹：“下班回家时，不要忘了顺路买一些香蕉！”我忽然明白梦中的香蕉为什么是重要的东西，因为我妻子最近在减肥，好几次让我买香蕉回家，而我每次都忘了。我想，我今天肯定会把香蕉买回家的。

    在我刚出门时，手机响了。是我母亲的电话。“有一个坏消息，”母亲说，“你还记得你的艾丝尔姨妈吗？”“记得。”我说，“不过，我已经有20多年没有见过她了。”“是的，她昨天晚上去世的。她两周前就病得卧床不起，我对你说过的。”奇怪的梦终于得到了解释。

    我匆匆赶路，但是发现我越是想走快，却走得越慢。我看了看手表，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手表的指针往逆时针方向旋转。“这很有意思。”我想，“如果手表是逆时针旋转，这说明我上班就不会迟到了……”然后，我又醒了。这太奇怪了。我拧了一下自己的胳膊，很疼，确定这一次不是在梦境里，而是真的醒了。时间是五点半，收音机还没有自动开启呢。我不会迟到。

    我看到了妻子，就问她：“你今天还需要买香蕉吗？”“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她显得很诧异。“我以为你要减肥呢？”“减肥？”她说，“我胖吗？”“哦，不……那么，你听说过大象的事吗？”我问。“大象？”“对，一头大象从马戏团逃出来了。”

    “曼彻斯特没有马戏团，更没有大象。你怎么了？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也许你需要在家里休息一下。”妻子说。“不过，我先要给母亲打一个电话。”我说。“现在才五点半，你为什么要去打搅母亲呢？”妻子不明白我的意思。“嗯，确实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我说。“好了，放松一点，行吗？”妻子说完就出去了。

    我立即给母亲打了电话。“妈妈。”“哦，亲爱的，这么早打电话有什么事呀？”“你还记得艾丝尔姨妈吗？”“当然，不过，我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见过她了……”“她还好吗？”我打断母亲。“我不知道，你怎么突然关心起她了？”“哦，没什么，再见！”

    放下电话，我想，也许妻子说的对，我需要好好休息一天，于是我拨通了老板的电话。“是这样的。”我说，“我今天身体不舒服，可能是这几天策划剧本过于劳累了。”“你病的真不是时候，”老板说，“我们刚刚有了一个很好的创意，我本想今天和你好好谈论的。这是一个动作片，故事情节也非常有意思。我简单说给你听一听：一头大象从马戏团逃到了一个大城市，它吃了一只被恐怖分子注射了具有放射性物质的香蕉后，变得焦虑暴躁……”

    “我的艾丝尔姨妈什么时候在这部片中出现？”

    “姨妈？什么姨妈？”老板很生气。我挂断了电话。希望这一切不过是一个城市人生活压力太大的症状。

（选自《小说中的小说》，译林出版社）

秤

王振东

    “师傅，您就按我说的修，我这生意能不能赚钱全仗您修的秤了！”侯三面对修秤师傅，脸笑成了一朵花，腰弓成了一架桥。

    “我修秤三十多年，还从未修过这样的秤，你这不是为难我吗？”修秤师傅显得很无奈。

    “师傅，您如果按我说的修，我再给您加十个钱。”侯三乞求道。

    “好吧。”修秤师傅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答应了。

    侯三在赊店古镇的万成街上开了个油馍铺，生意不错，但他还嫌赚的钱少，就动起了歪脑筋：如果修一杆一斤短六钱的秤，卖一百斤油馍能多赚四斤油馍钱，自己一天至少卖二百斤油馍，就能赚八斤油馍钱，一个月就是二百四十斤油馍钱，日积月累，这钱也不是个小数目。于是，他就找到了修秤师傅，乞求师傅给他修杆一斤短六钱的秤。

    三天后，侯三喜滋滋地取回新修的秤，瞒着妻子悄悄地试了试，果真一斤短六钱。侯三窃喜，就着猪头肉，抿了二两赊店老酒。

    说来也怪，侯三用了一斤短六钱的秤，非但没有吓跑食客，还引来相邻几条街上的居民来买油馍。侯三见状，生意做得越发卖劲，油馍炸得越来越好。一传十，十传百，侯三的油馍铺名声大噪，吸引了镇上三粉、竹木、骡马等市场上的许多客商来吃油馍。侯三和妻子见食客太多，就扩大了门面，又雇了三个伙计，生意越做越红火。几年下来，侯三手 里攒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

    也许是劳累过度的缘故，侯三的妻子染上了重病，侯三虽四处寻医问药，但所到之处，大夫都说他妻子已病入膏肓，无法救治，让他尽早准备后事。妻子从大夫和丈夫的言谈举止和表情上看，猜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就把侯三叫到床前，缓缓地说：“当家的，我这病恐怕是治不好了，我走后，你要好好经营咱的油馍铺。这几年，你知道咱这生意为啥恁好吗？”

    侯三见妻子病成这样还惦记着生意，十分感动，紧握妻子的手，愧疚就写在了脸上：“老婆，实在对不住，我原来想着你一个妇道人家，头发长，见识短，说了怕你坏事，有件事就一直瞒着你。那年，咱不是修了杆秤吗？我叫修秤师傅给咱修的是一斤短六钱的秤，正是用了这杆秤，咱的生意才越做越红火的。”

    妻子听后，并未感到惊讶，相反倒很平静。她摸摸索索地从枕边摸出一个红布包，递给侯三，“你看看这是啥？”

    侯三倒有点儿惊异，不知道妻子这葫芦里卖的啥药，接过红布包，感觉沉甸甸的，心说莫不是妻子藏的私房钱，这会儿有病快不中了，就拿了出来。侯三急不可待地解开布包，不禁大吃一惊，包里竟是一个新秤锤。

    看到丈夫愣在那儿，妻子提了提气，说道：“有件事我也一直瞒着你，那时给你说，你也听不进去。这秤锤就是你修的那杆一斤短六钱的秤锤，咱使的那杆秤，是我叫修秤师傅给咱修的一斤涨六钱的秤……”

    “咋能这样？”侯三惊叫道。

    妻子一阵咳嗽，等喘匀了气，接着说：“我了解你的心性，所以当年你修了新秤后，我悄悄嘱托修秤师傅又修了一个一斤涨六钱的秤锤，为这我还给他加了二十个钱。你验秤时，用的是一斤短六钱的秤锤，等你不在时，我悄悄地换上了一斤涨六钱的秤锤。这一换，就换到了现在。其实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正是咱家的油馍秤头儿足，人们才愿意上咱家来买油馍，生意才越做越红火的呀！”

    侯三惊得说不出话，好久，才抱着妻子的头，泪珠子碎在了妻子憔悴的脸上。

    妻子过世后，侯三把那个秤锤用新布包好，他要把它当成传家宝，世世代代传下去。

（有删改）

科学

韩少功

    马桥人在岭上打柴，担回来摊在地坪里晒干了再烧。湿柴很重，担在肩上十分咬肩。我们知青^①后来想出一个主意，砍了柴以后就摊在岭上晒，晒干了，下次砍柴时再来担。每次都是摆上一次砍的柴，也就是干柴，担子就轻一些。罗伯听说这个办法好，换了我的担子试一试，眼睛瞪大，说确实轻好多么。

    我说这是因为一大半的水分都蒸发了。

    他放了我的担子，还是担着他刚砍下的湿柴往岭下走。我有些奇怪，追上去问他，为何不试试我们的办法？

    “柴都不想担了，这人横看直看都没有什么活头了。”

    “不是不担，是要担得科学一点。”

    “什么科学？还不就是学懒？你看你们城里的汽车、火车、飞机，哪一样不是懒人想出来的？不是图懒，如何会想出那样鬼名堂？”

    一句话把我堵得好一阵没吐过气来。

    他又说：“科学来科学去，看吧，大家都要变马鸣。”

    他是指住在山洞“神仙府”里的主人。马鸣住在那里从来没有出过工，自己的事情都不想做，有时候找回来一点瓜菜，懒得烧火，就生着吃。这样生吃惯了，以后找回来的米，也嘎哧嘎哧放在嘴里嚼，嚼得嘴角上全是粉渣。人家笑他，他还有一套一套的讲究，说煮熟了的东西不营养，山上的老虫豹子从来都是生吃，劲比人大，病比人少，有什么不好？他认为这样吃比较科学。

    他一到冬天就不洗脸。脸上结成壳了，就用手干搓一把，或者掰几下，刮几下，就掉下一块一块的壳皮。他不说自己怕冷水，反而说人洗多了脸不科学，把一点好油气都洗光了，伤皮。更可笑的是，他从溪里挑一担水回家要半个时辰，尤其是上坡的时候，走着“之”字路，扭过来拐过去好半天还在半途中。站在坡上的闲人奇怪，说你放了一担水再唱戏不好么？马鸣说：“你们晓得什么？这样走才省力。詹天佑当年在八达岭修铁路，就是修的‘之’字路。”

    旁人不懂詹天佑何许人也。

    “你们如何会晓得！”他一脸清高和傲慢，不屑与众人白费口舌的样子，担着他那两桶水，依旧扭过来拐过去，把宝贵的气力省到神仙府去了。

    这以后，人们说神仙府简直要成为科学院了。可以想象，当马桥人从马鸣身上体会“科学”一词的含义时，不会对这个词有太多的好感。我怀疑，他们后来对上面发来的一些科学种田小册子看也不看，撕成纸片卷烟丝；他们对上面一遍一遍关于科学喂猪的广播无动于衷，甚至割了广播线当铁丝，用来箍尿桶，都是出于一种心理惯性。

    也就是说，他们对马鸣的嘲笑“连坐”了科学。有一次，马桥的一伙汉子去长乐街挑石灰，在公路上遇到一辆正在停车修理的大客车，觉得十分新奇。他们围上去，情不自禁地用手中扁担把客车壳子敲得咚咚咚震响，眼看着把好端端的车壳捶瘪了两块，躺在车底下修车的司机气得钻出来大骂，操着扳手要打人，才把马桥人轰开。但马桥汉子们抑制不住一种莫名的冲动，逃远了，还回头大喊大叫，捡起石块朝大客车使劲扔过去。

    他们与司机无冤无仇。他们也从无破坏的恶习，比方走过任何一户人家时决不会把扁担往墙上或门上敲打。他们为什么一到汽车面前就忍不住要动手呢？我只能怀疑，他们嘻嘻笑笑的下面，隐藏着一种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嫌恶——嫌恶一切新玩意，一切科学的成果，一切来自现代都市的机械怪兽。在他们看来，所谓现代都市不是别的什么，不过是罗伯说的那一大群科学人，亦即懒惰的人。

    把这场挑衅汽车的事件归罪于马鸣，当然有些牵强，也不大公正。但一个词的理解过程不光是理智过程，也是一个感觉过程，离不开这个词在使用环境里与之相关联的具体形象、具体氛围、具体事实。这些东西常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这个词的理解方向。对词语实际理解的定型，可能长远影响一个人或一个民族今后的心理状态和生存选择，却不是这些词的字面意思所能负责的。

    那么，“科学”这个词，既不能对罗伯等人猖狂抵毁科学的言论负责，也不能对马桥汉子们在公路上抄起扁担对科学成果群起而攻的偶发事件负责。

    谁来负责呢？是谁使“科学”成为了马桥人唯恐避之不及的邪恶？

    我只能说，应该负责的，可能不仅仅是马鸣。

（选自小说《马桥词典》，有删改）

【注】①知青，全称“知识青年”，这里特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自愿从城市到农村或边疆去参加劳动建设的年轻人，他们多数是初中或高中学生。

番表

——在火车上

老舍

    我俩的卧铺对看脸。他先到的。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和茶房捣乱。我买的是顺着车头这面的那张，他的自然是顺着车尾。他一定要我那一张，我进去不到两分钟吧，已经听熟了这句：“车向哪边走，我要哪张！”茶房的一句也被我听熟了：“定的哪张睡哪张，这是有号数的！”只看我让步与否了。我告诉了茶房：“我在哪边也是一样。”

    车开了之后，茶房来铺毯子。他又提出抗议，他的枕头得放在靠窗的那边。在这点抗议中，他的神色与言语都非常的严厉，有气派。枕头必放在靠窗那边是他的规矩，对茶房必须拿出老爷的派头，也是他的规矩。我看出这么点来。

    车刚到丰台，他嘱咐茶房“到天津，告诉我一声！”

    看他的行李，和他的神气，不像是初次旅行的人，我纳闷为什么他在这么早就张罗着天津。又过了一站，他又嘱咐了一次。茶房告诉他：“还有三点钟才到天津呢。”这又把他招翻：“我告诉你，你就得记住！”等荼房出去，他找补了声：“混帐！”

    骂完茶房混帐，他向我露了点笑容。笑完，他又拱了拱手，问我“贵姓？”我告诉了他：为是透着和气，回问了一句，他似乎很不愿意回答，迟疑了会儿才说出来。待了一会儿，他又问我：“上哪里去？”我告诉了他，也顺口问了他。他又迟疑了半天，笑了笑，定了会儿眼睛：“没什么！”这不像句话。我看出来这家伙处处有谱儿，一身都是秘密。旅行中不要随便说出自己的姓，职业，与去处，怕遇上绿林中的好汉；这家伙的时代还是《小五义》的时代呢。我忍不住的自己笑了半天。

    到了廊房，他又嘱咐茶房：“到天津，通知一声！”“还有一点多钟呢！”茶房嘹了他一眼。

    “快到天津了吧？”这回是问我呢。“说不甚清呢。”我这回也有了谱儿。

    “老兄大概初次出门？我倒常来常往！”他的眼角露出轻看我的意思。“嗳，”我笑了，“除了天津我全知道！”他定了半天的神，没说出什么来。

    查票。他忙起来。从身上掏出不知多少纸卷，一一的看过，而后一一的收起，从衣裳最深处掏出，再往最深处送回，我很怀疑是否他的胸上有几个肉袋。最后，他掏出皮夹来，很厚很旧，用根鸡肠带捆着。从这里，他拿出车票来，然后又掏出个纸卷，从纸卷中检出两张很大，盖有血丝胡拉的红印的纸来。一张写着——我不准知道——像蒙文，那一张上的字容或是梵文，我说不清。把车票放在膝上，他细细看那两张文书，我看明白了：车票是半价票，一定和那两张近乎李白醉写的玩艺有关系。查票的进来，果然，他连票带表全递过去。

车快到天津了，他忙得不知道怎好了，眉毛拧着，长牙露着，出来进去的打听：“天津吧？”仿佛是怕天津丢了似的。茶房已经起誓告诉他：“一点不错，天津！”他还是继续打听。入了站，他急忙要下去，又不敢跳车，走到车门又走了回来。刚回来，车立定了，他赶紧又往外跑，恰好和上来的旅客与脚夫顶在一处，谁也不让步，激烈的顶着。在顶住不动的工夫，他看见了站台上他所要见的人。他把嘴张得像无底的深坑似的，拼命的喊：“风老！凤老！”

    风老摇了摇手中的文书，他笑了：一笑懈了点幼，被脚夫们给挤在车窗上绷着。绷了有好几分钟，他钻了出去。看，这一路打拱作揖，双手扯住风老往车上让，仿佛到了他的家似的，挤撞拉扯，千辛万苦，他把风老拉了上来。

    忙着倒茶，把碗中的茶底儿泼在我的脚上。

    坐定之后，风老详细的报告：接到他的信，他到各处去取文书，而后拿着它们去办七五折的票。正如同他自己拿着的番表，只能打这一路的票；他自己打到天津，北宁路；风老给打到浦口，津浦路；京沪路的还得另打：文书可已经备全了，只须在浦口停一停，就能办妥减价票。说完这些，风老交出文书，这是津浦路的，那是京沪路的。这回使我很失望，没有藏文的。

    他非常感激风老，把文书、车票都收入衣服的最深处，而后从枕头底下搜出一个梨来，非给风老吃不可。由他们俩的谈话中，我听出点来，他似乎是司法界的，又似乎是作县知事的，我弄不清楚，因为每逢风老要拉到肯定的事儿上去，他便晾我一眼，把话岔开。风老刚问到，唐县的情形如何，他赶紧就问五嫂子好？风老所问的都不得结果，可是我把风老家中有多少人都听明白了。

    最后，车要开了，风老告别，又是一路打拱作揖，亲自送下去，还请风老拿着那个梨，带回家给小六儿吃去。

    车开了，他扒在玻璃上喊：“给五嫂子请安哪！”车出了站，他微笑着，掏出新旧文书，细细的分类整理。整理得差不多了，他定了一会儿神，喊茶房：“到浦口，通知一声！”

（原载一九三六年十月《谈风》第一期，有删改）

话友

聂鑫森

    1972年深秋的一个凌晨，白霜染地，西风砭骨。

    五十岁出头的时子春，从望天湖五七干校偷跑出来，他要赶往百里外的湘潭市一家中医院，去探看弥留之际的话友季尊秋。

    何为话友？只因他们都是湘潭市“胜利话剧团”的演员，共事多年，关系极为亲密；工作之余，又喜欢互相召邀，在一起天南地北地聊天。演的是话剧，说的是心里话，不是“话友”是什么？

    时子春先是紧走疾行，然后碰见一辆老乡开的拖拉机，搭了几里路的顺风车，再赶到一个乡镇的长途汽车站，等了一个多小时，才坐上一辆浑身吱啦啦响的客运汽车，慢吞吞开往湘潭城，他没头没脑地在心里直骂。

    昨天上午，时子春忽然收到季夫人寄来的一封信，说尊秋已是胃癌晚期，唯一的愿望，是和多年的老搭档时子春见个面。季夫人还说，恐怕时子春请假难，即便来了，病房外有看守人员也难得进去。她之所以写这封信，是怕伤丈夫的心。时子春含着泪，去向军代表请假，理由是家里病了人，没想到军代表大手一挥，说：“不行！”

    时子春扭头就走，心想：你说不行我说行，老子自个儿去！

    季尊秋怎么没到干校来呢？他出身地主家庭，而且他扮演过许多帝王将相，却不肯出演一个工、农、兵的角色，口头禅是：我只演让我怦然心动的戏。“文革”拉开序幕后，骨格清奇的季尊秋，对任何莫须有的罪名一概缓缓出语予以驳回。愤怒的“革命群众”不但狂呼“打倒季尊秋”的口号，还常施以拳脚把他打倒在地……当时敢和季尊秋同排而站的只有时子春。

    台上没戏可演，他们便常悄悄相聚，说说心里想说的话。

    “子春兄，我们搭档演过多少戏呀。《戊戌变法》，你演谭嗣同，我演康有为；《甲午惊涛》，你演邓世昌，我演李鸿章。”

    “尊秋兄，《甲午惊涛》还参加过全国话剧汇演，得了一等奖。”

    “我不演工、农、兵的角色，是我自知性格、气质、形体不适合演，演显官大员、儒生学人则本色当行，这怎么是看不起劳动人民？”

    “记得吗？我曾自制一把大折扇，用隶书写四个大字‘丰华真率’，然后送给了你，你的演技与之最为匹配。”

    “为答谢兄，我画了一幅大写意的邓世昌肖像作为回赠。你称赞说：‘传神取貌，活活如生。’让我得意了好多天。”

    “是呀，尊秋兄，还记得那场戏吗？邓世昌要去谒见李鸿章，门官拦阻，于是，我大声叫嚷。你在内厅响亮地喝道：‘谁在二堂喧哗？’这句话声调、节奏恰到好处，激起一片掌声。”

    “以后这句话居然变成了团里的常用语，遇到有人吵嘴了，开会发生争论了，不知谁会学着用我的腔调，一声喝问：‘谁在二堂喧哗？’于是，马上一片宁静。眼下我真想对这个世界大喝一声：‘谁在二堂喧哗！’”

    “尊秋兄，你有胃病，要多多保重，天天下雨、打雷，就没个开天放晴的时候？”

    “是的……是的……”

    汽车到达湘潭市中医院已是上午十一时。时子春跑步去住院部大楼的肿瘤病室，他向值班护士打听季尊秋住在哪儿？护士说：“408室。不过，他因胃部剧痛，正在昏迷中。再说，这个人问题严重，有专人在门外站岗！”

    时子春没听完，就大步来到408室门前，伸手就要去推门。

    两个壮实的年轻人上前拦住时子春，大声吼道：“外人不准探看，走开！”

    时子春双眼圆睁，头一昂，说：“我要探看我的话友，谁拦阻，我跟谁急！”

    “你是吃了豹子胆了，季尊秋是什么人？有问题的人。你来探看就是他的同党！”

    “我只知道他是受群众欢迎的演员，是个好人。”时子春蓦地捋起袖子，露出手臂上铁硬的腱子肉。

    就在这时，病房里传出响亮的喝问：“谁在二堂喧哗？”

    是从昏迷中醒过来的季尊秋的声音。

    时子春狠狠地把两个年轻人扒开，然后轻轻地推开病房的门，应声而入。他情不自禁地做了一个将马蹄袖左右拂扫的动作，“啪、啪”的声音响得很利落，再抢步上前，单腿打千，低头说道：“回大人，在下邓世昌，拜见中堂大人。”

    “平身！”

    时子春站起来，走到病床前，紧紧地握住季尊秋伸出的双手。

谁也说不出话，只有泪眼相看……

（有删改）

一语未了，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黛玉纳罕道：“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恭肃严整如此，这来者系谁，这样放诞无礼？”心下想时，只见一群媳妇丫鬟围拥着一个人从后房门进来。这个人打扮与众姑娘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带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衡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裉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黛玉连忙起身接见。贾母笑道：“你不认得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皮破落户儿，南省俗谓作‘辣子’，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了。”黛玉正不知以何称呼，只见众姊妹都忙告诉他道：“这是琏嫂子。”黛玉虽不识，也曾听见母亲说过，大舅贾赦之子贾琏，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之内侄女，自幼假充男儿教养的，学名王熙凤。黛玉忙陪笑见礼，以“嫂”呼之。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谅了一回，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说着，便用帕试泪。贾母笑道：“我才好了，你倒来招我。你妹妹远路才来，身子又弱，也才劝住了，快再休提前话。”这熙凤听了，忙转悲为喜道：“正是呢！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了，又是喜欢，又是伤心，意忘记了老祖宗。该打，该打！”又忙携黛玉之手，问；“妹妹几岁了？可也上过学？现吃什么药？在这里不要想家，想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们不好了，也只管告诉我。”一面又问婆子们：“林姑娘的行李东西可搬进来了？带了几个人来？你们赶早打扫两间下房，让他们去歇歇。”